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资本逻辑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转型和变化。20世纪70年代，资本已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移，空间超越时间成为经济生产的主导因素。经济金融化和信息化进一步巩固了空间在资本追逐利润过程中的地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外部世界是已经进入空间资本化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资本化、90年代中后期资本空间化和2000年以来的空间资本化，推动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资本逻辑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会消解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侵蚀社会平等性和城市空间多样性，产生空间正义问题。因此，应当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序化，提高国内外经济之间均衡性，以制度节制资本，建构空间正义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资本逻辑 空间生产 资本空间化 空间资本化
作者陈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七期。
资本逻辑是资本具有追求利润和获取剩余价值的不竭动力。它通过扩张、渗透和转型，获取利润实现价值增值。城市空间生产是指“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城市空间生产则指在社会各种因素变化条件下城市空间急速扩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逻辑的运行具有不同的投入对象和时空特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成为资本的载体，空间生产成为资本增值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私有资本特征，中国的资本逻辑除了私有资本之外还有公有资本，包括集体资本和国有资本。国际资本向中国转移以及国内经济资本化进程的双重作用产生巨大的空间效应。资本逻辑一方面成为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成为中国城市空间正义问题的根源所在。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8.52%，城镇化进入了加速时期。本文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为依据，以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作为分析主线研究中国城市空间生产过程，探究空间正义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治理方略。
一、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开放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国策推动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此时，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发展，资本逻辑经过若干变化之后具有新的时空特征。资本获取利润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移。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资本投资，一方面采用产业转移方式进行“去工业化”，另一方面复制本国内的投资方式对外投资，重点投资国外的生产与消费空间而不是工业制造领域。因此，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工业化”与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是一个耦合的过程。中国的城市空间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投入对象，成为资本积累与循环的载体。
（一）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解析
资本追求利润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会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变化和转型。在马克思对产业资本循环的分析之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在时间上并存、在空间上继起，剩余价值得以创造和实现，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在资本的积累与循环过程中，个别资本为获得超额利润，总是试图缩短个别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减少资本循环的周期。个别资本通过提高时间上的周转速度获得超额利润，从而获得更好的竞争地位。劳动时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在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过程的作用较为重要。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都是以时间为基础进行分析的，他对于空间在生产的作用研究贯穿于其以时间为主分析之中。“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时间消灭空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价值的本质，剩余劳动时间是利润的来源，剩余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比率决定利润率，并最终决定平均利率。”在19世纪中叶，资本通过时间的积累来“跨越”或“消灭”空间，时间是资本逻辑的主导因素。
由于竞争的作用，资本总是试图从简单再生产走向扩大再生产。不同的生产环节如果能在同一个地点分布并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之内同时来完成，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资本通过扩张企业空间规模，生产更多的产品，获得较多的利润额。通过以空间换时间，空间扩张可以使资本获得较好的竞争地位。空间对资本积累与价值增值的作用与意义不断彰显出来。在这样的资本空间化初始阶段，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是以工业产品特别是轻工业产品为主，工业化为劳动力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之时提供就业机会，是这个时期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求打破一切增值障碍，突破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走向世界。“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突破超越一切空间界限”;“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在生产超过本地区消费能力的情况下，资本总是在千方百计地寻求突破生产供过于求的办法，突破区域的空间限制，到全球范围寻找机会。在这里，空间作为资本扩大利润和实现剩余价值的间接途径而出现。资本空间化是资本解决危机的重要途径，是资本循环的空间修复。它是资本逻辑利用空间增值的第一个阶段。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外生于资本的积累与循环过程，并不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生动力。同质化生产、数量式空间扩张是资本进行空间扩大再生产的特征。