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16年12月27日、28日，一群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英国、美国、荷兰等地的博士生聚集在北京大学，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与讨论。本次研讨会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发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十一辑)》中，本号特刊发其中篇目，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数字技术正日益参与到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和社会意义的生产中。层出不穷的网络流行语不仅是这一过程的有机载体，其意义流变更是各方在赛博空间中相互角力的缩影。本文聚焦于近年来网上涌现出的一批带有(异性恋)女性视角的流行语，力求反思它们如何 表征并形塑当代中国富有局限性的性别政治和带有强烈消费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就方法而言，本文结合话语分析和深度访谈，充分挖掘 意义的建构方式和社会主体对意义的自我阐释。
关键词：中国网络流行语，消费主义女权，话语分析，性别研究，文 化研究
一
引子：当代中国性别政治的政治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至少有三大趋势同时作用又相互交融， 共同构成了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中国网络流行语的女性视角与性 别政治——背后的政治经济环境。
其一，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消费革命”。消费主义上重 塑了中国，特别是城市人口的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市场化带给私人生活带来丰富的多样性，也迫使人们出于各种需要不断地进行消费。本世纪以来，政府的官方话语开始愈发强调拉动内需和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相应地，对中产生活的憧憬成为国民文化重构的主线，将各个社会阶层串联在一起。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消费革命”不但催生了由参与消费所定义的公民主体，也通过全民皆可参与的幻象掩盖了经济市 场化带来的各种不平等。
其二，与经济市场化和消费革命并行的是性别的商品化。诚如罗丽莎(Lisa Rofel)所言，性别的商品化如此有效地将一个“欲望中国”带入现实。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家女性主义将性别平等置于集体主义的框架之内，强调女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反， 今天的主流话语日益把女性赋权等同于通过个体的努力和消费获得私领域的收益。当代中国的“新性文化”一方面体现为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其他媒介内容不断彰显妙龄女的性感，使之成为当下女性气质的主导特征;另一方面，与商业资本对应的社会主流话语愈发强调浪漫的爱恋 和女性的性满足。所有这些都向年轻一代昭示着这样一个逻辑：“性满足乃是改革进程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与当代中国的消费革命以及性别的商业化几乎同时发生的，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和电商的崛起。网购本身就被建构为一个高度性别化的行为。“马云身后站着千千万万败家女人”、“女人不败家怎么能促进爷儿们挣钱的积极性”等语句在网上广为流传。它们不断地询唤着中国女性作为消费者的主体身份，同时强化男性赚钱，女性消费、打扮和顾家的性别规范。性别话题也日趋成为中国主流网络社会中一个博人眼球的“痛点”。从 Papi酱，咪蒙到燕公子，一批女性网络红人频频拿两性话题和情感问题做文章。她们在都市年轻女性中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只消看一眼她们生产的媒体内容，就能发现其与电商、微商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新媒体与性别政治的思考必须将电商等资本力量如何参 与社会意义的生产纳入考虑范围。以上三大趋势共同组成了这样一幅图景：伴随着经济改革，当代中国的性别秩序正在经历重塑。性别的商品化使得赋权女性和整个性别政治的议题被纳入个体消费的私领域：一方面，爱美和消费所彰显出的女性魅力成了她们获得“赋权”的 前提。另一方面，都市年轻女性的消费力也催生出一系列专门针对她们的媒体内容。此二者的结合在日益壮大的互联网产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作为中国网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流行语怎样表征及形塑当代中国这一性别政治的图景?近几年，中国网络流行语中涌现出不少带有女性视角的词汇，亟需得到更多关注。尤其是，“直男癌”一词已成了众多都市女性批评”大男子主义”的重要标签;“暖男”的流行体现出中国女性对情感呵护的憧憬;而不断更换人选的“国民老公”和 ”小鲜肉”似乎代表着另一种平权，即中国女性如今亦大胆地表达对男性外表和身体的爱慕。此外，“B 站”等弹幕网站的走红更是将“腐女”等都市年轻女性对耽美和“霸道总裁”题材的集体狂欢推向了极致。
