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2月27日、28日，一群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英国、美国、荷兰等地的博士生聚集在北京大学，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与讨论。本次研讨会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发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十一辑)》中，本号特刊发其中篇目，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本文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博士生国际专题研讨会所展开的会议综述。这场年轻人的会议既聚焦当下中国海峡两岸及澳门地区夺人眼球的数字媒介现象以及个体浸润其中的日常经验，又以历史之维度介入文本与田野的具体社会语境，继而从阶级、性别等面向审视劳动(非物质劳动)、信息技术、数字媒介与新自由主义之关系，辨析并反思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普遍的结构性症结。笔者在综合会议报告、会场讨论及其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评带述，进一步厘清会议的问题意识、方法论自省及学术共同体诉求。惟愿会议以“跨学科”与“反学科”为意识、以“马克思归来”为视野、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能够对媒介文化研究者有所助益。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
2016年12月27日至28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博士生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自我国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和英国、美 国、荷兰等地汇聚而来的博士生，围绕“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性与性别研究”、“网络直播的视觉文化研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与技术”、“数字时代的影像技术与文化”以及“文化表达与网络社群”等主题，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在与会学者及老师的点拨下开启了激荡而深入的对话。
每至年末，学术会议便作为论文产业的展销环节而被批量炮制。平日里如同小农一般耕耘自留地的广大学术青年，踏上专为知识劳工筹备的名为“研讨”却往往实为“社交”的例行之旅。若说这一次文科博士与“青椒”们在重霾之中的相聚有何特别，便在于它在学术会议产业化的处境下仍孜孜追求并建构批判性学术共同体的真诚。就整体而言，这场年轻的会议既聚焦当下中国海峡两岸及澳门地区夺人眼球的数字媒介现象(以及个体浸润其中的日常经验)，又能以历史之维度介入文本与田野的具体社会语境。不同学科、不同资历的与会者，能够基于报告的亮点与不足，展开积极而有效的对话与批评。会议设置了清晰的问题意识，从阶级、性别等面向重审劳动(非物质劳动)、技术(信息技术)、数字媒体与新自由主义之关系，辨析并反思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普遍的结构性问题。继而对日益个体化的生活展开了一次不只是礼节性的思考，而是嵌入整体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批判。由此，会议召唤学术青年以一种总体性、历史性的研究视野与关怀，做自身在场而非超然其外的研究。
为有效传达会议生气勃勃的青年气象，本文以评带述，在综合会议报告、会场讨论及其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会议的问题意识、方法论反思及学术共同体诉求。首先，本文将此次博士生研讨会之题旨，置于近年来批判传播学检视资本主义“数字转型”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指出会议的贡献在于集中考察和分析了此一全球性现象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实践。其次，笔者依循会议的几大焦点与热词，串联起诸位博士生与老师的专题报告与发言回应，评述其启发及不足。最后，回到方法论的层面，重申会议以“跨学科”与“反学科”为意识、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以及重建学术共同体的诉求。惟愿此种范式能够对有志于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青年有所启发或助益。
一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归来”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博士生专题研讨会，采用了批判传播学者丹 席勒(Dan Schiller)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概念。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去工业化、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以及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转型，伴随着信息通信产业的兴起， 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规则，比如追求最大利润及生产效率、剥削劳动。