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久以来，卢卡奇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确认为理论先驱，他于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更是被看做西马理论的开山之作。西马在政治上对苏联持反对态度，这本书也被认为既是针对第二国际的批判，又是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例如，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就曾将《历史与阶级意识》看做与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不错，卢卡奇此书自承延续德国观念论的传统，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宿命论”，摒弃实证主义方法论，倾向于对资本主义之为总体秩序进行文化和哲学批判，强调“实践”(praxis)在无产阶级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些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可以将自己的思想源流上溯到“前斯大林时期”的卢卡奇。齐泽克则从相反的意义上陷入了对卢卡奇的“误解”。他同样认定卢卡奇是西马的起源，但他并不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阐述的是反列宁主义的异端思想，反倒认为此书的理论底色其实是列宁主义的。他也因此称卢卡奇是“最具权威的列宁主义哲学家”。齐泽克的结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创始人那里曾有政治参与的向度，但到了以后的发展中却从政治领域退回到观念领域，沦为“辩证法的溃败”了。
(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9-10-1
本文认为，齐泽克关于卢卡奇此书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的说法，较之多数西马理论家，是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如果仅仅看到卢卡奇的理论直接来自列宁主义，将二者等量齐观，也是不确当的。二者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别，需要细心加以识别。从概念的使用方式、认识的条件、理论各自的用途及影响入手，对比卢卡奇和列宁的理论，这里面有哪些不同?卢卡奇是如何将列宁的政党组织和这些抽象概念结合起来的?决定他的理论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又是如何决定的?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能够如齐泽克所愿，构成对法兰克福学派以来西方左派在政治上的无为状态的责难。本文试图说明的是：卢卡奇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建构，不是对列宁所开创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是对它的一种哲学辩护;但和列宁直接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理论相比较，二者在性质上是大为不同的。后者服务于发动革命的现实政治目的，前者却服务于体系性的、抽象的哲学建构。
爱德华·伯恩斯坦
为了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澄清误解，有必要回顾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卢卡奇本人对这本书所引起的相关“误读”的回应,从而了解这本书的前世今生。
这一时期的卢卡奇有需要回应的特定的理论问题。问题始于第二国际那场由伯恩施坦所开启的“改良还是革命”的论战。伯恩施坦将垄断、信用等经济现象作为颠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的例证，主张用渐进的运动取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以伯恩施坦挑起的这场大争论为起点，随后的一系列分歧和论争引导到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分裂。当时针对伯恩施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回应，一者以考茨基和倍倍尔为代表，在理论上仍然坚持革命，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则奉行改良道路;另一者则以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坚持革命的理论、组织及策略，这背后的理论预设则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必然衰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巨大动荡事实上宣告了前者“革命观望态度”(revolutionärer Attentismus) 的破产：在物质条件足够发达的西欧，并没有伴随标志着资本主义秩序崩溃的世界大战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在物质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欧，无产阶级自身也并不成熟的俄国，反而爆发了一场成功的、由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在挑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假设——即客观的经济条件并非首要的和决定性的;主观性的、意识的作用反而处于关键地位。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倒置”需要一个全新的、系统的解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写作正是为了超越卢卡奇所认定的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和改良主义，证明落后的俄国先于经济发达的西欧而夺得政权这一决定东西方社会主义历史分野的关键变量——列宁式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卢卡奇想要解答的中心问题是，列宁主义在政治上的成功，在哲学的意义上是如何可能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冗长晦涩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下面，是一位刚刚归附列宁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从他对那一时代现实政治斗争的观感中抽取出来的哲学言说。
二
首先，有必要回顾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是如何界定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并对比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的相关提法。
