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抽象力”理论规定本根与溯源——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理论动态】马克思“抽象力”理论规定本根与溯源——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来源：《中国经济问题》2018年第4期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mp.weixin.qq.com/s/hngkyUcPwk9IVvoq9XnPLw

　　内容提要：“新时代”实践需要历史高度的思维学说与之匹配。在这一背景下，挖掘马克思“抽象力规定”应当从人类思维的独特认知特性入手。方法论品性包括：(1)认定抽象力是优先作为研究规定，指示主体行动力，生成“辩证法的实践态”，此所谓产生诗性语言之灵动性;(2)超越事实认知与价值认知的思维派系分裂，挖掘“思维本体”客观性内涵与学科工作逻辑，使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成为构造状态之方法实践活动;(3)以“实践化的知识”切入行动理论，确立研究规范与叙述规范的工作运用状态统一，为统一的历史科学宏基。总之，它以辩证法为“思维的精灵”，舞动世界，使知性寓于理性批判之中，扬弃了抽象态的“知识一般(规定)”。大象无形的逻辑认知特点意在统一“历史”和“行动”，形成对“理论范畴生产”能动性的发生学思考。然则，此种考虑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中充分汲取研究规定的力量，通过全面继承它的方法逻辑(规定)而扬帆起航。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抽象力;思维;主体批判;客体批判;研究;叙述

　　一、“抽象力”为何种意蕴

　　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是马克思提交给读者的第一个系统性的方法论“历史文件”。正是在这里，他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工作语境首次提出“抽象力”的理论规定，从历史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无疑是指示了“以批判为工作地基的行动力和认识力”。这是在“必然王国”下寻求矛盾规定工作用语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学术努力。抽象力——抽象劳动——各种价值形式，这一工作链条充分展示了抽象科学与具体科学的有历史高度的统一性。①也因此，囿于体系构建的需要，马克思提出的“抽象力”规定容易被人们仅仅辨识为社会人文领域的“特殊科学力”(理性的抽象力)，因为，它旨在“替代”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的“知性的抽象力”。于是为了达成目的，形形色色的解释学(本体论或认识论的)纷纷登场，要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规定变作“科学的解释力”。

　　决定论无疑是矛盾规定的最为突出性的工作用语。但正如人们不能正确理解“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总是试图寻求它的本体论意义的解释，寻求这样或那样路线的逻辑推理，到头来则是忽略了矛盾发生作用的总体性和系统效果。矛盾之不能被视为实践化的历史发生起点，在于对“抽象本体”缺少批判规定。换言之，“抽象力”之于经济形式乃是从“批判”方面说的，它的发展之路是“必然王国→自由王国”。因此，广义的抽象力一定也是指人类思维的总体规定性，即总体学科的“行-知”路线图。它形成了对各种经济形式的发生学追索。抽象力是发生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统一，表明“狭义的抽象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规定性)和“广义的抽象力”规定必然是内在统合的。所谓“广义的抽象”，泛指的是主体行动的必然性规定。上二者合成为“总体抽象力”，这是一种综合思维的历史行动力。就市场经济的研究而论，它要求“体系的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以自由为取向的“自由辩证法的工作形态”必须基于实践化的道路相互融合，以期找到学科方法论的最为准确与具体的表述形式，显露内涵逻辑。②

　　然则，就综合意义看，《资本论》对应了“辩证法的实践态”。作为“批判的科学”，成立依据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规范的确立。《资本论》呈现的工作内容——以研究为体、以叙述为用——使之有资格称作“批判的知识理论”，表明其乃是沉潜于整全意义的世界文明体系了。促成两个极其有特色的“介绍文件”：一是在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的有关于抽象力的研究规范的说明是使《资本论》成为“研究上的科学”;二是在第二版跋文中，马克思的有关于黑格尔辩证法意义的叙述规范的介绍进而是使《资本论》成为“叙述上的科学”。一般人看来，抽象力不过就是“科学力”，即逻辑力和实验力的直接总和形态。这是混同“知性概念”和“理论范畴”的结果，没有认识到：“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马克思、恩格斯，1995a)141

　　如上所论，此抽象是历史行动思维力(规定)，说穿了，乃是生产力科学和生产关系科学的对象性规定，即“总体科学对象”。“替代”是学科工作本位意义上的功能置换，“抽象力”同时涵容了自然科学体系的学科工作方法。如此看来，把握“经济形式”的思维抽象乃是由总体科学所建立的“思维本体”所规定。所以，就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开头的两段话中，马克思说明且例举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必然具有的继承发展关系，即《资本论》作为“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马克思，2004a)7这个交代随后统摄了序言的全部论证。

　　序言无疑加强了对“抽象力”的叙述。在这里，马克思真切想说明的是：《资本论》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地方在于“作为资本的原理”来阐述，从而，“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马克思、恩格斯，1976)185条目体融会于逻辑化的知识章节体裁形式，使得马克思能够说明“价值形式”发展过程的“个别上升为一般”的运动。其间具有深意。盖因它表现了三重的发展关系：存在的对象关系的发展、商品价值的外化运动以及人类思维形式的一般发展，从而显露了“抽象规定”的生成运动。并且，仅就此点而言，可以指出抽象乃是“精确的抽象”和“定性的解释”的统一，所以抽象尤指的是“内容(规定)”，这是辩证地理解形式规定的基础。然则，从自然、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科学性”旨趣截然相异这一行动要旨来看，马克思揭示的“抽象力”显然意指了总体学科的思维能力，并且尤指主体行动能力。

　　也因此，马克思在二版跋的一开头确实是重点地讲明了“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但这毋宁说为了揭示两者的根本不同。而阐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异而同体的性质，目的也决不在于演绎“抽象思维”，委实在于解决一些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是“永远的疑惑”的问题：如价值量与交换价值量在内涵规定和决定机制方面的截然不同，价值对象性不是纯实体而是“关系实体”的概念，以及为什么“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如此等等。可以说，对于上述“假说”的破除，乃是在于保持“批判的知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在场，突显发生学的批判规定。因为，按照事物的发展特性来看，关于“商品”的批判分析必然沿着“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的路径前进，亦即，需要我们认识到，“《商品·价值形式》(法文版是这么单独命名的)是关于时空耦合条件下商品生产发展特性的实体性阐述与展示，是商品价值和价值形式实际的范畴生产。”(许光伟，2014)