反之，信息产业更加剧了资本积累的危机和不稳定性。比如，2007-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信息技术革命仍包裹在经济崩溃的危机之中。在西方世界的“反资本主义”风潮之下，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兴趣复归，而后者对于资本积累、意识形态及社会斗争的分析之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困局仍然有效。如今，不仅是互联网产业，大多数产业都嵌入了数字化的运营模式;而几乎所有人，都被裹挟进入网络大数据无限扩张的洪流之中。新的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交平台加剧了受众商品化(audience commodification)，改写着传统的“劳动”与“剥削”概念。
龚伟亮老师在会议尾声的圆桌论坛中准确地指出，本次博士研讨会暗含了“马克思”与“青年”两个不言自明的关键词。可以说，此一题旨紧紧扣连着近年来批判传播学“马克思归来”的理论回潮。2012年由《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网络学刊发起、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莫斯可(Vincent Mosco)主编的论文集《马克思归来》(Marx is Back)，即聚焦于数字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强调回归马克思理论对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2016年，该书中文版由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赵月枝、吕新雨等传播学学者积极组织的译介，以及光启读书会第四期围绕该书所展开的集体讨论，均针对如何“让马克思回到中国语境”此一命题提出了富有指导意义的路径。比如，“将文化研究的具体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架构结合起来”、“强调文化本身不可能直接替换为政治经济关系”、“建立更加良好的、互相鼓励和激发的学术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其方法论要义，在本次博士生研讨会中均有所体现。
“马克思归来”，对于有着社会主义遗产的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媒介文化研究者如何不单从宏观的批判框架出发，而是坐实于本土的微观层面?王洪喆在2016年写《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问题的启示》一文指出，西方学界将全球资本主义解读为一个整体趋势的理论，通常受到各自社会脉络的局限，很难单纯挪用以解释具体的中国经验。比如，这些研究大多忽略了国家作为行动者的作用、缺少对技术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的战略性思考。相反，中国近年来的劳动关系转型，明显是受到国家以“互联网+”和“双创”为特征的发展政策引导。因此，行之有效的观察路径，是从历史、理论和现状三个维度出发，尝试搭建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论框架，切入现实细部。
今日学术青年如何立足旧的历史资源，以新的历史条件(全球性的数字化转型)为视野，厘清自身经验(后社会主义的数字化转型)，可谓意义重大。回望整场会议，不论是与会者对当下网络流行语、网络直播、 网络慈善、VR音乐、脸书、电影榜单等数字化日常生活的理论细探，或是对淘宝村、信息扶贫、宗教媒介的田野深描，这些案例都展现了具体而复杂的现实情景。而其他检视过往的研究——比如对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电影”以及80年代“文革”创伤电影的分析——亦为之提供了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演化的历史视野。笔者之所以花费篇幅介绍前述的研究范式，不但是为了整体性地审视此次会议的贡献与不足，亦为更加清晰地提炼共同的问题意识，指出未来研究的着力所在。接下来的综述将围绕此次会议的几大焦点展开，兼论及会议热词所连缀起的整体社会生产关系。比如“暖男”一词，暴露了流行语作为意识形态所依托的物质再生产现实;再如直播网红的“颜值”命题，透露出阶级本身以及非物质劳动不可磨灭的物质性;而频频被提及的“新穷人”、“数码劳工”与“拖延症”等词语，都关涉到后福特制及新自由主义的劳动转型及其阶级后果。
二
“告别革命”之后：女权主义话语的断裂与阶级话语的失落
在第一场分组研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性与性别研究”中，三位讲者分别以流行语、微博和网络小说作为文本，来具体回应当下中国大众文化之中女性主义或女性意识何为，以及本土女权经验何在的命题。吴靖老师在评点时强调，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方法论而言，首先要思考今天文化研究的文本是什么?文本的社会代表性是什么?文本背后的社会群体是什么?就理论层面而言，务必反思今日“女性主义”话语资源的历史断裂。本场的文本多为城市新兴中产群体/白领阶层之表述，由此观之，若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话语分析，必须谨慎处理性别问题中的阶级交叉。
