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英)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中心。
译 者:曲轩,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原发信息:《国外理论动态》(京)2017年第201712期 第34-46页
内容提要: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迄今为止一直缺少一种媒体和传播研究的视角,但这一视角在信息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却是十分必要的。当代关于马克思《资本论》最受欢迎的两部指南性读物分别是由大卫·哈维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撰写的,这两部作品虽然以关于如何解读马克思的一般性指南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却偏向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某一特定学派。对马克思的当代解读需要以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时下的政治问题为中介。媒体、传播渠道和互联网对于今天的解读是重要议题。今天,我们不仅要把马克思视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而且要将其视为资本主义传播的批判者。
关 键 词:《资本论》/媒体/传播/互联网/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2008年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显著增加。此前,人们更容易否认资本主义与阶级之间的关联性,而如今,二者之间的重要关联很难被忽视。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解读马克思的问题也应运而生。这尤其涉及马克思的被最为广泛地阅读的著作《资本论》第1卷,它连同《共产党宣言》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载入2013年的世界记忆名录中。由迪茨(Dietz)出版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的一部分发行的德文版《资本论》,在1990—2007年间的年销售量大概只有500—750册,但这一数据在2008年增至5000册,并且至今一直保持在约1500—2000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十亿人在工作以及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使用脸书、谷歌、推特、微博、苹果手机、音乐播放器(Spotify)、网上银行、在线新闻网站以及其他媒体,可以说,现在到了需要从一种媒体和传播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了。
在信息时代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
人们或许想要知道,媒体和互联网在今天有多重要,以及像《在信息时代解读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一种媒体和传播研究视角》一书所提出的,以媒体和传播为导向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是否真的有道理。通常人们声称所有这类关于数字和媒体革命的讨论都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是使人们相信我们已进入一个替代了资本主义的信息社会。
在2015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最大的2000家跨国公司(TNCs)的榜单上,人们可以发现共有243家信息公司,占总量的12%。它们遍布于广告、广播和有线电视、通讯设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零售、计算机硬件、计算机服务、计算机存储设备、消费型电子产品、电子工业、互联网和目录零售、印刷和出版、半导体、软件和编程以及电子通讯服务行业。信息经济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人们也在同一份榜单上看到有308家银行(占总数的15%),它们在这20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资本资产中占据了大部分份额。所以,人们很容易会认为,除了一种媒体和传播研究的视角,我们还需要一部以“在金融时代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为标题的指南性读物。然而,资本主义不是同质性的,而是由多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构成的异质的辩证统一体。我们不必确定其是信息资本主义还是金融资本主义(或其他的资本主义,例如超工业资本主义、移动资本主义等),但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多重维度,这些维度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信息经济本身是高度金融化的,例如,2000年的互联网危机(dot-com crisis)以及风险投资持续不断地流向硅谷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正如算法交易、信用积分计算程序或比特币这样的数字货币所表明的,信息技术是金融化的驱动力之一。计算机是一种通用机器,正如互联网信息技术一样,它已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不仅是工业、劳动和经济领域。正是聚合性技术(convergence technology)连同其他的社会发展,推进了文化与经济、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住宅与办公室、消费与生产、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社会化聚合趋向。因此,从信息视角来解读《资本论》不能局限于媒体技术和媒体内容的领域,而必须扩展到整个社会的传播领域。
传播: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盲点
媒体与文化理论家近来撰写了一些作品,提醒我们马克思著作的重要性,这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解构了关于马克思的10种普遍的谬见和偏见。对于这些谬见和偏见,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把社会主义视为民主的深入,而不是民主的敌人……马克思的著作所激发的政治运动在支持妇女解放、世界和平、反法西斯斗争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方面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加坚定。还有哪位思想家像马克思这样受到如此曲解呢?”
