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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资本论》系列第二讲 (上)| 从无产阶级立场理解《资本论》结构的科学性

南水 · 2018-09-13 · 来源:女神读书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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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论》“出得来”,另一方面并不要求我们时时跟随历史的跳跃和曲折。运用对结构和过程的本质的揭示指导行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尽力减少历史的曲折和代价,尽管这种“减少”可能是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在比较大的空间关联中才能比较显示出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很多人批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人主张补课论,认为中国应补资本主义这个课。他们没有看到很多对本质的偏离其实和本质是一致的。

  女神按:南水老师《资本论》系列讲座第二讲将在今日开始分三次刊发,有未读过第一讲的读者可以点击链接参考阅读。“第一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哲学清算,第二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清算”,这两讲近18万字的内容提出我们只有“不畏辛苦”,努力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在这个总结构中完整地熔铸无产阶级立场,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才可能从全球资本主义强加的碎片化的片面性中摆脱出来,真正地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将“实践地解释世界”与“实践地改造世界”结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左翼出场和“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到来,做好相应的的理论准备。

  南水老师按:这是2016年12月11日我在“女神读书会微信群”的《资本论》系列讲座第二讲。第一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哲学清算,第二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清算,为进入《资本论》文本扫清意识迷障,确立必要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

  第二讲力图在《资本论》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角度来讲述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反过来说,力图从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理解《资本论》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的科学性。

  讲座时间较长,录音整理文字有4万多,经过扩展最后决定公布的近9万字。讲座前我对《资本论》方法、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比较清晰的思考,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只有比较宽泛的想法。当时认为作为一次线上讲座,这些宽泛的想法足以有助于理解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问题。然而在录音整理扩展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把这种宽泛的想法公布有害无益,决定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进行基本的理论思考。

  大约经过大半年的思考,在一次又一次灵感的突袭中,终于对“‘资本册’四篇”结构有了相对具体的理论建构,其中关键是处理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时间价值论和创造价值论的关系。当时就想发布扩展文稿,但考虑到在当代中国只是有完整的“资本批判理论”是不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认知和行动停滞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土地所有制”和“国家”等缺乏相对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接下来的一年多里,我断断续续地搜集土地主题方面的电子文献和购买土地主题方面的书籍,但一直不理想,突破点不多。同时也搜集“雇佣劳动册”和“国家册”的资料。资金和房间都很局促,搜购进展十分有限。

  这一拖就是将近两年时间过去。很多群友通过各种途径催促第二讲的文字稿和第三次《资本论》讲座。经过慎重思考,决定将目前的整理文字公布。大家会发现本讲文字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的阐述存在着篇幅极其不均衡和阐述方法极不一致的严重缺点。这直接反映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不足。

  总体来说,在整个论述中,《资本册》已经基本形成“资本批判总论”纲要。关于“土地所有制册”,最近形成一个判断,要有所进展,可能需要到前资本主义社会搜索资料,虽然资本主义使土地所有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但其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结构,基本上是历史产物,是在此前的历史中形成的,比如领土、民族、原住民等问题,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人口再生产等问题也应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地租资本化及随之而来的地价的资本化等,都是地租和地价的资本形式,地租和地价的一般形式则是此前的基本形态。因此,地租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形式必须在封建社会获得揭示,并进一步揭示地租的资本化过程。结合《资本册》,我们可以发现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关系。《雇佣劳动册》,则需要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的劳动情况,从那里发现奴役劳动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形式,如此探索奴役劳动的封建形式和资本形式。同理,《国家册》,要追溯到最早的国家形式,从那里探索国家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形式,并由此探索国家的奴隶主形式、封建主形式和资本主义形式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中的前四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王亚南所说的“《资本论》是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著作”这一观点才可能获得全面的展示。

  这一年多里,关于“土地所有制”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考,有一些令自己雀跃的进展,但系统性太弱,因此在这一次公布的文字里并没有体现。我的精神状态和生计状态一直不是太好,现实的纠缠更加让人伤神,后续思考会有什么样的进展不好说,因此公布这些文字也有抛砖引玉之想。

  前一阵子偶读佛书,不是从佛理角度而是从实修角度切入,额外获得两个启发,这对于处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很有助益。

