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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寻找公共领域:时间、空间与“广播”的生产

云国强 吴靖 · 2018-08-01 · 来源:批判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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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媒体的规制可以通过优化治理过程来逐步改善,公共服务媒体正是促进这一社会过程的重要力量。20世纪末期的全球经济和社会转型使得“公共”和“私人”、“政府”和“市场”、“控制”和“自由”这类概念不再有不证自明的确定性和先天的边界,对“公共性”的维护是一个不断博弈的复杂过程。

  批传编者按:

  在当下讨论视频产业经济、文化与政策的公共话语中,割裂新旧媒体,割裂视频产业历史的视角,占据主流。新技术以及新技术所推崇的市场化平台,似乎成了不言自明的视频生产与流通方式的未来模式。这种割裂媒介技术与社会政策持续互动和互相塑造的历史的思维方式,会对变革时代的政策思维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期批传推出一篇研究文章,将音视频传播技术以及音视频产业传播模式与文化模式的历史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从19世纪电报、留声机、电影等传播媒介和储存媒介的社会使用开始,考察所谓广播制度的建立过程与现代国家秩序生成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在今天数字化网络系统全面取代模拟化网络的语境下,数字化系统表现出了更加集中和垄断、全面覆盖、体系性和公共平台化的特征,传统基于“公”、“私”分区以及竞争市场的关于广播媒体制度的讨论,无论是在技术开发、平台建设、内容生产、利益分配、社会效应等等层面,都已经失去现实基础。在今天讨论文化政策的时候,将社会需求和社会利益放置在与产业发展相平等,甚至是比产业发展需求更加优先的位置上,是政策制定机构思维范式转型的一个刻不容缓的方向。

  当下讨论网络新媒体视频产业与传统广电产业的关系时,最常见的视角是“差异”“竞争”和“取代”的视角。也就是说,将互联网传播技术与传统广电系统的传播技术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并且基于这种对立来静态理解“广播”(包括电台广播和电视广播)的点对面散播制度与网络视频的定制、社交、非线性特征两者之间的差别。【1】【2】如果只是以传统的产业区隔和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来理解“广播电视”与互联网视频产业的差异,就只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只能看到所谓收视习惯的改变和收视平台的转移,只能接受当下占主流地位的观点,那就是互联网带来了视频观看的私人化、碎片化、移动化以及社交化的趋势,对传统广电的大众传播模式和公共领域的建构构成了冲击,两者之间是博弈和相互取代的关系。这种割裂新旧媒体、割裂视频产业历史的视角,会对变革时代的政策思维产生不利的影响,会使政策想象和政策设计局限在特定的行业范围内,以行业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从更加整体的角度看待问题。

  本文将音视频传播技术以及音视频产业传播模式与文化模式的历史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从19世纪电报、留声机、电影等传播媒介和储存媒介的社会使用开始,考察所谓广播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broadcasting)的建立过程与现代国家秩序生成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我们希望论证,点对面、由中心向边缘的“广播”形态,并不是内在于早期的有线或者无线通讯技术之中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背后有现代国家生成过程中的信息传递、文化整合、社会治理、市场扩张等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并非断裂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持续发展过程的新阶段。基于这样一个视野,我们才可以讨论,需要进行怎样的政策、市场与文化调适,帮助推进新旧媒体在当下社会语境和社会需求下的融合与发展,令媒介系统的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宏观愿景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冲突。

追根溯源:传播媒介与现代社会的形成

  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3】《传播的偏向》【4】两部著作中,都提出了媒介技术形态与国家形态之间关系的问题。适合远距离传输,也就是空间偏向的媒介,如纸张、印刷术和电磁波,对于所属社会的贡献是维护地域广大的帝国治理、人口整合与社会控制;而适合长久保留和存储,也就是时间偏向的媒介,如石碑、口传史诗、竹片、青铜器等,对于具有长时段延续性历史记忆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人类历史中帝国与共同体的兴衰起伏,与一个社会的主导性媒介的特质有密切的关联。当然,英尼斯是以欧洲历史为基础进行的媒介社会史讨论,他在《帝国与传播》中专门指出中国的案例特殊,不在他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却和我们本文关注的现代社会的生成及其媒介选择有很大的相似性。那就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不断建构自身在空间和时间中存续的合理性话语,并且以这种反思性自我意识为前提,主动选择社会治理工具与传播技术的社会。