殷思远博士通过采样及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以城市中产为主的微博使用者如何透过西方影视作品、学者及其理论积极探讨女权思想， 继而分析这种参与本身对于现实生活的政治文化意义。她强调文化帝国主义霸权意识形态与反霸权运动思潮是处于博弈共存的状态，并指出中国本土受众对西方主流文化(如好莱坞)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女性主义解读——尽管个中依然存在过度依赖西方主导的传播路径与权力结构、重性别平等而忽略阶级或种族平等的问题。吴靖老师指出，此一路径的话语分析尝试勾连跨语境的文本，但局限性在于对“本土”的指认缺乏清晰的社会学脉络。以特定的关键词检索微博文本，很可能只关 涉了以博士生、研究生、西方留学生为主的特定群体，而难以与更广泛的“本土”群体有效对应起来。作为社会群体的微博用户，其性别、职 业、地域等社会学信息都有待进一步的爬梳与考证。
就此而言，黄炎宁博士对于中国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方法可供参考。他将话语分析(流行语及相关网红言论)与深度访谈结合并置。参照汪晖的《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一文，将访谈对象按照阶级、工作划分为 年轻城市白领与年轻打工者两组，继而从社会含义及语义流变上考察直男癌、霸道总裁、暖男、国民老公、小鲜肉等流行语所内置的女性视角与性别政治。通过从话语文本到具体社会群体的对接，暴露出今天的性别想象实际上内置了阶级差异(比如“凤凰男”一词即内含阶级歧视);而流行的女性主义话语则很大程度上被消费主义所挪用(消费主义女权)，沦为马恩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就城市白领女性而言，一方面透过流行语宣誓了对于男性的话语主权(比如可消费小鲜肉的颜值);另一方面，其逻辑又预设了女性既是消费主体，又是被物化，且具有经济依附性的对象。比如，王思聪坚实的物质财富使之成为永恒的“国民老公”;而暖男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则直接导致了性别魅力的不足。相反，在新工人群体(由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群体)之中，上述流行语并未成为日常语言，他们的理解偏离或是挑战了主流中产的诠释。比如，受访的年轻打工女性对于“国民老公”王思聪几乎一无所知;对于“暖男”的赞赏亦无关消费能力，而是指向对家务劳动之性别平等的诉求。在笔者看来，两种“新穷人”对于流行话语的认知差异，或许很难用以论证“工人阶级”女性较之“中产阶级”女性是否具有更高的性别平等觉悟———我们甚至很难声称此一语境下是否存在抽象的阶级主体意识(“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之别)。不过，这种由田野访谈补足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至少可以警醒研究者反思自身的“主体性”：我们的研究是否已被自身的中产视野或学院概念所局限，遮蔽了常识性的社会经验?正如黄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在信息资本主义的今天，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网络空间生产各自的话语文本，如果说微博具有鲜明的中产属性，那么打工者的言论天地可能是 QQ 空间之类的地方。如何更深层地将话语生产嵌入社会脉络，成为话语分析的应有之意。
潘佼佼博士的报告借由当下不同类型的女性穿越小说，处理现代商业环境之中女性主体的意识形态镜像。她将穿越小说视为女性生命历史的追溯方案，指出其文本叙事多以封建王朝或当下社会秩序作为女性权力想象的资源，却抹除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女性曾经作为主体 进入历史的劳动经验。这背后反映的正是学界常年讨论的一个症候性问题，即“告别革命”与“历史断裂”的表征与后果。穿越小说通常嵌入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化秩序当中，却缺乏平等政治的想象和实践，无法在性别平等的框架之下建立女性的主体性。这恐怕也正是此类文本在“告别革命”之当下大肆流行的原因。
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场论文的女性主义想象及理论资源亦是“告别革命”与“历史断裂”之语境的产物。吴靖老师在点评中指出，这种聚焦西方舶来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却省略本土社会主义资源的话语范式，与后冷战时期的女性主义的整体转向遥相呼应。参照弗雷泽(Nancy Fraser)的《女性主义之幸：从国家管理型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危机》(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一书的观点，女性主义在后冷战时期从寻求跨界团结的政治，转而成为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强调个体解放、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解放政治。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阶级、性别、种族三个维度，不难发现，当女性主义话语日益受到大众消费文化青睐，并被当下主导秩序接纳或调用时，阶级分析的维度却明显被边缘化了。二者的失衡亦造成消费主义女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成功兴起。如王洪喆老师强调，伊戈尔顿(Terry Eagleton)的意识形态定义表明其成功运作必有相应的物质性基础。比如，中产阶级女性对于“暖男”的暧昧态度。恰恰体现为男性白领本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及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受到压制的状况。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语境下思考“文化研究何为”，要更进一步看到所谓社会的齿轮是在哪里被卡住了，继而思考如何推动跨界的团结，乃至政治、社会、政策层面的变革，而非仅仅是个体境遇的改变。
