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积累的社会结构是指促进资本积累或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本文在简要介绍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详细阐释，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呈现出明显的三大阶段性发展特征;当代资本主义与历史资本主义存在诸多相同点和差异性，当代资本主义是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在未来的走向取决于影响支持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的三大因素：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程度、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联合程度、现有世界体系中某一大国新的发展模式的引领与示范程度。
一、引言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距今已有500多年。国内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要么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予以逐步深入剖析，要么以时间为界线分析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资本主义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发展呈现出很大的区别，突出表现为发展阶段问题。所谓发展阶段，也就是嬗变，这种嬗变可能是(部分)质变，如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也可能是量变，如资本主义从地中海沿岸扩张到全球区域。每当资本主义从一个发展阶段转变到另一个发展阶段，必然会给其主导下的世界体系中的各国带来重大影响，“不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全球社会带来的剧烈动荡，就无法理解现在这个时代”①。
本文要研究的当代资本主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资本主义，在此之前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之为历史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代资本主义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是否可以划分为一些阶段?如果可以，具体可以划分为哪些阶段?二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②究其原因，除了研究问题的立场、方法和视角有所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研究对象的无比复杂性。仅就当代资本主义而言，其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因国情、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发展模式也呈现出多样性。③不管是当代资本主义还是先前的历史资本主义，其发展均表现出阶段性，作为这类社会制度或社会生产方式的内核——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成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坐标。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理论，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大约以50年到60年为一个完整周期(经济的快速扩张与停滞或危机)这一经济现象。所谓积累的社会结构指的是促进资本积累或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④显然，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总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资本积累与扩张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造成经济危机不断、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的根源，这就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断根据时代和环境变迁设计出符合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制度体系，进而促使经济增长，每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又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较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侧重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侧重于从资本积累和扩张及支持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制度方面研究问题。尽管可能会忽视如科学技术这样的因素，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这一理论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可能会更大、更强一些。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下，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建立，可以给资本主义带来长达20～30年的快速增长期，直到进入相对缓慢乃至停滞时期，进而另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⑤由于在资本主义的每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时期，支持资本积累的制度特征都是不同的，这成为了区分和判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方法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阶段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方法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下，当代资本主义在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发展进程中是否可以划分为某些具体阶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这样一点：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框架中，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特定制度环境主要包括的内容可以概括为这几组关系：劳资关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劳动强度等)、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竞争、垄断、合谋等)、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对资本的管制程度)、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社会福利、政治民主参与度、工会权利)、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业岗位的有限性、工资水平的差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这几组关系呈现出的特征不同，具体来看：(1)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是由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劳动强度影响剩余价值率，进而影响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量即资本积累的限度。因此，劳资关系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关于影响资本积累的制度设计中的基础方面。劳资关系的合理程度往往对资本积累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发展较稳定的阶段，通常是劳资关系较好的时期，而在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危机之时，必然是劳动所得和资本利得差距较大即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时期，“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⑥。(2)实体经济是价值创造的主要领域，产业资本在实体经济中自然占据重要位置。但资本对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疯狂追逐导致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货币资本的大量需求便应运而生。借贷资本将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投入到流通中获取利润，不同形式的资本(产业资本、商业经营资本、银行资本等)便发生联系，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各自积累甚至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3)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尽管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但却不断带来生产过剩、大量物质资源被消耗、劳动者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等负面问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需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国家介入市场经济中，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如改善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适当节制资本等，这些便涉及资本和国家、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4)资本在积累和竞争过程中，资本的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有不断提高之趋势。换言之，资本不仅要消耗大量资源，也具有排挤劳动力的倾向。从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扩张的速度直接影响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围绕工资水平、就业岗位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竞争关系。