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时代，面临新一轮的大变革。中国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学术界一直以来有着很大的分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经历短暂繁荣(人均国民收人GNP提高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很快就在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中陷入较长时期的停滞①。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围绕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一、国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意识”的三种理论主张
1.完全认同“中等收入陷阱意识”。刘伟、田国强、袁富华等是这种理论主张的代表。他们潜意识地假定中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主张以美国等西方所谓的“发达国家”为榜样、按照华盛顿共识来改革中国，主张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探讨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刘伟、田国强、袁富华等人的相关具体理论主张，后文详述。
2.反对、批判“中等收入陷阱意识”。江时学、刘福垣、卢麒元等是这种理论主张的代表。他们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1-3]
江时学强调：“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不利地位”。江时学虽然敏锐地感觉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美丽的虚幻，但是并没有完全点破这背后所蕴含的道理。假如13亿人口的中国成为美国等类似的“高收入”国家，世界经济格局会如何变化，将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像13亿中国人都成为消费奢侈的富人，国内经济结构将会如何变化一样不可思议。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少数剥削者寄生于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消费奢侈的富人，而不是相反。②
刘福垣指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那些把发展等同于发财的人们，忽视了生产方式变革前后的增长基数和内涵的差别⋯⋯”。[2]
卢麒元认为：“这个伪命题(中等收入陷阱)的答案才是陷阱。因为，这个臭名昭著的答案，藏着一个祸害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秘密。一群‘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在毁灭了南美经济发展后，制造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块经济学遮羞布。他们试图掩盖他们为南美洲提供的‘顶层设计’的失败。他们为什么要掩盖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失败?因为，那是包装成‘新自由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再一次蹂躏了整个南美洲!我们必须指出：中等收入不是陷阱!陷阱藏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里，制度成本和资本利得才是真正的陷阱。如果，非要说陷阱，那么，这就是新殖民主义的陷阱!”[3]
3.中庸模糊型。杨承训、张新宁等人是代表。他们一方面认同“中等收入陷阱意识”，另一方面又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破解这一难题。也有如朱富强等，虽然明面上不认同“中等收入陷阱意识”，但骨子里不自觉地在“中等收入陷阱意识”下，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来思考问题，仍然属于这种类型。
杨承训和张新宁认为：“‘中等收人陷阱’仅以一种数量界限(人均GDP)作为区分国家发展阶段的特征，并将此视为‘陷阱’的成因，而避开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区别及国外势力造成的重大风险，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害在于两极分化加剧，实质则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西方列强制造种种障碍的恶果。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和破解‘中等收入陷阱’⋯⋯”。[4]
朱富强认为：“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存在二律背反，一些采取赶超战略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源于政策失误，因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同时他主张，中国为了跨越这一陷阱，在政策上需要做好两大战略转化——通过收入分配，提振国内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竞争能力以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5]
二、“中等收入陷阱意识”的本质
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难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困境，学术界有人提出了“拉美陷阱”，与此针锋相对，世界银行2007年在《东亚复兴：一个经济增长的想法》(以下简称《世行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理论吗?经过考查发现，它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主要有以下三种表述：(1)“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人难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线上限”;[6](2)“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一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3)“⋯⋯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拉美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7]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或内在机理是什么?或者说“其经济增长为什么会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而不能改进”呢?又或者说为什么拉美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停滞徘徊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呢?对于这一点，《世行报告》并未给出清晰的界定，而是列举了另外一系列的现象——“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6]。
至于“中等收入”是否是“经济增长陷阱”的根本(或重要或基本)原因，他们却不置可否，强制性地将“中等收入”现象与“经济增长陷阱”现象并列在一起，“拉郎配”般地臆造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至于“中等收入”是否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陷阱”，他们也并没有肯定，而是认为两者之间只存在“可能的关系”。[6]这是一个无助于我们认识世界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含义不清、模棱两可的概念。毫无疑问，这种要素之间不存在必然逻辑关系的命题(实际上连命题都称不上)，是不能称为“理论”的。用一个不是“理论”的含义不清的“概念”去指导实践，更是莫名其妙的。
这样一种现象列举，而不考察现象背后的本质关系或内在机理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它常常让人误以为一种(类)现象是另外一种(类)现象的原因。但是，采用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又经常不明确地指出两种(类)现象之间具有什么样的逻辑必然性或因果关系，而是说这两者之问“统计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6]故又具有了欺骗性。
