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此后，毛泽东等人就一直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西方左翼理论家也将目光投向中国，开始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从阿尔都塞到詹姆逊、德里克，再到朗西埃、巴迪欧等，不一而足。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西方语境中所指涉的内涵却大相径庭。这里存在双重转变，一是中国语境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化，一是西方左翼对这一转化的再阐释、再转化。马克思主义在这些转化中势必呈现出阐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恰恰潜藏着中西方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其中，德里克对《矛盾论》的阐释为探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选择德里克，是因为他作为左派理论家和汉学家，自1960年代开始即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系统研究，著有《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历史与革命》《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毛泽东思想则是他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入口;选择《矛盾论》，是因为无论哲学思维还是国际影响力，《矛盾论》都首屈一指。本文重心在西方左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依照德里克对《矛盾论》的阐释，讨论被西方左翼阐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呈现了怎样不同的面向。
指向实践的《矛盾论》
在介绍西方左翼话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之前，势必先要将《矛盾论》放在中国语境中还原它的逻辑起点和问题意识。具体来说，《矛盾论》是毛泽东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最重要的文献。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转移到了相对安全之境，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终于可以安稳下来，他从红军溃败的教训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作用于中国实践时的诸多不适之处，开始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紧接着在1937年，毛泽东井喷式地写出了极具分量的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原作标题有更改，后文会详细论述)。经过一年的理论准备，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可以看出，《矛盾论》是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蓝图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矛盾论》的内在指向和外在语境究竟如何?下面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问题意识
《矛盾论》看起来是一篇哲学论文，但实际关注的对象始终是中国革命实践，文章分五个部分层层递进，以理论辨析始，以指导实践终：一是“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2。毛泽东将矛盾作为事物存在之根本，意欲何为?他否定了原先一成不变的世界观，以矛盾代之，矛盾是两种或多种力量彼此交融、相互角逐的状态，是一个变化、交替的运动过程。然而，毛泽东不只为了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而是聚焦于中国实际——以矛盾的观点来看，中国历史并非不可变革，而是一个新旧更替、择善而从的动态过程：封建社会结束了，资产阶级失败了，这便为共产党领导中国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提供了可能。所以，毛泽东在理论辨析之后，开明宗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3
二是“矛盾的特殊性”，即“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4，这意味着“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5。毛泽东在理论层面稍作论述，便马上长篇大论地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分析。如果说，“矛盾的普遍性”为中共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可能，那么“矛盾的特殊性”则为中共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策略：首先，毛泽东宏观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6其次，毛泽东回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中共历史。他反思了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以及1927年后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冒险主义，提出1935年以后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伟大斗争正在发展。7可以看出，毛泽东用矛盾特殊性的原则来解释中国革命的过程，特别强调“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8。
三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一方面，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有多种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变化。矛盾的转化观点进一步为中共领导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进行了理论铺垫，具体到中国实际：“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9
四是“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有同一性，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是无条件的、绝对的。10可见矛盾的斗争性更加重要，所以在第五部分着重强调“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透过理论的层面，毛泽东的着力点在于为共产党带领中国进入历史新阶段进行理论准备，矛盾论斗争性的提出旨在说明，对外中共要不断革命、不断反思、不断运动，对内要改造思想，避免由非对抗性矛盾转为对抗性矛盾。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照始终是现实维度。
(二)版本对照
《矛盾论》原是1937年8月7日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所讲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三章第一节，原名为《矛盾同一法则》，新中国成立后，经大幅修改，1952年4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再版时移入第一卷。因此，《矛盾论》有前后两种形态。《矛盾同一法则》的讲稿虽没有发表，但内容已大体成形——回到历史现场：1937年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当务之急是解释中国现实，指明未来方向，确立中共党的地位，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不止如此，毛泽东在同一时期还写过其他文章，它们相互交叉，彼此照应，例如他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其中“矛盾”的使用频率达28次之多，“矛盾”显然已成为他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的主要范畴。可以推定，两篇文章的思路交叉，相互补充，可以彼此印证，这样，《矛盾论》在很大程度也是为了明确“抗日时期的任务”而作。毛泽东曾回忆到：“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11可以说现实的课题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去构建一种哲学方法论。
修改后的《矛盾论》重新出版也是针对中国实际的，1951年3月27日和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写给李达的信中就曾提到，“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12，要利用各种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13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在全国范围进行普及，本来发表原先的讲稿即可，但是，中国实际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要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进行批判，所以增加了新的内容，对照前后版本，新增内容一目了然：
