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和阿尔都塞(来源：网络)
女神按：这是一份意义极为特别的珍贵笔记!它是1977年夏天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阿尔都塞的谈话笔记，来自安德森老师慷慨、无私地分享!!虽然它的英文版从未发表过[“never appeared in English”，佩里•安德森老师邮件原文，下同]，一直以来是个秘密。但出于对我们这个勇敢的读书会[“Valiant club”]的赞赏、对读书会和译者的热情、艰苦工作和无私奉献的肯定[“the warmth, hard work and selfless devotion”]，安德森老师决定在他公布英文版之前，特别允许读书会在网上公布小毛线的中文译本。这是中文读者的幸运之处!安德森老师认为，这份珍贵的笔记让我们更多了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阿尔都塞[“maybe gives some impression of him as a political person”]。
此外，安德森老师在收到我们的译本之后，非常耐心地请校对者进行修改[“careful corrections”]，力求小毛线的中文译本能够尽量忠实原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份中文译本不仅仅是小毛线、读书会的成果，也是佩里•安德森老师和校对者亲切关怀下的产物，这种治学严谨、关怀后辈的精神，让我们深深为之感动。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老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学者，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和历史系。自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以来，他的作品就一直因风格清晰、知识渊博而广受大陆读者喜爱!在此，我们谨向佩里•安德森老师致以崇高敬意！女神读书会翻译组一直以来致力于引介国外左翼思想、学术成果乃至斗争现状，为大陆读者认识世界，践行批判提供桥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砥砺前行，用我们的“热情、艰苦工作和无私奉献”为大陆读者服务！
译者虽然竭尽全力，但水平粗浅，一切错漏之处，均由读书会翻译组负责。
与阿尔都塞的一个下午
（1977年夏）
作者：佩里•安德森
译者：(女神读书会翻译组)小毛线
场合
阿尔都塞偕夫人在伦敦逗留数日，拜访他们的朋友、智利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塔[1]。这是他第一次来英国。他打电话和我们联系似乎是因为100期上有关葛兰西的文章[2]，因为他正在为《重生》(Rinascita)[3]写一篇有关葛兰西的文章。我们会面谈了四个小时。
演化
总体来说，阿尔都塞不太愿意谈个人话题——涉及过往经历的私人问题，他的回答小心翼翼，但也不算言之无物。在他的青年时代，两大重要经历是天主教——天主教当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问题之一，他讽刺地评论道)——和战时囚禁在德国的五年[4]。和威廉斯[5]与霍布斯鲍姆[6]一样，他的教育因战争中断，直到1945年才重返学校。他接受的哲学训练不多，顶多听过几次梅洛•庞蒂[7]的演讲。他在1948年决定入党[8]，这并不是受到了中国革命进展的激励，也不是受到了捷克危机[9]的影响。他的决定似乎是1945年以来逐渐演化的产物(也受到西班牙内战的影响)，最终个人因素促成了他的决定(虽然他没提到，但我猜测是因为他遇见了他的妻子?)。当问到他对于苏共(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二十大的反应时，他说这对于他个人发展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他说，我当时误以为苏共二十大代表了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威胁。在60年代写下的文章中，我当时的政治理念就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威胁可以追溯到更早——追溯到30年代，追溯到斯大林主义。事实上，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危机，以一种僵化的停滞和非危机的形式伪装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静止恰恰是危机最为严重的症状，而赫鲁晓夫主义不过是让危机变得活跃可见。时至今日，克劳丁[10]值得称赞之处在于他早就看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的危机程度之深——尽管他没有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与其他人一样，这一历史处境确实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中产生了某种悲观主义(他间接提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他曾经读过其中一章的译本)。在发表了他最近有关法共(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PCF)二十二大的小册子(见下文)之后，他现在正在为《重生》写一篇有关葛兰西的论战性文章，与《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NLR)上面的文字相去不远，但是侧重于哲学，而不是历史。阿尔都塞暗示道，也许最后他不会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它过于尖刻，不够稳妥。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写一本简短紧凑、面向大众的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
法共
