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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春 张新洲 | 论毛泽东的从严治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永春 张新洲 · 2018-06-14 ·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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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重视党的制度建设,还十分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适时调整制度、更新完善制度。他指出,“必须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他强调,不良的制度和办法,必须坚决废止,应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从严治党”这一概念,但他具有丰富的从严治党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严治党这一原则,对党的建设做了积极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治党理论和主张。认真研究和学习毛泽东的从严治党思想,对新时期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建设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抓好党的思想教育是根本。这一认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初步形成了,他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针对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案中明确指出:“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如不彻底纠正思想上的错误,“红四军必然担负不起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的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深刻阐述了思想上入党的重要性,党在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著名论断。他一再强调,思想教育的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也就不可能完成,“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党内同志思想上存在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严重缺点。”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揭示了党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为了加强党员思想教育,更好地从思想上建党,毛泽东还探索和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方法。一是夯实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三是坚持用民主的方法处理思想上的问题,“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毛泽东关于加强思想教育的论述,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绝大部分党员干部能够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能努力为之奋斗。但是也要看到,新形势下,由于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和党所处的外部环境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队伍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等问题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夯实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章党规,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其次,要自觉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练就钢筋铁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再次,要坚持用民主讨论和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加强和改进思想教育,疏通和引导人们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使党的思想教育能真正深入到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去。

二、“坚决肃清山头主义”

  建设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勇于同党内错误和不良现象作斗争,抓好党内政治生活是基础。对此,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把“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行为列为自由主义的两种表现,对那些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原则,只有自由放任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同时也批评了那种只顾自己安危,不顾集体利益,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对不良现象不敢进行斗争的自由主义作风。他明确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反对主观主义,“既要‘惩前毖后’,又要‘治病救人’”。针对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要“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坚决“肃清山头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旗帜鲜明地阐明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性,也表明了共产党人对待错误和不良现象应持有的态度。

  如何抓好党内政治生活,从严治党,毛泽东提出了不少办法。一是以科学的方法开展党内教育。1929年12月,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强调党内的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强调,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他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二者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主要还是多作自我批评。

  当前,党内政治生活总体是好的,但一段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在新形势下,学习毛泽东关于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化、科学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论述,对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夯实从严治党基础,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第一,要讲政治。要自觉做到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第二,要讲原则。对违反党纪党规的错误行为,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讲真理、讲规矩,不能讲面子,要做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说话要有证据,不能搞假大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党内政治生活不能随意化,更不能娱乐化。第三,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力武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要领导干部带头作自我批评,批评要注意场合、政治,要客观、及时,要以大局为重、以诚相待,要防止批评庸俗化。

三、“打尽老虎,不要松劲”

  建设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抓好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是重点。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年代,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明确指出“治国就是治吏”,把治官上升到了治国的高度。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的著名论断,并指出反贪污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深刻揭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还对惩治贪腐、预腐防腐做了详细论述。

  关于惩治贪腐,毛泽东主张从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提出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把反贪污看作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毛泽东痛恨贪官污吏,明确指出贪污犯就是人民的敌人,应坚决彻底干净地将他们全部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所有的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严惩,不得姑宽”。对违法乱纪分子,他也主张从严处理,“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毛泽东认为,只有以最严厉的措施惩治腐败,才能平民愤,才能起到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作用。

  如何预腐防腐,建立廉洁政府,毛泽东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一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1945年7月,就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否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问题,毛泽东给予了明确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强调,必须“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二是积极发挥党报党刊的舆论监督作用。毛泽东要求,“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无论是反腐肃贪,还是预腐防腐,毛泽东的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从严治吏、从严治党的原则。

  毛泽东有关反腐倡廉的论述对于新形势下落实从严治理官员腐败,抓好反腐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治理官员腐败与加强廉政建设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实现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构建反腐倡廉监督机制和良好政治生态的工作依然繁重艰巨。正如习近平所说:“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高举“打尽老虎,不要松劲”这块牌,着力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实效性。首先,要做到有贪必肃、有腐必惩,这是反腐倡廉有没有震慑力、能不能得民心的关键。要以零忍耐的姿态对待贪腐,打“老虎”,坚决查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拍“苍蝇”,加大对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查处打击力度。要学习毛泽东那种敢于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抓起,敢于碰硬的精神,做到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其次,要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和报刊舆论监督,这是预防腐败的重要保障。要畅通人民群众监督的渠道,并为党报党刊的舆论监督提供法律保障。只有守好监督这道门,使之不敢懈怠,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四、“党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建设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保持党的光辉形象,抓好作风建设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党风即共产党的作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历史上最早提出“党风”这一概念,并提出“党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认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1942年2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他把党的任务概括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旗帜鲜明地指出党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首先完成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在同年4月份召开的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抓好党的作风建设,这是因为,“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

  此外,毛泽东还对党的优良作风作了概括,对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具体要求作了阐述。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要真正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就必须“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的优良作风中,毛泽东尤其重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一向深恶痛疾。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痛批官僚主义,明确提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多次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不正作风,并提出要用热水好好清洗党员脸上的官僚主义灰尘。

  党的优良作风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党内生活和党群关系上的具体体现,直接关系到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关系党的光辉形象。从总体来看,当前党员干部的作风总体是好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紧抓党的作风建设,出台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狠刹形式主义风、官僚主义风和奢靡享乐风。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习近平所说:“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重温毛泽东关于党风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必须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狠抓党的作风建设。执政党如果不加强作风建设,任由各种歪风邪气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势必会失去民心,甚至会丧失政权。其次,必须时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和执政之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再次,必须充分认识党的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作风建设切忌一劳永逸,要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

五、“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

  建设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抓好制度建设是关键。毛泽东十分重视从制度上建设党。在井冈山时期,针对红军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他就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军队中党的制度,从而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针对红军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盲动主义思想残余,他强调,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度,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主要是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毛泽东意识到,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更加需要制度,并提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的,同样的人,实行一种制度,人们不积极,但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会积极起来。因此,“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为了避免深陷个人崇拜的泥潭,毛泽东指出,“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毛泽东不仅重视党的制度建设,还十分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适时调整制度、更新完善制度。他指出,“必须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他强调,不良的制度和办法,必须坚决废止,应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毛泽东认为多数还是适用的,同时他也指出,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1958年1月,在拟订的《工作方法十六条(草案)》中,毛泽东明确指示:“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仅要建立新的制度,而且要不断完善和修正党的制度。

  十八大以来,党在制度建设方面全面发力,中央陆续出台或修订了50多部党内法律法规,制度治党成绩斐然。党在制度建设上呈现出良好态势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急待解决,诸如党员领导干部制度意识不强,党的制度创新意识不够,有些制度还不够完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够强等等。毛泽东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论述,对于新形势下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加快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要深刻认识到加强党内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必须把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来抓,将制度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努力增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其次,要以改革精神补齐制度短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不断在党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上迈进,努力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党建制度体系,不断增强党的制度建设的严密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总之,毛泽东对从严治党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是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的从严治党思想不仅指导了当时党的建设,其思想精髓对于对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思想教育是根本,抓好党内政治生活是基础,抓好反腐倡廉建设是重点,抓好作风建设是主题,抓好制度建设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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