那么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既然不是为了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扰乱世人的思想和认识，掩盖拉美困境的真相，作为兜售其新型帝国——殖民地主义思想时恐吓世人的“大棒”，阻止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独立自主、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也可以从下文“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陷阱的真相”和“对几个代表性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议的批判”看出。
三、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真相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遭遇的困境而言，同样也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毛泽东于1974年，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亚非拉国家(亚洲仅日本除外)，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8]虽然拉美等国当时在经济条件上，要胜于亚非等国家(因为没有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但是，仍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他们都面临美苏两个霸权国家、El本和欧洲等第二世界国家的压迫，因为他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处于弱势。
1.第三世界国家“二战”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概况
以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利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世界战后重建的历史性优越条件，学习社会主义国家行政主导的工业化强国发展战略，实现了快速的发展;第二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试图跨人所谓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向国际大量借债、进口机械设备，实行供给内向型工业化;第三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国际债务危机，在西方国际金融寡头的逼迫下，为了偿还外债，被迫对外国资本开放、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即按“华盛顿共识”改革)，同时采取凯恩斯主义(包括贬值本币以促进出口)，实行供给外向型工业化(又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或依附型工业化③);第四阶段，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后，在短暂的经济繁荣后，经济殖民地化、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下，出现大量资金外逃，先后于1994年(墨西哥)、1999年(巴西)、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同时，经济政治社会陷入动荡之中。
以泰国、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发展历程与拉美国家有所区别(在大量引入外资前，在低水平基础上艰难而又缓慢地发展经济)，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与拉美国家却是惊人地相似——积极引进外资、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采取凯恩斯主义(包括贬值本币以促进出口)、推行供给外向型工业化，最终在1997～199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经济政治社会陷入了动荡之中。
2.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内因
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基础差、资本积累匮乏，是导致他们最终陷入所谓“拉美陷阱”的基础性(或历史性)内因。从上述梳理的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在“二战”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概况，我们可以发现：(1)外资、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2)由于第三世界国家自身经济基础差(包括机械设备、生产技术落后)、资本积累匮乏，为了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故引进外资;(3)“华盛顿共识”理念以及相应的改革和政策，消除了执政组织对经济的有效管控能力，使得货币资本能够恣意妄为、狙击国家金融系统、洗劫民众。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必然陷入“拉美陷阱”。新中国在前三十年，同样是在经济基础差、资本积累匮乏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新中国的建设的，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苏联逼债的教训后，中国选择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业化道路——即通过广大民众的低消费、高积累的工业化道路。中国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快速的增长，是离不开前30年广大民众积累的规模庞大、生产体系完整的工业基础的。
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是他们是否陷入困境的关键性内因。外国资本不是救世主。对于西方跨国垄断资本而言，他们不仅要名正言顺地赚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利润，还欲长期固化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附庸地位或殖民地化，他们是决不允许第三世界国家挑战他们的国际垄断地位的。把一国经济的发展寄希望于跨国帝国主义资本身上，事实一再证明，这是与虎谋皮，即使短期内是可以带来比较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
当然，之所以中国至今没有陷入“拉美陷阱”，或者说，中国为什么能够选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工业化道路，是与国家的性质有关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号召广大劳动人民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而这是实行私有制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做不到的。这既是中国没有陷入“拉美陷阱”的根本原因，也是阿根廷、泰国等第三世界国家难以逃脱“拉美陷阱”的根本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不存在陷入“拉美陷阱”的危险。中国当前仍需警惕陷入“拉美陷阱”，但不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
同时，也还与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了错误的发展理论有关：一方面，他们在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误导下，盲目追求GDP的增长，这必然要求采取拔苗助长式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他们还在片面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理论的误导下，盲目追求工业部门的扩张、人口向城市集中、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商品化，这必然导致城乡人口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调;其三，还在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垄断资本家们制定的“华盛顿共识”的误导下，错误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这不仅让政府失去了有效管控国家经济的权能，还给跨国垄断资本疯狂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创造了足够的空间，政治经济社会必然陷入紊乱之中。
