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宾计划——公共资本与工党新政

　　科尔宾计划——公共资本与工党新政

　　(THE CORBYN PROJECT ——Public Capital and Labour’s New Deal)

　　作者：罗宾·布莱克本[1](robin blackburn)

　　译者：(女神读书会翻译组)小毛线

　　《新左翼评论》111，2018年5-6月刊

　　女神按：这是一篇重要的译文。布莱克本作为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对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左翼所面对的经济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详细阐释了英国新自由主义上台以来所出现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加大，私有化浪潮，地方债务乃至养老金问题。作者还介绍了工党左翼的思想基础和相关智囊，最后也给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各国国情不同，但是在同一个全球化、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内，他山之石亦可攻玉，非常值得读者思考。

1.英国经济的病症

　　当下次大选来临之时，英国议会中的左翼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确切可行的机会，在这个资本主义重镇掌握政府最高职位。下面我将探讨科尔宾政府在面对英国经济结构上巨大的不平衡状态时，所面临的挑战和限制。我首先从影子财政大臣[2]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目前所提出的政策入手，然后是在就任后可能进一步指导科尔宾和麦克唐奈的思想。我关注的是经济政策，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在此往往缺乏想象力，被建制派的骗人鬼话所蒙蔽。不过，首先勾勒出工党左翼政府将要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也许会有所帮助。在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建立起西欧最不平等、最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之后，将近十年的托利党紧缩政策又进一步恶化了局势。

　　英国经济的病症可以追溯到当今时代之前。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丧失了其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优势。在此之前，资本家地主和城市银行家就已经背离了英国生产型经济。他们更偏爱金融工具和采矿所承诺的更高回报。英格兰制造业资产阶级总是居于早已存在的“绅士资本家”统治阶级之下。[3]在20世纪，帝国及英镑流通地区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平衡发展，而工党则引导工人阶级的需求去适应这个头重脚轻的体系。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强加的现代化并没有像西德和日本领导人那样使制造业升级，而是用高利率制约了制造业，怂恿资本进一步转向服务业。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放松禁止投机国民储蓄基金——养老金、保险政策和抵押——的限制，为金融资本加杠杆提供了动力。公共房屋和设施——天然气、电力、电信、水、铁路、公交——的私有化向地主和股东承诺高回报，却没有对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有过任何承诺。

　　从伦敦城[4]的角度来看，撒切尔夫人的“大爆炸”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伦敦通勤带[5]之外，金融化的熔炉正在吸尽空气中的全部氧气。对冲基金、私有者、外包者和对赌商人往往大有所获，但并不能滋养长期的商业。1997年，制造业占英国GDP的份额萎缩到17%，而德国是26%，这带来了英国北部工业区的长期萧条和经常账户的周期性赤字。英国进口国内不再制造的商品。布莱尔-布朗政府继续这一趋势。他们通过一个退税体系向“勤奋工作家庭”扔几块面包屑以减缓这一趋势。退税体系在财政大臣的微调之后最终崩溃。[6]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建立了全新的经济模式，在全球资本无限制流动的情况下开始增长。英国产业间的不平衡也恶化了地区的不平等。服务业膨胀到产量的几乎80%，德国只有69%，而利润则不成比例地依赖于伦敦和东南地区的金融和商业部门。[7]在新工党[8]执政时期，伦敦房地产价格的疯涨加剧了结构性的不平衡;富人的财富和收入比起其他阶层要增长明显。家庭负债从1997年可支配收入的85%增长到2008年的148%。[9]

　　与此同时，公共部门被千方百计地掠夺。背后的政策机制起源于美国：削减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此举将会释放财富的创造，随后要求削减公共支出以平衡开支。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将公司税从52%削减到35%;新工党将它砍到28%;卡梅伦和梅政府则减少到19%。在英国宪法空壳——皇家特权、女王致辞和不经选举的上议院保持完整——之下，在地方和全国层面上，国家被系统性地私有化和金融化了。政府不再“提供”公共服务，而是“采购”公共服务。[10]新工党的主要结构性遗产就在于此。通过扩张“私营机构融资措施”(PFI)[11]，新工党为了寻租企业的利益而掏空公共资产和服务。在这些原则下，承包企业制造“特殊用途工具”( Special-Purpose Vehicles，SPVs)借贷资本建立并维持学校、医院和监狱的运行，并获得前三十年乃至更多的营业额。撒切尔夫人和梅杰(Major)政府已经试验过了PFI，而布莱尔和布朗则在更大范围内采用了这一措施，伦敦城的朋友们向他们建议，比起向有钱公司和富人征收更高税收，与金融资本“合伙”建设学校和医院要更加符合天意。

　　PFI的狂热反映出，英国经济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庇佑下从生产向服务的更广泛过渡。寻租是这一政权的标志性盈利方式。而它私有化、杠杆化的财产——土地、建筑、专利、电视、矿藏、数字平台等等——以及SPV成为其偏爱的法律实体。[12]从短期上来看，寻租可以获得暴利;但是从长期上来看，新价值的生产却对推动生产力更有帮助。PFI一开始是用来为公路和医院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服务，但却扩展到垃圾处理、交通、设施管理、社会保障、IT、军事装备、养老和能源提供。[13]这些有利可图的承包合同并没有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中进行分配，而是分给了少许公司——保富集团(Balfour Beatty)、卡里林公司(Carillion)、国际主仆差会(Interserve)、贾维斯公司(Jarvis)、基尔集团(Kier)和信佳集团(Serco)。[14] 公共机构向私营企业签下了一笔超过3000亿英镑的订单，一揽子包含了债务偿还、财政开支、维护费用和附加费用，有效期一直到21世纪40年代。[15]2008年的危机并没有阻止这一狂欢：布朗建立了一个财政部基础设施财政小组，向PFI投资者提供政府信贷，后者随后将这一贷款“投资”回公共计划之中。[16]

　　除了额外的财政支出和过长的偿还周期，PFI也带来公共部门服务标准和民主问责制的恶化。SPV所代表的金融工程并没有推动公共服务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它产生了不具备专业工业技能或当地知识的经理人，产生了士气低落、报酬过低的雇员，造成了英国经济几十年来标志性的低生产力。[17]英国的投资率占GDP的17%，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平均值低5%，而且过分集中在伦敦和东南地区。研发开支尤其少——GDP的1.6%，欧元区是2.1%，美国则是2.8%。与此同时，非金融公司向股东的现金净流入比例则在1990年之后从39%上升到46%，越来越多流向海外。英国税收占GDP的比例也比邻国要低：33%，德国是38%，而法国是45%。[18]

　　2008的危机暴露出私人债务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而它支撑起了英国金融化的经济：家庭债务占GDP的98%，非金融公司的债务占109%，金融公司达219%——如果包括PFI借款的话，达750%——是七国集团中最高的。如果包括占GDP81%的公共债务的话，英国在崩溃之前的总债务高达GDP的487%，比日本还高。[19]危机来临之时，人们采用所有手段以拯救臃肿的金融部门：总共1.2万亿英镑的银行紧急救助和担保，随后是2009年到2016年间4450亿英镑的量化宽松。[20]随着欧元区危机爆发，英国复苏的整体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到2015年，GDP从2009年的低谷增长了15%，财富则增长了35%。但即使是英格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也在发问：“谁的复苏?”。[21]

　　投入金融部门的公共资金又在伦敦和东南地区引发了另一波股票市场和房地产泡沫。自危机以来，那里的财富中位数增长了将近五成，富时100指数(FTSE)中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则在1998年到2015年间翻了两番。与此同时，为这些收入提供资金的紧缩政策则重创英国北部，那里主要依靠公共部门的工作。平均实际工资依然低于2008年的水平。在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盟领导下，英格兰地方议会的开支平均被削减了26%，公共部门开支则受到限制——一周工作55小时的学校老师发现他们的实际薪水下降了15%。个人债务，尤其是毕业背负起大额学生贷款的年轻人债务再次上升。许多人在艰难还债。住房补贴的急剧缩减使得工作人口的贫困率超过20%;露宿者、工作不稳定者、焦虑和抑郁的人数上升。[22]2017年6月，格伦费尔塔(Grenfell Tower)大火恐怖地证明了腐败采购行为和责任外包所助长的安全标准下滑。[23]英国第二大建筑公司卡里林公司在2018年初的破产，揭露了PFI时代英国基础设施供应和维护的粗制滥造。尽管发布了盈利预警，卡里林公司还是在破产数月之前获得了数个大型公共部门合同。[24]