  一是对所涉总体所有事物进行相互转化的全环节划分和描述,比如四谛、十二因缘、五蕴、五戒、十善、六波罗蜜、四念处、四禅八定、八正道,等等。这些全环节划分和描述基本上是建立在高僧大德反复修证的基础上,在其因缘内都具有相应的实修实效。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实践进行具有实践功能的总体性分析和描述也是必要的。只要在这一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就不能说人类已经抵达自为和自觉的初阶境界。迄今为止的现代分科教研和实证研究,事实上是进一步将人类的认知远离这种总体性,尽管随着全球一体化加速,这些支离破碎的研究又可能在新的结构中重新被系统地组织起来。

  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坚持“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立场,坚持整体性、全面性和历史性的辩证法,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反映人类社会总体结构的概念,并采取“从抽象到具体”和“逻辑与历史、实践统一”的辩证逻辑来建构叙述。这其实是对人类社会总体进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全环节划分和描述。历史事实并非是纯然的客观事实,心灵和主观也并非是纯然的心理事实,它们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这种相互生成提供彻底而有效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主要是为了批判地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由于自身独特的方法论而必然同时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总体和实践总体的一种揭示。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总结构的的初步建构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具体化,是对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一次系统而全面地揭示。在这一揭示过程中它还提供政治建筑和意识形态生成的基础性机制。

  一是对佛教内部争议不断、驳难不已的诸派所进行的圆融判教。比如中国佛学派别有八宗、十宗、十三宗之说,有禅、净、律、密之分,有三论、天台、华严、唯识之别。这种判教不仅没有制造佛教分裂,反而造就圆融境界。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判教及其所抵达的圆融境界都是少有的。然而佛教这种高超的判教方法主要是使用于佛教内部的派别分歧,尽管在中国也被一些高僧大德用于处理儒佛道的相处,但并未因此通过判教将它们建构为圆融整体。

  这是由他们的实修方式所及最大边界所决定的。“心灵解脱”(“内圣”)修炼的学说,必须找到处理与“外王”相处的方式,但绝不可能找到将“内圣”、“身体”和“外王”建构为圆融整体的判教方法。

  在全球化的今天,诸宗教、诸主义、诸学说的分歧和冲突更加波诡云谲,尽管它们所发生的具体冲突的实质,是对具体的经济基础层面的冲突的一种反映。这是“在其现实性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考察的必然结论。因为诸宗教、诸主义、诸学说具体的分歧和冲突总是“现实性”的,是主张者或信仰者“在其现实性上”的“社会关系总和”中地位的反映。

  只有对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进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全环节划分和描述,才有可能对诸宗教、诸主义、诸学说实现圆融的判教。这种追求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我想我的抛砖引玉还是值得有心人接手的。

  2018年9月5日定稿

  参考文献

  《区分科学实践观和庸俗实践观是学习<资本论>的首要前提》。不读第一讲定稿,听第二讲就会有点无厘头。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9卷·<资本论》结构形成研究》(刘元琪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5月版)或者《<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汤在新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9月,可点击“阅读原文”获取,密码:2i31)。重点是阅读著作对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结构的引述。

  《资本论》方法主题文章两三篇或者百度百科,了解“从抽象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统一”基本内容是什么。基本内容了解不难,难点是理解和运用。

  目录

  、马克思未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

  、“从实践中发现新世界”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资本论》方法之“进得去”:“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

  四  、《资本论》方法之“出得来”:未完成的具体性

  、无产阶级:科学立场、科学方法和科学原理的统一

  一)“无产阶级立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二)“无产阶级”的多层次含义

  三)“无产阶级立场”是共产主义者修炼的核心

  四)当代中国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列主义研究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七 、“《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

  一)“资本册”

  二)“土地所有制册”

  三)“雇佣劳动册”

  四)“国家册”

  五)“对外贸易册”

  六)“世界市场册”

  、问答环节

一、马克思未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

  大家晚上好,再次欢迎共产主义幽灵们来到“学习《资本论》系列讲座”。

  今天是第二讲,题目是《区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无产阶级立场理解<资本论>结构的科学性》。