以社会语言学为路径，本文强调网络流行词汇的能指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流动的，以及建构性的。套用前苏联语言哲学家巴赫金的话说，语言同时具有”向心力”和”离心力”。一方面，社会的运作离不开其成员在一定时期内对语言符号大体的共识;而这一共识建立在并强化着语义的中心化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因此，语汇的常规含义不仅是社会抗争的焦点，语义变化的轨迹更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比如“黑人”、“同性恋”等词语的社会涵义和感情色彩都伴随西方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上演的平权运动，产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这些转变也形塑着我们对这些词语所指向的社会群体的印象。从这一点上说，个体意识的形成其实离不开外在的语言的形塑。但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不是被动地接受语汇的常规含义：尽管个体在与他人交流时并不创造自己的语言，但始终与符号文化上、历史上和意识形态上已然存在的含义(也就是其常规意义)进行着“对话”。从这一点上说，语言又是具有离心力的、“众声喧哗”的，因为社会个体都可能依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将不同的意义注入到对某个语汇的使用中。社会个体与某个词语的常规含义之间的互动方式尽管是多样的，但也并非无穷无 尽，因为每个个体的生活经历会受到该个体所属的阶层、性别、种族、民 族等等多重结构的制约。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对意义的自我阐释方式是有限的，或者说有大体相似的有限种方式。应该说，一种意义建构方式趋于受到历史语境和个体所属的社会处境两者的形塑。
和所有语汇一样，网络流行语也有着一定的“向心力”，也就是约定俗成的含义。但正如李明洁在分析“屌丝”一词的语义变化时所说：“网络语言的快速更迭方便我们在短时期内得以一窥原本缓慢变化的社会语言应用的日常实例。”在短短四五年间，“屌丝”一词的语义已经从其最初与“草根”身份的关联，外扩到如今”人人自称屌丝”的地步。该语义变化由千万中国网民线上和线下的话语实践所组成，而其背后对应的则是关于”屌丝”这一语言身份的建构、解构和价值观博弈。一个广义的网民的概念也包括商家和意见领袖。他们坐拥大量社会资本，对重塑网络流行语的内涵影响重大。网络流行语之所以如此快速地更迭，正是因为新媒体赋予的技术可能。然而这种技术便利也始终受到社会种种结构因素的制约，自然也偏向于经济和文化资本上的优势者。
带有女性视角的网络流行语，与其常规含义相连的是当代中国的性别秩序和性别规范，特别是对于何为理想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一方面，网络红人和商业力量有着强大的重塑或者强化流行语语义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个体也始终用自己的话语实践与流行语的常规含义进行着互动。只有通过深度访谈法，才能了解到社会个体怎样将网络流行语纳入日常生活的意义阐释中。访谈对象在阐述他们对流行语的理解时，也就是在上演他们的话语实践。通过分析他们的回答，本研究探寻不同社会群体与流行语互动的各种方式。同时，这些网络流行语对于社会个体意识的形塑作用也一定程度反映在受访者的话语实践上。最后，解读他们的回答将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的性别秩序和与之相勾联的主流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本文以“直男癌”、“直男”、“暖男”、“国民老公”、“小鲜肉”、“霸道总裁”这六个网络流行词为重点。本文的访谈数据来自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中国网络流行语的博士论文研究。2016年4月至7月间，笔者在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份的地级市和农村，还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与总计38名女性和52名男性受访者(80 后至 95 后)进行了总共10个焦点小组和31个深度访谈，邀请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年轻男女聊聊各自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和日常使用，而后再对采访实录予以话语分析。访谈对象包括年轻白领、在校大学生，工厂工人和服务行业人员。这些访谈者可以大致被分为汪晖笔下的“都市新穷人”和“新工人”两个社会群体。本文的数据分析将主要基于其中的部分女性受访者，但也会包括一些来自男性访谈对象的发言。本文也选取了个别网络红人的文本进行分析。但正如文化研究学者特纳 (Graeme Turner)所言，对任何文本或话语的分析，都应该兼顾话语本身以及话语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本文的下一部分将简短地梳理中国语境下关于男性气概和性别秩序的变化轨迹。