2.转向？

　　这正是科尔宾激进话语打动人心之时的英国状况。偶然因素——最重要的是在2015年党领袖选举中，爱德华·米利班德[25]转向公开初选和“一人一票”原则所带来的意外结果——推动科尔宾获得了公众的注意，他有关结构性变革的纲领也迎合了大众对于体系的不满。这一体系显然失去了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布莱尔执政时期几乎消失的工党左翼也重获新生。工党左翼起源于凯尔·哈迪[26]的独立工党，拥有低教会派[27](贵格会、卫理公会)传统。工党左翼总是扮演工党的良心——它“跳跃的心脏”，加上费边派的“头脑”、新自由派的化身以及工会官僚的财政“支援”。[28]在工党独有的结构中，左翼的基础是普通党员，工会控制的机构、会议和全国执行委员会，而工党右翼则掌握议会。在当时，工党左翼反对核武器、反对殖民压迫、反对工党在政府内的错误行为，但是依然受困于工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对英国建制的遵从。

　　科尔宾在当前时刻的极大政治优势在于，他真正代表了平等主义——他属于英国很罕见的那类政治家，“公平”在他们口中并不会瞬间灰飞烟灭。他不喜欢政治的人格化，讨厌“科尔宾主义者”这个词，更喜欢将数十万投票给他的党员描绘为“激进社会民主的支持者”。科尔宾支持的社会民主招牌拥有数个来源，但是核心是本恩主义。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托尼·本恩[29]在议会中的首席助手时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30]自1983年踏入议会以来，科尔宾就不知疲倦地捍卫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和完整性，反对私有化、外包和PFI的浪潮。他利用保罗·富特(Paul Foot)在《私有之眼》(Private Eye)中对PFI的揭露，不屈不挠地尖锐批评布莱尔主义。和本恩不同，他并不关注宪法议题，而是发起运动，对抗精英化、唯利是图、阶级分化的政治秩序。作为“停止战争同盟”(Stop the War)的主席，科尔宾揭露了新工党有关伊拉克的谎言与欺骗。当许多国会议员受报销丑闻影响之时，科尔宾的开支申报量却是所有议员中最低的。如果有机会，他将会废除上议院和皇家特权;但是他的优先事务是拯救公共服务，对抗萧条、贫困和不平等。

　　就任领袖三年之后，随着在党领袖选举获得两次巨大成功、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票数获得史无前例的10%的增长，科尔宾的个人地位看上去已经逐渐稳固。但是他对工党议会党团(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PLP)的掌控并不牢靠。工党主义的核心信条是“议会至上”——被选出的代表对党不负责。国会议员们也历来视自己位于普通党员意见“之上”。在成为工党领袖的第一年，每当科尔宾对议会发表演讲，工党右翼议员总是叫喊“辞职!”或者“坐下，闭嘴!”。[31]2016年6月，科尔宾从米利班德手里继承的布莱尔主义影子内阁宣称科尔宾个人应当为脱欧投票负责，因此发起了一场集体辞职，意图逼迫科尔宾下台。随后是一场由172名工党议员——占工党议会党团的几乎四分之三——所支持的“不信任”动议，只有40名议员支持科尔宾，为首的是科尔宾的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奈。面对这场“小鸡政变”，科尔宾眼都没有眨一下。30年来支撑着他信念坚定、遵纪守法地反对这帮人的道德力量让他岿然不动。

　　很多人认为梅在2017年6月发起提前大选的决定将会终止科尔宾主义;自由派认为科尔宾“选不上”。恰恰相反，科尔宾为工党在1997年之后获得了最多的投票(1290万)，超过了布莱尔在2001年(1070万)和2005年(960万)的记录，以及布朗在2010年的860万和米利班德在2015年的930万。科尔宾在年轻人那里获得压倒性支持。[32]在脱欧公投产生惊人结果仅仅一年之后，英国的整体政治气候就转向左翼，而不是像反动脱欧者所希望的那样转向右翼。人们心知肚明，来自北方破败前工业区的选票打破了脱欧议题上的平衡。[33]工党支持率在2017年6月的上涨显示许多投票者支持科尔宾的激进主义。科尔宾在这场选举中打破了梅的多数地位。紧接着这场选举之后，面色铁青的她告诉保守党议员：“紧缩结束了”。[34]政府放弃了取消退休者冬季燃料补助、取消养老金“三重保障”以及取消小学生免费午餐的目标。对于那些宣称赢得选举只能依靠中间派的人，科尔宾可以说中间派已经转向了：

　　“今天中间派的立场已经不是20或30年前了。在经济大崩溃和多年紧缩之中，一项新的共识正在诞生。人们开始为了对不一样、更美好事物的憧憬而寻求政治上的声音。2017年也许是政治最终赶上2008年崩溃的一年——因为我们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选择。[35]

　　一个更加明智的时代之子

　　工党支持率的上升主要归功于2017年工党纲领，“为了多数人，而非一小撮”。这份纲领回响着雪莱在彼得卢[36]之后写下的诗篇“无政府的面具”及其最后对行动的呼吁。科尔宾大选集会上反复引用着：“像睡醒的雄狮般奋起，亿万成群无可阻挡……他们一小撮，你们千千万!”纲领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充满自信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中心信条：私有化、股东至上、极高的董事会薪水、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37]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在持续四十年、跨越党派界限的撒切尔主义之后，这标志着政治-意识形态气候的重新转向。纲领声称，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私有化导致价格提升以支付红利，从而产生更高的成本和更差的质量。私有化之后，水费涨了40%;低价卖出的邮政服务通过不断换手获利，支出增长却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能源提供商在2015年乱收费达20亿英镑——“私有化无力提供服务”。财政系统“只为一小撮服务”。英国的生产性部门“多年”饱受“政府忽视”之苦——“被浪费的潜力制约着我们”。英国是大型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收入下降的国家——哪怕经济增长在经济危机之后已经恢复。“今天英国绝大多数劳动者在通货膨胀之后比十年前要挣得少”：

　　“随着经济转向低薪、没有保障的工作，不平等加剧。英国的制造业基础衰落，我们过度依赖集中于伦敦和东南地区的金融部门……英国未能让它所有地方和当地经济运转起来，这反映在英国经常账户的恶化、生产力微弱增长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38]

　　反对这些的提纲宣称“创造财富是工人、企业家、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共同努力。各方都做出了贡献，必须公平获得收益”。面对英国巨大的不平等，可以说它的具体提议很节制，但并非可忽略。科尔宾政府可以对薪酬过高的公司征税，要求寻求获得政府合同的公司将薪酬的差距减少到20：1.工党可以将印花税的范围延伸到更多的金融资产之上，在投资银行和小额银行之间建立稳固的限制，寻求拆分苏格兰皇家银行——危机期间被国有化——以建立当地公用银行。[39]

　　纲领的中心叙事是将经济重新从金融部门拉回，通过公共投资、再国有化、经济保护和平等主义社会开支以重振地方生产性经济。工党工业战略的重点是国家投资银行，由进步经济学家、工业家、企业家和工会分子组成的智囊团所运营。这个银行将会在10年内集资并管理2500亿英镑的资金，投资新技术、信息经济和基础设施，目标是将60%的能源转向零碳或可再生资源，到2030年将研发经费提高到GDP的3%。这对于国家的研发事业将是真正的提升，后者在2016年的支出是330亿英镑。[40]国家投资银行将会支持一个区域性发展银行网络，向小型企业提供“耐心、长期的财政支持”，填补供应链的空隙，推动其他形式的所有制，例如合作社。长期以来，支持合作社和小型企业是工党纲领的支柱，而致力于公用财政系统的承诺则是全新的，是向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Institute)或者挪威的国家养老基金致敬。[41]

