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1 乌托邦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

　　由于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实践在中东欧等地区的失败或调整，在全球范围之内，一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乌托邦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托马斯·莫尔1516年创作《乌托邦》时所发明的综合了两个希腊词Eutopia(“福地乐土”)和outopia(“乌有之乡”)意义的Utopia一词，似乎只剩下了后一重含义，而前一重含义则向自己的反面倒转，乌托邦因此成为灾难、梦魇、专制、愚蠢、人间地狱等的代名词和象征。乌托邦之死和乌托邦终结的修辞甚嚣尘上，并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奇怪地纠缠在一起，几乎覆盖了全球的主流媒体、学术研究和舆论空间。

　　但所谓乌托邦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早在福山1989年夏于《国家利益》杂志发表《历史的终结?》之前即已存在很长时间。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的观点，不过是此前的“乌托邦终结”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延续和发展。1940年代，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中，哈耶克即引用荷尔德林的“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作为题记，发出了对于“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2。试图将“天堂”的理想与人间地狱直接划等号，是后来雅各比所称的“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3的典型思路。1950年代和1960年代，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塞默尔·马丁·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等，都加入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乌托邦的终结的合奏。雅各比在《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一书的第一章曾对这种合奏做过详细梳理。

　　这种合奏之所以兴起，基于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1940年代左右，美国曾经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几乎整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集团都脱离了共产党，作为一个思想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几乎从美国的舞台上消失;而在由历史发展的两个链条——以“莫斯科审判、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缔约、集中营、匈牙利工人的被镇压等等一系列灾难”为一端，以“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福利国家的产生之类的社会变化”为另一端——所构成的竞争中，前者在西方的知识界和舆论界落败，西方知识分子对政治问题似乎达成了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4正是这种历史背景构成了贝尔等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基础。尽管贝尔本人最终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也不应当是——乌托邦的终结。甚至有可能，人们只有通过留意意识形态陷阱才能重新开始讨论乌托邦”5，但他仍然观察到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在那些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革命冲击非常了解的激进知识分子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千禧年的希望、太平盛世的幻想、天启录的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因为曾经是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逐渐走到了死亡的终点。”6虽然1960年代兴起的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学生争取民主运动驳斥了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某些学生运动的领袖和支持者甚至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7，但意识形态终结论及试图将意识形态终结与各种各样的乌托邦思想的终结捆绑在一起的企图，此后仍不绝如缕。

