《资本论》与条目体
——兼析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
转自《经济学动态》微信公众号短文
大道至简，《资本论》时代性地王者归来，这是经济学“文化自信”的表现与使命性所在。然则，《资本论》必须作为“批判的知识理论”看待。但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存在一种倾向性：将《资本论》从对象上理解为“体系的辩证法”，热衷于由文本主义的视角来诠释它的运动和构造，以此寻求解释学语境中的理解，创生“工作话语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势必将《资本论》的研究“去特质化”，直至将之理解为单纯的一种构造——知识体系或逻辑学的认识论。解决办法是走出“文本诠释学”的路径。文章认为，《资本论》四卷都可认识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不独为纯文义上的逻辑组装。这个争论深化了对象和知识的分隔问题，通过引入“一致性”的规定，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内容到形式的工作路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叙述的主观解释功能。
关于《资本论》作为“批判的知识理论”之生产与表达，文章强调：不同于从形式到形式的“精确科学”求索法，《资本论》以实践化的“内容”“形式”辩证法因应对“本体”和“本相”的关系。由此可见，实践态的辩证法从批判工作出发，解决了起点规定的“形而上”问题：商品的起点决不是什么孑然独立的“逻辑起点”，而是客观(发展)起点与主观(批判)起点的高度统一。
关于条目体的研究规定性，文章提出了独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释。它的工作链条是：《资本论》的文本三形态“史书形态”、“逻辑形态”和“知识形态”——范畴的多重规定意义的复合(历史范畴、逻辑范畴、知识范畴)——《资本论》中的“知识的二重态”：作为“逻辑定义”的知识和作为“批判对象”的知识。为了深入说明这个问题，文章讨论了一个著名的学术实例：明清学术传统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比较与综合，将横亘在两者之间的“学术异同关系”视为东西方文明的“裂谷”与“缝合”。据此可认为，《资本论》是兼容了章节体和条目体的综合类著述。《资本论》对形式逻辑保持了十足的戒备，在于对批判的知识理论建构路径的坚持，在于对学科综合态的“抽象力”理论的坚守。所以，《资本论》在西方世界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反倒在中国有充分的发展。而这本身就可说明西方学术传统及其新进展和《资本论》之间具有相当的异质性，而相反，《资本论》的学科底蕴规定的研究则是通往“中华原创”的有机的工作桥梁。“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授之以无水之鱼，不若授之以有水之鱼。”文章再次声明：《资本论》作为“经典中的经典”，要义在于优先作为“历史作品”，次之为“科学作品”，以达成“历史之用”。
在结语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生产”，作者这样写道：正是由于巧妙运用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一体贯通，在条目体中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的“史书形态”和“逻辑形态”，同时使我们深刻了解了《资本论》独特的“知识形态”;而又由于对条目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实际应用，得以从工作逻辑形式上巧妙构造了知识形态的“二重性”，使知识成为辩证法工作语境中的“抽象”的具象化。从而，《资本论》的方法必然和“中华史书”工作方法及逻辑内在契合，因为《资本论》的“知识”正是指向中华的知识概念——行知(阴阳互动模式内的抽象与具体统一)。它使知识“游走于”诸学科，而不是局限在学科边界之内，不是成为学科划界的依据，——因为学科划界标准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历史”。
可见，文章写作的切入点是“《资本论》与条目体”，论证的指向委实是它的副标题。同时，论证的方式亦有特别之处，乃是基于学科建设的角度(意在讨论“学科融合”)和从“学科规范——学科方法——知识构筑”路径上进行。这是一个《资本论》的创新研究视角，也是从中华历史文化语境提炼学科工作规定的一个原创性努力。文章以“条目体”表意“研究方法”，以“章节体”表意“叙述方法”，使得马克思的学科方法用语有了中华的“具象性”。然则，文章认为：从方法论和学科规范入手，需要将《资本论》提升为“史书”高度予以对待，而全面审查“史书意义的科学作品”工作体例委实为了求取“研究规定”。这是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工作的需要。推广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所做的“研究”与“叙述”的区分，并不意味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划界，而是要突出研究规定，强调“研究方法”的工作领衔性。
总之，主题创意是历史学术实例中的“学科规范”研究，写作特色是最大限度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的中国表述，反映了作者一贯的行文特点：大气磅礴，批判精神，语言新颖，思维方式中国化。可以提示的重要观点是“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它涉及《资本论》的中华“本土元素”，涉及中国历史、中华思维和语言研究，涉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方法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法论的统一性的把握，因而必须在《资本论》研究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而这也将反映在作者的一系列的后续研究成果中。
……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30013，电子邮箱：xuguangwei126@126.com。
原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2期。
【附件】
文章内容提要：从方法论和学科规范入手，需要将《资本论》提升为“史书”高度予以看待，从而全面审查“史书意义的科学作品”工作体例，乃是为了求取“研究规定”。条目体领衔的体制指示了《资本论》文本的“三个形态”：史书态、逻辑态和知识态，而促成研究工作对“文本诠释学”的整体走出。引出下列研究动议：其一，研究方法构成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真态”;其二，条目体与章节体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工作分野的不同表现形式;其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最终引发的“唯知识论”是对形式逻辑叙述过于关注的结果，并为资产阶级利用;其四，我国明清学术具有“天然的”条目体与章节体结合的传统;其五，《资本论》批判的知识理论建构路径本质上是行动路线，根源于历史行动之思维力，最终生发知识的“新型的意义”。然则，《资本论》决非描绘唯物主义反映论意蕴的“客观知识体系”，而在于谱写“实践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之路，由《资本论》奠基的知识的二重形指示了历史现实发展的“逻辑字母”意义的批判规定。
关键词：《资本论》 条目体 政治经济学 批判 学科规范 研究 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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