当问及他在法共的生涯时，阿尔都塞强调，过去五年来法共的党员成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年轻的新党员缺乏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们仅仅是在“共同纲领”[11]的语境下入党的。他们与那些经历过第三阶段[12]、人民阵线[13]、《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抵抗运动和冷战的老党员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历史阶段的强度和多样性迫使当时的积极分子不得不为自身进行严肃思考。如今，当年的干部在党内已经很少了。最老的干部主要是阿尔都塞这一代人——像马歇[14]。他对于领导人不屑一顾。在瓦尔德克•罗歇[15]之后，经过一系列淘汰，马歇作为争议最小的或者最年轻的人选而当选。马歇因其坦率与直接而在党内享有一定的威望，他在电视上也很泰然自若。但是他能力有限。至于能力更出众的勒鲁瓦，他的身体却不好。洛朗[16]和皮克太年轻了，接不了班。洛朗曾经在某天说过，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才5岁。阿尔都塞提到这一点时，似乎觉得这件事很是荒唐。[17]阿尔都塞认为法共领导人私底下都是彻头彻尾的反苏分子，他们面对“落后”的俄国人，显露出沙文主义的轻蔑，将后者视为帝俄时期的农民。领导人吹嘘法共在法国会比苏共在俄国做的好得多，普遍将苏联视为一个让人厌烦的羞耻。当我问及法共领导人对苏联了解程度如何时，阿尔都塞说法共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每四年都有权利在苏联免费度假一次，政治局的成员则是一年一次——所以他们对俄罗斯的生活十分熟悉。然而，他们对于苏联社会的历史性经验却没有过任何严肃思考。
今天，西方共产党(Communist Party，CP)的国际视角在某些方面和中共类似——支持北约(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向华盛顿保证势力范围内不会出现重大变故。反苏主义目前猖獗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他将卡里略[18]描述为一个很有能力的共产党领导人，可惜他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左翼联盟[19]不过是一次鲁莽的冒险——没有一方势力能够搞清楚就算赢得大选又会怎样，至少法共就是这样。然而，德斯坦计划在选举胜利之后引导社会党脱离共产党，这却是不切实际的。社会党积极分子的脑袋中现在已经充斥着共同纲领，社会党领导人一门心思放在维持社会党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上，以弥补社会党在工会上的弱势，所以社会党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左同盟。共产党最后在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点成果，最有意思的两个地方是圣文蒂安和兰斯。
他在党内倍感孤立，饱受猜忌。当他向共产主义青年同盟(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UEC)发表的演说被安排在4月时，卡塔拉——法共青年组织的总书记，时年41岁——打电话要求他取消演讲。阿尔都塞拒绝取消。此后，阿尔都塞试图让演讲稿发表在党的媒体上。他遭遇了拖延、阻挠，告诉他“不合时宜”的回绝乃至拒绝。现在，演讲稿的扩展版被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了。当我指责他反对党内派别权利的论断不够有力时，他回答道，这个问题是法共内部隐藏的定时炸弹——领导层决心维持的唯一至圣之处。现在在法共党内拥护派别——无论这在列宁时代的俄国党内是多么的理所当然——是不可能的。试图这么做的人只能屈服于群氓。此外，社会党正屈服于密特朗取消派别的压力。阿尔都塞混杂着赞叹与震惊提到社会党党内存在着制度化的派别——拥有自己的财政、媒体、办公室和组织——密特朗不能容忍这一局面长期存在。那么有什么别的替代方法呢?左翼联盟的朋友告诉他，社会党党内的派别只存在于国会之前的讨论，之后就消失了。即使这样，派别也不拥有制度化的什么权利。然而，法共或早或晚必须拥有更大的讨论自由——无论领导层多么顽固，这是二十二大的逻辑。事实上，推荐名单制度不久很有可能被废除——不过不要对结果抱有什么希望。党员习惯于遵守与顺从，不管怎样，他们将会投票支持同一个人，同一种政策。
党再也不会开除人了——但是将会排挤人。阿尔都塞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二十二大之后，党非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了文化控制。重要的表现就是立马免去了负责《思想》的书记的职务，他是一个总是帮助阿尔都塞发表文章的自由派。他被卡萨诺瓦接替，后者是一位著名的机构官僚。主管文化的是钱巴兹，马歇的一位平庸的合作者。党基本以系统性的沉默面对阿尔都塞的思想。党内媒体从没评论过《保卫马克思》或《读<资本论>》。社会出版社[20]出版了他的《立场》，但是在党员内也没卖出去几本——工人如果想买的话还是买得起马斯佩罗出版社的书的。比起60年代，高师和其他学校的学生要非政治化得多——加入法共的学生大多消极，缺乏批判性。党内没剩下几个优秀或者严肃的知识分子。所有跟他同一代的朋友们，都渐渐离开了——他提到了韦尔南[21]，德桑迪[22]和曾在1948年是党员的福柯[23]。心理学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这些人可以在法共无忧无虑地工作。而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则做不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或研究是缺乏的。他说，他估计今天的英国共产党比法共拥有更多真正的知识分子。
中国
问及他是否也和西方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60年代末对中共作出误判，他表示同意。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十分困难的，同情者在官方安排下的参观用处不大，不过他提到一些近年去过中国的朋友对华热情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他认为有一位在中国待过两年的女性所描述的情况似乎是准确的。对于群众而言，世界就是每天的生活——一种极度透明的日常存在。每个人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透明的日常世界之上——或者说在此背后——存在政治的领域，群众被完全排斥于这一领域之外，也对此一无所知。命令自上而下发布，群众只是服从。发布这些命令的国家内部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退化。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沿袭了千年的“唯唯诺诺”(saying “yes”)的传统，它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最为久远的年代。这一传统造成了今天中国群众严重的被动性。孔子是将这一服从依顺的传统进行理论化的思想家——激进者最终试图打倒他毫不令人意外。这种普遍点头称“是”的情况在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是不可能的。革命产生了知识分子能够说“不”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缺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这在理解中国时至关重要。在比较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构时，他承认中国人口中农民的比例要更高，但是革命曾一度让农民进入了政治，只是在革命之后农民又回家种地，回归顺从。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上烙下印迹，要不是因为1927年的反革命，工人阶级本来也可以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主要作用。(句子不太清晰——这可能是我对他的话的解释)。
