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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教授今天主要讲授的是《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对再生产图示(reproduction schema)的描绘主要牵涉到的问题是不同工业部类间的关系问题。有的是负责生产生产资料、有的是负责生产工人的消费资料，这两者间在实际操作时必定要考虑到产品的数量如何能够达到均衡。马克思在这里的理论分析，预设的是没有扩张的状态，各部类间保持均衡，不考虑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改变。
均衡模型(equilibrium model)和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从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被用于中央计划。在资本主义世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价值之流在不停地流动，但是这股流的数量(amount of the flow)是不确定的。究竟有多少该流向投资，又有多少该用于工人消费?
单纯看《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们会发现资本家为了利益最大化，应该尽可能地剥削工人，削减工人的工资。但实际上这样会压缩市场，造成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价值实现的危机。因而资本家阶级整体地压低工资无异于一场自杀行为。联系第二卷，我们能看到保持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对资本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站在第二卷的立场上，理性的资本家不再会只考虑压低工资，他同样会考虑到另一个方面，即必须保持工人的有效需求。
凯恩斯
上述这对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是无法解决的，它只能得到缓解。于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看到了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和供给管理(supply management)。罗斯福新政的需求管理是对大萧条需求不足的回应，凯恩斯主义用与《资本论》第二卷非常相似的思考方式，利用国家干预创造需求。后来二战又带来了巨大的需求，二战结束后，美国继续不同形式的战争，如冷战。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段时间，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西方需求旺盛，不存在价值实现的难题，生产持续保持扩张，社会丰裕。工人阶级不但生活水平提高，而且通过工会联合起来，与资本对抗。
里根与撒切尔
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受到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西方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转向(neoliberal turn)，《资本论》第一卷给出的经济理性鲜活了起来。哈维1971年第一次讲授《资本论》第一卷时，美国人过着富足的生活，所以很难令听众相信第一卷所描述的剥削状况;待到哈维90年代再讲时，他只需要让听众去看看关于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新闻报道就可以了。在西方内部，劳工的力量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进步，所需劳动力减少，另一方面则是资本把工作机会转移到了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虽然前者是主要原因，但后者在政治语境中往往更加突出，毕竟很难想象政客会去批评科技进步，但他们可以将矛头转向他国，指责抢走了工作。
《资本论》的第一、二卷分别是这个矛盾的两面。当价值的实现出现危机时，需求管理会被用来缓解矛盾;当工人力量过于强大，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减少时，供给侧(supply side)便被期待有调整，例如对劳动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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