　　复杂的再国有化

　　科尔宾政府将会致力于广泛的国有化计划，将主要设施——铁路、水、能源和皇家邮政——带回公共所有，“提供更加低廉的价格、更可靠和更可持续的经济”。麦克唐奈认为，低利率将会允许盈利设施广泛地实现国有化——确实，它将产生红利。但是这一刻并不是永恒的，一旦确定合适的估值，就要担保所需的贷款。更加具体地来看，提议的策略和范围依不同部门而变化。在铁路部门，现在有关客运的合同将会等到过期，而铁路运营将会回到公共控制之下。[42]私有的自来水和污水公司组成的“无能”拼凑网络主要由海外投资者所有，将会被公有的地区水体所取代，政府会将现存的投资转为公共债务。麦克唐奈说，由于自来水公司有利可图，对于纳税者而言，这将是一笔投资而非开支：“当你借钱买下一笔财产，而这笔财产正在产生利润之时——就像自来水公司这样——利润将会抵消你借贷的成本。”[43]据估计，公共所有将会通过取消股东分红和减少债务利息，从而每年减少自来水公司23亿英镑的成本。[44]自来水公司利润的结余可以交给消费者、或者投资于改善服务、或者交给财政部，亦或是三者兼有。起码有一家伦敦城的律师事务所认为，如果大选支持国有化的话，国会可以规定股东的补偿水平。[45]也可以利用红利只补偿拿养老金的股东。

　　在能源部门，工党的计划要更为谨慎：“支持建立”公共所有的公司，“与私人能源供应商相竞争”。至于邮政服务，工党只承诺“尽早”实现再国有化。[46]2017年纲领没有提到PFI，但是麦克唐奈后来宣布工党政府领导下不会有新的PFI计划，而现有的PFI将会回到“国内”，重新恢复公共服务提供的民主问责制。[47]首先是编写一本现存PFI和公私合作的“清查手册”，澄清关键条款及条件。[48]这类合同每份都高达成百上千页，在专家会计师的帮助下规避真正的责任与所有权。借给SPV的钱，或PFI下应当偿还的资金通常都瞒着英国海关税务总署(HMRC)，藏在海外避税天堂。这一通操作其实是当年政府自己设计出来的。政府国有化的力量需要将这些操作带回“国内”。

　　工党左翼直言不讳地支持科尔宾领导下的公共所有，这符合人们对英国私营部门的深深不满。在一项调查中，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支持铁路和能源的再国有化，83%的受访者支持重新控制自来水。[49]现在需要的是重新发明公益的概念，没有公共所有就没有公益，它也需要责任、咨询、决心和首创性的协同汇聚。科尔宾和麦克唐奈已经开始为公共所有应当带来的更大民主问责制提供例证——“不是20世纪40、50年代遥远的集权模式”，而是“基于合作社的原则，包括工人和消费者的所有制”：

　　“数字时代的技术应当赋权给劳动者，使得我们能够在过往不可能的规模上进行合作。然而，它通常产生一种更加残暴、剥削的资本主义。看看优步、户户送和其他公司就知道了。这些公司利用的平台是属于未来的技术，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往往依赖于建立有效的市场垄断，利用垄断压低薪水和工作条件……但是想象一下，优步由司机们合作运营，他们共同掌控着未来，在薪水和工作条件上达成一致，利润共享或者进行再投资。[50]

　　负责任的公共所有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对信息开放——正如蒂亚娜·埃尔森(Diane Elson)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主动控制经济的关键。[51]现存的管制机构——英国水务管理局(Ofwat)、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管理局(Ofgem)、英国通信管理局(Ofcom)等等——都很少使私人投资者承担责任，应当被重新改组，要求密切监督投资、表现和价格。它们将可以采用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当地合作社和私人机构的“平行视角”。[52]

　　工党计划通过提高前5%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将大公司的公司税从19%上涨到26%为公共开支筹措资金——依然低于现在德国的30%和法国的33%。2017年纲领也将印花税扩充到金融交易之上，废除了伦敦城许多商行所享有的特权——它们的股票交易不征收印花税，因为它们属于“做市商”。一份精心的预测认为这将会带来每年12到19亿英镑的额外收入。[53]纲领也承诺对住宅房地产——现存的市政税[54]在许多方面是累退的——和投机开发商所控制的保留用地进行更为公平的征税。这里也许埋藏着今天英国最大的一笔税源：在房价飙升以来，房屋价值在1991年以后就没有做过评估。重新估值以及新的征税价位将会产生大量税金。[55]

　　在其他领域——学校系统、房屋、外交——宣言反映了工党右翼依然牢固的掌控。工党在2017年废除大学学费和恢复学生生活补助的承诺是新工党政策的戏剧性转变。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阻拦英国迈向美国的特许学校模式。健康方面，它没提到立法阻止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持续的市场化或者阻止体系资产的贱卖。而这些是科尔宾和麦克唐奈在2016年党大会上所承诺的。相反，纲领默认了商业提供医疗服务的现状。[56]住房方面，当工党鼓吹着“确保人人都有房”的口号之时，它并没有在社会提供的支持下提出另一套说辞，去对抗住房普遍权利、去对抗野心勃勃的房产所有权。房产所有权是金融化房地产市场的基础，45岁以下的大部分人都被排斥在外。[57]尽管科尔宾把房地产危机部分归咎于公共土地的出售和盈利性开发商建房，工党却没有提议立法禁止。纲领承诺：“工党将会投资建造100万间房屋”，坚持声称这些房屋将是人们付得起、对环境友好的，但是并没有解释如何克服原料上的限制——比如砖瓦。工党的计划是基于当地政府的房屋建造计划，允许市政部门抵押自身资产。如果当地政府控制开发项目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增值税”从中获利。利润来源于公共交通的改善和社会基础设施——例如繁荣社区所需要的图书馆、运动中心、农贸市场等等——所带来土地价值的提升。而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则会略过这些设施的兴建，以确保投资者获得最高红利。

　　科尔宾对2017年5月曼彻斯特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回应打破了禁忌——将英国反对穆斯林国家的战争和国内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爆发联系到了一起，他宣称“我们必须足够勇敢地承认反恐战争没有用”——赢得了选民的广泛支持。[58]但是这一打破英国外交政策信条的举动却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政策承诺。尽管2017年纲领发誓“不再支持单边干涉的侵略战争”，但它在外交事务和国防上立场软弱，传统的右翼工党主义依然大行其道——支持北约、提高国防开支、支持军工产业、复兴三叉戟核武器系统——砍掉它的话每年可以释放40亿英镑的资金。尽管大多数议员(包括苏格兰民族党和绿党成员)想要让三叉戟退出历史舞台，右翼工党议员却足以否决任何对此的动议，他们利用人们担忧国防产业失去工作岗位、引发华盛顿不满的恐惧。英国在运行所谓“独立核威慑”方面完全依赖美国。[59]国防政策很有可能依然是布莱尔主义死硬派的堡垒。

3.新左翼的新视野

　　据称，工党新左翼缺乏某种思想上的基础，这种基础为当年新自由主义者的崛起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大量的智库，他们着眼于将学术转化为政策，在政治家与支持政策的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间运作。[60]这在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宾-麦克唐奈领导层还是利用了一系列资源，包括——或多或少激进的——一些智库的工作，比如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和工会支持的劳工和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Labour and Social Studies，CLASS)，还有史密斯研究所(Smith Institute)与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IPPR)提供的主要支持。[61]不过它们都比不上迈克尔·富特[62]的《论坛报》(Tribune)或者维克多·格兰茨(Victor Gollancz)的“左翼读书会”( Left Book Club)、诺瓦拉媒体(Novara Media)为思想的广泛讨论所提供的平台，也比不上一年一度的“变革世界”会议为辩论提供的“真实”论坛，更不要说积极分子的出版物，像《金丝雀》(Canary)和《演化》(Evolve)。尽管这些都是正面趋势，但是它依然与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在战间经典《即将到来的权力争夺》(The Coming Struggle for Power，1932)中所描绘的领导权图景相差甚远。

