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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争

张昕 · 2018-07-04 ·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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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未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主旋律?是现有发达国家之间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重新谈判,包括重新缔结各自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社会契约?是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普世化之后出现更多的多边机制僵局、各种局部的地区安排、平行体系的繁荣……

  【导读】2018年是金融危机十周年,本文作者指出,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一个历史节点,则激发了人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批判性反思。一方面,在金融领域和贸易领域内,新生力量正沿着不同的轨道走上国际舞台,如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通过鼓励双边贸易中接受各自本币、货币互换、甚至易物交易来规避各自对美元主导的货币、支付、金融体系的依赖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遭遇美国的强力回击,美国甚至不惜因此和自己的盟友撕破脸皮、剑拔弩张。随着美国的金融霸权出现衰退迹象,全球金融秩序的未来走向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对这一发展态势,重塑金融体系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成为一项亟待完成的工作。

  从1989年柏林墙倒掉到2018年美墨边境筑起高墙,发生了1998年和2008年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说199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还是部分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那么十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则源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2008年金融危机也是打破冷战之后对于历史终结乐观预期的标志性事件。1989年到2018这30年时间,金融化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一轮周期波动引发的是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一个历史长周期的新循环似乎正在缓缓重新展开。

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

  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新确立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金融几乎渗透到了现代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细节,从企业运营、城市中心的重建、个人退休生活的打理,到国家财富的积累和地缘政治竞争。金融对于现代生活渗透之全面、深刻,意味着所谓的“金融化”现象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讨论中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而2008年发源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的金融危机也是自60年代末逐渐兴起、自冷战后达到顶峰的“金融化”过程的结果。

  “金融化”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一般指经济体系中利润的创造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贸易或者产品生产渠道实现。在经济领域里金融化的具体表现可能包括: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重要性超过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各种新金融交易工具引发的金融交易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金融化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则可能表现为:特定食利阶层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上升;金融资本管制的放松在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大幅扩展渗透;金融知识早就和支持一个地位特殊、难以挑战的专业知识社群捆绑;以及大众日常生活中金融动机的上升和蔓延。

  在最抽象层面上看,金融化的核心就是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遵循的不是马克思笔下“资本-商品-资本”(M-C-M‘)的增值过程,而是脱离其中的商品(C)环节,直接完成“资本-资本”(M-M’)的增值过程。金融化意味着资本表现出其最“纯洁”、最本真的形式--资本作为资本本身存在和发展;金融化使得资本主义体系变得更完美,但也更不稳定、更不可驾驭。无论是“赌场资本主义”还是“高利贷资本主义”都是大众媒体对于这个金融化主导时期资本主义体系的形象描述。金融交易、金融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升并非新现象,历史上也曾经出现很多不同形态的初级金融化。但是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金融化和实体生产、贸易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更加疏离,时空上的延展性和侵略性也更加突出,而金融化过程也恰恰是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不断巩固自己金融霸权地位的过程。

美国金融霸权的内部变化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一个制造业大国逐渐转向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80年代美国企业经历大规模兼并、拆分重组,大量资本从衰落中的制造业退出,转向能获取更高利润的产业,主要是由金融、保险、房地产构成的所谓的“火烧经济” (FIRE: 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同一时期,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全面占据上风,这意味着企业经理们必须全面关注华尔街分析师们如何评估自己的企业,必须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各种“金融工程操作”以提高和维持高股价。随着企业的财富与华尔街、金融产业的评估联系日益紧密,金融思维也更全面深刻地渗透到全社会。不仅仅是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按照华尔街制定的策略行事从而最大化股东价值,政府和个人也必须重组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政府也要像商业企业一样运行,普通公民则必须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个人投资者来管理自己的财富,培养个人的“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甚至成为国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金融产业内部,传统的商业银行通过提供贷款,获取借贷利息之间的差价来获利。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金融体系演变成为一个攫取高额利润的风险偏好产业,不少传统上不从事金融服务的企业也开始转而开拓金融业务作为自己利润的主要来源。银行的商业模式从与客户长期的借贷关系转向以各种服务费为重点、将潜在的客户视为完成各种交易的来源以便自己从中赚取费用。这样的压力迫使银行全力参与任何一种他们可能收取费用的金融交易:保险、股票和债券的发行、销售,等等。银行因此承受了各种高风险的交易、包括不为银行保证金所覆盖的各种高风险“表外业务”。这种纯粹为了金融交易本身而交易的特点,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从事金融交易的经纪人、交易员--包括他们构成的整个职业--更多依靠这样的中介活动获取利润。

