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选择、接受、融合、发展、阐释、创新过程。这一过程既面向过去又指向当下和未来。就过去而言，它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形态和中国范式;就当下和未来而言，在面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文化发展现实过程中，它在不断融入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实践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理论问题与实践观念。相比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则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既存在部分重合，又有不同的理论侧重和问题指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研究要求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现实作出理论反应与概括总结，在这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延续发展。但它的问题性又不仅限于此，还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共时维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历史发展相联系，在继承与反思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借鉴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阐释，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更新和范式转换。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是一种相互联系互为表里的问题。本文从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学术史发展历程出发，探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的学术思想迈进及其呈现出的理论问题，以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提供一种学术扫描与理论归纳的路径。
一、选择、接受与萌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早期历程
从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大致经历了“五四”时期与20世纪20—30年代“左联”时期的“选择、接受”阶段;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毛泽东《讲话》)时期的“融合、发展”阶段;20世纪60—70年代艰难前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阐释、创新”阶段;21世纪以来“综合、超越”阶段。在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在面对具体语境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形式。“五四”时期与“左联”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萌发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基本上是以译介和介绍为主。鲁迅、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萧楚女、冯雪峰等一批知识分子最早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主要有两条路径：分别是“日本路径”与“苏联路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成仿吾以及之后的胡风、周扬等留日学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主体，在1927年至1936年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如鲁迅从日文转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藏原惟人编译的《文艺政策》;郭沫若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林伯修翻译了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之路》;夏衍翻译了罗莎?卢森堡的《俄罗斯文学观》;何思敬翻译了耶考芜莱夫的《文学方法论者普列汉诺夫》;周扬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等著的《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任钧翻译了华希里可夫斯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等。此外，成仿吾还推介了福本和夫的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艺思想，钱杏邨接受了藏原惟人受苏联影响而提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理论。由“苏联路径”引进的则包括“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这一时期被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有郑振铎译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沈雁冰译卢那察尔斯基的《俄国文学与革命》、郑超麟译托洛茨基的《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陈望道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这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引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也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接受特征。
从选择方面来看，就像荷兰学者佛克马、易布思提出的，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前苏联相比，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不像前苏联那样纠缠于如何努力吸取欧洲文学遗产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对于这种理论上的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界有着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早期传播的理论历程和整体状貌的探究。朱立元教授在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中，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现实，深入辨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和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虽然其中有时两者的进程不完全同步, 但总体上是一致的。”张宝贵在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曾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开始就是应中国的社会实际命运而生，它绝非一种单纯的文艺理论现象。”他认为：“文艺对现实的介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富生机的部分，不应以强调文艺的自身规律为由，对之进行忽视、漠视、消解甚至否定。”董学文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反思》中主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同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没有可靠的根基。”确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仅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是无法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这个事实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探究，必须首先回到它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中。
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学者们还具体探究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贡献。张艳国在他的论文《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中提出，“李大钊和瞿秋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道路的重要宣传家与理论家，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阐释俄国道路，针对革命道路、革命手段和革命目标，俄国国情与革命和社会建设关系”，“在理论指导、思想基础与价值认知相同的前提下，他们的认识又各具特点，存在差异，但共同展示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睿智与科学认知。”孙郁在他的论文《鲁迅与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提出鲁迅与列宁主义的相似点：“社会学的批评眼光;“不断进击”的思想;国际主义情怀”，展现鲁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早期阶段的重要贡献。艾晓明的论文《胡风与卢卡契》是探究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她从胡风与卢卡契共同的美学信念出发，提出“他们在同一时代、同样的思想背景下开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追求，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本国的阐发者、实践者，都是自觉应用这一理论建构了自己的文艺思想体系”，从而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中重新估定了胡风的理论贡献。刘中望在他的论文《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中指出，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要著作与经典文本由俄文向中文的直接翻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向中国传播初期“阐释文本的混杂”“译介的双重间接”等不良倾向和影响，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观念、原则和方法的确立直接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范式。但他也指出，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思路的总体框架中，他的编译式即“撰述”翻译方式带有极大的政治功利性，体现了瞿秋白作为政治家的理论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理论家之间的深刻矛盾。黄念然的系列文章则分别阐释了周恩来、周扬、冯雪峰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做出的理论探索。
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早期传播的理论形态研究有明显理论收获。季水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当代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经典著作评注期，二是理论体系探讨期，三是当代形态建构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百年的传播与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二是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转型，三是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创新精神，二是二元对立思维，三是研究方法和思想资源单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三途并行向一途独进，三足鼎立向一家称雄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同时有其失误：经典文本与阐释文本的混杂性，翻译传播中的双重间接性，注重政治功利的实用性。”赖大仁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包括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形态，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包括原典性“译介话语”“毛泽东文艺思想”等“领袖话语”以及理论界的“学术话语”基本形态。理论形态的研究非常必要，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在理论上的深化，这些研究成果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方式有积极的启发。