三
“回归劳动”：网络平台中的非物质劳动与数码劳工
若以“回归马克思”的思路检视数字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关键命题是“回归劳动”，即如何重新认知资本运作之中、媒介技术缠绕之下的劳动和剩余价值，重新思考受众商品论与数字时代的劳工问题。本次会议的多篇报告围绕网络直播、脸书(Facebook)来考察数字时代作为休闲和消费的非物质劳动，辨析人人皆为“数码劳工”的时代境遇。
在“网络直播的视觉文化研究”一场报告中，近年异军突起的网络直播与 VR(虚拟现实)技术备受关注。王丹青博士分析 VR 音乐现场 如何打破了传统摇滚乐现场的权力关系，这既可能产生新的解放空间，也可能仅是幻象，导致阅听活动更加个人化/私有化。2016年是网络直播的元年。赵珞琳博士从主播、观众与网络平台三者的关系来考察网络直播的空间政治。她指出主播—观众互动之下的凝视权力关系，以及平台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隐性权力并驾齐驱，依照资本和商业的逻辑运行并维持着网络直播的生态。祁玥博士以网络红人“吃货木下”为例，考察“吃播”背后的社会文化症候。她着重分析作为一种身体动作符号的“吃”、高度程式化的“播”，以及何人在看、为何要看“吃播”。结论指出，“吃播热”关乎城市化和互联网导致的“群体性孤独”以及社会性的形体及心理焦虑，而作为自我解压方式的观看，则创生了商业价值巨大的“无聊经济”。张慧瑜老师指出，网络直播虽有新技术加持，但究其实质又不算太新，仍属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产物。这让人想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镍币电影”。“镍币影院”因每次只收五分镍币的廉价而得名，主要顾客是社会最贫困阶层的美国移民，却带来了巨额经济收入。进而思之，今天直播为何会火? 主流观众是谁? 张慧瑜老师认为答案正是鲍曼(ZygmuntBauman)所谓的“新穷人”，即消费社会的新穷人，贫穷的消费主义者。观看直播可以廉价地消耗大量时间，当每一个劳动者处在紧张压力的状态时，视觉上需要一些无意义的内容(比如他人无聊的没有任何情节的私生活)来缓解紧张感。在这个意义上，直播服务于新自由主义体制，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休闲状态。
王帅帅博士考察中国最大的同志(gay)社交软件 Blued的网络直播，他试图将“颜值””这一流行语理论化，由此重新诠释直播现象中的非物质劳动与阶级问题。在这样一个新的同志文化空间里，观众通过对主播颜值、男性气质、跨性别身体的评判，制造出“网红”、“小鲜肉”、“名媛”、“男神”、“金主””等一系列不同的同志主体性。报告认为，在同志身体商品化的语境下，颜值作为魅力测算指数的出现，反驳了此前研究中的阶级假设：粉红经济(pink economy)会隐藏同志社群中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因为在 Blued直播空间之中，长相平庸的中产阶级的可见性很低，反之底层主播则通过非物质劳动(即便是相当粗俗的表演)提升了社会地位。这种观察和结论在与会者之间引发了热切的讨论。考虑到颜值作为一种社会话语的建构，有必要反思谁是这种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阶级交叉(比如，作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即免于“颜值”的审判)。再者，当代资本主义从物质性生产转向非物质生产时，作为生产行为的劳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断裂。主播在直播平台中的“撩粉”仍属于一种劳动技能;消费者观看节目的行为亦是一种无偿劳动，由此为平台商源源不断地输出数据。运营平台与网红(非物质劳工)以及观众(消费者)之间存在的剥削关系有待更进一步的审视。非物质劳动并非数字资本主义的新问题，而是后福特时代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强调弹性生产的典型劳动状态。用户主导内容生成的 Web2.0模式——尤其是社交网站的兴起，将受众的非物质劳动推向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焦点。由于受众既是商品也是工人，受众剥削即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国外的劳工研究对 此论述颇丰，比如 “数 码 劳 工”(digital labour)、网 络 劳 工 (network labour)、“知 识 劳 工”(knowledge workers)或是“玩工”(playbour)。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与技术”一场探讨中，李珉恺博士和林仲轩博士以脸书作为个案，分别对我国台湾地区和澳门特区脸 友的劳动展开分析。李珉恺博士以主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视野，检视台湾脸书造成的新闻媒介及阅听人的商品化。台湾可谓“脸书模范生”，超过9成的网络族都会使用脸书。用户“靠脸书看新闻”的网络使用行为，改变了传统新闻产业的传播模式。新闻网站为留住读者，不得不严重依赖脸书粉丝页的转介流量，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交平台的产业附属品。脸书平台通过精准算法投放目标广告，其实质是卖出用户资料(内容、个人资料、社交网路、线上行为)，使不断发布内容的脸书用户成为免费的 数码劳工。李博士强调在社交媒体已成为媒体巨兽、新闻自由匍匐于数据算法和大公司利益的当下，如何建构另类媒体之公地成为重中之重。林仲轩博士则借由澳门脸友的民族志访谈质疑了前述研究路径。他认为数字劳动不一定只有剥削，还可以为非物质劳工赋权。他指出传统的非物质劳动研究通常就全球资本主义展开宏大的批判，但缺乏关注具体的、在地的实践情景，往往陷入“剥削王国”式的机械理论框架。他通过访谈分析指出，使用脸书不仅仅是劳动形式，而且成为“脸友”的生活方式。当每个人都成为资本主义的免费劳工时，我们仍然享受到一些不可化约的东西，比如通过平台参与和维系本土实践、另类媒 体、情感社群以及个人情感。龚伟亮老师在回应中针锋相对地指出，“赋权”和“剥削”并非严格的对立概念，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分析，难以获得对非物质劳动和受众商品论的透彻理解。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看，脸书用户得到的免费价值远小于平台从中获取的免费价值。而事实上，数字资本主义既使人承受着空前的剥夺，又享受着空前的满 足。
