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按：今天推送梁展老师的文章《反叛的幽灵——马克思、本雅明与 1848 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19世纪的小资产阶级来说，革命具有某种崇高的性质。反抗本身被抽离了政治的内涵而仅仅作为一种冲动。可以说“为艺术而艺术”，也可以说“为反抗而反抗”：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和艺术观念在这里合一了。但问题是，抽离了反抗的现实内涵，使它超脱历史变成某种永恒的东西，反抗就只是一种姿态。正如波德莱尔的创作所体现的那样，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所生成的幻象，只能让人们放弃改变现实而耽于对现实的种种想象。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并发现了革命的动力。如此，假使我们今天仍旧沉溺于空洞的“反抗权力”，就未免缘木求鱼了。
反叛的幽灵——马克思、本雅明与 1848 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梁展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1848 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入手，将他们置于革命年代的政治交往和表征斗争的过程之中，并以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解释为参照，探讨这个群体在生活态度、政治态度与文化选择上的同一性。
1849年5月11日，普鲁士当局以“违反友好条例”为由驱逐了旅居科隆的“外国人”马克思，6月3日，马克思被迫返回巴黎，因为三个月前费迪南·弗洛孔曾以临时政府名义向他发出过邀请。 然而不久之后，巴黎工人发动的六月起义遭到了代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卡芬雅克将军的残酷镇压; 同时，保守主义者继七月王朝末期基佐政府之后又开始驱逐汇聚巴黎的欧洲各国革命者。7月19日，马克思夫人燕妮在位于里尔街5号的家中接待了登门来访的一位熟悉的巴黎警察。“马克思及其夫人”被告知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迁往法国西部莫尔比安省的瓦纳市居住。 8月17日，马克思迫于形势第三次离开巴黎，来到了伦敦。一年多来，马克思先后经历了法国二月革命、德国三月革命、维也纳革命以及法兰克福议会被普鲁士军队驱散等等一系列的失败。然而，革命一再遭受失 败的痛苦经历并没有让承受这一结局的马克思像托克维尔那样成为“失败的保守主义者”，相反，直到去世之前马克思都是一位“失败的进步主义者”和“乐观的进步主义者”。1850年代初，马克思依然相信，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商业危机进一步蔓延，一场更为宏伟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迅速降临到刚刚被革命洗礼过的欧洲大地。
“概念史”研究的开创者莱因哈特·科塞勒克认为，“从短期来看，历史或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从长远来看，历史知识的获得却来自失败者那里”。德罗伊森的 《普鲁士政治史》和基佐的 《欧洲文明史》是“胜利者史学”的代表，前者将普鲁士在近代走向民族国家的成功之路归因于神意，后者则视欧洲文明霸权在全世界的建立为自由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塞勒克认为，这样一种历史编纂方式 “很容易带来对历史观点的扭曲，因此它必然很难抵御出自文本内部的意识形态批判”。寓居伦敦初期，马克思决心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决裂，放弃他们经常使用的密谋手段，主张以理论指导革命，促使工人运动由秘密状态逐步走向公开。因此，他经常对流亡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发表讲演，同时着手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谋划建立能够严格实践其革命理论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广泛搜集了有关1848-1851年法国革命的各种书籍和报章杂志，在此基础之上，撰写了一系列分析、批判和总结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著作，这些著作分别是刊登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有关欧洲的时评和书评以及《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刊登在 《革命。不定期刊物》上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和 1852年撰写但直到1930年才从德文手稿译成俄文出版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就此而言，除托克维尔以外，1848年法国革命还在失败者的阵营里催生了马克思这位杰出的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家。在他的一系列历史著述当中，马克思“把历史发展视为迄今仍身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道路”，他“扮演了无产阶级思想代言人的角色，在囿于具体情境而导致的失败中寻求一种长期的解释，这使未来的成功被历史性地确立下来”，在此意义上，科塞勒克说，历史学家马克思是“作为胜利者”而非“像胜利者”那样从事历史写作的，其重心落到了针对欧洲当时的现实政治所展开的猛烈的意识形态批判上，而不是着眼于为过往的历史寻求某种合法性依据。
在马克思有关1848-1851年欧洲革命的历史-政治著述当中，对发动并领导了这场革命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性格、思想和行为的分析和批判构成了一个显著而持久的主题。这一行色匆匆的人群中既有迫于各种复杂局势而往来于巴黎、伦敦、布鲁塞尔、柏林、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等地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有一般意义上的左翼革命家，其公开的职业分别是作家、诗人、记者、政论家等等，例如在普鲁士革命中一跃而成为共和主义的象征、后来担任法兰克福议会代表的戈特弗莱德·金克尔，他集神学家、革命者、诗人、作家和教授于一身。无论在巴黎还是伦敦，马克思都曾经长期生活在他们中间，非常熟悉这些政治移民的动向，并与他们有过密切的接触或交往，因此他对他们的揭露和批判也非常有力。在这方面，仅举一例即可领略马克思对其行为的敏感以及批判的锋芒。1859年4月，移民瑞士的普鲁士共和党人和博物学家卡尔·福格特发表文章，诋毁马克思是奥地利政府的间谍和“流亡者团伙的头目”，指责这些流亡者团伙过去曾背负着破坏社会秩序的“制刷匠帮”或“硫磺帮”的恶名，如今则在伦敦干着“结伙密谋”的勾当。福格特参与了1848年德国革命，曾当选为法兰克福议会代表，后来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移民日内瓦。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指控马克思依靠剥削工人在伦敦过上了奢侈的生活。虽然此事乍看起来并非那么要紧，但马克思还是马上停下手头的工作，花费了一年时间专门搜集与此人有关的种种资料，并根据一位巴登革命者提供的信息，揭露福格特的真实身份实为路易·波拿巴雇佣的间谍。在巴黎公社时期，人们果然在第二帝国遗留下来的档案中发现了一张数额高达40，000金法郎的收据，这是福格特靠做密探从拿破仑三世秘密基金中支取酬金的铁证。
在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1850年4月出版)“文学”栏目里的一篇长篇书评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在法国二月革命中陆续登场的共和派人物们(尤其是激进的山岳党人)的灰暗画像。他们分别是被临时政府委任为巴黎警察局局长的马克·科西迪耶尔及其警备队长阿尔道夫·谢努以及激进秘密组织 “新四季社”头目、巴黎警察局秘书、《改革报》编辑律西安·德拉奥德等。谢努和德拉奥德是七月王朝时期的激进共和派，在二月革命前参加过多起针对路易·菲利普的起义或暴动，他们还是以推翻君主制为目标的秘密会社的活跃成员。但后来证实，两人均在七月王朝末期就已经被迫或主动地投靠了君主制政府，成为旧警察局出钱雇佣的线人。在投身街垒战的同时，他们还不失时机地向王朝政府提供各种情报。不仅如此，谢努在二月革命后还被怀疑投入了与激进共和派对立的自由派领袖、时任巴黎市长的马拉斯特的怀抱，尽管他本人对此曾予以否认。事情败露之后，为了替自己辩白，谢努发表了《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一书，不但披露了自己如何根据蛛丝马迹发现警察局同僚德拉奥德出卖情报的细节，而且也将山岳党的领袖、自己昔日的上司科西迪耶尔在革命过程中的种种营私舞弊和耍弄权术的伎俩无情地暴露出来。与谢努一样，间谍身份暴露后的德拉奥德也撰写了一部辩白之作——《1848 年 2 月共和国的诞生》。在这本小册子中，德拉奥德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不惜冒生命危险打入激进的秘密会社内部并通过缓和其激进政治态度维护了社会秩序的英雄。尽管上述两部有关二月革命的回忆录或政治宣传手册所提供的史料大多不可信，但透过它们行文的张扬和言辞的浮夸，马克思和恩格斯洞悉了二月革命中一个遭到人们普遍忽视的阴暗面——在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诸多人物之间展开的复杂的政治交往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送给了谢努、德拉奥德和科西迪耶尔们一个响亮的名字——“密谋家”(comspirateur)：他们由于无法在社会上找到固定的职业，缺少稳定的收入，故而整日流连于酒馆和咖啡馆之间，在那里聚谈政治、预谋造反;在私人领域，他们又是一些藐视和挑战资产阶级道德规范的人。动荡不安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导致“他们沦为巴黎人所说的浪荡汉(la bohême)”，这个为数不少的“波西米亚人”群体中既有出身于无产阶级的“民主浪荡汉”，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浪荡汉”(详见《全集》2.10:332)。他们在风平浪静之际放浪形骸、饮宴享乐，以哄骗利诱的方式招募同党并密谋起义或者暴动;在街垒战到来时又不惜冒死充当勇猛的指挥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