  “《资本论》结构”,在这不是指三卷本《资本论》结构,尽管它是“精髓”,是“基础”,而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我们尝试在这种“总结构”中理解《资本论》,理解《资本论》方法,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理解列宁的革命和毛泽东的三次革命,探索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道路。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在马克思的研究和写作规划中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最后确定为六册:第一册是“资本册”,第二册是“土地所有制册”,第三册是“雇佣劳动册”,第四册是“国家册”,第五册是“对外贸易册”,第六册是“世界市场册”。各种材料表明马克思一直没有放弃这六册规划。这六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建构起来的,在实际的写作中,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过程中,它必定会发生具体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足以动摇六册规划的基本精神。

  在已知规划中,“资本册”分为四篇。第一篇是“资本一般”,最后被写成《资本论》。它与最初的设计相比,有许多的不同,这在“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过程中属于正常现象;它们依然属于“资本一般”范畴,属于“资本一般”范畴内部的具体化。

  争议较大的是《资本论》第三卷,从“一个资本”变成“多个资本”,比如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银行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等等。从“一个资本”转变为“多个资本”的运动,其实在第二卷已开始,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第二卷的“多个资本”是“一个资本”的多种形态,第三卷的“多个资本”是多个不同种类的资本。需要指出的是,第三卷对多种不同资本的论述是在一般意义上对资本的分类,是在一般意义上论述这些不同种类的资本。也就是说,第三卷是在一般意义上探讨资本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在一般意义上探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因此依然属于“资本一般”范畴。

  第三卷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资本的论述有其相应的基本结构,即“一个资本”在运动中“转化”出相对独立的不同形态,是“形态”和“种类”的统一。如果说“循环”是《资本论》第二卷的运动逻辑,“转化”则是《资本论》第三卷的运动逻辑。这是资本运动两种并非并列的形式。“转化”这一运动在更加具体的层次则可能表现为“创新”“创造”和“演化”等含义。

  第二篇是“竞争篇”。第三篇是“信用篇”。第四篇是“股份资本篇”。这三篇除了在《资本论》中有一般意义上的论述,在许多手稿上有零散的具体论述,总体来说马克思生前来不及对它们进行系统研究。

  马克思写完“第一篇”《资本论》的第一卷,指出:

  “第一分册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而由于它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所以未必能少于五至六个印张。这一点我在最后加工时就能看清。这一分册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你自己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大概已经发现,李嘉图阐述利润问题的同时却与自己(正确的)价值定义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他的学派完全放弃了基础,并成为最讨厌的折衷主义。我认为,我已经搞清楚了这一问题。(无论如何,经济学家们在进一步观察时将会发现,总起来说,这是个难题。)”(《马克思1858年3月11日致斐·拉萨尔》,《马恩全集》卷29页534)

  从内容看,此处的“第一分册”是指三卷本《资本论》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论》“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整个叙述”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整体。

  马克思又指出:

  “第二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第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马克思1862念12月28日致路德维希·库克曼》,《马恩全集》第一版卷30页6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0卷注释指出:“看来,马克思指的是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手稿称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稿。”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是“精髓”;“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其他人以《资本论》第一卷为基础探讨《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其他内容“就容易”。

  由此至少可知两点:

  第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需要资本理论以外的基础理论。

  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这既关系到“国家册”前面的“土地所有制册”和“雇佣劳动册”的地位和意义,即这两册有可能包含“国家册”所需要的资本理论以外的基础理论,换言之只有资本理论,还不足以完整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国家”;更关系到“国家册”后面的“对外贸易册”和“世界市场册”的探讨,“国家册”是承前启后的一册。

  不妨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分成上下两部分。《资本册》、《土地所有制册》和《雇佣劳动册》构成上部分。《国家册》是前三册的统一,开启后面两册。《国家册》、《对外贸易册》和《世界市场册》构成下部分。

  《资本册》确立上部分的主导原则,《土地所有制册》和《雇佣劳动册》为资本逻辑所主导,但又各有自己的规律,而且构成资本的基础和边界。《资本册》也是下部分的主导原则,但同时转化出“国家”形态,并与“国家”一同主导后面的“对外贸易册”和“世界市场册”。

