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16年12月27日、28日，一群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英国、美国、荷兰等地的博士生聚集在北京大学，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与讨论。本次研讨会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发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十一辑)》中，本号特刊发其中篇目，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通过网站收集的资料和深度访谈，考察了“拖延症”一词在中国互联网和都市流行的社会结构性条件和作为话题进行社会互动的日常情境。研究发现，知识劳工群体无法高效工作而产生的焦虑和痛苦情绪是“拖延症”书籍出版营销的社会心理基础，都市信息产业和知识劳动的后福特主义特征则是拖延行为大量出现的客观原因。“拖延症”一词的使用有着多元的社会情境，对于“拖延症”的态度也因个体对工作价值和工作伦理的看法而有较大差 异，包括自嘲、玩笑、借口、自我监督和自我谴责，这些差异反映了中国的知识劳工对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认同程度与协商策略。
关键词：拖延症，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个体化焦虑，知识劳工
一导言
拖延，又叫耽搁、耽误、延误、贻误、延宕、拖拉，含义是延长时间不 去完成目标任务。拖延并非新鲜事物，明代诗人钱鹤滩就有《明日歌》 告诫世人珍惜时间，不要拖延：“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 日，万事成蹉跎。”拖延自古就有，但拖延变成“症”，“拖延症”一词的流 行却是近年的社会现象。
卡尔加里大学商学院的斯蒂尔教授在«拖延的本质»一文中梳理了procrastination (拖延)在西方社会的缘起，作为功能型的延迟或避免匆忙，它经常是积极正面的，直到工业革命才变成贬义词。因为福特制生产的运作以严格的钟表时间为准绳，而拖延影响工作效率和团队合作， 令其变成需要被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拖延在斯蒂尔的定义里是“自 我管理的失败”。和研究人力资源与组织动力学的斯蒂尔关注点相近， 拖延研究主要来自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企业管理等领域，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是了解拖延的心理机制，控制和减少拖延行为，以提高个人和团体的生产效率。
拖延绝不同于“拖延症”，前者自古就有，后者是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创造与传播的流行语。“拖 延 症”在互联网上可以追溯的源头是2007年成立的豆瓣小组“我们都是拖延症”(http：//www.douban. com/group/procrastinators)，截止到2016年年底，这个网络讨论组有将近14万用户加入。组内活跃成员“吐槽拖延症状、分享战拖技巧”， 以心理自助和时间管理为“战胜拖延症”的主要方式，集体翻译和写作拖延心理学书籍，曾被数十家大众媒体予以报道。根据“我们都是拖延 症”小组的介绍，组内成员大部分为高校学生和都市白领，他们的共同 特征是：从事脑力劳动，工作时间弹性较大。可以说，“拖延症”的出现与当下知识劳工群体的工作境况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想要探究的主题是“拖延症”标签流行背后的社会结构性条 件以及它被当作话题进行社会互动的日常情境。我将通过对 “拖延 症”的网络讨论、新闻报道和深度访谈的话语分析来展现“拖延症患者” 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与“拖延症”的社会文化含义进行的协商。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数据来源包括商业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图书资讯、新闻报道和网络讨论，另外，我通过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来收 集个体对“拖延症”的认知和看法。我的研究问题包括：在宏观社会结 构层面上，作为隐喻的“拖延症”折射了怎样的社会征候? 在微观个人 经验层面，“拖延症”对于谈论它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的访谈问题 基于但不局限于访谈提纲，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的个人信息、学校或工作 的情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拖延症”的认知和看法、拖延的习惯与 感受、同学或同事的拖延状况、与他人关于 “拖延症”的人际互动等内容。