有人认为韩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二战”后就没有遭遇“拉美陷阱”。这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尤其是近年来韩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动荡加剧，对韩国是否也陷入了“拉美陷阱”是需要重新考量的。当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和意识，韩国人均收入超过了世界中等收入水平，是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但是否会倒退仍然是不能断言的。韩国这样的高消费(主要是高物价)低福利的“高收入”状态，对民众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虽然说政府腐败，是一国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败的重要内因，但是，这并不能构成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共同原因，因为即使政府不腐败，在本文所言的内外因作用下，也难逃困境。如新中国建国之初，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就面临极为艰难困苦的局面，广大人民只得“勒紧裤带”建设新中国;当今之朝鲜古巴，处境也是如此。这就涉及到外因。
3.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外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凭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取的巨额黄金储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作为战胜国的国际地位，通过签署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组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权。美国从此开始，过上了增发美元从世界获取财富的新型寄生生活。
与此历程同步的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败国，为了偿还战争赔款，大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同时伴随苏联、英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国际贸易格局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新的动向——美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最大的顺差国，变成了逆差国。德、日等国偿还了美国的债务后依然还有大量的美元顺差。一方面，德、日、英等顺差国手中的“过剩美元”需要投资，另一方面，美国以增发美元从全世界获取财富，也需要让美元“走出去”。由此，以欧美为首的国际金融寡头形成。
然而，世界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遭遇了“滞胀”。这背后，实质是资本主义在欧美范围内的经济遭遇了瓶颈，货币资本急需要在欧美以外扩张。1962年《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西方国家的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了，抵制污染成为社会共识，使得西方实业资本也需要在欧美以外的地区寻找生产基地。
在此背景下，跨国垄断资本开启了强大的舆论宣传，先是鼓吹“亚洲四小龙”，后是鼓吹“亚洲四小虎”(并将这一现象合称为“东亚奇迹”)，再是鼓吹阿根廷为“改革楷模”。结果是，广大的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地区)，在供给外向型的工业化思想指导下，大量引进外资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相伴，让跨国垄断资本成功地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找到了投资的场所，也为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找到了生产消费品的新基地。
4.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本质
由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幌子下，一种新型殖民地形成了，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充当劳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充当老板)，污染和资源耗费留在了第三世界国家，美好的环境和高福利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享有。
“拉美陷阱”，从本质上讲，是跨国垄断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局，即一种新型殖民地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你参与到他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就难以逃脱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美名其日，这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的合理分工)，就难以逃脱大量外国货币投机导致的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就难以逃脱外资大规模撤离导致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和货币金融危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暴跌，本币汇率大幅度下跌，本币信用危机爆发，进而引发资金大规模外逃，引发金融危机)，进而难以逃脱跨国金融寡头的控制和“剪羊毛”。
另外，大规模的工业化，还必然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地涌人城市。可一旦工业生产规模出现萎缩或者由于机械化乃至人工智能程度的提高，那么城市大规模失业就难以避免。[9]这是所有高度城市化国家的通病和经济脆弱性的体现。最糟糕的是拉美国家，他们不仅大规模地在城市进行工业化、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还在农村推行土地高度集中化(美名其日，建设“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现代农业”)，结果是，导致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而工业生产规模又不够大、不足于吸纳来自农村的失地农民，出现了人口的过度城市化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号称“世界肉库粮仓”的阿根廷还出现了饥荒。遗憾的是，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现正孕育着爆发粮食危机的危险。[10]
中国农村实行耕地集体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业产业化”运动中的农村耕地的私人集中，为大部分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困难时返乡留下了退路，这增加了我国经济的韧性。但是，随着我国失地农民的增加，这一“韧性”在下降，中国陷入“拉美陷阱”的风险在加大。按包卫兵等人估算，我国当前失地农民大概有5000—6000万，而且每年还在增加。[11]
总之，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本质，是在经济基础差、资本积累贫乏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与虎谋皮的发展道路(引进外资，对国际金融资本开放)。不平等的对外经济关系(国际分工不平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急功近利(严重超发货币、贬值本币的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手段以及错误的发展方向(盲目追求GDP增长和片面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而堕入了新型殖民地经济陷阱。
四、对几个代表性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议的批判
自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后，中国学界就展开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积极讨论，即围绕中国的GDP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中国如何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等展开研讨。奇怪的是，大多关心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学者们，对如何避免陷入“拉美陷阱”的经济殖民地化、过度城市化、盲目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货币金融危机，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似乎不太关心;对中国当前因为连续多年盲目追求GDP增长，而采用凯恩斯主义造成的经济泡沫、财政金融粮食就业安全隐患，视而不见。