　　1968年被称为最后的乌托邦时代。但正是在这个震撼世界之年的前一年，马尔库塞发表了《乌托邦的终结》。当然，马尔库塞的所谓“乌托邦的终结”，是立足于“乌托邦的可能性根本不是乌托邦的，而是对现存事物的坚决的社会历史否定”8：他认为，乌托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指的是各种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变革方案;在对乌托邦的一般讨论中，当一种特定社会环境的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时，新的社会变革方案不可能化为现实。而“我们今天有能力将世界化为地狱……我们也有能力将世界化为天堂。这将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在人类历史及其环境的各种新的可能性不再被认为是旧的可能性的继续，甚至不再被认为与旧的可能性处于同样的连续统的精确意义上，也可以将乌托邦的终结理解为‘历史的终结’”9。他似乎通过强调否定和反抗现存事物的无限可能，将乌托邦从不可能性和空想的指责中拯救出来，从而赋予了乌托邦以新的可能性和超越性，譬如，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面对这种可能性——通往社会主义的路也许可以从科学进入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进入到科学。”10“在我所描述的意义上消除贫困和痛苦是可能的，正如消除异化劳动和我所称的‘剩余压抑’是可能的一样。”11总体来看，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思想，接近于雅各比所说的区别于蓝图派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事事都以精确的指令来规划未来，从社区的大小、家庭的规模到就餐的秩序、谈话的内容，都以英寸和分钟的精确度加以想象和规划。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则保持了未来的某种神秘和玄妙色彩，除了梦想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和未来，并不提供有关这种社会和未来的具体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尔库塞的“乌托邦的终结”，是旧的乌托邦思想的终结，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与现存事物决裂的新的乌托邦思想的开始;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终结”，不是历史的停滞和静止，更不是现存社会已趋于完美，而是与现存事物和历史一刀两断，是新的历史的整装待发和重新出发。这正是他走向“审美乌托邦”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他的乌托邦思想深受当年学生运动甚至嬉皮士运动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观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来，尽管有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家在力推乌托邦冲动和乌托邦思想，但乌托邦思想总体上却遭受了严重的挑战与危机，在多重围困下不断走向衰落。科拉科夫斯基说：“衰落还在继续，乌托邦之梦实际上既失去了智识上的支持，也失去了它们先前的自信和活力。我们世纪的伟大著作都是反乌托邦的或苦托邦(kakotopia)的，即对世界的这样一种展望，在这样的世界中，作者认同的所有价值都已经被无情粉碎了。”12雅各比观察到：“对于繁荣发达的世界和贫穷落后的世界来说，乌托邦理想都已是僵死无疑的了。富人觉得乌托邦思想无关紧要，穷人觉得它不切实际——尤其对某些知识分子而言，觉得它危险可怕。对于绝望的人来说，乌托邦观念毫无价值;对于成功者而言，它们缺乏紧要性;对于思想阶层来说，它们会导致残忍的极权主义。”13富人觉得乌托邦思想无关紧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天堂，是他们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穷人觉得乌托邦观念不切实际、毫无价值，是因为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福利国家的兴起，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确实也使劳动阶层原有的绝对贫困转化成了相对贫困，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又给底层民众提供了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幻象。这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底层民众的阶级意识，一方面使他们满足于当下的个人生活的小确幸，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丧失了对于更美好未来的想象能力。在雅各比所谈及的三种人群中，知识分子和思想阶层对乌托邦思想和观念的态度最为怪异和令人费解。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中，一些广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如哈耶克、波普尔、伯林、阿伦特、塔尔蒙等)，在自己对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极权主义、集中营、种族清洗等的研究中，无不建立起了乌托邦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和历史灾难的论证逻辑。有的甚至将20世纪所有的暴力恐怖活动与乌托邦挂上钩14，仿佛没有了乌托邦思想和观念，便没有一切极端的历史灾难和社会运动。在这种批评套路和论证逻辑主宰下，将一切乌托邦思想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运动与极权主义、历史灾难划等号便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学术时尚，以致有研究者不无愤懑地指出：“凡属被贴上‘乌托邦(式)的’或‘乌托邦’签的东西，自然都成了要拒斥、唾弃、否定的对象。不仅如此，在这种批判逻辑的暗示乃至推动下，斯大林主义的过错，苏联集体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挫折，都被贴上了同样的标签。这种思路发展的极致，就是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连等式：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乌托邦!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偷换概念、颠倒黑白的暴力叙事逻辑在20世纪通行无阻。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苏东剧变’，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乌托邦的最后判决，另一种奇怪的等式也随之出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乌托邦的失败。由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引领的上述批判大潮与反乌托邦思想，成为20世纪对乌托邦的普遍看法。”15而与此相对照，虽然学术界也有“市场乌托邦”、“后工业社会乌托邦”16之类的说法，人们却很少将资本主义与乌托邦的阴暗面联系到一起。甚至一些明显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反乌托邦作品或具有历史、审美超越性的作品，也被人采用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方式挪用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等之上。针对有人认为《一九八四》是对乌托邦或社会主义的攻击的说法，雅各比提醒人们注意，《一九八四》“很多要素都暗示了资本主义的英国，而非共产主义的苏联。那些‘无产阶级’或者工人，住在阴暗的郊区，除了工作，成天以赌博、电影和足球来消磨时光。他们玩飞镖，看‘渗透着性’的电影。他们也读充斥着犯罪报道、占星术和体育新闻的垃圾报纸。这些没有一样似乎是真正反映苏联工人阶级的。”他并且引用了奥威尔的一位故交艾萨克·多伊彻的看法：“奥威尔非常清楚，这种报纸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且斯大林主义的新闻所犯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错误。”17雅各比也注意到了奥威尔有关《我们》的观点，“1922年的札米亚京不可能谴责苏联的体制造成了单调乏味的生活。毋宁说，札米亚京针对的‘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工业化文明的暗隐的目标。它实际上是对机械的研究’。”18同样，雅各比虽然肯定了《美丽的新世界》影射了苏联共产主义，但基于该作写于1931年，其时希特勒还未上台，斯大林的残暴和专断还未暴露出来，而小说中的领导人被称为“福特主”，人们欢庆的是“福特日”，所以该作更有可能是对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科技化、物质化和美国化的未来趋势的恐惧：“与其说《美丽的新世界》中的敌托邦是对乌托邦道路的拒绝，不如说是对市场化和标准化的反对。”19当然，文学创作的主题内容和审美特征有其超越性。《我们》中的“造福主”、“大一统国”，《美丽的新世界》中的“列尼娜”，《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并不排斥读者联想到苏联的生活，奥威尔在创作中确实也融入了对苏联的批判，但由此延伸出《一九八四》等作品纯粹是对乌托邦或社会主义的攻击，则难以自圆其说。维基解密和“斯诺登事件”面世以后，还有谁能否认“老大哥”式的全天候监视只发生在所谓极权国家呢!