  如果说“国家册”是前三册的统一,“世界市场册”则既是后三册的统一,也是全六册的统一。

  第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基础上,其他内容的“探讨”就比较容易。

  从现在看,马克思把这一问题看得太容易。马克思离开人世一百多年,人类在《资本论》四卷基础上探讨其余的“篇”和“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有些研究者想在这方面有所推进,但大多停留于“寻章摘句”水平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和和毛泽东领导的文革社会主义时期,由于所处国家不具备在马克思“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的直接的历史社会经验,也就不可能把其他的“册”和“篇”完成。

  从现在看,可以说,不完成这些“册”和“篇”,我们也许能够洞察资本主义的本质,但不一定能洞察资本主义的总体;能够洞察资本主义的一般问题,但不一定能洞察资本主义的具体问题,特别是不同阶段的具体形态;能够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不一定能确立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能够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但不一定能确立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具体时机和具体形态;能够确立缔造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但不一定能确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只需《资本论》第一卷就足以证明是科学的,但如果六册规划没有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就尚未提供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整体机制的总体论述。

  马克思指出: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辛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资本论》“法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页26)

  迈进“地狱之门”,就是攀登科学高峰。除了“不畏辛苦”,还是“不畏辛苦”。

  我们只有“不畏辛苦”,努力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在这个总结构中完整地熔铸无产阶级立场,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才可能从全球资本主义强加的碎片化的片面性中摆脱出来,真正地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将“实践地解释世界”与“实践地改造世界”结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左翼出场和“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到来,做比较好的理论准备。

二、“从实践中发现新世界”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如果说第一讲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哲学清算 ,第二讲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政治经济学清算。

  哲学清算是重新确立科学实践观,建立实践唯物论,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使它由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三个板块组成,并以此为基础,努力从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现新的“新世界”,即“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也就是从“文革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现新的“新世界”,特别是发现新的“新世界”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开端。

  如果说第一讲是“从实践中发现新世界”,第二讲就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416)。

  通过学习《资本论》,努力完善马克思没有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方案,以此为基础从对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发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可能的契机和道路,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可能的形式和特征。这两种“发现新世界”的途径,也许足以构成“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种理论准备,不能代替一丁点儿的实践,但这种理论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这也是我和有些网络左翼的一个不同之处。他们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除了厌恶,就是厌恶;除了仇恨,就是仇恨。他们不是从对它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简单地陷入到厌恶和仇恨中,往往容易出现流氓无产者的某些特征。

  马克思指出:

  “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M致R,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416)

  这种“批判”既指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批判,即我们并没有置身于时代之外,也指对我们自身的批判,即时代并不在我们自身之外,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全面地受制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这种相互直接关联的双重的“自我批判”,构成我们发现“新世界”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指出:

  “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M致R,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416)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页87)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应该”,也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从现实矛盾中产生,从现实斗争中产生。从现实矛盾中产生,是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的表现。从现实斗争中产生,是主观能动性和实践主体性的表现。以现实为出发点,以现实矛盾为基础,推动或扩大再生产现实矛盾,以产生新世界。这是走向新征途的青年马克思在出发点为自己确立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再出发”所需要确立的基本原则。

  现实,既是我们彻底批判的对象,也是我们坚实的出发点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新世界的原则,不是来自于任何“应该”或“教条”,而是来自于现实世界中并构成现实矛盾一方的已经有所萌芽的新事物或存在于现实矛盾结构中而有所萌芽的新事物,从而来自于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和批判,来自于与现实的不妥协的斗争。

  这也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页739)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官方不断宣布自身是社会主义,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不承认中国当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不少左翼不仅批判中国当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且不承认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右派则是批判中国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彻底性。我们不能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

  如果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即从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那就得承认和发现现实的历史意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并对这种历史意义做出科学的揭示。

  我们从“《资本论》方法”开始这一“科学揭示”的历程。

三、《资本论》方法之“进得去”:“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

  “《资本论》方法”主要指《资本论》叙述方法,而不是指研究方法。

  在研究上,马克思是个资料占有狂,从历史材料到观念材料,都是疯狂地无止尽地全面占有。这种对资料的全面占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抽象”的前提,也是无产阶级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中摆脱出来、走向自为的前提。学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的阐述,大多属于《资本论》叙述方法,主要是从“进得去”即如何准确理解《资本论》角度论述的。

  《资本论》叙述方法的核心是“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统一”。从形式上看前者是叙述的内在逻辑,后者是叙述的外在要求;从内容上看,后者是叙述的内在逻辑,前者是叙述的外在形式。