(5)资本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追逐以及资本的无限积累不仅带来激烈的市场竞争行为，也促使资本在垄断既得市场的同时，不断开辟新的市场，以避免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这推动并促进了全球市场的形成，在经济全球化下，不同国家围绕资源能源、市场空间的竞争便由此展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影响甚至制约资本积累的制度体系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变化是资本积累与支持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的结果。一定时期和阶段的制度安排会促进资本积累，但在另一时期和阶段，过去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成为阻碍资本积累的障碍。长此以往，旧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便会被破坏，直到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如此不断反复，整个经济系统螺旋式向前发展。正是基于上述几个主要方面的制度内容框架体系，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被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危机和停滞等带有周期性现象的问题研究中，由此也给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问题带来重要启示。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发展阶段
除了明确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框架中所包含的制度内容外，我们还应该从总体上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特殊的发展环境。
第一，从国际环境看，当代资本主义处于特殊的发展时期。当代资本主义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临界线的。二战后，西方传统的殖民主义体系逐渐土崩瓦解，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面临着大量资本被战争摧毁、资产大幅缩水的困境，更面临非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强大竞争压力。这些现实问题迫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主动采取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如房租管制、流动资本监管、国有化、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等一系列务实措施介入社会与经济现实中。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积累和扩张对整个国家产生的危害，进而避免经济体系陷入巨大危机中，抵制了社会主义模式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吸引力。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多年时间里，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经济较为快速和稳定增长——被称为黄金时期。此外，在这20多年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分配差距也处于较小的程度。
第二，从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环境看，当代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竞争甚至斗争极为激烈的时期。早在20世纪初期，金融资本已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对国际局势造成较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金融资本扩张的重要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之所以会出现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实践，表面上看是西方政要们在金融寡头支持下发动的“革命”，但实质上是金融资本全面压倒产业资本、主导国民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金融资本肆无忌惮地在全球扩张，西方制造业遭到虚拟经济的严重挤压，发达国家出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低端产业外移现象，“产业空心化”和“去工业化”不仅造成无数工作岗位的消失，更带来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西方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掠夺模式也造成了国家间的巨大发展失衡和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抑制金融资本暴利、“再工业化”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发展目标和路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此阶段是当代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重创，美国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领头雁，登上资本主义霸主地位，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由西欧转移到北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和日本，输出过剩产能，占领全球市场，推动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复兴。同一时期，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加强对资本的管制和市场的调控，加大对国际金融、高科技、全球市场、资源能源的控制力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确保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优势。在这一发展阶段，尽管处于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边缘、半中心—半边缘的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非友好甚至较为紧张的状态，世界经济体被分割为多个板块，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的资本与资本之间关系、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资本和国家之间关系、劳动者和国家之间关系整体上均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物质资本的扩张成为这一时期积累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积累形式。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此阶段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转型时期，突出表现为金融资本影响和主导一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其不可能通过所谓的“改良”和“调节”维持长期的稳定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困境和危机促使当代资本主义走向转型之路，战后所形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一方面，“资本主义从变化中吸取养料，随时准备根据外界的条件而扩大或缩小自己命定的活动范围”⑦。经过20多年的发展，物质资本的扩张已经到达极限，资本逐利的本性促使其转变积累的方式，金融化便是其中的重要选择。⑧金融资本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一举取代产业资本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发展态势，如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有化本国资源推动工业化建设、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强有力竞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空间。于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操控国际金融(石油美元、提高贷款利率等)、打压国际资源品价格等方式积极扩张，金融资本自然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主要角色，金融资本的积累成为这一时期积累体系中占主导形态的积累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扩张密切相关。在这一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的几大经济板块的隔离被彻底打破，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影响世界各地。尽管金融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在全球攫取了巨额财富，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分配结构的失衡不仅导致国内阶级关系的空前紧张和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更加剧了自身的衰落，动摇了福利社会的基础。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正悄无声息地冲击着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第三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此阶段是当代资本主义处于艰难调整的时期。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金融化现象并没有改变实体经济是创造价值的主要场所这一基本事实，金融化的极端结果必然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债务危机充分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持续几十年的高福利、高消费、经济金融化道路不可持续。尽管有学者认为，每一个先后相继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发展都与影响资本积累的关键制度的重建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重构，而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缺乏重构作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国家的能力，因此，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建立。