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Barkin博士是墨西哥城自治城市大学霍奇米尔科校区经济学教授，墨西哥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成员，2016-2017年曾任洪堡大学的Georg Forster研究员。他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79年因墨西哥通货膨胀分析而获得国家政治经济学奖。关注墨西哥经济发展，食品系统分析和可持续发展。作品包括：《通货膨胀和民主：墨西哥案例》(1979年)，《财富，贫穷和可持续发展》(1998年)，《建立当地环境正义解决方案》(2013年) 和《激进生态经济的意义》(2012年)。
摘 要
二十世纪，由于社会组织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持续危机，人们一直希望找到一个独特的革命主体。在这个语境中，识别有愿景、和能力去建造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社会与生产力之间的权力平衡将有所不同)的行动者，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考察的，即是一个几乎已经被忘记了的革命行动者——一个集体地组织起来、有意参与社会和生产改造过程，同时对领土提出合法要求的行动者——今天，这些行动者的行动，在过程中，巩固了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边陲的一组不同的社会星丛。
全美洲的土著与农民社群，自觉地集合起来，重新塑造他们的组织和治理结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社群还控制了他们和/或他们的祖先时代以来一直占有的领土。此动态的一个特别有趣的特征是，他们都把对“剩余”的理解，摆到了中心位置。他们有意识地使用各种各样的机制，来控制对剩余的生产和使用，而对剩余的生产和使用，又都是在他们进行的各种生产活动，和他们对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和人民的精力的动员(为了改进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和确保环境保护和环境恢复的能力)中生成的。
这场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各社群(这些社群各不相同)共享的合作和信息的程度。(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和半球的)同盟正在出现，相互支持的过程也日趋完善，这使得他们在政治组织上变得更加有效。他们正在发展的种种机制，正在(反过来)把他们变成一场不断壮大的运动，这场运动为坚定深入一个不断扩展的生产结构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个模型。
关键词
革命主体，集体，社群，社会改造，剩余
导 论
世界经济系统的模型，是被作为这样一个理念——发展和增长，这样才能提高社会的幸福和生活品质——来提倡的。它暗示着，通过资本主义的进步，人类就能实现平等、正义和自由。然而，这个模型的社会和生产关系正在生成越来越多的矛盾：一方面，在重新组织社会，给个体的主动性以特权(这就使集体组织变得不可能)的同时，西方的意识形态又在尝试抹除各种文化的特性;另一方面，生产系统也在要求新的资本积累的空间，这就助长了不平等，加重了环境危机，并对未来的食物生产、饮水供应和生命本身构成了威胁。在这个语境中，提出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革命过程，能够应对社会和环境的需求吗?社会改造的过程，又该如何展现自己?以及，谁会是这些革命的主体?
不是所有社会都认可全球化提出的进步许诺。出于这个原因，许多这样的社会，也宣布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支配，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来抵消资本主义系统的有害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世代以来，一直在抵抗掠夺和排除的那些社会群体的行动。最近，他们还为在各种空间中贯彻重要的社会改造过程，而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我们辨识了这些把自己改造为革命主体的土著和农民社群的一些特征。近年来，他们宣告自己是“反-系统的”并生成了各种挑战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和政治过程。这又涉及各种维持其生活方式，控制其生产系统，保卫其对重要领土及其自然禀赋之要求，以及，最终，用各种计划来改进其生活品质、保护其生态系统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创造出新的，生成剩余和分配剩余(为的是个体和集体的好处)的方式，创造出一种构成一个“集体的革命主体”之基础的，新的“社会能力”。
社群：革命主体的集体基础
替代方案的建构，也引出了一种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改造的可能性。我们的分析，是建立在拉美许多土著和农民社会的历史的基础上的。这些社会一般都有着根源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由一个复杂的信仰、价值和传统系统构成。尽管不完全，但我们还是可以列出以下特征：1)他们认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在这个关系中，与自然的关联，引出了人、社会对自然的责任;2)他们对财产权持一种社群至上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对他们的生态系统的关照和使用，是由集体来决定的，使用权并不意味着私有产权或销售的可能性;3)社群工作要求在非资本主义价值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劳动;以及，4)参与式民主，涉及独特的治理结构，负责任的参与，和集体的投入。