  《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并不符合当代学术界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当代学术规范,是实证主义的产物,只是对“从具体到抽象”的一种规范和合法化,将研究和叙述混为一谈,在现有经济社会结构中,只可能是资产阶级意形态的一部分。它以“科学”的名义最大化地强化“从具体到抽象”所生产的片面观念的片面性,强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加给无产阶级的片面性,将这种片面性合法化,有力排斥“从抽象到具体”的真理方法,让无产阶级陷入到汪洋大海的片面性中。第一讲指出,只有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到“科学的抽象”,才能确立“无产阶级立场”。第一讲反复强调这一点。

  研究者无论讨论“从抽象到具体”,还是讨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几乎都是力图把握《资本论》文本的意思,在马克思的“科学”范畴中把握马克思的概念及概念体系。即是如此,他们也常常坠入庸俗的形而上学中,将这一过程变成纯粹实证式的“文献考据”或“意义阐释”。当这些研究者越想通过“文献考据”或“意义阐释”来把握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并以此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越可能陷入单纯实证性的形而上学中。这种努力常常使他们忽视自己所处的历史,忽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也需要遵循“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法则。

  无产阶级只有面向未来,才可能有自己的解放。回到历史或“传统”,全是无产者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被统治和反抗不断失败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要是从“从事后开始”这一方法把握“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统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人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资本论》卷一,页92)

  所谓“从事后开始”的考察方法,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的意义:

  “资产阶级社会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充分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马恩全集》卷30页46-47,1995年第二版)

  这一段话经常被研究者引用,并给予充分解释。由于马克思的表述主要限定在对两种不同历史时期已经定型的事物(“社会形式”)上,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一个”已经被确定,以至于很多研究者根本没有能力将马克思这一方法运用于对“这一个”尚未获得确定认识的现实状态,从而几乎不可能从自身所处的可能还处于混沌状态的社会经济结构角度去理解《资本论》。这也是很多学者只能对《资本论》做寻章摘句研究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学者对自身研究的“寻章摘句”性质有自觉的反省和认识,只是为了有利于将自己所处时代的混沌状态清晰化,不仅无可厚非,而且会使“寻章摘句”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有这样的“寻章摘句”,自觉地将它作为研究现实的中介环节。

  所谓“从事后开始”思索,就是将某个历史过程延续到今天的最后的结果作为一个出发点,全面把握整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全面把握中进行“科学的抽象”,由此展开“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从事后开始”即“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思索,有利于直接引导研究者从当下状态出发从事研究,包括理解《资本论》。这要求对《资本论》的研究与对自己所处时代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良性互动,而讲解《资本论》则能够且必须从自己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结构出发。只有“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运用好《资本论》的人,才算真正理解《资本论》。马克思说的“社会形式”,主要指经济社会形态,论述的方法论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这其中包括“社会形式”或“经济社会形态”不同阶段的划分。

  从事物高级形态或“完成的结果”出发做历史考察,至少具备以下几个意义:

  1、“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恩全集》卷32页51,1974年10月第一版)。

  这段话的另一种经典表述是:“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充分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在“猴体解剖”中某些虽已存在但看不清楚的东西,在“人体解剖”中则到处都显露出这些东西的“痕迹”。萌芽阶段混沌而模糊的东西,在“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中则充分地表现出来。

  2、“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解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马恩全集》卷30,页452-453,1995年6月第2版)。

  这段话表明事物的“历史前提”及随之而来的“历史性”,同时“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所谓“扬弃”,其实是在更高阶段或水平扬弃相应的“历史前提”,从而获得“新世界”的起点。

  3、“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马恩全集》卷30页47,1995年第二版)(参见冯景源《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第四章、第五章)

  这段话可视为对前两层意思的统一。客观过程主观功能的发挥,需要主观过程的介入,即“自我批判”。“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既能从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去观察这一形式处于萌芽时期所无法观察的东西,而且可以通过对“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的彻底“批判”,全面认知作为“历史前提”的此前的事物,发现未来的萌芽。它同时包括把自身的观念和认知及自身所处的历史社会经济结构看作某种“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这就需要通过彻底的“自我批判”去认知此前的、萌芽的、整体的和未来的种种形式。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意义上理解,《资本论》更加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这种未完成性,除了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的生命限度,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在当时不是一种完成时态,不能说它“完成的结果”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有长足发展,但与我们的时代相比,它只能算是中期水平,连资本主义的“列强帝国主义阶段”尚未到来,更别说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全球帝国主义阶段”。