在一个(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作极其不稳定的时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在其《重读〈资本论〉》一书中认为,《资本论》“不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也不是一本关于劳动的书,而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他的结论是,马克思在今天有助于我们“重新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创建一种新的转型政治(transformatorypolitics)”。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显然主要聚焦于文学。他们没有花费太多精力来分析其他流行的文化形式和媒体文化(即媒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于自己不使用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这件事,伊格尔顿明确写道:“我很快就会成为这个国家里唯一剩下的电邮处女地(EMV)。我从未发出过一封电子邮件,尽管我偶尔会让十几岁的儿子帮我做这事。我也没有用过互联网……在我看来,互联网真是一种反现代的设备,因为它使我们所有人都慢下来,回到一种更早期的、更沉寂的文化节奏中。”
有别于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约翰·弗纳斯(Johan Forns),一位瑞典的媒体与文化研究学者,分析了青年文化、音乐剧以及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和媒体文化。与詹姆逊和伊格尔顿一样,他最近也出版了一部关于马克思的著作——《资本主义: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指南》,这本书为3卷本《资本论》提供了一种导读。弗纳斯总结道:“对于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后现代矛盾来说,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辩证批判仍然是一个基本范式。”媒体与文化分析家撰写关于马克思的著述,提醒我们马克思著作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然而,有点令人惊讶的是,詹姆逊、伊格尔顿和弗纳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在媒体和文化方面的知识。这三本书毋宁说都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性介绍或阐释,这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经济和文化是相互独立的领域。我们仍然需要从一种媒体、传播和文化的研究视角来解读马克思,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文化与经济同时具有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一切文化都是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但文化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它还具有突现性(emergent qualities),且能够影响到整个社会。
尽管媒体、传播、文化、数字化和互联网是当代资本主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但这些维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通常没有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指南性读物、杂志、会议、小组讨论和主旨发言中,这类问题常常显得毫不重要。例如,在2006—2014年《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的标题提到与传播相关的关键词。这一状况的确在慢慢改变,但是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使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再把传播视为一种上层建筑,也不再认为它是次要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像语言、信息、传播、艺术和流行文化这样的“意识形式”“是物质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尚未得到普及。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于1940年代末最先在大学开设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并在1977年指出,“传播媒介和相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盲点”。近40年后,这一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传播政治经济学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有着更为久远的传统,它凭借相关的教科书、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协会下属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等机构、各种论文集以及《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或《传播政治经济学》等杂志,使得自身在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学术领域得以立足。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在评论该领域在21世纪的发展状况时总结道:“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世界很多地方已不再是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一种边缘化路径。”马克思主义在数十年后已对媒体与传播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个好消息。然而,坏消息是,这一状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几乎还没有得到承认和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经常被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学者阅读、引用和应用,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不会经常阅读、引用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学者的著作。我想用如下例子来证明这一现实状况。