二、融合与发展：毛泽东《讲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文本。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时，提出了不同于之前“普罗文学”论争和“大众文学”讨论所关注的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将“文艺大众化”概念置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地形学”结构之中，在上层建筑的意义上提出了艺术和审美领域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同时又把这种“文化领导权”的确立过程融入人民大众审美经验的现实需要和历史变化之中，从而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形态。这样一种理论形态在学理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现实融通考量，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成绩。
《讲话》的发表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在这7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进程也在不断推进，其中毛泽东《讲话》给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资源、思想资源方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此，学术界不断涌现新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讲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理论关系研究。《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影响是深远的，陈涌在《有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问题》中提出，毛泽东的《讲话》特别重视从理论上解决政治和艺术，生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在对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思考，说到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中国产生无愧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时代的伟大作品。”赵炎秋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正式形成，《讲话》创立了中国文艺工作的工农兵方向，它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立场转移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方面来，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创造为工农兵服务，表现工农兵， 并为工农兵所需要和便于接受的作品。”宋建林强调，从1935年10 月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讲话》为表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成熟期，也是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探索与创新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转折点。”
二是，《讲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研究。胡亚敏认为，“人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围绕这一根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作家、作品和读者以及批评标准诸方面总结和提炼出一些富有特色的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是与毛泽东《讲话》的理论启发分不开的。冯宪光认为，《讲话》以来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人民美学”，“如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 毛泽东的人民美学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
三是，《讲话》中的“文艺大众化”观念的集中研究。文贵良的论文《大众话语:对20世纪30、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论述》围绕毛泽东的《讲话》，探讨了从20世纪 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到 40年代延安根据地的文艺大众化发展中形成的大众话语模式，从生成机制、言说方式和话语主体三方面描述了大众话语的生成史;马建辉提出，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大众化思想真正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理论形态，其中“为人民大众”是其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是其基本内涵;杨向荣探讨了毛泽东《讲话》中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与30年代左翼文学思想中的“文艺大众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讲话》沿袭了‘五四’以来关于革命文艺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将文艺运动作为革命工作的枢纽，对文艺服务的对象以及如何创造大众文艺作了更明确、系统的回应，完成了从大众文艺向工农兵文艺的过渡，在延续文艺为革命服务的线索上进一步强调了文艺的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
四是，《讲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经验的探讨。陆贵山提出，作为人民文学的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毛泽东的《讲话》至今仍然焕发出旺盛的理论生命力。“将《讲话》放到当时世界文艺理论的宏观格局里，更能看清它的原创性与超越性，理解它的理论优势和历史价值，更能积极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王杰提出，毛泽东的《讲话》以理论的形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另一条现代化过程的道路，文艺领域的领导权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领导权的实现不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导致审美模式的变化来实现，而是通过对艺术家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改造和进步来实现的。”在历史进步要求的整体格局中，这种要求和转变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李心峰探讨了《讲话》中所提出的“艺术科学”的概念，并讨论了《讲话》作为“艺术科学”的经典文本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经验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涉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经验问题，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都强调毛泽东的《讲话》与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毛泽东的《讲话》的发表，到建国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讲话》精神的启发下取得了鲜明的理论成绩，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学美学经验的融合与发展时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的理论进步。但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一理论发展的脉络在20世纪60、70年代被打破。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是在艰难中前行，尤其是“文革”时期提出的“三突出”“三陪衬”“文艺黑线专政论”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发展造成极大伤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也带有明显的简单化、片面化和庸俗化倾向。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获得改善。
三、阐释与创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理论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与当代化的问题出现合流的理论态势。20世纪8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重新解读，在面对社会政治现实和文艺创作现实发生新变的情况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反思研究。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研究开始融入“当代化”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之“阐释、创新”阶段。从这一时期开始，许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立场出发，以一种明确的当代意识从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历史境况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问题，努力建构基于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学理性和实践性上有所促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意识形态环境和整体思维观念仍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它涉及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复杂语境，它的提出关乎文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症结，即文学理论有效地发挥它的实践性问题;另一方面，它引发的本土理论思考比较明显，涉及的是如何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深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这一重大问题，从而产生的理论成果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是注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及经典文献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导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理论阐释和应用中取得较多成果。主要成果有陆贵山、周忠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至今已5次再版);杨柄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董学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选读》(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刘庆福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人民出版社，1991年);陆贵山、周忠厚主编《马列文论导读》(作家出版社，1991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刘方喜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等。这些成果都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写作背景、基本观点和方法原则的注释、理解和阐释，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下意义。