三
中国语境下男性气质和性别秩序的变化轨迹
本小节围绕康纳尔和凡祖伦等学者关于性别理论的三个维度而展开。也就是社会结构(如经济收入和劳动分工)、个体对于何为女性或男性的身份认同和体验，以及围绕性别关系而建构的符号组织，包括意识形态。
古代中国延续了数千年农耕社会的运作模式，并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强调血缘继承和父权的父系制度统治着婚姻等各种性别事务。子女的婚姻问题主要由父母和媒婆一手操办，且大多数情况下由女方嫁入男方的家庭。绝大多数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远低于男性，并承担家庭内部几乎所有的劳动。诸如“举案齐眉”这样象征夫妻恩爱的典故生动反映了古代中国“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从事中国男性问题研究的香港学者雷金庆(Kam Louie)认为，儒家思想和父权社会制度的结合，形成了古代中国以“文武双全”为基础的理想男性气概的建构。文化修养和身体技能是定义男性气概和巩固男性统治的重要标准。但除少数由非汉族统治的朝代，古代中国一直施行“文人治国”的传统。文武双全其实隐含着文高于武、文化修养高于身体蛮力的秩序。兴起于唐朝、盛行于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体则愈发彰显男性 的阴柔和才气。男主人公的魅力首先来自他们吟诗赋词的才情，而非身体力量、财富和社会地位。同时，他们有着媲美女性的美丽(玉面朱唇)和高度敏感的情绪，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子踟蹰不前。然而正如吴存存所指出，这些显得“柔软”的男性气概并不等于“虚弱”：这类才子佳人小说常以男主人公妻妾成群为结局，实际延续着中国古代小说阳具中心主义的传统。《红楼梦》与明清才子佳人体小说有着很强的互文性。曹雪芹对男性“须眉浊物”的评价也体现出明清时期对于女性美的高度推崇。但《红楼梦》又具有众多颠覆性。其一便是贾宝玉不仅爱慕大观园中众多女性的容颜，更对她们的才情与女性意识大加赞赏。从这一点上而言，贾宝玉可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涌现出的一个典型的“暖男”形象。
阴柔貌美的年轻男子也受到士大夫阶层同性男人的眷恋。年轻美丽的男孩，特别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戏子，往往成为公子哥们“同性欲望的对象”。然而对温柔的男性气概的强调并非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美在当时更多被视为一种平衡阴阳之气和男性修身养性的手 段。同时，对阴柔男子的欣赏和对女性美的推崇局限于男性士大夫阶层，而非女性和平民百姓。
古代中国高度不平等的性别秩序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有所改变。新中国政府一方面倡导自由结合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誓要彻底摆脱残存的封建父权制。中国妇女被号召参与到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中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就此打响。另一方面，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性别问题始终被置于阶级问题之下，从属于集体主义逻辑和修辞。不少学者将这一时期有限的妇女解放称为“国家女性主义”。因为，尽管中国女性在公共事务中愈发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男性的统治，然而关于男女平权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讨论几乎从未开展过。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遗产被与资本逻辑相吻合的新主流话语遮蔽。看似抹杀一切性别差异的铁娘子形象构成隐喻，成了当代中国人寻求用物质消费来重寻人性、特别是女性气质的依据。同时，政府从关于性别平等的诸多社会福利 保障中脱身。在城市地区，单位体制消失殆尽，用工市场的就业歧视如今屡见不鲜。城市中产阶层中，如今愈发显现出女性回归私家庭相夫教子的趋势。当代中国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再强调在资本和父权的共同作用下走向本质化。消费、美貌和承担家务似乎成了彰显女性气 质的关键。而在农村地区，改革开放使得部分农村女性得以脱离家乡封闭的环境，以自己的劳动微调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传统农村社会中的权力结构，但她们仍然受制于阶层和传统性别角色的交叉性约束。
