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党报离不开政党本身。延安时期新闻领域发生的种种情状，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成熟进化休戚相关，这个关键前提要求我们打开为媒介中心主义所框限的问题域，主动将政党政治纳入研究视野，在更宏阔的历史场景、更多元的关系脉络中理解新闻业。延安时期中共完善了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达成对列宁主义建党模式最重要的突破创新，其中党报成为政党实践群众路线的有力武器，“武器”自身即新闻生产的逻辑也按照群众路线的原则进行了重构。本文尝试以延安时期政党政治的革新为线索，对新闻业群众路线的内在理路与运作机制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一引言
晚近关于延安时期新闻业的探究，侧重《解放日报》整风改版这一历史事件，其中尤甚偏爱“政治对新闻的管控”或“党性”维度。这个学术脉络的代表性观点是，党报改造的目标是使报纸从形式、内容到体制完全成为党组织的喉舌，“真正的党报”或“完全的党报”意即绝对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性”是以构成中国新闻业“延安范式”的核心(黄旦，2008：275)。另一种思路以毛泽东个人置换政党组织，关注改版事件中毛泽东与“国际派”的政治博弈(刘继忠，梁运，2012)，以及毛泽东确立党内话语权和领袖地位(裴晓军，吴廷俊，2008)。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延安论述中，在涉及新闻传播时同样瞩目“党性”原则，强调政党意志对新闻业的支配(朱鸿召，2013：518-535)。在一本从毛泽东个人权力操纵的单一视角来诠释延安整风这段复杂历史的著作中，高华(2000：365-376)甚至把《解放日报》改版的动因归结为毛泽东巩固个人对报纸的控制，延安时期的党报沦为无原则的政治倾轧的工具。
这样一幅学术图景，总体上给人一种新闻工作者在政治高压下临渊履薄的受难印象。(1)不过 ，当事人记忆中的景观却迥异其趣：“令人陶醉的时期”，“充满欢乐和幸福的清凉山”(乔迁，2006：129)，“在党的哺育下奠定人生基础的美好时光”(吴冷西，1989：16)等等。从诸多回忆录观之，这种愉悦感主要源自“为人民服务”的职业伦理与“群众性”的新闻实践。(2)以时任《边区群众报》记者李迢的话说，“群众，是一个庄严伟大的字眼。同他们共呼吸、同命运，为他们的美好未来而工作，是至今使我思念不止的——而且越来越觉得那样的人生是美好的。”(李迢，2006：137)实际上，走向民间、群众路线构成了延安时期新闻业引人瞩目的特色，这种独特的新闻观念与实践正是通过整风改版确立起来的，如《解放日报》记者田方时隔多年之后回望道，“延安整风给所有参与者留下的印象是永生不灭的......作为当时青年一代新闻工作者，就是在整风教育中，开始走上联系实际，深入群众，和工农兵相结合之路的。”(田方，1989：155)
由上述粗略比照可知，眼下关于延安时期新闻业的学术版图，在一定程度上是失衡的。总体而言，延安时期的新闻史主要不是在政党与报社、新闻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上展开，彼时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致力于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建国，在1942年春夏之际短促而有效地确立了新闻宣传领域的管理规范之后，余下五年“漫长”新闻实践的主题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最受尊崇、最活跃的新闻主体是工农兵通讯员。
关于当前学术表达和历史实践之间的脱节，已有论者指出学界过于偏重党性原则、忽略群众性原则的问题(王润泽，余玉，2014)。在两者的关系上亦有新看法提出，认为群众性、群众路线才是形塑于延安时期的中共新闻传统的灵魂，“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党性原则毋宁是一种工具性的政治和组织保证(王维佳，2016)。不过迄今对于延安新闻业群众性实践的学术考察仍然有待深化，尤其是群众性、群众路线与党性、政党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探析。要言之，理解党报离不开政党本身，延安时期新闻领域发生的种种现象，均与中共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成熟进化休戚相关，这个关键前提要求我们打开为媒介中心主义所封闭的问题域和学术心灵，主动将政党政治纳入研究视野，在更宏阔的历史场景、更多元的关系脉络中理解新闻业。本文尝试以延安时期政党政治的革新为线索，对新闻业群众路线的内在理路与运作机制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二 整风改版中的党性与群众性
《解放日报》改版的显著特征是增强党性，如前所述，学界对此已有较多探讨。党性原则并非本文论述的重点，但由于关涉一些重要背景，仍有必要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加以扼要交代。党性原则的集中化含义，典型地体现在1942年8月29日的政治局决定中，即报纸“应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王敬，1998：40)对于如此严苛的要求，毛泽东(1942d：229)在当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出解释：“讲出来说党一个字也要管，好象说你这个党挖苦得很，一个字都要管，一个字不管怎么样?允许他订一个条约，说：你可以闹独立性，那么第二字，第三字都来了。他可以闹独立性，为什么我又不能闹独立性呢?不可以的。党是管一切的......党以外的一切其他组织，通过他的党员，一切要归党领导。”(3)