  现代社会生成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社会规模迅速扩张、社会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人口流动成为常态的时代,维系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社会的整合、以及社会在时间维度的自我再生产(历史传承)。在现代早期,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首先担负起了人员、信息、物资流动与社会治理的任务。在电子通讯之前,一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网络和这个社会的交通网络是重叠的。发达的交通网络,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商品和人员流通的频繁、军事与社会治理行政体系的协调高效,还意味着信息的丰富和流动性的增强。原本相互隔绝的人群、文化和历史,可以随着交通设施的通达,借助流通在其之上的媒介,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产生联系令原本分裂的本土性社区在物理和精神层面都逐渐进入了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与共同体的建构。无论是对于现代帝国还是民族国家来说,广阔疆域治理的落实,都与交通基础设施对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拓展有直接的关联。【5】

  电报网络的产生,第一次将物理物资和人口的流动,与信息的流动分离开来,人类的精神交往所依赖的媒介网络,与物资交往所依赖的交通网络,慢慢开始分化。虽然无论是有线电报还是更晚近的无线电报、无线广播或者互联网、云存储,从来没有办法脱离开公路、铁路、电力、信号基站等等网络化的基础设施而独立存在【6】,现代工业化社会已经开始将信息通讯网络和交通网络明确地区别开来,依据不同的原则来运行和管理。时间的压缩不再依靠对空间的征服,而是靠电磁波的即时传输。电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的信息基础设施,除了更加方便、快捷、即时、准确的点对点传输,有助于市场、军事、行政信息的高效流通以外,还在于它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全国性新闻纸(报纸)背后的重要塑造者。“电报体”新闻写作与“通讯社”的诞生,真正实现了新闻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体化。【7】即便是地域辽阔的国家,也可以让所有地区的民众几乎同时收到表述风格统一,内容一致的新闻信息,从而构成安德森所论述的“想象的共同体”最基础性和最具普遍性的信息系统。【8】在这个时期,作为通讯机构的“电报”和作为传媒机构的“报纸”并没有产生明晰的行业分割,两者共同作为现代信息传播事业的标志,是相互依存和塑造的关系,正如欧美社会现代早期的印刷商与作者。人类学者周永明【9】曾经讨论过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利用“全国通电”的方式,来塑造和参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也就是将政治言论和政治立场的宣示通过公共电报发到全国,由全国的报纸来公开刊登,面向所有民众。而在这个时期,由于电报系统的“带宽”所限,通过电报进行流通的媒介信息不可能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也不可能给“社交”和“私人通讯”留出更广泛的空间,因此,形成了事实上的“广播”模式。而传播的私人化和社交化对于广播公共领域的冲击,恰恰是一个多世纪以后,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媒介内容流通所必须要面临的情况。

  与此同时,主要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另外一种类型的媒介与媒体产业也开始迅速生长,那就是基于存储而非传递的音视频媒介,比如留声机、摄影、电影等。这类媒介在基于科技的视听觉奇观的生产层面,体现了其现代性的特征,随着广播、电影、画报等音视频产业的发展,为现代民众构建了视听媒体公共领域的基本形态。围绕这类公开和集体消费的视听觉奇观,建立起了20世纪人类社会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形成共同文化和集体记忆的重要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两种形式的传播媒介——偏向空间的通讯媒介,如电报、无线电、电话、有线传输设备、卫星通讯等,以及偏向时间的存储媒介,如电影、摄影、唱片、磁带、录像带等——相互之间在制度安排层面既有明显的分化、分工,又因为国家信息与文化战略的需要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分化体现在电信企业(telecommunication)和媒体产业(mediaindustry)之间的区别上,前者的运营方式主要是基于信息流量收费,而不干涉信息的生产和内容形式(common carrier),而后者是以专业化生产信息、文化和艺术内容作为主要的业务(media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但是在另一方面,20世纪初期特定的政经环境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尤其是战争的威胁与国家战略需要,形成了由国家介入对于通讯与传播媒介产业公共服务义务的特殊制度安排,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是现在讨论网络新媒体出现以后视频产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前提与历史基础。【10】【11】【12】