当然，如今拥有足够消费能力的都市年轻女性也得以对当代中国理想男性气概的建构施加她们的影响。雷金庆指出：以财富积累、国际化品味和理想体型为定义的全球化霸权男性气质看似和中国传统的文武框架完成了无缝对接，但城市年轻女性强大的购买力以及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相互的文化影响使得当代中国理想的男性气质变得更以呵护女性为要素，也更加温柔和女性化。自上世纪70年代，日本涌现出一大批几乎完全以女性为受众的耽美动漫，它们多数表现两个男性之间的爱恋，也有少数女同题材的漫画。麦克勒兰德(Mark MclelG land)指出：日本耽美作品的一大特征是把男同性恋的形象浪漫化，并将他们刻画为女性的知音。而这类漫画的女主人公皆为异性恋，她们全力支持男同的爱情，也从他们的陪伴中获得慰藉。与此相反，异性恋男性，意即直男，往往显得粗鄙且带有暴虐倾向。近年来，日本还出现了一批表现“粉红系男孩”和“草食男子”等形象的少女漫画。这些男性形象的共同点是性格温柔、善待女性，并且有着“女性化”的爱好和打扮，比如做饭和编织。与耽美题材类似，这类漫画男主人公的对立面是循规蹈矩、极具竞争意识的上班族男性。而近年来在国内走红的几部韩剧，比如《来自星星的你》到《太阳的后裔》，其男主人公也对女主关心备至，堪称”暖男”。另一方面，日韩两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一个接一个由阴柔的年轻男性所组成的偶像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 构成及其广大的女性观众群体都已经超越国界，构成了一个泛东亚乃至泛亚洲的现象。
如果说明清时期对于年轻貌美男子的欣赏来自男性文人，那么在当代中国，“小鲜肉”的风靡和耽美题材的走红，则离不开都市年轻女性的购买力。古代中国对女性化男子的推崇为这股风潮如今在泛东亚地区的回归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注解，但两者还有诸多耐人寻味的不同。除了受众由士大夫阶层转向通过消费而得到赋权的都市年轻女性，这两者背后的男性气概和性别秩序的建构也大相径庭。由文武定义的传统男性气概同时包括厌女的重要面向。而在今天，劝女人不要搞哲学的周国平等以文人自居的男性作家在网上引来一片非议，被贴上“直男癌”的标签。同时，从古代中国、战后日本到当代中国，男权统治始终贯穿其中。后两者的社会形态建立在商业资本和男权的共谋之上。在70年代以降的日本和当代中国，商业资本不断策略性地征用拥有庞大消费力的年轻女性和她们的女性意识。一个个温柔、理解和呵护女性的美男子如今出现在网络小说和影视作品中;而直男有时就像《红楼梦》里的薛蟠那样可憎。但另一方面，父权资本社会的运行恰恰与那些富有竞争意识和追求财富的霸权男性气概紧密相关。
在性别秩序依然建立于父权资本的当下，如此这般由消费获得部分赋权的女性意识有着怎样的内部张力?而这一张力又如何体现在网络流行语中?本文余下部分用实证分析予以回答。
五
有“保质期”的“小鲜肉”与永恒的“国民老公”
“小鲜肉”的能指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男性身体的客体化，反映出商业资本对女性受众的迎合。这与中国传统的性别秩序——男性占主 导，女性被动配合——背道而驰。多数异性恋男性受访者，不管是都市 年轻白领还是打工青年，都对“小鲜肉”这个词有些反感。一种典型的排斥方式是把小鲜肉和“小白脸”联系在一起。在饭店工作的95后小伙相爱表示自己不希望被叫做小鲜肉，因为“这样意味着自己什么都不懂，而且有种被供着的感觉。”这样的看法也出现在个别女性受访者中，如白领Samantha觉得“小鲜肉给人的感觉首先就是阅历不足。”与“小白脸”包含的贬义类似，大多数异性恋受访者对“小鲜肉”一词的抵触反映出伴随男权社会形态而延续至今的性别规范，意即男性应该靠社会阅历和经济能力获得地位，而非身体或容貌。
与此相反，多数女性受访者都笑脸相迎“小鲜肉”这个话题，并称自己也会在生活中把一些年轻的同事或学弟称为小鲜肉。年轻的打工女性普遍提及了这样几个特征：白白嫩嫩、帅气、年龄小。而不少白领女性，尤其是一些自称”迷妹”的受访者，都一口气报出好几个男明星的名字。她们还运用一些比喻或转喻来强调小鲜肉的“鲜”，比如“嫩得可以掐出水来，发迹线还没有往后移，肚子还没出来”、“胶原蛋白充足”、“”、还没有过保质期”等等。这些白领受访者特别指出小鲜肉是拥有保质期 的，也就是仅限于年轻美丽男性的标签。此外，她们的比喻动用了一系列美容产品中的符码。这与目前化妆品行业开始试图纳入男性受众相呼应。而以“小鲜肉”著称的男明星纷纷代言这些产品。有趣的是，多数女性受访者并不那么看重“小鲜肉”的”肉”，也就是肌肉。白领女Pony认为：“亚洲人吧，对于肌肉没有那么看重。”甚至有个别女生表示：“一个瘦削的男生还有很多肌肉，那就有点恐怖了吧。”女性受访者因此普遍认为小鲜肉的评判标准首先是脸(帅气)、气 质(白白嫩嫩)和年龄。这些都与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对阴柔貌美的年轻男子的推崇有所呼应。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曾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扮演旦角的张国荣。他的柔美令无数中国和亚洲女性倾倒，似乎跨域时空，将古代和当代中国对美男子的推崇联系在了一起。一些白领女性心目中的“小鲜肉”人选超越国界，比如来自男子团体EXO､Bigbang等等。只有个别女生表示她们眼中的“小鲜肉”是让人产生肉欲的，是“我想上他的”。多数女性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对年轻美男子的感情更多是一种喜爱，而非欲望。我将在结论部分进一步阐释这一点。
当“小鲜肉”过了保质期，一部分男星会成为白领女性受访者眼中的男神，或者“(国民)老公”。在一组全由女性白领参与的焦点访谈中，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出了一连串不断变化人选的(国民)老公(H代表笔者)：
C：但是现在老公也经常换嘛……
D：……对啊!