　　在2017年大选后，麦克唐奈的经济顾问团队有所变动，但似乎已经重新巩固过了。NEF的前资深经济学家、39岁的詹姆斯·米德威(James Meadway)扮演主要角色。从某种程度上，米德威代表了结合在科尔宾计划周围的两代左翼经济顾问之间的关系。出生在1980年的米德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在考斯达斯·拉帕维萨斯(Costas Lapavitsas)的指导下于2013年获博士学位。[63]在亚非学院期间，米德威参加了货币和金融研究小组，参加编写了拉帕维萨斯所编辑的干涉主义著作《欧元区的危机》(2012)(Crisis in the Eurozone)。米德威在NEF的论文《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宏观经济战略》将英国描写为“束缚在一个机能失调、曝光过度的金融系统中。这个金融系统却与一个绵软的实体经济共生”——“一个吸收进口，需要金融的绵软经济;不断需要金融援助以支撑一个臃肿的金融系统”，使得决策过分容易受到投资者需求的影响。

　　挣脱紧缩政策束缚的关键是削弱金融部门，米德威说。“削弱金融部门的关键是加强实体经济。”收缩、重塑金融部门的工具包括债务取消和拆分银行。增强生产性经济不仅仅包括建立国家投资银行的传统手段——国有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可以用来资助拥有明确公共目标的金融计划——还包括更多非传统的政策：将量化宽松现金直接注入实体经济活动，例如资助迪特·赫姆(Dieter Helm)的5000亿英镑绿色基础设施计划：“明智、节约使用”。流行的量化宽松可以“重击私人金融对公共经济成果的支配”。米德威也对资本逃离的传统恐吓手段不屑一顾。他指出，对资本施加控制已经变得比较平平无奇，从马来西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年“停留期”到戈登·布朗在2008年对冰岛银行财产的控制，以及2009年巴西和韩国采用的降温举措。[64]

　　其他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包括玛丽·罗伯特森(Mary Robertson)，她与亚非学院的本·法恩(Ben Fine)和凯特·贝里斯(Kate Bayliss)共同编写了有关金融化、房屋和自来水私有化的部分，她还是工党的经济政策总监。[65]与此同时，据说工党有关工业战略的思考反映在玛丽亚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有关“公共企业家精神”的作品中，强调了国家所支持的研究在21世纪科技突破中扮演的角色;也反映在“普世基础设施”——包括健康、社会保障——的概念，它是21世纪工业战略的关键成分。[66]与此同时，麦克唐奈也支持与“普世基本收入”相对的“普世基本服务”。后者由亨丽埃塔·摩尔(Henrietta Moore)(伦敦大学学院，UCL)和乔纳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伦敦国王学院，KCL)。[67]作为金融危机时的前财政部官员和内阁办公厅的首席经济学家，波特斯与西蒙·雷恩-刘易斯(Simon Wren-Lewis)(牛津大学)在麦克唐奈的财政信誉规则——承诺在五年内平衡政府开支，只为了投资进行借贷——之下共同编写了论文。米德威现在是这一规则的鼓吹者。[68]其他在工党左翼周围的老一代思想家包括安·佩蒂弗(Ann Pettifor)，NEF的成员和《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债务危机》(2006)(The Coming First World Debt Crisis)和《货币生产》(2017)(The Production of Money)的作者;格雷厄姆·特纳(Graham Turner)，20世纪90年代期间在日本东海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现在是一名经济顾问和《信贷危机》(2008)(The Credit Crunch)的作者。[69]麦克唐奈委托特纳写了一份报告《为投资融资》(2017)(Financing Investment)，严厉批评向非生产性部门——尤其是“臃肿”的房地产业——借贷的国内银行。

　　公用银行？

　　下文我将会参考这些非传统经济学家的著作，不过我也会在他们的作品之外寻找可行、激进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是反资本主义的，而且挑战贫困、不平等和商品化。它们加强了人民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抵抗，以及可能的控制。它们推动民主和大众对社会盈余及投资的管理。一个进步性、大众性的措施充其量也许只是过渡性的。而我们知道，超越资本主义体现在人们合作与组织的新形式，它的原则是，集体的自由发展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以下多种多样的提议——向最大型银行、房地产或大型科技公司征税、养老金改革、社会基金网络管理的“公共资本”，大规模债务豁免——显然过于简略、不够完整，但它们可以标志着一个全新方向。它们是一小步，但是实打实地在“负责任积累”和“网络社会主义”的政权中迈向“剥夺剥夺者”、建立“公共资本”的步伐。

　　在文章《中心地带的危机》(Crisis in the Heartland)中，彼得·高恩(Peter Gowan)将适应生产性部门的“公用信贷与银行”与“私有资本主义信贷体系”相对比，后者“以自身对利润的追逐将其他一切经济活动变为附属”。正如高恩所言：

　　“一切现代经济系统——无论是不是资本主义——都需要信贷机构以促进兑换和交易平稳运行;它们需要银行以产生借贷资金，需要清偿系统以帮助债务偿还平稳运作。它们和医疗服务一样，都是关键的公共服务。

　　高恩接着论述，但是这种信贷体系天然是不稳定的，银行的本质就在于，任何时刻它手里掌握的资金是比所有存款者的存款要少的。确保体系的安全性意味着应当阻止银行间的竞争。

　　此外，有关信贷应供给何处的政策问题也具有重大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民主控制、对信贷和银行系统的公共所有是理性的，也是必要的。[70]

　　正如高恩所指出的那样，公用信贷体系可以在资本主义经济内运行：德国的国有州立银行(Landesbanken)和战后日本的银行可以说都以不同方式执行这一职能。

　　相反，私有资本主义信贷和银行模式是在“货币资本”逻辑下运作的——在马克思的公式里是M-M’[71]：借钱给某人以获得更多货币。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所采用的体系，交织着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高恩说：“货币资本为王”。它意味着信贷系统的公共职能要附属于货币资本的自我扩张，而后者则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其他部门产生的利润。私有资本主义信贷体系作为金融部门非凡财富的创造者和负债消费的推动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推动经济增长，目前早已深陷危机。某种新形式的公用银行现在已经重新提上日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将公共所有的苏格兰皇家银行转向生产性和对社会有益的投资计划将会成为这种新形式的具体案例。

　　重新思考公共资本

　　公共资本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正如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公共财政的广泛危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言尤为不利，因为它限制了再分配的可能性。[72]当征税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之时——作为征税基础的全职雇员数量减少、低薪水的盛行、公司将利润囤积在海外避税天堂、或者花钱逃避司法管辖——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和环境制约，公共资源的需求却一如既往地强劲。[73]英国政府孤立无援，因为它许可了那么多避税天堂的存在。然而社会保障支出上升的“灰浪”却是代价不菲，它涉及了超过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和健康开支。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投入大规模开支，而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巨大不平等情况需要进行直接再分配的计划。此外，所有年轻的成年人也必须免费获得高等教育与职业训练，女性需要同等的薪酬、资源和尊重。“儿童”需要更多的开支。生命科学、信息技术和交通需要更多更好的研发，它们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这些趋势结合在一起就需要进行有效征税——以及高效的公共所有制——这是崛起的新左翼面临的关键问题。

