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重新提出的“罗斯托尔斯基”问题
近年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与《资本论》的理论关系问题，开始重新得到学界的关注。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纲》的公开问世和研究推进，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就曾经围绕《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依照《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展开了探讨和争论。20世纪90年代，这些争论也已经开始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因为《大纲》和《资本论》关系问题的主要争论，最先是由罗曼·罗斯多尔斯基提出的，所以我们不妨将这一问题称为“罗斯多尔斯基”问题。简单说来，就是由罗斯多尔斯基、维·索·维戈茨基和曼弗雷德·缪勒等人的著作出版，所引发的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结构计划调整，特别是“六册计划”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一般”概念地位和作用的考察。
所谓的“罗斯多尔斯基”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因为其事关马克思《资本论》创作过程的理解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开展。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文献研究成果的介绍，以及同当代西方激进哲学批判性对话的深入，《大纲》和《资本论》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逐渐升温，又一次进入国内学界的理论视野。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研究新的焦点。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社会历史内涵的探讨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重新考察，都从不同角度指向了马克思《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方法的理解与阐释。在此过程中，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理上无法绕开的一个逻辑关键。在直接的文本讨论中，这一问题又表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作为该问题的延伸和拓展，《资本论》创作过程中不同手稿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大纲》和《资本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开始在哲学研究的论域中重新升温。这些探讨，无一例外共同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本质的理解，并从不同角度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即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分析和把握问题。
2012年，MEGA2第二部分编辑工作的完成，此前包括《大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在内的《资本论》创作手稿的公开问世，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及修改过程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方法论变革提供了更为直接的依据。其中，除了《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计划调整问题外，《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理论进展，《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之间的修改以及《资本论》第二、三卷编辑出版过程中折射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构成了近年来国际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事关“罗斯多尔斯基”问题，基于MEGA2成果，结合“一般利润率”、“价值形式”、“抽象劳动”等问题，也形成了若干新的考察和分析。
出于同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对话，在《大纲》和《资本论》关系的重新探讨中，形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新的阐释。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马克思《大纲》等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传播，《资本论》及其手稿，逐渐替代“青年马克思”著作，或明或暗构成了当代西方左翼批判话语理论进展的文本依据。例如，以安东尼·奈格里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大纲》的重新阐发出发寻求新的工人主体的可能性;大卫·哈维则是直接依据马克思《资本论》阐发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考的;斯拉沃伊·齐泽克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阐发也直接源于《资本论》商品形式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罗斯多尔斯基”问题的重新考察，同时也蕴含着对于当代西方激进话语的反思。
回应当代激进哲学话语对于《资本论》的不同诠释，以MEGA2第二部分文献研究成果为基础回到马克思直接创作《资本论》的历史进程中去，我们将试图证明：从《大纲》到《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结构计划调整，即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三卷四册”结构为线索，以“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和消失为标志，马克思对作为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现实表现获得了新的认识。简单说来，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和完善，或者说，从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向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叙述方式的不断调整。相应地，马克思有关“辩证法合理形态”的探索，将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框架中，进一步展现出自身的理论魅力及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效应。
二、文本：“资本一般”的出现和消失
以缪勒、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等为代表，MEGA2编辑委员会内部围绕马克思从《大纲》到《资本论》的著作结构计划的调整，主导性的观点是：马克思虽然在《大纲》的写作过程中，放弃了最先提出的“五篇计划”，提出了“六册计划”，但是这一规划在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代表的进一步研究中，也逐渐被放弃。与之相应，作为第一册“资本”第一篇的“资本一般”，在其后的写作中被重新调整。“资本一般”这一概念本身，也不再为马克思所提起。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通信，参照MEGA2编者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编者的考证，从开始写作《大纲》到正式发表《资本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857年8月—1859年6月，这是马克思写作《大纲》并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阶段，或者说是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结构从“五篇计划”调整为“六册计划”，形成“资本一般”概念，并且将“六册计划”初步付诸实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1. 1857年8月底—9月中旬，马克思写作《大纲》《导言》，在其中提出了著名的五篇计划，即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
(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
(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
(4)生产的国际关系。
(5)世界市场和危机。”
