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第十九章节选
生产一般的理论与实践（续）
产品社会工作逻辑问题
社会主义运动其实从产品社会对商品社会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批判形成，从而获得扬弃自身意义的发展开始。盖缘起于分配关系的重新塑造。尔后在科学批判上，进一步提出历史实践工作要求。它直接显露商品社会的全部工作性质，显露了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相互关系的全部秘密。一方面，商品社会起来“历史反对”它的产品社会，这是对旧有的共同体生产规定的一个修订;另一方面，产品社会由于努力直面这个欲全面替换自己的物象社会体系，也同样修正自身发展规定。从形式上看，前者构成商品社会之于产品社会的替换性发展过程，后者则构成相反力量方向的扬弃过程。这就说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并且深化了劳动过程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规定，使之作为实践化的历史发展关系。于是，一方面是劳动过程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财产关系的发展，它们在商品和产品两个向度上予以展开，生出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动荡不安的发展“躁动”关系。
(一)
整体看，简单劳动表征着资本主义劳动二重性的“历史发生学”。商品生产越是按自己的本性发展，商品生产就越是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简单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任何一个雇农6个月就可以学会。
这是对简单劳动的陈述。它的实现形态是在完成的商品——工厂的产品的生产中，在这里，工人自身的劳动财产实际上成了工人的唯一商品，而商品本身成了支配生产的一般范畴。有人反对马克思的这种客观描述，试图用“简单劳动力假设”予以搪塞。有人低估，视为体力劳动范畴，而没有看到简单劳动力的成就之处。试想，有哪一种生产方式能如此地使劳动技能极其容易地得到普及?就这种生产倾向于使大多数人乃至较低技能的劳动成为雇佣对象和转化为平均标准这一点来说，它极大提升了社会技能水平，因而倾向不断抬高整个劳动体的发展标准。可见，就历史发现“简单劳动方式”并提供出它的巨大发展基础而言，资本始终是人类文明规划上最具有创造力和活力的生产体式。这个规定性必然能够使其跻身最为伟大人类生产方式行列。而在资本家看来，历史发展起来的技能活动，特别是由商品生产体系利用已有社会的直接基础发展起来的具有特殊技艺的那些职业活动，——这不过是人类复杂劳动本身，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均是能提供“贡赋(生产租)”的特殊主体活动。人类成百万年的发展仿佛为这种生产方式早已备好了丰富的材料——取之不竭的地矿资源、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早就准备好的技术工艺史和社会工艺史，仿佛已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它们的天然的主人——资本家的实际任务只是按着他所从事的的历史工作本性的要求来行事罢了，——去轻轻地打开它。它尤其是巨大的人力富矿。这种发展导致：“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马克思声明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
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一部分则是根据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100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800万……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1100万了。
不过，应注意马克思区分和运用不同劳动规定的方式和不同的含义。例如，他提到：“工人同资本进行交换的，是他例如在20年内可以耗尽的全部劳动能力……所以劳动就构成工人的资本……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资本家最大的愿望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此外还谈到，“在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方面，还应该注意的最后一点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另一方面，工人劳动的规定性对于工人本身是全无差别的;这种规定性本身是工人不感兴趣的，只要是劳动，并且作为劳动对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就行。”资本家通过对蕴藏在劳动力体内的使用价值的利用，从生理耗费方面把工人同等地宣布为“社会工人”。因此，又有哪一种劳动像简单劳动这样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劳动。随着资本从一个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这种劳动力能迅速跟进，相应地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那种一律使简单劳动范畴和劳动的非技能性、操作的不熟练等等工艺学概念等同，以及和“生理学本身”挂上了钩的认识，因而没有看到，它是商品生产自身文明规划中的产物。另外，也不能认为简单劳动就是“雇佣劳动”。
作为一种文明规划，简单劳动(规定)蕴藏在商品生产劳动的发展公式中;它将劳动的类规定性尽皆展示出来，将人类发展的共同性显露出来，要作为一种强制，要求社会每一个成员尽可能地去遵守。由此，围绕着它的发展而展开激烈争夺，那些失败者将难逃沦为“简单劳动者”命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过程的历史趋势特点出发，在商品生产发展史实中提取了这个规定，指示着以后的发生进程——特殊的一种文明规划：“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马克思交代：“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
说到底，生产一般的第一个工作规定只能是生产方式本身。这个最初的历史规定形式不过指示着人类生产的发生。从对全史的考察要求出发，马克思重点研究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确定的工作前提是：“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他还着重关注简单劳动力的发展：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从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尽管如此，马克思不会傻到不顾其他劳动形式的地步。鲁滨逊的劳动、徭役劳动、农奴劳动、家庭劳动等等这些形式在马克思的阐述中，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和简单劳动进行发展着;甚至，马克思重点关注的自由联合体的劳动形式也不能说和这个规定完全无关，后面我们即要提到，这个形式是通过联合生产的扬弃路径达到的。历史上各种劳动形式的并存提供了简单劳动力发育的充分基础。劳动者把他们自己的客观条件看成是自己的财产，是最初的简单劳动的发展。所以，商品生产(方式)的第一个历史规定必然是劳动，是劳动本身的发展。“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但是同大多数工场手工业的工人相比，这样一个印度织工从事的是极复杂的劳动。”
(二)
商品生产必须使它们涵括的劳动尽可能地等同，以完成抽象统一。这是以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的根本分野之处。最初的商品生产在发展上，就是努力地从使用价值目的转向价值目的。而为了拥有彻底独立的生产形式，商品生产必须使自身从对流通的依附关系中脱离开来，确立生产标准。因此，价值规律中具有两个显著规定性：(1)只承认一般劳动;(2)必须以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从而一定生产规模的社会产品的存在为条件。简单劳动的发展实际就是造成该种工作的量的标准。它同时是社会标准。从而可以说，商品生产的最初发展一方面依存于产品社会的生产，依赖于固有的人类生产形式，另一方面极大地发展着这些标准，使之成为历史发展基准。商品生产从最初的生产母体(共同体)中孕育出来，与产品生产对抗，与之相生相克，本身是巨大的革命。这种发生学整体标识了经济形态社会的诞生。简单劳动对原有劳动形式体系具有瓦解的作用，据此将它们建立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可以认定：商品生产劳动范畴的整体工作形态即是“简单劳动(形式)”。实体内容是简单劳动的财产关系，实体形式是简单劳动所依存的，以之为实现自身的发展条件的各种历史劳动形式。
在初级形态中，实体规定正在形成中，实体形式直接是商品社会所依存对象——产品社会的各种劳动形式。“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只是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直接的简单劳动(形式)和价值(形式)的最初发展规定整体对接，或者可以说，其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历史产生和发展过程。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劳动分化——简单劳动的真正意义的形成史，乃是产生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中。从各种围绕食殖的活动中，提炼出生产劳动的概念，又从各种历史劳动形式中总结出商品生产劳动的实体规定。这些也可以说成是马克思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将分工首先看作自然规律的逐渐形成，尔后，从中引出劳动能力和交换的发展，把分工和交换的矛盾互动一般地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个直接的外在表现。所以在引出价值和商品社会的地方，马克思立即做出这样的说明：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由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引起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
以资本主义发展上特有的“分工形式→内部分工→以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协作”的发生史的过程为例，马克思说明：(1)“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像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像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分工的原则十分明显，只需要简单地把手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间的比例数。”(2)“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而导致：“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的充分实现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非熟练工人的人数仍然极其有限。”(4)总的来说，“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
在发达或高级的形态中，实体规定已经形成，实体形式已成为内部工作形式，是所有的能换算或简化为简单平均劳动的社会劳动形式。前者体现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中，后者体现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中。后者尤指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特殊劳动形式，即执行协同活动的各种简单性劳动和复杂性劳动。
实现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只有同名称的量之间才有平均量。在每个产业部门，个别工人，彼得和保罗，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这些个人偏离或者数学上人们所说的误差，只要把大量的工人放在一起计算就会互相抵消，归于消失……如果一个工人生产一种物品所花费的时间显著地超出社会必需的时间，因而他的個人必要劳动时间显著地偏离平均劳动时间，那么，他的劳动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就会低于正常价格出售，或者根本卖不出去。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作为前提，以后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是知道如何衡量这个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的。不过这个最低限度是会偏离平均水平，虽然，劳动力必须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6个小业主中间，有人赚到的会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赚到的会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些差别就整个社会来说会互相抵消，但是就小业主来说却不是这样。因此，价值生产的规律只有对集体地使用许多工人，从而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资本家来说，才会得到充分的实现。