　　当然，纠缠于虚构文学中的反乌托邦、敌托邦的指向问题并不能澄清乌托邦与历史的复杂纠结联系。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即使退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之中，乌托邦与极权主义等之间是否可以直接划等号也是有争议的。辛格认为，“把乌托邦跟极权主义联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歪曲。让我们重复一下，不论苏联领导人犯了何种罪过，他们并不是受乌托邦的鼓舞。斯大林并没有幻想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取消劳动的等级分工或使国家趋于消亡。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也都没有希望把‘联合生产者’的自治政府推广到整个地球。这种说法的明显荒谬性揭露了诽谤背后的狡诈用意。如果要对乌托邦主义进行宣判的话，它也不应该通过这种联系，用人为的诡计来骗人。”20莫里斯·迈斯纳不仅指出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典型集权主义特征的国民党政权“显然与任何乌托邦思想体系从未有过什么联系”，而且明确指出“斯大林主义的俄国(这是完全集权主义模式的最主要的历史实例)不是乌托邦主义胡作非为的典型历史实例，而是乌托邦目标和愿望之形式化的典型历史实例。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搁置起来’，使这些目标变为空泛的形式，然后玩世不恭地巧妙利用那些形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信条和目标，从思想体系上使一个残酷的官僚集权国有的政策和实践合理化。”21雅各比则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明确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民族主义的、种族的以及宗派主义的激情——而不是乌托邦的观念——推动了全球的暴力。在卢旺达、苏丹、伊拉克、北爱尔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还有以色列，哪儿有乌托邦主义者呢?这些地区的斗争仅仅与权力、土地、团体身份认同以及宗教有关。然而，对于所有那些被民族、宗教或种族的观念煽动了的人来说，乌托邦仍是一个很方便的标签。”22任何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联系一旦被标签化，便一方面具有夺人眼球、耸人听闻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也遮蔽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真相和历史教训。

　　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的《1985》描绘的是“老大哥”死后的社会乱象，那可并不是什么人民梦寐以求的至福之地和自由世界：反犹分子主张的是“犹太人该为一切负责”，人道主义高喊的是“像你这样的家伙，都应该被吊死”，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打出的标语是“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曾经的资本主义者所高扬的旗帜则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观念的混乱、社会的四分五裂、人类的极端原子化，所构成的绝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的乌托邦的实现。而在真实的历史场域中，冷战的结束，科技的发展，也并没有让人类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我们再也找不出比资本主义体制更好的体制了。麦奎尔曾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恩德莫公司制作的电视节目《老大哥》和一位华盛顿学生声名鹊起的“网红”生活：在《老大哥》中，一群人在一个为期数月的时段一起生活于一栋房子中，被数百万匿名的观众所观看;1996年，詹尼弗·林利开始“过直播生活”，用一部数码照相机将自己的一间学生宿舍的生活上传到网络，让无数匿名的偷窥者分享到自己分毫毕现的、有时还不无色情意味的私人生活。这是《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监控之下的生活和福柯将其与边沁的圆形监狱联系起来的现代处境的倒置：“许多人现在不是害怕被观察，而是显然害怕未被观看。”23结合目前影视、网络、娱乐各界形形色色的没有八卦也要制造出来的各种“求关注”行为，我们不得不说，从害怕隐私被侵犯到希望隐私被关注，个人隐私早已转化成了资本主义传媒时代的一种“生产力”。种种迹象表明，从《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五》，乌托邦或许已死，但历史远未终结。

　　2 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但一定程度上，所谓乌托邦的终结和乌托邦的死亡，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希望它终结和死亡，正如同“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希望全球的社会主义体制都采取“休克疗法”突然终结和死亡一样。所以，正如詹姆逊所说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最有趣的肯定是弄清楚为什么乌托邦会在一个时期内繁荣兴旺，而在另一个时期却销声匿迹。”24