2.1857年10月—1858年8月，马克思写作《大纲》的主体部分，即《货币章》和《资本章》。与此同时，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2月间，马克思还对“危机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在此过程中， 马克思逐渐放弃了“五篇计划”，形成了新的“六册计划”。根据马克思致恩格斯、拉萨尔和魏德迈等人的通信，可知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主要包括
“1.资本;
2.地产;
3.雇佣劳动;
4.国家;
5.国际贸易;
6.世界市场”。
而“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
(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
(c)信用;
(d)股份资本”。
其中“(一)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1.价值(后改为商品)。2.货币(后改为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
3. 1858年8月—1859年6月，马克思写作并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该分册只收入了《序言》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两章《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
第二阶段，1859年7月—1861年8月，是马克思《资本论》写作过程中暂时远离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一个阶段。尽管在1860年2月3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我还在加工我的《资本论》”(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但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福格特先生》的写作。此外，马克思还留下了《资本章计划草稿》(包括I.资本的生产过程，II.资本的流通过程，III.资本和利润，IV.其他)、《引文笔记索引》、《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等手稿。
第三阶段，1861年8月—1863年7月，是马克思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阶段。在总计23个笔记本的写作中，一方面马克思留下了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长篇论述，另一方面马克思也重新拟定了《资本论》(不同于上文使用的“资本论”含义)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与之相应的是，“资本一般”的提法不再使用。这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1. 1861年8月—1862年春，马克思根据《资本章计划草稿》写作“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以及在论述机器的部分中断后写作《资本和利润》部分。前者包括第一到第五笔记本，后者包括第十六笔记本和十七笔记本的前7页。需要注意的是，基于“生产价格”的使用情况，中国学者与MEGA2编者不同，推断第十六和第十七笔记本写于第十五笔记本之前。
2. 1862年春—1863年1月，马克思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主体部分，或者说是作为“资本和利润”讨论的学说史部分，从第六笔记本到第十五笔记本。在此过程中，与剩余价值的研究直接相关，或者说有关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讨论，最先是围绕地租展开的(在此过程中，专门批判了洛贝尔图斯)。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致库格曼的信中提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一部分，“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
3. 1863年1—7月，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写作的最后一个阶段，涉及机器、利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再生产和资本原始积累等内容。其中，1863年1月，马克思在第十八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新的计划草稿“《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从中可以明确发现：一方面“资本一般”的提法已经消失，而“六册计划”也已经为新的讨论“资本”的三个部分所取代。“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分为：
(1)导言：商品，货币。
(2)货币转化为资本。
(3)绝对剩余价值。
(4)相对剩余价值。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
(7)生产过程的结果。
(8)剩余价值理论。
(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第四阶段，1863年7月—1867年9月，这是马克思创作并发表《资本论》的最后阶段。尽管最终发表的成果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但是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形成了《资本论》三册的全部手稿。由于手稿因为付印、修订等原因，围绕这一阶段遗留下来的手稿以及马克思的创作过程曾有所分歧，但是根据MEGA2第二部分相关信息，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进一步细分为：
1.1863年7月至1865年12月，即所谓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阶段。因为“第一册”手稿已经轶失(或是作为《资本论》第1卷修改的底本1867年交出版社)，所以在这一时期，尽管马克思写下了《资本论》三册的第一稿，但保存下来的只有《资本论》第二册的第1稿和第三册的手稿。英语世界学者谈到《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时往往在狭义上指认第三册的手稿，并将其同经过恩格斯修订的公开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加以比较分析。具体到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马克思先是用了将近一年完成第一册和第二册的草稿;并在1865年下半年投身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实践，写下了《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不晚于1865年底马克思完成了第三册的写作。
2.1866年初—1867年9月，是马克思最后修改并出版《资本论》第1卷的阶段。在1867年4月，马克思完成了第1卷的写作工作，但是直到正式出版之前，马克思都一直在和恩格斯通信，修改第1卷，特别是第一章价值形式部分的叙述方式。众所周知，在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中，马克思对这一部分又进行了重大调整。而这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1867年以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和《资本论》创作工作的直接写照。《资本论》的不断修订，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对自身理论的不断反思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变化促使马克思不断探索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简言之，回到从《大纲》到《资本论》的写作进程中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经历了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三卷四册计划”的调整过程。与之相应的，是马克思“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和放弃。单就结构调整而言，罗斯多尔斯基的判断也就不难理解了，所谓《资本论》最初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资本一般》，而整个《资本论》就是“资本一般”的逻辑展开。然而，基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研究，可以发现：尽管《大纲》和《资本论》二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的主题上是一致的，但以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为核心，较之前者，后者在叙述方式和具体观点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三、理论：辩证法合理形态的制定