葛兰西
葛兰西是一位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人，但不是一位确凿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解释领导权思想中的困境，阿尔都塞写了一个等式。他说，《狱中札记》中“领导权=强制+领导权”。结果：强制=0.葛兰西提到了领导权的机器，但总是在谈它们产生领导权的效果。他没有问出：是什么产生了或推动了这些机器，推动它们的马达——而不是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换言之，葛兰西忽视了将这些机器整合到一起的强制性。阿尔都塞似乎被这一绝妙类比所吸引。他询问了博比奥[24]有关市民社会的作品，似乎一直在密切关注意大利对葛兰西的争论。
托洛茨基
不容置疑，托洛茨基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遗产的一部分。现在谁会否认呢?但是现在那些加入托派组织的人又持什么思想呢?他们真的能够在群众中发挥实际作用吗?在法国，法共领导层依然对托洛茨基主义采取镇压态度，持有敌意;但是出现了某些改变的信号。在市政选举中，共产党在圣文蒂安的市长候选人接受了“红色”(当地为法共竞选出力的“联盟”)的访谈。然而，政治局愤怒地拒绝承认这一团体媒体的访谈并谴责其思想——这和意共(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CI)就不一样。阿尔都塞在“联盟”中有朋友。
文化
下面将会提到阿尔都塞对一些国家、一些人的许多评论或题外话，展现了他的个人观点与文化。他曾在1974年为参加一次有关黑格尔的会议而访问俄罗斯。一些当地哲学家很有水平，但必须掩饰自己。阿尔都塞的作品在俄罗斯是严格被禁的，处于禁书的第三级别(例如在图书馆中，他的书是最受限制的书本中的第三级别，必须要获得特别的许可才能接触)。波兰出版了《读<资本论>》，罗马尼亚出版了《保卫马克思》，匈牙利出版了一本文集(包括一篇在西方没有发表的文章)。保加利亚，尤其是东德(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DDR)则没有出版任何著作。他经常去意大利，最近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第一次发现他要回答记者的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他说他知道斯拉法的著作可能具有爆炸性。法国有一个多产的斯拉法学派，主要围绕着德•布鲁诺夫和贝内蒂。当我提到斯蒂德曼[25]的著作时，他表示了兴趣，让我寄一本给他。看上去，他大体上愿意承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许错了，需要抛弃。此外，他说，马克思以一种完全错误的方式——第一章从商品入手——构建《资本论》。
在哲学领域，他说他从没读过罗素或维特根斯坦的文字。人们曾告诉他，他的断言“哲学没有客体”和维特根斯坦的格言是一回事，他们的著作之间也有许多相似。但是他没读过维特根斯坦。大体上，法国哲学的唯灵论传统十分抗拒英国-奥地利的新实证主义——尽管后者在巴黎有些据点。如果他再写点有关哲学家的文章的话，他会写一点有关马基雅维利[26](不是写马基雅维利自己，而是解释葛兰西的某些方面)和伊壁鸠鲁的东西。
他在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那一章之前没听过廷帕纳罗。他说，他发现普兰查斯在《政治权力》[27]中的阶级理论尽管优点众多，但是充满学究气，难以理解。当得知美国也有马克思主义时，他感到很吃惊。他喜欢勒鲁瓦•拉迪里[28]，但说后者在年轻时是极度好斗的斯大林主义者，现在则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 吕西安•塞弗[29]现在是法共的官方哲学家，社会出版社社长，他的思想信条是一种热烈的因循守旧——“我必须做，因此我可以做到”是他的理论格言。在英国知识分子中，他向我了解米利班德(有可能因为阿尔都塞正在研究国家)和克鲁格曼[30]。他后悔没能在英期间拜访，因为克鲁格曼总是爽快地在《今日马克思主义》帮助发表阿尔都塞的文章。他听说了马丁•雅克[31]的任命[32]。他说，贝特兰[33]的第二本书很有可能比第一本书要好，因为第二本不再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他认为杰拉塔纳是一位诚实的哲学家，不过批评后者最近有关葛兰西文章的结尾过于恭敬。
阿尔都塞主义
当谈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时，阿尔都塞发问，谁曾经考察过它是如何在数个国家被采用和接纳呢?谁又是做出这些采用和接纳的人呢?这里存在着一些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一直被人们对待他作品的方式而感到不安与困惑。你的思想也许在一个组织中会被改变、扭曲，但至少这个过程你可以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衡量——你可以看见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品在组织之外被人接受的过程通常极其奇异，令人困惑。谁真正地采纳了他的思想，而他们又对他的思想做了什么呢?一件轶事在他看来象征了他的思想的命运。有一天，一位澳大利亚人拜访他，告诉他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中，阿尔都塞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正在论战。他们的争吵扰乱了生活——尤其是阿尔都塞主义者的好斗性。阿尔都塞，这个理性与和平的人，能不能给他的门徒传句口谕，平息事态?在澳大利亚，我有关工人运动终极目标(ultima thule)的思想——阿尔都塞讲这话的时候好像带着一种滑稽的绝望。他以更加悲伤的语调说道，写书就好像向远海扔一个漂流瓶。
注释