这种母子工作关系足以保证了：“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另外，“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这种“简化”(社会的量的工作)所含的工作规定即是资本主义发展这个经济事实，即等于说，将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或劳动形式归结为简单平均劳动从而简单劳动本身，乃是整体对应了剩余价值(形式)发生史的全过程。产生出如下发展特点：“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最后，马克思总体谈道：“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
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劳动力，乃是资本家的社会可变财产，可以说不是劳动自己的，而是资本的历史财产关系。劳动成为设定资本的劳动，即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劳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从而，马克思也就要强调：“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
(三)
劳动体(body of labor)，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一个词，表明直接自身的生产活动，开显人本身的经济属性。
例如，“一个小组，即执行同一局部职能的一定数目的工人，是由同质的要素组成的，并且构成总机构的一个特殊器官。但在某些手工工场，这种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组织好了的劳动体，而总机构这些基本的生产有机体的重复或倍加形成。”{英文版中，这段话是：The isolatedgroup of laborers to whom any particular detail function is assigned,is made upof homogeneous elements, and i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the totalmechanism.in many manufactures,however,the group itself is an organized body oflabor,the total mechanism being is repetition or multiplication of theseelementary organisms.}
再例如，“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英文版中，这句话是：the technicalsubordination of the workman to the uniform motion of the instruments oflabor,and the peculiar composition of the body of workpeople,consisting as itdoes of individuals of both sexes and of all ages,give rise to a barrackdiscipline.}
这是一个摹写劳动过程内的协作活动的工作术语。劳动体的本义就是结合劳动。又分两种：由协同而合作的结合劳动和仅仅协同而并不合作的结合劳动。协同是工艺学上的事实，这是劳动协作的物质前提。许多人在同一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共同目的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形式就叫作劳动协作。劳动物理场域内的这个特点是不可规避的。
协同劳动的规定发生于合作或非合作的协作活动场域，即劳动社会场内。《资本论》描述的协作是劳动非合作类型，所谓“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不是同单个劳动交换，而单个劳动却只是同资本交换，资本引起的是一切人和一切人的竞争;这种非合作基础上的劳动博弈目的即在于设置劳动的同质性加总。相对既定的社会博弈主体(资本)而言，外生性规则总是具有先在性。以资本主义企业形成为例，马克思干脆说，“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
这是两种社会要素模型的因由。总体工人本身仅仅是由许多局部工人以机械的方式结合成的劳动总体，“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即社会生产根本是为了巩固这一点：在内部分工和内部交换体系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关于它的历史成长根据，马克思交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马克思生前以异常坚定的口吻说：“在分析资本主义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根据，也不包括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马克思进一步论证说，“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因为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所以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而从另一面看，资本主义劳动并不合作，“与等级制度的阶梯相并列，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不仅如此，“工场手工业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业中，造成了一类所谓的非熟练工人，这些工人是手工业生产极端排斥的。如果说工场手工业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那么它又使没有任何发展成为专长。”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而对前者说来，由于职能的简化，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可见，由资本并入的劳动小组本身是不合作的。“工场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然而，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也断绝了同内容较充实的活动要素的流动的联系，硬化为专门职能。”此外，简单交换者也并不进行直接的劳动合作。所以，历史已有的劳动合作现象只存于商品社会背后的生产过程，即古老而处于漫长演化进程中的产品社会的狭小角落里。因为在哪些场合，并不曾有对工人劳动过程的私人领域的专制。超经济强制对人身进行极端性统治，但没有创造出兵营式的劳动和生产纪律。由此可以产生三种社会要素模型的某种萌芽。这或多或少要求违背资产阶级的那个强有力的信条：“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
(四)
资本媒介只会使劳动协作达成非合作的锁定状态，资本完全夺取了工人的脑力劳动成果。可见，劳动体的合作目标只能于产品社会中寻求，在直接社会劳动即直接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工作接合中寻求。关于生产基础的重建，布络维谈到，从布雷弗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
我推出以下几点：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再统一，这种统一在集体层面是存在于必然王国中，在个体层面则是存在于自由王国中;物质必需品的生产应该由工厂委员会来组织，这个委员会则是通过一个民主的计划机制来协调的，从而可以在必然王国之上创造出类似于工匠的自我实现的基础。从这些线索中，我推测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政治，即集体协商的共产主义。
资本积累的矛盾运动一方面造成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也以一定数量复杂劳动力的存在和增长为运行条件。尽管作为社会劳动，它们直接或间接简化为简单劳动，所以仅作为一项特殊的资本职能上的个别劳动，不具有宏观存在上的意义，并且不是一个系统变量，但不可否认，它们在微观生产场域，具有毫无争议的实存性。
资本主义内涵的复杂劳动广义上存有两种类型：复杂劳动I(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和复杂劳动II(劳动非标准化程度和综合技能素养程度)。复杂劳动I仅存在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领域内，是个别资本家运用的变量：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家作为指挥和监督劳动发挥效能的程度。“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然后，“资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点，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因为，“他购买的劳动力有一定的期限”，所以，“他要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被盗窃。”最后一点，“他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为此我们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因为浪费了的材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对象化的劳动量，不被计算，不加入形成价值产品中。”因此，熟练工人的劳动复杂性提高的性质并不在于工人是否注意对自己的劳动进行“投资”，而完全决定于资本家对劳动力购买的“十分注意”以及对他的消费的“十分注意”。就这一点而言，复杂劳动I仍旧是普通意义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简单性劳动”工作类型的一种)，其实就是简化含义对象上的意义。它是个别形态的生产劳动概念，是各种比例中倾向于向上游发展的那些“比例”，从而广泛应用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领域。
由于资本家最大程度地剥削劳动力和努力扩充资本生产流通的特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领域产生出实现分配权的劳动的新类型。复杂劳动II类型对于单个的资本家而言，是直接的生产租和经济租，同时也是满足尽可能地夺取生产领域内的劳动自治权，相应深层次地再生出“资本自治权”之需要。资本战胜其他类型的生产资料私有者依靠的物质条件是机器，这迫使了产业资本家以及一切的职能资本家还必须进一步依靠对机器的体系善加运用的人。通过和借助他们，资本家切实做到了这一点。为此，为了更牢固地建立资本自治的王国，也为了逐渐在社会竞争中站稳脚跟，个别的资本家必须学会更为有效地利用历史上的私有制的统治经验，运用自己独特的劳动合约，对劳动过程实行特别的治理。
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劳动的历史显像发生在简单劳动发展域中，这里的社会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具有直观的感性存在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简单劳动取得现实存在关系和工艺学真实性的规定。简单劳动规定使劳动协作发展成为社会的非合作关系，抽象劳动体通过非合作的协同类型达成，工人成为局部工人、社会专业工人，终生从事少数的几项专门性操作。这是严格分工下的有序协作——所谓的蚂蚁王国。由于操作工艺、科学研究的不同以及本身对监督、协调、指挥的不同隶属，客观上存在着劳动发展的各个等级，这些等级形成各种简单性劳动和复杂性劳动;其依据重复性→非重复性以及标准化→非标准化成长路径，各种定位自己的劳动的社会角色，执行不同的生产协作职能。但是他们并不真正协作，就是说，协作者并没有就劳动素质发展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互换他们的经验、才智以及非凡的个性创造能力，以进行有质量的创造;协作在资本统一的生产意志面前，仅表现为数量指标(对更高劳动生产率的追求)上的单一的类型，以方便资本家对于分工协作自然力的利用。