“广播”媒体与现代传媒公共领域的塑造

  这一部分讨论“广播”媒体的公共服务传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它对当下政策规划的启示意义。这里所说的“广播”,是广义上的,意思是广而告之,点对面传播,呼唤和建构公共性为主要意图的媒介实践形态。与之相对的,就是寻找利基市场的“窄播”“社交”“精准定位”“私人定制”等更加市场导向和商业导向的传播模式。但是我们的历史讨论,是围绕广播电视这两种最典型的“广播”媒介来展开的。

  广播电视的技术基础是无线电通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讯技术开始飞速发展,也形成了具有市场潜力的商业模式。到了1915年,已经有20多家美国公司在生产和销售点对点无线通讯器材,当时的主要用途是船只与陆地之间的联络,为活跃于各大洲之间的海上交通提供导航、安全等服务。意大利发明家和商人马可尼在这个领域处于明显的优势,他在英国和美国的马可尼公司占据着英美两国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他著名的电子公司还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通用电器(GE),西屋公司(Westinghouse)等。因为电子通讯技术的特殊性,早在20世纪初欧美各国就出现了规范无线电频率和使用的国际惯例。1912年,美国产生了第一个无线电法案,当时将无线电波定义为“自然资源”,由美国商务部负责发放无线电业务的执照。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电子通讯市场还处于无序的自由竞争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政府对电子技术的看法。一战中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海战,使得无线电通讯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美国海军以战争状态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推动立法将电子通讯技术国家化,要求外国公司退出美国市场。AT&T和GE公司得以借此打击和削弱了马可尼公司的美国分公司,GE更进一步在战后收购了马可尼公司,使它完全退出了美国市场。到美国1917年参战时,海军关闭了所有业余电台,并以军事安全为由控制了主要的无线电传输设备,大部分无线电操作员也应征入伍,为海军服务。战后,威尔逊总统和军方认为,如果美国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应该在航海、石油和通讯等领域占据优势乃至垄断地位。【13】由此产生了无线电技术的生产和使用是否应该由政府主导的争论。美国在国会的一些议员和大公司的反对下最终放弃了这个提议。折中的办法是由海军出面协调,美国几家大公司AT&T,GE等出资成立了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将电子技术的重要专利都控制在美国企业手中,以保证美国在这方面的国际优势。这样的安排使“国家利益”和“自由企业”制度都得到了满足,也使得今后无线电直至后来发展的大众广播领域的任何制度设计和变更都离不开对“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讨论。这种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来规范新媒介技术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互联网时代,而美国对网络的规制传统,也是与无线电的历史一脉相承的。20世纪末期新自由主义话语主导了网络媒体的发展,用断裂和创造的神话遮蔽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我们需要重新回到通讯技术、大众传媒、网络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和讨论当下视频媒体发展所面临的议题与可能的政策选择。【14】

