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之概念》
[英]鲁思·列维塔斯 著
李广益 范轶伦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关于作者
鲁思·列维塔斯击
《乌托邦之概念》一书作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欧洲乌托邦学会创始人之一、前任主席，威廉·莫里斯学会副主席。1949年生于英国伦敦，1979年起任教于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系，曾担任该系主任。列维塔斯的乌托邦研究涵盖乌托邦思想史、乌托邦社会理论、乌托邦与音乐多个主题，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其代表作《乌托邦之概念》(1990/2010)被视为当代乌托邦研究的基石。她在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社会不平等、劳工等研究领域亦卓有建树，著有《包容性社会?社会排斥与新工党》(1998/2005)。2012年获北美乌托邦学会莱曼·托尔·萨金特杰出成就奖。
关于译者
李广益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思想史、乌托邦文学与思想、科幻文学与文化。编著《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2016)、《<三体>的X种读法》(2017)。
范轶伦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系博士候选人，“推想小说和科学文化研究”方向在读，致力于中国-拉美科幻文学比较研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员，曾任科幻星云网驻外编辑，现供职于成都八光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在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中，鲁思·列维塔斯阐明了乌托邦之概念的重要性，并通过对相关文学作品和社会理论的探讨，将其历史发展以及在理论分析层面的广泛用途呈现在我们眼前。她游走于现代想象变迁的脉络，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莫里斯、索雷尔、曼海姆、布洛赫、马尔库塞等杰出的现代性思想家运用这一概念的方式。列维塔斯的经典论述，为诸多学科展开乌托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鼓舞着人们继续想象和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名家荐语
这部乌托邦研究领域的基石之作提出了一种结构多元论，认为形式、内容和功能这三种要素是根据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构造，以历史性的独特方式组合在一起的。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乌托邦，乌有之乡，或理想世界?想象的天空，或社会政治经济构建的另类预案?关于未来，抑或旧日?乌托邦，无疑是扣访20世纪的关键词，开启21世纪的通关密语;同时，也是为葬埋20世纪的成吨泥土所掩埋并羁押的沉重债务或神秘遗产。鲁思·列维塔斯的名著《乌托邦之概念》为中文世界带来的，或许正是一次清理债务或启动遗产的思想契机。
——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乌托邦就成为人类思考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思想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概念。然而，这一概念的运用和界定始终包含着谜一般的含混和暧昧，几乎贯穿于所有的肯定性运用与否定性运用。冷战结束后，伴随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落幕，乌托邦这一概念经常被用于否定一切理想性实验，但新的时代氛围和各种文类作品的涌现，使乌托邦再度成为理论焦点。对于所有关心乌托邦问题和当代思想发展的人而言，这部著作值得一读!
——汪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无法想象没有历史的人类，那意味着集体记忆的丧失;无法想象没有乌托邦的人类，那意味着拒绝创造未来。历史与乌托邦，是人类独有的精神产品，有了它们，人类才拥有当下。这部尝试论述乌托邦历史的著作，尽管不能涵盖整个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却开启了进入乌托邦历史的路径，启示我们创造未来。
——孙歌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目 录
学生版序言
初版致谢
导 论
第一章 理想共和国：正在形成的传统
第二章 空中楼阁：马克思、恩格斯与乌托邦社会主义
第三章 神话动人：乔治·索雷尔和卡尔·曼海姆笔下的乌托邦与社会变革
第四章 乌托邦希望：恩斯特·布洛赫与拯救未来
第五章 欲望教育：重新发现威廉·莫里斯
第六章 美国梦：赫伯特·马尔库塞与心灵改造
第七章 百花齐放：当代乌托邦研究
第八章 未来完成：乌托邦的再理论化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雅理译丛》编后记
译后记
李广益
在西方学界，乌托邦研究虽然不是头等显学，却也涌现出不少名著。在这些著作中，鲁思·列维塔斯(Ruth Levitas)的《乌托邦之概念》尽管篇幅不大，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认为，该书堪称乌托邦研究这一领域的定海神针。这样说并不为过，因为《乌托邦之概念》对现代乌托邦研究加以系统考察，厘清了“乌托邦”(utopia)这一基本概念在不同思想者笔下差异极大的含义，并为后来的乌托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富有参考价值的乌托邦定义。只要我们同意，概念是否明确对于学术研究的品质至关重要，我们就有必要在研究具体的乌托邦文本、思想或运动之前参阅列维塔斯的详尽回顾和分析;同样，只要我们意识到，乌托邦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现象，能够化为无穷多的形式，我们就会赞赏列维塔斯尽量宽泛地定义乌托邦、使之广采博收的努力。对于书中涉及的各家各派观点，列维塔斯既有精炼清晰的陈述，又给出了自己的批判思考，足为有心人之问学指南。这样一部正本清源复又引人入胜的著作，对于有兴趣了解西方乌托邦研究的中国学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出发点。
自从严复在《天演论》中将utopia翻译成形神兼备的“乌托邦”以来，中国人接触乌托邦这一概念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我们对乌托邦的研究，总体而言乏善可陈。问题很大程度正是出在定义上：一方面，对乌托邦的理解拘泥于托马斯·莫尔的经典著作及受其影响的文学和政论作品，不能将乌托邦作为认识框架或视角去广泛观照人类文化和文明;另一方面，对乌托邦的评判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语境中出于特定目的的论述影响，长期以来视之为“虽然进步，但却有限，甚至幼稚”的“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原文直译应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从而抑制了学者们深入探究的热情。这两个问题在西方也或多或少存在，但在一个奉马克思主义为正朔的非西方国家无疑会产生更多的消极影响。当然，辩证地看，积淀较浅可以转化为后发优势。藉由《乌托邦之概念》以及其他陆续得到译介的乌托邦研究著作，我们在开拓视野的同时，可以避开一些西方学者在摸索过程中经过的弯路和误入的歧途，对乌托邦这个文化和思想上的重要面向展开有创造性的深入研究。