⑨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以来，当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去杠杆、调结构，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振兴实体经济，吸引实体企业和资本回流，一些国家还专门制定了低碳社会、绿色发展、“工业4.0”等发展规划和政策，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复兴。尤其是美国，正试图再次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3D打印等)的引领者，并希望通过加息手段和“强美元”政策吸引全球美元资金回流美国。在金融体系管理方面，自2010年迄今，美国通过数个重要的金融法案，史无前例地强化了其金融实力，试图建立在其控制下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扩张金融权利，积极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制高点。这些均表明，代表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利益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在危机后已经在较大程度上介入到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新的资本积累体系正在孕育，全球要素价格正在重置，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正在重组，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可能正在形成。
历史经验也表明：金融危机既是对资本主义某一时期发展模式的否定，也会间接推动资本主义寻求变革，经济金融危机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将会很快灭亡。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百年一遇，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但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世界体系，控制国际金融、高科技、产业链高端、资源能源和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长期影响下，当代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基本都面临着债务高企、经济结构失衡、货币贬值、增长乏力等问题，金融危机甚至还依然不断地向这些国家蔓延。因而，在短期内，当代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能灭亡，甚至会采取各种措施对外转嫁危机。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更为深入的回答，已经涉及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阶段(地位、前途)问题。
三、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所处的阶段
历史资本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在时间上是相互衔接的，但二者在经济特征、运行机制等方面是否存在本质区别?这是学术界具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从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到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实际都是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复杂的，必须要从历史的和多层次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和阶段，包括出现美元金融霸权、大型跨国公司、世界银行等跨国组织这些新的现象和事物。但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从多个层次分析世界资本主义，可以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诸多特性在历史资本主义时期基本都出现过，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第一，从代表经济绩效的增长与分配差距指标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黄金时期并非首次，而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例如，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和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1913年，均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在这些繁荣的间歇期，从几个方面来度量，经济表现非常糟糕。⑩在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差距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状况也有了较大改善，这一点为皮凯蒂的观察所证实。(11)
第二，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几次积累体系中心迁移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中心在美国，突出表现为美元霸权和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在历史资本主义时期，积累体系中心分别在意大利沿岸地区(如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荷兰、英国，与此相伴随的便是这些地区和国家在某一时期的霸权现象。在不同的资本积累体系中心和霸权现象背后，金融资本实际均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某一时期甚至呈快速扩张态势。在意大利沿岸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权利斗争升级和竞争压力的增加，导致剩余资本投资于贸易变得不再有利可图，进而转变为流动资本，被商人阶级用于放贷、货币兑换、组建银行等各种金融活动，“如果说现代巨额融资是佛罗伦萨人的发明，那么各种形式的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真正诞生地是在15世纪中叶的热那亚”(12)。在荷兰资本主义时期，大量剩余资本被用于战争和立国活动、收购土地。在荷兰资产阶级的长期运作下，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世界经济的金融和资本中心，“全欧洲任何重要的商务和政府组织都不得不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派驻代表”(13)。在英国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开始，随着英国成功获得对欧洲以外地区贸易的绝对控制权，伦敦逐渐成为欧洲的巨额融资中心，大量剩余资本开始从欧洲其余地区转移到伦敦。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模式又在美国重复。正如布罗代尔所总结指出的：“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后伦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纽约仿效伦敦一样。此时的关键每次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转移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质。”(14)
第三，从发展路径的特点看，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重复着扩张—调整、繁荣—危机的周期性现象，更为具体地说，物质资本的扩张和金融资本的扩张不断交错进行。这种现象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反复出现，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实体经济是创造价值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场所，人们只有通过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进而将使用价值生产出来，才能创造生产剩余，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这一点在任何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因此，物质资本的扩张和需求往往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生产的本质是“为生产而生产”，货币本身及货币增殖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进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发生分离，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其极易流入高利润场所，物质资本要么部分或全部转化为金融资本，要么转移场所，其结果便是金融资本的扩张成为一定时期重要的积累方式。这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历史上反复发生的“金融病”现象：“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既是连续性的象征，也是突变的象征。它是连续性的象征，因为贸易和生产大规模地发展以后，经常爆发过度积累的普遍危机，世界资本主义因此作出的典型反应就是金融扩张。然而，它也是突变的象征，因为一切金融扩张最终导致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使得它在新的领导下重新组织，恢复生机。”(15)布罗代尔甚至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并不是20世纪的新生儿，早在过去，仅以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为例，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急剧增长，正常投资机会已不足以为积累的资本提供出路，金融资本已经将商埠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进一步征服——虽说是暂时的——整个商业世界。”(16)自英国工业革命创造现代制造业以来，世界制造业中心在各大洲之间持续不断的转移便是这种“金融病”的伴随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17)