“党是管一切的”，即一元化领导，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政府、军队、群众团体、文学艺术、新闻宣传等领域及组织，“一切要归党领导”，这是列宁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之“集中化”的基本要义。延安整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共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自我强化过程，如毛泽东这次会议的演讲主题——让全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他在发言中多次以《解放日报》的改造事例来说明党性规范，并反复提及两个文件：《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这是指导整风运动的“二十二个文件”之两篇，高度体现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甚至在文字上也非常接近列宁的表述，例如“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1941：571-572)，“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中共中央政治局，1942：604)等等。
延安整风使中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具统一性，形成了强大的“组织的整体性”(organizational integrity)(Jowitt，1983)，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显明特点。不同于议会框架下的选举型政党，列宁主义政党是阶级“先锋队”或曰“先进部队”，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并以此凝聚职业革命家，形成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凭藉组织的力量发动群众，酝酿势能，改造传统社会，创造理想新世界(修远基金会，2014)。列宁主义政党强调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使成员忠诚于组织的价值和目标，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成为“超个人化”、“非个人化”的“齿轮和螺丝钉”(吕晓波，1992：196)。在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看来，由于具有超强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在许多后发国家列宁主义政党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一种历史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亨廷顿，1968/2015：332-359)。
从政党的角度而言，《解放日报》改版是延安整风的一部分(陆定一，1981)，也是整风初期的第一场战役(马驰，张喜华，黎辛，2009)，其实质是调整报纸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位置，确立党对报纸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领导，使之成为革命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改造的重要环节，如毛泽东所说“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姜华宣，张蔚萍，肖甡，2011：212)改造效果是显著的，就后来新闻业的群众路线而言，整风改版的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例如报社和新闻知识分子能够顺利接受政党要求的角色转换，从“无冕之王”、“启蒙教师”变为向群众学习、为工农通讯员修改稿件的“理发员”，从台前指点江山转到幕后组织通讯员，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吴冷西曾回忆说，改版前的解放日报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很厉害。对事对人都从个人兴趣、利益、得失出发，自高自大，有的甚至可以说相当狂妄，自己写的稿子别人改一字都不答应。许多人自由散漫，毫无纪律观念，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观念很差。”(余振鹏，陆小华，1993：7)
党性原则固然是《解放日报》改版的显性诉求，不过群众性原则同样是重要指向，而且在延安后期蔚然成为新闻业的主流，这是既往关于改版的“事件史”研究较为忽视的。事实上，《解放日报》改版的直接导火索，恰与脱离群众有关。1942年1月，任弼时的秘书师哲给党中央写去一封长信，批评《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过于“洋”派，国际新闻繁多，边区实际与群众生活稀少。1月24日第一次集中讨论《解放日报》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让人宣读了师哲的意见书，这让博古(秦邦宪)非常震惊(吴葆朴，李志英，2007：365;延安干部学院，2008：243)。(4)这次会议拉开了党报改版的序幕，在此后的几次关键节点上，群众性与党性往往相提并论。例如2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缺陷症结与改进方法作出详细阐述，批评报纸大量转载国内外通讯社稿件，“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今后应更多地“反映群众的生活，充实下层消息......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的党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b：362)3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博古提交《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毛泽东再次强调“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b：367)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行文表述几乎沿用了毛泽东两次政治局会议的发言，党性与群众性同样齐驱并骤(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126-127)。3月14日致周恩来的电报，最能体现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党报改造思路，他将《解放日报》改版的目标概括为一句话：“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毛泽东，1942a：111)