  一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民用电子技术市场活跃起来。在业余人士和大公司雇员的不断尝试中,对无线电技术的使用不再拘泥于点对点的信息传播,而产生了广播这种新的传播形式。20世纪20年代,各类广播电台林立,既有公司为了推销无线电接收装置而设立的电台,也有学校、社区、社会团体、教会等开办的非营利性教育和宣传的电台,还有业余人士为了消遣自己开办的小功率电台。站在21世纪回望过去,会发现这种情形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状况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面对一个新兴的媒介技术,不同的个人、群体和组织都会参与其中,进行新传播模式的尝试,其中充斥了冒险、投机、失败、重构,以及最终的模式整合和规制力量的出现。后来,一些公司发现商业广播电台不仅可以推销自己的电子产品,还可以收取费用通过娱乐节目为其他公司推销产品,广告作为商业广播的主要盈利模式逐步确立起来。但是,各类电台的增多很快产生了严重的频率干扰问题,而1912年无线电法案中管理颁发执照的商务部根本无法控制执照的发放和频率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公司要求政府立法规范广播市场。政府的规范主要是限制电磁波的使用权,划分电磁波的波段,没有执照就建立电台播出节目的行为成为非法,会受到政府的打击。在对有限频率资源的分配中,私人企业又一次占了上风,商业电台占据了最好的波段,以前非常活跃的各类非营利电台被排挤到边缘波段,逐渐失去了听众。192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广播法案,(这是1934年传播法案的前身)1927年的法案确立了电磁波是“公共财产”的原则,但允许私人公司获得广播执照进行市场化的经营,加上开办电台申请执照时设立了功率、资本等准入门槛,实际上是把电台默认为商业电台。法案创建了联邦广播委员会(FRC),到1934年的法案时改为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这个委员会是国会的一个机构,负责广播电视执照的发放、更新,以及依法对广播企业的行为进行管理和规范。法案规定,鉴于广播企业利用稀缺的公共财产——电磁波——来进行盈利活动,它们要长期保有营业执照就需要在日常运作中遵循“公共利益、便利和需要”(public interest,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y)的原则,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负责对它们执行的情况进行监督。委员会依照法律对违反规定的广播企业进行警告、罚款、停止执照等处罚。但问题是,在具体的监管实践中,“公共利益、便利和需要”经常被虚化,并没有起到多少实际的规范作用。随着商业广播电视市场力量和政治影响的日益强大,原有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如报道不同意见时需遵守“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竞选期间应该向候选人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等,也逐渐被新的立法所取消。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传播立法中存留下来的关于广播电视内容方面的规定只剩下对暴力和色情内容的限制了。

  在美国,“公共利益”与“自由企业”意识形态的博弈中,“自由企业”占了上风,但同时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对“公共利益”的诉求做了让步,由此发展出来的广播电视体制就是以市场为主导,而政府通过立法和委员会的形式在产权、经营活动、节目内容等方面规范和限制企业的行为,以维护市场在自发的情况下所无法维护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民主责任等。这样的选择其实在同时发展广播的欧美国家中属于绝对的少数,大多数国家都基于广播频率的稀缺和其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选择将广播置于政府或公共组织的直接管理之下。广播的文化政治功能得到优先考虑,而其市场功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英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英国早期的广播政策就偏向政府控制,其广播委员会称所有能够收到的波段为“一种宝贵的公共财富”,认为应将其作为“国家资产”加以保护。【15】1926年,在赛克思和克劳福德委员会的推荐下,英国广播公司(后称BBC)成为公有化的公司。为了避免政府直接控制大众广播,BBC设立了由政府任命社会贤达组成委员会管理,并通过邮局代收执照税作为资金来源的基本制度。BBC的节目以其质量、人文关怀和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明显区别于以盈利为核心的美国商业广播。1967年,为了弥补商业广播电视在教育、公共信息、儿童节目等方面的不足,美国成立了部分由国家税收、部分由社会团体和私人捐助支持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NPR和PBS)。【16】该系统在美国的广播电视领域中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其资金来源也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时常受到威胁。美国公共广播的节目在制作风格和理念上深受BBC的影响,实际上由于资金的不稳定,它们的大量节目是直接购买BBC的。因此,对于关注广播电视“公共性”的政府或社会组织来说,BBC或者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制度选择,或者代表了“公共利益至上”的节目制作理念,不仅影响了公营广播电视的制度安排,还为政府管理私营广播以及私营广播的节目形态提供了思路。

对公共服务的文化生产:“电视广播”如何建构共同体

  对通讯网络和大众传媒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整合,为新兴的广播电视媒体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面向民族国家的发展舞台,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开发出电视广播所独有的节目形态与话语风格,通过电磁波与看似离散、流动、个体化的民族大众形成情感结构、集体记忆和文化表达上的想象的共同体。哈贝马斯所论述的文学公共领域先于政治公共领域,并且成为政治公共领域得以切实运作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基础的历史逻辑,不仅仅在18世纪的印刷媒体时代成立,在20世纪的电子媒体时代,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过程。【17】所不同的是,20世纪的文艺(文学)公共领域是以形象的奇观和影像的叙事为主要载体的。公众在大众摄影、电影和电子媒体中看到社会生活百态、情感故事、梦想的制造、压抑和不满的表达、对历史和未来的描述,这些都构成了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时代精神的素材和情感结构的来源。因此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构成了当代社会最活跃的公共领域。