  金融化过程也和美国的社会福利公共政策过程紧密相连。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管理者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时期, 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主要依靠他们的雇主提供养老金和医保计划,靠政府提供社会保险,靠银行的长期贷款提供家庭的财务安全。而在经历兼并浪潮的80年代和去管制与企业丑闻爆发的90年代,普通美国中产阶级对企业雇主提供长期就业、退休保障的保证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转向资本市场寻求财务安全和投资机会,不少中产阶层发现有必要学习把自己的住房视为资产,将自己的养老金作为投资工具。个体成为独立的投资者使得后工业化的美国社会也迅速演变成了一个“投资者社会”。令人遗憾的是,2008年危机爆发之后,不少当年希望依靠自己的房产和401K账户投资来安度晚年的中产阶级现在不得不面对房产和股市投资都泡汤的悲惨境地。

  在宏观层面,美国60年代末之后的社会福利政策明显缺少新的社会项目,基本的政策取向是削弱对工人和消费者的保护,与此同时,监管和税收政策的改变导致收入差距水平持续上升。曾经罗斯福新政时期和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在缩小美国收入差距方面的成就在里根到奥巴马这30年时间彻底扭转:美国在21世纪初的财富差距水平已经重回上世纪20年代。

  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掌的白宫合作下,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亦称《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 ,Gramm-Leach-Bliley Act),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开始同时大规模从事投资银行的活动。200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商品期货现代化法》(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实质上终止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绝大部分管制,这间接导致后来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各种赤裸裸的投机和欺诈行为。该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后来被戏称为“安然漏洞”:这些特例条款终结了1936年《商品交易法案》中有关期货交易的部分,使得能源公司安然公司之后可以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种欺诈交易,直至2001年破产。

  虽然美国是金融化过程中的核心国家,但在整个西方世界内部都有类似趋势:在经历上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后,福利国家鼎盛时期的高强度金融监管之后,1970年之后对于货币投机的监管放松和热钱的急速增长,导致全世界在1970年至2007年间至少发生124起不同规模的金融危机。金融化过程对收入分配亦有重要影响:不论是市场决定的初级收入分配还是国家介入之后的再分配,在经合组织国家内部,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所有者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迅速扩大自己在全民收入中的比例,金融机构从非金融机构吸收的利润比例也同样上升。金融化过程推动食利者阶层兴起的另一面则是劳动收入在全民总收入中的比率持续下降。

金融化的世界体系含义

  理解金融化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需要理解这个过程的国际背景。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从一战后“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的终结中吸取教训,希望摆脱此前国家间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各国政府认识到国家需要认真对待外部经济冲击带来的内部成本,最主要的就是要素自由流动产生的经济重整给国内劳工带来的更高不确定性和风险。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复苏正建立在发达国家间 “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之上:国际经济多边主义和各国对内稳定、保护社会的追求同生并行,甚至互为约束条件。作为这个“嵌入式自由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则主要负责稳定金融和汇率市场,在限制资本流动(但并非全面禁止)和规制汇率波动方面该体系是成功的。

  但1971年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之后,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石的固定汇率制度也迅速瓦解,进入了当下这个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资本自由流动时代。这恰恰也就是金融化过程在国际乃至全球层面的表现。由此,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美国的金融霸权在此后三位一体,全面终结了战后西方世界内部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共识,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也开启了主流话语中所谓“全球化”的新阶段和新形式。