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固定观念中那些混乱思想和偏见。
(《全集》2. 10: 333 - 334)
密谋家们抛开了现实而采取行动，其屡屡失败的原因在于忽视发动革命的历史条件。反过来说，推动密谋家们走向街垒的力量是那些非现实和非历史的“固定观念”，或者说是他们对现实状况的错误表象，而非工人阶级已经觉醒了的阶级意识，后者只能通过长期的阶级利益教育才能获得。习惯浪荡汉生活的密谋家就此沦为了“革命的炼金术士”：热衷于发明具有魔力的器械，妄想通过制造“革命奇迹”一举颠覆旧王朝和政府。“早期的炼金术士”在君主制末期的密谋家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躯体，从而宣告了一个中世纪幽灵(Gespenst)的降临。两年之后，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再次诠释了旧革命幽灵的含义，“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全集》2.11:132)“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全集》2.11:133)，刚刚落脚于伦敦的马克思便马上投入到了对欧洲的资本主义现实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希望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确定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继而培养其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彻底的反抗精神。于是，马克思在幽灵和现实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界线，这条界线将他自己与谢努、德拉奥德、金克尔和福格特们严格区分开来。尽管如此，敌人们还是把“浪荡汉”、“密谋家”和“幽灵” 的标签贴到了马克思本人身上，一位派驻伦敦的普鲁士密探这样描绘他眼中的马克思:
马克思，中等个头儿，34岁，虽然正值壮年，但他的头发已经发白。他外表强壮，其面庞颇让人想起塞迈尔，只是他的肤色要更显棕色，头发胡须全黑，他从来不剃胡须，一双湿润的黑眼透出一种魔鬼般的神秘; 乍看起来，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天才，其凝重的神情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一种无法抗拒的压力。在私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邋遢、玩世不恭而且不会持家的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浪荡子生活，il mène une vie à la bohémien de l'intelligence [他在思想上也保持着浪荡子的风格———译者注]……
作为密谋活动的头目和领导者，他无可争议地是马志尼式的最有能力和 最合适的人选，作为阴谋家，他至少不逊色于那些渺小的罗马人。
……
[马克思领导的]党始于断头台，终于一张白板。他们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秩序危害之大，以至于所有的政府和个人都应针对这一看不见的、潜伏下来的敌人联合起来，出于自卫的目的而行动起来，直至这个毒瘤从其最后的病灶里被拔除。
从呈送普鲁士使馆的这份秘密报告来看，这位混迹于伦敦政治流亡者队伍当中并冒充革命者的密探在洞察力和文采方面一点也不输于谢努和德拉奥德:他非常熟悉刚刚在巴黎和德国发生的革命，而且不知以何种方式取得了马克思的信任，甚 至有机会参加了后者在位于迪恩街64号的家里为工人们举行的小型讲演会。这位普鲁士密探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大风磨街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召开的政治会议上。不难想象，这位假冒革命者的人在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面前自然会表现出慷慨激昂的一面，其双重面目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批判的对象。
“密谋家”、“浪荡汉”和“幽灵”成为马克思及其反对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享用的社会和政治身份认同的表征，在相互赋予对手上述表征的过程中，双方展开了一场“表征的斗争”(la lutte de representation)，它体现出存在于以下两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其中一方是由拥有分类和命名权力的人赋予对方的表征，另一方则是被命名者对自我的定义: 它要么臣服于上述表征，要么对其表示抗拒。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问题并非谁才是真正的“密谋家”、“浪荡汉”和“幽灵”，而是追问这一区分或分类实践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效果。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不在于为一个被视为静态的社会提供一种分层方法，而是通过为小资产阶级命名这种象征性实践进一步祛除旧革命的幽灵，为无产阶级开辟出新的政治空间。
一、密谋家
谢努和德拉奥德二人均来自于以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皮亚、阿尔伯、弗洛孔和科西迪耶尔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派组织，其行事作风处处刻意模仿 1793-1795年法国大革命中的山岳党人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因此在二月革命中，他们被视为旧山岳党人的复活。所谓“党”在这里并非指在法律框架下公开活动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指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推翻路易·菲利普的君主制政府，建立人民主权的共和国——的秘密会社，其雏形可以远溯至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先后出现的一系列共和派秘密团体——“烧炭党”、“人民之友”、“人权社”、“家庭社”、“四季社”、“自由人”等等。七月王朝末期，他们聚集在《改革报》周围，形成了一支稳固的政治力量，普鲁东、马克思和巴枯宁都曾为这家著名的共和派报纸撰稿。根据弗郎索瓦·傅勒的研究，法国激进共和主义思想源自1789-1795年大革命时期。这位大革命修正史学家认为，就共和思想的发展而言，1789 年是自由的和个人的，1793 年则出现了雅各宾主义的恐怖体制 ( see Barricades: 6)。共和二年的热月政变 ( 1794 年 7月 9 日) 推翻了山岳党建立的革命政府，政治权力趋于温和。在傅勒看来，当初将罗伯斯庇尔推上政治舞台的正是促使革命政府垮台的同一批群众。 然而更多的研究者认为，造成山岳党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分裂：针对反革命势力制定的秘密机制以及迫害和监控措施反过来直接威胁到了公安委员会内部成员的个人安全，山岳党人通过密谋方式上台，热月党人又以同样的方式将他们推向了断头台，这实质上等同于山岳党的自杀行为。