就其理论价值而言，这些理论著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方法，在对原典的解读中讨论了文艺的产生、文艺的社会本质、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文艺作品的构成、文艺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以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欣赏等重要问题，成为接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语境、文艺创作现实的重要著作。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理论观念、理论精神与基本理论原则研究有突出成果。代表性成果有陆梅林的《唯物史观与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李青春的《美学与人学: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超越》(法律出版社，1991年);朱立元的《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学林出版社，1992年);黄世瑜的《马列文论与文艺现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鲁越等《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陆贵山的《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这些理论著作均强调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理论精神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较为扎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美学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文艺批评、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研究不可忽略的成果。
第三，是立足当代，强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的反思意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基本经验和理论形态的总结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梳理和总结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经验，并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代表性成果有苏绍智的论文《立足当代，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83年第1期)，总结了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文化诸方面发生的急速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改革和发展中适应、面对、解决这些挑战提出的问题。重要的著作还包括陈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和樊篱、袁兴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初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这两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历史反思较为明显，既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生与发展状况，又凸显出不同时期因所面临实际问题的差异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的差别和转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经验和理论形态做出了充分的理论总结，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第四，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与理论建构的努力成效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学者们陆续开展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人学观念与人性立场、文学的主体性精神、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等问题的讨论，体现出明显的当代视野，这些理论探究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理解的基础之上的。钱中文、王元骧、童庆炳等人提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钱中文提出的文学新理性精神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的集体理论创新。中国当代学者还以敏锐的意识、开阔的思想史视野、扎实的学科史背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做出理解阐释，在理论建构方面收获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成果有季水河的《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金元浦等《继承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群言出版社，2015年)、赵凯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论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程镇海《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等。
第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研究极具规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学界普遍讨论的问题。1988年左右，董学文、蒋培坤、陈辽等学者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董学文的《建设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设想》(《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蒋培坤的《也谈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文艺研究》1988年第6期)、陈辽的《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和民族形式》(《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都开始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问题。董学文界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必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原初形态(历史形态)，它是呼应全球化改革浪潮和当今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识的产物，是对历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继承和发展。蒋培坤不主张从认识论的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提出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仅有赖于认识论方面的突破，更有赖于本体论方面的突破，而且后者是带有根本性的。陈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研究的五种情况：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的发展以及对某些新的基本原理的发明;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某些具体结论的发展;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构架上必须有所更新和发展;四是研究文艺问题的方法上也要有一个发展;五是在语言表述上也要有所变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与当代形态研究既有其现实语境的影响，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不能固守传统，必然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与当代形态研究的思想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化与当代形态主要还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理论现实，在这个现实性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当代形态与历史形态、经典文献与当代发展、理论原典与中国现实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的理论张力，并产生持续性的理论问题，例如，审美与生产、文化与资本、空间生产与文化批判、审美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研究、实践美学观念与文化主体性论争等，都是这种理论张力影响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理论张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与当代形态才是一个常新的理论追问，也显示出“当代化”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与“中国化”问题的复杂纠葛。
经过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化的探讨，到了21世纪，党圣元、胡亚敏、张永清、谭好哲等学者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问题。党圣元提出，在社会文化语境发生整体性变化、文艺理论批评本身观念及话语方式新变的当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两个层面都受到严峻的挑战。如何参照现实发展所需，通过对思想和话语两种资源的重构，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创新和话语转型，使之更加有效地因应现实，从而增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于整个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关键问题。为此他提出五个方面的问题：“学科间性问题、系统整合问题、问题意识重塑问题、阐释学对话问题、本土视域与世界视域并重问题。”胡亚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问题，认为“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需要对‘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作重新审视和辩证研究，赋予中国形态的民族观以新的理论特质。”张永清提出，在新的生活现实、新的社会变革与时代要求面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应具有自身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现实性，理应具有属于自身的独特理论品格与实践品格。他认为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文体、批评实践、批评风格、话语方式等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当代形态的几个核心要素。”谭好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观点，认为“认真思考和分析当代文艺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及其时代特征，由现实的历史语境和独特的时代特征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问题，并借此对当代文艺实践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评判，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承担、无所逃避的一项时代任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历史化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经典化的过程。学者们提出的问题，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的建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为根基，适应当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状况，建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式。