H：现在的老公有哪些?
W：有哪些?……
P：宋仲基已经过气了!
D：胡歌也已经过气了。……
P：……胡歌早就过气了!
D：王凯什么的都过气了。
C：那个……小包总。
P：对!现在新的老公是”小包总”。(众人笑)
D：难道不是窦靖童吗?(众人停顿片刻，笑)
P：那是女同之间的”国民老公”好不好。(笑)
这组“点将”般的对话首先体现出“国民老公”人选的时效性。在笔者后来将访谈文字版发给参与者过目时，她们又提及了一些在里约奥运会上涌现出的新“老公”，比如张继科、马龙、孙杨等。里约奥运期间，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掀起了一股又一股评选“老公”的热潮。此时的“国民老公”和民族主义和国家荣誉感，还有对男明星的消费联系在一起。从“小粉红”到“迷妹”群体，男星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勾联已经成为当前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的最新机制。而对共同喜爱的男明星的“八卦”是众多女性受访者都提及的日常行为。
从朱迪斯巴特勒关于性别的表演性的理论来看，娱乐八卦这一日常的话语实践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都市年轻女性建构其女性主体意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这段访谈中，参与者还提到走中性化风格且已出柜的窦靖童。一些学者认为，从“超级女声”李宇春开始，中国的都市年轻女性用她们的消费力颠覆着对性别和性特征的传统表征;她们不光票选出阴柔美丽的年轻男性，也表达着对中性化女性的喜爱。
从这一点上说，窦靖童能在都市年轻白领的“老公”人选中占有一席之地，亦延续了中国都市女性通过消费挑战和重塑性别标准的趋势。但与不断更换男星人选的“老公”相对，几乎所有的白领女性受访者和在校大学生都提到了王思聪和他作为最早的“国民老公”的地位。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女白领Yuki用开玩笑地口吻说：“宋仲基等‘老公’都是一时的，只有王思聪才是永恒的。至少在我做的文案里，我只会把‘国民老公’用在王思聪身上。就是这个是向钱看，是吧?”上文中引用到的这一组白领女性焦点小组同样有着类似的调侃。Dolly笑说王思聪“永远都算””国民老公”;而Pony说他是“迷之国民老公，靠的不是颜，而是钱。”尽管大家都纷纷表示自己根本不想嫁给王思聪，但都无法否认一定意义上对“金钱的崇拜”。与此相反，女性打工者不仅绝多大数都对王思聪闻所未闻，而且鲜有兴趣去了解他的新闻。她们大都声称自己更需要体贴自己、分担家务的“暖男”(见下文)。
而绝大多数男性受访者对王思聪的态度都相当严肃，且爱憎分明。这与白领女性受访者调侃语气截然不同。背负父权资本社会对男性养家糊口的性别期待，年轻的都市白领男性和男性打工者要么以他拥有的财富和商业头脑为榜样，要么对他代表的资本代际传承和炫富心有不甘。
六
对“暖男”的不同理解：嵌入阶层关系的性别政治
如果说“暖男”一词的社会常规含义是理解和体贴照顾女性的男性，那么来自不同群体的受访者对“暖男”富有差异的描述充分展现了语汇的“离心力”。首先，多数年轻的白领男性和在校学生都声称希望做一个暖男。与之相反，多数年轻的打工男性表示自己更注重赚钱，而非照顾女性的感受。以下这段谈话来自在常熟工作的一组服装厂工人，其中包括一名女性参与者(D)，其余皆为还未婚男性。
W：再说，现在哪个女孩子不喜欢找个……
L：……有钱的……
W：又帅的。
H：你们觉得女孩子肯定想找有钱的?