在英国,关于媒体、传播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追溯到格雷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发表于1973年的一篇富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他们将“承认大众媒体首先是生产和分配商品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组织”界定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强调媒体“也传播关于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观念。正是大众媒体生产的这一次要的、意识形态的维度赋予了其重要性和确定性,它不仅需要依据经济学的方法,而且需要依据政治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在40年后的2013年,恩盖-林·萨姆(Ngai-Ling Sum)和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出版了《走向一种文化政治经济学:让文化在政治经济学中适得其所》一书。该书旨在将文化引入调节学派等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而调节学派传统上忽视文化这一社会维度,聚焦于积累机制与调节模式之间的互动。因此,这本书是试图超越调节学派的研究路径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两位作者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文化与媒体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英国传统,并且明显对此毫无所知。因为来自这一领域的默多克、戈尔丁以及相关学者的著作一次也没有被提及。
威廉斯是个例外,萨姆和杰索普讨论了他的一些作品。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处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媒体和传播研究之间,前者源自人文学科,而后者传统上更多地被归属于社会科学。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萨姆和杰索普对威廉斯的解读是肤浅的。例如,他们认为,威廉斯“把文化置于经济基础‘之内’,不论威廉斯承认与否,这实际上都标志着回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人们形成了如下印象,即萨姆和杰索普认为威廉斯采用了一种有意义的研究路径,但这一研究路径却未充分地与马克思的著作结合起来。这一假设无论如何都是建立在对威廉斯不够全面的解读的基础之上。诸如《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和《马克思论文化》这样的著作对马克思的文化观念(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最为深入的讨论。这些著作表明,威廉斯不仅把马克思读得很通透,而且还逐句地对马克思著作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理解;威廉斯详细讨论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术语在马克思的写作中具有何种特定含义。萨姆和杰索普没有提到这两部著作。他们也没有看到,威廉斯不只是借用葛兰西的理论来介绍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概念,而且还借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来使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概念化。
“走向一种文化政治经济学”这一标题表明,这一研究路径尚未确立,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传播与文化政治经济学领域数十载的学术研究被间接地宣布为是不存在的。人们想知道他们如何才会忽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唯一的答案是萨姆和杰索普没能认真对待媒体与传播研究。并且,这一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媒体、传播与文化研究领域常常被视为是软性的、上层建筑的、次要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的组成部分。这就是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种以媒体和传播为导向的指南性读物的原因之一。这样一本书想要向对马克思感兴趣的人表明,传播和各种传播工具对于理解资本主义至关重要,正如资本主义对于理解传播和各种传播工具至关重要一样。
关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
自1990年代中期万维网诞生以来,互联网研究就成为一个独特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它一方面分析互联网的交互塑形(mutualshaping),另一方面也分析社会中的人。互联网研究总的来说是一个相当具有实证性的、与管理有关的研究领域。不过,在过去15年里,已有越来越多批判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研究者致力于分析数字媒体和互联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1999年,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Dyer-Witheford)出版了《赛博—马克思:高科技资本主义斗争的周期和循环》一书,他在书中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对于批判地理解资本主义的互联网矛盾和数字化时代的斗争十分重要。迪尔-维斯福特提出了一种“为差分机时代的马克思而生的马克思主义”。数字媒体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充满着矛盾。对于理解互联网时代新事物与旧事物、机遇与挑战、持续与中断、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生产与消费、公与私、劳动与玩乐、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商品与共享物等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言,马克思的辩证理论很适合作为基础。因此,马克思的著作成为互联网理论的重要参考文献,这或许并非巧合。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展开了详细的辩证分析,分析了当时的新媒体(比如电报),指出了传播方式在资本主义的组织化、加速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自由及其局限,并在其对一般智力(the General Intellect)的分析中预见到一种信息化经济和社会的出现;并且,他自己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调查记者,其尖锐的批判和论辩仍然鼓舞着今天的批判性写作。马克思不只是一位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而且还是媒体和传播方面重要的社会学家,这也是研究互联网的批判理论家对其著作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描绘了一个全球信息网络,在其中,“每个人都力图了解”他人,并且“带来一些联系”。这一描述不仅看起来像是对互联网概念的一种预期,而且表明马克思的思想与媒体/传播研究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研究存在相关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作为技术的互联网是冷战和美国加州反文化运动的产物,但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已预见到了这一概念:卡尔·马克思发明了互联网!