如果说原版《矛盾论》是毛泽东为特定历史时期而作，那么修订版同样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
(三)互文阐释
说到《矛盾论》，就不得不提它的姊妹篇《实践论》。《实践论》是毛泽东1937年7月在延安撰写，1950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该文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践、脱离国情的错误，强调研究哲学、重视理论“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14。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详细地辨析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实践重于理论。他认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5二、实践循环往复。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住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三、《实践论》的现实维度。《实践论》就是为了说明实践高于理论，同时《实践论》也是为了指导实践的，即“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16。
因此，毛泽东《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现实指向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构也遵循着毛泽东的现实指向而前行，日渐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始终坚持不断革命、不断运动，彼此斗争、周而往复的“矛盾”观点，也不断地将理论作用于中国实践。当他在1960年代掀起红色革命时，与处于大洋彼岸的左派阵营的五月风暴交相辉映，借这股东风，《矛盾论》也在西方理论界登场亮相。
指向理论的《矛盾论》
尽管《矛盾论》是指向实践的，但它浓厚的思辨因子被左翼理论家激活，继而在西方理论中大放异彩。那么西方理论家是如何接受和化用《矛盾论》的?《矛盾论》在理论旅行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哪些新的面向，生成了哪些新的理论?以德里克为例进行论述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功效。
(一)“矛盾的普遍性”与“反现代的现代性”
德里克将“矛盾的普遍性”与现代性嫁接，认为毛泽东开辟了批判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形式，进而将《矛盾论》生发成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德里克是如何勾连现代性和矛盾论的呢?首先，德里克参考了伯曼关于现代性的阐释，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在具体空间和时间中感受到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充满矛盾、悖论，处于无休止的变化和解体之中。“它向我们许诺了冒险、权力、快乐、成长以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又威胁着要摧毁我们所拥有的、所知道和所归属的一切……现代性把全人类统一了起来。但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统一，一个没有统一性的统一;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注入旋涡中，一个斗争和矛盾的旋涡，一个混乱和焦虑的旋涡。”17接着，推导出了“反现代主义”，依然是从伯曼那里获得灵感。伯曼认为反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提出的，它分享了与现代主义相同的矛盾，如果不参照现代主义，我们就无法理解反现代主义。更重要的是，因为反现代主义本身是由试图实现现代性目标的冲动所驱使的，反现代主义就代表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追求：只要现代化在实践中没有及时实现(或者背叛了)解放人类的诺言(这一诺言曾在理论和实践中激励了现代化)，那么新的现代化就必不可少。18再次，提出了“反现代的现代性”。伯曼认为，社会主义是反现代主义的，但它却不可能反对现代性，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以便创造出一种新的现代性，这样一种崭新的现代性无限接近于启蒙运动关于人类解放的境界的描述。伯曼说，马克思是伟大的现代性分析家，又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他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19。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在突破过去、征服自然方面获取了惊人的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文化代价——“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所以，他的著作试图描绘出资产阶级现代化同作为它的文化表达的现代主义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而化解矛盾的可能性，就在于其本身也是现代性产物的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将会从现代性中获得丰富的解放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则因为自身的意识形态缘故而注定会擦肩而过：“现代性的创伤”只能通过“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治愈。20
在伯曼的理论容器中，德里克注入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他认为毛泽东对现代性矛盾的心态和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有效嫁接的联结点就在于“矛盾论”。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矛盾的论述同毛泽东思想相映成趣，形成对照。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矛盾(“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矛盾被当做社会和自然的能动原理，是世界运动的原动力;矛盾被当作是把握这个流逝、分裂、冲突的世界的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上升到了认识论的高度;毛泽东把中国的现代性看作是矛盾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而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性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性策略。从以上三个层面，德里克推断出马克思和毛泽东对现代性的态度如出一辙，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延续了马克思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另一方面，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民族特点与马克思主义剪裁嫁接，在保留本土历史遗产的情况下汲取欧洲理论的积极因子，并以“矛盾”的策略有选择地批判和接受现代性，生成了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正因为如此，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给毛泽东提供了一种现代性的语言，也正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中，现代性的复杂和矛盾才彰显得格外分明。
(二)“矛盾的不平衡性”与反历史目的论
“矛盾的不平衡性”隐含了历史的稳定结构和决定论线索，但是西方左翼在接受《矛盾论》时，经阿尔都塞的创造性误读，走向了历史决定论的反面。阿尔都塞选择性地阐释了《矛盾论》，他认为：“毛泽东把‘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撇开不谈，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一些实际的理由，因为简单过程不涉及他所研究的对象，他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而社会却包括许许多多的矛盾。”21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强化了毛泽东关于多重矛盾的论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著名理论模型“多元决定论”，德里克深受影响，沿着反历史决定论的激进之维，从“矛盾的不平衡性”中生发了反历史目的论的意义，经历了一次由毛泽东的“矛盾论”到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再到“反历史目的论”的理论迁徙。