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之外，希望党报更多地反映群众、联系实际也是读者的要求。在正式改版前的二、三月份，《解放日报》“信箱”栏目刊登了多篇读者来鸿，而且在版面形式上给予较高规格，例如配发“编者按”，其中一则的措辞堪称恭敬之至：“李微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正是准备朝着这个方向走。”这些“完全正确”的意见与师哲颇为一致，即认为党报应当“接地气”，多反映群众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李微，1942年2月8日)。林林总总的读者来鸿中，有一篇值得特别注意——温金德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们党报的基本特点与外边报纸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党报是真正代表群众的喉舌，它是‘眼睛向下’倾听群众的意见的。”(温金德，1942年3月23日)这封意见书刊登在改版前夕，大概是《解放日报》关于党报“群众性”最早的规范性表述，而且出自一般读者之手，不得不让人惊奇，或许可以说明延安时期理论思考的普遍性，这是政党活力的表征之一。(5)直至4月1日的改版社论《致读者》，由博古(1942：463)起草了一段关于报纸“群众性”的权威阐释：“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在此后的一系列社论和专论中，这一观点被不断地申述与阐发。
由此可见，《解放日报》的整风改版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指向，同时包含党性和群众性的诉求。需要指出的是，改版过程中“群众性”的意涵较为明确，即毛泽东反复申说的“反映群众”(王润泽，余玉，2014)，或者说“成为群众的喉舌”，但“党性”的含义远为复杂。毛泽东在改版初期所说的“增强党性”，显然并非后来强调的一元化领导、集中化管制，而仅仅是传播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方针，以此推动工作，毛泽东甚至说“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b：362)概言之，改版初期的“党性”指的是报纸的实用化。这是因为毛泽东对于报纸的功能有着特殊体认，即报纸作为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是政党必须善加利用的“最尖锐的武器”、“最有力的工具”(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126)，因此在全党普遍整风之前务必调治好报纸，使之成为整风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正如毛泽东所言“经过党报来改造党”(姜华宣，张蔚萍，肖甡，2011：212)。
明确“群众性”是党报整风改版的一个重要面向之后，仍有一些看似寻常却颇堪深究的问题——政党为什么如此强调报纸的群众性?如何“反映群众”，通过什么途径，何种方式?例如仅就后者而言，1980年代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发出“底层能否说话”以及“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的质问(Spivak，1998：271-314)。当代世界的劳动分工、知识分化更加细密，理论与实践、言说与行动、知识生产与社会生活之间愈发隔裂，斯皮瓦克的质问俨然成为难解谜题。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重访延安时期新闻业的群众性实践，应能对当前的理论思考和政治进程有所启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 群众路线：政治逻辑及党报角色
延安时期的中共为何极为强调报纸的群众性?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解析：一是政党为何重视群众?二是在政党与群众的交往互动中为何突显报纸的重要性?两者均指向中共的政治创新——群众路线。
前文在讨论报纸的党性改造时，谈及延安整风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自我强化过程。在延安时期，中共不仅推进了组织的集中化、一元化改造，而且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了对列宁建党模式的突破创新。关于列宁主义政党尤其是苏联模式，海外学者较多持批评质疑的立场，认为是“一个脆弱的政治组织”(闫健，2013：332-359)，其致命缺陷是政治精英垄断权力，排斥群众的政治参与，造成信息流动的滞塞和决策体系的封闭，因而无法有效回应社会需求，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Dickson，2003：10)。不过一些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发现，列宁主义政党体制下仍有民众政治参与的成功经验，典型就是延安时期中共的群众路线。尽管有论者认为马克思、列宁已经为群众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Meisner，1978)，但更多的研究者强调毛泽东的群众思想、中共的延安实践与苏联列宁主义体制的差异(魏斐德，1972/2005：320-324;费正清、费维凯，1986/2007：935-937)。(6)无论如何，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群众路线在延安时期达到理论与实践上的成熟完善，对中国革命乃至第三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群众路线也成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具原创性的贡献(Zarrow，2005：333-335)。