　　正如工党左翼所说，金融产业将是新收入的重要来源。2008年的危机及其后果引发了该部门进一步的集中与垄断，使得它进一步出现“大而不倒”的局面。英国政府在2011年引入了一种银行税，但是在汇丰银行(HSBC)和渣打银行(StanChart)的压力下缩小了适用范围。相当保守的澳大利亚政府则大胆得多，引入了一种季度税，对本国五大银行的负债征收0.015%的税，自2017年7月生效。这一手段将会迫使“大银行”为他们隐性享有的公共补贴买单。这种税着眼于银行资金，预计每年可以收缴15到16亿澳元。银行易于将这笔额外成本转嫁给顾客，但是小银行是不需要这么做的。这一事实制约了转嫁的力度。这一措施将会刺激金融部门内的竞争，到两年后接受进一步审查。[74]大银行税率更高是因为他们享有“大而不倒”的地位，要为隐性的担保买单。每个主要金融辖区都可以引入这一措施。

　　也可以引入瑞典工会联盟(Swedish trade-union federation)首席经济学家、瑞典福利国家的设计师之一鲁道夫·麦德纳(Rudolf Meidner)有关公司财产税的建议。[75]它需要公司每年划出年利润10%的份额。收集起来的份额不允许被卖出，而是接受区域性“雇员基金”网络的监管，随着一代又一代人退休，他们分批享受份额资金。除此之外，所有红利、配股和资本增长将会重新投回基金网络，以鼓励负责任的资本积累。[76]每一基金的具体政策将由民主辩论所决定。

　　正如昨天的强盗贵族那样，今天的大型科技公司渴望垄断。到2017年，Facebook、亚马逊、谷歌、微软在华盛顿政治游说上的开支要高于银行，它们借此确保当它们把利润转回美国时，能获得有利的税收政策。网络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可以摆出博爱姿态、大量的“免费”或廉价服务，使得“硅谷巨头能够摆出‘拯救世界’姿态”。[77]它们利用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大规模逃税。由于他们操纵着盈利数据，有理由用它们作为代理商的收入去计算它们的纳税金额，通过供应链和市场开支收集信息。经合组织意识到了这一议题。因而欧元后知后觉地计划向欧元区按营业额和资本价值来计最大的150家公司实体征税;其中一半是美国公司，其余大多数是欧洲公司，但是也有一些是日本和中国的。税率被设定在收入的3%，预计会带来50亿欧元的收入。试探性的小型试验伴随的是热情保证：这绝不是回应或者报复其他国家的贸易措施。

　　政府当局拥有着不少私营部门。2008年9月对银行的紧急救助使得英美财政部在大多数银行掌握大量股份，苏格兰皇家银行有三分之二的股份还是国有的。政府典型地在以迟钝、缺乏生气的方式在管理它所获得的资产，拒绝利用这些资产影响管理或者引导未来收入投资良好事业。作为反经济循环周期稳定器而创建的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SWFs)，本来是用来分散暴利或者进行代际再分配的手段。它可以充当反例。一旦这种“公共资本”存在，就可以预计它会实现有责任的投资，利用自身杠杆鼓励可持续技术和体面劳动的实践。[78]自20世纪80年代末，挪威就在引导石油收入盈余进入这一实体，建立起的基金现在值1万亿美元——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类似于一个“普世”投资者。[79]不过，利用公共资产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绝非石油国家的专利。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将收入盈余存入一个信托基金中，当缴纳者达到合适年龄时，就可从信托基金中获得养老金。不过，信托基金是被禁止进行主动投资的，因为害怕这会迈向社会主义。

　　养老金改革

　　英国管理的机构基金规模庞大：超过4万亿英镑，大部分是为英国委托人管理的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它们的管理原则却十分可疑，或者模糊不清。可以引导它们走向负责任的投资：哪怕调动这一庞大财富一小部分都可以为国家投资做出很大贡献。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提倡“重新引导人们的储蓄进入公共和非盈利金融实体”的重要性，它将会使得当地经济发展、重建城区和中小企业发展获得信贷资金。“金融决策的民主化是公民获得塑造所在社区能力的关键工具。”[80]多亏了税收减免，养老金的商业提供者才形成了一个产业——法律允许他们的顾客在为退休储蓄时无需缴税。因此，养老金成为了改革的当然目标，迫使管理者优先考虑社会议题、雇员权利和环境标准。不过，养老金管理时常孕育出“灰色资本主义”，流程晦涩复杂，甚至连领受人都领不到钱。养老金管理者带来巨额市场开支与管理费用，掏空了养老金价值的同时也没有消灭风险。贸易规则可以阻止过度投资的“扰乱”。机构投资者也可以被迫监管他们投资公司的表现，被迫尊重工人权利，阻止过分不负责任的操作。当政府行事方式不受金融企业喜欢之时，机构投资者也可以帮助劝阻金融企业不要按下应急按钮。现代投资组合管理呼吁，让一个公司负责任地行事的最佳方式是“参与”而非“退出”。

　　英国国家养老金依然是发达国家中最为吝啬的。[81]联合政府[82]引入了一种额外的个人养老金，政府要投入与个人同等金额。全职雇员将会自动进入这一计划，但可以选择离开。个体户不包含在内，哪怕是那些愿意参加计划的个体户也发现他们积累的养老金远远无法满足他们所需的退休收入。拉低利率从而降低养老金资产回报的量化宽松打击了职业养老金计划。未来的养老金缴纳者也许会乐于看到养老金储备增加，但当他们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储蓄的低回报又会引发失望。科尔宾政府应当探索面向所有人的次级养老金，允许养老金持有者将他们现存的金额打包进入一个更为安全的普世计划之中。应当建立一个养老金特别工作组以简化条款，将所有形式的次级养老金整合为一个单一的计划，确保人人都能享有积极、体面的老年生活，象征着代际之间达成高尚的协定。应当要求现存的职业和商业养老金符合通用标准，将年费降低到0.2%。[83]应当以清晰的社会目标和例行审计管理养老金;缴纳者和受益者应当在养老金管理中扮演角色。

　　债务豁免与“直升机撒钱”

　　米德威的“宏观经济新战略”支持取消债务，但是其他人有着更多想法。他们认为银行、政府和家庭难以对付的负债在全球经济之上洒下了一层阴霾，需要更强有力地维持家庭的购买力。安·佩蒂弗和史蒂夫·金(Steve Keen)建议将传统的“禧年”进行改造。[84]在《圣经》里，禧年意味着每49年就要把积累的债务付之一炬，救济所有负债者。新方法要更加广泛。每位公民将会获得一份特别的社会红利——4万英镑。这笔钱首先用来偿还个人任何债务，无论是抵押债务、消费债务还是学生债务，剩下任何钱都可以自由支配。重要点在于这惠及所有人，而不只是负债者。如果措施只面对负债者的话，那么这就会被人视为不公平的，越无所顾忌的消费者越得到奖励。这一债务豁免的方法利用普世主义推动平等主义措施的合法性。(要注意，4万英镑对于大多数人用处很大，但对于最富有的1%而言不过是洒洒水。)

　　一个更为温和的版本叫“普世基本机会基金”，它提议在十年内，向55岁以下的公民分两次支付1万英镑的“红利”。[85]“机会基金”可以设置为一个主权实体，获得政府债务、财产税和“公司税”投资的资助。获得者可以随意花费这笔钱，政府鼓励他们投资“完善”自我：获得技能、投资一个小企业等等。“禧年”类型的债务豁免计划要更为宏大——4万英镑而不是1万——将会帮助支付学生债务。这两个方法都宣称自己是迈向“普世基本收入”的垫脚石。对后者的批评者认为，其庞大开支是主要阻碍。“机会基金”的作者通过抵税和救济以减少支出，但他们依然估计10年内要支出1450亿英镑。

　　这些提议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68年支持的“直升机撒钱”并不遥远。弗里德曼说，为了在严重危机中恢复需求，需要将直升机装满了钞票，从空中向人们撒钱。罗伯特·斯基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解释道，问题在于许多人会把钱藏起来而不是花出去：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许多提倡直升机撒钱的人——像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和阿达尔·特纳(Adair Turner)——主要从政府额外支出的货币融资方面去看待这一问题。政府应当通过从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而不是向公众发行债券——为一项投资计划募款。这将会提高政府的赤字，但不会提高国家债务，因为中央银行向政府的贷款并不是为了偿还。政府因而获得一项资产，却无需承担起相应的债务。[86]