当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和我给《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杂志某一期特刊的征稿通知加上“回归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对当今批判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性”这一题目时,我们不仅收到大量的文章摘要,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文章聚焦于对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该期特刊于2012年出版。2016年,我们将该期特刊中的文章的修改版,再加上一些其他文章,编辑成共计1200页的两卷本出版,书名为:《马克思与媒体政治经济学》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在全部34篇文章中,有16篇集中于对数字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它们构成了整个第2卷,这表明数字媒体在有关媒体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是一个重要主题。
在有关数字媒体和互联网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重要的主题包括:(1)互联网的辩证法;(2)数字资本主义;(3)商品化和数字媒体的商品形式;(4)数字时代的劳动、剩余价值、剥削、异化和阶级;(5)全球化与互联网;(6)关于互联网的意识形态以及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7)数字化的阶级斗争;(8)数字共享物;(9)数字化的公共领域;(10)数字媒体与传播;(11)数字媒体的美学。整部书中涉及数字化马克思主义的案例研究包括对以下方面的分析:在线监督、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历史、互联网意识形态、电脑游戏、网络无产阶级、数字资本主义、黑客文化、社交媒体、数字劳动、云计算、数字化大众生产等。
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路径被用来研究数字媒体,包括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英国的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斯麦兹的受众劳动理论、情境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理论等。重要的是,对于批判地理解互联网与电子媒体而言,不存在一种有关马克思的最为合适的诠释和解读。不如说,人们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研究路径,珍视数字马克思主义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并且需要培养其代表性研究者之间的团结和互助关系,因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常常意味着必须面对不同形式的压力。
关于互联网与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虽然从整体上看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中通常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多数出版物中,媒体、传播、文化和数字化充其量只会出现在注释中,或者完全被忽略。下面我将讨论两个突出的例子。
哈维和海因里希在《资本论》导读中对传播的论述
马克思承认阅读《资本论》可能会带来的困难:“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以小组的形式阅读和讨论《资本论》,并且使用一本指南性读物来指导阅读,会使事情变得更容易。有关马克思《资本论》的指南性读物是出于非常实用的目的而撰写的。它们旨在使读者将其与原著一起阅读,并且支持马克思逐步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解。
最近两部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导读性著作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马克思〈资本论〉导读》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3卷本导读》的英译本。海因里希的这本书是一个由12章内容构成的简短导读,它聚焦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剥削、利润、危机、共产主义等核心范畴。该书的这种结构安排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多数读者是按照章节顺序去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因此一本指南性读物只有在按章节顺序撰写的情况下才有助于指导人们的阅读。
不同于海因里希,哈维的著作有一部分是按章节顺序来讨论《资本论》的。然而,他在一些地方不必要地偏离了这一研究方法:他把有关《资本论》第1卷第8章和第9章的讨论放在了同一章节,这使得读者无法看清楚哪些范畴和讨论分属于这两章中的哪一章。他在讨论第19—22章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他跳过了第17章和第18章,并且评论说,它们“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问题”。这一评论是以一种客观判断的形式提出的,似乎“这些章节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问题”这一点是一个普遍规律。如果哈维说“对于我本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诠释来说,这些章节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问题”,这将是更为正确的表述。与哈维的看法不同,我在自己撰写的有关《资本论》第1卷的阅读指南中指出,这些章节有助于说明如何思考信息产业中的利润率、剩余价值率以及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
对《资本论》的不同解读有着不同的优先考虑事项,它缘于如下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涉及广泛的研究路径,它将不同的学派和传统联合在一起,而这些不同的学派和传统突出了资本主义和阶级批判的不同方面。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解读路径视为对马克思的一种普遍的阅读方式。哈维将第26—33章概括为同一章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这一做法似乎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在德文版中,马克思是把第26—32章作为一个长的章节来处理的,它包括7节内容,都是关于原始积累的。在《马克思〈资本论〉导读》一书中,哈维将马克思书中的第2—11章概括为单独一章。总的说来,像海因里希一样,哈维也没能提供一种按章节顺序展开的《资本论》导读。