当代资本主义与历史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呈现如此多的相同点，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或经济体系。这种生产方式或经济体系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在这一经济体系中，财富是高度抽象化与虚拟化的。这些特殊性使得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问题，进而引发周期性经济波动，周期性经济波动与发展阶段自然是紧密相连的。
从广义上说，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无论是自由竞争、垄断、多种多样的生产形式、企业组织形式，还是跨国组织等，它们都是支持资本积累的制度性因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当代资本主义仅仅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普通阶段而非特殊阶段。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个性和共性的有机统一。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代资本主义时代，其发展的特殊性突出体现在资本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积累与扩张，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产生。
从最早的意大利沿岸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到负载于美元金融资本上的当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体系范围越来越广，因而资本获得的权利更大、支配的资源更多，当代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达到了扩张的极限。特别是借助信息技术和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资本的流动更快，较少的资产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巨大交易量和流动性。
近几十年兴起的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只有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才可能克服混乱，走向稳定。(18)结合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既是一个开放系统，也是一个巨大的累进的消耗系统。资本积累和扩张一方面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新的产业部门、寻找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会消耗大量资源能源，破坏生态环境，带来劳动异化等负面现象。当代资本主义总体上实现了这样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垄断国际金融、高科技和广阔的海外市场，拥有制定国际规则、转移低端产业和利用外围地区资源能源的权利和能力，亦即“以全球体制为引导，以寻求和控制全球资源能源、市场、规则为手段，以获取无限利润和进行无限积累为目标的经济系统”。在国际上，处于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发展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等理念将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促进GDP增长而非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上，尽可能降低南北之间矛盾，从而源源不断地从处于外围位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获取资源和能量。在国内，则通过精英教育、舆论传媒等手段将普通群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消费和享乐主义上，尽可能降低阶级矛盾。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时代，西方过去对他国实行的行政占领和直接的领土控制模式已很少发生，取而代之的是对他国经济金融主权、市场、产业、知识产权、高科技等的控制。西方金融寡头甚至经常主动去破坏现行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以建立另一套适宜资本积累和利益攫取的新的规则和秩序，亦即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调节和修正，目的是为了排除耗散结构中的“熵”(发展的代价)，从而发展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在未来，当代资本主义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尤其是工人阶级(广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概念，既包括传统的产业工人、也包括知识分子等)及其政党的成熟程度。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足够成熟，能够识破金融寡头的种种巧妙统治手段且不断进行有效斗争，才可能迫使金融寡头做出一定让步。其二，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及与西方金融寡头的斗争程度。一旦失去广阔的海外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会陷入封闭以致走向混乱状态。其三，一些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能否走出一条新的发展模式，从而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新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分工模式存在种种弊端，如贫富分化、高消耗、争夺资源引发战争和地区性冲突不断等。如果未来有某个大国的发展模式能够改变西方资本逐利模式，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建立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金融寡头顺应世界潮流，则人类社会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显然，以上三大因素都在不同方面和程度上影响支持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
注释：
①[法]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郑方磊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15页。
②成保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依据的理论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0期;胡振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研究》，载《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罗文东：《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庞仁芝：《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再认识》，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孙秋鹏：《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划分阶段与特征的新探讨》，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
③刘凤义、沈文玮：《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
④丁晓钦、尹兴：《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述评》，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⑤参见[美]科兹：《国家、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载[加拿大]阿尔布里坦等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张余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48页。
⑦[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22页。
⑧丁晓钦、鲁春义：《金融化与积累的社会结构转变——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分析》，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11期。
⑨[美]科兹：《国家、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载[加拿大]阿尔布里坦等主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第106-109页。
⑩[美]科兹：《国家、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载[加拿大]阿尔布里坦等主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第103-104页。
(11)[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11-343页。
(12)[意]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利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13)同上书，第165页。
(14)[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页。
(15)[意]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利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文版序第1页。
(16)[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3卷，第69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6页。
(18)参见沈小峰等编：《耗散结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37页。
作者简介：丁晓钦，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谢长安，上海市委党校第五分校[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讲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1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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