　　赫茨勒注意到西方乌托邦思想大规模兴起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347年首先在南欧地中海沿岸出现黑死病，使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大批农奴死亡造成了劳动力缺乏和工资上涨，某些世袭家族的整体消失甚至使一些农奴发现自己实际上主宰着广阔的庄园。这样的历史变动，使各地的封建主逐渐认识到了他们完全依附于劳动者，而不是劳动者依附于封建主，这也是劳动者第一次看清楚自己劳动的价值和自己的阶级地位：“下层阶级就像刚会飞的小鸟一样，开始认识到他们也有翅膀。黑死病促进了阶级分化的进程。从那时起我们看到阶级觉悟逐渐发展起来，并出现了公认的阶级利益。新的阶级正在从封建与庄园社会及其内部关系的解体中逐渐形成，开始对社会、工业和政治条件产生影响。大家对占有土地的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裂痕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裂痕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安定现象。为了减轻这一痛苦，社会改革者从此忙碌起来，并构想出一个不存在不安定和矛盾的理想社会。”25社会的分化既启发了底层民众的阶级觉悟，也启发了社会改革家的乌托邦想象。随后由哥伦布所引发的“地理大发现”，更是激发了经典乌托邦作家和思想家的空间想象力。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安德里亚的《基督城》(1619年)、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培根的《新大西岛》(1626年)、哈林顿的《太洋国》(1656年)等经典乌托邦名著纷纷面世。

　　格雷戈里和萨金特曾将莫尔之后乌托邦传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16和17世纪的宗教激进主义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平等主义规划，这一脉络的思想最终导致了19世纪的社会主义;第二，从16世纪开始的地理发现促成了对原始民族的美德与罪恶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第三，17世纪以降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更新给人类呈现出无限进步的前景，例如可以获得更好的健康，更长的寿命，可以随心所欲地征服自然，这也引发了20世纪的科幻小说和表达我们时代的焦虑与恐惧的反乌托邦、敌乌托邦想象;第四，在18世纪末北美和法国的革命运动中，力图达到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的理想风起云涌。26可以说，自16世纪以来，人类的重大社会运动与历史变动都伴随着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实践，两者构成了一种相互触发的共生关系。

　　但任何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实践，从其诞生起便面临着“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危险境地。由于“乌托邦”一词本身即含有“乌有之乡”的意思，乌托邦思想者和实践者一开始便不得不为乌托邦的可能性、真实性、合法性做各种各样的辩护和论证。甚至采用小说形式来建构乌托邦世界的莫尔、安德里亚等人，也被迫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为这种可能性、真实性、合法性做各式各样的保证和证明。莫尔预见到《乌托邦》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读者的指责和攻击：“多数人对学问一窍不通，不少人瞧不起学问。无文化的人对绝不是无文化的任何东西总认为不合胃口，把它排斥。一知半解之徒把不是堆砌陈词废语的一切看成平凡无奇。有些人只赞赏老古董;无数的人敝帚自珍。张三忧郁成性，听不得笑话;李四又缺乏风趣，拿诙谐当禁条。”27安德里亚告诫自己的基督教读者：“要是有人怀疑我书中所描述的真理，那么可以让他暂且不要下评语，等到海上旅行和漫游的各项报告都出来之后再说吧。”28这事实上是将是否真理的价值评判交由未来决定。