　　马克思以“批判”为规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同康德的“知识论”的原则性区分是，它断然否决了价值范畴的“思维抽象”说：关于价值是认识的“共通物”的假说;同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的区分则是，后者“是一种广义上的解释学方式”，即“黑格尔辩证法的对象乃是绝对精神，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王南湜，2017)综览以上各点，社会科学的“抽象力”是直接相对自然科学的“实验力”而言的。二者都是指研究手段和途径，但工作内涵迥乎不同。区别是：一者更为强调了思维本体，一者是着眼于“思维的物质器件”。二者也并非完全不相干，例如我们可以说，一者是“思维抽象力”，一者是“实验抽象力”，且都离不开思维活动的具体支撑。③

　　通过引入有效性的比较过程，马克思实质的行动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到“抽象力”本身的规定性问题：犹如思维抽象力是相比实验抽象力而言的更高级的“思维形态”，前者必然以后者为基础，且又“超出后者”。说“思维抽象力”，总体也还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它的用意是讲抽象力的实体构造是“思维形式”，并且，所谓思维方式，不过是指对思维形式的具体的、特别的运用。那么，马克思提出“抽象力”问题最终的指向性是“思维本体”规定性，即询问人类思维的“何从来”。它超出了思维活动的特殊类型，把对“思维形式”的统摄列作自己的考察对象，“这种构造打破了‘具体思维形式’的自足性，从发生学角度还原了科学的本相——它的生成过程，也就根本解决了总体思维和具体思维的内部工作关系，催生一门新的学科——‘社会主观批判’。”如果把抽象力仅仅视作“抽象思维活动”或“抽象的思维形式”，那就是在扼杀批判的科学。基于此立足点，又可以说，“‘抽象力’，自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自然形式或社会形式，更不是指示人类个体‘所特有的思维能力’或‘禀赋’之类的概念，而是指人类总体思维能力和指示总体的思维方式或方法(如中国的天人合一与阴阳之说，言其‘抽象’，盖因它不会是具体形态的世说)。”(许光伟，2017a)

　　然则，“思维本体”也就在于指示“思维与存在同一”的思维规定性，即客观思维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句简洁的话即是“唯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由于它统一自然史的进程和人类史的总进程，客观思维也即指示“统一的历史科学”思维方法，指示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意蕴的思维工作形态;所谓抽象力，从学科方法论的角度看，相应也就指示了客观思维的一整套的工作方法与程式，它的核心规定是“批判”。④这是马克思在序言中接下来要讲的，它要“分析”——“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同时，它还要“社会实验”——“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它要揭示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2004a)8-10抽象力的思维本体(统一的历史科学，即逻辑历史一致)——抽象力的思维实体(用作方法论的“劳动价值论”即劳动二重性)——思维实体构造(抽象和具体)——对具体思维形式的工作统摄，令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的思维活动”以及思维运用“方式”普遍感到无所适从，使其难以找到攻讦的突破口。⑤《资本论》二版跋中，马克思详细交代了研究和叙述的辩证工作关系。以此为契机，我们否认这种论说：“马克思是通过一种康德式的幻相的逻辑而揭示出资本主义之永恒性乃是一种不可能。”(王南湜，2017)因为，它通过知识逻辑过滤掉主体的“力量性”——日常实践中的斗争性，试图鼓吹“无主体”的社会改良方案。而在这里，我们着重强调了叙述对于研究的工作服从性，以揭示马克思“辩证叙述”的方法论实质——对具体思维形式的统摄。

　　以劳动二重性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抽象力对理论思维形式的生产：一方面，“抽象”和“具体”本身就代表了特定存在的自然物质(运动)形式和社会经济(运动)形式，它们在存在中结合为“总体的规定”;另一方面，抽象劳动作为商品经济形式的“思维形式”，恰恰是从“总体”中继承到的规定，——在这种意义上，“抽象”同时成为思维形式。即是说，在“抽象和具体”的术语背后立着两种意义的规定：物质的存在和观念的存在;又毋宁说，抽象和具体是对存在规定的“形式反映”。换言之，抽象和具体既是物质的构造，也是思维的构造，形成了对商品生产劳动的总刻画。“从认识角度看，《资本论》建立的劳动二重性是‘双重性统一’的规定：一重是建立对于商品生产交换史的客观反映与描述，另一重则对应为该总史的‘客观思维形式’。因此，马克思《资本论》最后决定以‘劳动二重性’为总体的‘思之维’，并作为思考对象驾驭对各种材料的论述，目的在于突出‘财产劳动’的存在性。”“据此，劳动二重性的原理从历史的规定中独立化为‘科学的发现’(逻辑)，以及成为行动科学的支点，使劳动不断得到‘再定义’(通过内涵的不断‘再赋予’)。这是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的行为过程，同时也是抽象劳动批判理论的创生与解构的行为过程，也是防止认识自足性的社会与认识的行动;因为，抽象劳动本质上并不由任何一个孤立的生产系统所产生。”(许光伟，2017a)这种历史科学固然要求以适当的“抽象力”为认识前提，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它的种种规定，通过使“抽象力规定”具体化的道路展开和完成方法论实践活动。

　　二、东西方文明的“裂谷”与“缝合”

　　抽象力言明了“思维本体”，同时，以不断深化的历史研究进程为依托生产和认识把握“思维实体”，这就将对“思维的客观性”的寻求提升为思维活动的第一行动原则。马克思不限于揭露知识，他进一步要揭露“矛盾”。“‘抽象力’谱写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矛盾，表征了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杨淑静，2013)这样，思维以“实践的思维科学”的形态并入历史科学中，马克思以此完成了对“客体批判”的大写字母意义的思维刻画。“统一的历史科学”成为了总的出发点和总的研究归宿。

　　但是，这种研究的一个“不足点”或者说“特点”(侧重之点)在于是从“客体必然性”(客体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角度去探索“自然历史过程”的。“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2004a)8亦即是说，《资本论》中之所以提到“自然规律”的观点，在于确认：“过去一些研究社会学的人也承认历史现象有其规律性，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种规律性看作是类似自然规律那样精确。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更不能把这种物质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替，归结于生产力水平。这样，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胡钧，2011)

　　社会规律发轫于自然规律，同时，自然规律对社会发展来说具有终局性的制约作用，这诱导人们做出如此判断：“科学结论的力量便在于其客观有效性，在于人们能够借助于它所揭示出的事物运行的规律而有效地改变世界。”(王南湜，2017)也诱导了哈贝马斯的判断：“马克思并不是按照一个社会的复合性的增加来评价这个社会的发展，而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交往形成的成熟与否来评价社会发展。”(哈贝马斯，2000)152客观性的维度总体描绘了独立个人对于物质自然的隶属性质，马克思称之为“物的依赖性”。这样看，在资本主义历史世界里，自然规律是一般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仅仅表现为“特殊规律”，于是，“市民社会”问题被突显出来，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相应也需要基于特殊规定性的层面予以把握。总体上，这就是“个人生活世界的形态”的历史图景问题。