如何理 解脸书的“赋 权”形式，笔者认为可以 参考 费 舍 尔 (Eran Fisher)对 于 社 交 网 站 的 分 析。 脸 书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建 立 在 剥 削 (exploitation)和异化(alienation)的辩证关系之中：脸书用户必须通过自我表达、与他人交流来缓解异化，如此投诸了情感与真实性的社交实际上加重了自身的被剥削。反之亦然，脸书为了能够不断剥削其用户 的劳动，就必须为他们去异化。作为回应，龚伟亮老师援引吕新雨老师的说法：“新媒体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东西。”他强调研究者应当超越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的盲点，从个体体验中辨析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病，不要使自己的研究沦为意识形态的表达。
四
反思发展传播学：“互联网＋” 政策下的技术、权力与资本
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技术与权力、资本与劳工的关系。若要以此为视野进一步检视数字资本主义之下的中国脉络，不能忽略近年来以 “互联网+”和“双创”为特征的国家发展政策。后者显然属于发展传播学——或说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传播学(ICT4D，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的研究范畴，其关注重点在于如何利用传统和新兴的传播技术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然而，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加以介入，还需更为审慎地考量其中国家、政府及平台的互动关系、技术背后的意识形态设计及其可能造成的消费主义福利主义困境。在本次会议中，同为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实践的“信息扶贫”和“淘宝村”现象得到了深入剖析。
易莲媛老师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的“精准扶贫”为例，考察当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性，及其与地方社群相遇的社会文化逻辑。她在理论上回应了时下媒介研究中的物质转向，反思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范式;方法上采取媒介人类学，通过介入地方性的具体经验以克服“学院马克思主义”过于依赖理论和宏观框架的问题。“精准扶贫”和“信息扶贫”的国家战略是在扶贫点建设移动通信及宽带网络基站，进而普及信息文化网络，以缩小信息鸿沟，改变当地农民的观念，使之主动吸收和利用信息而融入现代社会。然而在现实中，当地的“信息扶贫”项目是以“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方式展开，政府与村民倾向于从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取短期利益(比如基站建设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短时工作机会)，而非像国家所设想的那样，通过物质建设从而有计划地将农民转变成新媒体的积极使用者。其结果是，信息扶贫建设在贫富悬殊的地方社会展开，反而被当地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再次吸纳，乡贤亦未如预期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逻辑上讲，移动通信与宽带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淘宝等资本平台开拓了新媒介帝国的土壤。张志华老师的演讲报告，即是以浙江丽水市的淘宝村为例，探讨其背后技术、权力交织缠绕的资本和劳工问题。此一研究理论上承续了斯迈斯(Dallas Smyth)、赵月枝等人对于技术具有非中立性和政治意涵的分析。二者均强调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应朝向社会主义民主，而避免消费主义的陷阱。张老师爬梳了国家 从“家电下乡”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脉络，指出当下发展乡村电子商务的国家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以及传统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的发展趋势有关。淘宝村的大量兴起与电商的沸腾，绕不开的是技术平台背后的资本化逻辑。政府公共服务与淘宝电商的结盟、平台与商户之间的权力博弈，以及商户与雇佣工人的不平等关系，最终形成了“万人创业，一个平台赚钱”以及“赢家通吃”的畸形局面。与此同时，网络经济的地方性垄断亦加剧了贫富差异，继而重组了社会阶级。