无论简化意义的直接复杂劳动，还是治理向度上发生的社会复杂劳动，均不可避免地以巩固简单平均劳动为宗旨。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不发展的，也就不能真正推动劳动朝着本身不断复杂化——越来越具有非重复性和非标准化的劳动表现、个性化的劳动特征以及更具个性创造力——的历史方向演进;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劳动仍旧不过是个别存在方面的生产规定，并不具有对存在者进行考量方面的实在意义。从而，他们没有整体表现为社会的宏观的量。他们帮助个别资本家夺取了超额剩余，甚至为全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做了铺垫，但是，所创造的个别价值合并在商品社会总价值中，合并在平均量中，他们仅为此获得分配上的荣誉。归根结底，这是个别资本家社会逐利的一个特别方式。关于劳动培养途径上的资本逐利行为，马克思谈到：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或多或少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己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们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这种途径也确实具有存在上的幻觉性。毕竟在历史上，资本家是从个人创业开始的，即从履行资本的生产职能开始的，从而一方面作为“生产者”，一方面作为“劳动者”，他由此获得“企业家”历史荣誉。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声明：
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同时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
因此，“资本家作为的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而担任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复杂性劳动成为资本巩固统治地直接手段是由这种生产特性和权威特性决定的。在形式上，它似乎使生产和分配具有彼此之间的谐和性，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这不是内容的前进，而是标准的“从内容到形式”，这里没有扬弃行动，复杂劳动直接表现简单劳动的社会再生关系。
(五)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观点：“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共同体如何重建呢?让我们回到这一章的开始。
生产始终是总对象。物质生产的运动和社会生产的运动，由存在者方面来看待时，就被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的构造是从劳动过程方面来谈论的;劳动过程总是具有“构造”，就这一点而言，构造的本身是适合一切时代的不变的规定，另外，构造的内容和形式是随时代发展——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规定。因此，我们已经开始的探讨——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实际上是从物质运动(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的变化)方面谈论劳动过程构造(劳动物量关系的取出所经历的工艺路线)的变迁运动，为全面揭明“社会劳动过程构造”(劳动的社会量的取出所经历的生产运动或经济运动)的相应变迁运动做铺垫。从商品批判到资本批判，劳动资料类型彻底进行了历史更新：劳动资料II对劳动资料I实现了历史类型上的工作更换;以固定资本形成标志性内容，——从性质上看，“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从而归根结底，“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就是说，“只要劳动资料变为固定资本，就从自己的物质方面失去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并且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而又由于“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各种劳动在自己体系内的协同和合作就是难以消除的发展规定，并且，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发展问题。资本通过建立社会外部的协同机制解决了劳动联合的组织形式问题，但无法解决内部过程的合作问题，避免不了一切人和一切人战争的劳动协同困境。其实，资本并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另一角度看，资本回避问题的目的正在于利用这个问题，因为，“属于资本概念的东西却是：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劳动资料使工人独立——使他变成所有者。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则使工人不独立，使他成为被占有者。”劳动合作显示了劳动非合作的起源规定，反过来，劳动的非合作也同等程度地展示出劳动的合作要求。
在机器体系消除其特有的社会劳动统治功能之前，个人的劳动仍然必须采用特殊个体的结合形态，不过是走在通往社会联合的历史存在者规定的路途中了。“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然而，“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共同体生成的意图同时是促成劳动合作社会条件的形成，所谓的产生“企业质性规模”，就是在发展上促成基于社会所有的劳动。这种劳动是真正意涵的面向存在者规定的活动复杂化的工作形态，是立足在简单劳动扬弃运动历史根基之上的劳动自主技能的历史生长活动。从而，它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劳动的“简单性”。
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消灭劳动的途径必不可少地是通过劳动，消灭旧有活动的性质是通过从旧有的活动酝酿新的活动，酿出活动的崭新的革命性质。既然全部的商品生产的秘史在于写出一部劳动简单化的发展趋势，从中得以窥见它的发展全貎，那么，“铁的逻辑”就是从击破简单劳动的发展规定开始。“凡有限之物莫不扬弃其自身……凡有限之物不仅受外面的限制，而且又为它自己的本性所扬弃，由于自身的活动而自己过渡到自己的反面……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並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这是工作内容的逐渐克服，从而扬弃运动不是单纯形式的，而要重建复杂劳动及其基础上的劳动合作。这确立以下说法的真实性：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合作工厂是劳动者自己，特别是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劳动合作运动，以抵制劳动非合作行为。与此同时，“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六)
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亦可见，“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例如，把劳动和资本作为永恒的生产要素，不过是把实在的生产力发展规定从历史是排除出去了，从而，对简单劳动这一永恒要素的渴求成了资本主义这一整个时代的幻想。“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学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同样如此，资产阶级“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
在这之外的要素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工作者会不加思索地说，在资本和劳动(人力)之外不过是资本的其他物质要素，技术、知识、管理、组织，甚至连人的智力因素也要作为与之并列的物质要素，即商品新增价值中除开不变资本价值，均是由据说反映了动态技术水准的“其他要素”创造的。人的体力要素创造了v，人的智力要素湮没在各种社会物中，成为对经济学家说来是“实在的”物质要素，它们共同创造了m。物的演化序列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具象，越来越与时俱进和贴近生活现象，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劳动非合作问题。而且现在，人的智力方面的发展因素被说成是“人力资本”，这样，单一的资本控制权的问题似乎被解决了。然而解决的方式是令人吃惊的：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并存、并驾齐驱，并且它们均是社会要素，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和经济合约。而这似乎又能够解释现阶段的中国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结构：资本要素的所有权与其他要素的所有权一样，在收入分配份额的领取中不取决于任何“社会强权”，而取决于其作为“社会要素”在合同集中的地位和作用。资本方面的分配结构被强释为“按要素分配”，收入分配的原则是要素报酬，依据是它们各自在竞争过程中的均等化行为，即所配给的要素“能力”大小。因此资本作用强——这意味着占有要素的能力强，其分配能力则强，反之，知识要素和企业家——这意味着“其他物质要素”——作用强，其分配力则强，分配亦向之倾斜。由于资本的占有对象是全体要素，所以资本被其他要素所役使取得的知识或企业收入的情况，就不能一概认定为剥削收入。这其实就是国内流行的“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雇佣资本”两种学说的无原则地谐和，是从全体要素的观点把不能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结果呢，人们普遍跟着这种能够无限变形和伸缩的全要素学说掉入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事先挖好的知识陷阱。
劳动关系、资本关系一概被设定为要素关系，这样就掩盖了简单劳动问题，通过掩盖扼杀问题的破局。合作工厂也就不会和工厂本身，乃至和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组织类型有什么本质性区分，至多是要素配给方式和类型不同;更不要谈社会主义工厂了，它们只代表完全不同的“效率”。按照效率标准，“劳动雇佣资本”则是必然向“资本雇佣劳动”进行漂移，而不是相反。所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纷纷要“被转轨”，由国有制、合作制转向雇佣制。这就将社会主义工厂和资本主义工厂在发展性质上完全弄混了;而离开了所有制关系看待经济发展，也就根本背离开对劳动的发展关系的弘扬，重新使合作型的劳动协作关系折回非合作型的劳动协作关系。可见，在困顿、失败面前如果不是思索如何更好获得向前走的行动步伐，而相反地，一味采取大撤退、全面投降路线，毕竟是有违历史前进的辩证法的。
对一般人的理解而言，社会主义工厂仅体现国家占有制这一经济事实。但对本书的分析而言，这种事实同时是对这一种发展道路的内在性的证明。这种道路源自工厂制的自我否定的发展本身，是内源性力量上的“挣脱要求”。从而意味着，它是对于资本主义工厂业已建立起来的生产秩序的根本性跨越。它的最终目标是击破“工厂围墙”。而为了击破工厂制度樊篱，就要最终扬弃资本雇佣劳动这种生产制度。其担负着拆除束缚社会主义劳动素质发展之“资本围墙”伟大历史任务。这是一个不断实践、发展着的过程，循序渐进中充满着对曲折道路的不尽探索。
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已有的方式看待劳动体的发展规定，寻求着物役使人的生产世界的实践解决。实践寻求的道路必不可少地要和一种新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历史相遇。图19-1从工艺社会的自我规划角度阐明了劳动过程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形成史，所孕育的诸种劳动类型的生生不息运动由三种社会要素模型的相生相克的发展关系所代表。因此很明显，劳动资料III的发育成长就写定于劳动资料乃至劳动过程的整体发展。发展关键节点B1、B2、B3是对整个发展规划的勾勒。例如，劳动资料I可看成是B1B2这一发展段落，继之的劳动资料II则可看成是B2B3的发展阶段。从而，如果说劳动资料I是从工具制造这一人类伟大发明激发出来的历史性力量，那么，继之的劳动资料II则可看成是从机器制造这一继之的人类历史发明所进一步激发出来的伟大性力量。这些力量以相互激荡的方式发展，孕育出劳动资料III生成性规定。后者的启动点仍可视作是B3点。但其文明规划委实以B2B3段落的发展为直接根据，而又以全部已有的发展规划的历史存在性为据，——是全部力量的历史发展意义的汇集，因此，整体规定的启动点落于B1B3的发展行程中。
(七)
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运动，都可归入历史的范畴或规定，都是历史。让我们重新阐述劳动过程规划。一种社会要素模型阐明以下类型社会生产构造的历史发生与成长：A(Pm)→A+Pm。简明起见，直接采用生产权力这一发展概念，记以符号“~”，以上标形式附着在相应的实体要素头上;由于这一工作转换，带有上述标记的字母，已不再单纯是劳动过程简单要素的身份，而同时表示社会要素条件，或者是与劳动迂回中心对应的社会主导生产形式。显然在这里，A+Pm潜在的表达含义是劳动过程本身生产权力。之所以必须要把生产权力符号(权威因子)分别注到劳动者和他的客观条件的头上，乃是考虑到，这种劳动过程不过是从孤立地点上进行生长的个别人的过程，就发展上的狭隘性而言，其不能够作为社会劳动过程看待。权威因子是分立存在着的。这些个人的劳动：合作，却并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协同，只产生浅层含义的生产社会。并且，说劳动者和客观劳动条件即主体和客体，同时都拥有生产权力，这不过是在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这已经出现了统一。