同时，还要立足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现实，并考虑世界历史社会文化发展的潮流，在对世界历史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考量中建构中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第六，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讨论重新成为研究焦点。2006年前后，中国学界再度兴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讨论，《学术月刊》《东方丛刊》两个杂志开辟专栏，刊载了一系列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文章，主要有朱立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当代文艺学的创新建构》，《学术月刊》2006年12期 ;王振复的《当下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学术月刊》2006年12期 ;汪涌豪的《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12期。上述研究成果也是朱立元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就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建构的基本思路和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相结合的可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世界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东方丛刊》杂志上的讨论有孙士聪的《“西马”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张弓的《何为“中国化”?——试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中的“中国化”问题》，《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这些讨论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也包括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当前文艺理论重大问题研究，信息化、消费化时代的审美文化与艺术产业问题研究等，视野开阔，立论扎实，体现了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积极探索。
第七，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方兴未艾。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在近20年间仍方兴未艾。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的兴盛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发展多元化特征，但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面临着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的接受、介绍、阐释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1990年代前后，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相继出版，这套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丛书，既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1990)，葛兰西的《实践哲学》(1990)，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1990)，卢卡奇的《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的本体论》(1993) ，施密特的《历史的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1993)、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1993);也包括一系列研究性著作，如欧力同、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1990)、陈学明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评述》、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7)，等等。此外，介绍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重要著作还包括连铗等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文论选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廖惠和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六大思潮初探》(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奚广庆等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朱立元主编《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李青宜《当代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等，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第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西方文艺思潮对话研究成效显著。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各种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不断涌现，包括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 这些文艺思潮主要产生于欧美国家，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这些理论思潮处于同一种思想共振的格局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复杂的联系，如何在与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对话中展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的理论把握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中国当代学者曾繁仁、高建平、杜卫、姚文放、汪正龙等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对话研究。曾繁仁提出，新时期近30年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论在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认识上历经突破、发展与走向建构三个阶段，中国当代文论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建设和社会实际，探索“综合比较”途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高建平强调一种发展的艺术观，提出“无论是消费社会和媒介科幻主义，都是发展中迷航的表现。对此，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的思路：物质财富生产的发展，并不一定就有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之直接对应;但是，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需要精神产品的生产来对它进行相应的调整、制约和平衡。”杜卫强调以问题转换的方式促进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发展、知识增长和学术进步。姚文放提出通过症候阅读的方式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汪正龙重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借鉴形式主义文论的三个阶段：巴赫金阶段、卢卡契-法兰克福阶段和詹姆逊-伊格尔顿阶段”，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研究提出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路。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对话思维，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批判继承西方现当代文论中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批判其不足，在创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第九，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方法论的回归。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开始注重方法论的回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回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从文献摘编、历史考证、研究状况、当代解读等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典文献研究，研究成果注重文本解读方法和思想史的当代构型。主要成果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系列，包括曹典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林进平、杨金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聂锦芳、彭宏伟：《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姜海波、杨金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裴晓军、李惠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除此之外，张一兵的《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6年)，胡大平的《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等，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其二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原典阐释，深入联系现实，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国际文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和阐释。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应志的《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的危机控制：斯皮瓦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人民出版社，2014年)，对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问题进行了讨论;范永康的《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对美学革命和实践存在论的阐述;王杰的《现代审美问题：人类学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对审美人类学的关注，等等。
四、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理论任务