W：对……
D：也不一定啊!有人想找个暖男，”经济适用男”也行啊(笑)。暖男更好啊，体贴。
Y：“国民老公”多好啊。
T：“国民老公”是有钱嘛，又不花心的那种。全国公认的嘛。
Y、W：好男人。
Y：王思聪好男人哪。
H：他好在哪里?
Y、W：人家有钱哪。
H：有钱就是好?
W：会挣钱!
H：有钱如果不是暖男，你们觉得好吗?
D：有钱，对你不好，你觉得好吗?
W：我是男的嘛。
D：那你有钱把人扔在家里，不管不问的，你觉得好吗?……
在以上这组对话中，唯一的女性参与者达姐反复强调，相比只知赚钱的男性，她更愿意与“体贴”女性的暖男过日子。但她的观点遭到了其余几乎所有男性参与者的排斥。如前文所述，他们几乎都接受了“国民老公”的常规含义，也就是拥有巨大财富的王思聪乃是国民心目中的 老公好榜样。尽管王思聪绯闻不断，且发表过不少的厌女言论，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这些年轻打工男性的榜样，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会挣钱”。而当达姐站在女性的角度假设即使丈夫有钱却不懂得体贴妻子，吴亭(W)拒绝这样的换位思考，因为“我是男的嘛”。同飞是这组访谈成员中显得男权意识最淡的男性，他试图站在女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把典范 老公的标准定为既有钱、又不花心，这其实正是“霸道总裁”的典型形象(见下文)。同时，他对达姐提出的假设的回答是，只要你有钱，那你也可以再去找一个你想要的暖男。
而在另一组饭店工作人员的小组访谈中，围绕“暖男”这一话题展 开的讨论最后演变为男女小组成员对女性是否该承担家务的争论。小组中的三名女性受访者都强调：通过外出打工，女性如今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凭什么因为我生来就是女性，就应该多做家务呢?”(玻璃，传菜员，已婚)她们因此都渴望自己的丈夫变得更“暖男”一些。然 而以马云为榜样的男性参与者阿领则坚持认为：“暖男整天跟女的嘘寒问暖的，很虚伪。她又不是没手没脚，干嘛要嘘寒问暖。”同时，他声称“女人就是天生应该洗衣服，做饭……因为女生洗的衣服更干净”。最后，该小组的女性成员集体要求阿领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思考：“如果你天生是个女性，你会愿意找一个整天让你做家务的老公吗?”阿领的回答是：“那我就找一个像我这样想法的男人。”
从绝大多数年轻打工男性的回答来看，他们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思想，且并不加以掩饰——“那我就找一个像我这样想法的男人”。他们持续深刻感受着父权资本社会对男性养家糊口的性别期待，但与此期待不相称的收入水平又使他们日益焦虑，因而更执着于积累财富，而非体贴和照顾女性配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如今外出打工获得一定独立的年轻打工女性，她们渴望更加平等的男女相处模式和家务分工。从这一点而言，“暖男”是她们心目中理想的类型。
与此相反，女白领和女大学生对“暖男”的态度更偏向于否定。她们反复提及两个要点。一是“暖男”和“中央空调”的关联。几乎所有提到这两个词语的受访者都达成了共识：“中央空调”是指对所有女性都“暖”的男性，而她们更希望男生只是对自己一个人好。但如果只对一个人好，那么这样的“暖”应该不容易表现出来。二是“暖男”容易给人一种没有出息的印象。比如，经营美甲店的个体户美甲胖则认为“一个男的整天就知道帮你拎包、倒水，实在有点恶心。男人就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美甲胖对于“暖男”的嗤之以鼻与《红楼梦》中众人对贾宝玉的批评十分类似。实际上，无论是贾宝玉因为混迹于众“姐姐妹妹”中而被批评不专心于读书和功名，还是他被许多现代读者诟病的“滥情”，都与受访的中产女性对于暖男的这两大批评相吻合。在资本和父权日益紧密结合的当代中国，与财富积累相勾联的一夫一妻制，其霸权地位也显得日益稳固。这还体现在网络上一些看似彰显婚姻内部女性权力的表达，如“老婆不败家，老公赚钱 小三花”。女白领Yuki表示她赞同这一”带有女权思想”的说法。
如果与当代中国父权资本的延续相对应的是城市中产女性趋于在家庭等私领域通过消费获得“赋权”，那么这样的性别秩序只能催生出一种处境尴尬的“暖男”形象。暖男不能太“暖”：一个男性应该对女性体贴照顾，但不能对许多女性都是如此;一个男性应该要嘘寒问暖，多做家务，但这些不能过了头。霸权的男性气概归根到底还是需要通过经济能力(这是男人该干的事)来打底，而后通过对女性的忠诚和照顾 来对应女性在私领域获得的部分地位，而这正是“霸道总裁”这一形象 所彰显的特质(见下文)。