出发点是纯粹的自然规定性：A(Pm)，这是伴随人本身的概念生成的劳动过程生成规定。表明劳动过程是属人的发展的过程，此乃文明规划所特有的工作含义。在这个最初的发展阶段，人拥有他的劳动过程同人属于某个自然共同体是一样的含义：人把他的劳动条件当成天然的财产形式，而他的财产形式也把人本身当作自己的天然的主人，他们彼此之间相依为命，共同谋划着他们的共同的自然。而人能够独立地制造工具，标志着一个潜在的社会自然人的独立存在性，到此，人有了发展上的分化。进一步，随着人们制造和运用工具的能力的不同，——这又不过表现出个人的生产能力在类存在规定中的差异性，劳动于是开始出现分化的趋势，出现了各种之间是截然不同的劳动类型。因此，说劳动资料I以B1为严格意义的发展起点，毋宁说，这是A条件的开始历史生成;这种起点本身以Pm条件的开始历史生成为前提，从而，这仿佛是一种天然的双权力的历史结构。这种双权力结构本身就说明了历史发展的“悖论性”。例如可以把“A+Pm”结构形式说成奴隶制生产，而把与之相对的“A+Pm”结构形式说成农奴制生产。然而，人们不能据此武断地认为农奴制生产方式的历史效率(生产力吗?)就是要远高于由奴隶制生产所对应的那种方式。机械地套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在生产塑形上，两种社会要素模型采用的历史成长体式是：A+Pm→Pm(A)。物的生产资料合并一切物的要素，由于主体同时要被作为物的要素，也就被并入进来。这种技术和权威的特殊结合体式正是一种特别的合约规定，它将外部实施的契约形式的规定囊括进来，而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恰恰相反。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人们把它叫作社会财富，“国民财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
简单劳动的资本主义发生史是解读雇佣劳动经济形式的一把钥匙。在历史上，它是经由劳动分化运动达到的。既然如此，马克思有充足理由把工场手工业视为促成社会分工一般的经济规定的标志，又把“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确立为资本主义简单劳动范畴开始历史成型的内在根据。这种历史抽象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已经足够从认识上，从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角度，从而也就从资产阶级的意识中批判地将工厂制度生产了出来，据此抵挡住人们的俗见中的指责。c和v与其说是对立的两种社会要素，毋宁说是同一要素结构生产关系的不同方面：(1)它们是历时性共生发展关系——反映历史实体关系的生长方式;作为历史的元素的发生，它们各自独立形成，在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人类自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予以保证和实现。这就是不变财产和可变财产在性质上对立的根源。所谓历时：浪费个人的历史发展在先，而货币贮藏者对于财产的节约行动在后。(2)它们也是共时(或者说同时)性的共生发展关系——反映财产关系本身的空间构型的方式;作为历史现象系统从而存在方式和存在形式的发生，它们既在一个整体结构中形成，且形成行动本身也必然形成整体的规定。毕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将不变财产的极大地节约和对可变财产的极大地浪费这两种经济行为高度一体的，因为，节约的性质也是劳动的社会性质，而对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浪费也就是节约行动本身。所谓共时：对不变财产的节约性使用是空间之母的规定，而对可变财产的浪费性使用则是空间之子的规定，前者之于后者产生了特有的母子依存工作关系。“罗西说得完全正确，雇佣劳动不是劳动的绝对形式，但是他却忘记了，资本同样也不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绝对形式，这两种形式[雇佣劳动和资本]是处在不同要素上的同一形式，因而是共存亡的;因此，罗西谈到没有雇佣劳动的资本家，是荒谬的。”
这是一个纯粹经济因素(抽象)迅速成长的过程。历史发展进程表现为主体生产权力的逐步丧失的过程。在这一体系中，社会经济形式发展路径只是表现为W(C)→c(v)，即W(货币化的商品)和C生成的双向互动，以及c和v生长活动的双向互动。表明，两种社会要素其实是劳动过程被整体并入一种统一性的特殊社会要素的运作之中。这种特殊社会要素在结构上的实存规定即资本(C=c+v)。可见，马克思关于W=c+v+m认识概貎其实不会是纯粹综合命题，不在于对c、v、m元素进行简单综合，而是对资本的发展历史进行内在性分析。资本将劳动并入体内是有历史发展条件的，条件就是劳动主体的社会权威因子的丧失。其实，生产权力不可能丧失掉，乃是内隐于机器体系之中。带有权力结构的劳动资料即机器体系，奠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使之最终获得Pm(A)的结构形式。劳动过程的零散的、彼此孤立的协同被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所协整，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形式上异常强大的王国。资本(俱乐部组织)是这个王国的临时最高统治者。这个过程从流通过程进发，逐渐形成以资本为领导中心和社会协调基础的生产社会。在这里，商品流通与剩余价值生产并存，商品生产版本则升级为资本主义生产。
内蕴剩余价值实体的商品生产关系，最终历史羽化为W=W(v(L))。外表运动形态是W=(1+p')C，实质关系是W=(1+c'+m')v。生产各自进行，分配由资本社会统制，这就是极富个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生产生态和分配生态在主体上脱节，它们的结合关系便要取决于c+v+m总结构，限制于社会有效需求(即v)的状况。于是，“在这里，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
(八)
劳动过程构造的历史巨变促成社会要素的巨变。关于从一种社会要素模型向两种社会要素模型的历史进军究竟具有怎样的发展意义，马克思的第一个文件(工作草稿)如此诘问：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人们对《资本论》的结构，或者说理论部分作为“逻辑”的工作性质，普遍存有认识误解。误解从“历史的=历时的”这一武断的理解公式开始。这样就可能认为：第一卷是历时的，而二三卷是共时的，或者把二者说成“纵向”与“横向”的结构耦合关系。还有一种相反的误解：从第一卷到第三卷都是历时的发展结构关系，即一至三卷中皆可找到“历史发展的”线索：第一卷反映了较早时期的资本主义，第二卷次之，第三卷再往后，且这个“历时”是一贯到底的统一的一条发展线索，马克思如此安排写作是为了优先地从逻辑上把握结构。所谓《资本论》完成逻辑结构的构型同时，也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意味着从第一到第三卷走的是渐次发展的历时的“逻辑上升”道路!由于没有把握好时空统一关系，人们对结构的误读程度确实很深，更有科学抽象法从中推波助澜，以至于这种逻辑统率主义并不晓得结构是什么。人们不理解资本的第一个讲述为什么是流通，既然是实体——形式——生活的生长结构，那为什么不直接从对实体关系发展描述开始呢。
《货币转化为资本》独立成篇富有深意。人们不能简单运用“历时阐述”这个脚手架，或者相反地运用“共时阐述”的语义辩证法，去断章取义地对待时空统一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这一“逻辑”谋划的是时空统一结构。这种统一性也不能从经济史或思想史的某个单独方面进行把握，只能由历史生长的特性即资本规定在发展方式方面的特性角度予以把握。资本社会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的特定发展形态：它从历时和共时——也可说成时间规划和空间规划——的两方面完成了对劳动过程的同时性的文明规划，即交融了“共时”和“历时”。这样，劳动过程作为统一元素间的协同的缓慢发生进程就可能在一瞬间被打断，突然进到一种各方面因素齐头并进的快速发展时代;沉寂一下子被打破，爆发力的社会整体推进替换了局部的精心研磨和慢条斯理的细碎行动。劳动过程从社会外部力量上的强制逐步进到建立对自身进行强制的内部发展过程。劳动过程的各种元素从此之后不再彼此孤立，它们必须在相互联系着的过程进行劳作，又迫使自己按照统一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社会意义上的协同。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与其说时间架构(历时运动)和空间架构(共时运动)为内部过程的发展第一次较为完备地预备了条件，不如说这就是资本历史产生的过程。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资本为劳动过程诸要素的发展带来了共时发展的局面。不过，这是资本这一外部条件强加到它们头上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率先对此予以表述，预示了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被另一种更为特殊的统一发展的生产要素结构所更换。在这里，资本本身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就是“唯一的一种”社会要素，它在特殊含义上完成魔力般的模型构造，不惜为此给自身准备掘墓人。这种唯一的特殊社会要素的内在特性是发展上的二元对立。在这里，它以超级的经济的一元强力神奇般统治着经济元素的二元结构，使这种构造作为自身发展的规定，仿佛是生产要素结构上的不可或缺的必备成分。资本家的历史代言人于是念起祈祷的语言：但愿啊，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竟要完全忘记前面的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如果一种社会要素模型可以比作“海上生明明”(历时)，那么两种社会要素模型对应可比作“天涯共此时”(共时)。可见，理解是贯通历史的行动。理解绝不是为了空谈口号，继续去用理论杜撰行动公式。同时，它也服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历史贯通性这个工作总要求。这样，一种社会要素模型必然是包含在两种社会要素模型中的一个实在工作规定，它不可能被遗忘掉，事实上也从来不可能真的这么去做。资本作为统一的社会存在不过是对生产要素结构的社会工作提升，从而赋以特殊的社会统治的规定性。规定的赋给纯粹以经济的名义完成，而造成一种假象：资本也是物，也是一种社会的物质要素即社会要素，从而也仅仅是和劳动相并列或相提并论的生产要素。平面结构神话其实为了全面复活三位一体公式，不仅如此，资产阶级理论家还要进一步地为它们进行各自美容，以模型修剪术不断装饰，让人对武装起来的“它们”从认识上加以害怕，不得不接受和不得不服从。这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数学的、现象术的闹剧的反复上演。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叙述如何恰当地符合历史与实践的两方面要求，在答复恩格斯就为《双周评论》杂志撰写《资本论》第一卷书评所需的写作方法一事进行的工作询问时，马克思明确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开头不必详细论述货币理论，而只要指出这个问题是按新式阐述的，就够了。”
而恩格斯的文章主题就是有关于“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论述内容的介绍的。就这一主题，恩格斯事实上认为，在叙述上：“尽管货币问题对于英国来说是重要的和有意思的，我还是认为这次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地位是合适的，否则，仅仅为了使英国人弄明白单纯的货币本身是什么，我就得撇开主题而去做一大篇解释，何况英国人只习惯于把货币跟信用货币等等老搅在一起。”针对斗争的实际需要，恩格斯认为，货币和资本生成的历史描述解决了当时欧洲的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因此，“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章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的一章，就叙述和内容来说，是迄今为止最光辉的两章……我高兴的是，经济学家先生们在碰到上述两处时将陷入窘境。诚然，价值形式的阐述揭示了全部资产阶级的垃圾本身，但革命的结论还表现得不很明显，人们可以较容易地避开这些抽象的东西而用空话敷衍过去。可是在这里不行，这里谈得十分清楚，我看不出他们能对此说些什么。”
《货币转化为资本》独立成篇，文字简约，这在《资本论》当中是非常突出的。从中彰显出马克思对资本发展特性的分析的高度概括性和浓缩历史材料的非凡能力。从一种社会要素模型与两种社会要素模型的比较来看，后者的特点是形式重建，正是由于社会发展形式的创造性的历史重建行动，导致实体发展关系相应做出激烈的改观。尽管内容和形式是协整的，但是相较而言，社会形式重建毕竟成为“第一个历史行动”，而且意义更加重大，在历史上产生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力也更为深远和巨大。它从形式方面统一了社会生产要素，赋以统一的货币资本形态，又从这个形态出发，从历史上的资本的第一个购买行动出发，这样就能全面揭开内部过程在发展上的全部奥秘。从而，这不过是真实的内部过程的发展史，是资本的特殊的发生史。它从历史过程中孕育而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代中整体酝酿着，但最终的喷薄而出乃是依靠了货币化为资本的神奇性力量。这在历史上要归功于商人阶级的伟大发展性，因为是这个发展阶层或者说历史特定的阶级，将一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乃至一般的市民社会，最终引导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航向上来。