访谈对象的选择采取偶遇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受访者一部 分来自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和豆瓣网)的征集，一部分来自朋友和同学 的推荐。我按照性别、年龄、职业和(自我判定的)拖延程度等标准进行 了样本的筛选，以“拖延症”为主题，对14位自我判定为不同程度的“拖 延症”和3位自称“没有拖延症”的访谈对象分别进行了1-2小时的深 度访谈，除了受访者 W4采取电话访谈之外，其他均为面对面访谈。受 访者包括男性6名，女性11名，年龄在22岁到40岁之间不等，分别生 活在香港、北京、上海和广州，职业范围覆盖高校学生、律师、国企职员、 在纸媒和网站供职的记者与编辑、专栏作家、高校教师、公益机构工作 人员等，与“我们都是拖延症”豆瓣小组成员的地理位置和职业分布相 近。按照自我判断的拖延程度，这些受访者分为没有、轻度、中度和重 度“拖延症”。为保护隐私，所有受访者的个人资料均匿名处理。
三“拖延症”与社会个体化
“治疗拖延症”话语的建构、传播与出版社的商业营销有高度相关 性。京东、当当、亚马逊三家购书网站上排名靠前的“拖延症”书籍主要 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国外畅销书的翻译。旨在减少拖延行为、加强自我管理的指南书籍最早在北美出现，例如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终结拖延 症》、《拖延心理学：向与生俱来的顽症宣战》、《万恶的拖延 症》、《战胜拖延症》等。二是国内网络写手和策划团队编纂的书籍：例如《7天治愈拖延症》、《戒了吧! 拖延症》、《走开! 拖延症》、《我们都有拖延症》、《挑战拖延症》、《掌控时间，根除拖延症》、《告别拖延 症，提升执行力》等，后者大多借鉴了前者的写作思路，将西方案例置换 为中国案例。这些书被列入“情绪管理”“自我管理”“时间管理”“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管理”“成功/励志”的分类，在实体书店和图书馆书架上，它们往往与企业管理书籍并列。管理学的概念和思路也贯穿于这些“拖延症”治疗指南的叙事中，人被当作公司一样的实体，需要通过学习系统的策略和方法，对自身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运营。书名中与 “拖延症”连在一起的动词往往是“终结”“战胜”“告别”“根除”“挑战”与 “再见”。
伴随中国信息产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兴起和大量知识劳工/脑力劳动者的出现，“拖延症”成为互联网流行语。当然必须指出，后福特主义的信息产业并非中国主导的经济生产方式，它 集中于一、二线城市，雇佣对象是教育程度较高的脑力劳动者。我没有 采用“中产阶级”命名这一群体，因为伴随高校大规模扩招，企事业单位 的去事业编制化，外包劳动、灵活用工和自由职业的兴起，他们更符合 鲍曼和汪晖所言的消费主义社会的“新穷人”的特征。虽然他们与 “新工人”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相差无几，但却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更善于使用各种媒体手段发声，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上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因而他们面对快速变动的信息时代工作压力的 焦虑情绪会直接反映在网络流行语之中，他们的社会心理需求也成为出版商引进与编纂“拖延症”指南书籍的商业动机。
不同于以工厂流水线为代表的福特主义强调垂直型组织管理、精 细的劳动分工、严格的线性时间管理，信息产业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 强调水平化组织结构、灵活的劳动分工和时间的自由支配。① 湛晓白 在«时间的社会文化史»一书中梳理了时间管理方式在中国的近代变 革：近代学校和工厂将精确严格的时间纪律带入组织管理制度，并通过 时间规则建立现代劳动习惯和劳动纪律。她认为，福特制管理方式将 生产与闲暇的时间严格区别，人的身体必须被动服从工业化时间的安 排，这与前现代社会富有弹性、张弛有度、顺应自然的作息时间相区分。 前现代社会人们更追求闲适的生活方式，有时过度的“勤”反而会遭人 鄙夷。那么，后福特制的弹性时间是否是对前现代社会时间制度的 回归呢? 显然不是。两者虽然都不对工作和生活做严格区隔，时间安 排更加具有自主性，但后福特制的弹性时间建立在追求更高的工作效 率和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后福特制的弹性时间实际上意味着只有提高 单位时间内的生产力，才能获得社会再生产的闲暇时间，否则就会因为 低效率而沦为24小时工作制，甚至无法按时完成工作绩效，制度性的物质惩罚和自我的精神惩罚(焦虑情绪)，令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对时间 的自我管理成为个体不仅主动追求也是必须追求的目标。