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由于轻工业产品需求缺乏收入弹性，生产已经使得资本增值途径越来越狭隘，资本的投入对象不仅逐渐向重型化工业产品方向发展，而且深入到对长期固定资本项目的投入方面，以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延缓危机的发生。这是资本循环的时间修复。随着长期固定资本项目被纳入关注范围，资本不断从工农业产品的单纯生产转向生产条件的生产，包括固定资本项目、人造环境与空间条件的生产。空间进一步被纳入生产过程。由于空间需求相对刚性，拥有持久与牢靠的高利润率保障，在高于工业产品平均利润率的条件下，资本的投入对象会不断向空间生产方面转移。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资本对生产的重点投入对象已经悄然发生实质性变化，它逐渐失去了对工业产品生产的兴趣。这样，资本逐渐通过对空间的占有与使用来获得利润。“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心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这是因为通过城市空间的生产并以此获取租金产生的利润比投入工业生产所产生利润来得更多更快。“在建筑业中，通过建筑业本身，依靠一种中介——空间——金钱又带来了金钱。”在这里，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生产不再是基础与条件，而是成为资本存在的载体，是资本增值的内生变量。因此，空间被资本化了。
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如果说以时间为主导的资本积累与循环是第一级循环的话，那么以空间为主导是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在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条件下，资本为提高利润率获得超额利润，会不断进入第二级循环。资本第二级循环的投入对象是生产和消费提供环境功能的人造空间建设，如不可移动的长期固定资本、交通网络与城市人造空间等。资本投资于生产与消费的人造空间环境实际是资本积累与循环的“时间—空间修复”。通过空间资本化过程，资本完成了对劳动力的全面包围，获得了牢靠的利润率保障。“资本从中找到庇护的空间，一个额外的、补充性的剥削领域。”这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迥异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生产，时间是生产过程的主导因素，时间对于利润率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当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空间已经超越时间成为生产的主导因素。因此，“19 世纪的人们曾经被时间所牢牢地掌握，但是，从20 世纪中期开始，人们被空间的魔力抓住了。”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到达了空间资本化的阶段。空间资本化是资本逻辑利用空间增值的第二阶段，也是全新的阶段。空间不仅是资本积累与循环的条件，而且是资本直接攫取超额利润的途径与方式。
（二）空间资本化的全球背景与中国对外经济开放
从20世纪70年代发端的全球经济金融化与信息化进一步催化了空间资本化，巩固了空间在资本逻辑中的地位。经济金融化使得个别资本突破了数量与规模的瓶颈约束，而信息化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全球性空间生产。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溃使得世界各国货币发行失去了黄金的硬约束。从此，全球的金融投机与虚拟经济发展进入全新阶段，资本出现全球性泛滥现象。先前，个别资本需要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与规模之后，才可以从工业品生产(第一级资本循环)进入到空间生产(第二级资本循环)过程，信用扩张与金融工具的运用是受到产业资本规模约束的。现在，资本借助于大量的金融杠杆，扫清了资本循环升级的数量约束与障碍。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循环，现在由于大量金融资本的介入与帮助而使得循环变得更为顺畅。金融资本的发展促进了产业资本从第一级循环升格为第二级循环，巩固了空间资本化。
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同时发生还有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资本借助于信息技术寻找新产业和新机会，摒弃福特主义(Fordism)生产方法，采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弹性生产方式，在空间上寻找最佳盈利区位，充分利用国外资源，贴近原料与劳动力市场，使得更多的地方参与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来。这也是全球生产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的细化，把更多的空间纳入其生产体系，直至最后把空间变成资本的载体。弹性生产不仅可以是工业品生产，而且可以是空间生产，复制相同模式的生产与消费空间，采取差异化的空间设计。弹性生产推动下的空间弹性积累，使得空间生产可以像工业产品一样实现差异化与个性化，实现错位竞争。资本采取空间性的竞争，城市空间成为弹性空间，城市成为弹性城市(Flex-city或Flexopolis)。弹性生产促进资本实现全球性空间生产。这是资本大幅度征服空间的阶段，既是对全球性空间的征服与整合，也是空间进一步被整合进资本逻辑并完全沦为资本载体的标志。
于是，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和信息化下的弹性空间生产进一步推动了空间资本化。自此之后，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空间资本化进入了全新的膨胀阶段。在20世纪 70年代和80年代，如美国、日本、西班牙和希腊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与房地产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空间生产是最有利可图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成为国际资本的主要俘获对象;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和科技领域并不是国际资本的主要青睐对象。发达国家的空间资本化推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空间资本化。发展中国家的空间资本化使得其城市化与工业化脱离关系。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间相耦合的是，发展中国家就是从这个时候进入加速城市化时期。1975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比重是68%，但是GDP占世界的比重不足21%。这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较为严重。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一个已经进入了空间资本化的世界体系，而且是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和信息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于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危机逼近，资本进行全球性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正进行着一次大规模的‘空间修复’过程，表现为资本时空转移的趋势明显增强，跨国企业转移资本过度积累的方式，已经从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转向投资于跨国建成环境领域。”在资本主义的“时间—空间修复”过程中，“地理扩张经常需要投资长期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在时间转移和空间转移双重力量的影响下，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被‘拉拢’进资本循环体系，成为吸收盈余的‘接收器’”。