在拿破仑战争失败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瓦解之后，1815 年建立的复辟王朝不遗余力地维护王权，因此不断地与资产阶级的自由政治诉求产生矛盾。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在 1830 年达到了高潮。在当年 6 月底举行的选举中，反对派以绝对多数赢得了胜利，但由于极端害怕重蹈 40 年前路易十六的覆辙，查理十世将选举活动视为由资产阶级共和派掌控的《论坛报》和《国民报》发起的一场旨在反对君主制的政治阴谋。于是，7月25日，他颁布了四条敕令，宣布终止立宪政体、取消选举结果、调整选举制度、严格新闻审查。七月敕令引发了青年学生和印刷工人首倡的群众集会，后者迅速演变成巴黎街头一场持续三天 ( 7月27-29日)的革命，史称“光荣三日”。1830年起义将一位非波旁系贵族、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推上了王位。此人曾经参与过处死路易十六的行动和革命战争，因此在资产阶级眼中，这位年届六旬的新君主是其自由政治理想的化身。然而，七月王朝在“抗拒派”和“运动派”之间摇摆不定的模糊立场无法满足青年共和派更为激进的政治要求。于是，人们在 1831 年 2 月洗劫了总主教府; 1832 年 6 月 5 日至 6 日，巴黎城因霍乱流行导致富人们纷纷逃离而引发的骚动借拉马克将军的葬礼演变成一场骚乱，当时，在巴黎街头游荡的小伙子谢努便出现在骚乱的队伍中，这场骚乱最终被穆顿将军率领的国民卫队镇压。事后，谢努被投入圣佩拉日监狱，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共和党人，并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获释后不久他又参加了1834 年 4 月在里昂爆发的、旨在反对奥尔良政府限制结社和维护秩序法令的共和党人起义以及 1839 年 5 月 12 日由伯纳德、巴贝尔和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发动的起义，后一次起义首先在圣丹尼街和圣马丁街打响，起义者曾一度占领了巴黎警察局和市政厅。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起义是以密谋的方式策划和发动的，并且缺乏有效的实战指挥经验，因此最终惨烈地失败了。1832 年 10 月，谢努在接受巴黎警察局局长莫洛的讯问时，承认自己在拉马克将军的送葬队伍中担当警戒的角色，他用“别人送到自己手中的刺刀刺伤了试图靠近他的一个人”，据警方事后展开的调查，当时谢努未满 15岁，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其四名同伙的年龄分别为 25、17、18 和 20 岁，分别在巴黎从事车工、制蜡板匠、制鞋匠和锁匠的工作，被拘捕时每个人均被发现手中执有武器。 谢努代表着 1830 年代涌现出来的许多青年共和党人中的一类，他们大多是城市手工业者，由于不满自己的生活现状，走上了反抗政府的道路。与谢努不同，德拉奥德是新闻记者、诗人和作家，曾经发表过歌颂爱尔兰和波兰起义的诗歌、抒情诗和政治歌曲等等。除了上述两类人，在巴黎教书的青年教师和求学的学生以及生活在农村的文化青年、工厂工人，还有愿意帮助穷人伸张正义的律师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共和思想的熏染，纷纷加入了反抗君主制的共和党人行列，希望通过暴力手段从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机器，改变法国的社会和经济现状，实现其阶级平等的政治诉求：这些人身上拥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在暴动和起义过程中处处显示出男子气概，故而由他们引导的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 see Barricades: 8)。这些无业游民、落魄的知识分子、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出入于歌楼酒肆等社交场所的人一起构成了青年共和党人的主体。 由于刑法第 291 条限制结社，七月王朝治下涌现的共和党人尽管人数众多且非常活跃，但其政治组织却根本没有合法性可言，只能处在一种秘密状态中，并受到遍布巴黎的警方密探的监控。尤其是在 1839 年起义之后，随着秘密会社数位领导者相继被捕入狱，共和党人更是飘零四散、溃不成军。因此， 在严格意义上，由他们发动的暴动和起义不能称之为审时度势、计划周密的革命行动，其发动方式是秘密的、偶然的，其失败的结局也是迅速和惨烈的。在 《秘密社会和共和党史》一书的开篇，德拉奥德就断言，“没有哪个政府没有经历过密谋带来的创伤”，“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政府是拙劣的，他们认为我们的颠覆活动只是秘密联合的结果，因而视后者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在共和党人眼中，革命被理解为仅仅是密谋者的活动，其始作俑者无非是巴黎的“机灵人、寄生虫、失望者、游荡者和恶棍”( Historie: 11) 。
德拉奥德虽然身为秘密会社的成员，却早在 1838 年就投靠了时任巴黎警察局局长的加布里埃·德莱赛尔，成为后者出钱雇佣的密探。出于密探这个特殊职业的需要，德拉奥德对巴黎和外省的共和党群体进行了长期的追踪和细致的考察，幸亏他把这些结果写成了文字并且流传了下来，我们才能通过这些材料一睹1848 年革命前夕巴黎复杂的“政治生理学”。德拉奥德把导致巴黎城频频陷于溃烂的那些人分为八大类别，它们分别是: 1) 青年学生。反政府的男性群体中的一支， 喜欢聚众喧闹、相互攻击和无事生非，很容易成为街头暴动的工具;2) 无能者。包括前途暗淡的律师、无病人光顾的医生、没有读者的作家、头脑简单而易受政治报刊的影响且急切渴望晋身为国家政要的军人，秘密会社的组织者和参加起义的人均出自于这个群体;3) 浪荡汉。此类人大多生活在巴黎，他们虽然境遇堪忧，但喜欢以休息和娱乐来代替工作，无所事事、耽于幻想，把小酒馆和咖啡店视为遭遇和制造奇迹的场所，他们或者出自于社会高层，或者出自于底层社会， 其中一些人秉性诚实，缺乏犯罪的勇气，但大部分人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他们往往是小战斗团体的头目和街垒战的指挥者; 4) 拥有主权的人民。巴黎城区的工人，或者是适应了巴黎市郊气候的工人，他们生性勇猛、粗犷，习惯于战斗，是历次政治起义的财富，受政治报刊的鼓动，他们鄙视自己的雇主、富人和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认为他们自己能够代替政府行使职责;5) 斑鸠们。指诸如普鲁东、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等言论英雄，他们通过共和派报刊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如“财产即偷盗”、“爱国者死于饥饿”等等，其言论影响所及使人们喊出了“改革万岁!”的口号，甚至相信自己走向了傅立叶式的乌托邦组织——法伦斯泰尔，因此这些斑鸠们被视为革命的“杠杆、铠甲和补充”;6) 不满者。旧制度的坠落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和情感，由此引起的创伤只有借街头的暴动和起义发泄出来，其中那些拥有丰富政治技能和经验的人在暗中操纵着革命的进程，警察只能发现其自我保护和阴谋的痕迹而不能找到他们从事颠覆事业的事实依据，他们是“一切政府所要面对的最危险的人”; 7) 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流亡者; 8) 革命时期街头混乱的制造者———匪徒( see Historie: 12 - 17) 。
在七月王朝时期，这些危险的人群被置于遍布巴黎街头的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下，路易·菲利普政府通过警察手段对“人权社”、“人民之友”和“四季社”等共和党人的密谋活动进行压制。密探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和政治流派，其社会地位上至贵族，下至贫民，他们均打着维护公共安全的旗帜，粉饰自己的所作 所为，大肆夸耀自己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受到人们普遍信任的职业。潜入共和党内部的密探也不在少数，德拉奥德在二月革命后不久便首先暴露出来。临时政府内政部长赖德律-洛兰的属下、时任巴黎警察局局长的科西迪耶尔在旧警察局留下的秘密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厚厚的卷宗，其制作者—— 一位名叫皮埃尔的警察记录了自 1838 年以来有关共和党的大事小情。令人吃惊的是德拉奥德竟也名列其中， 这个人曾经是“人权社”、“四季社团”的核心成员以及“新四季社”的组织者和二月革命街垒战的策划和指挥者之一，二月革命后又得到了科西迪耶尔的信任，出任巴黎警察局秘书之职。1838 年 3 月 25 日，德拉奥德致信巴黎警察局局长，要求加入每天可因此获得 25 法郎报酬的密探行列。在申请书中，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出身和目前的生活现状。德拉奥德出生在加来省一个拥有选民资格的家庭，他最初来到巴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从事文学写作，并曾短暂地供职于《新闻报》。为了证明自己的性格和精神适合做秘密警察，他告诉警方，在路易·菲利普登基的头几年，他作为一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受政治激情的驱使加入了 “人权社”，不久之后进入军队，后因导演一出暗含政治寓意的戏剧受到了惩罚。德拉奥德因这两件事情在军队中暴得大名，并借此与共和党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其中之一的马拉斯特曾经希望他留在军队中继续鼓吹革命。1835 年，退役后的德拉奥德回到巴黎继续学习法律，并受邀加入了另一个共和党秘密会社“家庭社”。德拉奥德承认直到此时他才幡然悔悟，认识到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供他人利用的工具而已，而在利用他的人们当中，大部分如若不是事业上的失败者，便是“破败的丝线”，他们希望将国家引向迷失，而德拉奥德则要“诅咒自己曾经疯狂拥抱过的流血和破坏原则”。1848 年 3 月 14 日晚上 9 点，科西迪耶尔召集共和党人，在卢森堡宫阿尔伯住处设立临时法庭，对德拉奥德进行了审判，后者在证据面前终于承认了皮埃尔档案中记录的有关事实，但他为自己辩解道，他只是在某一个绝望的时刻才投入了警察的怀抱，而且他也只是为警方撰写报告，而不是煽动者，更没有在逮捕任何一位共和党人方面负有责任 ( see Mémoire: 155) 。