  另一个原因是作为《资本论》研究者的我们所处的人类社会及其经济处于不断发展中。包括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内的人类社会及其经济,不断地将“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推向新的状态、新的阶段。我们努力地想弄懂马克思的原义,但常常忽视我们其实是在自己所处的历史-社会结构中理解历史文本。一切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都是理解者和解释者所处时代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解释学循环”意义上理解当下经验对于研究的作用。这种“解释学循环”已被当代学术充分认识,尽管运用得当的人凤毛麟角。

  马克思的方法论,远远超越“解释学循环”。马克思是在面向未来的实践中把握对象在当下已经完成的程度,并以此去观察作为“历史前提”的“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的“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从而从中获悉扬弃的力量和机制。我们把握具有未完成性的《资本论》,必须自觉地从自己所处的历史过程的“完成的结果”角度,“实践地理解”马克思的具有同样自觉意识的历史文本。

  马克思“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这种自觉性,既成为《资本论》的文本特点,也成为阅读和理解《资本论》的必由之路。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只从对象和自身的“现实性”意义上考察世界的科学:“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研究和讲解《资本论》也必须在其“现实性”意义上进行。任何脱离其“现实性”的考察,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看到的历史的“完成的结果”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的“完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都是把握自己所处时代尚未完全到来的“完成的结果”的经典之作。但在这些经典之作中,作为理解《资本论》切入口的所谓的“外部视角”,只有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具有直接的意义,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理论似乎与《资本论》不相干,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理解《资本论》的干扰因素。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国和苏联是研究《资本论》的大国,但自始自终几乎都不具备理解《资本论》的当下经验,或者说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当下经验一直无法作为“人体解剖”而成为对于《资本论》这个“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种状态特别容易滋长形而上学地对待《资本论》的风气。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一方面,我们研究“文革社会主义”,“从实践中发现新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从批判中国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在当前的“完成的结果”中“发现新世界”。这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揭示。我们只有运用“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把握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尚未完全到来的“完成的结果”,即发展趋势,并从中引出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理论或行动理论,才可能更好地把握《资本论》。这才是身处21世纪的我们对待《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否则便是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态度。

四、《资本论》方法之“出得来”:未完成的具体性

  “进得去”,即准确地理解《资本论》,只是一个方面。从《资本论》“出得来”更为关键。所谓“出得来”是指运用《资本论》指导自己把握所处的时代,指导自己在所处的时代进行实践,也就是说必须实现“逻辑与历史、实践的统一”。根据“从事后看”的方法论,“出得来”其实也是“进得去”《资本论》的前提,即“逻辑与实践统一”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前提。从《资本论》“出得来”,依然必须根据其“进得去”的方法走出来,即依然必须根据“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本方法走出来。马克思力图用概念反映、描述和揭示长时段社会形态时,不仅需要做大量的抽象工作,而且要重新建构这些要素的基本关系。

  马克思指出: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了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恩全集》卷30页48,1995年第二版)

  “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马恩全集》卷30页49,1995年第二版)

  恩格斯指出: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的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到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恩选集》卷2页43)

  从这可以看出,“历史与逻辑统一”,“从抽象到具体”,不是根据历史现有的曲折进程的次序建构的。首先是把握具体社会形态的本质结构(“内部的结构”),即马克思所说的“普照的光”——“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的“一定的生产”,然后根据它们在一定社会形式中的“相互关系”建构次序。“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的“一定的生产”,可谓毛泽东《矛盾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思想的一次应用,或者说毛泽东“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思想是对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提炼。在揭示社会本质问题上,结构性地位比过程性次序更加重要。“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也体现了“从事后开始”的方法论及其所蕴含的实践性。

  这里需要注意三个关键点。

  1、“历史是跳跃式的和曲折地前进的”,但《资本论》并不“处处跟随”这一进程。马克思所描述的历史进程,跟真实的历史进程不是一模一样的。

  2、“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在《资本论》中被抽象掉。

  3、“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在《资本论》中被重建,跟历史中的更替序列并不是一模一样。