一方面，中国不断接受了西方国家由于空间资本化而转移出来的产业，借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把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发展了一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行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战略为国际资本的进入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在融入全球经济之际，中国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也一并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整合过程。”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空间生产’已经成为与‘工业生产’并行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机制”。在空间资本化的全球背景下，在新一轮“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作用下，资本可以更短的时间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移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上来。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多重同时作用之下，中国从1978年开始到20世纪末只用了二十年时间就从工业产品生产迅速地向城市空间生产转变。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城镇化从初级的资本积累到空间资本化所经历的时间更短。
二、中国的资本空间化、空间资本化与城市空间生产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对外是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对内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不仅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资本化进程影响中国经济生产，而且发生于中国不断市场化的经济生产体系之中。在来自世界和国内空间资本化内外联动的“夹攻”之下，中国仅仅用三十年左右就走到了空间资本化阶段。在效率为先的条件下，公有资本(集体资本与国有资本)同私有资本一样，遵循着资本的逻辑。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推动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也使得城乡空间关系出现“溶解”，城市空间呈现“畸形”的特征。
（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经济资本化与城镇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放松对私营经济的管制、发展乡镇集体工业企业、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资本化进程。改革首先开始于农村生产体制，许多联户合办、跨区联户等形式的合作性质企业趋向于在小城镇集中，乡镇集体企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此时，私有资本发展还受到限制，对外来资本的管制还没有完全放开。许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假借集体企业名义进行生产。集体资本具有追逐利润与价值增值的内在动力，假借集体企业的名义而实质上是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加强了集体资本的性质与特征。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乡镇集体企业的个人产权归属并不清晰，但是集体资本的逻辑推动了集体企业快速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1978年，中国在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是2048万，到1990年增长到3549万，增长了73.29%，增长率居于国有、集体与私营企业之首。从有代表意义的工业来看，集体经济已超过国有经济，到1995年底，全国城镇集体企业达到100万户，从业人员占城镇职工业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创造的工业产值占城市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以上。乡镇集体企业在利税上缴、外贸出口和剩余劳动力安置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是推动20世纪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在城市，20世纪80年代对国有企业的扩权、减税、让利、利改税和经营责任制，尤其是1992年开始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渐让资本逻辑在国有企业之中得到发展，国有资本追逐利润的动力要求不断得到政策正式确认。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城市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获得较多的超额利润。国有工业企业成为国家性资本积累的重要部门。相当一部分的国有资本保值与增值并不表现为企业账面上利润的增长，而是转化为隐性的个人与企业收益。在城市是生产性城市的政策下，城市作为国有企业的集中地点，国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虽然效率相对较低，但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仍是城市吸引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途径。1978年，中国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是7451万人，到1992年增长到10346万人，增长率为38.85%。除了私营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逻辑与特征最为清晰的是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国际资本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与环境成本，以扩大在中国市场份额为目标。这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开放城市表现较为明显，出口导向轻工业是主要产业形式，也是其城镇化的重要动力。由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三资企业”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一条渠道。到1990年，在“三资企业”就业的人数达到62万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领域不断拓展到城市，在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支持下，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迅速发展，带动了工业就业人口迅速增长。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集聚区域，由新兴小城镇组成的“工业化地区”较为快速。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由于管制不断放松而发展较为迅速，而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约束而发展较为缓慢。出口产品、轻纺产品和家用电器等是非国有企业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产品。国有企业仍然是重化工业的主力军。在工业化带动下，中国城镇化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人增长到1992年的32175万人，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17.92%增长到1992年的27.46%。城市建成区面积在1981年为7438平方公里，1992年为14958.7平方公里，增长近一倍。城镇化速度相对低于工业化速度。