胡绮珍用“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一词来指代中国网络字幕组工作与组织运作的方式，即个人和团体的行动手段认同于新自由主义所鼓 励的自我管理式地追求生产力、效率和竞争力，自发维持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社会秩序。这一概念直接揭示了后福特制平等、灵活、自由的 特征的背后，实则是传统的管理职能和决策权力从政府和企业转移到个体自身，随之而来的是“个体即企业”的自我管理话语的兴起。它与以鼓励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削减社会福利、强调私人财产权等为基本 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框架高度吻合，可以说，自我管理的 话语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我管理话语的分支 包括个人的形象管理、时间管理、注意力管理、社交管理、亲密关系管 理、压力管理、情绪管理。一切与“自我”有关的身体、心理与行为 全部可以被纳入“自我管理学”的研究范畴，“自我即企业”的话语背后实际意味着“自我”的商品化，个体的情绪、灵魂、创造力、注意力、时间所有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买卖。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教义要求个人通过高度的职业使命感和孜孜不倦的工作来赢得自己上帝选民身份的主观确认，这种内化的理性与克制的职业态度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高速的社会生产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对于新教徒而言，“人 的职业生活应该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禁欲美德的锻炼，经由良心的态度 来证明自己的恩宠状态，而这种良心的态度乃表现于职业工作里的关注周到与方法讲求。神所要求的，并非劳动本身，而是理性的职业劳 动”。新教徒所奉行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高度自律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原始积累与社会生产的内在驱动力相一致，也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象征。当然韦伯对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分析并非线性的因果关系，而强调两者在历史上的相关性，本文亦是如此。
新自由主义主体性技术是在“上帝已死”的全球世俗社会，靠个体 主动学习和企业充分鼓励的一整套工作方法与工作伦理，“通过知识和 专家系统来引入自我激励和自我管理的机制，让个体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可以优化选择、效率和竞争力”。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是 “非物质性劳动”，即语言、创造力和心灵成为生产价值的基本来 源，因而不再是流水线上的身体，在家办公的灵魂成为新型工作伦理 的规训对象，而“自我驱动的自我”“自我程控的劳工”也成为后福特 主义生产制度下的理想工作主体。