　　乌托邦思想和实践所面临的最多指责之一，是其异想天开，不可能实现。但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的：“有理由认为，在某一时间内的不可能仅仅通过在其不可能时将其陈述出来就可以变成可能……作为乌托邦的乌托邦的存在是其最终不再是乌托邦的先决条件。”“乌托邦是社会巨变的先决条件，就像不现实的努力为现实的努力提供前提一样。”29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太多被前人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在后人那里得到了实现。甚至今天被“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封建时代也曾被人视为天方夜谭的空想。在哈林顿创作《大洋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是乌托邦的想象，然而正是这种想象,成为后来一系列制度设计的重要思想资源。赫茨勒注意到：“麻省宪法中关于‘法律王国’和轮流执政的原则直接取自《大洋国》。无记名投票写进了纽约州的第一部宪法;这在哈林顿提出这个想法后一百年就实现了。1872年这种想法终于在英国得以胜利实现。当把这种想法用于议会与地方性选举时，人们采取了极严密的措施来维护哈林顿的秘密投票的基本要点。”30乌托邦思想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现实当然也在不断地效仿、调整、修正乌托邦的规划和设计。热衷于原地踏步、维护现状的保守头脑永远也理解不了这其中的辩证法。他们在享受着前人的乌托邦思想和实践所带来的某些习焉不察的文明成果的同时，又在鼠目寸光地扼杀新的乌托邦思想和人类的未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赫茨勒引用了哈珀的话：“正是由于理想主义树立了一个完全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人类才日益趋于完美。而反对者却以为，只要将之说成是空想就可一举抹杀了这种主张。空想这个贬义词用起来是轻而易举的，但一般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用它。”她并且强调说，“幸而历史上发生了伟大的运动，例如废除奴隶制，可以证明一度毫无疑义地被视为空想的思想，在社会进化中却业已付诸实现——这不仅使那些一直坚信的人感到满意，而且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亦复如此。”31乌托邦的理想同现实的历史之间永远有差距，甚至欧文这样提倡短工时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实验中，也没能达到今日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但正如恩格斯注意到的，“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32正是这种社会实验，让欧文领悟到了资本家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的秘密，也让他体察到了自己还有更大的余地给工人以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人的尊严。卡贝所构想的伊加利亚共和国的工作时间，“曾经是十至十八小时，后来逐渐地缩减，现在已经确定为夏天七小时，冬天六小时，从早晨六点或七点工作到下午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缩减它。”33莫尔也希望每人每天只工作六小时，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中，社员甚至每天只工作四小时。结合今天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动现状，这一类的构想和描写当然是乌托邦的，并没有化为现实。但我们不要忘记，正是欧文“通过他发表关于工业在新机制之下与劳动有关的人道主义思想并借助强烈的宣传鼓动，对第一个劳动法的通过具有极大的影响，这就是1819年的《英国工厂法》”34。我们也不要忘记，在1886年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时，当时的美国工人平均每天要工作十四至十六个小时，甚至十八个小时;而即使是在今天科技已高度发达、客观条件已允许工薪阶层劳动时间大幅缩短的情况下，类似富士康等血汗工厂流水线上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却增加了，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模式所导致的“过劳死”现象屡屡见诸报端。克拉里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的逐利模式和高度扩张，甚至不断地侵蚀和挤压了本属于人的生物学要求的睡眠时间——以北美地区为例，20世纪初每人每天平均的睡眠时间是十小时，而今天成年人每人每天平均的睡眠时间则只有六点五小时。35面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重提这一类的说法是大有必要的：“现实和理想虽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树立在它的面前，现实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36“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实现建立这种国家的思想，我们所写的一切也决不会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可以仿效的榜样。”37

　　事实上，无论是乌托邦思想家还是乌托邦实践者，从一开始便一直在为乌托邦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进行辩护。以卡贝为例，他说：“我坚决地相信：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真正地采纳了共产原则，就不难使共产社会成为现实。而且，我还深信：由于当代工业的发展，现在要建立共产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由于蒸汽和各种机械的使用，生产力有了显著的而且将是无止境的发展，这就保证了我们有可能实现富裕的平等;而且，任何社会都不如共产社会那样地有利于提高艺术和其他一切合理的文化享受。”38当然，他也同时主张，共产制度和君主制度、共和制度等一样，可以有多种形式：“我并不妄自认为自己已经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共产社会的最完善的组织形式，我只是想提供一个例证来说明共产制度是可行的和有效的。”39同大部分乌托邦文学作品一样，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中不惜以政论的形式，长篇累牍地论证这种可行性和有效性——主人公狄纳罗引用康斯坦1795年发表的《论共和制政府的威力》中的话说：“每一个时代都总有一些庸人要拿过去来否定将来;而他们的后人呢?尽管眼看着这些庸人的高论已被历史进程所推翻，尽管也在讥笑前人的谬误，可是自己却在模仿他们，照样不遗余力地发表各种革除新事物的预言，不同的只是否定的是另外一些事物罢了!”40当然，所谓可能不可能的问题，很大程度是主观上是否需要、是否信任乌托邦的问题。卢克斯观察到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赢得的群众不是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仅仅是无产阶级，这是唯一的一个认真对待乌托邦主义的社会阶层，他们把这部小说当成是社会改造中的福音书，其原因是，这个阶层正是在这个时候刚刚形成一个阶级，并且他们在一切只要能称得上革命二字的活动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本能地感到自己会象凤凰涅槃一样再生，一个新的社会一定会在灰烬中成长起来，首要的原因是：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受的压迫是如此令人不能容忍，以至于任何一个圣徒，只要他能指出一条摆脱贫困的生活出路，他就肯定会得到无数无产者的拥护。”41卢克斯引用历史材料，记录下了当时受苦受难的群众对卡贝及其理想的信任和热爱：一位年近80的老工人步行30英里，为的是“在生前能有幸见一见这位用笔和自己的生命为穷人和工人的利益忠诚服务的人”;一位年轻姑娘写道：“……谁会不希望把公社当成自己心中的偶像，自己希望的目标，自己幸福的象征?只有那些穷凶极恶、丧尽天良的人才会恨您!公社——这是我的理想王国，自从您把我引进她的领地，我就学会了要热爱她。”42而事实也确实证明：立场决定一切。当卡贝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招募有共同理想的成员在美国的瑙武建立起乌托邦色彩的移民区时，远在巴黎的法官却“甚至不相信地球上有瑙武这个城镇，他们也难以想象这个事实：一个手头上经常流通成千上万个法郎的人居然不仅不贪污这笔钱，而相反，却使自己遭受在辩论中提到过的种种磨难，所以他们还是判了卡贝两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43。这堪称一个信什么有什么的极佳例证，表明了乌托邦的可能与不可能问题，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主观上是否需要、是否信任的问题。需要它，便会为之奋斗;信任它，乌托邦思想便会转化为实践，便会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实现和修正。