（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资本空间化与城镇化加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下，资本的制度约束被进一步放松，资本逻辑得到进一步实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在这个时期进入明晰化进程，原先假借集体企业之名的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纷纷正名，资本逻辑得以名正言顺。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三资企业”加快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在数量、规模和行业领域上都获得了扩展。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采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战略。公司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按资本逻辑改革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公司制权力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主权，按股份份额决定收入分配，根据投资权分配决策权，为资本追逐利润提供了治理结构基础。随着公司制改革逐步到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治理结构从法律构架上完成了从行政主权到资本主权的转变。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是改革按照资本逻辑迈出的坚实一步。尽管国有资本按照资本逻辑决策还受到中国相关体制的约束，国有企业还承担着社会职能而不是完全以利润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资本主权以及保值增值取向已经在国有资本之中得以确立，效率成为国有企业的重要发展指标。
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向更深的范围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化。中国许多竞争性商品和服务价格全面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逐步取消。企业从计划经济的限制之中不断突破，原材料与产品价格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确定。城市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1994年分税制确立之后，土地制度改革逐渐从深圳和上海扩展到全国各个城市。1991年中国开始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朝着市场化发展，单位福利分房制度于1998年终结。房地产业从这个时候开始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方式得以确立。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国内统一市场进一步形成，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的分割市场和“诸侯经济”不断被突破，许多原来限于本地区的劳动力、技术以及产品从本地区市场走出，不断向全国市场拓展。企业产品的市场范围从地方变成国内，再从国内不断向国外延伸。外贸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和放开，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扩大，汇率制度实行改革。轻工产品不断开拓国外市场，外贸出口在整个90年代呈现加速的态势。1990—2000年，中国对外进出口增长7倍。至此，中国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性经济发展格局。
同这些市场深化与范围扩大相对应的是，资本空间化对于中国的城镇化作用开始显现并不断加深，城镇化进入加速时期。1995年之后，中国城镇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整个80年代。1978—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64个百分点;到1995年以后，每年提高1.25个百分点，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时期。200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为45906万人，城镇化水平36.22%，城市建成区面积22439.3平方公里，比1992年增长了7480.6平方公里。 1995年之后，中国城镇化人口、城市建成区和经济开发区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此前时期，已经超越工业化增长速度。重型化生产和生产空间扩大是工业园区扩大与数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到21世纪之初，全国各类开发区达到6866个，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3.8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当时全国所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
（三）2001年至今中国的空间资本化与城市空间生产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经济体系正式对接世界经济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资本化对中国的影响加深加大。在国内，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积累，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的数量与规模不断接近并达到了从工业品生产(第一级资本循环)向空间生产(第二级资本循环)的规模要求。同时，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改革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城市空间建设领域的制度创新有利于资本不断进入，土地、房地产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逐渐成为资本的青睐对象。城市居民住房商品化加快发展，房地产业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金融业的管制放松也有利于城市空间进一步建设。中国空间资本化进程正式开始。
在空间资本化过程中，资本与地方政府交互作用，形成了以土地为中心的增长联盟机制，推进了城市空间急剧扩张，使得城镇化演变为城市空间生产。在这一时期，资本发现，通过发展和销售城市空间可以获得高于农业和制造业的产业利润率。城市空间成为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的主要投资对象。地方政府发现，通过不断建设城市空间，推动经济保持增长态势，再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可以缩小实际债务规模，并不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地方政府通过银行借贷和融资平台，不断获得开拓城市空间的能力。银行和金融机构为城市空间生产注入了动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融资渠道，私人资本可以加入到城市空间的建设与投机之中。这样，不断地有资本从工业的第一级循环脱离出来，加入到城市空间生产的第二级循环之中。