群众路线包含双重要素：“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景跃进，2016：164)。前者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源自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那些被群众心理学描绘为“乌合之众”、“群氓”、“暴民”的普罗大众，(7)第一次成为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主体，人民群众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恩格斯，1886：304)毛泽东尤其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赞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1941：790)，他对群众力量的高度推崇，甚至引起西方学者颇有争议的“民粹主义者”的评价。(8)这样的历史观与世界观引出群众路线中的群众观点，即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邓小平，1956：218)，“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毛泽东，1942c：809)
也就是说，从意识形态宗旨来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深层动因。这样的政治价值和追求，必然要求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回应社会需求，切实解决群众问题。与此同时，延安时期特定的政治情势，即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革命战争的现实目标，也要求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与群众打成一片，如施拉姆(Stuart Schram)所分析的，在竞争性的政治军事环境下，“生存的需要迫使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和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民众建立最亲密的关系。”(施拉姆，1989/2013：46)延安整风运动中，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个核心诉求是在道德伦理上调整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关系，使知识分子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为此，政党采取了制度化的政治学习、集中化的思想检查、普遍性的体力劳动等手段，使知识分子在学习、劳动中召唤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儒家传统的民本意识。(9)从前文所引《解放日报》记者田方的回忆来看，这样的思想改造至少在部分知识分子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虽然在江西时期甚至更早的井冈山时期已经初具雏形，(10)但第一次形成系统表述并大规模付诸实践，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领导方法的文件中，毛泽东(1943：899-900)对群众路线作出了经典的诠释——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由这段表述可见，群众路线的核心是规范政党(先锋队)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强调两者之间的交往互动，党的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必须奠定在广泛吸纳群众意见的基础之上，而且要在群众实践之中接受检验和修正，因此蕴含着群众的政治参与。不过这种政治参与并没有取消政党的先锋性，政党仍是实践群众路线的主体，领导干部必须积极主动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王绍光(2009)称之为“逆向参与”，即西方的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参与是民众的权利”，而中共的群众路线则“强调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责任。”
从操作层面而言，群众路线是一个典型的信息(意见)流动过程。在延安时期，政党与行政机构的职责权限有着较为清晰的区分。要言之，政党的基本任务在于宏观把握而非具体执行——对整体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及实施办法，并检验政策方针的实际执行情况，因时因地加以修正或推进。如一篇重要社论所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应和政府建立正确的关系，不代替政府工作......要从琐事堆中解放出来，要多进行调查研究，多思考，多解决有关政策的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0日)在延安时期，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政党内部是被严厉批判的，调查研究则被提升到非常高的地位，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可见，在政党的基本任务和日常工作中，信息(意见)的获取与传达至为关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最主要的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报纸的作用举足轻重。正如《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部长裴孟飞(1943)所说：“(报纸)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最有力武器之一......因为它集中的意见最广泛，发行范围也最广泛，时间上也最迅速。”