　　进一步的补充论证如下：“人类史前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以‘生产关系的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这就是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体和客体构成了历史运动辩证法的主角，但客体批判的力量始终高于主体力量。”关键是生产力概念。人类史前时期的生产力一直处于“非自觉”状态。“这样我们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工作基点置放于‘客体批判’，而对‘主体批判’似乎存而不论，乃是突出‘物质发展’对‘劳动发展’的领衔性。在这样的工作语境下，唯物主义的问题被突出了，客体辩证法被突出了，个人本位的身份关系被锁定了，财产关系图景被整体烘托出来，于是突出地要求我们剖析阶级行动架构下的由单一财产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必然性问题。同时基于这个理解支点，关于‘生产力对象’和‘生产关系对象’的历史辩证法的研究能够系统地建立起来。”(许光伟，2017b)

　　对自然科学而言，唯一有意义的是“物质决定论”;但是对“辩证的决定论”而言，乃是包括了主体的规定在里面。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及其与人文社会的匹配会使得每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具有特殊性，而除开独特性，中国史尚具有典型性。“近代以前的历史上，中国基本上没有民族主义而只有天下主义思想。”(高德步，2016)588概言之，“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起点和历史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所决定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包括殷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唐宋变革和近现代变革。这四次社会变革导致中国社会进入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包括封建领主经济、世族地主经济、齐民地主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高德步，2014)这是一个身份本位和人本位相互钳制的“家生活世界”的历史形态。“要之，划分历史经济形态的依据不独为客体标准，主体发展规定亦是一考虑项。”因为，“‘物的依赖性’是针对客体维度，‘人的依赖关系’则仅针对主体发展本身(所谓的‘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在共同体保持“未解体”发展状态下，“身份所有制”必被摄入经济形态中，“即是说，中国没有典型态的独立个人财产意义的私有制的历史发展。”(许光伟，2017c)700-702

　　道，而不是逻各斯，显示了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主体行动立场。这造成一种特殊的“二重性”。按“抽象力”法则，主体人的工艺学行动谓之“物质自然身份”，主体人的共同体的合类行动(如合作劳动和交往行为)谓之“社会人文身份”，于是有身份本位的“二重性规定”。“所谓身份二重性，指的是主体在生产劳动与实践活动中具有的物质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二重性质，它和客体维度的有用劳动与人类劳动的性质相对。”(许光伟，2017d)统一的行动科学从中生发出来。要之，是认识到，“西方价值源于‘逻各斯’，而中国价值源于‘道’”，中国之道“指出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价值形成路径”;然则，在中国人看来，“道体是天地人的总称。但天地人是以人为本的，道体也必然是以人为本的。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人民构成道体的现实主体，而作为反映价值的人心也就具体化为民心。”(高德步，2016)1-2可见，“《道德经》主旨是‘生民养民’，从中提炼出‘道’和‘德’范畴，是民工作本位;作为其继承的文本体系——《资本论》——则把工作主旨定格于‘生劳养劳’，从中提炼出‘本质’规定，是劳动工作本位。显然，它们都是本质主义、批判主义的学说建构路径。”(许光伟，2017e)

　　这样看来，行动本位是对身份本位与人本位的工作统合。中国人以特殊方式统一自然人文和社会，可以说，“中国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基础上的。”(高德步，2016)17例如，《易经》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暗合法则乃是“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是中国人特殊方式的行动逻辑，所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样的“行动路线”是为主体批判的行动科学。⑥中国历史路径和工作逻辑可对应于以下的模式说明(许光伟，2017f)：

　　I. 统一的行动科学——身份二重性(阴、阳)——中华“天下主义”思维系统(天人合一)

　　II. 统一的历史科学——劳动二重性(抽象、具体)——突显批判规定的“世界主义”思维系统(逻辑历史一致)

　　对照上述两个历史思维的发展系列，“抽象力”好似隶属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例如，与西方世界相反，“不论从历史上考察还是从逻辑上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起点。”(高德步，2014)“康德认为，所谓的世界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世界历史按照一个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哲学尝试，必须把它看作可能的，并且还是这一大自然所需要的。”因为从追溯看，“西方的世界主义观念出现于希腊化时代。”“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乃是)以‘理性’的名义推进‘世界主义’。”最终结局是，“启蒙学者们试图建立超验永恒、普世皆准的真善美标准，认为普遍性的‘理性’必将战胜民族性(地方性)的历史、习俗和偏见。他们否定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特性，转而在超历史、超民族的个人基础上，建构世界主义理想。”(高德步，2016)585-586

　　其实不然。尽管中国思想文化皆为“天下主义”所打造，且“马克思主义盖由客体批判发起主体批判也”，“但从历史广延与完整态意义而论，马克思主义实乃主体与客体研究之综合也。又之，犹如主体批判体系内，客体即主体身份之社会表征，由此主体行为、物质行为以及(人文)艺术行为一体化了;在客体批判体系内，主体即阶级之特征规定，由此阶级、行动、科学一体也!两者需要兼顾。”进一步深掘东西方的抽象力的“和而不同”的工作内涵，可以发现：“中国人云：六经皆史、六艺皆史，实乃主义之真、行动之骨之谓也!中国人谓‘究天人之际’，行‘天人合一’之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道至远;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德至健。其说的是本体流转不已。《易》曰：生生谓之易，可谓道为体、德为用之指示，而后有变化无穷、翕张开阖。身份与劳动、财产与劳动，一元二性，一体二用，皆二重性规定也。由此激发了生产方式的规定，若商品生产方式从‘财产劳动(生成规定性)’看，就是具体劳动指向抽象劳动意义之谓也。”一言以蔽之，“此乃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对象工作逻辑，开显了马克思主义工作的真境界。”(许光伟，2017c)122

　　在中华语境中，科学建基于行动建构起来的领域;历史和行动形成对“逻各斯”的双重管控，——这是就工作本位而言的，由此开显了“必然性规律”与“主体行动规范”的特殊规律的“规定对话”。相应，人类经济形态需要整体越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财产客体的“经济必然性”，同样包括主体行动的“身份统制性”(如上述“思维系列I”与“思维系列II”的关系构造所展示)。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和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1979)96亦即，“当劳动成为人类生命的第一需要时，劳动就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人实现自由的途径，这就涉及马克思自由辩证法思想的当代重构。巴斯卡认为，马克思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自由的最高形态，实现这一自由的途径是把马克思的去异化辩证法拓展为解放的辩证法，解放辩证法的目标就是清除‘主人与奴隶’的总体性关系。”(付文忠，2013)“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马克思、恩格斯，1956)67所以，“这里，不仅现代化和生产力发展是重要的前提条件，更重要的是必须消灭私有制度和剥削并扬弃劳动异化。”(高德步，2016)574