中国经济金融化和虚拟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空间资本化进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空间资本化的规模与速度。资本利用信用杠杆和金融工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集中，扫除了资本从第一级循环到第二级循环的障碍，促进中国城市空间生产。首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贸顺差带来的大量外贸盈余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转化为基础货币。由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外贸顺差不断增多，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如图1)。目前，中国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贸盈余，相对应地发行了18万多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基础货币。这部分基础货币提高了银行贷款数量，成为中国金融业和虚拟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中国为应对危机采取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促进了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之中的比重。由于货币超发导致相关资产估值急剧膨胀，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快速发展。200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为13.46万亿元，到2016年增长到155.66万亿元，增长了10.5倍;2000年，中国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增加值分别是4149.4亿元和4836.2亿元，到2016年增长到48132.8亿元和62132.4亿元，增长了10.6倍和11.8倍，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48倍的增长速度。金融业的发展扩大了资本空间化的范围，促进中国企业对产业和空间的投资从本地区走向全国、从国内走向国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这也是中国资本空间化的国际进程。同时，中国空间资本化从这个时候进一步加深，城市空间生产速度加快。空间成为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国内资本已经超越外来资本数量，国内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在这个时期，资本逻辑支配城市建设思想——城市主义与开发主义盛行。地方政府与资本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对城市空间进行开发，推进旧城改造与城市新区建设。通过这样的空间开发机制，城市周边空间不断地以基础设施加房地产的形式卷入到城市空间之中，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速度。2017年，中国的城镇人口81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 2016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54331.5平方公里，比2000年增长了30304.9平方公里。中国城市建成区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城镇化到这个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城市空间生产。
三、资本逻辑的悖论、空间正义问题与治理方略
“资本积累向来就是深刻的地理事件。”当空间被整合进资本积累与循环过程之后，一方面资本逻辑会驱使空间飞速扩张，另一方面运用利润获取和价值增值来驱动空间扩张必然会促使城市空间畸形发展、空间正义问题突出，这就是现代资本逻辑的悖论。“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那么它也已经成为巨大对抗与矛盾的地方，这种对抗与矛盾产生的中心并无定所，它或在这里或在那里。因此，它既不能被定位也不能被扩散。”资本逻辑的悖论造成空间的内在矛盾，消解空间的正义性。正义的空间是社会平等性与自然生态性的多样性综合体，满足人的多样性需求，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当前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不断消解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侵蚀社会平等性和城市空间多样性，降低城市的宜居性。空间正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国内外经济失衡、城乡空间“二元”对立和对外开放有序化
从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是在国际资本处于垄断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环境下进行的。“我们全都卷进了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化或不平衡时空发展的全球进程，即使那些国家，它们至少在名义上探索着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非资本主义城市形式。”出口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许多沿海城市的外贸依存度都在100%以上。在国际资本空间化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外经济生产是从属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出口加工生产远距离地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生产构成有机整体，而近距离地同国内其他生产部分的关联相对较弱。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中国的生产环节相当大一部分是高污染的低端生产部分，它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较低的环境污染成本。在中国资本空间化过程中，数量增长对资本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同质性生产及其相同或相似的空间数量式扩张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常态，“空间规模的生产”的特征较为突出。许多低端的工业生产环节无节制的空间扩张产生了较大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这种生产得到大量与持久的发展而不能转型升级，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生产空间长时间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世界体系，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自然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趋于紧张。