在本研究的女性受访者中，出生于农村、前往城市的新生代打工妹普遍把“暖男”理解为她们心仪的男性形象。当年轻的打工男性大都一心于事业和赚钱时，她们更希望自己的配偶能分担家务和关心自己。她们如今通过打工获得的愈发独立的经济地位与农村中国依然根深蒂固的男女秩序形成了一定的对抗。而在大多数受访的男性白领(大学生)都表示出对“暖男”这一身份的赞同时，女性白领(大学生)对“暖男”的解释却显得复杂和模糊得多。从她们对“暖男不可以太暖”的意义阐释中可以读出目前主要在中国城市具有影响力的“消费主义女权”及其内部的张力。而买礼物等消费则顺理成章地体现了对某一人“暖”的逻辑。为女性买单也远比做家务显得更有男人味。不同社会群体的受访者对于暖男一词的“众声喧哗”恰恰反映出当代中国以“消费主义女权”为基调的性别政治，及其与阶层关系的交叉性。 这一点将更明显地体现在下一部分对“直男”和“直男癌”的讨论中。
七
“直男（癌）”、“腐女”和“消费主义女权”
从常规含义而言，直男癌与暖男具有相反的意思。直男癌意指男性中心主义和对女性主体意识的不尊重，如将女性视为低人一等，最适合在家相夫教子。近年来，一批中国女权运动者积极运用这个流行语。
笔者在此处的分析绝非批评这些女权主义者的可贵尝试，而是希望通过分析受访对象对“直男癌”一词的意义阐释以及一些以“流行女权”自居的网络红人对该词语的挪用，来思考“直男癌”之于当代性别政治所具有的局限性，尤其是它与“消费主义女权”千丝万缕的联系。
“直男癌”一词的局限性首先体现在，参与本研究的新工人群体，无论男女，几乎都对这个词一无所知。而将“直男”也就是异性恋男性”妖魔化”的始作俑者当属耽美文学。受访者毛毛从初中就开始接触耽美文学，并且拥有众多男同朋友。她认为“直男癌”一词就是从热爱耽美剧和文学的“腐女”当中产生的：“就是腐女都会觉得直男是很傻的一种生物。然后，他们就很有大男子主义啊。就腐女都觉得GAY的话……就人很nice啊，很细心啊，很懂女孩子啊，很跟女孩子玩得来。”
毛毛的回答完全照应学者对于耽美题材人物刻画的研究总结(见第三小节)。一些研究者和几位男同受访者都认为，以异性恋女性为主要受众的耽美题材，其表征的男同关系与现实相差甚远。个别受访者甚至反感这一题材。耽美作品里往往呈现“攻受分明”的关系。而且，为了突出男同在一个父权社会中处于和女性类似的弱势地位，耽美题材对男主角的外貌刻画趋于女性化。“攻受分明”的强调实则复刻了异性恋的关系模式，而非倡导一种更为流动的性别主体和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耽美作品的男主人公往往衣食无忧、不需为生活打拼。而这些作品经常予以“丑化”的直男则显得只知挣钱、毫无情趣。在一个父权资本社会，异性恋男性所普遍享有的性别特权对应着挣钱养家的性别期待。出身普通或贫寒的男性为了符合这样的性别期待和规范，需要苦苦奋斗。上一小节中年轻打工男性对于”暖男”一词的抵触就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直男癌”一词所隐含的中产面向。众多白领女性受访者都提到，她们对“直男”一词的日常使用主要在于评价一个男生的穿着品味。而直男的反面——男同性恋——也因此被迫”承担起整个社会的品味担当”(斌，设计师，男同性恋)。这样的性别政治一方面将没有足够消费能力的性少数族群完全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也给普通的异性恋男性添加了又一重性别期待。如今直男的身份建构和认同显得如此吊诡：它意味着一种品味和情商上的缺失;而要避免这样的调侃，直男们不仅要懂得为女性消费，也要为自己消费。
在一组由年轻白领参与的焦点小组中，女性参与者玲玲表示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个“暖男”，但“付钱的时候可以大男子主义一点。”这句玩笑话再次体现出“消费主义女权”的内部张力：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尊重应该体现在所有其他方面，除了付钱这一应该彰显男子气概的行为。在一些男性白领受访者看来，这是“一种两头便宜都要占的女权主义。” 这一逻辑在一些以情感专家自居的网络红人那里体现得更加明显。Ayawawa以教授广大女性怎样驾驭“动物般”的男性而著称，其核心观点大致可概括为女人应该通过让自己变得更精致漂亮来掌控下身思考的直男，由此在两性关系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如果说“直男癌”的常规含义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女性的大男子主义，那么Ayawawa在此处把“直男癌”的原罪从大男子主义本身转变到了缺乏财富上。更准确地说，是缺乏财富的男性希望得到有钱 男人可以享受的待遇——大男子主义。换言之，如果有钱，大男子主义就不再是一个问题。相比Ayawawa，“毒鸡汤”教主咪蒙强调女性通过积累财富而获得赋权，由此完全将两性关系的权力结构倒置。