具体来看，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中的《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专门论述了《矛盾论》，阿尔都塞强调了“矛盾的不平衡性”在理论上的伟大创见：“《矛盾论》中的基本概念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等，在黑格尔那里都是找不到的。”22这意味着《矛盾论》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维模式。甚至是对黑格尔矛盾论的超越，“黑格尔所谓的矛盾的母型是将整体一分为二，并且‘只有一组对立面的简单过程’”23，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受某个单一的矛盾决定，而马克思创建了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24，从而在政治经济变革的基础上发现了结构性的因果规律。阿尔都塞旨在对黑格尔主义所具有的目的论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概念提出批判，为了反对黑格尔的单一矛盾决定论，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性”的观点被阿尔都塞重新阐发：
在他(毛泽东)全部的分析中，我们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复杂过程;这些复杂过程拥有包含了多种不平衡决定因素的结构，该结构以一种原生性(而非次生性)的方式作用于这些结构。……因此，复杂过程始终都是既定的复杂体，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原则上，这些复杂体都无法还原为原始简单的过程。25
阿尔都塞受到矛盾多重性的启发，并以此对黑格尔所谓的“普遍性”简单起源进行了批判，可以看出，“矛盾的不平衡性”经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获得了新的理论意义，进而成为反对黑格尔式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武器。
阿尔都塞进一步解读了矛盾的多元性：“毛泽东说：‘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中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因为‘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26，这些矛盾都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支配性线索，由此得出“矛盾多元决定”：
这些“不同矛盾”之所以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其根据在于它们特有的本质和效能，以及它们的现状和特殊的活动方式。它们在构成统一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并表现出它们的性质：“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27
阿尔都塞强化了原本在《矛盾论》中作为偶然状况的“不平衡性”，并把它上升为结构性要素，从而提出了“多元决定”论，并以此来完成对黑格尔式单一矛盾的批判，德里克接受了阿尔都塞的观点并进一步阐发了反历史目的论的意义，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倒置”涉及一个复杂过程，它不仅是关系的倒置，也是结构的转变。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现象体现本质的“表达因果性”基础之上，或者说是建立在普遍性的“绝对精神”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基础之上。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种包含着各个矛盾、各种因素，彼此缠绕又相互决定的结构关系，即“结构因果性”。这种特定结构中各要素之间彼此观照、相互关联、多元决定的观念使得阿尔都塞既强调作为不可化约要素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又强调作为结构自身的作用，从单一的、二元对立的矛盾转变为一系列相互决定的多元矛盾，这就将马克思主义从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目的论、决定论的启蒙理性中解放出来，通过阿尔都塞的“理论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发生了釜底抽薪式的改变，比如经济决定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矛盾的不平衡性”经由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的阐释完成了对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的批判。
(三)“矛盾的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德里克从“矛盾的特殊性”生发出了毛泽东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意义，进而将之放置在现代性、全球化和后殖民的语境中来论述，经过德里克的重新阐释，《矛盾论》被赋予新的理论意义，并在西方理论界大放异彩。具体来说，德里克从三个方面对“矛盾特殊性”进行了阐发：
1.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面对中国紧迫的政治军事局势，毛泽东提出“矛盾的特殊性”理论，也就是说，《矛盾论》服务于当时的军事战略、战术等实际情况，它所要面对的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农村如何组织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又如何应对战争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所以“矛盾的特殊性”一节对于中国历史状况、革命战争中战略战术进行了大量分析，进而被引申、升华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2.给现代性一种新的可能。德里克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强大的暴力模式，它强迫其他社会纳入其轨道，如果抵抗或拒绝就会导致民族衰败、社会倒退。现代性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力量缔造的，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遵循的是西方的逻辑和思维模式。这样，现代性之外的中国就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落后”。现代性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毁掉了原有的文化框架又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让人们在既恐惧又充满希望中被现代性吞噬。德里克认为，毛泽东所谓的“矛盾特殊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中国人也许能创造出更好的现代性，它不仅吸取欧洲现代性的积极因素而且也吸收本土的资源。”28
3.“矛盾的特殊性”理论保留了民族特点。德里克认为民族主义展示了既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又是抵制和克服现代性的希望，民族意识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反现代主义的。它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来改造中国——然而，只有源于前现代的历史遗产而将民族的特性铸就出来，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些历史遗产又似乎和现代性及现代化的要求相冲突。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逃避到前现代的过去，而是创造一种新的未来。“矛盾的特殊性”就在于把民族特殊性作为考量现代性的终极视域。现代性的经验作为一种外来的入侵因素而造成对本土价值观的否定，民族意识必然要呼唤本土的历史文化价值，批判地对现代性进行修改和接受。这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工作并不仅是为了满足富强先进的务实性标准，更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化，不只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更在文化层面通过带有中国独特历史经验的表述来使社会主义理论通俗化、本土化。29
在德里克的论述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同时，中国的特殊性对马克思主义也有进一步的反思和深化。毛泽东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以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普遍主义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特殊性，同时，中国的特殊性又激发他开启出一种不同于以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一种批判式的现代性。
双重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前文通过还原《矛盾论》的语境，分析德里克对《矛盾论》的改装，可以看出中西不同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阐释。在中国语境中，毛泽东最关注的始终是现实维度——理论指导实践;在西方语境中，更侧重知识学的探索——不同理论家结合自己的问题域对《矛盾论》进行多重阐释和理论生产。毛泽东致力于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是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自证合法性。1930年代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中共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如何自证合法性，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采用了一套全新的解释体系，将人们固有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击碎，以矛盾代之。矛盾双方的斗争模式形成了一种不断运动、相互交替、始终变化的动态史观。当原有的僵化的统治变得松动，新的力量才可能取而代之，旧中国才可能向新中国迈进。