  如果将70年代后的金融化过程置于更长远的历史维度中,则它还有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世界体系层面的含义。按照意大利社会学家乔瓦尼·阿瑞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周期的研究,700年左右的现代世界体系先后经历过四个资本积累的长周期。每一个周期都先经历一个物质扩张主导的阶段--此时利润的增长主要通过商品生产和贸易产生;然后是一个金融扩张阶段--这时利润的攫取转移到金融渠道。每一轮的周期都会产生和依赖于一个特定的霸权国家,每一轮中的物质扩张阶段的开始正同步于一个新的霸权的兴起。每一轮积累周期从扩张的鼎盛时期逐渐转向收缩和衰退,都意味着霸权国家没有办法处理该周期中出现的某些决定性问题,而下一个周期勃兴中起到引领作用的新霸权恰恰为前一阶段旧霸权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包括对于基本权力关系的重新界定、提供新的组织资本的方式等。这四轮积累周期中的霸权国家(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本身的领土面积大大增加,而霸权由盛及衰的周期时间则在缩短。

  70年代以来金融化时期的西方世界似乎完美契合阿瑞吉对于长周期进入金融扩张阶段的描述,而美国无疑就是70年代以来主导霸权国家。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否预示着美国金融霸权已经走到了长周期的尾声?阿瑞吉和他的合作者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同时也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同一时期处于崛起状态的中国,一个潜在的领导国家、一个被许多人认为具备了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经济体。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经、劳资关系的基本特征与美国大相径庭,但是金融化的趋势却也日益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经济管理思维和方式上。大致始于1993年的这个过程不仅仅导致直观上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之间收入的拉大和金融资产泡沫的膨胀,更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逻辑。中国国家开始逐步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并且更全面地使用各种金融手段(包括股东价值原则)来管理国有资产和各种公共投资项目,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所谓“股东国家”的性质。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则进一步体现了金融资本的原则: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代表的制度安排将加速确立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关系;而中小资本相对独立的积累模式也在国家和大资本的联手挤压下加速依附于大资本。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现象:生产过剩、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萎缩、投资回报率下降等,中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力量对比也在迅速向后者倾斜。由此,中国经济自新世纪以来金融化速度急剧加快,金融化的某些增量指标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如果与20世纪初的美国类比,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从以卡内基为代表的产业资本主导到以摩根家族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导的转变阶段。此外,在全球最新的所谓“独角兽”企业(资本市场上的新宠、绝大部分不从事传统的制造业)的分布中,美国和中国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两极,而诸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强国在这类企业的表现上却是乏善可陈。2018年以来,中美双方剑拔弩张的贸易战口号背后,争夺的制高点也很明显已经聚焦在高科技和金融部门,在中美之间还未全面展开的贸易战之后,终极对决很可能还是在金融领域。中国在摆脱自己于世界体系中半边缘国家地位的同时,作为潜在的经济霸权也开始经历与这轮资本主义积累一样困难而艰巨的结构转型,这样的艰难转型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映射到中国经济对外伸展、扩张的过程中,包括中国直接推动的替代性全球化与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全球化之间在制度、秩序和理念基础多个层面的竞争中。

  在金融资本再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如果将金融化的政治过程依旧视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恐失之偏颇。金融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以生产过程的终极产品或者以资本周转的周期长短作为主要标准来划分进步的产业资本和反动的金融资本也并不恰当。两者之间完全可以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关键是看金融资本的逻辑如何渗透并改造传统的生产、消费、再分配过程,以及如何回应背后的政治社会过程。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的差别也在逐步缩小。

霸权之后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竞争

  2008年以前的金融危机有时也被称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十年中已经作为一个关键节点,重新激发了人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及其道义基础的批判性反思。各种批评和抵抗的出现本身还不足以产生一个对于现有全球秩序的颠覆性重建,但是已经刺激了部分部门或者部分次级系统内部的改革。