David Barkin
在巴金和雷穆斯看来(Barkin and lemus, 2016)，他们的世界观，合在一起，意味着对他们的认同的持续的重新定义，和在当前的境况下，对他们的文化遗产的意义的新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超越了他们的历史遗产，来重新定义他们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有一种多文化的特征)，他们有意识地保留了一些有效的特征，同时也抛弃了一些不重要的特征;具体而言，这些社群决定丰富他们对社会-自然关系的认识(Wolf, 1982)。这种知识的建构，允许他们把自己改造为一个社群(也即，集体意识)，生成这样的模型——这些模型变成了可持续性和社会正义的适当位置。
他们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代表了一种激励、和一种社会资源，它帮助他们维持自己的存在，重新建构他们内部的社会过程，以应对他们当前面临的挑战。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孤立的社会，因为他们必须持续地与资本主义系统互动。他们知道并理解资本主义系统的逻辑，但他们的社群世界观创造了维持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以及，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互动的机会。而这之所以是可能的，又是因为，他们定义良好的政治立场和集体决定，促进了社会不变革的可能性。
革命主体能够改变他们的处境，超越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在社群中出生和再生产。“社群是一个伦理的计划，长期以来，它一直提议社会改造，并且是社会改造的向导”(Villoro, 2003: 41-42)。社群有给它对集体革命主体的建构以意义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包括：a)社群是由认为自己是总体的一部分的个体组成的;b)社群是建立在推动共同善的服务的基础上的，它是社会贡献加总的结果，互惠是它的固有特征;c)社群不否认个体性(个人认同)因为人是在(通过自己的决定)为集体做贡献时才获得圆满的;d)在这个过程中，它深化了尊重复多性、和个体价值的共同价值;以及e)社群促进了诸如团结和博爱此类的社会价值的发展，其中通行的，是一个一致同意的过程(Villoro, 2003)。
社群是两个主要影响力的结果：1)一个包括殖民征服和几个在不同政府系统(这些政府系统以欺骗、盗窃、排除和歧视为特征)下的，表面上的独立时期在内的历史轨道;2)一种基于集体层面的世界观——其中，语言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换言之，我们偏好在历史上，以集体的方式构成和演化的社会：共同善高于个体的利益。社群建立了一个社会契约(按不同于霍布斯式的条款[1651]);表述和接受这个契约的是集体，在集体中，个体受社群的决定和意志统摄(Villoro, 2003);因此，这个社会契约的概念，隐含着社会成员间的统一。
总而言之，社群是一个集体生活计划，它与新形式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别的现实，别的合理性——相关(Barkin, 2012)。这种实践的结合，看起来也创造了新的、以促进社群福利为目标的生产关系。这些组织的表达并不新鲜;相反，它们是世代抵抗的结果，在抵抗的过程中，价值和集体的目标受到了传统的修正和传递，同时也为习俗所重新肯定、和重新构造。作为这个演化的一部分，“身为土著”，也变得至关重要：这些运动能否取得成功，他们的社会要求能否被接受，他们能否形成同盟，以及，他们能否改造自己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生态的空间，都取决于此。
今天，各个社群正在在他们在全球系统内占据的空间中的不同逻辑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他们熟知那些对支配的系统，及其发展模型提出质疑的认识论辩论。他们的战略，部分以理解和贯彻把他们的集体视野和环境正义纳入考虑的，促进地方、区域进步的计划为目标(Barkin and Lemus, 2016)。这就是这个集体的革命主体诞生的语境。
集体的革命主体与改造行动
对于集体的革命主体来说，社会改造的潜能，在于其社会能力(social capacity)。这个社会能力，是通过社群占有和使用的无形资源(社群把这些资源用于一致同意的，建立巩固其幸福的战略的行动)形成的(Barkin et al., 2011)。社群通过他们的世界观投入实践的属性包括，互惠，互助，和强化社会凝聚力、促进社群利益的支持网络等原则。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可以这样谈论“集体属性”：它们是“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性情(……)，这些性情表达为关于社会的，偏好、与拒绝方面的信念，这，促进了与之一致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涉及对特定价值的坚持，和对特定情境的拒斥”(Villoro, 1992:278)。