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发生深刻的变化：当“自我”成为唯一负责任的社会主体时，政府和企业却可以“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这一社会进程被西欧社会学家命名为“社会的个体化”。个体化社会最初用于解释20世纪70年代后期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的西欧社会转型，伴 随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胜利，中国亦被卷入了这一全球历史进程，对于中国人而言，新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 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打造的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灵活的职业选 择、上升的风险、亲密和自我表达的文化，以及强调个人责任和自我依 赖的世界”。新自由主义和个体化社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是一 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后者则是这一政治经济实践的社会结果。由于政府和企业普遍削减了福利政策，并系统性地解除了个体与组织之 间的稳定关系，灵活用工、项目外包和自由职业大量出现，个体的职业 生涯和生命轨迹不再可预期，“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成为每个现代“自反性个体”必须直面的命运。因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风 险将不再由传统组织(政府和企业)承担，而置换为个体自身的危机。 所谓的社会个体化是“成为个体”的过程，这意味着作为主体的“我”必须开始为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培育功德、忏悔并改错是“我”的任务，这与新教伦理极其相似。
不同于抑郁症，“拖延症”并非严格的精神医学术语，而更接近于社会征候的隐喻，但“症”的界定却挪用了精神医学的鉴定方法。以下是 “挑战拖延症”专题网站 “战拖会”上一个拖延程度测试量表的界定标准：
1、我将任务推迟到了不合理的程度。
2、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我觉得需要做，就会立即去做。
3、我经常为没有早些着手而后悔。
4、我在生活中的某些方面经常拖延，尽管明知道不应该这 么做。
5、如果有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就会先做完它，再去做那些次 要的。
6、我拖得 太 久，这 令 我 的 健 康 和 效 率 都 受 到 了 不 必 要 的 影响。
7、总是到了最后，我才发现我其实可以把时间用在更好的 地方。
8、我很妥善地安排我的时间。
9、在本该做某件事的时候，却会去做别的事情。
从以上描述不难看出，拖延之所以成为“症”，与拖延行为带给“我” 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状态有关：“我”认为拖延“不合理”“不应该”，会给健 康和效率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并且会让自己感到“后悔”。在“我 们都是拖延症”豆瓣小组里发布的帖子多以“自省”“自行解救”“战胜” “革自己的命”为目标，帖子中频繁出现的描述自己情绪的词汇是“痛 苦”“绝望”“压抑”和“焦虑”。这些自我标签、加入小组并发帖倾诉的 “拖延症患者”认为拖延行为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困扰和阻碍，拖延会带来大量负面情绪，是亟需被克服的心理问题和行为习惯， 而且只能通过加强自我管理得到解决。为拖延症感到困扰的受访者也 都认为，跟家人和朋友谈论拖延症没有意义，拖延问题必须自己克服。 但同时，个体又往往无法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焦虑、痛苦和紧张情绪， 因而互联网论坛成为与医疗化的拖延行为伴生的负面情绪发泄和心理 治疗自助的平台，组内成员之间分享“治疗拖延症”的电子书籍多为时 间管理、个体心理学、自我管理畅销读物，除了直接以“拖延症”为名的 书籍之外，还有诸如《学习乐观》、《别太苛求：摆脱完美主义的束缚》、《当 下的力量》、《生命的重建》、《把时间当朋友》、《平常禅：活出真实的自己》、《尽管去做——无压工作的艺术》、《走出强迫的泥潭》等。组内成员通过自助式地分享个人生命经验、学习专家建议和指南书籍、互相监督和鼓励的方式来转变自己的日常工作习惯，以打造符合社会规范的高效 率、高生产力和高度自律的工作主体。
个体化社会命题指出，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强制和迫使个体必须独立自主和自我负责，脱离传统社会规范且具有高度自我反思性的个体 不得不重新寻找个人生活规划;另一方面，个体却对社会制度产生前所未有的依赖，因而催生了寻求和制造各种权威意见来指导社会生活 与心灵生活的社会需求，在这一需求的推动下，答案工厂、个体心理学 和生活指南的消费市场诞生了，这便是以“拖延症”为代表的时间管理和自我管理书籍畅销的社会基础。
战拖会网站翻译的一篇拖延症的英文评论写道：
