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 | 对“马克思热”的冷思考【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0期

　　近年来，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西方国家出现了所谓“马克思热”，国内理论界也为此而欢欣鼓舞。然而，我们只要从这一现象是核心、还是边缘，是树木、还是森林，是形式、还是内容三个方面来分析，就能看出这种“马克思热”的虚假性。马克思研究的真正复兴，其实应寄希望于有责任心和原创性的思想家。

　　2008年，美国爆发了由次贷问题引起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很快就波及到世界各地。各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纷纷制定对策和措施，遏制危机的蔓延。与此同时，各国的思想家、理论家也开始苦苦地探索金融危机的实质和起因。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马克思，尤其是他的皇皇巨著《资本论》。当《资本论》洛阳纸贵的时候，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们也组织了各种讨论班、研讨会和新闻访谈，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阐释这场金融危机。于是，在短时间内，“马克思”这个名字成了新闻媒体的关键词，“马克思热”拉开了帷幕。

　　国内理论界也有不少人撰文，侈谈“马克思热”的意义，仿佛资本主义世界已全盘接受马克思，甚至接受了马克思宣判资本主义制度死刑的判决书《资本论》。显然，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是理论思维的产物，不如说是浪漫主义的幻觉。在我看来，对“马克思热”这样的现象，需要的不是盲目的追捧，而是冷静的思考。

　　是核心，还是边缘？

　　“马克思热”常常使国内理论界的不少人忘乎所以，以为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资本论》的课程已经成为核心课程之一。实际上，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课程从未进入西方大学的“核心课程”(core course)，而始终只是边缘性的课程。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一书(2000)中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哈维坦承，他从1971年起就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相关课程，也有许多其他大学开设了同样的课程。但在当时，无论是听这门课，还是读《资本论》这本书，都被理解为政治行为。正如哈维所说的：“我们推断，马克思一定说出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否则，他的著作就不会如此长时间地被压制。我们的努力在许多大学遭到冷漠对待就更加证明了这一推断。我尽量掩饰课程的名称，经常将其安排在晚上，对于那些不愿在成绩单上提及这门课的同学，也给他们‘独立学习’的学分(后来我从行政高层中得知，因为这门课被开在地理系并被命名为‘解读资本’Reading Capital)，所以他们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才明白我所讲授的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从哈维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课程在许多大学都受到了冷遇;第二，哈维为了开设这门课程，不得不把它放到地理系，而且去掉了马克思的名字，也去掉了《资本论》的名字，用“解读资本”这一含混的短语来做课程的名称，而且瞒了学校行政高层整整十年;第三，从学生接受的心理来看，他们也不愿意“马克思”、“资本论”这样的字眼出现在他们的成绩单上。

　　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在柏林墙倒塌之前，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批判，人们主要指责它对许多重要的问题，如性别、种族、欲望、宗教、生态环境、殖民统治等，缺乏关注。柏林墙倒塌后，到了90年代初，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被宣布“死亡”，从而几乎从理论舞台上消失了。

　　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情况又有了改观。哈维告诉我们：“《资本论》纯粹被当作一门高雅的常规课程来讲授。听课的教师和同学也不再大量地从课堂上消失(以前只有打算与我共事的少数几个人，以及那些把这门课程当作进行更为重要事情之前的‘例行公事’的人坐得住)。现在，其他系科大多数的研究生概况课程(survey course)也会分配给马克思一两个星期，安插在其他人中间，如达尔文和韦伯。马克思得到了关注。但在学术界，这种关注要么将马克思置于‘无足轻重的后李嘉图(Post-Ricardian)’的位置上，要么把他看作一个过时了的‘结构主义者’或‘现代主义者’而不予理会。简言之，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历史叙事的编造者，是某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历史变革的鼓吹者，而这一变革已经被现实证明，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实践上都是谬误的。”

　　哈维的上述见解表明，尽管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课程在大学里的处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不必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地授课了。但是，第一，这一课程并未升格为“核心课程”，它至多不过是研究生“概况课程”(survey course)中可能涉及的一部分内容;第二，学术界对马克思的评价也不高，至多不过把他看作过时的学术流派的一个代表人物而已。

　　总之，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关于马克思思想，特别是《资本论》的课程始终处于边缘的状态下。即使是目前流行的“马克思热”也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因为大学课程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人所共知的，即便是以“思想自由”自诩的西方国家也不能例外。

　　是树木，还是森林？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著作、随笔、手稿、笔记、书信等构成了篇幅浩大的文本。如果把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理解为“森林”，那么他的个别观点或个别论著就是“树木”了。长期以来的研究经验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或左翼思想家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常常采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的阐释方式。或者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爱屋及乌，无限夸大。缺乏对马克思文本的全面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阐释。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热”奠基于这样的研究方式和阐释方式之上，真正“热”起来的又是什么呢?