　　对“货币生产”更为广泛的理解将会加强有关公共投资需求的全新叙述。英国脱欧和科尔宾的“双重冲击”带来清风劲吹，《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首席经济评论者提出，在金融部门高度杠杆化的情况下，如果资产价格暴跌威胁着需求，可能会出现“真正的非传统政策，包括直接为政府开支进行货币融资”。“直升机暗示”之后就是对“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的道德指控：“牺牲大众福利以安抚金融市场的上帝，这既不道德，也不可能。如果一项用来稳定我们经济的政策使金融不稳定，那么答案就是需要更激进地改革金融。”[87]

4.前景

　　虽然工党左翼现在真正有了领导政府的机会，但它的机会依然渺茫。尽管——除非变故——科尔宾作为领袖的位置似乎已经稳固，他对工党的掌控并不能视为理所当然。35万新党员的大量涌入加强了工党左翼，它在迷宫般的委员会结构中前行。但是党在全国和地方级别的组织依然不够民主，小集团进行决策，“一人一票”原则很少施行。在许多关键委员会上，平衡依然由无组织的中间派代表所控制，地方或工会官员可以进行施压，扼杀民主化倡议。科尔宾目前在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地位也许经不住这种压力。积极分子的劲头伴随的是重选计划的克制，希望工党左翼候选人能够在三分之一的优势微弱选区中获胜。但是党的地方官员绝大多数是布莱尔主义追随者——偶尔也有女性——他们控制着大多数选举进程，臭名昭著的是在西米德兰兹(West Midlands)，当地官员为了达成自己目的而取消会议或者排斥党员。

　　在工党议会党团262名议员中，约60名是死硬布莱尔主义分子，在上议院和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联手。公开表示敌视的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中伤科尔宾，但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反科尔宾的媒体运动。[88]一个最多包含40名议员的更小集团，是工党左翼的真正支持者，首要的是科尔宾的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奈。但是大多数工党议员——中间的约160人——仅仅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密切注意着潮流，但是没人有着坚定的信仰。尽管党在维多利亚街南区的总部依然是右翼重镇，但多亏了科尔宾的选战胜利和反对党领袖办公室逐渐积累起权力和支持，他们将渐渐地和科尔宾配合。不过，一旦他们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转瞬间就会抛弃科尔宾。在职的残余布莱尔分子一有机会就会呼吁回归紧缩政策和私有化。这一情况的政治语境也许是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的全国政府。当年拉姆塞·麦克唐纳[89]和2010年之后自由民主党的悲惨命运，应当警示人们提防这种诱惑。

　　为了组成政府，工党也许需要和苏格兰民族党达成协议(Scottish National Party，SNP)。这可能会带来有利结果，但不是确凿无疑的。位于荷里路德[90](Holyrood)的苏格兰民族党政府十分谨慎。

　　经济前景依然不容乐观。考虑到家庭债务的高企，科尔宾政府如果在“市场”授意下被迫提高利率的话，将会付出高昂的政治代际。脱欧仍然是未知领域;没完没了延长的“过渡期”，一点改变都没有。[91]但是，如果留欧支持者所预计的货车堵塞、企业破产和超级市场一空的局面没有出现的话，关税战、币值突变、利率走高、经济开始衰退或地缘政治动荡也会带来进一步冲击。真正的危险也许不是“悬崖边缘”，而是不断停滞的现状;已经低迷的英国人中等生活标准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我们也不确定英国下次大选何时进行，情况如何。人们越来越对两年徒劳无功的脱欧谈判感到清醒。只要托利党“叛乱者”固守阵地，这可以被轻松平息。但是一旦涉及到关键投票，他们就会因担心提前大选而退缩。除非大量保守党成员加入，否则反对党无法在议会取胜。工党2017年纲领承诺支持一次制宪会议，对于名不副实的联合王国而言，这是走向民主化的急需步骤。在选举层面，科尔宾政府不仅需要较小政党支持工党的策略性投票——科尔宾在2017年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也需要托利党选民的分裂。这是布莱尔在1997年到2005年取得多数的手段。出于英国脱欧的“背叛”，某些保守党选民也许会回到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UKIP)——哪怕后者未能选上任何议员。随着商家关门、实际工资下降，跛脚鸭般的梅政府艰难走向2022年。英国建制派喜欢的脱欧方案造成国内分裂，被分裂所消耗的保守党也许走不到最后。鉴于这些风险，最重要的就是为英国荒谬而破碎的现状提供一个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

　　注释：

　　[1] 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1940- )，英国左翼历史学家。——译注

　　[2] 影子内阁也叫预备内阁，不执政的政党为准备上台执政而设的预备内阁班子，英国现在的影子内阁由科尔宾的工党所组建。——译注

　　[3] Geoffrey Ingham, Capitalism Divided? The City and Industry in British Social Development, Oxford 1985;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 2015, 3rd ed., London 2016;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原注(为方便资料查阅，除说明性文字，原文注释不翻译)

　　[4] City，指的是伦敦金融城。——译注

　　[5] 指的是住在这块地区的人都要在伦敦市区工作，因此早晚要通勤于两地，相当于伦敦城的最边缘地区。——译注

　　[6] Charlotte Moore, ‘Tax credits fiasco costs £15m’, Guardian, 22 July 2005.——原注

　　[7] 联合国国民核算主要总量数据库(UN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原注

　　[8] New Labour，指的是布莱尔和布朗领导时期的工党(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右转倾向严重。——译注

　　[9] Daniel Harari, ‘Household Debt: Statistics and Impact on Economy’,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10 May 2018.——原注

　　[10] Stephen Wilks, The Revolving Door and the Corporate Colonization of uk Politics, London 2016, pp. 5, 9; James Meek, Private Is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2014.——原注

　　[11]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s(PFI)，将公共事业分包给私营企业，利用它们完成并管理公共事业。——译注

　　[12] 土地方面，参见 Brett Christophers, The New Enclosure: The Appropriation of Public Land in Neoliberal Britain, forthcoming from Verso in 2018.——原注

　　[13] David Walker and John Tizard, Out of Contract: Time to move on from the ‘love-in’ with outsourcing and PFI, Smith Institute, January 2018, p. 5.——原注

　　[14] 贸易公平办公室在2000年到2006年处罚了103家建筑公司操纵投标的行为： Michael Mair and Paul Jones, ‘Politics, Government and Corruption’, in David Whyte, ed., How Corrupt is Britain?, London 2015, pp. 124–30.——原注

　　[15] HM Treasury, ‘Current projects as at 31 March 2017’. 国家审计局发现SPV每年所承担的财政开支要比公共部门的实际值高2-4%。PFI建立一组学校的开支要高40%。Nao, ‘PFI and pf2’, 18 January 2018, pp. 14–16. 据Nao所言，PFI的运行效率并不足以弥补其额外开支： p. 10.——原注

　　[16] 参见Mike Raco, ed., ‘Britain for Sale?’, Smith Institute, May 2016, p. 13.——原注

　　[17] Alan White, Shadow State, London 2016, 提供了许多有关士气低落和管理疏忽的例子。至于PFI的低价值，参见Nao, ‘PFI and pf2’, and Walker and Tizard, Out of Contract, pp. 5, 7, 它提供了许多PFI被证明为浪费和不恰当的生动事例。他们也记录了PFI体制之下民主问责制的丧失。梯扎德(Tizard)是卡必达集团的前任高级主管和贝福德郡议会的领导人。——原注

　　[18] Michael Jacobs, Alfie Stirling and Catherine Colebrook, ‘Out of Shape: Taking the Pulse of the uk Economy’, ippr, November 2016, pp. 9, 11–12, 25–6.——原注

　　[19] James Meadway, ‘Why We Need a New Macroeconomic Strategy’, nef, 26 April 2013, pp. 10–11.——原注