‘我们被判自由。’选择和自由是这里的核心概念，特别是当它们被用于行为和决定的时候。用存在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关键字来 说，它是全部责任中最终极的。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必须作出 选择并且决定和行动。就算是迟疑和不作为实际上也是决定和行动。你的迟疑和不行动，变成了你的选择和你的行动，也许，你整个的生命。仅仅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感到痛苦。认识到你的迟疑，你的不作为，就是在经历存在主义的苦痛。你被嵌在未来 (作为行动结果的那个应该的自我，或者理想的自我)和与那个未 来相去甚远的现在的夹缝中。这是一种空虚的感觉。存在主义作 家们说在苦痛中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生命落入期望 和行动之间的空隙中。期望和行动之间的空隙是我们和拖延症的 共同居所。在这个空间也存在着我们的自我挫败、不作为和迟疑，以及无法与生活和谐相处的痛苦。
在这里，自由不仅仅是法定的个人权利，也同时成为现代个体必须 履行的义务，尤其是“被用于行为和决定的时候”，它甚至被比作一种 “被判”的刑罚。“拖延症患者”正是一个处于“期望和行动之间的空隙” “不作为和迟疑”并因此而感到“自我挫败”和“痛苦”的现代个体形象， 而面向“拖延症患者”的劝慰和开导，则是要求个体以“存在主义”的勇 气来战胜拖延。在这套话语里，“生活的无意义感”和“无法与生活和谐 相处的痛苦”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劳动分工和制度保障似乎毫无关系，而是个体自身的迟疑、挫败和不作为。拖延带来的一切苦果都必须 由“自我管理失败者”独自承担。
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的拖延行为是否全部源自“自我管理的失败”? 这种个体化归因恰恰是个体化社会的结果。社会学家贝克夫妇 指出了社会医疗化的负面影响，即将宏观的社会问题视作个体心理气 质的缺陷，整体的社会危机因而置换为个人内心的愧疚、焦虑、痛苦与冲突。在下一节里，我将以受访者的个人经验来勾勒知识劳动的特征与“拖延症”之间的关联。
四拖延的社会结构性条件
本文受访者的共同特征是年龄在40岁以下、生活在一线城市、从事脑力工作。无论是学术研究、媒体专栏、新闻采访还是软件编程，都需要个体高度的创造性和灵活性，通过对时间的精确量化来完成任务 变得非常困难，同时，工作任务不按照时间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 以截止日期作为验收标准，考核标准从计时转为计件，因而知识劳动的 时间弹性相比大工业生产和单位坐班制要大很多。某种程度上，弹性的工作时间和知识劳动的特征是拖延行为大量出现的客观原因。
文科生 G、F和工科生 A 都表示，上大学之前，他们的拖延行为不构成任何困扰，因为中学课程是按照学校课程时间安排，课程作业也是按天完成规定数量，具有高度的可预期性。F指出，从高中到大学就是 从被动接受学校制度安排向自我负责的角色转换，“高中的拖延更受控 制，因为你每天都活在一个条条框框的世界里，大学没有人帮你分段， 完全靠你自己”。G 的大学专业选修课设置灵活，课程任务也不具有可 预期性，期末作业繁重和考试集中的时候，她就很容易因为拖延而倍感 压力。A 的软件设计是工程型项目，耗时巨大，不可能短时间内突击完 成，一个地方出错就得不断调试，而每个人的设计都不同，无法请教别 人，必须依靠自己解决问题。
高校教师 W5区分了两类工作任务：教学任务必须按照线性时间流程，绝对不可能拖延，比如上课不可以迟到，否则会酿成教学事故，批改学生论文不会拖延，因为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完成。而学术研究的时间弹性则比较大，从思考研究问题、搜集资料、做文献综述 到动笔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论文写作的阶段也是最容易发生拖延 的阶段，因为生产知识比消费知识要困难很多，“这时候人的思维最痛苦”。硕士生 W6也表示，他不会拖延行政性和机械性的工作，但遇到写作就会拖延，因为对自己的写作水平没有信心，无法从中获得成就 感。杂志记者 L1表达了相近看法，即创造性的文字工作非常容易产 生拖延行为，尤其在没有创作灵感，稿件要求又很高的情况下，她会拖 延以逃避工作难度，并寄希望于时间可以带来灵感。网站编辑 L2亦 是如此，她每天都要随时更新网站内容，即时性稿件不会拖延，但需要 花时间构思、无法立刻完成的写作任务就容易发生拖延，当拖到最后一 刻才开始做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完成工作了。