1.刘伟的跨越论。刘伟对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以下观点和对策建议：
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对策建议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2030年真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12]
第二，“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潜在的城市化空间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对策建议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13]
第三，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是支持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对策建议是“各地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12]
第四，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一，是微观上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这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由传统经济向新兴工业化和现代经济转型”(发展模式转轨)、“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体制模式转轨)、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的市场化。[12]
第五，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二，是宏观上经济调控方式的变化，具体内容是包括“两点三方面”。“两点”是“从市场规模构建转为市场秩序完善”和“从国有企业改革转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三方面”是，“一是财税制度改革，包括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财税结构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包括金融市场化和央行独立性的提高;三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等”。[12]
2016年，刘伟还将上述第四、五两点对策建议进行了强调——“必须通过加强体制创新和改善宏观调控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和效率问题”，同时认为“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在于反腐”。[13]仿佛，中国执政组织如果不按照他的意见办，中国经济就必然陷入陷阱一般。虽然我们说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永无止境，但关键是往什么方向改、为谁而改。
刘伟的上述对策建议(改革方案)，不可谓不全面，从发展方向到实现途径和手段，从微观到宏观，从财政金融到土地制度，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将刘伟的上述建议与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对照，读者会发现两者是惊人地相似——不管是盲目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导向和GDP崇拜，还是市场化自由化(小政府化)改革，都是一脉相承的。
难道他想让中国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在打着“跨越中等收人陷阱”这个虚构的幌子，误导中国陷入拉美陷阱。抑或是，他并不知道“华盛顿共识”与“拉美陷阱”之间的关系。所谓的公共财政，乃是与资本主义小政府相匹配的财政制度，已有的事实已充分说明必然陷入债务陷阱之中;[14]所谓的金融市场化和央行独立，不外乎是要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执政组织对金融的有效管控，必然将我国金融的控制和有效管理权拱手让与国际金融寡头，从而如拉美东南亚国家(地区)一样，搞垮中国金融系统，进而摧毁中国经济系统，乃至将中国彻底固化为他们的新型殖民地。难道刘伟先生不清楚吗?
当然，他的建议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比如“各地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只是，这样按照要素禀赋进行分工是否有利于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平衡发展，这些可能的供给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是否有市场空间，仍然值得探讨。
2.田国强的跨越论。田国强认为：“一个转型国家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效率、公平与法治的良好均衡，有赖于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转型，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关键是正确处理好发展与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要理清和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以此来重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有效回应因政府失效、市场扭曲(失灵)和社会失范所提出的制度变迁需求”。[6]这一段话无疑是有道理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对中国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当前应该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基本没有什么针对性。
他的对策建议是：“中国需要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设计和综合治理，以及长期积淀后所形成的文化这一更为持久的因素，来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6]这仍然是缺乏针对性的正确的废话。如何实现这样一个“整体设计和综合治理”呢?他认为“⋯⋯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传统体制下的全能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逐步收缩和调整其权力、职能范围，同时市场、社会的自组织治理范围不断扩展和自我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6]这才是他最终的想法。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刘伟提出的“体制改革与创新”、还是什么“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设计和综合治理”，其兜售的“货”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小政府化)”，就是要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墙角，就是要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执政组织进行国家经济管控的权能。这背后所潜藏的，是要瓦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要建立由私人资本主说了算的资本主义制度。
3.袁富华、张平等人的跨越论。袁富华、张平等认为：“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阶段，也是充满增长分化的阶段。转型时期面临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1)工业比重下降的同时伴随工业萧条，城市化成本病阻碍内生增长动力形成;(2)服务业作为工业化分工结果的从属态势不能得到根本扭转，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服务业要素化趋势不能得到强化，最终导致服务业转型升级无法达成;(3)作为门槛跨越基石的消费效率补偿环节缺失，知识生产配置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路径受阻”。[17]
他们将“中等收入陷阱”归结于城市病(文中给了一个新奇的名称“城市化成本病”)、服务业未能成功升级为主导产业(摆脱从属于实体产业的身份)、消费效率补偿环节缺失。试问：服务业如不从属于实体产业，岂不是成了无本之木?