著作结构计划的调整，直接涉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叙述方式的变化。对叙述方式的考察，又同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方法，特别是“辩证法合理形态”的建构密切相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经敏锐地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表述，既有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资本论》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大纲》、《资本论》研究热潮的出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方法论变革，特别是价值形式辩证法的讨论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新的焦点话题。回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进程中去，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考察将获得新的文本和理论支撑。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理论文本，除了在早期文本中专门讨论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外，只是到了《大纲》写作之后，马克思才重新提到并肯定黑格尔和辩证法。1847—1857年的十多年间，甚至存在一个马克思远离黑格尔和辩证法讨论的阶段。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黑格尔和辩证法本身是二者置身其中的主要思想背景，从马克思“博士论文”开始，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主要的讨论都是围绕黑格尔思辨哲学展开的。而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展，马克思、恩格斯所面对的学术语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因此黑格尔和辩证法讨论的弱化也就顺理成章了。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在走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所在，就是把现实的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转化为观念并在观念的运动中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再现社会历史的实在内容。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政治经济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着力强调的是以“实证的历史科学”来对抗“神秘的思辨哲学”。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力图通过对物质生产过程的实证考察，来揭示现实社会历史运动过程及其对抗性本质。在此过程中，注重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也就被马克思暂时搁置起来。
在后者的意义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重提辩证法也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解的推进，更标志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进以及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识的深化。正如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致信恩格斯时所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的、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在既有研究中，马克思的这封信被经常同《大纲》《导言》、《〈资本论〉第二版跋》一起引用，来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辩证法。然而，抽象的理解这段话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逻辑学》方法在现实中的运用，以致于有学者孜孜以求于《资本论》或者《大纲》不同篇章与《逻辑学》的对应问题。回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历程中去，特别是他集中谈论辩证法的文本，不难发现：
首先，既然在1858年初马克思才“由于偶然的机会”把黑格尔《逻辑学》又浏览了一遍并发现在加工整理材料上有很大帮助，那么完成于半年前的《大纲》《导言》，在何种意义上讨论黑格尔就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回到《导言》的文本中去，马克思仍然主要是在批判思辨哲学的意义上讨论黑格尔的。在论述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可资佐证的是，马克思在《货币章》中专门提醒自己，“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
其次，对照《大纲》的写作进程，所谓《逻辑学》和“加工整理材料”，只要指的是马克思在1857年年底，第二笔记本(《资本章》)中对于“资本”的“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的说明。在该笔记本第22、23页之交，马克思列下：
“资本。
I.一般性：
(1)(a)由货币生成资本。(b)资本和劳动(以他人劳动为中介)。(c)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
(2)资本的特殊化：(a)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流通。
(3)资本的个别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
II.特殊性：
(1)诸资本的积累。
(2)诸资本的竞争。
(3)诸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
III.个别性：
(1)资本作为信用。
(2)资本作为股份资本。
(3)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再次，上述结构可以直接对应于“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而其中的第一部分资本的一般性，或“资本一般”，则作为“现实存在”的“一般抽象规定”，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叙述方式的起点。在《资本章》马克思提醒自己：“尽管与各特殊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1)仅仅表现为一种抽象;不过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2)但是，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思维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这样，“现实的抽象”就成为马克思辩证叙述方法不同于黑格尔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表现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差别，另一方面，用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章》初稿中的话说，“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
最后，尽管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花费大量笔墨讨论黑格尔和辩证叙述方式问题，但是这一手稿却构成了“现实抽象”理解转变，即从“资本一般”到“价值形式”过渡的重要环节。在1867年夏，也就是马克思最终修改出版《资本论》第1卷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价值形式”和辩证叙述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有关价值形式的“辩证发展”，恩格斯鼓励马克思说：“这已经无法修改了，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六年之后，马克思自己也专门说到：“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综合上述过程中马克思对辩证法问题的讨论，尽管在公开出版的《资本论》中，叙述方式的辩证特征集中体现在价值理论上，针对这一最抽象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着墨甚多，但是这一部分的写作却十分曲折复杂。在1864年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册第一稿中，起先是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的，马克思只准备用一个序言来概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但从1866年秋开始，马克思重新撰写了《商品和货币》以及有关价值形式的附录。这就标志着，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辩证叙述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调整。围绕“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和消失过程，可以简单结论如下：