在德拉奥德的身份暴露之后，谢努与旧警察皮奈尔先生的暧昧关系也马上呈现在科西迪耶尔的眼前。这个混迹巴黎街头的不良少年曾经因偷盗被判强制劳动八年，后来在应征入伍不久就开了小差。当他再度被抓入狱时，警察皮奈尔利用其畏惧惩罚的心理，把他变成了潜藏在共和党中的煽动者。在密探身份被暴露之后，谢努像他的旧同事德拉奥德一样痛哭流涕、扭捏作态，表示如果让他到比利时继续做制鞋匠，他将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 see Mémoire: 157)。然而，负责调查谢努的警察总监阿拉尔告诉科西迪耶尔，“这是一个恶劣和危险的流氓”( Mémoire: 157) ，不出所料，后来被发配至远征德国的法国义勇军团的谢努马上变了副嘴脸，撰写了揭露和诋毁科西迪耶尔和阿拉尔的小册子 《密谋家》。
在谢努的笔下，在卢森堡宫阿尔伯处审判德拉奥德的一幕具有非常戏剧化的 效果。1848 年 3 月 14 日晚，刚刚做过手术卧床休息的谢努收到了科西迪耶尔的一封信，要求他务必于当晚 10点赶到卢森堡宫开会，但信中并未写明开会事由。警察局长在信末特别嘱咐：“不得缺席，此事与你有关。”( Conspirateurs: 146) 由于提前得到了消息，警察局有人就谢努本人的投敌嫌疑整理了一份秘密报告，所以科西迪耶尔的信令谢努非常警觉，他立刻怀疑这是山岳党人的一场密谋，目的是将他引诱至卢森堡宫予以暗杀。于是，他匆忙将四支手枪藏匿在厚呢大衣中，并随身佩戴了马刀，还召集了一支由五六十人组成的武装队伍随行，让他们分两队埋伏在阿尔伯寓所附近以备营救 ( see Conspirateurs: 146)。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评中直接引述的那段文字所描述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在此不予赘述。然而谢努的厄运并未就此终止，因为科西迪耶尔早就洞悉了谢努的叛卖行为，眼下对他下手的时刻到了。在卢森堡宫这场大戏即将落幕之际，谢努用颤抖的双手在德拉奥德的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切都被科西迪耶尔看在了眼里，他甚至发现谢努的笔迹几乎无法辨认 ( see Mémoire: 156) 。1848 年 3 月 6日，《国民报》派的领袖马拉斯特被任命为巴黎市长，谢努被人发现多次出入于市政厅，科西迪耶尔因此怀疑他与政敌有染。有一天，他把谢努召来当面讯问，后者坚决否认自己曾经私通那位《改革报》派的敌人，但科西迪耶尔还是以 “共和党内有人讨厌你”为由将谢努派遣到了在比利时的法国义勇军团 ( see Conspirateurs: 159) 。面对科西迪耶尔的揭露和惩罚，谢努和德拉奥德的反应非常一致。受科西迪耶尔的派遣，艾尔威和阿拉尔两位警察来到伦敦，与流亡那里的七月王朝警察德莱赛尔和皮奈尔取得了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取了有关谢努和德拉奥德充当密探的信息，在谢努和德拉奥德看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他们“忘恩负义” 的报复行为，德拉奥德甚至质问道：“我并不想[像科西迪耶尔那样]在警察局里豪饮，我也并不梦想社会动荡、鲜血流淌和盲众的独裁，为什么他们要惩罚我? 难道他们要扼杀我倾向于维护秩序的行动，如若不是杀掉我本人的话?”为此，谢努和德拉奥德不惜把这位警察局局长描绘成一个粗鄙、傲慢和弄权的形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取了两位作者的数段文字并对它们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详见《全集》2.11: 337 - 341)。
科西迪耶尔、谢努和德拉奥德三人同属于《改革报》阵营，他们之间似乎永远处在相互怀疑当中，争相将对方视为密谋家，这使得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和行动策略，而在具体的组织和实践方面，共和党派秘密团体内部也时刻面临着分裂和分化的危险。这里我们选取成立于 1830 年、在 1832 年逐渐壮大起来的“人权社”为例来说明上述情况。为了规避刑法第291条有关任何结社的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人这一限制，“人权社”条例将社员们划分为十至二十人不等的“部”，每个“部”均设“首领” 和“副首领”，各包含三个“五人组”，每个“五人组” 分别管辖四到五个“部员”，每个部单独决定开会的时间，每次会议持续的时间不得少于两个小时，由部首领确保每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不偏离相关的话题，“五人组”负责通知部员们召开特殊的会议，并组织战斗。每个部都会被赋予一个有特色和具有挑战性的名称，诸如“马拉”“圣鞠斯特”、“罗伯斯庇尔”、“吉伦特派的衰落”、“山岳党人”等等 ( see Barricades: 66 - 67)。1837 年夏天成立的“四季社”是一个在组织方面更为紧密的工人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军事训练。在基层，“四季社”包含六个由男性组成的分部，名为“星期”，每个“星期”均由被称为“星期日”的人来领导，每四个“星期”组成“月”，每个“月”的领导者为“七月”，四个 “月”便形成一个“季”，其首领为“春天”每四个“季”构成一个 “年”，他们分别由三位“革命官员”领导——布朗基、巴贝尔和伯纳德。在三位“革命官员”之上，还设有一个由强权人士组成的、神秘的“执行委员会”，直到起义那一天这些强权人士才能露面 ( see Barricades：119) 。尽管有了严格的层级管理体系，“四季社”的领导层仍然出现了分裂，在街垒战中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1839 年5月起义虽然事先经过了较为周密的准备，但也只是保证了起义最初阶段的迅速进展而已，接下来的战便趋于缓慢乃至停滞不前。官方记录这样描述起义的中期战况：“布朗基试图发出命令制止逃跑，战场上的每个人都在喊叫，每个人都想指挥战斗，可是没有一个人听从命令，巴贝尔指责布朗基允许每个人都可以逃跑，布朗基则怪罪巴贝尔的缓慢打击了人们的士气。” ( Barricades: 125)
二月革命前夕，原本由王朝反对派发起的旨在扩大选举权的“宴会运动”的发展超出了君主制的想象界限，向有利于共和派的方向逆转，此时，以《国民报》编辑马拉斯特为首的自由共和派号召人们参加这一运动并一举推翻君主制度。1848 年2月21日晚9点，也就是在巴黎人民即将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的前夜，《改革报》派紧急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七八十人，其中有该报的编辑、民主派领袖人物、学校代表，还有工人精英。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埃德加·魁奈、科西迪耶尔、雷上校、艾提昂·阿拉古、鲍奈、弗洛孔等等都先后到场。会议主席弗洛孔首先说明议题，之后鲍奈第一个登台发言，认为王朝反对派在宴会运动高潮时的退缩并不能使人民因此而退却，全民参与示威游行将有利于推动民主的进程，相反，因畏惧政府的威胁而拒绝参加宴会运动将会危及自由事业的未来。接着发言的达尔顿-希控诉了王朝反对派在政治上的懈怠，他的话分明在鼓动人们不惜冒险上街，碰碰运气。然而，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究竟谁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这个问题上，他也承认自己茫然无知。拉格朗日主张参与示威游行，并在示威游行中寻找成功的机会。以上三人的发言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鼓掌赞同，大家的精神顿时被调动起来。但是随着大人物的出场，会场的气氛立刻变得凝重。沉思良久的路易·勃朗带着忧郁的表情说道：“我自问我们是否有权在对民主无益的情况下糟蹋人民的鲜血。假如明天人民放弃了将自己推向前面的人们，走向街头，那么他们必将被政府剿灭，于是民主将被淹死在血泊里。” 因此，一方面，他坚决不主张与已经和王朝反对派达成妥协的《国民报》派合作，另一方面，他号召共和党人积蓄人民力量，以便寻找更为合适的机会发动人民起义。路易·勃朗的发言结束之后，从巴黎街头巡视归来的科西迪耶尔和雷上校告诉大家，市民上街举行示威游行的趋势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挡，与会者不妨加入他们的队伍，无论事态究竟是朝好还是坏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刚刚被路易·勃朗的讲话打消了的士气又重新被鼓舞起来。最后出场的是赖德律-洛兰。鉴于政府的态度和左派代表的突然脱逃以及日趋复杂的危机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他建议共和党与其鼓动人民示威游行而走向敌人设置的陷阱和悬崖，不如暂时压制住心中的怒火，继续等待和观察事态的发展。这位律师出身的议会代表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接着，与会者纷纷开始劝说亲友们第二天不要上 街。无论是在革命前举行的动员会议，还是革命后于卢森堡宫进行的审判，激进共和党派的聚会都刻意选择在晚上举行，而且会议往往持续到深夜才告结束，参加会议的人总是那些最具革命冲动和激情的领导者，他们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职业密谋家”。难怪伯纳德·萨朗会这样置评：“《改革报》的会议……更像是一场密谋，而非政治会议，一切都显得阴暗、压抑，气氛近乎一种神秘。”
须知，说出这番话的人曾在 1848 年 4 月当选制宪议会代表，六月起义后站在左派立场上反对针对路易·勃朗的政治迫害。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领导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在二月革命中的犹豫态度，使亲历本次会议的警方密探德拉奥德也对其参与临时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迄今为止，没有一位爱国者提到这次会议……那些声称是二月革命组织者的人很有理由不去吹嘘它。”言辞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二、浪荡汉或波希米亚文人