　　规律是矛盾的显露过程和认识上的凝结过程。东西方文明的分野和发展道路的合流，于是只能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矛盾作用”的历史解析来完成。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社会历来强调的是主体型生产力与身份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性——冲突性及协调性(不妨称之为“A型式”)，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则更多强调的是客体型生产力与财产生产关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矛盾作用(可称之为“B型式”);但这样一来，又势必认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是上述两方面的构成，且统一化的作用又必须可识别为A型式或B型式。从而与西方文明体系的“A型→B型”演化特征显著不同，中国历史突出地显露了“主体形态的经济特质”(通过人本身的“改变世界”)，即展示了“A型→AB型”之行动逻辑;所谓“AB型式”，不外乎说：“中国向来是‘身份治理’与‘财产治理’并重之经济形态的社会国家。所谓：劳动二重性生出一个‘资家’，而身份二重性则生出一个‘官家’!”整体上看，“这是中西方的同与不同。”在这一语境中，“中华主体批判的路径为不可或缺的工作侧面，又或是社会主义运动之‘涌泉之流’”，因为，“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整全意义的批判概念在定义域上落入研究对象的‘和而不同’中了，这要求我们重视对‘身份’、‘财产’并重的经济形态特性的研究。”(许光伟，2017d)

　　——显然在这里，客观规律具有了新内涵，即道和必然性规律的“结合”。它们亦“自然规律”亦“社会规律”，从而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寻找到“发现特殊规律”的道路。这是“主体”(行动主义规定)和“客体”(唯物主义规定)的历史“再融合”，所结晶出的“发展规定”则正是克服人类文明痼疾之需。

　　三、《资本论》体系的内敛性与开放性

　　通史、通志是整全意义的“知识通论”的理解座架。然则，主客体批判规定性的“合流”乃是历史之趋势。这样使得《资本论》在体系表述上，就完全超出“物的科学”知识图像，而立足在“行动理论”方面探索资本之道、资本之德。《资本论》之作为“研究”和“叙述”的统一体系，在于它的客体批判的叙述的“内敛性”以及广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开放性”。“《资本论》尤其展示了这种具有革命本色的思维运动独有的诗性魅力，这就是思维的舞蹈。这种舞蹈来自事物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的结构，在对立转化的回旋中升高，既体现了事物运动的循环回旋之美，更体现了人类高级思维的灵动之美。”(黄世权，2017)概言之，《资本论》是这两个工作特性的有机统一。不理解这一点，导致人们对《资本论》的方法理解得很差，产生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工作特性。为了形成关于客体发展的“批判的知识理论”，商品必须作为第一个工作范畴，这是现象态的现实需求与本质态的批判要求所共同决定的。由此产生知识论意义的“二级本质”问题。“马克思在分析了商品的二因素之后，循此前进，进一步探究商品二因素产生的原因，就是说，认识由初级本质向二级本质推移。”亦即，产生了“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了解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他们或者把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同起来，或者把两者截然分开，看成是彼此无关的东西，因此导致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李建平，2006)32-33

　　有了对批判构造的解析，“商品批判”作为历史的概念从叙述中丰满起来。这是从知识涵义角度的确认：“在工作体式上，价值(形式)仅仅是劳动二重性的实践结构。”同时，“将价值(形式)从众多发展概念中工作提取出来，作为抽象劳动社会内容的表达，作为一个规定总体，是为了重点显示范畴的整体性特征。”亦即是说，“整体概念的生产方式是从历史方面来看待的生产运动，由此，它产生出具体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实体。”(许光伟，2017c)78-79商品批判——资本批判，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有关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唯一的历史知识结构”。这样拿《资本论》的体例结构来说，《直接生产过程》必须是关乎“抽象(普遍)的总体”(思维)的历史知识构图，《流通过程》是关乎“特殊的总体”(思维)的历史知识构图，《总过程》则是关乎“个别的总体”(思维)的历史知识构图。于是在叙述上，客体必然性普遍体现于“质-量-形式-规律”的知识推演过程中，——使人误以为：“当马克思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时，考虑的只是一种思维的次序和逻辑的结构方法，却并不考虑它是否与历史的发展次序相一致……可见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是认识方法，就是各个理论要素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认识过程。”在这种纯粹意义的叙述层次，“抽象力”容易被误解为单纯形式的抽象思维，乃至是逻辑抽象思维，于是认为，“这种辩证方法一方面具有批判性，一方面具有认知性，批判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要素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结果。”(郝敬之，2012)303-304

　　这似乎确认《资本论》提供的就是一套“科学知识思维”。所谓的《资本论》“知识文本”的生产被指认为：“作为叙述方法来说，主要是要采取第二条道路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只有按照这条道路来安排范畴的顺序、范畴的从属关系等等，才能科学地再现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再现出事物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只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关于这两条道路的错误与正确的评价，才算是真正符合他的原意。”(刘炯忠，1994)55就是说，“四册结构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结构设计。”(郝敬之，2012)291它仿佛就是教科书和一劳永逸的知识读本。研究-叙述的合一体式硬是被说成：“坚持‘只有’在研究方法阶段的‘这项工作完成以后’，才能开始叙述的过程，这样就能有力地消除那种认为叙述是‘先验的结构’的假象。”(刘炯忠，1994)61以致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这里却采取了分离的形式，即现实是自在的，而对现实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但把这个认识成果再现于文本中又是一个过程，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次序。研究方法是从现实进入理论，叙述方法是把理论写入文本。”(郝敬之，2012)306-307

　　马克思对叙述进行必要“内敛”后的工作走出——通过采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体式，并没有获得马克思以后的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认同，盖因“内敛”逐渐被庸俗化，以至于唯一地用来实施对青年学生的“课堂教化”。于是，利用知识手段似乎即能达到透过现象的“看本质”(认识)，并随即可演变成解决问题的本身。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既然研究工作不是“脚手架”，它就不是用完之后即可随便拆除或遗弃的规定。与之相反，为了确保批判的完整与准确，研究应当永远是“叙述的内置规定”。然则可以说，“‘批判’的《资本论》其研究与叙述没有试图展示历史的‘生活’和全部细节，只是试图展示历史的‘发展和细节’;从而，辩证法的任务不是唯一地锁定于呈现‘事件的历史’或‘绝对的历史’(社会统治系统)，即任务的主要方面不是提供‘系统的病理学’或问题经济学语义上的‘事件分析’，而在于有效力地实施‘政治经济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呈现‘历史’的方式(同时也)就是对‘抽象力’的理论生产，即是对‘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前者一般由历史学家提供、后者则由逻辑学家提供)的予以生产和工作对接。”从而，“这种实践与理论的互系性(规定)写就了‘大写的理论实践’。”(许光伟，2017a)