杂志编辑 W2指出，记者拖延写稿在杂志社非常普遍，而不拖延的情况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稿件质量要求不高，所需时间投入不多;一种 是工作高度流程化，有多年行业经验的记者在开始找选题时思路就非 常清晰，写稿时已经胸有成竹，可以很快完成。而大部分拖延写稿的记 者有两种：一种是没有经验的新手，不知道如何操作选题，又碍于面子 不好意思向别人请教，就会把稿子拖到最后交;另一种是经验丰富但自 我要求很高的记者，如果文章不符合自己的目标，不愿意拿出来和同事 讨论，加上没有人催，也会拖到很晚才交稿。
除了学习和工作任务的拖延，部分受访者会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物纳入拖延范畴。科层制运作需要大量程序性工作，例如处理行政审批、填写各种表格、制作项目文书，这些工作流程复杂、耗费时间又缺 乏创造性，但为了维持系统运作必须完成。文科生 G 曾经因为自己拖 着不完成学校规定的学生证注册手续，差点被退学。X2和 W1在出差 和旅游需要办理各种手续时非常拖延。高校教师 W4表示，真正令自己苦恼的拖延行为并非工作任务，而是行政事务，比如考试报名、工作考评、子女入学报名、开会场地租借等，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不去 及时处理，心理上有抗拒感。换句话说，这些行政事项在受访者的主 观意识中并不重要，但拖延不去完成客观上又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 和工作。
三位自称没有拖延症的受访者中，记者 W3和国企职员 H 不拖延 是因为工作性质。W3任职于机关报社，工作任务简单轻松，她每天的 工作时间不超过6小时，负责编辑两个版面的报纸，新闻内容非常模式 化，用一周时间完成绰绰有余，完全不存在拖延的可能。虽然工作轻 松，但她仍然非常焦虑，甚至经常失眠，她坦言害怕这样清闲的工作会 让她迟早被时代抛弃，所以周末她会去上各种技能培训班，以便在决心 跳槽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可以为她提供市场竞争力。在竞争日趋 激烈的社会氛围中，即便现有工作能够提供她规避个体化风险的条件， 她也仍无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急速变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供职国企的 H 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她将其归结于工作环境的友好，有锻炼和发挥 个人能力的机会，和领导、同事的关系处得很好，自己的付出被看重和 认可，工作可以获得很高的成就感，所以不会拖延。而硕士生 X1是唯 一因为自身性格特质而不拖延的受访者，他有一整套应付外界变化的弹性时间管理机制，会按照时间长度划分几大类型，每学期、每月、每周 和每天都会有一张计划表，每张表上有详细的时间安排，需要花费零碎 时间做的事情尽量合并以节省时间，工作量巨大的任务分解到每天完成，简单轻松的任务则填充大任务之间的空隙时间，几乎24小时都被 他安排得井井有条。正是基于高度自律、精密、高效率的自我管理和时间管理，他可以顺利完成任何可能产生拖延行为的事情。
综上所述，容易发生拖延行为的有三种：创造性工作、工程性工作和行政性工作，并且拖延往往出现在个体必须独自完成任务的情况下。 而不拖延的情况也有三种：工作内容的高度模式化、外部工作环境的激励和高效的时间管理。拖延的原因不仅仅源自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 能力，也和脑力劳动的特征有关：知识生产难以被程序化、缺乏外部工 作规范、工作必须独自完成，令大量的拖延行为成为可能。在没有组织化的时间管理和奖惩机制、知识劳动的时间弹性和困难程度增加、工作 的全部责任转移到个体身上的设定下，拖延才会被定义成“自我管理的失败”。
五拖延定义与工作伦理
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拖延是日常学习和工作中的普遍现象，但受访者对于拖延行为的主观定义却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工作任务如果到 截止日期还没有完成就是拖延，只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哪怕是匆促完成，也并不是拖延。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将轻松娱乐的事情放在工作 任务之前完成，或者在工作期间没法专心致志地工作，就是拖延。还有人认为，拖延是日常工作的一种必要策略。根据他们对于自己和他人拖延行为的描述，我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拖延：制度层面的拖延和自律层 面的拖延。所谓制度层面的拖延，就是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将任务延迟到截止日期后完成;自律层面的拖延，是在自己可以控 制的时间范围内，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期时间点完成任务，或者是拖到截 止日期前才匆忙开始着手处理工作，但最终结果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没有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只会影响自己的主观情绪。