  “情感结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雷蒙·威廉姆斯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公众之间可以分享的普遍文化和人们对生活的整体感受,这是社会认同的基础。而这种共同性表现在大众在经验、体验、感触、美感、价值观、社会理想、焦虑、追求等心理层面的触动与认同,具有微妙与不确定性。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情感结构”都是流动的、不断重构的,在每一次新的叙事与表征中都会被重新组织。一个共同体的艺术家与受众心态之间是需要具有某种默契的,默契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分享相似的情感结构,艺术家能否在特定的媒介形态中,将想象与现实,技术形式与大众的时代体验进行有机的结合。【18】【19】

  对于新兴的广播媒介来说,通过无踪无际的电磁波,用“声音”和“画面”,与千千万万陌生人在他们自己的家中“相遇”,应该使用怎样的节目形式、内容、技巧和风格,恐怕是广播事业初期最令人绞尽脑汁的事情了。况且,在时代的背景和公共服务的政策设置下,广播媒体还需要解决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娱乐与政治,迎合与教化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关系与整合。也正是由于广播媒体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这些文化课题的持续尝试,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广播体系”与“广播文化”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核心的文化认同的社会机构。在“互联网”对“电视网”,“窄播”对“广播”,“个体化”对“公共性”似乎形成巨大挑战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去重新理解那些已经被当做“过去的传统”的广播节目设置背后,具有怎样的创制过程、初衷和社会诉求,以便于我们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和研判新媒体秩序的未来。

  威廉姆斯在谈到无线传播时代的电视时,提到人们其实并不仅仅在观看一个一个独立的节目,而是在一个流动的时间中观看整个频道对日常生活图景的再现,他将之称为电视流(flow)。【20】现代时间表的出现,是社会理性化的一种形式。人们不再根据自然的提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根据抽象的钟表时间,来安排每天活动的日程。广播电视诞生于现代都市,很自然会去思考,他们的节目安排如何与都市大众一天的生活节奏相适应。早间新闻的天气及各类信息提示,日间肥皂剧与谈话节目,下午三点后的儿童节目,然后是地方新闻。在西方通常是五点半到六点,在外工作的男性回家之后,播放全国新闻,而在中国,是大概全家人都到齐了的晚上七点,《新闻联播》开始。晚上七点到九点,是所谓“黄金时间”,那是传统电视机构想象的“全家福”的时间,因此戏剧类节目(电视剧、情景喜剧、电视电影)是主要的类型。到了晚上九点以后,通常儿童睡觉以后的时间,会有一些尺度稍大的节目,晚间脱口秀、综艺、限制级老电影等等。而在周末白天,也会专门安排一些与平时不同的合家欢的节目。电视时间表与观众的日常作息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关系。是广播电视机构根据自己对观众群体的想象、调查和预判,得出节目表的设计,又在播出的过程中与民众的反馈不断互动和调适的结果。而随着电视日益成为民众生活中的核心媒介,人们在安排自己日常的生活时,也会不知不觉围绕着电视提供的日程来调整自己的节奏:家庭主妇放松时间、儿童教育时间、全家关心政治的时间、夫妇二人世界的时间。很显然,传统的电视机构试图透过电磁波的幕帐所到达的,是想象中稳定的都市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世界。而这种“电视流”或者“视频流”,从有线电视的多频道时代开始,以及随着社会流动性和个体化的增强,就出现了不同的变化。