关于报纸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作用以及运作方式，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解放日报，1945年3月23日)曾作出详细解释——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或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谓集中起来，或者从群众中来，对于运动来说，就是从当时当地的群众中，发现每一项工作的好的典型或坏的典型，好的办法或坏的办法，研究其所以好或所以坏的原因，从这里来发现运动的规律。所谓坚持下去，或到群众中去，就是研究出规律与办法之后，把它传布出去，在工作中实行起来。这种领导方法，与教条主义或狭隘经验主义的领导根本不同。在党的这种领导之下，我们的记者、通讯员，我们的报纸，担负了很大的任务。我们的记者与通讯员写来的新闻，经过报纸传出去，使大家有所效法，有所警戒，这个过程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过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党对于运动的领导的工作过程中的重要一部分。
概言之，在群众路线的信息流动过程中，报纸是关键的媒介或渠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论提出新闻报道必须实事求是，“求得新闻的完全真实”。从“集中起来”即信息上达的角度而言，“党的领导机关，把报纸上的材料作为决定政策的依据材料之一，甚至有时作为主要材料，如果我们反映的材料不够真实，党的决策就可能发生错误。”(编辑部，1945年3月23日)毛泽东也表达过类似观点，1944年他对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全体人员说：“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是，主要靠你们，别的方面来的东西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你们。”(岳颂东，王凤超，1984)从“坚持下去”即信息下达的角度来说，由于党报文章接近于官方文件的权威地位，也要求新闻报道作到“完全诚实完全负责”，如果报道失实“那末读报的人就会在工作中走错路......影响到工作和党的领导。”(解放日报，1945年3月23日)
四 新闻业群众路线的多重蕴涵
上文剖析了中共强调报纸“群众性”的诸般原因，紧接而来的是具体操作问题，即报纸如何反映群众，如何做群众的喉舌?在延安时期，作为政党宣传和组织体系的重要一环，党报在致力于推动群众路线的同时，新闻生产本身的逻辑也按照群众路线的原则进行了重构，形成新闻领域的群众路线。下文结合当时的文字论述和实际运作，对延安时期新闻业群众路线的内涵进行简要概括。
第一，报社方面，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是为群众代言。记者莫艾(1942：45)与一位农民的对话，生动地表达了这种职业规范——南区居民老杨虽然扶着锄头，仰天的哈哈大笑把他的身体也扭弯了：“咱一个字也不识问，怎提咱对报纸的意见来?”“不，老乡!”我对他说：“报纸不仅是给大家看的，并且是给大家说话的。譬如你种地有些什么困难，你对公家人有些什么意见，你告诉报馆，报馆就把你的话在报上发表，等到大家知道了，不是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么?你是和报纸有关系的呵!”“哦!真的么，报纸会发表咱们的意见，替咱们言传吗?真是好极了!那末......”老百姓肚皮里有意见，需要报纸帮他“言传”。
莫艾这种“替百姓言传”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实践，在改版之前的新闻知识分子之中并不多见，因而在整风改造、走向民间的氛围中，莫艾成了新闻界领风气之先的模范，获誉“首席记者”(吴葆朴，李志英，2007：390)，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被朱德赞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典型(黄钢，2010：212)。整风改版之后，新闻工作者为了准确地反映群众生活和实际情况，确立了走出编辑部、深入田间地头的工作作风。党对领导干部的“三同”(即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求，也成为延安时期记者的采访准则。《解放日报》记者杨永直多年后回忆道：“我习惯了在老百姓家里睡滚烫的热炕，学会了用树枝削成的筷子吃荞麦面，我与老乡一起聊天，很有兴趣地吸着他们的旱烟袋。我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不嫌脏、不怕苦......我在党报的工作中，磨练成长起来。”(杨永直，2004年4月27日)
与此同时，记者也并非“客观”、“中立”的观察者、记录者，而是“既当记者，又做工作”(阮迪民，杨效农，1992：77)，从躬身参与的实际工作之中发现材料、反映报道，如《解放日报》记者田方参与习仲勋领导的绥德分区移民工作，在组织发动中采写了米脂县移民的新闻报道和《马丕恩在召唤》等通讯(田方，1989：150-154)。延安时期还强调职业记者编辑以主要精力组织通讯员，教会群众写稿，帮助通讯员修改稿件。以整风的观点来看，“给工农同志的文章做‘理发员’，实际上也是向工农同志学习的一种方法。”(柯仲平，1942年10月17日)不光是报社的新闻知识分子，在开门办报的方针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替百姓言传”，社论《展开通讯员工作》曾发出号召：“散布在全边区各个角落里的小学教师和分派到县区乡上去参加党政工作的知识分子同志......请尽量使用自己的笔来替群众讲出他们所要讲的话吧!”(解放日报，1942年8月25日)