[1] 罗伯特•马塔(Roberto Matta，1911-2002)，智利著名画家，是抽象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译注(以下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不再注明)
[2] 指的是佩里•安德森于1976年在《新左翼评论》I/100上发表的文章《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3] 《重生》(Rinascita)，发行于1944-1991年，是意大利共产党旗下的政治类和文化类期刊。
[4] 阿尔都塞在1939年6月被巴黎高师录取，但在9月因被法军征召入伍而无法入学。1940年6月，阿尔都塞在瓦讷(Vannes)被俘，囚禁在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一个战俘营中，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5]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英国文化批评学者，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40年就读于剑桥大学的威廉斯因被征召入伍而中断学业。
[6]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历史学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二战时，他也因为被征召入伍而离开学术研究。
[7]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法国哲学家。
[8] 法国共产党。
[9] 应该指的是1948年捷克二月事件。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各党派组成了民族阵线政府，1948年捷共之外的三个政党的12位部长向贝奈斯总统提出辞职，企图向政府施压。捷共召集集会，发动罢工，最终迫使贝奈斯接受辞呈，批准捷共提出的新政府名单。
[10] 费尔南多•克劳丁(Fernando Claudín，1915-1990)，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历史学家，著作有《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11] 1973年，法共与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形成一个共享“共同纲领”的联盟。
[12] 莫洛托夫于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7至1923年，是革命的高潮时期;第二阶段从1923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第三阶段从1928年开始，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期。苏联官僚提出的这一错误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危害。
[13] 1936-1938年法国左翼力量组成的联盟，并组建了布鲁姆政府。
[14] 乔治•马歇(George Marchais，1920-1997)，法共总书记(1972-1994)。
[15] 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1905-1983)，法共总书记(1964-1972)。
[16] 可能指的是保罗•洛朗(Paul Laurent，1925-1990)，其子皮埃尔•洛朗(Pierre Laurent，1957- )，现为法共领导人。
[17] 西班牙内战爆发于1936年，洛朗已经11岁，而不该是5岁。
[18] 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1915-2012)，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60-1982)。
[19] 罗歇任内提出的政治策略，马歇继承了这一策略，在1976年支持社会党密特朗参选总统，最后输给了德斯坦(其实姓吉斯卡尔，但大陆通常称德斯坦)。
[20] Editions Sociales，法共于1944年创办的官方出版社。
[21] 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1914-2007)，法国历史学家。
[22] 让-杜桑•德桑迪(Jean-Toussaint Desanti，1914-2002)，法国哲学家。
[23] 此处存疑，阿尔都塞在1948年来到了巴黎高师执教，影响了很多学生加入法共，福柯曾在1950年短暂入党，但随后不参与活动。
[24] 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1909–2004)意大利哲学家。
[25] 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1941- )，英国经济学家，新李嘉图学派代表人物。
[26] 可参见《马基雅维利的孤独》(《La Solitude de Machiavel》)和《马基雅维利和我们》(《Machiavel et Nous》)
[27] 指的是普兰查斯的代表作《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
[28] 勒鲁瓦•拉迪里(Le Roy Ladurie，1929- )，法国历史学家。
[29] 吕西安•塞弗(Lucien Sève，1926- )，法国哲学家。
[30] 诺尔曼•约翰•克鲁格曼(Norman John Klugmann，1912-1977)，英国历史学家，被认为是英国共产党官方历史学家。
[31]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1945- )，英国学者，代表作《当中国统治世界》。
[32] 1977年，马丁•雅克接替克鲁格曼，担任《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
[33] 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1913-2006)，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第一本书很有可能指的是1973年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本书很有可能指的是第二年(1978年)出版的《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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