  除了对一个社会时间的反映和建构,广播电视机构还在公共服务的理念下,进行民族时间和政治时间的塑造。对于家国意识和民族共同体时间的建构,主要的节目形式有: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人文类纪录片、国家重要时刻的现场直播和大型庆祝活动等等。吕新雨在《解读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21】与《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2006年央视春晚观后》【22】两篇文章中,指出春晚作为一种电视仪式,是将私人家庭与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主导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重要文化形态。春晚的节目与时间安排,将空间(祖国各地、海外使领馆、海外华人)、时间(北京时间倒计时对全球共此时塑造),以及家国观念(驻守边疆的解放军、各民族人民团结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等抽象概念在春晚仪式中的视觉化表征。而春晚在近些年来备受争议和日益碎片化、虚无化的背后,不能仅仅用新媒体的兴起来解释。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传媒市场化的逻辑将原本在公共广播媒体眼中具有整合性的“民族大众”,分裂成了“利基市场”和“精准营销”的对象。对于“政治时间”或者政治公共领域的塑造,电视媒体创造出了深度报道新闻杂志、调查性报道、政论性纪录片、辩论与谈话节目等多重形态。在西方社会动荡的20世纪60和70年代,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90年代,都是电视新闻和纪实类节目高度发达的时期。通过纪实、调查、谈话、直播等各种视听手段,民众主要从电视广播中获得对于社会重要现象、议题和价值观的信息、报道与辩论,维系着对国家大事的共同认知和关注,以及对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持续不断的表述、协商与再生产。而电视新闻机构生产的纪实类节目,与当下社交媒体中流动的各类来源和拍摄者不甚明了的视频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电视节目有主持人和出镜记者,承担信息的报道者、信息的发出者和观点的提问与总结者的角色。从自己熟悉并信任的公共服务机构接收社会信息和意见,并参与讨论,民众是在一个共同体的召唤下,加入到公共领域之中。但是,从四面八方来源复杂的社交媒体中流转出来的信息,除了庞杂和多变,也无法给人们提供一个清晰的讨论框架、聚焦点、平台和边界,导致或激烈或平缓的各类舆论,无法转换成社会共识,也无法在时间和空间中有稳定的传递。

重回公共领域:如何可能

  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的议题,如何想象与建构网络与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系统与实践?通过对广播媒体的历史回顾,我们发现,媒介的制度不完全取决于所谓的媒介技术,而是取决于一个社会在特定时代的文化共识、政治共识和价值共识。在这些共识之上,产生了传播媒介的公共政策。“广播”的诞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有线电报和无线通讯,在它们发明和商业化使用的初期,都是主要用来做点对点通讯的媒介技术。而它们之所以没有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发展成为“社交媒体”,是时代、政治、资本和社会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当下,我们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和选择。

  首先,在电子媒体公共化的早期辩论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电磁波被认定为“公共财产”和稀缺资源,因此,利用有限的公共传播资源进行排他性的商业传播的机构,必须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那么,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是否在排他性地使用公共传播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网络基础设施、支持大规模视频传播的带宽、能源和技术、历史积累下来的大量视频资源与素材、视频节目的创意与制作的专业人员等等,都是在长期的公共体制和公共生产中下积累下来的。这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基础设施,是如今的视频商业网站得以进行成功的商业传播必要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与商业传播进一步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投入再生产与培育、升级的。至少在目前,资本化运营的商业视频网站与传播广播电视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前者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对后者的人力资源、知识储备、创意成果和传播渠道进行抢占,导致传统广电机构的制作水平与传播能力急剧下降。于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便是那些具有社会效益、但是缺少市场效益的传统广电公共服务节目,比如深度新闻调查、面向各类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戏剧类节目、儿童教育节目、文化历史类纪实节目等等,缺少制片投入和传播渠道。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即便有了更好的传播基础设施和容量更大的传播渠道,仍旧存在着“稀缺资源”,那就是高质量的内容创意、研发和制作的职业群体。英国广播研究所1985年总结了公共服务广播的一些主要原则,其中有两条针对视频生产机构的职业群体:1,鼓励就节目的质量(“好”“坏”)竞争,而不是受众的数量(“多”“少”)竞争;2,对于广播的各项规定应该用来解放而不是限制节目制作人员(独立性)。2324而在当下资本和市场几乎主导整个视频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情况下,这两个原则和社会诉求是完全无法满足的。因而,我们是否应该将文化创意和视频制作的资源看做是稀缺的公共资源,从而要求公共资金对社会认为重要的内容生产范畴进行支持,以保证它们可以在非盈利的环境中健康运作?