这个社会能力，允许社群动员其社会与物质资源，来集体地实现既定的目标。一方面，这些需求，是建立在社群的愿景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由资本主义模型来决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涉及在社会中建立经济这样一个受社会的需求、而非市场统御的经济过程(Polanyi, 2003[1944])。后者引起了一种对进步、发展和生活品质等概念的重新思考，因为通过社群的价值系统和集体原则，幸福也发展出其他的，基于质的和无形的维度的(而可量化的)意义。这样，社会改造也就变成了社群的社会能力的一种表达。在接下来的几个小节里，我将考察对于这种社会改造来说是根本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创造了集体的社会主体的社会能力。
领土管理：对生产系统的管理
这种类型的社会在经济上维持下去的基础是领土，被认为是一种共同善/物或财产的领土结果，它对领土的占有，也是集体的。这些社会强烈地依附于他们的领土，他们与他们所属的自然环境的特殊(和谐)关系就证明了这点。这个领土，不被设想为一种商品，它就像是生命的赋予者(Pachamama，或地球母亲)，一个囊括历史、文化、社会组织和自然的地方。领土管理也和集体认同(一个社会地建构出来的空间)的建构密切联系。领土不只是一个生物物理空间，它还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精神的、和经济的空间，它给集体以意义(Martinez Luna, 2003)。这个概念意味着，他们的生产系统建立起来了，这些生产系统定义了一种与自然的联结，后者又包括对保护其自然禀赋、和促进其恢复上的投入。如果社群有能力控制和管理其领土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决定自己的生产系统，因此也就能决定自己的社会结构了。
领土，是这些社会存在的一个组织结构。在许多情况下，它一直是斗争的目标，而为保卫它而进行的斗争造成的冲突，因为当前形式的资本扩张，也激烈起来了。在严格意义上说，土著和农民社群应该全面控制他们居住的领土。不过，国家政权又经常和强大的资本家合谋试图把使用他们的领土的决定，强加于他们。
在这方面，在自然“资源”的开放上，国家对私有产业做了许多新的妥协。在一些情况下，国家承认领土的集体合法所有权(在墨西哥，有像“ejidal”或者说共同财产那样的法人)。不过，无论法律所有权的形式如何，社群的社会组织，都允许对其领土的有效控制。这就是为什么社群要搞同盟、支持网络、关于法律问题的教育进程、以及最重要的政治谈判策略，来让自己的人民，有效地控制自己的领土。
剩余管理
随着这些新形式的组织的巩固，社群得以创造新的活动和认同，和为集体的利益，而动员可为他们所用的资源。在这些社群里，这个经济的剩余，并不是以常规的形式——只有一个量的(钱的)维度——出现的，相反，它还包括许多市场中不考虑的，物质的、社会的资源。为生产和管理这个剩余而进行的，集体的管理，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管理，它展示、并巩固了社群的社会能力。这个对剩余的生成、占有和使用过程，还有一个无形的维度——它反映的是社群的价值和原则，而非市场动力机制定义的那些价值和原则。
至于剩余的生成，它是从抛弃被定义为商品的劳动力概念开始的。在大多数社群中，这创造出一个动力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他们通过志愿或团结工作(“mano vuelta”和”tequio”)——这些形式的工作不以工资为中介，而是基于互惠、合作和团结原则——动员了可观的生产潜能。在这些活动上，我们还可以加上社群领导和行政的活动，以及通常专门分给女性来做的，关怀的任务(教育、医保、社会服务、等等)——这些，经常也是通过集体来管理的。
在对这些资源的占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是集体所有权的概念，这个概念涉及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在相同的互惠互助原则的基础上，控制了决策。尽管一部分剩余分配给了个体(用于满足特别的需要和奖励个体的努力)，但是，关于剩余之分配的集体决策过程，是社群维持其自治的重要支柱之一。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些社群中，生成和分配剩余的标准，是直接从强化社群生活，同时组织多样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生态的需要的角度来评定的。
对剩余的动员，对于理解社会变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破坏了市场的核心性。它用一个计划生产、管理剩余资金的系统，和一个把资源分配到各个其余以增进社会利益的管理系统，来取代市场。这就允许社群决定、和指导其资源，使相关的决定，成为巩固社群、发展与其他社群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同盟之过程的一部分。动员剩余也取决于社群组织工作、生产过程、交换和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的社会能力。换言之，它关乎于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自治、自我管理、议价权)。
对剩余的使用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其生态影响。人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战略，来应对环境挑战。在整个美洲(和其他地方)，各种社群都面临着所谓的“死亡计划”——比如说，开矿、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以及国际规模的，对土地和水的攫取——的威胁。在墨西哥，在发展行政和立法战略，来强化社群的社会组织，以保卫社群自己的领土和生态系统不受此类提议影响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步。