　　[20] Andrew Haldane et al., ‘qe: The Story so Far’, Bank of England, October 2016.——原注

　　[21] Andrew Haldane, ‘Whose Recovery?’, Bank of England, June 2016.——原注

　　[22] 参见 Philip Stevens, ‘Brexit Britain may soon be humming John McDonnell’s Marxist tune’, ft, 9 March 2018; Haldane, ‘Whose Recovery?’; Kiri Tunks, ‘Towards a N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 in Mike Phipps, ed., For the Many: Preparing Labour for Power, London 2017; Harari, ‘Household Debt’.——原注

　　[23] 英国最有钱的一个区是肯辛顿区，它将格伦费尔塔的管理交给了一家私有物业公司KCTMO。后者雇佣了一家法国建筑公司Artelia负责翻新，Artelia雇佣了十几个分包商。塔被视为碍眼建筑，影响了周围的房地产价格，所以决定用有吸引力——但是如后来所证明的——高度易燃的包覆层覆盖建筑。因此，一台故障冰箱的小火使得整栋建筑成为一座炼狱，造成数十人死亡。——原注

　　[24] Nao, ‘Investigation into th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collapse of Carillion’,7 June 2018; Gill Plimmer, ‘Huge debts and hubris caused Carillion to come off the rails’, ft, 15 January 2018; and Henry Mance and George Parker, ‘Watchdog exposes lost PFI billions amid Carillion fallout’, ft, 18 January 2018.——原注

　　[25] 爱德华·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1969- )，曾任工党领袖(2010-2015)。——译注

　　[26] 凯尔·哈迪(Keir Hardie，1856-1915)，曾任工党领袖(1906-1908)。独立工党是工党重要前身之一。——译注

　　[27] 圣公会的一派，认为牧师和传统宗教仪式不如个人的信仰和崇拜重要。——译注

　　[28] 参见Tom Nairn’s two-part essay, ‘The Nature of the Labour Party’, in nlr  i/27, Sept–Oct 1964 and nlr i/28, Nov–Dec 1964.——原注

　　[29] 托尼·本恩(Tony Benn，1925-2014)，英国工党成员，自20世纪80年以来被认为是工党左翼的领袖。——译注

　　[30] Richard Seymour, Corbyn: The Strange Rebirth of Radical Politics, new edn, London 2017, pp. 1–6.——原注

　　[31] 布莱尔的反应如出一辙：“如果你的心支持科尔宾，那么换一个心吧。”——原注

　　[32] 与欧元区新自由主义的中左政党对比更加明显。科尔宾的工党有40%的得票数，德国社民党只有20%，意大利民主党是19%，法国社会党在最新一轮选举只有6%。——原注

　　[33] Tom Hazeldine, ‘Revolt of the Rustbelt’, nlr 105, May–June 2017.——原注

　　[34] Francis Elliott, ‘Austerity is over, May tells Tories’, Sunday Times, 13 June 2017.——原注

　　[35] 2017年工党大会演讲。——原注

　　[36] 1819年，英国军队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屠杀示威群众，因为有军队参加过四年前的滑铁卢(Waterloo)战役，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彼得卢(Peterloo)屠杀。——译注

　　[37] 话语来自安德鲁·费舍尔，三十多岁的他是科尔宾手下的政策主管，麦克唐奈左翼经济顾问专家组的前任协调人;“The Failed Experiment and How to Build an Economy that Works” (2014)的作者，一本积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小册子，提倡更大的经济民主。——原注

　　[38]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 pp. 19, 8, 13.——原注

　　[39]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 pp. 8, 14–15, 16, 17.——原注

　　[40] ONS,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k: 2016’, 15 March 2018.——原注

　　[41] 麦克唐奈写的一份报告提议工党应当通过将国家投资银行的总部设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业城市伯明翰、将英格兰银行的一些职能转移到这里，以突出新的重点是“生产性投资”。‘Financing Investment’, gfc Economics, December 2017; Jim Pickard, ‘Labour looks at making mortgage-lending harder for banks’, ft, 12 December 2017.——原注

　　[42] 铁路基础设施(车站、铁轨、隧道)在1996年被私有化了，被股东盘剥的精光。它在2000年哈特菲尔德铁路事故丑闻后重新国有化了，这揭露了快速盈利是如何降低了安全标准。——原注

　　[43] McDonnell on the bbc Today programme, cited in Jonathan Ford and Gill Plimmer, ‘Buying back the family silver’, ft, 27 February 2018.——原注

　　[44] Kate Bayliss and David Hall, ‘Bringing Water into Public Ownership: Costs and Benefits’, May 2017.——原注

　　[45] Ford and Plimmer, ‘Buying back the family silver’.——原注

　　[46] ‘For the Many’, pp. 19, 20.——原注

　　[47] John McDonnell, Speech to 2017 Labour Party Conference.——原注

　　[48] Walker and Tizard, Out of Contract, pp. 4, 22. 作者警告，因为英国脱欧转移了注意力，许多PFI承包商的合同在没有经过适当审查之后就被延长了。——原注

　　[49] Ford and Plimmer, ‘Buying back the family silver’.——原注

　　[50] Jeremy Corbyn, Speech to Co-operative Party Conference, 14 October 2017. 也参见麦克唐奈保证，工党将会把国有化的服务和工业“交给运营和使用它们的人手中”——从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日常经验中获得： Speech to ‘Alternative Models of Ownership’ Conference, London, 10 February 2018.——原注

　　[51] 参见 Diane Elson,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 nlr, i/172, Nov–Dec 1988, p. 43.——原注

　　[52] 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 2007, p. 53.——原注

　　[53] 参见 Avinash Persaud, ‘Closing the Stamp Duty Loophole’, Intelligence Capital, April 2015. 新的金融工具往往“继承”了印花税的豁免，包括对冲基金和点差交易套装，它们挤掉了传统的股票交易商，而后者才是做市商。——原注

　　[54] council tax，英国大部分地区依房产征的税。——译注

　　[55] 马丁·沃尔夫提到了这一点， ‘Reform council tax and close the generational wealth gap’, ft, 23 March 2018. 我提到了财富税的规模： Age Shock: How Finance is Failing Us, 2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2011, pp. 263–7.——原注

　　[56] 参见 Allyson Pollock, ‘Healthcare for All’, in Phipps, ed., For the Many, pp. 129, 139–42. 工党左翼尝试引入一个修复NHS法案，宣称健康是“拥有普遍利益的非经济服务”，以保护NHS免受欧盟竞争法的影响。法案只得到仅仅40位工党议员的支持，这也表明了右翼在工党议会党团中的力量。——原注

　　[57] Stuart Hodkinson, ‘Secure Homes for All’, in Phipps, ed., For the Many.——原注

　　[58] 一项YouGov在2017年5月26日的调查显示，53%的人同意英国的战争至少部分应对恐怖袭击负责，而24%的人持相反意见;一项更小规模的Survation调查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参见Milan Rai, ‘Corbyn’s disappearing speech’, Peace News, 22 June 2017. 正如Rai所指出的，科尔宾精心的阐述——由关键顾问舍马斯·米尔内(Seumas Milne)和安德鲁·穆雷(Andrew Murray)所起草——遭遇了主流专家和政客的谴责，尽管有些人后来没有提到科尔宾的名字，却采用了科尔宾的观点。——原注

　　[59] 参见Norman Dombey, ‘What Is Trident For?’, lrb, 5 April 2007.——原注

　　[60] Christine Berry, ‘The Making of a Movement: Who’s Shaping Corbynism?’, Civil Society Futures, 5 December 2017.——原注