　　对事的彻底研究使我们来到上述第二个工作特性的认识域。“这种思维的威力不在于那种回旋的诗性美感，而在于它吹散迷雾、驱赶幽灵鬼魂的一般的扫荡威力。”(黄世权，2017)这一层次涉及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的研究规定以及两者的关系。然则，马克思决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安排“论资本”，目的是从中揭示“阶级行动规范”。不可否认，这条线索是“隐然的”，但对“主体批判系统”的建构依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借鉴与启发意义;又或者说，它的终极目标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为“大写字母意义的学科工作逻辑”。⑦拿完结在《资本论》首篇中的分析内容来说，它所要揭示的正是大写字母意义的商品经济形态的“社会发展逻辑”，即一种“人类平等概念”的阶级行动规范的社会生成。这样看，劳动二重性作为“思维支架”，决不在于将自身实现为解释世界意蕴的知识的“座架”，而在于找到“历史支架”与“认识支架”的恰当对接之点。这种行动规范解决了雷蒙·阿隆的“知识困惑”：在他看来，马克思对知识的处理总体现出“模棱两可”和“取之不尽”特征，例如，“马克思用许多例子指出，剩余价值率处在100%左右的水平上，他也指出，剩余价值率倾向于保持恒定，但是，他从来没有给出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计算过剩余价值率。没有人能计算剩余价值率：正如阿尔都塞本人所说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既不是可运算的，也不是可数量化的。”(阿隆，2007)148这是混淆了历史学家的工作规定和计量工作者的任务，并且完全漠视价值量的规定“根本是质性分析”这一点。⑧

　　推进一步考虑，其实，如何计算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剥削程度以及真实记录其随时间变动的轨迹，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尤其是从社会系统层面进行的这一计算)，可优先认识到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社会控制变量，却至关重要!并且，客体批判体系的一个优长之处即在于突出了“本质-现象”路径的量的转化运动的构造。例如，在关系的量领域，正如剩余价值率在发生机理上先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社会分配结构，一般利润率的发生机理亦必然是“优先的”，因为，它完全由前者“转化”而来。“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通过研究加以揭示的本质的东西。而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的形式即利润，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也因此，“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而且，从中亦可推论出，“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而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只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2004b)51-53

　　本质层面的量(它本质上是一种质性的研究)和现象学层面的经济计量在规定上当然不能相互混淆，人们不能一味以“实证计量的概念”来要求和规范“价值计算”。⑨然则，面对这种“准实证主义”的进攻，我们必须立即指出列宁所说的“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三者一致的意义，实质上，它是对于资产阶级哲学命题“本体论、认识论、逻辑”三者同一的一个工作替换。列宁形象地用了“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事物的辩证法”这样的说法加以表达。事物辩证法中包含了“历史认识论”和“逻辑”。所谓认识论，乃是指客观过程在思维上的获得性，即形成“客观思维”。剩余价值率是关于“抽象知识”的客观思维，也是指导“抽象知识和具体知识结合”的客观思维形式。对前者而言，它不能被经验数据证明，反过来是经验现象的一个历史前提;对后者而言，剩余价值率在具体性方面是可以从经验数据中得到确证的，——然而，这不是重要的方面，因为剩余价值率不作为单纯的“具体知识”存在，同时，具体知识的状况(例如一般利润率)也不完全由类似剩余价值率这种“抽象知识”所支配或决定。⑩归根结底，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逻辑”并不由公式写定，它取决于本体的转化以及知识类型的转换性。“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马克思、恩格斯，1995c)580因此，对“困惑”的回答也许依然需要阿隆本人来解决，亦即，“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他的方法和概念的独创性：剩余价值既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在今天，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或者至少可以说，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汇合于其中的这种概念化不可能利用经济学特有的科学性。”(阿隆，2007)162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意义上，叙述和研究是“两位一体”的，他的著作首次提供了“开放型知识生产”的范例。从而，从历史实践角度进行的批判，首要明确的一点是：“马克思所关心的只是批判，《资本论》中一系列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范畴就是明证。”然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彰显出存在论批判的维度”，即需要我们真切地认识到，“马克思以商品为开端，展开了其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论批判。商品作为《资本论》的一个先验起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载体。”(胡岳岷、付文军，2017)首要之处在于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社会客观批判领衔的主观批判”，而非单纯的“主观批判的规定”。这需要我们既杜绝“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的体系幻想，又超出实验思维的从“典型的个别”出发的“辩证现象学”。“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可能是一般的人本主义理论。如果我们只盯住第一种商品概念而忽略了第二种商品概念的丰富内涵，那就很容易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降格为一般性的物化批判理论;反之，如果我们撇开第一种商品概念，即忽略对作为资本生产过程之前提的商品关系的研究，直接进入对第二种商品概念的理解，那事实上是无法把握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之结果的商品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关系的。”(唐正东，2017)归根结底，对这种历史运动载体，一旦实施知识切割式的语言分析术，结果就会使行动理论的内涵丧失。如特雷尔·卡弗直言：“我对《资本论》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认为马克思(正如我在《资本论》中读到的那样)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社会中的日常语言使用问题。在我看来，《资本论》就是一部从日常语言出发的分析性著作，它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科学’的批判(该批判致力于对语言现象做出解释)，最终上溯到对注定是‘逻辑的’和‘思辨的’概念关系王国的揭示与探索。”(卡弗，2009)28-29但实际上，“《资本论》文本的一个突出的特质是表达行动内涵”，“一言以蔽之，其首要的是作为‘行动理论’，而不是‘知识理论’。”(许光伟，2016)