哈维和海因里希的著作都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特殊解读。哈维的毕生成就在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地理问题的参与。多亏哈维等人,如今空间、全球、土地、城镇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的主流话题。哈维创造了一种理论敏感性,即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不只是与时间有关(例如劳动时间、劳动价值理论),而且空间和地理也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空间和时间是辩证统一的。哈维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导读相对频繁地讨论了地理和空间的各个方面,这反映了他自身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立场。空间对于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不过,传播和传播方式也一样重要。当代的传播方式,例如互联网、万维网、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在哈维关于《资本论》第1、2卷的导读中都没有被提及。有一段话是个例外,在其中哈维问道:“如今你真的需要一部移动电话吗?”世界上大概有50亿人的答案都会是:是的,肯定是!考虑到移动电话被如此广泛地使用,所以哈维出于技术怀疑论而拒斥移动电话的做法传达出他的如下看法,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需求被操控,并形成虚假的意识,所以才使用移动电话。关键不在于对移动电话提出这样的质疑,而是要质疑移动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capitalism organization of mobility),它使人们几乎随时随地进行生产劳动,并且打破了休闲与劳动之间的界限,还需要质疑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中移动电话的剥削性生产条件。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趋同如果只意味着工作会变得更加好玩、更加社会化和更具自主性的话,那么其本身就不会自动地成为一个问题。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问题在于生产性劳动往往会挤占闲暇时间,导致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不是反过来。
当哈维一般性地讨论马克思著作中的传播方式时,他倾向于将其归结为空间的属性。例如,哈维对马克思提出的“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一说法作出了评论。哈维评论道,这段话“引入了我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的令人感兴趣的另外一个主题: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称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重要性”。在哈维自己的著作中,这一兴趣体现在他对作为时空压缩手段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讨论中。信息与传播技术(包括计算机)必定在加速商品在时空中的流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这并非其唯一的作用。媒体也传播着意识形态,例如以商业广告的形式呈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商品意识形态。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不只是商品流通的组织者,也是制造信息产品的生产方式。而且,它们也是公司内部和外部传播的平台。火车、大巴、汽车、船舶、卡车和飞机用于运货和载客,而计算机互联网则在传输信息、信息产品以及通讯流(flows of communication)。计算机是一种通用机器,它同时是一种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
传播不应被归结为一种时空属性。社会关系对社会空间进行创造、再造和组织,这意味着人类的传播生产和再造着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决定着传播,也就是说,社会空间使得传播成为可能,并对传播起着约束作用,而社会空间通过传播进一步被创造和再造,等等。对于哈维来说,传播是一种空间属性。他忽略了社会空间与传播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其对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中的作用所作的评论中,哈维对传播的忽视也显而易见。技术决定论者和技术乐观主义者的假设是,这些反抗属于脸书革命和推特反叛;与此相反,哈维评论道,“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表明:“真正重要的正是街头和广场上的身体力行,而非在推特或脸书上感性地喋喋不休。”不过,帝国主义研究已表明,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技术无知论,它们对社交媒体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的解释都是片面的,即认为占领运动中的活动家们往往不是面对面地互动传播,就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互动传播,这一看法有违事实。他们两种方式都会采用。抗议在线上与线下的传播不是二元对立的。甚至,面对面的互动传播与社交媒体的互动传播之间往往还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抗议者在占领运动和示威游行中越积极,活动家们之间的社交网络往往就越大,他们与其他活动家们面对面的接触也就越多,这也是人们把抗议的传播、组织和动员带入社交媒体的一个诱因。被占领的广场就是社会空间,它们处于传播式的社会关系中,并通过传播式的社会关系而被创建、再造、发展和得到捍卫,这种传播式社会关系既发生在线下,也发生在线上,并且辩证地纠缠在一起。哈维在分析当代社会抗议的空间时对互联网的忽视,并不比“推特和脸书革命”这种说法所体现出来的技术决定论——娱乐至死的技术决定论——更高一筹。这两种理论立场都未能理解传播与社会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
海因里希在其撰写的《资本论》导读中指出,其著作“立足于‘新马克思阅读’这一重要语境”,“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发端于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的著作。海因里希认为:“随着本书的展开,这种新阅读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异将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海因里希不打算撰写一部帮助人们从一种具体的主题视角(例如传播或空间)来阅读马克思的导论,而是要撰写一部采用一种特殊的研究路径——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的思想——的导论。他指出:“因此,我的陈述建立在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之上,而其他解读被排斥在外。”