　　贝拉米在《回头看》中借人物之口描绘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我那个时代的小说家一定认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创作这样的小说，在这种小说里，不包含贫与富、知识与愚昧、粗鲁与高雅、尊贵与卑贱对照下的一切影响，也不包含由于社会荣誉感和野心而产生的一切动机、对金钱的追求、对贫穷的恐惧以及为自己和别人而产生的各种卑下的渴望;在这种小说中，确实还应该有丰富的爱情内容，但这种爱情却不会遭到由于地位不同和贫富悬殊而产生的那种人为障碍的损害，也不会为任何事物所左右，而只是出自真心相爱。”对于小说来说，十全十美的社会的实现当然不是什么幸事，没有了冲突矛盾便没有了小说。理论上，乌托邦的完全实现即意味着小说的消亡。现有乌托邦小说的艺术性并不强，其症结正在这里。然而，脱离开文学的虚构领域，在真实的历史场域，向往和追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仍是值得的。因为，正如曼海姆所说的：“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变成了不过是物。于是我们将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的自相矛盾的状态，即：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44而这样的世界，既称得上是乌托邦终结的世界，也称得上是历史终结的世界，但本质上却只能是人类避之唯恐不及的恶托邦的世界。此外，如果我们不将这种乌托邦实现的过程视为一个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过程，那么，也就不会无视这样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正是人类无数变革现实的乌托邦冲动，将人类推向了一个脱离野蛮、渐趋文明的过程;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人类也并不缺乏推动乌托邦实现的动力。因为，正如贝拉米所说的：“凡是具有远见的人都会同意，现在的社会正是巨大变革的征兆。问题只是在于变好还是变坏。那些相信人性本善的人们，倾向于前一种看法;那些相信人性本恶的人们则抱着后一种看法。”45不相信财产公有制、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世界可以实现的人们所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定人天生是自私的动物，他们想象不出有比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更好的社会。然而，事实上，人天生也是利他的动物——人类利他的冲动甚至能克制利己的冲动，从而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幼者的关怀、老者的照顾。这正为人类的乌托邦冲动和追求提供了合乎人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人类来说，乌托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3 理想的乌托邦与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迄今为止，在思想和实践的领域，人们都不难找出支持和反对乌托邦的具体例证。有人将其视为天堂，有人视为地狱;有人将其当作天下大同的愿景，有人当作极权主义的温床。在实现乌托邦的具体时间表上，同样也众说纷纭：贝拉米在《回头看》中乐观地相信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形态在50年之内即可实现，但其反对者则认为要把实现的时间改为75个世纪。甚至同一个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中展望从现实社会转入共产社会的前景时，还认定应当有一个30年到100年的过渡期(因为逐步的改革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培养出具有共产思想的一代新人)，但现实的发展却使卡贝在几年后做出了非理性的乐观估计，将这一过渡期缩短到了20年到50年。46人类天生期望社会进步的步子快点、更快点，因为正如贝拉米所说，如果那种认定理想的社会形态需要75个世纪才能达到的观点正确的话，“世界的前途无疑会让人感到沮丧”47。因此，在要不要乌托邦、乌托邦是否可能之外，人们在如何实现乌托邦、多久实现乌托邦的问题上，也形成了众多的思想分歧。