第二，群众方面，鼓励和帮助群众自己发言。为了反映群众的真实情况，解决群众问题，新闻报道不能成为少数职业新闻人的“个人创作”，陶铸(1944：278)提出必须“打破知识分子能孤立地把报纸办好的才子式的幻想”，应该“大胆信任群众的能力，着重发动群众积极写稿，组织广大的群众通讯员，使报纸成为群众自己的舆论机关”。“机关报”因此成为一个贬义词，“战士们嘲笑这样由少数机关人员办的脱离群众的报纸。”(陶铸，1944：285)陆定一(1943：327)甚至认为，相比于报纸的“专业记者”，“非专业记者”是“更重要的(再说一遍：更重要的!)”，要求党报“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积极地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自己亲身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身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
在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陕甘宁边区，中共政权大力推动夜校、冬学、识字组等社会教育。在新闻实践中，一些能为党报写稿的工人、农民、战士获得报社和党组织的隆重嘉奖，被树立为工农通讯或学文化的模范典型，在地方党报甚至《解放日报》上予以报道推介(薛文华，1945年10月8日;马少堂，1946年9月8日)。经过不断的尝试，延安时期逐渐摸索出大众黑板报这个群众发言的有效途径，并在基层社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加以普遍推行。不过鉴于边区的实际文化状况，延安时期更侧重于培养工农出身、参与实际工作的基层党政干部学习写作，中宣部1943年底关于文艺政策的决定曾作出解释：“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工农(首先是工农干部、八路军和工厂工人)的学习条件较好，更应以大力有系统地进行之。”(中共中央宣传部，1943：545)
第三，管理方面，实行首长负责制。群众路线作为一种领导方法，宗旨是回应群众需求，形成正确意见，更好地开展工作。对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形成集中的、系统的“正确意见”，职业新闻人、工农通讯员当然是重要中介，但“先锋队”的党政军首长无疑负有重要责任。在延安时期，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负责同志，对辖区的新闻通讯工作直接负责，不仅组织发动通讯员写稿、布置写作计划、签字审稿，而且对于本地重要的、综合性的稿件往往亲自动手(延属地委，1943)。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都依托党的组织系统加以推动，这也要求各级党委负起领导责任，各地通讯组织的开展情况以及写稿的数量质量，被列为考核干部的依据，成为上级组织给予的任务(中共中央西北局，1943：143)。报纸工作因此不仅是专门的党政宣传部门的业务，而是各级党政首长的分内之事。解放日报社设立在各分区的通讯站，仅在业务上接受报社指导，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则服从地方党委管理(王敬，1998：44)。如前所述，这也是列宁主义政党一元化领导的题中之义。
第四，报道内容和形式贴近群众。首先是内容上以群众为中心对象，改版前《解放日报》的边区报道“生活于会议当中，对广大群众性的事情却少注意，”(解放日报，1942年3月20日)记者的眼睛“向上看，向会议记录看，向文件报告看。”(邓仪，1943年4月8日)整风改版后党报确立了新闻采写的群众路线，即以群众生活和工作为中心，如陶铸(1944：281)所言：“最有价值的报道乃是群众的创造和群众运动中的典型事物。群众的创造才能是丰富的，从这里经常能出现‘伟大的事物’。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反映报道出来。”《解放日报》“新闻通讯”专栏的一篇重要文章，曾以一连串的惊叹号发出动员：“‘等电话通知’的时代过去了!‘坐在机关里抄决定’的时代也过去了!主动地深入群众采访的时代到了!我们必须真正实行新闻下乡!新闻入伍!”(邓仪，1943年4月8日)
形式上则要求通俗朴素，为群众喜闻乐见。报纸不仅要在内容上贴近群众，而且应当采用群众需要的形式，“看得懂并看得有味”，陶铸提倡《边区群众报》的作法，即学习群众的语言，多用俗语，减少抽象无味、晦涩难懂的术语。也就是说，改版前《解放日报》令人“望洋兴叹”的文风必须革新，应照顾到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口味，不以记者编辑等少数知识分子的趣味为标准。陶铸(1944：283)打了一个比喻，既然在“群众的菜馆当厨子，就绝不能弄只有少数编辑者所爱吃的那样做法的菜，强迫大家吃，反之，他应服从大家的口味。”
上述操作层面的规范要点之中，其实蕴含着群众史观的思想底色。例如，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前提是“大胆信任群众的能力”，即认为写稿、作文章乃至广义上的文化活动并非知识分子的苑囿，劳动人民完全有能力在革命进程中接受教育，成长为文化生活的主人。而且“从文化的历史意义上说”，劳动人民成为“堂奥”的主人，“是使人类生活达到合理的，幸福的必经的道路。”(陈企霞，1942年10月8日)又如，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以群众为中心，乃是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历史是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少数英雄豪杰的丰功伟业，因此“我们的记者”不能走聚焦领袖、高层、元帅、将军的上层路线，相反，“萦绕于他们胸怀和笔端的是千千万万的群众，特别是群众中涌现出的富有创造力和勇敢精神的真正的群众英雄。”(总政宣传部，1943)