海因里希在这部关于马克思《资本论》3卷本的导论性著作中主张:“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毋宁说是一种货币价值理论。”这一假定是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的一种特殊的、但绝非普遍有效的解释。它支持一种货币价值理论,而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提出一种基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货币价值理论和批判。问题是,海因里希的著作或许会误导读者,并且造成如下印象,即对马克思的一种特殊解读——由巴克豪斯、莱希尔特、海因里希及其同仁所提出的解读——是马克思自己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原始版本。
海因里希认为,“价值首先也是存在于交换中的”,并且“价值的实质”“并不内在于单个商品中,而是在交换行为中被相互赋予的”。我认为问题在于,海因里希的研究路径暗示着,如果一件商品没有被出售,那就没有发生剥削。我们假设,一个公司雇用了100名雇员,他们每个月工作16000小时,期间生产16000台电视机,并从事市场营销和品牌策划活动。他们在竞争中失利了,因为平均的行业标准是8000小时生产16000台。因此,这家公司没有卖出一台电视机,工人也没拿到薪酬。然而,他们仍在生产电视机。在海因里希看来,所有这些工人都没有遭受剥削,电视机不包含价值,因为它们没有被售出,因此也没能转换为货币形式。另一种解释是区分两种价值形式,一种是平均劳动时间,另一种是货币价值。在上述例子中,电视机行业生产一台电视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平均是30分钟,而公司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平均价值是1小时,这在货币价值的实现中成为了竞争劣势。不论上述例子中制造部门的工人和广告部门的工人是否获得薪酬,也不论其所生产的商品是否被售出,他们的劳动都已生产出了商品,这些商品将其劳动时间客体化,并且又使其不属于工人自己。因此,他们是受到剥削的生产工人。海因里希对价值的理解低估了对生产性劳动、阶级和剥削进行概念化所面临的困难。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在过去,尤其是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中,引发了关于信息工作和信息技术的讨论。海因里希对“机器论片段”持怀疑态度,并且讨论了关于一般智力的如下提法:“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这一提法屡致争议。海因里希认为,它意味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持有一种“片面的危机概念”,并且预测资本主义中机器的使用“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这一后果”。但人们必须看到,马克思用了“于是”这一表述,他的意思是要以前一个句子作为条件,即以“大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作为条件。因此,当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提到崩溃时,他的意思不是指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而是指共产主义条件下交换价值的崩溃,以及知识工作的兴起和自动化会带来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根本对立。然而,共产主义的建立要以对资本主义有意识的革命性扬弃为前提。“机器论片段”并没有提到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
海因里希不只是否定了“机器论片段”及其对于理解当今信息经济的重要性。在关于《资本论》的导读中,他只是非常简略地提到过一次传播方式,对于互联网则是在脚注中提到过一次,完全没有提过移动电话和万维网。正如哈维一样,海因里希似乎认为信息、传播和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并不重要。
海因里希关于危机理论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的研究路径也引发了争论。海因里希认为这一规律是有缺陷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脱离这一规律来解释危机。他说:“不同于马克思,我们不能假设一种‘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其他人对海因里希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一规律与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一致的,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至关重要,他们还认为海因里希试图清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论我们在这一争论中站在哪一方,该争论都表明,正如哈维一样,海因里希也只是提出了一种关于马克思的特殊解读。
鉴于对马克思的多元化理解是可能的,并且是必要的,哈维和海因里希的这种特殊解读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并且是受欢迎的。然而,问题在于他们的著作因为分别使用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3卷本导读”和“马克思《资本论》导读”作为题目而引起了一定的错觉。更为合适的标题应该是“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3卷本的新阅读”和“大卫·哈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解读”。我自己撰写的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导读并没有宣称这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或唯一有效的解读,也没有应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某一特殊学派的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或新马克思阅读学派。毋宁说,其目的是要帮助读者使用马克思的范畴作为思想工具,来批判地理解当今的媒体、传播、文化、技术和互联网。不同于哈维和海因里希,“在信息时代解读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一种媒体和传播研究视角”这一标题所要表明的是,本书不想成为一部一般性导论,而是想成为一部具体地以当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挑战之一——媒体和传播系统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为中介而展开论述的导论。它突出的是一个具体主题的重要性,而非特定的学派或研究路径。马克思的思想是历史的和辩证的,这意味着今天阅读马克思最好应以一种具有历史具体性的方式进行,将其与21世纪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需要我们基于一种与连续性和突发性特征相关的辩证法,来思考如何辩证地更新马克思的诸多范畴。数字媒体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但这不妨碍其作品为理解计算机与传播(以及传播工具)在当今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哪方面对于理解传播是重要的?