谢努乃混迹于巴黎街头的浪荡汉，然而在当兵、开小差、起义、暴动、入 狱、逃亡的复杂经历中，他练就了一种敏锐的观察、判断和思考能力，能够在熙 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捕捉到某一形迹可疑之人，然后以细腻生动的文字将其独特的面貌和细小的行为准确地刻画出来。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德拉奥德在河边来 回踱步的身影引起了在街头巡逻的谢努的注意，他的想象和猜想很快便得到了证实: 佯装等人索债的德拉奥德实际上是在等待警察付给他做密探挣得的酬金。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惜大段引用谢努的文字，而且不无赞赏地说道：“谢努这本书的文笔就叙述的朴实和生动来说，在许多地方可以和吉尔·布拉斯媲美”。(《全集》2. 11：331)这位科西迪耶尔的前警备队长的回忆录在1850 年2 月出版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仅在巴黎一地，面世后一个月内就印行了两版，除了容 易引起人们兴趣的内容之外，恐怕不俗的文笔也是该书广为阅读的原因。还是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吧：
雾气弥漫四周，我们从一侧看到，斯特拉斯堡教堂高耸的尖顶向身后退去 (fuir)，而在另一侧，壮丽的莱茵阿尔卑斯山绵延开来，远处的群峰消失(perdaient)在地平线上。
( conspirateurs: 186)
被科西迪耶尔驱逐出法国的谢努，在乘坐火车离去时也不忘借窗外的美景排遣心头阴暗的情绪：“退去”法文原文为“fuir”意为“消失”，“消失”的原文为“perder”意为“失去”，从这种细腻的修辞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踌躇满志的士兵从战场上铩羽而归的颓败身影。
80 年后，本雅明发现了一个与谢努和德拉奥德一样徜徉在巴黎街头的波希米亚诗人，这位诗人将这座 “十九世纪的首都”写进了抒情诗里，此人正是波德莱尔。1848 年 2 月 24 日夜间，布里松非常吃惊地发现他的朋友波德莱尔在布西街十字路口加入了抢劫武器商店的队伍，“手持一支崭新锃亮的连发手枪和一个棕色皮质弹夹”，站在共和派竖立的街垒一边，嘴里不停地高呼：“应当去枪毙奥皮克将军[其继父]!”诗人将革命年代流行的口号式的浮夸言辞一直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在波德莱尔于比利时写下的一束札记中，本雅明发现了这样的字句:
跟他们 [指盲信者] 谈论革命，定会令其惊恐万分。我若同意做一个共和党人，这会让有识之士感到不快。对，革命万岁! 然而永远如此! 但我不是傻瓜，我也从来就不是傻瓜! 当我喊革命万岁时，我是在喊破坏万岁! 报应万岁! 惩罚万岁! 死亡万岁! 我不但乐于做牺牲者，而且也不为做刽子手而感到怨恨——目的是为了以两种方式来感受革命!我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共和精神的血液，如同骨头里的天花一般，我们都被民主和梅毒感染了。
这应该就是 1848 年革命中巴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态: 七月王朝时期郁积在心头的不平和愤懑在街垒战这种与对手短兵相接的瞬间得到了宣泄，战斗愈暴力，人们的情绪宣泄就愈加彻底，而战斗持续的时间也就越是短暂:像1830年起义一样，二月革命也仅仅持续了三日。本雅明用福楼拜的话概括了这一典型的“革命心态”：“在一切政治当中，我只懂得一件事情：反抗。“” ( Qtd. in GS. I: 515) 为反抗而反抗，为革命而革命，这是一种将革命非政治化、非道德化或者说将政治审美化的态度，它与波德莱尔在二月革命时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如出一辙，本雅明由此发现了在诗人那里政治和艺术的同一。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当人们盛传波德莱尔在布鲁塞尔期间(1864 年 4 月至 1866 年7 月) 曾一度充当过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警方密探时，为什么诗人非但丝毫不加避讳，反而有意扩散甚至是吹嘘这个“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了解波德莱尔们的矛盾心理，在那篇著名的书评里，他们说，密谋家既仇视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也憎恶穿着“黑色燕尾服”的人，后者才是“有教养的”“党的正式代表”( 详见 《全集》2. 11: 334) 。 《恶之花》中有两首诗表现了波德莱尔内心对待革命的态度，本雅明说，诗人刻意逃避用文字来讨论和分析它:
我幸福犹如君王;
大气纯净，天空令人神往……
爱上她的那一刻
我们仿佛置身于夏日的骄阳!
这首题为 《醉酒的杀手》的诗写于 1848 年 11 月。当时，六月起义的枪声刚刚远去，街垒战中失败的工人倒在血泊中的身影还依稀浮现在诗人眼前。不久之后， 路易·波拿巴将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诗人以醉酒的杀手自比，与 “尸骸”、“毒药”、“锁链”和“眼泪”作伴，陶醉于杀死自己妻子的欢乐之中，而“妻子”正是他爱恋的对象：“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我。/ 无数愚蠢的醉鬼中的一个/ 难道在这些垂死的暗夜里/ 他想用醇酒织就一件尸衣?” 直到 1854 年 12 月，已经是在 “第二帝国的天空” 底下，波德莱尔依然在夜晚的巴黎街头出神地凝望着革命者:
人们看到一个拾垃圾者走来，脑袋摇摇晃晃，
磕磕绊绊，像一位诗人一头撞在墙上，
无心顾忌那些密探和他们的目标，
只把满腔的心血投入到宏伟的计划上。
本雅明把诗歌中的 “拾垃圾者”视为深受葡萄酒税之害的城市平民，这项赋税从旧制度时期一直延续到七月王朝，虽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制宪议会曾经通过议案短暂地取消过它，但声称代表农民利益的第二帝国又重新把这个负担加在了人民头上。“葡萄酒开启了无产者实施有力的复仇和为未来赢取荣光的梦想”( GS. I: 521) ，本雅明进一步把“拾垃圾者”认定为“人类苦难的挑战者形象”( GS. I: 1145)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 “流氓无产者”。1854 年 1 月，波德莱尔的朋友皮瓦·丹格尔蒙在其 《巴黎轶事》一书中记载了有关“将军”的事情。
作者说，“拾垃圾者”实际上是指这样一个人：他在每天晚上狂饮 “12 升葡萄酒”和“15 或 20 大杯烧酒”，在勒唐普尔市郊投入想象中的战斗。由于该书面世较晚，波德莱尔的灵感似乎并非来自这则故事，但他曾经与这位作者朋友相伴一起目睹过这位被称为“将军”的醉酒的拾垃圾者在深夜时分率领梦想中的骑兵中队冲锋陷阵的场景 ( see GS. I: 1145)。基于此，本文认为， “拾垃圾者”呈现的恰恰就是波德莱尔本人的诗歌形象：夜幕降临，在巴黎某个街头，一位受苦受难的“革命者”佝偻驼背、步履蹒跚，一门心思地谋划着一个惊世骇俗的行动，却丝毫没有留意到形迹可疑的自己实际上已经暴露在警方密探的眼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密谋家自然也包括了像波德莱尔这样的波希米亚文人：双目微闭，凝神沉思，处心积虑地筹划着如何行动，革命在他们那里“成为毫不具备条件的即兴之作”。
在两位无产阶级导师看来，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者是职业密谋家的极致，“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够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全集》2. 11: 334)，然而波希米亚文人的“密谋”却无法找到实现的途径，只能让愤怒的情绪在胸中不断地郁积，于是，在他们的圈子里形成了一种被本雅明称之为“大话崇拜”( culte de la blague) 的情绪。45 岁的诗人在致母亲的信中说：“如果永远也无法追回可以供我任意挥霍的青春和力量的话，我就会写出几部惊世骇俗的著作来减轻心中的怒火。我宁愿让全人类都恨自己。我将从中得到那使我得到全然慰藉的快乐。”马克思和恩格斯领略过德拉奥德的夸张口气，后者声称自己长期潜伏在共和派的秘密会社里，缓和了他们的激进态度。“根本谈不上对革命有所了解”的谢努也竟然夸下海口，说只用一封恐吓信就使上司警察局局长科西迪耶尔释放了自己，而科西迪耶尔不但喜欢用言辞来恐吓下属，还习惯于以“大人物”口吻说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全集》2. 11: 340)。