王洪喆老师在点评中指出，不论“家电下乡”还是“创双”，强调的重点都是“做生意”而非“生产”。淘宝村亦是如此。其首要目的在于取得仓储和物流的经营所得。即便村庄拥有真正的在地手工业，仍然缺乏有效的在地工农构造。就此而言，淘宝村的大众创业 更多是为淘宝、京东等平台服务，其目的和结果是通过教育农民使用淘宝，将其转化为电子商务的消费者。就此而言，有必要对当下作为成功 典范的“江浙沪”模式进行历史和话语模式的探讨。更进一步，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农村电商重叠了好几个问题，比如城乡关系、改革进程中的三农问题以及ICT4D 与数字资本主义的交叠。王老师认为，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兴起是乡村工业化的关键，但1985年后国家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企业转为外包生产之后，直接造成了乡镇企业的挫败，而其命运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的梳理。乡镇企业何以失败，应成为今日农村电商的反思重点。
限于本文的篇幅与结构，笔者难以介绍每则报告及其精彩之处。从媒介话语分析到具体的媒介实践，从社交网络的个体展演到信息网 络的物质性基建，与会者透过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酷资本主义(cool capitalism)和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等概念深化了对于现实处境的诠释。比如，李思闽博士通过对龙泉寺互联网实践的观察，试图挖掘宗教另类媒介否定与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探索。再如，叶晓君老师剖析当下中国媒介化的慈善过度依托于平台资本主义和个人化的“酷慈善”意识形态，但缺少立足结构性问题的反思以及超越个体的跨阶层共情。以及，章玉萍博士以“后福特制”弹性劳动与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转型为理论背景，探讨古已有之的拖延现象如何成为今日非物质劳工普遍罹患的“绝症”——“拖延症”。就整体而言，会议报告的题旨与关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五
“跨学科”与“反学科”：“学术劳工”朝向何种共同体？
纵观整场会议，数字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意识贯穿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媒介文化分析。有必要再三反思的是，受制于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现实的媒介文化研究本身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对此，王洪喆老师主持的圆桌论坛提出了“跨学科”与“反学科”的有效路径。为何要”跨学科”和”反学科”?如何从研究到实践、从个人到共同体的层面探索此一路径? 青年学者对此各抒己见，倾诉研究上的启发、困惑与苦闷，由此重唤一种以“马克思”和“青年”为视野的媒介文化研究实践。
“跨学科”与“反学科”目的何在?孙佳山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还想做一个有用的人，还想不成为垃圾论文的生产者，就需要一种更复杂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当下的媒介文化现象及其所嵌入的政治经济结构，很难在既有的学科框架内得到有效解释。比如，传统传播研究将网络与广电对立起来的分析框架业已失效。因为现实中不单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内部资本)并非铁板一块，广电系统亦非铁板一块(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上市和非上市之别)，几者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同理，国家与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反学科”则进一步呼吁文化研究反思其漠视资本和机构运作过程的研究路径。正如王洪喆老师所指出，今天的文化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受众、文本分析领域，这造成的困境便是：“我们实际上在追着资本走，追着资本创新在批判”，因此显得建设性不足。由此，龚伟亮老师强调“跨”与“反”的路径是为着寻求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解。只有以一种全球性、跨学科的总体性视野审视中国复杂的现实情况，才可能厘清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 市场、国家与社会之中互为渗透、建构并相互冲突的现状，才可能对那些规训性、结构性的体制(包括资本主义、学院体制、学科建制)保持清醒和批判的认识，并寻求民主实践的可能。
如何展开“跨学科”与“反学科”的研究? 就方法论层面而言，龚伟亮老师强调首先是将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政治经济学有时会陷入制度拜物教的范式，而文化研究则频频流于“吊带衫”式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但实际上二者最大的诉求与困境都是理解社会整体。 唯有将二者深度结合，才可能促使我们的思考同时穿越制度世界和意义世界。就具体操作层面而言，车致新博士强调“跨”与“反”仍要考虑基础学科的意义范畴。比如电影研究，倘若不能辨析其被艺术中介的维度，而直接作为社会文本来分析背后的现实问题，这种操作将很难成立。王伟博士进一步指出，从学科的基础性出发无可置疑，但切入研究 的问题意识同样至关重要。电影学的问题意识并不局限于学科内部，也应置于社会、艺术与人的关系当中。比如，对于当下的电影史研究而言，新媒体时代的电影网站和电影榜单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理应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共同问题来回应。