《怎么办?》和《阶级意识》都强调无产阶级意识中的主观因素。在《怎么办?》中，列宁从西欧改良的现实和俄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中得出判断：社会主义学说不可能从工人自发的生活经验中归纳得出，进入到他们的头脑中而成为自觉的阶级意识。如果革命家不去创立和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那么，工人的天然倾向只能是工联主义的，因此，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只会越来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列宁在这里默认的前提是：革命精英和大众在认识能力上有天然的界分，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应该告诉无产阶级如何思考自身的处境并引导他们摆脱受压迫局面，从而使盲目无知的群众获得接近真理的机会，自觉地成为驱动历史进步的阶级力量。
格奥尔格·卢卡奇
卢卡奇则进一步为列宁寻找理论依据，卢卡奇将阶级意识定义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zugerechnetes Klassenbewusstsein)。其特性有二，一是它不可能从工人阶级内部自发产生;第二，作为一种正确的对历史地位的认识，它具有某种自我超越性，能够从工团意识和资本主义的物化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无可争辩的实际客观性”。
虽然，列宁和卢卡奇谈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时有着相似的理论结构，但是，列宁和卢卡奇在使用“阶级意识”这一概念时，却有着大为不同的理论目的。
在列宁看来,阶级意识是一件和政党宣传有关的事。他在《怎么办?》中重点讨论了如何克服《工人事业》杂志的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倾向，认为应该将《火星报》的办报宗旨放在“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提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并且以《火星报》的编辑部作为扩展和强化各地方党组织集中性的重要联结，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革命资源的统一与整合。
列宁
和列宁有明确的现象所指和清晰的政治目标截然不同的是，当卢卡奇使用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时候，是为了其历史哲学的理论构筑。卢卡奇将阶级意识、政党这些概念，都内嵌于他以辩证法作为联结的思想结构之中。由于卢卡奇假设工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唯一可能的意识来源就是和机器的联系，这一假设堵截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秩序下能够自发爆发产生革命力量的全部可能。商品的拜物教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在理性的铁笼下，人的理性被工具的理性蒙蔽，因而无从认识历史的总体以及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因此，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个人与社会出现了分离。然而，辩证法是能够把握零散现象之间的联系的认识工具,是连接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从而达成一种客观的、总体的、确实性的知识。
卢卡奇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不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批判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第二国际正统理论为经济宿命论，将他们的观点简化并贬抑为经济因素论，指斥他们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5]在他看来，“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对辩证法来说，‘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问题都失去了互有的、固定不变的异性，并相互汇合起来”，因而历史的“总体性”成为了优先于经济必然性的对辩证法的规定。不同于成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实证分析的路径，卢卡奇的这种规定完全是从观念论出发的——即一定要从总体上去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并在这其中厘定无产阶级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
通过对阶级意识实践性的强调，卢卡奇将所关注的问题放置在康德以来思维与存在之间二重性的问题史传统之中，并认为自己对无产阶级意识的阐述使该问题获得了理想的解决。他认为，康德只是把二重性从逻辑学中撵了出去，但二重性却以现象与物自体的对立保留下来。而费希特则找到了克服经验中主体和客体二重性的统一点。“从同一的主体-客体(identische subjekt-objekt)出发，把每一种既定性把握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的产物，把每一个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这种统一是活动(Tätigkeit)”。但是，这仍然是个别的、具体的统一，只有真正到了黑格尔，转向了历史这个场所，从思想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意义上，个别内容的具体性才和总体性表现为积极的统一。此时，思维与对象之间不再是相互分裂和彼此对立，而是思维不断参与和决定着现象的生成，亦即对象不再是固着在经验世界中和自己无关的客体。当思维的真理超越对象的直观性，揭露出蕴含在其中的现实——这一尚未得到实现的将来——思维也在自觉地参与和创造着正在生成的未来。随着这种立场的转化，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但卢卡奇认为，黑格尔最大的局限在于，他是面向历史而不是面向未来的。因而，他找到的历史主体仍然是“世界精神”这一不可把握之物。“由于黑格尔哲学已经不可能在历史之中发现和指出同一主体-客体，所以他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中建立了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为了能够在方法论上超越这种二律背反，卢卡奇认为，“把辩证的方法当做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正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在自己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之间建立起这种实践关系，以无产阶级自我意识作为内在环节的革命实践，才是辩证法最终的、具体的实现，这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实现。