(九)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艺术巨著。我们也可以做出论断，《资本论》是“无历史学之历史学”，成就“史家之绝唱”;亦是“无逻辑学之逻辑学”，成就“无韵之离骚”。依此工作完结一部理论鸿篇巨制。这并不是说，《资本论》叙述时历史不在场，同时逻辑也不在场，恰恰相反，辩证讲述要求二者的“双重在场”。言其“无历史学”，是尽可能避免历史编纂学的直接在场，言其“无逻辑学”，是抛弃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工作玄虚，坚持辩证法是从脚立起来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时刻提醒自己：既避免陷入史家工作的历史材料的喋喋不休，又防止脱离材料的逻辑学家的自圆其说。
《资本论》是以上方面完成了对于要素模型的历史更换工作的阐述，将资本模型视作对个人所有的劳动模型所发动的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整体运动由社会形式变迁所引致。社会生产条件集中为统一形式(在一种社会要素模型中，以大写字母P予以代表)，即生产要素结构自此有了实在的社会统一含义。正是基于这个发展基础，W=W(L)逐步向W=W(Ls)工作模式进军，抽象劳动定格于一种特殊发展形态，即社会简单劳动Ls之上;借助流水线的人机关系，最终，L与Ls实现了历史发展关系的等同。而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据此，它完成了社会劳动工作的第一步：劳动概念化，并越来越和劳动实际的内容与执行相分离。第二步行动是生产要素结构P彻底转向C。C(L)并不是什么特殊规定，而是替换P(L)的劳动过程形式，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W=W(C(L))模型在此场合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两种社会要素模型工作体式下，资本家并不需要劳动者之间进行真正的协同(Vt是固定的)，而只要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由分工协作提供的自然力就可以了，并且，这已经足够让这个生产方式维持高速发展态势。说明在三种社会要素模型工作体式下，光靠形式改进已经一定不可能奏效。因为采用的历史成长体式是：Pm(A)→A(Pm)，它需要完成对资本主义体式的历史否定，同时要完成向劳动过程规划起点的复归意义的否定工作。从而，这是任务艰巨的彻底意义的否定性发展过程。相应就要求有完整工作含义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与之对应，以实现主客体双权力结构的历史复出，真正兑现Pm对于A本身的工作内化，促成开放式的人类发展文明结晶：A(Pm)。毕竟，Pm褪去自己的生产权力，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历史脱皮”过程，它要求主体能力的极大地发展，并最终实现“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与资本主义过程之于初级商品生产的工作替换截然不同，社会主义过程之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工作替换性，以实体领域为革命行动的工作突破口，并实际地发生于工厂领域。这种社会结构转换不是以生产要素的一种工作符号去替换另一种符号，好像简单运用黑板擦技术就算完事。这里显然不能够同样如此。实体变革是扎实稳健的一项历史革新行动，所更换者不过是“简单劳动(形式)”这一规定。由此，它引出简单性劳动和复杂性劳动的社会协同实践，产生的新的生产规定不过就是“复杂劳动(形式)”。生产规定对生产规定，这是实体批判道路;目标是简单劳动实行最终扬弃，实现向人类学含义和社会学含义并重的劳动(形式)过渡。在后者那里，“消灭劳动”的行动口号体现为对实现“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合乎人的个性发展要求的实践模式和形态的探求，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工艺学。劳动形式规定朝着为人的全面发展所要求的那种社会工艺学类型的方向发展。这样，经济学的抽象财产规定和平面运动结构被真正地工作克服了。在发展的层面上，应该辩证地聆听波普尔为我们带来的“忠告”(撇开它的显而易见的对于“政治”的误解不管)：
马克思主义并不只要求成为一门科学。它远不止是做出一种历史的预言。马克思主义要求成为实际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它批判现存的社会，并断言，它能够指引通往更美好的世界的道路。然而，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例如，我们就不能随意通过法律变革改变经济的现实。政治只不过能够“缩短和减少产的阵痛”。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贫乏的政纲领，它的贫乏在于，它把政治权力在权力等级中的位置归因于第三等级的结果。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力量在于机器的进化;其次具有重要性的是经济的阶级关系的体系;最不重要的影响是政治的影响。
波普尔明显地从权力的独断的意义上把实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分开了，并脱离了生产权力场域的讨论。既然这样，社会主义者需要充分汲取这一教训。就是说，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即使在它的扬弃的基础上，单纯依靠分配和实行“劳动货币”总是不切合实际的平庸的空想，因为它排除实体规定的整体发展。工作仍要从形式还原开始。社会主义者既然需要利用商品生产的经济形式，就同时需要货币的经济运动形式。于是对它的关系的扬弃，也需要从实体方面入手，从对资本运作和实体——形式生产的社会约束入手，对资本逐步地予以限制，直至实现最终的克服行动。不可否认，社会主义仍然需要货币和财产权形式。但将只会限于经济运动形式层面，即在这一规定层面，逐渐完成货币对效用关系向劳动对效用关系的转移，将货币的工作中介职能逐步移交给劳动形式本身。不可否认，这是一次次的实践跨越过程，伸向前方的路会很遥远。总的来看，这毕竟是崭新的生产运动，因而恰恰是商品生产自我消灭运动的发展伊始。
通过实体革命的先行和全局性的带动作用，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并不是一项“未来的运动”，不是什么玄想和乌托邦，而取决于现实的行动举措。马克思说了，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的相继更迭，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形成上不是相互截然分开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乃是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始终都是在与之工作接续的前一个形式即其母体的发展范围内创造出来的。股份制财产形式组织、合作工厂、集体经济和公有制生产，这些都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合作劳动的诞生地和大力发展的场所，从而代表了社会所有制的不同程度的发展形式。说明公有制总是从既有的母体组织——无论产品社会的，抑或商品社会的——孕育出来的具有扬弃意义的新的发展规定。公有制将会有多种社会实现形式。真正的未来(规定)是永恒开放的发展。具有自由人联合生产的特征工作形态的A(Pm)将人类文明规划牢牢建构在她的内部过程域，从劳动的自我消灭的历史行程中发掘源源不断的工艺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生长力量。这种合类性循序的工作寻求不是把人类文化诞生史上的始源结构——A(Pm)——远远抛在身后，而恰恰是从那里重新开始;这样意味着，人类从自己的始源中重新发掘出来的共同体就是全面解放自身的实践行动，而且因为它处在不断生成的运动中，所以就无愧于共产主义这个称号。这一探索性行动也即1844年手稿说明了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十)
我们把社会主义运动领域中存在的劳动合作称为“超越资本的生产政治”。从而，具有工作突破性质的实体发展关系被描述为进行真正意义的社会协同的劳动协作——社会劳动(形式)，它带来了真正具有实践形态的价值概念——企业价值(形式)。直接社会劳动被确定为直接生产域内的企业劳动协作，即带有合作意蕴的不同生产性劳动类型之间的协同。这意味着Vt并非固定的。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形式被这样摹写：
W=W(Ls,Lc)
式中，Ls代表各种简单性生产劳动类型，Lc代表各种复杂性生产劳动类型。W代表与资本商品生产工作对照的企业价值。同样如此，作为复杂性和简单性生产劳动协同结果的“企业劳动”(总体劳动者的劳动)就不能仅仅是个别存在意义上的社会劳动，而同时是从存在者类型上进行考察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它们在这里是实体;我们把简单劳动统一为非个性化的社会劳动，把复杂劳动统一为个性化的社会劳动——非标准化、非重复性自主劳动。由此达成“2+6”模式：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两类基本存在方式，它们的组织化的互激行动生出劳动的六种具体存放状态——直接操作劳动、交易劳动、研发劳动、技术作业劳动、特殊社会职能劳动、企业家意义的创意或创新劳动。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企业价值和商品价值具有相同的价值构成内容，或者毋宁说，资本主义企业价值不过是商品价值的各种个别表现形式。二者的统一构造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微观经济基础。在具有社会主义实践蕴涵的生产体系中，企业价值是和社会产品价值构造对应的，或者毋宁说，这里，企业价值构成是从工作规定上和产品价值构成合而为一了。一方面，它们的结合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微观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产品的制造单位，是设立社会劳动关系、塑造新型生产政治的实践场域;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产品从价值形态上看，不过就是企业价值的合成形态，企业价值获得了社会产品价值的直接工作形态。这些规定既包含对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工作映照性，同时又含有截然不同的经济内容。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把产品价值或企业价值从形式上区分为这么几项构成：(1)社会预付的不变(价值)财产部分，以字母符号Wc表示;(2)社会矛盾的可变(价值)财产部分，以字母符号Wv表示;(3)社会预付财产的增殖部分，相应，也以字母符号Wm表示。而采用以下的统一表达体式：
W=Wc+Wv+Wm
式中，每一字母符号的下标，我们之所以采用大写的商品价值构成字母来说明，实际是标注它们的这一经济含义：企业为完成社会总产品目标而在自己的价值构造中专门设定的对应的价值锚定物。企业价值本身表达了对于社会产品的价值工作的内在指向性。
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整体共存的状况下，社会主义生产仍然脱离不开“价值财产”。按照公有制生产的发展本性和进一步所要达成的社会工作指向，该生产投入实际上只能说是“社会财产”(国家的或集体的公有财产)。至于产出，则可以同样用社会财产的不变价值、可变价值以及必然具有的“增殖部分”来予以对应，所产生的革命性的实践内容是：没有更多地拘泥于对财产进行形式描述，相反，对财产关系本身的实在内容投入更多的关注。但毕竟是总体遵从价值财产用语的一种表达。这种将价值直接视为财产关系的用语可视作是对物象态的经济范畴从实体发生层面的工作抵制，而直截了当地突显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关系，使主体对于他们共同面对的客体行使社会占有权并保持了时刻在场的工作关系。这既是“人人所有”，也是“社会所有”。这种分析效果是在牢记两种社会要素模型向三种要素模型的历史进军的逻辑含义条件下得到的，由此，我们可能进入对主体占有财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正面分析。设立的用于基本理解的模型工作形式是：
W(H(Ls,Lc))=W(X,Y,Z)=W0+XxYyZz
实质性的工作转换结构是：C(Ls)→H(Ls,Lc)，或者说，C(X,Y)→H(X,Y,Z)。如果说资本主义体制特征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物象态的资本规定统一了从劳动过程生发出来的社会主客体要素，那么可以顺着这种思路把它的工作扬弃形态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在体制特征上必然同样应该由一种规定来统合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物象态的社会要素用语是和物象资本理论契合的，反过来，对西方生产要素理论予以继续没用的习惯则使得人们严重依赖物象态的资本概念，以致在把人力资本称为生产要素的同时，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障碍地，也把它叫作“资本”，即物象态的人力资本。上述社会主义的作为逐渐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对社会财产的占有关系，需要从工作规定上和这个“物象态的人力资本”有所区分，撇除的是“物象态”，保留的是“社会人力资本”。因此，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对于社会财产的占有占用的经济规定在用语上就只能称为具有社会身份关系特征的“财产态的人力资本”，——尽管大多时候和多数场合下通常直接叫它人力资本，但明确语义区分，仍然相当必要!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导出以下的工作形式：