“跨学科”与“反学科”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样牵涉了研究与实践的密切关系。在马克思理论回归青年的情境中，涌流着有关“改造世界”的关怀与冲动。王丹青博士指出，如果说“跨学科”强调的是理论生产或知识生产的新范式，那么“反学科”呼吁的更像是一种新的学科缺席的科学研究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两种方案关乎“改造世界”的两条路径：一是解决个人问题，二是解决社会问题，二者的结合即是知识生产与阶级政治相统一的实践。在笔者看来，“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拉扯，或许已隐秘地缠绕于每个学术青年的研究之中，使之每每从研究之中撞见个人的苦闷。 ”博士”与”青椒”所面对的真切现实是，或可能在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以及学术生产体制化的高压之下沦为“学奴”，或可能在日益不稳定的劳动保障之中沦为高校的临时雇佣工乃至“自由职业者”。一种普遍的焦虑在学术青年之中蔓延，这不单体现为写作过程中因无助而滋长的“拖延症”，亦反应在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博士生身陷“抑郁症”的社会新闻与身边人事。“学术劳工”的知识生产面临着日益个体化的威胁。即便是身处文化研究系，也出现了各自孤独耕耘学术自留地，而缺乏朋辈师友对话的原子化情形。这对于本身即有跨/反学科本质和良好实践 传统的系所而言多少有些讽刺。如房小捷博士所言，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缺乏学科协作与共同体的团结所致。如果说跨学科对话的基础是共同的问题意识(比如政治经济条件变化下的劳动与生活经验)，那么问题的关键恐怕不仅仅是从个人的处境出发，而是要回到共同体建设的思路上来。对此，龚伟亮老师做出了有力的回应与总结: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是对拖延与痛苦巅峰的持续追问状态，而共同体的寻求只能通过与普遍群体的结合而达成。首先， 研究者不能将自身从观察对象此一位置上轻易地松绑。应当反思自我的学术人格和世俗人格的关系，因为后者深受我们所试图理解的社会 经济政治结构的影响与形塑。我想，用鲁迅的话说大概是，“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更进一步，无可回避的是青年学者的主体性问题。必须直面青年学者作为学术劳工的社会位置，摒弃所谓“铁肩担道义”或者“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立场。如此才能使学术活动免于沦为“带着贵族范儿的，维持旧秩序的再生产”，而是成为汲取能量与方法的“共同体”所在。知识分子只有在工人、农民同时实现解放的时候，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而会议正是为这样的学术共同体而存在的。
“马克思归来”对于青年而言总是很燃的事情，“归来”的是哪些理论，以及如何“归来”仍有待深思。何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短暂的集体共情之后总要面对无情的现实。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当道的时代将人推向全面资本化、全面数据化，乃至全面无产阶级化的境地;另一方面，近年来我们也目睹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工人抗争依托社交媒体而展开，以及工人生产内容的另类媒体不断涌现。2016 年年底，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系统教师工会(APSCUF)集体罢工，将学术劳工的自发抗争及其缺乏劳动保障的现实处境拉入我们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之下，学术劳工的无产化是世界性趋势。不单美国，中国的大量青年博士亦成为当今经济结构与雇佣关系之下“物美价廉”、用完即弃的临时劳工。百余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呼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今传播学者莫斯可(Vincent Mosco) 和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则在其专著中进一步发问，“全世界的知识劳工，能否联合起来?”就此而言，会议作为青年学术共同体的重建，便不仅仅是抱团取暖、同气相求的确认，更要申明“抱团”的建设性何在：如何基于共同的问题意识、自觉的方法论探索而连结为批判性的学术共同体，继而尝试跳出小圈子的对话预设，回归阶级政治的实践。去寻求各自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勾连，去策略性地占据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位置，卷入更广泛的日常实践。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哲学硕士。
因篇幅限制，本文引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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