　　最后，关于何为《资本论》所提出之“行动规定”，这里亦不妨再作深入介绍。就这一论点而言，《资本论》对主体的艺术描绘毫无亚于《红楼梦》，它甚至比《红楼梦》更宏大;并且，这些情形因应了“主体冲突”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和‘作为文学家阅读《资本论》’双重的批评性阅读。”(许光伟，2017a)《资本论》第一卷重点垂范“目的性行动模式”，这个模式说到底是解决语言的历史来源问题，基本结论是：“语言归根结底是‘行动的产物’，而行动又是‘活的历史’、‘活的阶级’，以致是‘活的阶级历史’。”从而，“这种语言和行为模式内在结合，以适应‘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的工作需要。”就第二卷而言，其对“规范性行动模式”的阐发，让我们看到“在质和量、内容和形式之间产生了‘能动实践关系’”;总之，社会行动的一步一步的衍生轨迹对把握“社会主体”生成运动(例如阴阳互动中的“社会身份”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启发作用。第三卷锁定于对“社会交往行动模式”的介绍。这就是资本形态和资本社会职能的“现象发生学”，使行动一步步具体化和定格为“社会生活行为”(包括个人行为)。《资本论》第四卷是行动者“自我肖像”之刻画。总的来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进步之处就在于形成了“自觉地认识批判行动”(规定)。这些开放性的研究内容内置在叙述过程中，完结了“资本行动特征”的总刻画，同时暗示了一个完整的阶级行动规范：“作为利益当事人和行动者，资本在行动类型上或者是一心为私利着想的‘实业者’，或者是社会瞩目的‘公众人物’，或者是乐此不疲的‘交往者’，或者是‘舞台明星’(善于化妆的戏剧演员)。他们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一脉相承，彼此相互衍生。行动者的多个行为特征是统一社会设施上的多种阶级关系表现，他们服从一个总体行为特性：从工人手中社会历史地夺取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许光伟，2016)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继承的思维遗产

　　综合上述，可以认定：《资本论》绝不仅仅是“叙述上的科学”。然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资本论》之中所获得的思维遗产就完全不局限于叙述方法，而主要定格于研究方法规定性。譬如“阴——阳”的本土模式和“抽象——具体”的模式的结合，将迫使我们更多从行动逻辑上思考矛盾发生的根据，求得“劳资矛盾”的中华具象化。例如，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层面看，“四个自信”的工作逻辑应视为分别是从最广泛的角度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发生学(道路自信)、从生生的角度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系统发生学(制度自信)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象发生学(理论自信)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及其依附的核心价值观意义的认识发生学(文化自信)。显然，这是“实现辩证法时代转向——工作思维及工作语言的具体化、民族化”，进一步产生“实践化、民族化的历史科学语言表述”工作效果的一个积极的步骤。(许光伟，2013)简洁起见，以下分两个部分加以考察、讨论。

　　先从《资本论》的价值逻辑和价值形式逻辑说起。根据上文阐述，“价值(形式)”是阴阳的研究与“抽象和具体”叙述的完美结合之产物。“阴者静，阳者动。”“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故此，‘太极之有动静，是静先动后。’”价值形式的研究委实为确证“价值实体”而做历史打算。相应，劳动力价值形式(工资)即是从动态的发展方面显示劳动力价值社会关系的实存。引申出理论结论，所谓“《资本论》在中国的‘运用’有两种基本状态：一是‘中华资本论’意蕴的，这是历史、逻辑直接对接意义的方法论应用与理论应用，从而指导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经济;二是‘中国化的《资本论》’意蕴的，这是历史建构高度上的方法论意义的逻辑应用，其实质是寻求‘两个原创’的对接，并以中国原创之规定丰富、补充、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方法规定性与理论规定性。”(许光伟，2017c)写在前面9-11

　　这表明了《资本论》方法论的继承态。此是一面。另一面是，劳动发展既然要超出两个束缚：身份与财产，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发展逻辑在中国的层面上则要补足“财产本位”短板，逾越“个人的抽象统治”社会发展阶段，努力使劳动者收入“财产化”。这时，单一的资本财产占有与分配社会剩余的生产体制将会逐渐被废止，替换它的将会是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分配体制”：“一方面，‘新按劳分配’要求按照劳动者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分配即取得工资收入，这是由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凭借对自己劳动力商品的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劳动力商品的等价交换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新按劳分配’还要求按照劳动者作为与其自身结合在一起的精神形态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劳动者凭借对自己所掌握和占有的精神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取得一部分由劳动者创造的(社会)剩余价值。”(任洲鸿，2014)292

　　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劳动通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路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既起步于劳动逻辑又扩展于劳动逻辑的壮大发展，——“劳动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马克思等思想家‘蛊惑’的结果，也不是列宁、毛泽东等‘政治野心家’煽动所能发起的，它是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集合，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素质技能要求相应权利的斗争。”(刘永佶，2011)715它的目标方向是全面壮大和发展“劳动者公有制经济”。盖因“公有制根据在于劳动，特点也在劳动，其基本权利是劳动力所有权，它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由它派生的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并由所有权主体所选举并控制的社会机构行使其占有权，选聘经营者。”(刘永佶，2011)731然则，劳动者必须真正地成为“社会财富创造之父”，按“天人合一”的要求，以“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占有占用适当的土地财产，确保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人力资本”价值。这种主体统制结构按规定性来说，就是“劳动者的社会自治”，是通往“联合劳动”经济形态的劳动合作运动。作为手段范畴，它的实践意义远高于理论形态的涵义。从而是迫使我们认识到：“通过实体革命的先行和全局性的带动作用，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并不是一项‘未来的运动’，不是什么玄想和乌托邦，而取决于现实的行动举措。”概言之，“股份制财产形式组织、合作工厂、集体经济和公有制生产，这些都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合作劳动的诞生地和大力发展的场所，从而代表了社会所有制的不同程度的发展形式。”(许光伟，2017c)660

　　“四个自信”的统一方法论深化了我们对时代问题的思考。这样，在继续的部分我们需要详加考证：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从“更加行动”中获取更高抽象力。所谓更加行动，第一义即是指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规定性——立足实践域的运动和构造;“这意味着：劳动-商品-资本，商品仅仅作为‘发展中介’，资本批判最终向‘劳动批判’历史回归。”(许光伟，2017a)从而，它必将从资本逻辑的扬弃行动中获取“历史抽象力”。既不是“物的批判”路线的商品起点，也不谋取物质生产力意义的“平等劳动”起点，——在这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截了当的工作起点是“劳动批判”本身，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目的从来工作服从于“两个重构”(财产重构与身份重构)，以此产生历史跨越性发展的现实动力。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容忍“社会金融(主导)的剩余生产”?同样是因为，按照“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知识逻辑，“‘实’转‘虚’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必然存有这样的运行规律，“‘虚’不断摆脱‘实’的限制，成为独立的经济形态——虚拟经济。这个违背经济根本自然规律的经济运动，当然会受到自然规律的制裁——爆发虚拟经济危机。”(杨继国，2016)18-20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建立的分析结论，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使“虚拟资本”定格为特殊分配范畴(资本的分配形态)，在于“虚拟收入”的不断稳定化;这既是资本流通规模不断加倍扩大(所谓“流通再创造”)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分配拟制”经济的内在利益要求。这里面有两个基础：其一是“货币的不断虚化”，信用的不断膨胀和资产泡沫化，构成“虚拟经济”的运行基础;其二是社会分配基础，如上指出，是虚拟资本作为了金融所有权资本的社会衍生和转化形式。