　　在人们的印象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同空想社会主义对立的，但他们分明又提出了那种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劳动分工的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活愿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48，他们还清楚地提出了与大部分空想社会主义相似的有关所有制的愿景：“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49所以正如李维塔斯所说的，如果拥有一个美好社会的图景就是乌托邦主义者，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也许恰好可以归入乌托邦社会主义之列;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差异，不在于是否持有乌托邦的图景，而在于如何达成乌托邦的途径上。50由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处于一个阶级斗争还不很发达的时期，也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所决定，“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51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有批评，但仍然承认这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抨击了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只是到后来，当“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时，马、恩才断言“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他们尤其反感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的信徒们“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52。维埃拉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将其科学理论所提供的决定论情感与乌托邦属于未来的观念融合到了一起，从而根据现实对乌托邦进行了重新定义：一方面，认为乌托邦本质上是某种在历史进程的最后阶段可以达成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达成的方式也做出了明确限定。”53确实，以《哥达纲领批判》为例，马克思一方面推崇人类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主张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中平等的权利还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当劳动分工消失，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第一需要时，并且是在集体财富极大地丰富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4所以总体上，马、恩的乌托邦思想，体现出一种双重性。他们所推崇的乌托邦，既是理想的乌托邦，也是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折射出了整个乌托邦思想史的多元取向。李维塔斯在《乌托邦的概念》中从内容、形式、功能三个方面有力地分析了乌托邦思想的多元性。其他学者也对多元的乌托邦思想进行了各种分类和剖析。雅各比区分出了蓝图派的乌托邦思想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诺齐克则区分出了三种乌托邦立场：“帝王式的乌托邦思想，它主张强迫所有人都进入某一种样式的共同体;传教式的乌托邦思想，它希望说服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一种特殊的共同体之中，但是不强迫他们这样做;存在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它希望某种特殊样式的共同体将存在下去(将能够生存下去)，尽管不一定能普遍化，但那些希望按照它来生活的人们则可以这样做。”55无论对乌托邦思想怎样划分，它们都会呈现出某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既互有重叠、又不无差异的思想景观。

　　而一旦思想的力量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和实践的力量，乌托邦的效果总体上也是多样的，既有可能促进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和文化的倒退甚至灾难。我们在礼赞乌托邦思想的巨大精神力量、批判功能及实践功能的同时，也时刻要警惕对它的“帝王式”的推进和运用可能导致的负面作用。

　　为了解决目前思想场域对乌托邦要么彻底否定、要么虔诚赞扬而引发的思想论争，达成一种理性的思想平衡，有些学者(如约翰·罗尔斯、乔治·劳森、埃里克·奥林·莱特)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纷纷探讨所谓“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概念，将乌托邦重新定义为民主和多元主义语境中具有乌托邦愿景的一个开放性进程。伯克尔提出，最好将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理解为具有激励作用的乌托邦思想，同时又阻止各种独裁主义的危险后果。辛格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实现乌托邦的条件和措施：第一是给乌托邦加上形容词“现实的”，以明确“要使乌托邦变成现实，政治工程就不能是水中捞月，而必须建立在现实社会的可能性之上”;第二是要“丢掉革命”的想法，“并牢记终极目标与当前形式之间的显著差异”，也就是一方面要放弃在一夜之间实现乌托邦的幻想，另一方面，“在平时妥协、有让步的斗争中，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长远的目标”;第三涉及团结，一方面，争取实现乌托邦的斗争和实践必须是全球性和综合性的，另一方面，“个人的斗争和运动必须保持独立”。56总体来看，“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概念的提出和实践，一方面折射出目前人类的乌托邦冲动和实践处于总体衰落的处境，一方面也体现出人类永恒的乌托邦冲动和实践在困境中求生的不屈追求和新的调整。