所谓创新，并不仅仅是指用西方乌托邦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探讨中国的乌托邦。诚然，中国拥有西方之外最为丰富的乌托邦传统，这已经得到了萨金特等乌托邦研究权威的承认。无论是不少西方学者耳熟能详的桃花源，还是他们不那么了解的中国近现代乌托邦文学和思想，都值得在现有的历史考述之外展开更有深度的论析。但如果中国学者满足于自己的地方性资源，而不去放眼乌托邦的普遍存在，在更加广阔的历史和世界维度上参与人类思想的进程，恐怕会有负于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和对于我们的期待。除了对各种乌托邦的专门研究之外，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尤其需要重视。
第一个问题容易想到，但并不容易处理：在乌托邦所表达的社会理想中，中国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许多人，甚至是一些乌托邦研究者，都发出了乌托邦已死或将死的哀叹。列维塔斯在书中对此提出的批评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忧虑源于对乌托邦的狭隘理解。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面对阶级分化、环境污染、文明冲突等愈发严重的共同困境，人类不仅缺乏广受认可、具有号召力的世界愿景，甚至连可以效仿的局部模范都找不到。中国尚未成为世界愿景的有效提供者和锐意承担者，但反过来，中国若在任何一种世界愿景中缺席或者空洞化，这个愿景或乌托邦用列维塔斯的话说就很难具备实质性的改造功能了——而这正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问题。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应有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担当;即便有意避免国家本位的思路，传统中国的文明积淀和现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亦不乏可资借鉴之处。恰当地界定中国在人类追求大同世界(或退而求其次，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动性，丰富乌托邦研究界乃至全球思想界对社会改造动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这一工作主要而言只能由中国学者来承担。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关于中国所可为的透辟言说和中国所应为的精彩想象，都有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学者相对而言缺乏敏感性：技术发展会给社会改造带来怎样的可能性?在西方，许多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对科幻小说和电影充满兴趣，并有精到识见，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威廉斯、杰姆逊和齐泽克;而在中国学界，这种兴趣的分布广度和能见度小了很多。这当然和文类的发展状况脱不开干系，但就根本而言却在于是否在一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的语境中形成了对技术改造社会潜力的关注。一个社会能够怎样去构造，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社会掌握和运用的技术手段;仅以信息技术为例，我们从近年来的各国政治事态中已经可以看到，传统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方式在蓬勃兴旺的社交媒体面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更具有挑战性乃至颠覆性的变革，因为随着以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物、计算机、材料等领域的发展，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人会接受更多的技术干预和改造。届时，所谓“乌托邦反人性”的说法会不攻自破，因为人们自己将在欲望(这正是人性的核心部分)的驱动下，超越自身的脆弱躯体和短暂存在所塑造和限制的固有人性。这无疑会让不少人的头脑中条件反射般浮现出恶托邦的景象;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技术有多少负面可能，就有多少可能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乌托邦将因技术的发展而恢复生命力，并更有效而有力地参与到社会改造中去;而这一次，各个脉络之中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在已经联通的世界思想场域中挥洒创造力的机遇更为平等。
相信列维塔斯教授乐见中国学者受其乌托邦论述启发而推陈出新、有所作为。她长期任教于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系并曾出任该系主任，也是欧洲乌托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前主席，主要研究乌托邦思想、贫困与社会排斥。前者涉及乌托邦思想史、乌托邦与社会理论的关系、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乌托邦、乌托邦与音乐等专题，相关专著除《乌托邦之概念》外还有《乌托邦作为方法：社会的想象性重构》(Utopia as Method: The Imaginary Reconstitution of Society，2013);后者以《包容性社会?社会排斥与新工党》(The Inclusive Society?: Social Exclusion and New Labour，1998/2005)为代表作，该书提炼出社会排斥概念及其理论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三种话语并加以批判分析。但列维塔斯并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学者，她还是知行合一的社会活动家，追求社会理想和反对社会排斥是其思想也是其实践的两翼。正因为如此，《乌托邦之概念》的译介寄寓着她对深受乌托邦精神浸润和鼓舞的现代中国的希望。
本书的翻译工作断续数年，延宕甚久，虽然部分可以归咎于教学科研工作的压力，主要还是因为我的拖延症。事实上，这本书在富有思辨性的同时保持了清晰流畅的文风，并未往复于多种语言或像受欧陆批判理论影响较大的著作那样繁复艰深，心无旁骛的时候翻译起来不失为一种享受。然而生活叠有波折，时时需要分心他顾，译书之事便一再拖沓。幸而游学海外的范轶伦博士伸出援手，不仅分担了5-7章的翻译工作，还在工作方法上予我启迪，使这本书的翻译终于可以划上句号，在此我愿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主持“雅理译丛”的田雷兄和责任编辑张阳女士为此书的译介出版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并对译稿完成时间的一再推迟表示了最大限度的宽容，令我在心怀感激的同时不能不深表歉意。最后必须要说的是，虽然我们在翻译这本著作的过程中保持着高度诚意，但由于才学所限，讹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后记出自《乌托邦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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