　　信用虚化→货币虚化→资本虚化→生活虚化，真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乱红飞过秋千去，无可遮掩!因为，“真正的仿象规定是生产价格形式”，“但是和价值形式兼具有实体和形式的性质不同，生产价格形式只具有生活形式的性质。”(许光伟，2017c)547并且在这里，“形式与规律，实亦相通，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规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形式。形式以静物言，规律以动态言。形式即一物结构上之规律;规律即一物运动变化之形式。”(张岱年，2005)59虚拟资本所产生的“生产价格形式”，并不反映“物质运动规律”，而恰恰表现为一个“纯事的规定”。例如，“虚拟经济供求律告诉我们，由于价格与供给成反比，而与进入市场的货币资本量，即需求成正比，这为手握大量货币资本的人人为制造虚假需求量诱使价格上升，从中牟利创造了条件。”(杨继国，2016)95从而，它的知识逻辑是“事的科学”特设的，这种行动“同样遵循了个别→特殊→一般→转化形式的道路”，“转化形式”乃是资本结构上的规律，同时是行动规范，即排除“主体批判”的可能。就前者而言，乃是意味着：“金融资本形式进一步发展起来，按照本性，它直截了当地把商品和货币作为‘社会财产’，作为资本增殖自己的物的或社会的条件。”(许光伟，2017c)546-547就后者而言，“规律”(行动规范)开始转化为事物运动变化之形式，个别投机者的“败德行为”反倒可能成为鼓舞市场信心的“救命稻草”，这种“阴阳倒转”、“虚实倒置”的非正常经济运行态执行的功能是危机“转嫁”或“迟缓”，同时努力造成新的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11这种因应“危机治理”的行动规范是资本流通与分配的特别社会形式，它从视线中进一步模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以，“这在分析上是所谓的‘科学抽象法’力不能及的，而最终要由价值形式的‘历史辩证法’来分析解决。”并且也以愈发鲜明的行动事实向我们宣告：“从性质的转化看，资本的分配权力最终来自于对社会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归根结底，资本不是物，不是生产资料本身，而是对于权力的规划，通过对物控制工厂和市场的事权的过度地行使，——以至于这里，物的权力、事的权力、工厂权力、市场权力达成了资本发生学内涵上的‘四位一体的权力概念’，从而确保它能够直接排掉对其自身进行的主体批判。”(许光伟，2017c)557

　　据之看来，单靠“客体批判”的抽象力难以说明社会主义实践，如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的利润率运动现象解析这个问题上，直可谓：数声鶗鴂，又报芳菲歇，惜春更把残红折;我心深深处，中有千千结。“直面现象”的规律解读于是怎一个“愁”字了得?!亦就引出社会主义行动之第二义：对商品社会行使“历史瓦解力”，而进入“劳动权力建构”时代，合理的计划将使中国有能力跳出未来可能之恶性的资本市场争夺战争，——这亦不是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规范”，而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内生的行动规定，是立足于发展的“历史高点”所看待的经济研究规范。既然从历史的发展逻辑上看，“虚拟经济”终难成为“独立的经济形态”，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对“资本化的财产”实施社会节制有必要成为一项经常性的生产与分配事务，它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交相辉映;对上下求索的中华实践而言，这正是“有历史的政治经济学”，并且，只有这项行动本身才应当被提升为“经济新规范”。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拒绝“金融工厂”的社会霸权：一靠扭转“历史的必然惯性”，二靠“内在的行动规范斗争”。社会主义国有制是这个新规范的历史载体和实施者，它将沿着行动场域解放“生产力”和释放“主体的自由”。由此在这里、在自为秩序上，主体将展开与“身份(规定)”、“财产(规定)”的历史的新较量。

　　注：

　　① 严格意义地说，这是马克思所持的“狭义的抽象力”规定，即把“抽象”确立为“抽象的精确科学”。这里可重温马克思在1859年写下的话：“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1995b)33

　　② 回应本段开头的那一句话：在财产世界中充满了矛盾规定的规律，例如，价值量决定的命题委实是显露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度之间的矛盾，乃至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些矛盾规定的规律的“强作用”致使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乃至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构成之间形成确定性的量的作用联系，概言之，这种决定论的强烈的特征给了“历史”和“数学”这些不同方向的学科以“用武之地”，并使它们能够实现在同一对象领地和问题上的结合。

　　③ 此处，可用反对者的意见说话：“反自然主义的和亲自然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有时彼此冲突的论证和学说，确实都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误解。”也因此，“我认为，在大多数方法论讨论中，关键性的错误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些常见的误解。我尤其认为，这些错误起源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这些理论的方法以及观察和实验的逻辑功能的错误解释。”(波普尔，2015)32-33

　　④ 马克思对“统一的历史科学”的论证定格在1857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那里，马克思从“对象”进到“研究对象”的路径上初次系统地提出“生产和生产论批判”，按照历史和逻辑统一、一致的原则，这种资本主义批判工作后来被确定为作为“客体批判”规定的“商品批判”。即中间的工作计划转换形式为：五篇结构安排→六册计划→《资本论》四卷体式。表明：马克思的“抽象力”的特殊出场语境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例如，它强调的是“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毫无疑问，它同时是“辩证法的思维形式”(所谓的“思想总体”的内在规定)，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客体”与“思维主体”的社会历史统一。深层次看，它还涉及历史思维的内在规定与外在呈现形式之间“特有的”联系以及对此联系的“文本把握”的工作关系。相关研究论文，可参阅顾海良(2015，2016)以及许光伟(2015)。

　　⑤ 马克思声称：“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一篇专谈《资本论》的方法的文章(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2004a)20

　　⑥ 此乃生生“变易”之道，有中国对联可以印证，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⑦ 它在整全意义上的归纳可见如下，即历史实践的批判、社会总体的批判、内在理论的批判以及全面认识的批判，目的是完成改变世界意蕴的“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许光伟，2017a，2017e)对上述彼此关联和工作推进着的“四大批判系统”论断的做出，亦可参阅具体建立在拙著《保卫<资本论>》2017年修订版第十三至十六章中的相关内容解析。