1)尽管马克思自称在价值理论一章中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从“资本”的“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的讨论来看，马克思是在加工整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验材料过程中“重新发现”辩证法的。
2)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结构计划调整中，最终放弃“资本一般”的提法并用“三卷四册”计划来代替“六册计划”，也蕴含着辩证叙述方法的调整，或者说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抽象到具体辩证展开的新的理解。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哲学意蕴和当代价值。
四、结论：作为哲学概念的剩余价值
回到本文的主题，在《大纲》和《资本论》的关系问题上，基于文本和理论我们可以尝试得出以下结论：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来说，从《大纲》到《资本论》经历了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三卷四册计划”的调整过程，与之相关的是“资本一般”概念的出现和消失。对于这样一个结构计划的调整，尽管国际国内学界仍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资本论》四卷不过是“六册计划”第一分册的完成，需要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实现马克思的整体设想，如有关“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批判性考察。有学者则认为，“六册计划”已经为“三卷四册计划”所替代，只不过马克思在世时仅仅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而第二和第三卷仍处在修改和调整之中。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在《资本论》四卷中，马克思已经将“六册计划”中所涉及的内容辩证地融合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之中。相应地，就“辩证法合理形态”的建构而言，虽然在《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相关的文献中已经多次提到了辩证法问题，但是“明了”并“述行”出“自己的界限”的“辩证的叙述形式”，却是伴随结构计划的调整而在《资本论》中被制订出来的。基于此，我们尝试给出三个更进一步的推论。
第一，在关注《大纲》和《资本论》的逻辑差异问题时，与其像卢卡奇那样，在商品拜物教的物化形式中，强调总体性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或是挪用阿尔都塞有关“青年马克思”的分析，直接关注革命主体的可能性问题，不如深入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逻辑构架中，去理解《资本论》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其中现实发生的抽象力量奴役、统治一切的批判性阐释。在这个意义上，从《大纲》到《资本论》的理论推进，应当被归结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和完善，即从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向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或者说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奴役性本质的揭示，到对这一本质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的方式被呈现为各种直观的，但同时也是物化的现象的机制的阐明。这样，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价值”就不仅仅是一个隐藏在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可见的”东西背后的“不可见”的真实，而是蕴含现代社会结构分析、发展动力说明、现象本质关联的“形式秘密”。同时，这样一种“形式秘密”的现实存在和科学揭示，正是以资本本身的对抗性矛盾及历史性存在，以及对这种内在对抗和历史性存在的辩证叙述为前提的。借用张一兵教授的界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被视为一种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现象学”。
第二，如果可以将剩余价值理论理解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现象学”，那么有关“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考察就应当贯穿于《资本论》三卷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过程的批判性分析之中。借用有的学者的表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奠定了“社会空间”，不仅有关商品形式或价值形式的辩证叙述过程应当被看作“转型问题”的最初环节，而且价值向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向利润利息地租的转型也应当被看作是“辩证法合理形态”的构成环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西方学者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价值形式辩证法”所作的批判。这不仅是因为“价值形式辩证法”的讨论因过分关注商品形式或价值形式部分，而忽视了剩余价值和资本剥削，更是因为这一思潮忽略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和历史性特征，而缺乏在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语境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总体过程，特别是剩余价值生产和转型的辩证分析。以齐泽克为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也经历了一个从嫁接商品形式批判与无意识分析，阐发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三大陆”，到回到劳动价值论“重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历程。
第三，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去，理解从《大纲》到《资本论》的逻辑转换，还必须关注马克思所直面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演变，马克思不同文本所涉及的理论对象以及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建构的直接目标的差异问题。无论是《大纲》还是《资本论》，马克思的理论主旨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正如有学者已经敏锐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及相关手稿的阶段，政治经济学或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开始让位于“现代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是在直面19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新变化的过程中，力图通过首先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在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质，进而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理论逻辑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道路。在此过程中，《大纲》首先面对的是以巴师夏和凯里等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在阐明货币问题背后的资本本质基础上，尝试以李嘉图为直接对手，建构自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这就不难理解，“资本一般”与李嘉图价值理论，“六册计划”与《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逻辑上的呼应与观照了。经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马克思重新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逻辑的建构方案，这既包含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彻底颠覆，同时也蕴含对现代经济学的深刻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从《大纲》到《资本论》的理论推进是一个马克思不断探索并深化的思想写照。
本文选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11月)
作者简介：周嘉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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