W(Ls,Lc)=W(H(Ls,Lc))=Wc+Wv+Wm，或者=c+v+h+m
式中，H可用财产态的人力资本予以表达，另外，H作为社会要素结构，体现“知识所有制”的发展关系。h则作为工人和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社会人力资本预付——可变财产中的社会个体直接预付的部分。因此Wc+Wv为社会预付，在存有私人资本的生产条件下，它改写为c+v+h工作形式，其中，Wc和C对应，Wv和v+h对应。
劳动与资本在战场上的捉对厮杀——作为两股冲突性的结合力量，其质的历史变化就发生在这种结合作用中。现在，由于社会范围内的混合所有制在结构上的实在性，这种历史变化也就发生在结合它们的“工厂”里。相生相克的经济形态统一在社会的内部，使它的内部过程开始有了现代的和扬弃工作形式的表达。这样，可以考察产品和商品在企业-市场中的相遇。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的经济利润是m和Wm两者的转化形式，因此社会的市场价值中的增殖部分仍然总体用字母m来表达，只不过要记住这个m是被Wm所修订了的含义。投入结构c+v以及Wc+Wv之间的统一则是一种“化合过程”：Wc在形式上与Wm并入m相类似，也并入不变资本结构中，而只有Wv独立地屹立在一旁，最后，它通过合并v的工作方式，使自身羽化成v+h。依据这种阐述，我们最后对生产要素结构及其所形成的社会路径在分析上进行工作协整：
W(P(L))=W(C(Ls))=W(X,Y),以及W(H(Ls,Lc))=W(X,Y,Z)
式中，前者的社会生产结构由资本的社会结构C=c+v表征，所对应的要素实体是主客体的社会对立化形式。要素结构形式：主体要素类型+客体要素类型，它们直接以对方为社会博弈对象，整个社会的中介是客体要素结构;且就严格的工作含义而言，主体类型要素并无“结构”，他们没有自己的结构——他们是作为“雇员”的消费者，具有的仅是他们为之工作服务的对象上的结构规定。后者的社会生产结构由财产态的人力资本的社会结构H=c+v+h表征，要素实体对应是主客体的社会交互作用形态。在这里，由于Z的存在性，X、Y各自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含义：原有的X产生了工作分化，即保留在自己体内的成分仅是主体要素类型I，其扩展类型即主体要素类型II现在已经离开它的对象——机器体系的客体要素结构，并作为独立态的生产要素对应从事社会工作;于是，原有的Y现在具有多少显得单薄了的内容，即更多地体现个性发展特征的知识要素将会从这个体系中独立和游离出去，而它们不过就是Z要素本身，要素结构形式可扼要成：主体要素类型I+主体要素类型II+客体要素类型。从而，Z要素结构已经不是什么“第三要素”了，按照发展本性，也并不是暂时停留在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的中间形态，由于扬弃资本，它必然体现传导者从而劳动迂回中心主要向“人自身”(即劳动体)进行归集这一历史性工作内容的规定。劳动资料III和人本身的经济规定的合流使人类对劳动过程的规划具有了新的文明前景，同时必然从劳动体的联合中产生出真正的工艺学——人的工艺学。
三种要素结构形成以主体生成为中心规定的社会博弈构造。在博弈过程中，知识被资本独占的唯一性被耗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资本对自身否定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社会耗散的速度也就越发加快。知识越来越为更多的社会个体拥有从而为其共同分享，这就会为知识存贮器承担者身份的社会多元化打下基础。知识与劳动的结合决不意味着单纯的主体的生产权力，而意味着社会整体形态的相应变迁。同时意味着，机器体系本身也处于瓦解状态。它不再是吸纳一切生产能力的庞然怪兽，知识转向、知识管理、技能提升、模块化生产以及为知识而工作等等这些明显带有主体性增强特征的生产形式或手段，既标志着各方同资本社会博弈的力量持续趋强，同时，也标志着劳动过程中生产智能化因素的持续变强。这些有力的证据将被进一步社会协整。表明：在一个谋求彻底变革的企业——产业工作组织中，社会人力资本的工作宗旨恰恰在于扬弃资本，其柔性化的包容个性的分工协作谋划着大写规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工作谋划其不间断的生成性。从而，建立“超越资本”的现实力量结点在于对社会生产——分配结构及其分配关系进行重新规划：
W=c+v+h+m1+m2=c+x(v+m)+y(v+m)+z(v+m)
即在形式上，x、y、z(对应要素的社会分配率)分别取v/(v+m)、m1/(v+m)、m2/(v+m)的社会量值。表明：在社会就整体而言采用“混合所有制”的生产形态下，社会人力资本和资本之间存在着社会剩余分享。简约分析起见，可进一步令剩余分享的社会博弈参量为△，这是一个双方角逐的社会量。产生以下变形的社会价值构成公式：
W=c+v+h+(m1-△)+(m2+△)
式中，v代表资本家所有体制下的主体要素的所得，或社会所有体制下的简单型劳动主体要素的所得，即劳动力再生产自身的社会价值;h是具有社会财产占有关系规定的复杂型劳动主体要素，从而，和资本物质要素分享社会剩余：m1-△、m2+△分别表示了这两种要素结构按照社会分配率的实际占有的社会剩余量。
对隶属资本要素结构的“局部人力资本”而言，社会博弈剩余量是一个可社会剥夺的变量参数，它冲减Z的事实存在性。就其对知识的“运用”而言，知识的社会要素(具有主体占有关系蕴涵的知识资料)一定程度上处在了一般社会规定与特殊社会规定之间，是微观基础之不断夯实，但作为宏观变量，其实不存在。这显见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一个整体性特点：以工厂制为制度内核的系统的、弹性的全球化生产组织发展与治理生态——以时间为序、以空间为运动的展开轴，在特定的劳动合约(劳动过程内的缔约活动)拟制关系下，实现工作转化和自我超越。所以当△恰好等于m2的负值时，社会知识资料全部落入客体要素中，知识资料作为社会要素只是充作微观生产体系的机动灵活的治理参数;或宁可说，这时独立态的社会知识生产要素是不存在的，主体严重依赖于客体的体系。相反，当△恰好等于m1时，“社会知识”全部落入主体的类型，毋宁说，这时的“知识要素”乃是掌控着生产权力的社会主体要素。这样的发展情形也可以直接说成是一个完全化了的公有制生产。
可见，m2说明了Z的存在性，是一个历史数据;相反，△只是社会数据，取决于主体要素在整体结构方面的成长情况。而根据这种分析，人力资本要素结构实际获得的社会剩余数值当然是在0-m之间，如上指出，这个数值具体由两个部分组成：基本数值即m2，以及博弈参量即△。在客观存有资本要素结构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人力资本通过经济实现获取的博弈参量，乃是介乎于上述两个极端数值之间，即△∈(-m2,m1)。这也是我们坚持将Z要素类型认定为从属于主体类型的一种基本理由。此外，也是鉴于下列工作考虑的需要：随着公有制生产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推广，以及公有经济成分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增大，不仅人力资本分享社会剩余能力在不断增强，而且博弈参量值水准也会持续地提升，这样一来，造成一个剩余的全民分享的发展时代不是距离我们愈加远了，相反是更近了。
(十一)
叙述从来只是研究的规定，叙述服从研究，由研究决定;或者说，叙述根本就是为了研究。密纳发的猫头鹰等到黄昏降临，即会起飞。劳动和资本的搏杀在这个阶段上也才显示出真正的较量。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实质并非有任何雷同之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金融治理或全球掠夺的方式与工具形式，不是社会主义工作扬弃形态的序列，它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社会财产的含义上的社会所有制也不是一回事。金融资本主义作为最高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乃是一边实现自身，一边消灭自身的历史规定。屈从现象，一味跟从现象发展的趋势性特点进行认识总结，和认真进行科学研究、从事工作批判，毕竟不是一回事。
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工作涵容中国历史规定，得出对世界历史尤其马克思之后的世界历史的新理解。这种运思和酿造以极高的智慧统一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从中得出创造性的结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经济。这种对象规定不过是经济形态的人的规定，不过是客观史上的生产的发展(逻辑)，——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定的批判，其由初级产品社会的相应规定内化而来。其研究对象按马克思的说话方式，乃是社会主义生产运动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从而和产品社会整体契合，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它的发达形态和建设形态。毕竟，市民批判的结局和建设新型经济形态的人的工作模式是紧密联系着的;并且市民实现历史的自我扬弃的一个必由的通道即是归入“社会劳动者”。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必须要说，社会主义重在建设，要旨在于建设发达的产品经济形态，为扬弃商品社会从而整个人类史前时期的经济形态社会，跨入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文明规划做好规划。
本书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条件下《资本论》的“时代续写”(富有“重读”“重写”双重的内涵意义)，从中定格建设元素。因此，为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的现实性，对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工作体式予以整体勾勒，即是“必要”的。简约起见，以下同样通过绘图的方式导引出本书作者在这方面的一些粗略的预前交代。
图19-2 (待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再生产的社会实现模型
分析概要之一：这不应当看作“数学模型”，更应当被直接看成“逻辑模型”。本书中，没有按通常方式运用数学，即在大部分的工作场合禁止数学演绎，而运用了直截了当的数学表达形式。这是将数学形式看成数量逻辑，即历史-科学方法的逻辑实现形式。对于数学或数理逻辑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一种更为妥当的说法是称之为“历史数学方法”，即逻辑-数学-计量。这种工作效果是由劳动价值论整体达成的。这种数理分析其实是一种质性分析。恩格斯指明，不可否认，“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的”，“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弗里也做出过很好的归纳：
(1)马克思的哲学的、方法论的命题对许多阅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它导致对于马克思的不必要的误读，尤其是不能正确地领会马克思从抽象水准和辩证叙事方面进行的阐述。
(2)基于历史的变化的现实，马克思讨论了人类的知识生产。在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中，知识和现实的生产具有诸多重要的相似点。但他决没有同一化二者。事实上，马克思既不顺着黑格尔的线路，将现实看作思想本身的产品，也不按照经验主义者的路线而将知识当作简单的、没有中介的关于真实的反映物。
(3)尽管如此，马克思很大程度上采纳了黑格尔的分析人类知识的结构：一种即使主要内容总在变化，但被视为一贯的形式，结构的基本元素是马克思所称之为“抽象或规定”的范畴，马克思用这些从它们的组成具体事实的整个复杂有机体的实体要素关系中，被分离和净化出来的范畴来讨论现实的特征。
(4)马克思辩证法的深层影响力，在于提供了对现实的本质和知识的本质的深刻洞察力。
(5)因此，马克思把理论视作一个复杂、有序的关于抽象范畴的结构，以其作为理解世界的途径。理论本身是充满矛盾的实体，这是由于它包含着自我转化的种子，包含着诸多的潜在不一致性，从而不断导向新的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模型是理论的表征，可以将一些矛盾因素加以忽略——这在思想的数学表达上是经常允许的。这样，模型就只是理论的代表，而不是关于真实本身的代表。每一个理论都能生成众多模型，这些模型或许均要求代表理论的某一方面特征。但不会有任何一个模型能与理论本身同一。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模型能够与它所代表的理论精确地一致，因为它抵制或消除了理论中的真实因素。这一研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践形成鲜明对照：在那里，主要工作是探究抽象模型的各种属性，这导致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常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
分析概要之二：由劳动价值论造成的奇妙的批判工作效果，致使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家不约而同地视之为与马克思经济学实际是“同义词”的一个理论上的“等价物”。