  另外,与电子媒介所经历的过程相似,经过了早期多重主体、内容和形式的传播实验,视频网站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视频内容逐渐规范化、版权化、专业化。具有雄厚资本的企业,如爱奇艺、优酷、腾讯等,建立了基于版权、IP和独播的播出机制,并且开始实施传统广电企业多年求而不得的收费看片的盈利模式。25在传统的视频市场,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作品,从院线或者电视网第一轮播出,到录像带租赁市场、有线频道、地方频道,有一个逐步面向底层受众开放的过程。而在传统的广播规制中,也有对于播出平台不能完全垄断节目版权的“制播分离”的规定,主要目的就是防止优质的内容被垄断在少数大媒体机构手中,并且只服务于有消费能力的“优质客户”,从而割裂社会的信息场域与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认同。而网络视频产业收费定制和精准投放的运营机制,会导致面向精英的“信息富有”媒体和面向大众的“信息贫穷”媒体的两级分化。社会有可能分化成有能力购买视频网站会员的都市精英群体,看低成本电视广播的城市平民,以及使用“快手”等直播APP的打工或者小镇乡村人口。而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由于信息平台日益分裂,其中的内容互不通约,从而无法形成共同的情感结构、集体记忆、文化价值,以及建立在这些之上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可以形成共识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如何从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角度思考对电影、电视、网络播出平台等拥有的视听作品版权进行逐步公共化,也是视频产业政策需要向公共服务广播的价值借鉴的地方。

  公共性的视频生产在新媒体时代仍旧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的有效组织需要文化的凝聚力,而一个只有不同的“市场”,没有活跃的社区、群众组织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它最终也会导致市场正常运作所依赖的社会基本团结的解体。公共服务媒体不仅仅是商业媒体的补充,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媒体的存在和具有强大活力,对于商业媒体来说也形成一种竞争压力,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公共服务媒体的标准来改进自己的节目,形成一种健康的媒体环境。政府对媒体的规制可以通过优化治理过程来逐步改善,公共服务媒体正是促进这一社会过程的重要力量。20世纪末期的全球经济和社会转型使得“公共”和“私人”、“政府”和“市场”、“控制”和“自由”这类概念不再有不证自明的确定性和先天的边界,对“公共性”的维护是一个不断博弈的复杂过程,一个社会是否能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设计和促进公共服务视频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文化想象力和政治智慧。

  本文原发于《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6期,经作者同意转载。

  注释:

  【1】于烜:《大视频环境下传统广电内容生产的转向》[J]. 《新闻战线》, 2015年第1期。

  【2】谢妍:《中国网络视频产业:历史、现状及挑战》[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3】哈罗德·英尼斯,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

  【4】哈罗德·英尼斯,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5】马特拉:《全球传播的起源》[M]. 清华大学出版社, 朱振明译,2015年。

  【6】Hu, TungHui:《 A Prehistory of the Clou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6.

  【7】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M]. 丁未译. 华夏出版社,2005年。

  【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9】Zhou Yongming:《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John·Richard:《Rendezvous with Information?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roduction]》[J].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2001, 75(1):1-13.

  【11】John·Richard:《Bringing Political Economy Back in》[J]. Enterprise & Society, 2008, 9(3):487-490.

  【12】John·Richard:《Network Nation: 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Campbell·Richard:Media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 2nd edition.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0.

  【14】Schiller·Dan: "The Hidden History of US Public Service Telecommunications, 1919-1956." The Journal of Policy, Regulation and Strategy for Tele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and Media. Vol. 9, no. 2-3: 17-28. 2007.

  【15】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M] ,苗棣,赵长军,李黎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16】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

  【1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18】Williams· Raymond:《Long Revoluti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19】Williams·Raymond:《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0】Williams· Raymond:《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Routledge. 2003.

  【21】吕新雨:《中央电视台2002春节联欢晚会解读》[J].《读书》2003年第1期。

  【22】吕新雨:《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2006年央视春晚观后》[J].《读书》2006年第8期。

  【23】Scannell·Paddy.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In Andrew Goodwin and Garry Whannel (eds),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11-29. 1990.

  【24】Tracey· Michael.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葛继宏、梁静:《网络视频产业发展趋势分析》[J]. 《当代电影》, 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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