马克思不仅是一位批判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批判性的记者、政治家和辩论家。他论证中的干预主义和批判风格是当今新闻媒体中常常缺失的,因此可以成为批判性写作的示范。马克思是一位辩证的思想者。作为一种复杂性思维的工具,辩证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的各种矛盾。例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互联网用户与媒体公司之间的矛盾,前者喜欢在没有在线支付费用的情况下下载数据内容,后者利用知识产权、监管、审查、管制等手段来尽量限制线上的文件共享。然而,收益和工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了辩证的调解者,这又导致了其他矛盾,以至于一些艺术家也发觉文件共享是一种威胁。在文化产业中还有一个矛盾存在于内容产业与开放性产业这两者之间:前者使内容商品化;后者依赖于互联网上的开放性内容,并将这些内容与其他的积累策略(比如定向广告)结合起来。YouTube和脸书这类网站并不必然反对对有版权的内容进行文件共享,因为开放性有益于其经营。这一情况下的开放性意味着可以在不支付费用的情况下使用线上数据内容。开放性产业利用其他方式来积累资本,特别是广告。开放性产业与内容产业之间的矛盾表明网络经济是辩证的:它充满了矛盾。
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马克思的商品分析和批判使我们能够理解媒体的商品化形式。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在消费中是用之不竭的,可以轻易而快速地被复制和传播,其最初的生产成本高,而复制成本低,并且在是否会畅销这一点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从而带来高度风险,在消费方面具有非竞争性,需要特殊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其转变为其他人无法消费的稀缺产品。因此,信息经济中的资本积累需要特殊的策略,例如:拥有知识产权和版权的内容的商品化;内容获取渠道的商品化(例如订阅);生产、分配和消费技术的商品化;广告受众的商品化;媒体格式和内容再利用的增加;它们在定向网络广告中形成的用户和数据的商品化。
阶级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一个关键范畴。它与剥削、剩余价值、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生产性劳动等概念相关。马克思指出:“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在网络和文化产业的时代,阶级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不过这一范畴已变得更为多样化了。我们必须考虑到如下这些人的阶级地位和利益:无薪实习生、网上自由职业者、创造了经济价值的脸书和谷歌的无酬用户、不同形式的知识工作者、被吸引进入文化产业中工作的新的工作不稳定的年轻无产者、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负责组装移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的工人、在与奴隶相似的工作条件下挖采矿石(这些矿石是数字媒体技术的物质基础)的非洲矿工、高薪但严重超时工作的软件工程师,等等。我们可以称其为国际化的数字劳动分工。
意识形态使统治和剥削自然化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自然化对于作为商品拜物教的商品形式本身来说是固有的。媒体对于政治和企业的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而言是关键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呈现出“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广告业利用了商品拜物教通过使社会生产关系在商品自身中变得不可见而留下的空虚。广告业通过产品宣传填充了这种空虚。如果你试想一下脸书的情况,便可得知商品的状态不是即刻可见的,因为你不用为使用脸书而付费:你即刻体验到的是在平台上与他人之间的社交关系。社交掩盖了脸书的商品形式。商品拜物教在脸书上以一种翻转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一般的商品拜物教中,物品(商品、货币)掩盖了社会关系。在企业社交媒体上,社会关系是即刻的、具体的体验,而商品形式只是间接地面对用户。这些平台的社交性特点掩盖了其商品形式。脸书和谷歌并不售卖使用权或传播,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
马克思强调传播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的中介和结果。存在一种全球化和传播的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发展出一种对技术的辩证理解。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各种矛盾。从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得知,传播和其他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们的影响取决于其在社会中如何被建构、设计和使用。同时,技术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特别是如果它们是高度复杂的体系时更是如此。通过论证知识、技术和科学在生产中的作用会随生产力发展而增加,马克思预料到一种信息经济的出现。其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在这种语境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他认为,技术也会使劳动社会化,这与阶级关系构成了一种矛盾。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矛盾以新的形式出现,即数字化的、网络化的生产力与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一个例证就是,数字化可以把知识转变为分布在网络上的一种礼物。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以工资为生,因此处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下的网络礼物经济(gifte conomy)不会带来一种民主的共产主义,而只是呈现出其他可能。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加剧了数字劳动和文化劳动的不稳定性。