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左联”时期左翼知识分子描写底层、创作通俗作品等文化实践，延安时期新闻业的群众路线及新闻大众化运动具有质的差异。借用延安整风的术语，群众路线一方面是政党鼓励和帮助工农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实现这个阶级“知识化”;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在政党的引导下走向民间，在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上趋向与群众“真正的结合”，完成自身的“革命化”、“无产阶级化”;(11)再者，政党通过群众路线组织了群众和知识分子，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组织和自我更新。在这个创生性的过程中，政党、新闻知识分子、群众之间的鸿沟趋于消弭，三者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打成一片，深度结合，互相塑造，在运动中形成一种新的政治主体。这与“五四”和“左联”时期知识分子以启蒙教师的“客居心态”(立波，1943年4月3日)下乡采风迥然有异。
概言之，由于报纸在中共宣传和组织体系中的重要性，政党工作思路的调整，势必要求新闻操作模式的改变，形成新闻宣传领域的群众路线。从上述提炼可知，延安时期新闻业的群众路线蕴涵丰厚，涉及内容与形式、职业记者与通讯员、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先锋队政党与群众等多重关系，不仅有成熟完备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闻操作规范。
五 结语
19世纪以降的政治舞台上，“现代君主”即政党始终是主角，正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如果在现代写一部新的《君主论》，其主人公不会是一位英雄人物，而只能是一个政党”(李鹏程，2008：133)。在中国，政党政治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其中列宁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体制尤其扮演了核心角色，占据了革命世纪的政治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历史的进程(汪晖，2014)。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正是中共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进化成熟的关键时刻，因为在党的宣传和组织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报纸成为推动政党革新的有力武器，而且“武器”本身也在运动中经历了深刻改造。
高度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显著特点，整风运动是中共统一思想和行动的重要步骤，使全党形成“组织的整体性”，为政治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保证。党报和新闻工作者也被纳入这个整齐划一的革命机器中，经过整风改造后严格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甚至达到“一个字也不许闹独立性”的苛刻程度，这也使此后的新闻领域的群众路线实践具备了组织上的统一性。
出于社会动员的现实需要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终极诉求，中共在延安时期完善了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完成对列宁主义建党模式最重要的突破和创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要求先锋队政党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走向民间，扎根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政党回应社会需求、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与政治的过程，也是政党、群众、知识分子密切联系及相互塑造，形成新的政治主体的创造性过程。在实践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报纸成为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有力工具，成为政党和知识分子为群众代言、让群众自我表达的重要平台，新闻生产的逻辑也按照群众路线的原则进行了重构——不仅内容上以群众活动为中心，形式上符合群众口味，更关键的是打破编辑部的专业壁垒，职业的新闻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参加实际工作，与底层深度结合，非专业的工农干部和群众被动员起来参与办报。在党组织的有力推动下，新闻大众化运动在延安时期蔚成风气。
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延安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开放、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赛尔登，1995/2002：304)政党通过整风运动统一了内部的思想和组织，使全党在政治目标和政治价值上更为清晰明确，并通过群众路线建立了自身与群众基础的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这个创造性的过程又与结构性的权力关系纠结在一起，突出表现在权力的等级化和垄断化、过度的思想和组织控制等“阴影”(陈永发，1990;Apter&Saich，1994)。这样的悖论或悲剧，应该置于政党自身的矛盾结构中加以理解——政党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一个党永远不会彻底和完全形成”，(葛兰西，1959/2000：115)(12)但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从诞生的一刻起，就有着结构化、官僚化、稳定化的本能。用汪晖(2009：49)的话说，延安时期的政治实践体现了革命的创造性过程(政治化)与革命的结构化过程(去政治化、异化)的相互缠绕。对于延安时期的新闻业来说，最大的阴影莫过于报社和新闻工作者被取消了独立性，过度的政治干预和思想控制使得党报失去了任何的自主空间，而在党报之外也没有民间的出版物(朱鸿召，2004)。作为言论和思想表达平台的新闻媒体，拥有适当的自主性对于维系政党的政治活力、打破结构化趋向、促进自我更新都是必要的。