政治立场
社群本身是不可能贯彻社会改造项目的，因为它的历史、文化资源不足以在没有其他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支持的情况下，实现它的目标。集体的革命主体必须发展出一个政治立场，来促进更宽泛的战略和计划。考虑到资本主义系统内政治行动的局限性，集体的革命主体的行动能力，是建立在它通过对其领土及其剩余的控制，来执行一定程度的自治的能力的基础上的。如果国家政权(在它的法律框架内)承认社群自我管理的能力的话，那么，社群也就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改造能力。
Zapatista壁画
墨西哥和拉美出现的各种社会动员，在生成、和拓展这一能力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区域多样的社群，加入了民族国家的、和国际的网络，来创造区域性的同盟，而这个同盟，又强化了它们以个体社群身份提出的要求。特别地，他们对领土的保卫、和保护他们的生态系统的要求，触发了这些政治组织的战略。
集体的革命主体，在自己的社会能力允许它去建设一个自治的治理系统，来控制它的领土、管理它生产的剩余。不过，这些集体的革命主体并不打算(通过选举或暴力的过程来)夺权，相反，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人民权力 (Vergara, 2011)或社会权力 (Toledo, 2015)的行使上。前者指的是这样一种集体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主要的斗争，是为争取扩大对领土的控制而进行的，因此在土著和农民群体那里，也是有可能发展出这种类型的权力的。后者，指的则是形形色色的组织起来的群体(包括社群、合作社、工会、社团等等)发展出来的，另类的/替代性的计划。
国家在国际压力(要求国家向投资让步)面前行使其主权的无能，进一步抹杀了通过征服政权来实现激进的社会转变的可能性。不过，这些类型的社会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地方空间中征服政府的权力，也将是在这个方向——即，在承认人类尊严、抛弃从属关系的基础上——上重要的一步。
集体的革命主体的社会改造的一些表达
今天，许多表达都可被称作革命的，但它们的定义，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主题。传统的暴力革命观，在“日常斗争”概念(Scott, 1985)那里找到了新的见解。革命政治的危机，引出了以抵抗(resistance)和反叛(rebellion)为形式的，对革命的新表述;这些形式在最近几十年来变得显著起来(Baschet, 2012)，但就“革命的”这个概念而言，它们反而更难定义了。我们认为，革命的表达，包括这样的行动——这些行动涉及特定语境中的，重要的社会改造，包括社会和生产结构的社会动态机制、政治生活、和生态保护中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又经常涉及对资本和国家提出的，限制社群的自治、或社群控制其领土的能力的动议的拒绝。
拉美的土著运动把“抵抗”总结为这样一种动力机制，此动力机制是他们从殖民，到建立新自由主义系统的斗争的特征。他们的活动超越了作为一种保卫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之方式的，抵抗的文化。这些革命主体是土著、农村、和农民社群，他们参与了抵抗全球化市场的经济合理性的表达，给它加上了可持续性的伦理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维度，并展示了这点，即他们的活动，乃是社会有社会和环境责任地占用自然的过程的一部分(Barkin et al, 2012)，这个占用生成的剩余，又对他们的生活品质、和他们的生态系统的保护，做出了贡献。
抵抗因此也就和反叛发生了联系，后者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展示它与支配的系统的不合，与力图夺取国家权力来搞社会改造的经典革命相反，它意味着权力的自下而上的使用。反叛引起了一种改造下位者的语境的社会组织(EZLN, 2003, vol. 5, p. 352; in Baschet, 2012:7)。
但社会运动走的比这还远。当下，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种，以“r-existence(抗在，在抵抗中存在，存在即是抵抗)”为形式的革命表达。各种新的解放观和对可持续性的建构，正从土著人民对现代殖民的历史抵抗中也涌现出来。这是那场给人民对其祖先的领土的要求以合法性，同时反对对自然的占用/改造、和全球经济的扩张的斗争带来的结果。对重获自然与科技(带来)的好处的分配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些传统人口的“抗-在”，他们，才是拉美社会环境运动的核心(Porto y Leff, 2015)。
Zapatista壁画
可能一看上去，土著和农民社群只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而已。但我们的表述指出，他们也在寻找提高他们的社会组织中的生活品质，在此过程中重获他们的文化认同(语言以及关于祖辈的知识)的方式。这个“抗-在”涉及对祖先的知识的抢救和/或发明，结合科学知识和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实现在确保社会与生态平衡的条件下，继续在他们的领土上生活(Participacion de la Comision Sexta del EZLN, 2015, Beaucage, 2012, Rodriguez, 2010)。