如埃尔斯特认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论这两个主要支柱基础之上的”，所以必须要公开宣布：“这两种理论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然而如何证明呢?证明的方式是解释学路径的，而且还是一种极为拙劣的“形式的类推法”。“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率的形成。劳动是交换价值和利润的源泉这种主张，也未能逃脱一种批判的检验……劳动价值混淆了对平衡增长的分析，并把它认为是分析资源配置和技术选择理论的工具。此外，坚信劳动价值论使得马克思接受了对资本拜物教的一种无效解释……(因此)尽管马克思有一种经济学理论，但他是否也在各种经济学模型中创造了它则不甚明了。这涉及审慎地运用各种简化的量化的假定——以现实主义为代价而达到精确性……马克思完全意识到了这些优点，虽然他的黑格尔式的素养有时使他误入歧途。他尝试为其主要论断提供代数的与算术的证明表明，他认识到了数学在这一方面的力量，虽然在今天看来他的努力显得笨拙。与黑格尔不同，他没有把数学归类为‘知性’这个平庸的层面，即把它和‘理性’对立起来。他也没有和恩格斯一道试图使数学成为一门神秘的‘辩证的’学科……马克思常常提到经济生活中‘现象’和‘本质’之间的一种区分……马克思在根本上完全误解了黑格尔……这就是马克思认识劳动价值和价格之间关系的方式。”关于马克思做出了如此多的重大发现，尔后的埃尔斯特抵制不住内心兴奋，一定要匆匆忙忙说道：“前者是一种不同的、比后者更为根本的本体论秩序，而后者只是一些显现为经济动因的秩序。价格在双重的意义上(即它可以直接被观察到，可以通过更深层的和更根本的结构得到解释)处于事物的表面。其次，人们可能考察现象的局部特征——因为现象的东西总是显现为一个人根据一种特殊的视角来观察现象。因此，任何既定的现象都可能和那些与任何一种特殊观点无关的现象的全局性网络相对立。就我所理解的黑格尔关于现象与本质的理论而言，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它认为，本质是相互关联的现象的总体，而非某种‘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东西，以及一种不同的本体论秩序。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经济学中对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关系的分析……劳动价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先于价格。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应该被放弃，因为它是错误的，而不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的误解之上。”可是埃尔斯特又必须要说，“然而，这种理解是驱使他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第一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不要在一种极为被动中继续接受埃尔斯特式的工作批评。被动地挨打，总归没有出路。避免对生产要素进行平面化设计的结构概念，从反面看，无疑就是关于社会生产要素的结构形式的探索。一部《资本论》，皇皇巨著不过是说资本的总体发生学。资本，总的来说是特殊的生产要素结构，是对其总体进行把握和总揽，因而，在它的必然性的规定中孕育着发展的总体性。这就需要历史和系统的发生学研究之先行，也就有了逻辑模型在构造上的优先性。马克思生前对股份制和合作工厂的探索揭示出社会要素结构正在发生变革的事实和前景。这是从现象发生学的角度提出的看法。不过，这一分析进路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扩展，仅仅停留在一些抽象认识图式上。一句话，生产要素不仅没有很好地作为社会规定——相反作为“技术规定”——对待，也没有作为社会批判上的经济规定。同样，对这些元素发生社会作用的现象的把握也很粗糙，并且普遍没有当成历史范畴来予以把握。从而，整体上忽略了对生产结构本身的历史成长的分析。而忽略了这种工作进路，对象→研究对象的工作规定就不可能顺利地从中国历史中引导出来。可中国经济学的工作实质正在于这种引导，从中引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的内在性分析。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把当前正在实践的元素视为历史的一种“正在发生史”，它本质上是历史上的元素在当下场域的汇聚。在中介模式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恰需要形成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的工作路径和工作模式，以能适用于对“中国制造”进行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并重意义的批判性分析。
分析概要之三：商品公式W=c+v+m谱写了简单劳动(范畴)的完整发生学，即孕育、成长、社会成型和进一步壮大，以致最终的发展导向——走上历史消灭的道路，这一切不过是工作摹写一个全过程的概念——商品价值，从而委实是讲述价值(形式)发展史。正如马克思的卓越分析，这个全过程在发展特性上最终要求把知识的存贮权全部交付给外在于工人的客体——机器(体系)，从而造成特殊的客体类型以及相应占据知识存贮器位置的发展景象。这和工人联合起来的发展相抵触。毕竟，“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挣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这就要求工人联合起来重新掌握自己的和社会的知识存贮器，使之作为他们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基础。那么，这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并业已处在为“世界工厂(生产体制)”发展格局提供服务的中国有怎样的启示呢?
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人类最初的劳作场所本是没有围墙的，后来逐渐有了，且愈加牢固和固定化起来，“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最终，劳动资料的机器化与工厂立法为为数众多的工人竖立了历史上最为坚固的围墙，工人的挥汗如雨和不辞辛劳成为创造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人类生产力的坚实保证。随着机器技术和大规模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把外部市场当作自己的再生产条件和社会消费条件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日益步履维艰，越来越难以克服社会生产和由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发展，劳动阶级亦日益强大起来，“结合总体工人”生活必需品水平有了历史性提高，一种超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实践日益被需求并在生产实践中实质性地建立起来了。这些因素总合起来决定资本家和工人彼此和谐共处这个发展事业就像“相互诅咒的符码”，不可持续。资本家一天不拆除围墙，工人们就一天不停止斗争。可见，社会主义工厂绝不是寻求这种“相互诅咒的符码”。从上述粗略的分析已经能够看出，它的发展决不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工厂不加改造地简单移植，其利用者是机器大生产的合理成分(相对剩余生产方法)，坚决摒弃者乃是“金融工厂”。
要之，本书基于中华科学研究与讲述立场(从中国学科到中华科学)，展示出一条中国式斗争路径，定格一种寻求发展的有效行动斗争方式。它不为少数人的致富欲所动摇，没有为致富经所迷糊，坚持由长时段和宏观场域看待人类的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的发展问题，坚持历史和科学的工作接合的视角以及在世界格局“变局”中整体审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差异。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来说，人力资本是一个微观场域的个别变量，并不具有实在的宏观意义。相反，对社会主义生产体制来说，人力资本是从微观到宏观无时不变身着的经济参量，从而是在谋求共富缩距的发展轨迹中脱颖而出的生产制度结构和社会博弈参量。其具有宏观和社会实在意义。而且，越来越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以太范畴”。可见，对人力资本的把握要从民族历史内涵出发，从对资本的历史扬弃性的工作内涵出发，以此两点统筹认识。关于人力资本从微观变量到宏观变量的发展特点，它的征兆，恩格斯的料想是：在现代生产部门，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预付活动现实并存。这甚至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也是如此。
分析概要之四：在以上图画出来的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模型中，社会人力资本的实现活动仅集中完成在生产资料部门中，没有过多涉及消费资料部门。这实际是将人力资本主要处理成了“固定可变资本”(请恕我们总是继续沿用马克思的工作用语)，从而，关涉它的预付活动在经济性质上，就不仅仅是个别资本家的机器体系属性，必然也指向全社会的机器体系属性;同样，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劳动(发展)体系，必然也指向全社会的劳动(发展)体系。在机器体系和人的生产权力分治的生产场合，这种预付行动是资本家群体和社会共同决定的，资本家共济会意义的社会正在工作扬弃，联合体意义上的社会正在确立中;社会从抽象统治中一步步地脱身出来，走向能够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共同体的规定。很明显，在这当中由社会或国家安排教育和福利计划(即广义上的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品的所有制)，显得尤其重要。
图19-2不应当简单看成是在图14-1之上建成的分析或工作承续。在那种分析图式中，均衡或经济社会平衡被看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强制性实现条件，从而无论简单再生产抑或扩大再生产，均是既有前提条件，也有实现条件的。例如，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可算是“社会的零追加”，这是很严格的前提条件;如果有个别资本家试图突破，那么全社会的生产图式仍然要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算作有追加表现的再生产，为什么呢?竞争使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整个社会的正追加”，就更为严格些;但资本的本性就是要促成这个条件。至于实现条件，即使简单再生产也不会比扩大再生产更容易做到。归根结底，这种条件分析不过是说，资本作为运动的资本实际上很难达到或满足这些会条件，而采取了“强制均衡”的策略。社会主义生产扬弃“运动的资本”的规定是社会身份关系(主体规定)的成长与“运动的财产”的相互结合。和两要素的对立结构整体表现为“刚性实现结构”不同，三要素的社会结构整体显示出趋向“柔性实现结构”发展的态势。从而，它日益改写着社会再生产实现的内涵逻辑形式，即：
I(v+m/x+△v)=II(c+△c)→I(v+m/x+△v)=II(c+h+△c)
增加的h并非是使社会利润率趋于下降，——毕竟社会主义生产并非要严格遵守资本主义的利润规律，而在于根本改变资本积累的产生根源和运行方式。这里，既没有什么局部均衡，也没有什么一般均衡，因为，整个社会产品的生产规律表现为企业生产体制和整个社会生产的宏观实现体制的柔性接合。资本有机构成的活动范围让位于一个在发展上更高级的社会有机构成的工作规定而发挥作用。即仿佛：“预先总是由契约规定的劳动力价格，无论是用货币支付还是用生活资料支付，不论在哪一个场合，它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价格这个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经过社会统筹、国家层面的协调，对人本身而言的个人投资或组织投资并不会和社会投资发生根本性冲突，主客体的统一到对抗，再到实践过程中根本解决工作性对抗关系，从而走上寻求真正实现和解的道路。这种实践化路径寻求，纯属工作实践关系，不会再是单纯认识上的想象关系。因此，尽管在形式上还涂有为资本而配置的工作色彩，并带有资本主义式样的行动律令要求，一定程度上受抽象规律规制，但资源配置将从突破资本的工艺学的行动开始，于再生产领域内重建人自身的工艺学，并使经济形态的人和社会的自由结合的人的个性发展要求保持工作一致性。可以讲，经济形态社会的全部活动范围(图景鸟瞰，参看图19-3)，即是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总和意义的现象学批判的实践化的发展道路和调适过程。在这个工作范围内，它将完成自己的文明规划的历史使命。
图19-3 (补)政治经济学批判暨经济形态扬弃的历史道路和社会过程
分析概要之五：人们普遍怀疑社会主义经济学产品一般范畴的存在性，那是因为这个历史生产方式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建设当中，还不十分地稳固，还不十分地坚强。但是，正如资本的范畴系统写就了从劳动一般到资本一般的商品生产的社会人的器官的发生史，那么，从劳动体和社会联合体中工作取出的人力资本范畴规定同样能够胜任这种伟任。脱去身份和财产双重束缚关系之后，犹如卢卡奇的指认：劳动处处都处于中心位置，成为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已概括地表现出来。劳动二重性规定在社会主义实践领域内仍然发挥着作用。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发生在劳动物理场域中的实践模式加强研究，另一方面，社会产品生产本身作为物质身份劳动过程和社会产品财产的再生产过程的统一，也就要求对外在的运动进行综合形式的工作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以发达形态的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为运转中轴和批判性理解中轴;在对劳动过程进行重新文明规划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同样建设了自己的二重性规定的形态外观：产品的二重发展性态——直接产品和社会产品。这是依据社会的人的活动的二重性对商品二重性进行社会内容更新所达成的运行规定，其实质的内容是产品的带有主体行动内涵的实现方式和社会经济实现形式。这是对资本主义体系所含有的价值批判和生产价格批判的工作接续和实践性超越。