在法国文人中流行的“大话崇拜”漂洋过海传到了伦敦。据可靠的统计数据，从 1848 年三月革命到 1851 年，在这个“收容各国流亡者的最大城市” 的德国人聚居区里生活着 9566 人，到 1861 年这个数字上升至 12448人，其中多数是工人移民和政治流亡者。在流亡者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各自的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形成了以阿诺德·卢格为首的民主派、以金克尔为首的共和派，还有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分离出来的维利希 - 沙佩尔 “特殊集团”。1848 - 1849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意要揭露这群流亡伦敦的、对革命有害而无益的德国小资产知识分子。从 1852 年 2 月开始，在杜隆克和恩格斯的帮助下，马克思陆续写成了几则“性格速写”。谈到对这些人的政治态度，他后来说: “在手稿中，我们抨击了时髦的空论家……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危害国家的革命者，而是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败类。”(《全集》2. 12: 50) 4 月，流亡伦敦的匈牙利革命者雅诺什·班迪亚假托德国出版商艾泽曼向马克思约稿，后者于是打算把这些零散的速写汇集成《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予以出版。有关金克尔的内容占据了全书四分之一强的篇幅。自 1848 年 5 月以来，金克尔这位新教福音派神学家、诗人和作家通过创办《波恩报》和 “民主协会”宣传共和思想而成为虚幻的“德意志共和国”的象征。他曾经因参加西格堡起义( 1849 年 5 月)和巴登起义 ( 1850 年 4 月) 而多次入狱，并在一夜之间迅速窜升为德国革命的象征。1850年底，在朋友舒尔茨的帮助下，金克尔成功逃亡伦敦，在那里又成为了德国流亡者的政治领袖之一。在政治思想方面，金克尔鼓吹以取消资本主义竞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 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喜欢以华丽和空疏的辞藻表现“大人物”的傲慢和虚伪的感伤。即使在爱情受挫之时，金克尔也不忘以想象中自己未来将要达到的名望自居，向对方施以情感上的敲诈：
呵，不! 这朵天上的花朵刚刚吐出柔嫩的花瓣就散发出如此浓郁的芳香。当爱情那疯狂的太阳，抑或犹如夏日骄阳一般的男性力量揭开她内心的 花瓣之时，又将会怎么样，更何况耀眼的色彩和芬芳必然要从中绽放出来 呢! 呵，您怎能离我而去呢?
金克尔还喜欢用自己屡次坐牢和逃亡的经历博取公众的同情和敬佩，为自己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他生活在自己及其信徒和“金克尔基金会”制造的幻影之中，这陡然增加了他面对普通民众时的那种骄横和傲慢。在普鲁士军事法庭上，他抗议“把我的行为同革命到最后不幸沾上的污垢和淤泥(我知道这一点)相提并论”(《全集》2.11: 312) 。那么，什么是他眼中的“污垢和淤泥”?马克思没有交代其中的细节，我们在此尝试予以补充。在拉斯达特被捕之后，金克尔于1849年8月4日因“持枪对抗政府军”和“侮辱普鲁士国徽”的“战争叛国罪”被判终生监禁。然而，政府军许多将领觉得这个判决结果太轻，要求处之以死刑。但是，由于以普鲁士民族主义者恩斯特·阿连特为首的 1100 名波恩市民联合签名向国王请愿，金克尔最终在当年10月被改判有期监禁。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上述辩词对其减刑所起的作用：金克尔一方面不惜以背叛革命为代价把自己与其他革命者切割开来，另一方面又试图以此来洗刷自己身上的罪责，站在道德圣坛上藐视一般大众，从而把自我加以神圣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手稿最终也未能在两位著者生前出版，但是，它却经过另外一个“大人物”之手被出卖给了普鲁士政府，这个人就是班迪亚。班迪亚口称的 “科勒曼出版社”根本子虚乌有，而他本人从 1840 年代初期就已经加入了国际密探的行列，曾经为德国、法国、匈牙利和英国等多国政府效力。从 1850 年 5 月开始，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混迹于伦敦各国流亡者中间，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非常熟悉。马克思后来甚至怀疑正是班迪亚向普鲁士警察总监透露了自己撰写《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消息，导致该书在瑞士边境遭到了扣押。
集波希米亚文人与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客于一身的金克尔，与谢努、德拉奥德和科西迪耶尔一样都自视为推动历史运动的“大人物”，他们不愿关注现实，或者毋宁说，他们将现实看成幻象，而视幻象为现实。在本雅明看来，这是理解 波德莱尔那样的十九世纪巴黎波希米亚文人们的金钥匙。1926年春天，当本雅明第一次来到巴黎时，这座城市的氛围就深深吸引住了他。翻译普鲁斯特的计划 似乎被暂时忘却了，他像1840-1850年代的波德莱尔一样漫无目的地穿梭于巴黎大大小小的书店、咖啡馆、博物馆和工人居住区之间，开始对巴黎街头的通俗 文化和现代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8 年秋天或者冬天，他开始搜集相关材料，为撰写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拱廊书》做准备。按照他的预想，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十九世纪巴黎文化的著作。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本雅明一直被一个理论问题所困扰：如何将自己早先汲取的超现实主义灵感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融合起来?1933年初，德国纳粹势力日益猖獗，本雅明作为犹太人失去了为文学杂志撰稿糊口的机会，3 月他被迫流亡巴黎。1934 年 4 月，由于接受了已经迁往美国的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的资助，本雅明在巴黎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于是他重新开始了《拱廊书》的写作工作。同时，与阿多诺和波洛克之间的多次书信讨论也给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即社会史的视角。1935 年 5 月，他向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提交了《拱廊书》一书的论纲———《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这部著作是本雅明最后20年研究工作的里程碑，其最初的题目是 《十九世纪巴黎城市的社会史》( see GS. V: 1097)。漫游在巴黎街头，本雅明不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去关心一眼望去无法看见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内容，相反，他善于捕捉城市中那些令人痴迷的“文化物品”，诸如拱廊、街道、绘画、居室、街垒等等。它们并非简单的物品，而是映照在虚假的光芒之下的东西，由于笼罩物品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它们都成了“幻象” ( Phantasmagoria)。
“幻象”是《拱廊书》的核心主题，在本雅明看来，十九世纪是一个不断制造幻象的世纪：“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现象，它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梦境，复活了一种神话般的力量。” (GS.V: 494)首先，“幻象”是作为生产者的人制造出来的物件或商品本身，可是在它被制造出来之后，其交换价值遮蔽了真实的使用价值，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商品只是它呈现出来的外在或表面特征，而非制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和交往关系，换句话说，“幻象” 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但由于脱离了它从中被生产出来的社会现实，转而成了与人自身对抗的、带有欺骗性的假象。其次，“幻象”具有双重意义或暧昧性，它是通过“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活动而发生的”，因此本雅明说 “暧昧性是辩证法借助意象的显现，是辩证法处于静态时的法则。这一静态就是乌托邦，而辩证意象就是梦幻意象”( GS. V: 55) 。由此可以看出，本雅明没有采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把事物及其意象置于直接的决定性关系中，而是通过辩证法这个转盘将我们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复杂化和合理化。在 1935 年 5 月第一次提交“论纲”时，本雅明对 “幻象” 的界定已经超越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方式，换言之，它已经迈出了黑格尔的纯粹精神世界，进入了十九世纪真实的资本主义世界当中。“幻象”的制造者不再是精神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就是说，不再是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产物，而是社会劳动以及作为社会劳动积累的资本，只不过它脱离了劳动，或者准确地说，是被劳动所创造的商品推向了精神世界而已，因而商品在其使用价值之外又被赋予了“新奇”的品质。本雅明说“它[新奇]是幻象的根源，是那些意象无法转让的东西，它使集体无意识浮现出来”(GS.V:55) 。这样一来，“幻象” 就由被人制造出来的客体翻转为主体，开始行使制造者的角色，“这一意象[幻象]直接将商品设置为偶像或物神，它设置了拱廊、居室和街道” (GS. V: 55)。此处“设置”的德文为“stellen”，我们应取其“aufstellen”(展示)、“hervorstellen”(凸显)之义：“幻象”设置商品、拱廊、居室和街道，这意味着将其置于梦幻的氛围之中，使之变成特定文化的符号和象征，从而成为本雅明所说的令资产阶级陶醉于其中的“文化史的幻象”。这便是本雅明在 1935 年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史观，它显然与波洛克和阿多诺所理解的社会史有别，于是，在“1939年论纲”(《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第 2 稿)中，本雅明删去了上述对“幻象”所做的“不够唯物主义”的解释，把波德莱尔对商品“幻象”的新奇追求替换成了诗人在 《七个老人》中呈现的一个有关城市贫民的“痛苦幻象”(GS.V:71) 。