马克思的革命主体vs.集体的革命主体
马克思的理论-方法进路，对于研究革命和革命主体来说，是根本的。这个框架提供了多样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有塑造了动员二十世纪革命的意识形态建构。在本节，我将考察马克思的革命主体概念，和我们关于集体的革命主体的提议之间的区别。
我们并没有把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考排除在外，这个传统也包含一些对于今天，由社群来领导进行的社会改造来说重要的元素。如此，我们在1882年的俄语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前言中发现，恩格斯把农村社群，呈现为新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起点，因为俄国社群可以从原始共产去自然化，而走向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形式的所有制。这点，在马克思1881年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也很明确，这封信开启了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如俄国的农民公社，和资本主义的系统)共存的可能性(Marx, 2015)。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拒绝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贡献。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理解今日之处境的基本，在这里，主体正在改造他们的社会现实，强化他们的独特认同、和变革的能力。为进一步定义我们的贡献，我们比较了马克思的立场，和我们关于革命主体的提议：
——社会阶级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马恩定义了两个象征性的、相互对抗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关系，是由“掩盖”剥削的雇佣劳动来定义的。在我们这里，我们并没有提出社会阶级，而是相反，提出一个可能体现、也可能不体现基本的资本主义关系(雇佣劳动)的土著和农民社群。也就是说，一个外在于支配系统的，有独特社会动力机制的，具体的社会。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首先，它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一种知识(它意味着对自身的存在和行动，也即，对自身的改造力量的认识，后来它促进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出现的(Caycedo, 1999)。而对我们来说，这种意识可见于集体的明确决定，即，不去复制/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也许，这个决定的起源，可能是作为社群世界观指向的土著认同，而社群的世界观也在激励人们保护和保卫这种认同。
——通过阶级意识，把工人阶级巩固为政党的操作。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的组织，始于小的群体，这些群体又形成一个战线，并最终巩固为一个代表所有人的政党。国家的根本作用就来自于这里，而夺权，即是革命的目标。而在我们这里，我们提出的是，社群要采取一个政治的立场，这个立场会引出一系列谈判的战略、同盟、和协定，后者又将巩固允许他们扩大自己的自治和对领土及剩余的管理的法律框架。夺取国家权力不是集体的革命主体的目标。
——对革命的构想。组织和巩固为政党的无产阶级，将通过从政治上控制国家，来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统治(Marx y Engels, 2011)。而如上所述，在我们看来，革命并不必然要采取一个暴力的立场，因为我们已经指出，革命也可以以抵抗、反叛和“抗在”的形式来表达。
这些区别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集体的革命主体的构想，是唯心主义的。通常，在我们思考土著、农村和农民社群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容易误入以下两个歧途：要么浪漫化原始人的生活，要么拒绝传统的社会实践。前者会导致把社群的社会条件理想化。后者则会把我们的思想推向另一个极端，也即，彻底拒绝实践和祖先的知识。
这两个选项，都远远偏离了今天社群的客观现实。集体的革命主体进行的改造，不意味着回到过去，因为它把传统的知识，和当下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整合到了一起，从而生成出各种服务于社群多样需要的机制、程序和工具。社群内依然存在大量的冲突，这是数个世纪以来，他们对征服的适应和抵抗，以及他们遭受的各种形式的不义的产物(Wolf, 1969; 1982)。
这篇文章讨论的集体的革命主体近来的历史显然证明了，它有能力改革社会，抵抗社会的权力结构(这些人本身就深陷于这样的权力结构之中)。它们证明了，意识和能动性，是这个修正和强化他们的社会与他们和资本主义世界系统的关系的明确计划的一部分(Little, 2015)。在可能的时候，他们还会参与各种“民族重建”的计划，就像厄瓜多尔或在玻利瓦尔的一个短时期里，或者说，就像在像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那样的充满抱负的地方提议中那样(Baronnet et al, 2011)。不过，在整个美洲，无数群体也正在重建他们与更大的社会的关系，就像在随着他们对国际资本提出的“死亡计划”的反对日益稳定，他们也越来越致力于贯彻环境正义的计划那样。