  正是在改革过程中,最新一轮有关全球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争被越来越多地整合到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上。美国和欧洲国家以这个秩序的倡导者和捍卫者自居,在这些国家的主流话语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当下大致包含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经济领域的开放,政治领域的民主自由原则,规则为基础的行为准则,摒弃暴力和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首要合法原则。在这套新近出现的话语中,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家和基地组织之类非国家极端力量都被界定为这个秩序的挑战者。

  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概念即便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内部也是近期才出现并予以采用的,即便在英国,人们也一直更习惯于用“大西洋主义”。目前被提炼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是一组逐渐累加、调整的观念、价值观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实践的总和,其实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版本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包含不尽相同的内容,其推动力量也不同。而且不论哪一个具体的秩序都不存在全面的国际共识。这一点在冷战之后尤其明显--没有明确的传统“热战”所决定的胜负结果,导致至今对于冷战本身的结果判断仍然充满争议,甚至其争议程度在被不断提升。

  单个霸权国家的存在并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在作为最早具体表述“自由主义国家秩序”的“威尔逊主义”中,国际体系的自由主义性质并不要求其组成国家的自由主义政体性质。当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自由主义在国际层面胜利推进的后果:因为在地域、国别、议题上,自由主义原则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规模,也在话语层面获得前所未有的普遍合法性支持,包括一部分非民主政体也在实际上接受这套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但是自由主义本身必须保持“内部”和“外部”的张力,才有可能长期稳定。而当这一套原则在冷战后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依托美国霸权开始真正蔓延到整个国际社会时,它的内在矛盾和不可调和性也以各种方式凸显出来,部分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的抬头其实就是希望重建这样的内外差别--包括在贸易和人口流动上筑起国家间的有形壁垒,也包括在各自国内按照各种身份差别重新构筑的无形壁垒。

  恰恰是在(新)自由主义向整个国际社会蔓延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主体才可能有能力来挑战这个体系,这也正是一系列关于新兴经济与现有新自由主义体系之间“融入性挑战”微妙关系的基础所在。在贸易领域,这种“融入式挑战”的复杂性表现得尤为彻底。90年代以来,以巴西、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是在原有自由贸易体系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终于进入这个体系的政治决策中心,由此希望按照这个体系的规则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同时希望自己的主权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内得到认可,并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一样得到平等对待,同时要求美国必须和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自己主导制定的规则。这些新兴经济体并不反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而是在这个体系(包括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抽象的政治原则与话语中)中活动。新兴国家挑战的是自由贸易体系背后的美国霸权,挑战霸权行使特权的权力基础:他们试图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脱离开!

  于此同时,美国在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态度也在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前后发生重大转变:在战后国际贸易领域,美国第一次从攻势转为守势,美国、尤其是美国国会和背后的商业农业游说集团开始抱怨讨论中的多哈回合协议如何对美国不公平、如何对美国构成歧视。在这样霸权国家与新兴力量前所未有的攻守转换过程中,全球贸易谈判的桌子被掀翻了。尽管多哈回合多边贸易机制的最终瘫痪并非新兴国家初衷,新兴经济恰恰以宣扬新自由主义原则普世化的方式将原来体系内部的内在矛盾和不协调统统凸显出来,他们对于发达国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诉求回以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反体系效果,包括世贸组织在多哈回合的瘫痪。多哈回合遭遇的僵局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在一个现有国际组织内发挥核心作用,决定性地影响了国际议程的结果,南北国家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最终以宣扬原有体系原则普世化的方式导致原有国际机制的僵局。