本雅明试图在十九世纪巴黎城市物质生活的真实图景中解释波希米亚诗人和 艺术家们的生活状态和政治态度，毋庸置疑，其灵感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篇著 名的书评。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尝试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入手，解释其不顾现 实约束而热衷于政治密谋和政治幻想的特点，而本雅明则认为小资产阶级对 “幻象”的嗜好、偏爱和痴迷源于资本主义或商品经济本身的创造，更重要的是，小资产阶级在热衷于创造种种“幻象”的同时，陶醉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乃至于产生了商品拜物教的症候。在本雅明看来，这正是导致小资产阶级政治惰性的根本原因 ( see GS. V: 70) 。自马克思那里汲取的灵感也延伸到了本雅明对波德莱尔艺术理论的解释之中。在“1939年论纲”中，他说，波德莱尔把“极为新奇的东西作为极为古老的东西展现给读者”(GS.V:72)。我们不会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视职业密谋家为“昔日的炼金术士”，“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够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机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全集》2.10:334)。用本雅明的话说，这些具有魔力的武器和神奇效果的事件，还有浑身散发出陈腐气息的炼金术士，都是小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幻象”，是久已死去的“幽灵”。
三、幽灵
在 1840 年代，法国共和派秘密会社在准备发动街垒战的前夕，密谋家们会在他们秘密接头的咖啡馆里集体发誓。例如，“家庭社”在1836年暴动前的誓词中就包含了下面的语句：“我们将汇集人民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拿起枪来推翻背叛国家的政府。”德里达提示我们注意“conjuration”(密谋) 和“jurer”(发誓)两个法语词汇的同源性。德文的“Verschw rung”(密谋) 和“Schwur”(发誓)也是如此。这位解构主义者指出，conjuration”包含两层相反的含义，首先它是指一群人聚在一起，秘密地庄严发誓要推翻最高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英语“conjure”是指借助于具有神奇力量的咒语来召唤某种魔力和精灵的到来。其次，“conjuration”还指神奇的驱魔活动，其目标在于驱逐已经被召唤或召集而来的恶魔 (see Spectres: 70 - 71)。“密谋”在法语中还有另一个近义词即“conspiration”，基佐在 1822 年出版的一部词典中对二者作了区别，前一类密谋活动的目标多为个人和小集团，后一类则直指国家和政府。对于密谋的这两层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明白。在为谢努和德拉奥德撰写的书评中，他们有意选择“conspiration”而非其近义词“conjuration”，恐怕一是出于从道德上对小资产阶级的密谋家们表示鄙视，二是要把驱逐魔鬼和幽灵的任务交到自己手上，这是无产阶级密谋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驱逐幽灵的首要任务在于弄清楚幽灵究竟是如何降临的问题。自《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 1846)尤其是自批判施蒂纳极端利己主义哲学以来，马克思的这项工作就已经开始。施蒂纳把 ( 利己主义者的) 自我成长史划分为两个阶段:1) 儿童是唯实主义，只承认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事物，因此受制于它们;2) 青年是唯心主义，抛开了上述“外部事物”，沉迷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由儿童向青年的跳跃基于“第一次自我发现”：“我”认识到自己是超越现实事物之上的精神，于是挣脱了现实生活，变成了精神本身。虽然“我”就是精神本身，但还是“不完善的精神，并且还必须寻找完善的精神”，因为“精神就如此力求成为一切中的一切”。这个外在于并对立于作为青年的精神的精神又是什么? 施蒂纳认为，唯有这个超脱精神之外和之上的精神才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它是精神的理想和“神圣的精神”。只有摆脱不完善的精神，才能将“世界作为我心目中的世界来把握，作为我的世界、我的所有物来把握”，也唯有如此，自我才能最终由青年过渡到“成人”。简而言之，自我的发展就是自我神圣化的过程，因此马克思称施蒂纳为“圣麦克斯”。在将全部的世界纳入自己手中从而成为神圣的精神之后，自我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不但是神圣的精神，而且还是“肉体的精神”(leibhaftiger Geist)，于是，这个“第二次发现”使自我又回归了现实中的享乐生活。马克思接连拆穿了施蒂纳在“思辨”过程中不断变换祭出的“魔法”或“花招”：自我首先认定自己是个别的精神，继而以追求普遍的因而是神圣的精神之名取消了自身的存在，最终在掌握了普遍精神后将自己的肉体迎回。在施蒂纳的老师黑格尔那里，普遍精神是自我运动的，它从自我意识出发，最终到达对自我的绝对知识——绝对精神，马克思将这一 “头脚倒置”的精神体系翻转过来，努力使其成为社会现实的反映，只有如此，精神才能取得真实的品格。然而，施蒂纳的“精神”首先由于排除了社会生活的现实 ( 诸如团体、民族、阶级和国家) 而变成了虚幻的影子;其次，排除了这一作为“影子”出现的精神世界的“神圣精神”就成了“幽灵” ( das Gespenst)，它表现为“肉体的精神”，即以俗世之身来承载神圣精神的个人利己主义者，他把人生在世的享乐看做是神圣之道，借以将自我神圣化。因此，马克思揭穿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他说:
施蒂纳的“成人”是真正的德国人，所以出现的太迟了。在巴黎的街心花园和摄政大街，也许能看到数以百计到处闲逛的“愣头愣脑的年轻人”，公子哥儿和纨绔子，他们虽然还没有发现自身是“肉体的精神”，但却“对他们那样的生活津津有味”，并把主要的兴趣放在“完整的主体的满足”上。
我们太熟悉这些闲逛者、浪荡汉们了：15岁就在街头“闹事儿”的谢努不就是被巴黎人所说的“gamin”也就是文中的“Juünglingen”(愣头愣脑的年轻人)吗?“Muscadin”(公子哥儿)是十八世纪法国里昂的方言，最初是丝绸工人们送给当地的“大商人及其衣冠楚楚的仆人们”的外号，1794 年 7 月热月政变后，它被用来指巴黎街头身着奇装异服、外表优雅的青年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围追堵截无套裤汉党人和失势的雅各宾党人。虽然在 1840 年代“Muscadin”这个词汇早已淡出了日常法语，但马克思早年对法国大革命的史料非常熟悉，曾经计划撰写一部 《国民公会史》，自然对雅各宾党及其敌人印象尤其深刻。
幽灵离不开肉体，换言之，虚幻的精神只有附着于一个具体的肉体之上才能生产出幽灵。德里达说，“幽灵(fantme)的生产，幽灵效果的构成并非简单地是精神化，亦非精神、理念和思想的自我运动，后者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卓越的体现”，相反，“一旦精神自我运动起来，伴随着剥夺和与之相应的异化，唯有此时，幽灵的时刻才到来，它跟随精神，为它增添了一个补充的维度，一种模仿、一种异化或剥夺”，这位擅长文字游戏的大师继续说，“这就是躯体! 肉体 ( Leib) ! ……因为假如肉体没有出现在一个不可见的可见空间里，假如肉体没有出现为其显现的消失 - 显现(dis-paratre d'une apparition)，便不存在所谓幽灵，精神也就从不会变成幽灵 (spectre)”(Spectres: 202)。当肉体在幽灵中出现之时，它也同时在消失，于是精神得以凸显;然而肉体在幽灵中的消失恰恰凸显了肉体的显现本身，因此肉体在幽灵中处于既可见又不可见的状态。德里达的措辞虽然有些拗口，但却准确地描绘了幽灵的生成机制，意识形态的生产也遵循了同样的机制，只不过它所诉诸的肉体更为抽象而已。一旦思想脱离了它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人们的头脑里就会生成许多幽灵，并赋予它们以躯体，德里达说，“并非是让它们[幽灵们]返回到其理念和思想所系的活生生的肉体，而是将这些理念和思想塑身于另一种人为和人造的躯体里”( Spectres: 202 - 203)，这就是意识形态幽灵的生产原理。