资本主义的矛盾屡次导致危机。例如,互联网经济因2000年的重大危机(即所谓的互联网危机)遭受打击,期间许多互联网公司破产。当时,互联网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金融化是马克思详细讨论过的另一个概念,特别是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引入了虚拟资本的概念。他还强调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固有的集中化和垄断的倾向。由于广告—流通这个螺旋机制的存在,信息产业高度集中:拥有大量读者、观众、听众和用户的媒体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广告收入,这使其具有竞争优势,而这些优势能够导致受众量的进一步扩大和更大程度的市场集中。在媒体的世界里,集中化不仅与经济力量相关,而且因为信息具有的特性,它也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有关,即传播理念的力量的集中化。
马克思突出了社会斗争对于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和一种参与式民主的重要性。只要阶级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就会存在。活动家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并向公众传播着信息。因此,传播技术(例如社交媒体、移动电话或电邮)也是社会运动和政治党派关键的组织工具。马克思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现代社会中社会斗争的本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设想。如今,互联网或媒体作为企业通常被认为拥有最好的组织形式。然而,也存在一些其他的传统做法。试想一下,如果不使用广告的公共服务广播公司、维基百科上作为公共品的知识、免费软件运动、提供公共免费WiFi的倡议以及像全球捐赠网(Freecycle)或邻居共享网(Streetbank)这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线上共享平台,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提醒我们,商品形式对于社会中基本的、与人有关的方面(诸如爱、教育、知识和传播)是不合宜的。如果商品形式暗含着不平等,那么一个真正公平、民主和公正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以共享物为基础的社会。对于传播系统来说,这意味着作为共享物的传播体系要符合人性、社会和民主的本质。像知识这类的共享物不是由单独的个人生产的,而是具有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和协作的特点。它们通过一般性的工作生产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劳动,一切发现,一切发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不论新的信息何时出现,它都包含信息的全部社会历史,也就是说,信息具有一种历史性。因此,如下这一点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即信息应该是一种公共物品,免费供所有人使用。但是,在全球性的、信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信息已变成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它有助于新形式的资本积累。如今,信息通常不是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和共享物,而是一种商品。在作为一种共享物的信息与一种作为商品的信息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次传播革命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常把传播视为一种上层建筑。这类分析与以下事实相矛盾,即知识和传播不仅已经成为重要的商品,而且在21世纪作为共享物的传播与作为商品的传播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影响着知识和传播。发起一场以媒体和传播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时刻已经到来。传播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盲点,只有以媒体和传播研究为导向来解读《资本论》,才能消除这一盲点。
马克思讨论过电报对于贸易、生产和社会的全球化所蕴含的意义;他是第一位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技术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预见了知识劳动的作用和信息社会的兴起;并且,他自己也是一位充满批判精神的记者。这表明,关注媒体和传播分析的研究者有着充分的理由与马克思联系起来。马克思强调了社会概念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社会现象(诸如货币或市场,以及今天的互联网、脸书、推特等)不是自然存在着的,而是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们不是自动而必然地存在着,因为人类可以改变社会。因此,社会和媒体是可以改变的,它们蕴含着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社交媒体的社会性是什么,那么阅读马克思就会大有裨益。
如今关于“社交媒体”有着很多的讨论,尽管脸书、推特和谷歌这样的公司都是私人上市企业,因而也给人留下了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印象。马克思提醒我们,资本主义不完全是社会化的。真正的社交媒体只能存在于一种以共享物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中。马克思的著作是鼓舞人们为以共享为基础的社会和以共享为基础的媒体而奋斗的至关重要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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