　　简言之，要不要乌托邦是人类的立场问题，乌托邦是否可能实现是人类的能力问题，而如何实现则涉及方法问题。目前的情形是，由于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实现乌托邦和达成理想社会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人类在想象乌托邦和理想社会的能力上却出现了显著衰退，在要不要乌托邦、如何可能实现乌托邦问题上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分歧和论争。早在70年代末，《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的作者便观察到，科技手段越来越多与人类目标的贫乏之间，出现了使当今批判的历史学家极为忧虑的不对称现象——前者使一切皆有可能，后者却呈现为“思想、幻想、愿望、乌托邦”的惊人贫乏：“科学家们告诉我们，他们现在可以十分精确地描绘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星球之上建立一个太空殖民地所必需的各种程序。但当涉及描绘将在那儿做什么时，在这一领域里最活跃的人也只不过是在一个新的没有重力的环境中重建郊区——园林俱乐部之类。”57某种程度上，“历史的终结”论是人类丧失想象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的结果，因此才会拘泥于当下的生活模式和社会模式，将自己的时代误认为人类所有的希望和理想都已实现的时代，满足于一种犬儒主义的幻觉之中。

　　好在每一部研究乌托邦和乌托邦文学的著作，几乎都会注意到奥斯卡·王尔德的如下看法：“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是不值得一瞥的，因为它忽略了人类总是会造访的一个国度。当人类踏上这个国度时，它尽收眼底，而看到一个更好的国度，人类又重新扬帆起航。进步就是乌托邦的不断实现。”58在这个乌托邦已死的时代，王尔德的看法，或许仍不失为对人类的永恒提醒，并将成为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文学重新扬帆起航的精神动力。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编号：15JJD750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代序》第1页。

　　2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3  〔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斌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6页。

　　4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2页。

　　5  同上，第465页。

　　6  同上，第451页。

　　7  参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郭为桂、林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8页的引文。

　　8  “The End of Utopia”, in Herbert Marcuse, FiveLectures: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Utopia.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P.69.

　　9  同上，第62页。

　　10 同上，第63页。

　　11 同上，第64页。

　　12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李志江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8页。

　　13 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1页。

　　14 例如Vejas Gabriel Liulevicius, Utopia and Terror in the 20thCentury, The Teaching company, 2003.

　　15 姚建斌：《来自良心与激情的辩辞——代译后记》，见〔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220-221页。

　　16 参见：〔法〕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杨祖功、晓功、杨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澳〕鲍里斯·弗兰克尔：《后工业乌托邦》，李元来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17 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13-14页。

　　18 同上，第16-17页。

　　19 同上，第12页。

　　20 〔美〕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曹荣湘、褚松燕、丁开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2页。

　　21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22 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前言》第6页。

　　23 〔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77页。

　　24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6页

　　25 〔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0页。

　　26 See:Gregory Claeys and Lyman Tower Sargent, The Utopia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 p.3.

　　27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页。

　　28 〔德〕约翰·凡·安德里亚：《基督城》，黄宗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页。

　　29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姜海波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6、67页。

　　30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第286页。

　　31 同上，第264页。

　　32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3-414页。

　　33 〔法〕埃蒂耶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第一卷，李雄飞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48页。

　　34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第271-272页。

　　35 参见〔美〕乔纳森·克拉里：《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清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36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第266-267页。

　　37 〔意〕康帕内拉：《论最好的国家》，见《太阳城》，陈大维、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7页。

　　38 〔法〕埃蒂耶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第一卷，《序言》第3页。

　　39 同上，《序言》第4页。

　　40  〔法〕埃蒂耶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第二、三卷，1978年，第333页。

　　41 〔德〕海因利希·卢克斯：《艾蒂安·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钱文干、钱霖生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4页。

　　42 同上，第97页。

　　43 同上，第155-156页。

　　44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68页。

　　45 《后记·世界进步的速度》，〔美〕爱德华·贝拉米：《回头看》，林天斗、张自谋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41-242页。

　　46 参见海因利希·卢克斯：《艾蒂安·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第38页。

　　47 《后记·世界进步的速度》，爱德华·贝拉米：《回头看》，第239页。

　　48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页。

　　49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50 See: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Philip Allan, 1990, p.45.

　　5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页。

　　52 同上，第283页。

　　53  Vieira,“The concept of utopia”，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Literature, edited by Gregory Clae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4.

　　54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55 〔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83-384页。

　　56 〔美〕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第223页。

　　57 FrankE. Manuel and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Belknap Press, 1979, p.811.

　　58   引自Lyman Tower Sargent, Utopia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0,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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