同时，他们先验地假定欧美所谓的“发达国家”的片段情况是普遍规律，④得出结论：“以高消费比重支撑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与消费的效率补偿效应有关，发达国家居民消费中偏向于科教文卫的支出结构可以为这种判断提供资料支撑”。[15]
据此，他们建议：“以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根本任务，面对转型时期门槛跨越的困难，中国应顺遂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在防止服务业盲目扩张、做好工业/服务业协调推进的同时，通过制度改革促进效率模式重塑”。[16]
如果说这段建议的含义比较晦涩，那么其文章标题《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就非常精炼地点出了其主旨——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而“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仍然是一个内涵不明确的表述，对此，他们在该文中表述为“因此，这一阶段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让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起来，并在循环中获得消费的动态效率补偿”。[16]说来说去，开出的药方还是千篇一律的“市场化”那一套，而且是“必须”。
与经济结构服务化(即去产业实体化)与市场化改革建议相匹配，他们还建议：“以消费结构调整促进人力资本结构调整——提前15～20年实现劳动力中高等教育比重大幅度提升、完成结构服务化赖以推进的高端人力资本储备”。他们在此想表达的意思，是不是想推行“消费教育”、“教育高消费”呢，即推行教育产业化、让更多的人在教育中花费更多的钱呢?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说，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和加强对科研人才的培养，提高我国科技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的是应该的，可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实行教育高消费，把教育也拿来消费、甚至当作一个推动GDP增长的重要产业来发展，更是莫名其妙的。而且，现在的事实是：“高消费比重支撑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已是过眼烟云、风光不再。美国开启了再工业化，以希腊为代表的“经济结构服务化和高消费”经济在债务危机中坍塌。⑤美国之所以(曾经)能实现高消费和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并不是因为什么“高效率”，而是因为：(1)凭借美元霸权和高新技术垄断地位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不平等分工一交换，乃至赤裸裸的金融掠夺;(2)高负债。
希腊等国因为无法重复美国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等分工一交换和金融掠夺，又无坚实的实体产业提供就业和税收，就只能走向“高负债”了。2009年欧洲诸国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美国和13本债台高筑难以持续，都充分说明了，高消费对中国实现可持续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国家治理目标而言，绝不是什么好策略。⑥更别说，寅吃卯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就不是什么值得推崇的明智之举。虽然他们在文中也提到了“要防止服务业盲目扩张”、要留一个“缓冲时期”、“防止过早的拉美式的去工业化”，可是在他们主张的经济结构服务化和市场化的政策导向下，在我国工业产能结构性过剩的现实条件下，不知应该如何才能做到。如此一来，恐怕近年来中国经济已经表现出来的“脱实向虚”会更加严重，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性过剩问题也会更加严重。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是对“中等收入陷阱意识”及其相关代表性对策建议进行批判，以期国家决策不被误导。至于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种种难题，如财政金融粮食就业人口安全问题、经济泡沫问题、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失调问题等，又应该如何破解，那需要另文再论了。如果硬是要说中国经济当前面临什么困境(陷阱)，那就是“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困境了，即，若实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实体经济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的难题;若实行凯恩斯主义，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拉动GDP增长，又面临财政金融安全难题。
总之，我们应该警惕的是经济殖民地化、过度城市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小政府化)的“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跨国垄断资本用来误导、恐吓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臆造的概念;我们绝不能继续盲目追求GDP的增长了，而应将国家经济治理的目标切实转向可持续的强国和生民上来。强国生民，应该是新时代国家经济治理的目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4XKS001)
注释：
①拉美国家先后在20世纪80、90年代遭遇了国家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阿根廷在2001年还遭遇了第二次近乎是毁灭性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在1997—1998年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②如果仅仅考虑货币收入的绝对值，而不管其事实上的福利水平是处于超过什么水平(温饱、小康、奢侈)，那么这样的“货币收入”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
③资金、技术和产品市场，甚至还包括(部分)生产资料依附于外国。
④之所以称为“片段情况”，乃在于袁富华等人所指的“高消费支持的发达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仅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片段情况。就是在这个西方世界的“辉煌”时期，他们还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严重的滞胀，更别说，2007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乃至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持续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了。
⑤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数据，从2008年以来，希腊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国内生产总值(至2015年)累计下降了27.4个百分点;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⑥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数据，2015年日本中央政府债务约为GDP的2倍(如果还考虑个人和企业债务，其负债率更高);据有关报道，截止2017年9月18日，美国财政赤字20.16万亿美元，远超过其上一年的生产总值(约18万亿美元);如果考虑美国企业和个人负债，美国债务总计达60万亿美元。不幸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债务也是在不断攀升的，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的数据，截止2017年8月，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69.41万亿(这还不包括政府债务)，是2016年GDP的2.3倍，其中，短期消费贷款6.2万亿，中长期消费贷款23.37万亿，两项合计消费贷款占比17.5%。这实际上形成了一方面贷款投资、另一方面贷款消费的货币泡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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