传统工业生产依靠由社会组织或机构制定的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rules)，即组织化的工作规范从外部约束和管理劳动者，在福特制生产体系下高度流程化的工作内容和线性的时间安排之下不可能出 现拖延现象。而信息工业不再提供这一外部规范，后福特主义制度下的脑力劳动者只能靠自己制定和修改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 外部工作规范的缺位，让个体对工作伦理的主动认同和自助式的工作 规范成为维持社会生产运作的关键，但自称有拖延症的受访者往往是无法积极进行自我管理的人。当工作任务的时间弹性增加，截止日期就成为可以通过试探来反复重新确定的灵活边界，这从受访者对于拖延原因的不同解释中可以窥见一斑。
记者 L1认为，拖延是在不断地试探截止日期在哪里，杂志社规定的截稿日期并没有约束效力，“周一晚上的任务，我周二交也没什么，大家都这样，但自己会有负罪感，因为你不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博士 生 W1表示，高中时作业写不完会有惩罚机制，但现在“没有分数等着 你了”，因而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不去完成。律师 X2告诉我，律师事 务所的工作可以短期攻克，没有严格的截止日期，律师有固定工资，不按时间计算工作绩效，所以拖延对于个人和公司都没有影响，也并没有 被视作需要被克服的问题，故意拖延时间甚至是一种工作策略，因为 “你早干完活，会有人不断打电话让你干新的活，而且你干得快，会让对方有期待，可能下次希望你干得更快，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老师 告诉我，不要把事情干那么快，拖到最后再交出去，不要给人家那么高的期待，但要表示你一直在努力地工作”(X2)。自称是“有良心的拖延 症患者”L3向我推荐了一本不同于大部分“拖延症”畅销书籍的《拖拉一点也无妨》，声称这本书给了她很多心理安慰：“有人总结这本书的精 华是，你拖延是因为没有到真的不能拖，真的不能拖的时候就不会拖 了。有的事情，拖着拖着就不用做了。你有个不靠谱的老板，积极主动就会吃亏，举个例子，老板各自分了两个任务给某人和我，她两天做完发给老板没有回应，我迟迟没做。下次开会的时候，老板告诉对方不需要了，某某就很崩溃”(L3)。
社会层面的制度规范和个体层面的工作伦理共同维持后福特主义劳动分工的系统运转。系统的运行一方面将自我驱动的幸福感注入个体的工作伦理，这是自我管理话语的目标，另一方面则作为惩罚的威慑性力量，例如过度拖延和低效率工作会导致失业或中断学业。制度 层面的拖延很可能导致惩罚性后果，而自律层面的拖延并不会带来实 质性惩罚，但会让个体感到紧张焦虑和痛苦不安，这些负面情绪正是来 自自律意识带来的愧疚。拖延症患者在“进取自我”(理性精明、积极主 动、高度自律)与“欲望自我”(重视享乐、情感与欲望)之间，进行反复的 自我斗争。② 但如鲍曼所说，延迟享乐并没有否定享乐本身，恰恰是肯 定了享乐的价值。越是自律地工作，越是可能在工作之外纵情享乐。 劳动得越多，消费得也越多。正是个体通过严格的自我管理，将时间 的使用价值最大化，实现自我市场价值最大化，完美融入资本社会生产 逻辑的过程，他们也获得了更多消费的能力，消费主义恰恰是高度自律 的动力来源。
不论受访者对于“拖延症”的理解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他们无一 例外地认为，应当避免制度规范层面的拖延和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拖延。 因为违反制度规范的拖延和团队工作中的拖延会给自己的社会交往和 职业晋升造成负面影响，但与他人无关且局限于私人领域的拖延，受访 者则有不同观点。一些受访者从工作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限定在可控范围内的个人拖延可以理解，并在某种程度上值得鼓励。不影响工作流程的“拖延症”往往是积极的，因为高度程式化的工作不能保证作 品质量：“每个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到时交稿，毫不纠结，最后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没有体温，没有性格，就像快销品。很多主编都希望能够尽量 不要掉入过于精细化的流程，这样会损害创造力。一篇很棒的稿子背 后凝结的是记者的心血，这种心血包括绞尽脑汁，包括废寝忘食，包括 自己不停纠结，这种纠结并不是没有意义的”(W2)。