尽管这些社会的“革命”特征依然有待决定，但我们认为，参与上述动力机制的人民，已经清楚地为社会和生产的组织识别出新的，直接对国家结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构成挑战的道路。在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个矛盾”(O’Connor, 1988)——向人类社会提出的实质性威胁面前，他们就处在人类要求的深刻改造的最前线。所有这些，使这点变得至关重要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有效地对资本的统治发起挑战的革命力量的意义。
结论
考虑到我们的分析的复杂性，定义克服资本主义系统所需的革命或社会改造，是有风险的。但尽管存在这样的困难，在回答“在当前的语境中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革命或各种革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以下三点——但同时，我们也无意因此而限制未来丰富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具有全球特征的革命表达，它预设了经济范式的变革(经济革命)。然而，规模如此宏大的革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经济范式不止建立在理论的层面上、科学的框架内(如此，经济革命需以科学革命为前提)，也建立在结构的政治的层面上，因为该模型，是在各种机构、和各国的政府机器(如此经济革命也需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一部分的社会系统中(如此，经济革命也要求社会革命)中获得合法性的。
第二种可能性在于那些能够超越他们的全球资本主义关系，有能力在进入资本主义系统的同时，生成基于不同逻辑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生态的动力机制的社会。这个选项要求异质性的革命——由贯彻这些过程的社会，在地方层面上生成复多的改造。
最后，第三种可能性与一组源自人类活动的环境问题相关。气候变化是人为破坏的最大表达，人对自然的破坏已经在生物层面上危及了人类这个物种——作为生物多样性、土壤肥沃性丧失，降雨模式变化，极端气候事件的密度与烈度的变化等的结果(CEPAL, 2009)。
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是今天各机构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然而，当前的资本主义系统优先考虑的，却又是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占有，而不是人类的幸福、和地球的均衡(Barkin, 2013)。试图改变大公司(它们是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行为的社会动议，有受到了支配群体破坏一切改造动议的强大能力的限制。
我们在这个混乱的全景中提出的革命进程，与地球的系统和寓居于地球的社会的弹性现象有关。我们描述的集体的革命主体，注意到了这个弹性的能力;这个革命主体能够贯彻各种过程，来重新组织社会，以面临环境挑战。对这个革命主体的跨学科分析表明，他们能够适应今天复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危机。
出于这个目的，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Barkin et al., 2012)，我们提出了集体的革命主体这个概念，即，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关系的土著和农民社会。他们集体作出的，不参与资本逻辑的决定，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被孤立的、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曾是那个系统的受害者，并遭受过各种形式的包含和排除;如今，他们正在重建他们的动力机制和社会结构，来恢复他们的文化、认同和知识的有价值的部分，并把这些部分，和关于他们的领土的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生态的知识关联起来。
这就是“抗-在”的本质。他们正在创造这样的空间——其中，他们可以进行自治，而自治的基础，主要是他们控制自己的领土、管理自己的剩余的能力。集体的革命主体的这个固有的能力，对幸福的多个维度(如，工作条件和物质、社会、文化及环境条件的改进，这些条件包括健康、教育、精神和闲暇等等)作出了贡献。
集体的革命主体是一个这样的社会行动者：它建构并重新建构自身，改造或创造自己的现实。尽管它的目标是一个美德的未来，但它也注重对遗产的保护，以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形成平衡，它还从过去和当下学习，来创造新的替代性方案。总而言之，无数革命者正在参与与他们的语境相应的过程，而这，也强化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另外的世界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世界正在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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