总之，卢卡奇此番理论创建不仅来源于对新现象的抽象化和概念化冲动，他还为阶级意识找到了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史脉络，这即是“物化与阶级意识”一文的目的。卢卡奇不仅要超越第二国际来自左、中、右派的理论家，还要立足于德国的知识传统，跻身于回答一流问题的思想家之列，进而试图超越大师。
三
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来说，建构理论的动机首先是为了生产一种知识产品，能够指出第二国际经济宿命论的局限，对俄国革命的成功给出新的理论框架，并且向上可承接德国观念史的传统。智识的领域才是卢卡奇的战场。
虽然，卢卡奇对于革命本质的理解和他关于政党机构的目标都与列宁完全一致，但他那种哲学式的推理过程却给予一种政治策略主张以严格意义上的定性，这使得他的理论大不同于列宁实践中的灵活。他对于实践的强调虽然直接来自对列宁及其革命实践的观察，然而，他的概念抽象却难以避免陷入到主观唯心主义之中，也就是说，卢卡奇哲学化了的列宁主义和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理论的列宁主义大为不同，它非常有损于共产国际关于列宁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然继承者的正统主张。列宁建党理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活动开辟道路，这一理论固然是高度强调革命意志，但一旦有人使之上升为一种唯心主义意志论，列宁就无法接受了。这大概就是列宁批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水平的缘故。
卢卡奇使用概念的方式是从概念到概念的;不同的是，列宁使用的概念都有明确的现象所指。对于列宁来说，概念和理论更是对现实的一种比附，绝非对现实的远离。譬如，列宁曾经多次表扬卢卡奇坚持总体论的观点，但是从没有过无产阶级意识做为历史的主体-客体中介物的说法。因为“中介”这一概念仅仅是卢卡奇为了解释自我意识如何上升为改变世界的客观力量——这一纯粹哲学化的目的——而创建的。“中介”概念的作用在于联结概念与概念，而没有任何相应的现象作为对应。
不仅如此，在“辩证法”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对于列宁来说，与其说辩证法是一种沉思式的观念构筑，不如说更是一种具体革命实践中对斗争策略和斗争过程的描述：“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
此外，关于“政党组织”的概念，二人的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对于列宁来说，政党组织是一个需要不断通过和党内反对派作斗争，在一个个具体的革命任务中自我锻造的政治实体，始终处于创造中和形成中的状态。革命家组织是直接服务于革命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然而，卢卡奇却将列宁式的党组织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外在化的显现，它作为一种既成的存在，讨论“政党”在历史哲学的任务和意涵。他对于政党概念的固着于解决历史哲学的难题，而并不指向对现象的直接改造。对于列宁来说，政党的革命实践是在处理一个个变动不居的新的条件，并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促成局限条件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而卢卡奇来说，他更加核心的关切是一般化的“为什么?”，而不是具体的“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列宁主义和卢卡奇理论的政治影响不同。列宁曾试图引入民主集中制，通过强调应该向无产阶级大众学习，力图保证党内民主的实现;但是，在卢卡奇的理论中，政党则作为无产阶级自我超越的历史中介，仅仅是群众的教育者，不存在任何向群众学习的理由。这是因为他已预先设计好了工人在心理意识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差距。当革命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要求时，工人阶级自身又极其落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类似于天启和神性降临这一无可争议的现实出现，工人将无从克服自发的工联主义，亦没有任何可能突破资本主义理性社会的铜墙铁壁。这样一种理论的构筑将不可避免地为随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危险敞开大门，亦即政党宣称自己掌握着关于阶级意识的终极真理，并以此作为手段，使无产阶级沦为少数精英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材料。当然，这并不等于卢卡奇必然认同斯大林，而是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存在卢卡奇反对和谴责斯大林的任何位置。
卢卡奇将处于革命动荡时期，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作为某种理想化的类型，并确定为无产阶级自我意识获得实现的中介和外在化形式，放置于黑格尔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位置，用以建构在实践中达成主体-客体相一致、囊括一切(all-embracing)的历史哲学阐释。该理论的产生确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也有需要回应的理论问题。然而，封闭的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意义的赋予却忽视了政党组织是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有其自身的运转逻辑;忽视了政党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死的概念，更是一个需要用实践不断塑造的、鲜活的实体。卢卡奇的理论只在应然的意义上规定了政党应该怎样，而没有能力考查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政党实际怎样，以及会变成什么样。这是哲学化了的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最大差别。当政治实践被抽象为概念之时，即是对实践的一种远离。因而，在卢卡奇的理论之中完全不能预见革命的潮流衰退之后，党内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一旦出现对理想型分析的背离、亦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本文发表于《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转自公众号“雅理读书”。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