二是获得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用自己的语言系统创造的一种意识形态产品。从中国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是一种外来模式。因此用中国本土语言来重新表述它，把它吸收到中国意识或心态结构中来就变得极为迫切。也就是说，具体的中国实际与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中国受众感同身受的话语模式，才能更有效地为中国共产党争得话语权。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必须成功地协调马克思主义普遍主义和国族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必须兼顾全球理想和地方现实的对立统一。
而德里克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模式则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
首先，现代性视野：具有抵御全球化的意义。德里克在现代性的视野下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他认为现代性是欧美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力量的产物，但是毛泽东将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如此一来，现代性被深深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从而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为抵御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中国原本是作为客体而非主体被迫进入现代性框架之中。而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力求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改造中国，又根据中国历史环境的需要来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从19世纪就被卷入到全球历史之中，资本主义是其中最主要的动力，而中国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目标都是抵御这一过程。30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理论模式，可以很好地抵御全球化的吞噬。
其次，马克思主义立场：赋予反霸权意义。德里克认为中国同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道经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如果你进入全球化的逻辑，就处于一种权力结构中，必然处于征服与被征服、霸权与反霸权的关系中。当中国历史和全球历史结合为一体时，“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被征服的过程。在这一环境下，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也是一种要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选择，一种让第三世界社会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进入全球历史的选择。”31德里克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赋予毛泽东思想以反霸权的理论意义。
再次，后殖民语境：第三世界主体性。在德里克的理论构架中，不止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种霸权模式，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霸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带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目的论色彩和欧美中心主义思想。”32于是，保留民族特色便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民族主义肩负着对全球秩序的抵抗：“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这种自然发生的民族主义对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依照欧美经验所理解的普遍的现代性设想发起了最初的革命抵抗。”同时，它还肩负着对马克思主义霸权的抵抗，“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保存着它自身的历史特征。中国和全球历史的结合并不意味中国社会在全球的汪洋大海中消融了，正如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它的特征不能被归结为某种同质化的第三世界型构一样。”33德里克站在后殖民主义的文化位置上，反对一切文化霸权以保护弱小民族的主体性和特殊性。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成的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文本。其中，矛盾的运动式和斗争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核心部分，它试图在现实实践中寻找和建立一种对立关系从而维持不断的斗争、转化和批判的能量。德里克正是萃取了矛盾的斗争性，并把它放置在全球化背景、现代性视野中重新阐发，他对《矛盾论》的阐释是知识学的挪用，取消了《矛盾论》的政治实践诉求，而变成一种文化领域中的抵抗策略。德里克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代性和文化霸权的斗争不遗余力，试图在第三世界文化中发现抵御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理论因子，由此形成了他极具批判性的后殖民理论模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编号：16ZDA194]的阶段性成果)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文件时改为“具体化”。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
3 同上，第308页。
4 同上，第308页。
5 同上，第311页。
6 同上，第311页。
7 同上，第316页。
8 同上，第317页。
9 同上，第324页。
10 同上，第333页。
11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第36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7页。
13 同上，第487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
1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16 同上，第295页。
17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8. p. 15.
18 Arif Dirlik,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Mao Zedong’sthough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Arif Dirlik, 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s., 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 1997. pp. 61-62.
19 同上，p.63。
20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of Modernity, p. 98.
21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y Ben Brewster, London: ThePenguin Press, 1969. p. 195.
22 同上，p.94。
23 同上，p.195。
24 “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假定马克思接受了这些结构，事实上他并没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同上，p.93。
25 同上，p.195。
26 同上，p.194。
27 同上，pp.100—101。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8页。
28 Arif Dirlik,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Mao Zedong’sthough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p. 71.
29 同上，p.72。
30 同上，p.69。
31 同上，p.70。
32 同上。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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