【注释】
(1) 这样的总体性评价，并不否认前述研究的真实性与学术洞见。实际上，上文列举的著述多为近年来这一领域的佳作，对于各自讨论的问题均有经验史料的支撑，逻辑上也大多严谨合理，例如黄旦(2008)对《解放日报》改版的“再审视”，广泛利用中共文件、报纸文本、回忆录、传记等多元史料，梳理颇为细致，阐释尤为精彩。此处的总体性评价意在说明，众多视角相近的研究叠加起来构成了一幅特征鲜明的学术图景。
(2) 例如《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陕西日报社、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西安联谊会，2006)，该书收录的80余篇文章充满着对延安时期的深情缅怀，“群众”是高频语汇，另可参见《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丁济沧，苏若望，1989)，《五十年华——〈陕西日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陕西日报社，1990)，《延安记者》(田方，午人，方蒙，1993)。
(3) “文革”期间，各地红卫兵组织编辑了一些非正式的毛泽东选集，往往以《毛泽东思想万岁》命名，史学界一般认为其真实性基本可靠，海外汉学界尤为认可。这段引语即出自其中一本。关于史料评价问题，可参见刘跃进(1999：303-315)，高华(2010：324-331)。
(4) 诸多回忆录与传记都记载这个事件，但师哲本人的回忆录并未提及此事，参见师哲，李海文(2014)。
(5) 该期报纸并未说明作者温金德的身份职务，当时有位抗大学院名叫温金德，为炮兵团指导员，建国后曾任沈阳炮兵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参见政协洪洞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2002：57);汪晖分析过理论思考和政策辩论对于维系政党活力的重要性，指出20世纪中国革命和变革中存在理论思考普遍化的特点，即理论思考超越“专家”的畛域，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社会现象，参见汪晖(2008：16-23;2014)。
(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a：1-16);对于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毛泽东本人有过不同说法，有时强调群众路线是中共的独特发明，有时强调是对苏联经验的继承推进，参见斯塔尔(1979/2006：118)。
(7) 群众心理学代表性理论家有柏克、托克维尔、勒庞、塔德、弗洛伊德、加塞特、莫斯科维奇等，代表性著作如《乌合之众》(勒庞)、《群氓的时代》(莫斯科维奇)、《大众的反叛》(加塞特)等，关于群众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李里峰(2013：31-60)作过晓畅的梳理。
(8) 例如迈斯纳(2013)，大陆学者普遍否认这样的判断，参见石仲泉(2014：616-630)。
(9) 新闻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及全党普遍整风中清凉山的内部整风，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既往研究并未深入的问题，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需另外撰文论述。李洁非和杨劼(2010：81-112)关于延安时期文艺整风的考察，可以作为比照。
(10) 群众路线的渊源流变并非本文论述重点，可参见施拉姆(1989/2013：29-47)，李里峰(2013：31-60)。
(11)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工农群众“知识化”和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庶几相近，表明两位共产党领袖在同一理论问题的探索上达到了惊人的殊途同归。限于篇幅此处不能展开，可参阅毛泽东延安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几篇重要文献，例如毛泽东(1939;1942b;1945)，最后一篇文献是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上向党内高层解释知识分子政策，可以视为“讲话”的重要注解。
(12)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深刻阐释过政党的角色和使命，他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解党和群众的关系时说，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是指导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先锋队的水平，将来，几十年、几百年以后，逐渐地提高到党的水平，那时共产党就不要了，全世界的阶级都废除了。阶级废除了以后，群众的文化发展了，教育发展了，群众跟党差不多，那时候党就不要了”。显然，毛泽东并未将政党看作一种静态的结构性存在，而是一种进行中的政治运动，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是无产阶级自我实现的历史工具，其终极目标是在终结阶级的同时终结自身。这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政党理论、国家理论一脉相承，也与葛兰西的政党观所见略同。参见毛泽东(1942d：238)。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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