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中国开始被选择接受、传播发展以来，国内学者根据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文艺创作状况和理论自身的逻辑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中积极探索，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原典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社会现实和文艺创作关系更加紧密，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发展和革新，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具体而言，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绩，这些成绩可以分三方面：首先是学术史方面的研究成效显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之历史经验的反思以及对其当代形态建构的理论探讨较为充分，学术史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这方面的成绩主要沿着两个线索展现出来，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总体梳理、阐释和反思研究较为深入明显，二是对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例如毛泽东的《讲话》、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冯雪峰、胡风、周扬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阐释和反思取得较好效果。这两条线索相得益彰，较为完整地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召唤到当代视野之下，在赋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当代意义的同时，也凸显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和文艺创作现实的独特性，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从当代视野、中国语境、中国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理论反思，在问题性上有效衔接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鲜明的学术史脉络。
其次是方法论研究的成果较为突出。综合以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离不开方法论的更新与推动，在方法论的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注重原典阐释和经典文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美学观、文化观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而这种理论上的进步更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中的“回到马克思”的方法论立场。在这个过程中，文献精读、原典导读、历史考证、历史分析等方面均显现出明确的方法论变革的意识，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成效与实践功能，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原典阐释中，“回到马克思”不再是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扎实的文本研究成果，值得肯定。
最后是学理研究不断丰富。学理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基础，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典文献的当代研究，研究成果注重文本解读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的当代发展，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原典阐释，在学理研究层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成绩。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艺术生产论、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审美形式、全球化与世界文学等重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不断涌现，消费社会与文学生产、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批判、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文化资本与审美经济研究、空间理论与文化生产等影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入发展的理论观念得到了认真讨论，这些理论成果均展现出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
在综合以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中，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主要表现在：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与当代化研究之间的分裂与理论融合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与当代化具有不同的问题形式与解答方案，这二者之间在历史发展的思想脉络上存在交叉融合，在理论研究和思想辨析以及成果展现上，如何进一步明确相互的研究侧重，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与当代化研究的区分标准与理论界限方面，还需进一步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在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核心思想的研究方面有待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化”概念的内涵、所指以及理论探讨的基本问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从学理上予以明确。第三，如何有效批判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阐释，需要更加深入辩证的分析。在聚焦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加强具体观点的系统阐释方面，需要更加深入的宏观研究与微观举证。第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阐释与当代形态研究方面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形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什么是当代形态?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的发展，在学理层面上如何呈现?需要更进一步的论证说明。第五，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把握中国文艺批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对当代审美文化现实发展的引领作用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这也说明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仍然面临着重要的理论任务。首先，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阅读与原典阐释出发，系统表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原理、理论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做出深入的学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产生了它的基本问题和理论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一系列重要的原典著作蕴涵着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美学问题的深入阐释。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的主体观念、审美自由、美的规律、神话、意识形态、审美形式等问题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并且不断将审美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引向深入，由此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式的思想框架及其实践特征。这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阅读与原典阐释出发，通过系统整理、文本分类及个案研究等综合研究，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原典文本的理论价值及其当代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上进一步有所突破。其次，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的理论走向与关系，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历史生成过程及其理论体系特征，确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理论阐释框架和问题解析方式，从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如何从理论形态研究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经典理论形态作出全面把握和概括，结合原典文献的文本学研究，突出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统摄能力和思想指导意义;同时，在把握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化当代化的具体问题研究，以理论形态方面的研究有效融入具体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的理论走向与关系研究上强调宏观视野与微观个案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的理论提炼与总结，可以说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重点这一。第三，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原典阐释与当代发展研究，批判当代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怀疑、误解和片面理解的倾向，需要重点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忽视经典文本、机械套用观念、理论方法混乱以及批评实践失效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对人类审美意识、美与艺术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整体性论述，对现实主义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的深刻见解，对悲剧和喜剧等问题的深入辨析，对人性价值和人类审美活动复杂性的探究，对现代生活审美关系的辩证思考，这些理论问题，在当代研究中并没有全面深入下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展现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导引功能，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与建设的方向如何厘定，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有效路径是什么，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这方面做出深入探究。第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阐释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积极呼应当代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阐释深入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具体过程，推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进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建立到发展，在面向具体文艺批评实践中展现出了鲜活的生命力，深入地融入文艺批评实践，有效地指导文艺批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理论归宿。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历时发展与共时问题的探究中，努力探究理论的实践应用性问题，特别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文本文献研究方法论指导下，在不断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域过程中，积极呼应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努力凸显中国经验、中国声音、中国问题，在原典阐释、问题介入与批评实践的融合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实践价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化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任务，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方向。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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