　　[61] 新经济基金会:由“另一种经济峰会”( The Other Economic Summit，TOES)——七国集团的另类替代物——的领导人创建于1986年 ，最初关注国际债务豁免、禧年2000运动(呼吁取消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运动。——译注)、道德贸易倡议和社会投资。劳工和社会研究中心：由Unite、GMB(以上两者均为英国大型工会。——译注)和英国其他工会创建;目前的议题包括种族、阶级、自动化、劳工市场和英国脱欧。史密斯研究所：创建于1996年，在新工党时期和戈登·布朗走得近;最近资助了沃克和梯扎德有关PFI的批判性文章《合同之外》。公共政策研究所：由克里夫·霍里克(Clive Hollick)创建于1986年，在20世纪90年代是培养“第三条道路”研究者的温床(帕特里夏·休伊特(Patricia Hewitt)，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由公司和基金会资助。IPPR的报告“变形”(2016)对脱欧冲击后的英国经济不平等状况采取更为批判性的视角。约翰·麦克唐奈欢迎IPPR经济公正委员会在2018年秋天即将发布的有关“脱欧后经济政策”的报告。在IPPR的小册子Future Proof: Britain in the 2020s中，马修·劳伦斯(Mathew Lawrence)警告，未来的数字社会有产生“经济封建主义”之虞。——原注

　　[62] 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1913-2010)，英国政治家。曾任工党领袖(1980-1983)。——译注

　　[63] James Meadway, ‘Stocks, Flows and Uncertainty: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Stock Flow Consistent Approach to Monetary Economics’ (soas, 2013). 这是从左翼角度出发，对韦恩·戈得利(Wynne Godley)倡导的后凯恩斯主义处理宏观模式的“存量流量一致”( stock-flow consistent)方法进行(带有同情的)批评。他审视了积累循环中的货币贮存，特别提到了影子银行。——原注

　　[64] James Meadway, ‘Why We Need a New Macro-Economic Strategy’, nef, 2013, pp. 19, 23–8. 这篇文章比工党2017年纲领要左。纲领宣称，虽然英国需要一个“安全、对社会有益的银行系统”以满足当地和区域性需求，但“英国拥有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产业”：For the Many, p. 16.——原注

　　[65] 参见《New Political Economy》有关 ‘Material Cultures of Financialization’ 的特别一期，由Kate Bayliss, Ben Fine and Mary Robertson所编: NPE, vol. 22, 2017.——原注

　　[66] 参见 Mariana Mazzucato,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London 2015; and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London 2018. 普世基础设施由“工业战略委员会”提出。该委员会由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者和谢菲尔德政治经济研究所(Sheffield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SPERI)共同领导。后者现在显然吸引着年轻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安德鲁·甘博(Andrew Gamble)这样的年长学者。(例如SPERI博客上，斯科特·拉维利(Scott Lavery)对大卫·科茨(David Coates)《有缺陷的资本主义》(Flawed Capitalism)所做的有力书评)——原注

　　[67] Henrietta Moore, Jonathan Portes, Andrew Percy, Howard Reed, ‘Social Prosperity for the Future: A Proposal for Universal Basic Services’, 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 2017.——原注

　　[68] Jonathan Portes and Simon Wren-Lewis, ‘Issues in the Design of Fiscal Policy Rules’, Dep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704, University of Oxford, May 2014. 有关米德威为“财政信誉规则”的辩护，参见他与《税收之乐》(2015)(The Joy of Tax)的作者、“人民的量化宽松”的早期支持者Richard Murphy的对话。后者将对话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题为‘A note to John McDonnell’s economic adviser on fiscal rules and their desirability’, 1 August 2016.——原注

　　[69] Reviewed by Tag Murphy, ‘Bubblenomics’, nlr 57, May–June 2009.

　　[70] Peter Gowan, ‘Crisis in the Heartl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Wall Street System’, nlr 55, Jan–Feb 2009. 也参见 Ann Pettifor, The Production of Money: How to Break the Power of Bankers, London and New York 2017, pp. 93–153; and Mary Mellor, The Future of Money: 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Public Resource, London 2010.——原注

　　[71] 即资本论的G-G’。——译注

　　[72]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nlr 87, May–June 2014.

　　[73] 一项最近的分析显示，最大型的科技与工业公司的有效申报税率在2008年后占利润的份额下降了13%。报告还说，三年来，公司实际缴纳的税收要比申报的税收低。参见See Rochelle Toplensky, ‘Multinationals pay less tax despite curb on avoidance’, ft, 10 March 2018.——原注

　　[74] Phillip Hawkins, ‘The Major Bank Levy Explained’,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website, 23 June 2017.——原注

　　[75] Rudolf Meidner, Employee Investment Funds, London 1978.——原注

　　[76] 瑞典经验参见 Phillip Whyman, ‘Post-Keynesianism, the Socialisation of Investment and Swedish Wage-earner Fund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January 2006.——原注

　　[77] Gillian Tett, ‘The Big Tech bonanza demands scrutiny’, ft, 22 September 2017. 也参见 Linsey McGoey,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Gift, London and New York 2015.——原注

　　[78] Angela Cummine 进行的一次有关“公共资本”的调查提供了很有用的消息，它指出了问题和陷阱，让读者意识到我们正处在政治经济学、民主论战和阶级斗争意想不到的全新领域。Citizen’s Wealth: why (and how) sovereign funds should be managed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 ple, New Haven 2017. 要注意，任何调动养老金的行为都需要极度谨慎。如果没有充满警觉地遏制竞争，公共管理者将会仅仅加强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最为退步的规则。参见Michael McCarthy的论点和发现, ‘Politics as a Market Force: The Class Politics of esg Investing’, in Kevin Skerrett et al., eds, The Contradictions of Pension Fund Capitalism, Ithaca 2018, pp. 99–120.——原注

　　[79] Paul Cleary, Trillion Dollar Baby, London 2016.——原注

　　[80] Fred Block, ‘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David Coates, ed.,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the Left, Newcastle 2017, pp. 45–66.——原注

　　[81] John Hills, Good Times, Bad Times: The Welfare Myth of Them and Us, London 2014.——原注

　　[82] 应指的是2010-2015年的卡梅伦政府。——译注

　　[83] 更多请参见我的 Age Shock, pp. 195–226.——原注

　　[84] 最好通过访问史蒂夫·金的个人网站以了解他的建议. 也参见 Pettifor, The Production of Money, p. 43. 佩蒂弗密切参与了禧年2000，这是一个成功注销贫困国家主权债务的运动。——原注

　　[85] Anthony Painter, Jake Thorold and Jamie Cooke, ‘Pathways to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Opportunity Fund’, Royal Society of Arts, February 2018.——原注

　　[86] Robert Skidelsky, ‘A tweak to helicopter money will help the economy to take off’, ft, 5 August 2016.——原注

　　[87] Martin Wolf, ‘ A bit of fear is exactly what markets need’, ft, 14 February 2018. 沃尔夫和阿达尔·特纳属于建制派内一个激进的思想流派，支持“公开货币融资”和“主权货币系统”。参见 Pettifor, The Production of Money, pp. 93–130.——原注

　　[88] 最近，工党右翼合作组织了一次系统抹黑科尔宾的运动，在2018年5月的地方选举竞选阶段中污蔑科尔宾“反犹”;投票一结束，抹黑就逐渐终止了。科尔宾骨子里没有偏见，但他是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凶残政策的坚定批评者。运动的详尽分析参见Daniel Finn, ‘Corbyn under Fire’, Jacobin, 9 April 2018.——原注

　　[89]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cDonald，1866-1937)，英国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1924，1929-1935)，工党领袖(1911-1914，1922-1931)。——译注

　　[90] 爱丁堡的一个地区，代指苏格兰政府及议会。——译注

　　[91] 梅的财政大臣在达沃斯泄露了英国谈判者所期望的英国脱欧游戏： “我们正有选择性地将两个完全相互连接和密切合作的经济体——两者之间拥有高度贸易——相互分离，希望力度十分轻柔： Philip Hammond, ‘Davos 2018: Chancellor’s speech at the CBI’s British Business Leaders Lunch’, 25 January 2018. 当然，哈蒙德的目标不是仅仅让北爱尔兰边界和英国的欧盟成员资格成为细枝末节。——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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