要之，社会使用价值批判和价值批判蕴藏着内在性批判要求，即揭开物的面纱的人的发展本身。所以，事实并不像《<资本论>的存在论》所说的劳动二重性=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好像是说任何个体的人均具有这种性质：所谓人既是自然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的说法，说到底，还是强调了人的自然性的独立性。扬弃的工作中介是发展人的合类性。所以，事实只能存在于如下的发展情势中：扬弃的劳动二重性是人的发展的二重性态，即人在合类性的自然工艺学上的发展，以及相应在合乎人的本性要求的人类工艺学上的发展，从而在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消除经济的必然性)基础上的社会工艺学的重建，亦即产生社会自由结合的劳动工艺学的实践态。
结论是正确的。但不应要求有任何的超然的认识论来与之对应。“所以，社会存在本体论应以一般本体论为前提。但是，这一种一般本体论不能再被歪曲为认识论。”并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会把本体论批判规定轻易地归结为一般认识论，从而有利于上升为一种僵化的指导理论。“尽管认识论观点引入黑格尔的本体论逻辑具有重要性，然而决定性的二律背反却由于本体论事实被挤压进逻辑形式而在本质上受到歪曲产生了。”可见，“马克思始终如一地把对于社会的这种理解方式看作是普遍的方法”，尽管如此，“它在存在上必须以发生学的方式从它的过渡形式中推导出来。”
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而言，一方面，在有效替换资本的工作位置上，处在劳动社会场域的总体人力资本，从而社会劳动体规定必须被视为直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定格这样的行动公式：社会人力资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主体的合作交往=社会分配关系;另一方面，其人格化范畴又须得从抽象领域中抽身出来，通过行动即社会实践内涵的唯物主义寓意处处为实践提供具体工作范型。这种人本身对社会产品一般，即劳动场域随实体构造一步步成长的工作关系，随时扬弃自身，从而定格为消灭劳动社会抽象性的发展规定。于是，复杂劳动就在直接社会劳动中实存，新型的创造价值方式据此创造出来，它的表达式即应写作“W(Lc)”。劳动并不是在简单平均的意义被加总，而在复杂平均的意义被加总，也就产生了真正的具体性，产生了由工艺学揭示出来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关于马克思的思想根源和来源，因此有了一个汇总的讲法：
黑格尔以后的唯物主义者……不理解人在借助于思维同外部的感性对象发生关系同时也使自己对象化的过程中，在语言和在生产中实现他的思想使之外在化时，怎样据此而进入同其他人的关系中。在第一个场合，只有目的论，没有物质因果性。在第二个场合，既然物质因果性不包括实践的主观因素，那么，目的论就只是一个“幻想”或外表。例如，费尔巴哈就从来也没有把因果性和目的论成功地统一起来过。一方面，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他不理解客体也是人的对象化，是主观之间的交往，从而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他停留在抽象的“人”上面而没有从人们的社会联系上来观察人们，因而他只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而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指向客观世界的那种改造关系……马克思汇合和解决西方哲学史上这二股具有深厚的根子而又相反的文化历史传统思潮，即唯物主义决定论思潮和唯心主义人道主义传统思想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作为“类的自然存在”的概念——以后发展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概念……论证这两个概念的接续性……这个论述说明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同其伙伴的关系，这就是说，生产是人们主观之间的一种交往，因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在另一方面，人同其伙伴的关系，又是为生产的目的而建立的，就是说，是着眼于人对自然的活动和影响的，而且是它的一个功能……换言之，人并没有他自己的存在;这样，类的关系(人同其他人的关系)就包含人同不同于他的其他自然存在的类的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用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论述的这一命题，也正是作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焦点的同一个命题……把劳动定义为自我生产，这不仅意味着劳动的产物是工人的对象化，从而通过劳动的改造，使自然适应和适合于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目的;而且也意味着，人在劳动过程中，也使自己适应于自然……劳动在这两个场合，即人的既创造又适应的自我再生产，在第一个场合，因为人同客观的其他性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他同其他人的关系的表现(通过对象化);而在第二个场合，则是因为人同其他人，从而同他自己的类或同他自己的关系意味着人人为了同他自身发生关系，就必须同一个有别于人的存在发生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就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本身的逻辑都植根于此。”
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意蕴在于批判与建设，在于不间断地推进扬弃运动。主体力量得以源源不断地激发出来。在这里，劳动过程中的缔约行动特别具有意义。马克思概括了两条道路：(1)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2)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可见，劳动二重性是人类处在物质生产共同体的发展阶段上整体受其约束的认识形式的必然王国内的行动事件。它将工作指针始终指向了对工艺社会本身的探索和规定的发掘，从中审视经济形态社会的基本脉络和运动性状，从历史运动——劳动和生产发展史——的里层和内在的方面解明了劳动的性质和生产的性质，对它们进行充分的比较，以揭示规律。作为工作指针，它迄今为止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认识效力。作为自由王国的认识效力和行动事件，乃是“消灭劳动”。因为一旦消灭了劳动的谋生要求，劳动就自动上升为真正的活动，具有普遍工作含义的实践模式和形态就会脱颖而出。劳动范畴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依然是一柄双刃剑;它有效驱除拜物教认识，要求建设产品社会，并在社会使用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性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王国：工人自治或劳动体意义的生产自治。作为解放自身的过渡性质的“临时王国”，它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发展的缺陷，比如容易滋生各种非经济的强制因素，容易重新导致必然王国的盲目统治，一些正确的方向虽然得到澄明，但一些事实——至少在工作细节上没有得到有效地澄清。这就使得以未来为取向的建设将充满复杂性和曲折性，具有发展上的变数。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较量依然是整体意蕴的：反复进行和长期化，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可这就是劳动的辩证法和资本的辩证法，社会劳工(作为政治范畴和作为经济范畴)的发展是对这些辩证法的总归结。以致，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规定)同时成为彼此以对方为条件的自我扬弃的发展运动。这是一场看似没有结局的厮杀和较量，所以不会有固定程式，唯有和历史接合的不断处于变动状态的知识理论生产，即历史认识。然而结局总会有，在争斗胜出的一方中产生，——不过是在最先争夺了通向未来生产权力的一方中产生，如上指出，这意味着即使该方亦必须时刻从事扬弃自身的工作。从而，这是实现劳动共生的必由之路，需要兼怀“常无”“常有”之心。我们拭目以待吧!劳动——通过自身运动聚集为社会规定的劳动形式——消灭自己的资本!!既然申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就当以发生的批判的行动方式迎接结果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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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附识：人们总愿意将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内在关联，至多延伸一点，与市民阶级(资产阶级是这个阶级的一个变种)的活动相关联，至于“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是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令牌”(所谓有成本—收益分析，所谓理性分析，所谓效率，所谓均衡，所谓最大化)，去随意支配人类经济史而已。如果把生产一般仅作为“商品生产一般”，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仍然是“范式经济学”，广义的概念就依然跳不出狭义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方法和学科的工作逻辑——就仍然实际作为“客体批判”在被运用!这样，将《资本论》创作视为“巨型的史书”(规定)研究计划的想法，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方法论意义。而即使仅仅从市民的活动出发，其分析触角也必然广泛涉及人类历史上各阶级的活动，从所有这些轨迹当中必能取出“产品生产一般”规定来。所谓生产一般，盖言生产之“总体规定”，它首先是“历史总体”的规定。这样从高度上看，政治经济学超出一般意义经济学的地方是：它以“统一之历史学科”理论经济学规定性，来高于它作为实践科学与批判科学的工作规定。这个“高于”本质上就是它的学术属性所在，所以，“总体性”(从行动主体方面看)以及“阶级性”(从历史客体方面看)必须作为“科学性”(从实践属性看)的实存规定意义的“内容”。即所谓科学，是由历史行动和阶级生成赋予内置规定性的逻辑和认知方法。如此，主客体批判行动规定“对接”了，从中升华出“总体经济学”，就是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且，根本上是关于产品生产一般和商品生产一般之客观研究体系。由于“产品生产一般”的研究侧重在“主体向度”(主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之对应，“商品生产一般”的研究侧重在“客体向度”(客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框架内，产品生产关系与商品生产关系的对接研究首先即被提上日程。更进一步，由于“主体的生产力”与“客体的生产力”是工艺学贯通的，人类自此步入自觉的生产力系统文明规划发展阶段，而这就意味着生产力智能化序列的历史完成：人类劳动生产力I(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劳动生产力II(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人类劳动生产力III(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以及塑造自我的本质力量，是人的自由历史本质借助物质力量的全部意义的展开)。
【本章判语·意难平曲】一个是宫苑庭葩，一个是宝玉带瑕;若说没奇缘，今世偏遇见它，氏民一个家。分享聚合皆前定，好似食尽鸟投林。相生终难恰!相克中间化!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都道是良姻金玉，美中不足今生信。一个兀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从头越，一个是族中花。别时容易见时难，人民共天下。狼之将死，龙之将亡，奈何风云总虚化?涅槃一个家。我乞隼击，鹿鸣羊兮重生化。落了片，茫茫大地国无睱!
转自：
《保卫资本论》：产品社会工作逻辑问题 - 读书 - 红歌会网
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read/201803/164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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