资本逻辑的悖论对中国空间正义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尖锐之上。资本逻辑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必然带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一方面，同质性与规模化生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相同特征的生产工厂和千篇一律的城市外观，造就了粗放与表面的城市化;另一方面，空间资本化使得不同空间合作趋于降低，城乡空间之间的协调趋于式微，空间越来越失去内在关联性。在空间资本化过程中，当空间被整合进资本的积累与循环过程之后，资本以空间为载体直接攫取超额利润，资本与产业(农业和制造业)的关联性越来越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耦合性不断降低，从而侵蚀城市与农村之间已经形成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造成城乡空间“二元”对立。“在世界市场的压力之下，以城市化作为手段，资本依据复制与繁殖原则不仅可以控制先前的空间，而且可以生产自己的空间秩序”。在中国，通过地方政府与资本的交互作用，大城市以工业化为先导、以旧城改造和城市新区建设为主要途径，在中小城市以房地产和建筑业为支柱产业，推动城市空间生产，促使城市空间扩张过快。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空间扩张速度超过城市人口增长所应当拥有相应的空间增长速度，城市空间顺着交通轴线从城市近郊不断向外扩张，城市空间生产威胁到自然环境与传统农村生存空间。从1982—2016年，中国城市建成区年平均增长率为5.88%，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3.99%，城市建成区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89个百分点(如图2)。城市建成区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城市空间作为人造空间环境与自然之间关系显现出对立与紧张的局面。许多城市空间生产不仅威胁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关系不断趋于对立，城市空间过快扩张并挤压传统农村空间，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被打破之后又无法融入城市空间。这使得农村与城市并没有朝着生产分工与协作方向发展，而是使农村以不正常的关系依附于城市，城乡空间“二元”对立关系走向深化。
因此，要本着适当、渐进和有序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平衡国内外经济之间的关系。要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把产业结构从出口与投资驱动型转变到立足本地与本国居民需求消费的轨道上来，提高国内生产供给与需求的对应度，发展基于本地方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产业体系。要防止中国城市空间生产过度地被国际金融资本裹挟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应当防范国际金融资本把中国城镇化作为重点投机领域，防止中国城市空间成为国际资本的俘获对象。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状况之下，金融资本会通过空间资本化方式催化城市空间过快扩张。因此，应当控制中国的货币超发状况，限制经济金融化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要对中国的汇率制度和结售汇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革，保证人民币的均衡性供给，保持国内外货币兑换的合理性，保证资本在国内外的进出受到一定的管制。
（二）“单向度”的资本逻辑、空间正义性消解和制度节制资本
空间从来是多维度的，正义的空间具有生态性、平等性、多样性和体系性。如果把空间当作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途径，必须会摒弃其他维度。在资本逻辑下，城市空间生产从来不会系统性和平等性地进行空间生产。在空间资本化下，资本虽然重视空间生产，但是缺少对高层次与精致化的空间产品的追求动力。空间只要能够保证利润率和生产发展需要，服从于资本逻辑，除此之外其他维度的空间发展是没有必要的。这就是资本逻辑的“单向度”问题，必然产生“单向度”的空间问题，也必然带来城市空间正义问题。资本逻辑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消解了空间的整体性，促使城市空间碎片化发展，城市空间屈从于空间作为资本必须增殖的要求，而不从属于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工作逻辑，不从属于空间的使用功能。
正如工业产品以差异性在竞争中获取超额利润一样，空间作为产品和资本存在的形式，以空间差异性企图在竞争中胜出，但是它以资本逻辑作为扩张依据必然会造成了空间的单调和胁迫性，导致城市的丰富性和宜居性不足。“正义问题不能独立于城市条件之外，不仅仅因为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首先是因为城市集聚了已经浸润了现代社会的多种张力和冲突”。在空间资本化过程，空间差异和弹性空间成为资本实现利润的手段。“一方面，空间壁垒和区域性的区分必须被打破拆毁;另一方面完成这个终极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势必带来新的地理差异的生产，从而形成了有待克服的新的空间壁垒。”这个过程是“地理差异的生产”。空间在资本与贸易的力量下重新组织，而空间自身的固有屏障则在资本流动下不断崩溃。空间差异、空间破碎化和空间不平等是资本逻辑之下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明显结果。居民的个体空间越来越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
在国际资本空间化的影响下，由于中国各个城市分别进行多头对外的出口导向型并带有竞争性的经济生产，产业同构化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导致城市群内部不能形成有效率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在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下，中国城市空间必然产生破碎化与非连续性开发问题。在城市中心城区，城市空间各个组成部分互不协调，没有构成协同与配套关系;在城市郊区，土地破碎化低效率利用现象比较普遍。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不断深入，土地租金和房地产价格在中国城市空间布局之中的作用日趋突出，利润率和收入日渐成为不同产业和城市居民在空间定位的主要依据。居民的空间区位隔离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许多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与城市边缘区呈现二元化发展特征：中心城区集中优势的公共资源，城市郊区缺乏这些资源并且治理混乱。城市空间矛盾不断走向尖锐化，促使“二元化城市”的兴起。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隔离日益明显，空间平等性受到侵蚀和消解，空间流动性被破碎化的城市空间所阻挡。
因此，应当用制度把资本逻辑限制在积极的范围之中，在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矗立起一道“隔离墙”，规范资本逻辑。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空间建设不断向市场化和资本化方向发展，相关法规不断放松便于资本进入城镇空间建设领域。但是，对于资本的节制、规范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导致了资本的无序逐利。所以，要运用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规范和约束资本，推动资本从房地产业、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和城市空间生产领域(第二级资本循环)向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方向(第三级资本循环)发展，防止资本过多地停留于虚拟经济和城市空间生产领域。要促进中国行政管理体制、财税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乡规划制度形成节制和约束资本的制度体系，提高城市空间正义性。
〔本文为2016年上海市浦江人才研究项目“大都市区下上海城市蔓延与精明增长路径研究”(16PJ06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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