但另一些人从工作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私人领域的拖延也并非好事，因为高度自律的工作伦理会令自己为拖延行为感到羞愧和痛苦， 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精神状态，而拖延工作的时间也会减少个人用于闲暇生活(娱乐和消费)和劳动力再生产(技能学习和自我增值)的时间：
我对工作恐惧的一点是，周二报题，周五前采完，周六带着负 罪感不写稿，(虽然)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 但一周都给这个稿子了，周日开始写稿，周一连哭带喊把稿子写 完。我猜有人肯定周六能把稿子写完，周日、周一会高高兴兴地玩 (L1)。
比如想每周看一本书啊，出去运动一下啊，这些事情跟第二个 人没有关系，这些事情就会一直拖拖拖拖(C)。
(拖延)会影响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我应该是高效完成任务的 人，有各种 acheivement的人，学一门语言、学定量方法、做做田 野，结果额外的目标不能实现，对自己比较失望。(F)
综上，所有受访者都不赞同制度层面的拖延和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拖延，因为制度层面的拖延会给个人带来惩罚性后果，团体合作中的拖 延会减少别人对自己的社会信任，两种拖延都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 而个体层面的拖延，受访者则由于对工作价值的判断和对工作伦理的 认同差异而给出不同的评价。
六“拖延症患者”的身份认同
如果说在社会个体化过程中，人们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承受者到 责任者的转型”，而“拖延症患者”为何会认同“自我管理的失败者”这 一身份呢? 他们如何解释“拖延症”这个标签的社会含义? 他们如何看 待“拖延症”指南书籍构建的自我管理话语呢? 接下来，我将通过受访者的个人经验来回答这些问题。
无论从对战拖小组的网上讨论，还是受访者的访谈内容进行审视， 我发现很少有人真的把“拖延症”视作人格缺陷或心理疾病，也没有赋 “拖延症”以道德污名，最严厉的批评是“拖延症”等同于“不靠谱”“不值 得信任”“浑身散发负能量”。在一些人看来，拖延仍然具有一些积极正面的特征，比如有人认为它与“完美主义”、“对自己的期待和要求比较 高”等性格特质相联系。
对“拖延症”持负面评价、不愿意公开谈论的受访者全都是刚刚毕业步入职场的新人和深受拖延困扰的高校学生。他们认为这个标签会影响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评价，虽然内心认同“拖延症”，但会将其视作自 我激励的标签，一心想要摆脱“拖延症”的困扰，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 深受“拖延症”困扰的 G 和 L1都不愿意在社交网站上传播相关信息。 G 大学期间曾加入“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尝试过小组推荐的番茄工作法，看过拖延心理学和灵修书籍，但这些方法对于她都没有太大帮 助。已经工作的她认为，拖延的主要原因是在工作中找不到价值感，现 在的工作她很喜欢，很少会拖延工作。“拖延症”是她自我提醒和自我 和解的标签：“现在的状态是能逐渐和自己的缺陷和平共处，它确实影响了我的生活，但我不会让它过分影响我的情绪。”L1认为“拖延症”这 个标签特别负面，相当于“不靠谱”，她不愿意在微博上说是因为同事和 老板都会看到，“就不要给自己树立这样的形象，尽管我最近的确很拖 延。我只会在 QQ 上说，因为看的人跟我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我在豆瓣写‘我可没有拖延症’，那是一种自我催眠，这东西说多了就信 了”(L1)。即将读研的 L3也特别讨厌这个标签，因为同事都认为她有 “拖延症”，她很不开心，因为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和支持，但又无法反驳， 确实自己有很多工作没有按时完成：“觉得是不好的词，不能说的词，不 愿意放在自己身上，会固化自己的看法。我需要积极的心理暗示，我是 最好的! 不能用消极的心理暗示来标签自己”(L3)。
C即将步入职场，之前会给自己贴标签，但工作之后她倾向于不跟人主动说自己有“拖延症”：“当它变成‘症’的时候，就好像它已经不是 你可以控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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