  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多种新地区贸易安排在世界各地涌现,包括在奥巴马时期力推、在特朗普手中前途未卜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而同时世贸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虽然被削弱了但仍然在运作。这样的过程说明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变迁在权力再分配的背景下更多是渐变式的过程。相比之下,单一国际货币和全球金融体系给各方带来的巨大利益让金融领域内渐变的制度重整变得异常困难。霸权的特征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霸权能够通过说服、诱骗、强制等综合手段将别人吸纳进自己的权力展开中,让对方接受“你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金融体系的特征更容易支持一个霸权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更有可能是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新均衡的突变,金融领域内新旧秩序的转换可能是一个更加剧烈的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金融领域和贸易领域内新秩序生成的不同过程。类似地,贸易领域内建立区域贸易机制的努力表现在金融领域里,即为诸如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通过鼓励双边贸易中接受各自本币、货币互换、甚至易物交易来规避各自对美元主导的货币、支付、金融体系的依赖带来的风险。后冷战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使用经济制裁的频率其实是在上升,包括对古巴、中国、利比亚、塞尔维亚、哥伦比亚、朝鲜、尼日利亚、伊朗、伊拉克、缅甸、卢旺达、俄罗斯等国的制裁中,最具杀伤力的往往就是金融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国家更有动力积极寻求替代性或者平行式的金融货币体系和工具,而这些努力也遭遇美国的强力回击,美国甚至不惜因此和自己的西方盟友撕破脸皮,比如法国金融机构曾因与受美国制裁的伊朗交易被美国征收巨额罚款。时至今日,美元和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的霸权地位仍然显著:在全球金融世界的网络图谱中,最大的、稠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节点的核心节点仍然是纽约和伦敦以及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因此,哪怕在贸易领域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几乎无从谈起,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还是牢不可破,而且金融领域也将是现有霸权为捍卫自己地位、不惜剑拔弩张的最高战场。

反霸权还是霸权之后?

  传统观念往往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需要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行使,这个霸权国家尤其需要将政治权力伸展的空间和经济权力流动的空间整合起来。恰恰是金融化的深入让 “无国家的霸权” 成为一种可能。当今的美国,领土的政治空间和要素流动的经济空间之间的联合正在松动。在90年代末反全球化浪潮中,以跨国阶级联合为基础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社会运动或者全球公民社会曾经表现活跃,但是之后十年左右时间内,其政治影响力日渐式微,金融化在国际层面的展开为跨国精英阶层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是为“无国家霸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新兴经济以国家为单位的 “融入式挑战”之外,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当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和美国投资银行家的第三代都在努力学习中文,用朗诵中文诗歌、演唱中文童谣的方式来亲近自己的中国同行时,倒是中国香港的某些社会群体不断拒绝学习普通话,要强化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内外之分;一边是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全球精英俱乐部近年来不断扩大吸纳来自非西方、非核心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代表,一边是特朗普家族和亲信与俄罗斯国营能源行业高管们千丝万缕的幕后勾连。而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毫无疑问直接指向美国(甚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都不是这个倡议的对象),这其中至少也包含了两个金融霸权之间寻找妥协和合作的意向。

  1984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发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当代经典《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这是迄今为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问题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作者追问:在缺乏如二战后的美国那样的单一霸权存在的情况下,国家间的合作是否可能?作者强调的是各种国际机制可以帮助促进自利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去中心化的合作。但作者当时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并没有迅速成为现实,五年之后,柏林墙的倒掉恰恰象征着美国全球实力进入新的上升期。伴随着美国精英“历史终结”的制度自信和不受约束的行为,世界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霸权时代。如今,在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未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主旋律?是现有发达国家之间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重新谈判,包括重新缔结各自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社会契约?是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普世化之后出现更多的多边机制僵局、各种局部的地区安排、平行体系的繁荣?还是全球精英阶层联合、尤其是金融资本代表的“无国家霸权”替代现在单一国家为基础的美国霸权?还是部分半边缘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想象和构建逐步成为现实?最具挑战的,恐怕还是在美国的金融霸权出现衰退迹象之后,我们将面对的究竟是单纯的各种“反霸权”的努力,还是真正超越霸权的“霸权之后”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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