　　⑧ 由历史所做的“定义”不同于一般逻辑定义。感时者花溅泪，恨别者鸟惊心也!大漠者孤烟直，长河者落日圆也!价值者，何也?商品社会生产关系也。价值量者，何也?总产品的社会计算也。“现在我们首先来研究资本的总产品，这个总产品，不管它有多大，不论它可分还是不可分，总是可以看作单一的商品、单一的使用价值，从而它的交换价值也表现为总价格，即这个总产品的总价值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1982)12

　　⑨ 具体说来，本质层面一般涉及“内在的必然性联系”(对象关系)、稳定性数量关系以及提供“批判标准和规范”这些工作内容或规律性认识的规定，从而拥有“批判规定”的优先性。以劳动价值论对价格理论的关系而论，“价值”是基于关系的量(规定)，而“价格”则是基于结构的量(规定)。然则，价格必然是建立在不稳固基础上的“结构联系”，它表现了价值分配关系的社会实然的状况。推进一步讨论，所谓的“价值转形”只能是完成于“关系转化”领域的社会历史行动，或者说，无论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都必定是隶属于关系的量的规定，从而，转化过程绝无涉及“价格现象运动”之可能。这样很容易理解价值转化关系，说简洁一点，它就是商品生产关系本身对特殊经济形态社会关系的从量的方面的一个“再生行动”，例如简单商品生产体系内的价值对市场价值的转化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价值对生产价格的转化关系。所谓劳动时间的计算标准对货币的计量标准的“转化”，亦只能完成于价值对价值形式的关系的领域，这意味着，处于价值转化中的生产价格必定是同时获得“价值内容”和“价格形式”(规定)。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例这样说明：“花费在单个商品上的劳动，——由于要对单纯作为损耗而进入总产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部分进行平均计算，即观念上的估价，由于要对共同消费的生产条件一般地进行平均计算，即观念上的估价，最后，由于直接社会的、平均化为并估价为许多合作的个人的平均劳动的劳动，——已经完全不能再计算出来，花费在单个商品上的劳动，只能作为属于它的和在观念上进行估价的总劳动的可除部分，才有意义。在规定单个商品的价格时，单个商品只是表现为总产品(资本在这些总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观念部分。”(马克思、恩格斯，1982)10

　　⑩ 资产阶级知识理论毋宁称作“知识决定论”。其推崇“知识一般”，并且把抽象知识的获得视为认识生产和理论体系构造的决定性条件。以资产阶级方法来“管窥”《资本论》的主题，则研究路径就有可能被如此概括：“在开篇，马克思在预设的条件下，将市场主体抽象为‘独立的个人’，从而暂时省略了生产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这样，个人成为市场主体的‘符号’。因此，简单流通中价值规律所体现的所有权、自由、平等及自利个人的分工关系，是被意识形态化的‘有产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就此而言，价值规律应该首先看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的一般形式。”(罗雄飞，2017)

　　11 所谓“发达国家发展虚拟经济，发展中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创生盖因如此。并且，“虚拟经济危机在发达国家表现为金融危机，即‘狭义的虚拟经济危机’;而发展中国家为工商业危机，即‘狭义的实体经济危机’。发达国家受打击的核心不在生产层面，而是金融、地产和消费;过剩产能并不表现在本国，而是通过贸易逆差表现在全球生产体系的生产端。”(杨继国，2016)164-16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2004a，《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 马克思，2004b，《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 马克思、恩格斯，1956，《马恩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4] 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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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马克思、恩格斯，1982，《马恩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7] 马克思、恩格斯，1995a，《马恩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8] 马克思、恩格斯，1995b，《马恩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9] 马克思、恩格斯，1995c，《马恩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0] 哈贝马斯，2000，《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 付文忠，2013，“马克思辩证法的三个维度——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辩证法形态争论的启示”，《学术月刊》，第3期，第41-49页。

　　[12] 顾海良，20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科学探索及当代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解》(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创刊号，第11-26页。

　　[13] 顾海良，20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和结构的科学探索及当代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解》(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第1期，第13-26页。

　　[14] 郝敬之，2012，《整体马克思》(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5] 黄世权，2017，“论《资本论》中的诗性哲学话语”，《嘉兴学院学报》，第3期，第65-74页。

　　[16] 胡钧，2011，“《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兼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期，第3-24页。

　　[17] 胡岳岷、付文军，2017，“西方学者解构《资本论》的学术视角”，《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第119-126页。

　　[18] 高德步，2014，“中国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第3-18页。

　　[19] 高德步，2016，《中国价值的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

　　[20] 雷蒙·阿隆，2007，《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1] 李建平，2006，《<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2] 刘炯忠，1994，《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3] 刘永佶，2011，《劳动主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4] 罗雄飞，2017，“《资本论》的基本方法与主题——关于‘终篇’逻辑地位与陈俊明教授再商榷”，《当代经济研究》，第5期，第57-68页。

　　[25] 卡尔·波普尔，201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6] 任洲鸿，2014，《“新按劳分配”论——一种基于劳动力资本化理论的劳动报酬递增学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7] 唐正东，2017，“马克思的两种商品概念及其哲学启示”，《哲学研究》，第4期，第12-19页。

　　[28] 特雷尔·卡弗，2009，“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9] 王南湜，2017，“‘历史科学’的两种模式——《资本论》方法论问题的再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7期，第80-94页。

　　[30] 许光伟，2013，“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建构：一个引论”，《中国经济问题》，第2期，第12-20页。

　　[31] 许光伟，2014，“《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江汉论坛》，第7期，第50-57页。

　　[32] 许光伟，2015，“《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江汉论坛》，第9期，第9-16页。

　　[33] 许光伟，2016，“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4期，第25-35页。

　　[34] 许光伟，2017a，“《资本论》辩证法的三个认识维度——兼析马克思思维的发生学研究”，《经济纵横》，第8期，第22-31页。

　　[35] 许光伟，2017b，“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当代经济研究》，第2期，第59-71页。

　　[36] 许光伟，2017c，《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7] 许光伟，2017d，“《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4期，第5-13页。

　　[38] 许光伟，2017e，“《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解析——中国语境与中国运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5期，第1-11页。

　　[39] 许光伟，2017f，“《资本论》与条目体——兼析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经济学动态》，第12期，第34-48页。

　　[40] 杨继国，2016，《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新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41] 杨淑静，2013，“何谓‘抽象力’——以《资本论》为研究对象”，《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6-9页。

　　[42] 张岱年，2005，《中国哲学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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