1851 年 12 月 1 日晚，“纨绔的波希米亚人”路易·波拿巴发动军事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恢复了普选制。1852年12月2日，伴随第二帝国的成立，法国重新走进了复辟的君主制。从1789年大革命以来，在经历了共和制、帝制、君主立宪制以及革命力量与复辟力量的反复较量之后，法国革命的步伐依然未能停止。在七月王朝的末期，基佐就曾经乐观地预言革命在法国已经以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宣告结束，然而不久之后革命就再次爆发。为什么革命会一再反复? 如何破解十九世纪法国历史中的这一神秘的现象?无论是共和派、君主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曾经渴望尽快结束革命，托克维尔在《回忆录》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唉! 在复辟时期我自己希望如此，在复辟政府垮台之后依然如此，可现在又是重新开始的法国革命，因为事情总是如此。”然而，马克思并不希望革命就此结束，相反，他希望“重新开启另一场革命，与上一场革命相比虽然形式上相似，但内容却是全新的，它是社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如果说 1789 年革命解决的是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贵族之间的冲突，那么十九世纪革命将要面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为了确保一场即将到来的无产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对 1830 年以来由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发动和领导的、有无产阶级参加的历次起义和暴动屡屡失败的原因进行研究，其目标在于揭示和打破小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梦境。
从1830年到1851年，这个梦境由无数死去的幽灵组成：“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死去的精神纷纷找到了自己的躯体：科西迪耶尔、路易·勃朗和路易·波拿巴头脑中的分别是丹东、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幽灵：1793 - 1795年的山岳党是1848 - 1851年的山岳党的幽灵，拿破仑帝国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幽灵。小资产阶级的密谋家们不仅醉心于发明那些具有魔力的武器，而且还将旧革命的幽灵纷纷召唤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在革命危急的时刻及时显灵，赋予自己神奇的力量，从而把 “懦弱” 的自己装扮成领导革命的英雄。马克思说，“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形势”，他们自信“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了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详见《全集》2. 11: 164 - 165) 。最后，连他们自己也化身为“幽灵的幽灵”到处游荡。生活上的浪荡汉最终变成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浪荡汉——波希米亚文人。马克思说：“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全集》2.11:164)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作品中发现，诗人不仅喜欢捕捉世俗生活画卷当中的 “英雄主义”色彩，而且还乐于走上前台，亲自扮演英雄的角色。《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的作者由此联想到了马克思对法国农民的描绘。终结 1848 年革命的路易·波拿巴是靠占法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手中的选票上台的，他们是第二帝国的政治原则——“拿破仑观念”的崇信者。“拿破仑观念” 使军队在帝国和社会中“占了压倒性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全集》2.11:164)。在《小老太婆》(1857)一诗中，波德莱尔描绘了一位生活贫困、形容枯槁的老妇人，在夕阳西下的傍晚步履蹒跚地走进公园，独自坐在长凳上聆听军乐队的演奏：“在这个令人振奋的金色夜晚，/他们[士兵]把某种英雄主义注入了市民的心田。”本雅明评论道，因生儿育女而陷入贫困的农家子弟的英雄主义是“软弱无力的”，通过军乐团演奏这种方式召唤出来的英雄主义是这个社会“还能够制造的真实的、唯一的东西”(GS.I:1，576)。“英雄崇拜”成了第二帝国从皇帝到普通的城乡居民的道德意识和风俗，本雅明以巴尔扎克为例，说明在这位“讲故事的人”笔下，连最普通的旅行销售员也被尊为勇猛无比的的“角斗士”。
在波德莱尔的英雄谱里，不仅有第二帝国的缔造者拿破仑三世、巴黎街垒战的领袖布朗基、“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奋斗并获得不俗成就的人和反抗社会的人，还有“现代生活的画家”之一的康斯坦丁·居伊以及穿着优雅、气质高贵、敢于挑战社会道德规范的“纨绔子”( dandy) ，甚至还有老妪、罪犯、流氓和女同性恋者，他还不忘把自己的名字也列在了这个长长的名单里，以至于本雅明说英雄主义构成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要素。对不知名的波希米亚人和速写画家居伊，波德莱尔的崇敬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找啊。他寻找什么?肯定，如我所描写的这个人，这个富有活跃的想象力的孤独者，不停地穿越巨大的人性荒漠的孤独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个与一时的短暂的愉快不同的更普遍的目的。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
画家犹如奔跑在战场上的英雄，在稍纵即逝的“现在”时刻试图抓取某种永恒的东西，他发挥着非凡的意志力和专注力，不让任何诗意的东西从身边溜走，“现代性与时尚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流逝，而前者则表现为一种态度，它使人能够把握现在时刻之中所包含的‘英雄’因素”，福柯以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为例说，“现代性并非是稍纵即逝的感性事实，而是使现在时刻‘英雄化’的意志”。然而福柯同时提醒我们，此处的“英雄化”是一种反讽的说法。所谓使现在时刻“英雄化”并非是要将其“英雄化”，将其”保持住并使之永恒”，而是在尊重现在、保持现在的同时，使之发生转化，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在现实的真理与自由的操练之间进行一场艰难的博弈”，其目标是“使‘自然的’事物更加自然，使‘美丽的’事物更加美丽，使特别的事物‘拥有一种仿佛是作者灵魂的热情生命’”，在福柯看来，波德莱尔理解的现代性意味着人或艺术家猛烈地想象现实而不摧毁它，将现实转化为不同于它自身的东西而在其自身中把握它。简而言之，所谓使现在时刻“英雄化”，就是要运用想象力使之诗化和审美化，其结果便生成了本雅明所说的“幻象”，后者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它超越了时间和历史成为一种永恒的现象。
资本主义的文化“幻象”源于人们对商品新奇性的无限追求。在“1939 年论纲”中，本雅明发现波德莱尔善于将“极为新奇的东西作为极为古老的东西展现给读者”，而诗人也自觉地“期望有朝一日能变成古代”(GS. I: 584)。波德莱尔曾经研究过从大革命到督政府时期的时装样式，说这些“服装具有一种双重的魅力，艺术的和历史的魅力……人类关于美的观念被铭刻在他的全部服饰中”。马克思笔下的“党的正式代表”身着的那款“黑色燕尾服”，在波德莱尔的眼里，不仅具备一种表现普遍平等的“政治美”，而且还具有一种 “表达公共精神”的“诗意美”。然而在福柯眼里，七月王朝时期流行的色调阴暗的黑色服饰，还有波德莱尔予以祝福的各种送葬队伍都表明了人与死亡之间的“一种本质的、永恒的和无法摆脱的关系”。现代性的事物无论如何新奇，它们都终将会离去和被埋葬，一切新颖的事物若从其终将死亡的角度看，就都变成了废墟和遗址。1859 年 2 月，去世前八年，波德莱尔写下了 《旅行》，诗中云：
然而，真正的旅人只是这些人，
他们为走而走; 心轻得像个气球，他们从未逃脱自己的命运，
他们并不管为什么，总是说：“走!”
这首诗是献给马克西姆·杜刚的，后者是旅行家和讴歌社会进步的作家。诗行中出现了“大炮”、“恐惧”、“烦闷”、“厌倦”的字眼，可以看出，波德莱尔已经绝望于革命和进步，蜕变成一个“疯子般不停行走”的、轻飘飘的旅人——幽灵。他呼唤道：“哦死亡，老船长，起锚，时间到了! / 这地方令人厌倦，哦死亡!起航!”诗人像他笔下的画家居伊一样在巴黎的街道上疯狂地追逐着现代性，不断地将现实编织成美轮美奂的“幻象”，然而他却在自己制造的梦境中止步不前。因此，本雅明说：“现代性最终证明是他的厄运……” ( GS. I: 599);“波德莱尔的反叛带有反社会人的特点: 这是没有出路的”( GS. V: 70) 。
(完)
[作者简介]梁展，男，197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西思想史和文化史。近期发表的论文有 《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衡报〉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 年第 4 期) 、《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载《外国文学评论》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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