咪蒙先是回应了许多人把《港囧》视为一部“直男癌”电影的言论。在她看来，许多人之所以把《港囧》看作一部“直男癌”电影，是因为电影传达出一种女性在男性面前的卑微：女主角即使万贯家财，但最后依然容忍和接纳了中途出轨去寻找初恋(小三)的男主角。但按照咪蒙的话说，这部电影的“女权”之处在于体现了反击小三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先获得足够的财富。
Evans在反思当代中国极富局限性的性别政治时指出：“性感的身体实则从话语层面巩固了个体与消费市场的和解，并使得个体对性别身份的探索显得中性，而那些关于性特征和性别秩序的根本问题被弃之不顾。”对现有性别关系(男高于女)的颠倒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所追求的结果。由于中国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对性别关系和性别秩序文化的讨论，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的进程和性别的商业化，各种披上所谓“女权”外衣的话语，实则进一步将两性差异本质化，不断地询 唤着人们通过资本积累和消费获得家庭等私领域的个体赋权。诸如Ayawawa这样的情感专家从不过问直男的“动物性”缘何而来，只谈如何在私领域利用这样的动物性，从而成为“直男癌”的帮凶。
八
总结：“霸道总裁”，虚拟解决消费主义女权的内部张力
当代中国缺乏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制度保障，就业歧视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前提下，咪蒙所倡导的女性通过掌握财富获得性别主导权，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是空中楼阁。更为现实的是女性通过完善自身获得私领域的赋权。与此对应，当代中国“消费主义女权”的最大张力来自于 它一方面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且排斥男性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依然期待男性在消费和资本积累上的“大男子主义”。这一似是而非的“女权”思想生动地体现在以下一则网上广为流传的新好男人标准：“床上打桩机，床下取款机”。
这个段子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把异性恋女性的身份同时主体化和客体化。女性体现主体性的场所的是身体、两性关系和家庭等私领域，而在社会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公领域，女性则继续扮演客体的角色。众多研究电影明星的研究者都指出：大众电影及影星所塑造的角色不仅持续地表征着不断变化的欲望、社会意义和身份认同，而且也在虚拟故事中解决了真实世界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从这一意义上而言，“霸道总裁”的荧幕形象的确虚拟地解决了“消费主义女权”的内部张力。“霸道总裁爱上我”题材里的男主角，不仅拥有惊人的财富，长相俊美，对女主角的各种消费要求都百般满足。他们对女主角更是忠心耿耿，甚至会为女主角与男二号的暧昧而吃醋。从性爱到情感照顾再到财富积累和消费，如此多重的性别期待正是当下中国普通男性普遍焦虑的重要来源。当代中国更加公正的性别关系，不仅需要男性摆脱他们的大男子主义，也需要女性反思同时将自己主体化和客体化的性别意识。同时，我们也需看到“消费主义女权”的中产面向、性别政治与阶层关系的交叉性。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部分访谈对象对于“消费主义女权”的反思和能动性。然而，本研究的大部分受访者都对诸如“一谈恋爱就打不开瓶盖”的女性“示弱”表演颇为反感，尤其是打工妹群体。对“霸道总裁爱上我”等玛丽苏题材嗤之以鼻的人也为数不少。这些受访者相信，唯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收获平等的性别关系。如此说来，除了女性尽力自己打开瓶盖和大胆地指出“直男癌”的日常行动外，中国的性别政治更不可能脱离于制度结构上的保障。
作者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博士候选人。
因篇幅限制，本文引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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