　　试以意大利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为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青年葛兰西在1917年11月24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其标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在这篇文章中，青年葛兰西把“十月革命”称作“反对卡尔·马克思的革命”，为什么?因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结论，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发展的国家里，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俄国，似乎先得创造条件发展资本主义，逐步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程度，然后再发展到阶级冲突尖锐化时才有可能爆发革命。但是，青年葛兰西认为，事件本身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的见解：“布尔什维克驳斥了卡尔·马克思，他们以明确的行动和成功的结果证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则并不像人们将认为或已经认为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青年葛兰西的结论真是够大胆的，但他这种无畏的态度暴露出来的恰恰是他对马克思的无知。

　　一方面，青年葛兰西完全不了解，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陷入了沉寂，革命的希望转向东方，特别是俄国。在1881年2-3月撰写的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直保持着土地公有制的基层组织，这种具有原始共产主义倾向的农村公社完全可以成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因素的侵蚀下，俄国的农村公社已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下。所以，当时马克思就强调，“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由此可见，马克思非但没有忽略俄国革命，反而在“十月革命”前31年就预言了俄国革命。

　　另一方面，青年葛兰西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结论的批评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结论是针对欧洲社会，而不是针对东方社会(包括俄国在内)的。早在1877年11月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已阐明了东方社会与欧洲社会的发展存在的重大差异。至于后来苏联的解体也证明了下述历史唯物主义结论的科学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由上可知，青年葛兰西对马克思《资本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批评，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青年葛兰西那里出现的情形相反，当青年马克思撰写的《巴黎手稿》(1844)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原文出版时，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都把这部手稿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生”，并把《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思想视为马克思最重要的思想。其实，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还处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在思想上还不成熟。故意拔高它的地位和作用，只可能对马克思做出片面的评价。

　　总之，无论是青年葛兰西对马克思和《资本论》的非难，还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青年马克思和《巴黎手稿》的热捧，都是片面的，缺乏对马克思思想体系和本真精神的深刻领悟。显然，如果“马克思热”是以这种片面的研究方式和阐释方式为基础的，那么它是不可能持久的。

　　是形式，还是内容？

　　目前的“马克思热”给人更多的印象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内容上的;是修辞性的，而不是纪实性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喜欢侈谈“主义”，而不接触具体的“问题”。无论是在学术论著或学术报告中，还是在理论对话或新闻采访中，他们都喜欢谈论大字眼，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可以说是“主义”满天飞，但很少，或根本不触及具体的问题，更不用说就具体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了。

　　1996年，美国爆发了著名的“索卡尔事件”，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尔向左翼思想家的代表性刊物之一《社会文本》，提交了一篇故意包含着科学上的常识性错误、但又十分迎合该刊思想倾向的论文，论文很快被发表了。随后，索卡尔又在其他刊物上披露了自己在《社会文本》上所做的“实验”，从而在美国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实，《社会文本》的思想领袖——弗雷德利克·詹明信就是这样一位好谈“后现代主义”的“戏仿”和“拼贴”的左翼思想家。他在中国理论界广有影响，但是读他的著作，你会觉得概念模糊，见解含混，很难获得对某个问题的确切看法。这在以分析哲学传统自诩的美国理论界，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喜欢“赶场子”，并利用新闻媒体，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字眼，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见解，制造所谓“观念秀”(show of ideas)，但在这些观念秀的背后却见不到真正出于良知和责任心的严肃的理论探索。比如，2009年3月，左翼思想家中的明星人物，如齐泽克、巴迪乌、哈特、奈格里、朗西埃、吕克·南希、伊格尔顿等，在伦敦举行了“共产主义观念”大会。齐泽克明确地提出了“告别社会主义先生，欢迎共产主义先生”的口号，故作耸人听闻之言，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概念的历史渊源和基本内涵缺乏实事求是的阐释。

　　其实，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明确地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列宁把这个时期称作“社会主义”。作为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不是齐泽克想取消就可以取消的，“告别”云云，不过是齐泽克本人的主观愿望，而重要的是认识历史演化的客观规律!遗憾的是，在目前当红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那里，再也读不到他们的先驱者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科莱帝、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写下的那些既富有思想上的原创性、又有严格理论论证的著作了。形式已经取代了内容，现象已经取代了本质，纸币已经取代了黄金。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前的“马克思热”非但不是马克思研究复兴的一个契机，反而是滥觞于金融危机的综合性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就像各种时髦的“秀”(show)一样，是不可能持久的。在我看来，马克思研究的真正复兴寄希望于有责任心、有原创性的真正的思想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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