  这三点被很多学者用来说明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特别是用来说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力图通过这些提示“进得去”《资本论》的路径,但很少用这三点来指导从《资本论》“出得来”的路径。

  为什么在理论中是逻辑严密的结构性过程,而在实践中显得恰恰相反,表现为曲折的、跳跃的?在哲学上这可以用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来解释。但是,在《资本论》中很多是无关紧张要的材料,在实践中却可能是要命的东西。在现实中已经发生的更替序列,在实践中是没法违背的。换言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过程性次序的重要性必须提高到与结构性地位同等的意义,甚至需要这两者成为实践中一对至关重要的矛盾。

  在“从抽象到具体”的意义上看,“出得来”的“实践”,只是一种需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具体性”,是尚未走完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后半段内容。从《资本论》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尚未走完的具体性,应该能够包括“出得来”的“实践”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换言之,“实践”依然可以成为“从抽象到具体”的一个环节。这也是依照“从抽象到具体”叙述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指导实践的基本方法,是“逻辑与历史、实践”统一的必然含义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结构性地位和过程性次序的区分是相对的。

  列宁指出:

  “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思考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我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列宁选集》卷4页690)

  这种具体的偏离,只是在哲学层面上给出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层面给出充分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曾指出:

  “第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马克思1862念12月28日致路德维希·库克曼》,《马恩全集》卷30页636)

  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谈论《资本论》第一卷的意义。这一卷的核心是资本的本质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攫取。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成为“余下的问题”探讨的基础,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这一问题。换言之,“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另有理论基础,而不能直接以资本理论为探讨的理论基础。这显然关系到在“国家册”后面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认为,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和“自然条件”(土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是“劳动”和“自然条件”(土地)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方式取得决定性地位,但“劳动力”即人口和“自然条件”即土地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并影响这种结合方式的表现形式,甚至构成这种结合方式的极限。

  “自然条件”即“土地”。“土地所有制册”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现代地产的完成,即土地私人所有的全面资本化,是雇佣劳动普遍建立的条件,也是资本取得全面的统治地位的条件。一个是现代殖民的完成,土地主权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条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资本与国家在世界的统一,表现为现代殖民的主权资本化,是雇佣劳动在国家间关系的反映。在列宁时代,现代殖民主义发展为“列强帝国主义”。

  “劳动力”即“人口”。劳动力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资本所主导,但人口再生产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律也会发挥其相应的作用。“雇佣劳动册”既要探讨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关系,也要探讨人口再生产特别是自由劳动力再生产的规律。

  “土地”和“人口”都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虽然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不能直接从“土地”和“人口”开始,但并不等于不重视它们的独特作用。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土地”和“人口”成为“资本一般”获得“具体性”的关键“中介”之一。在“国家册”中,它们也许与“资本”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都是探讨“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多次对“总体危机”的到来估计有误,可能与他主要是从资本内在本质把握“资本主义总体危机”有关。这种把握只可能是一般性的,而不具备区分“局部危机”和“总体危机”的条件。区分“局部危机”和“总体危机”,还需要“土地”“人口”和“国家”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马克思来不及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现代殖民主义做进一步研究,来不及对“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做深入研究,曾经主要是根据“第一卷”,即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即资本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列宁时代和毛泽东时代,历史发展并非完全如此。“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边缘地带——落后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历史叙事中的一些“次要因素”在具体历史时期成为“关键因素”,改变或创新历史本质的表现形式。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也似乎可以发现,以往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似乎都是从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或薄弱地带首先成功。这在理论上如何揭示,值得我们做政治经济学的探讨。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但依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总体危机”情形下发生的。这符合《资本论》的基本论述。革命发生的具体地点不符合《资本论》,主要原因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在马克思时代尚未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范围内充分表现出来。马克思晚年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所注意,因此加强对东方世界也即资本主义落后地区和殖民地地区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这些地区土地所有制和人口再生产的研究。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转向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研究。其研究内容与“土地所有制”、“人口再生产”密切相关并非偶然,因为“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与“自然条件”及其所有制密切相关。这可以说是在为建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理论做准备。

  马克思晚年研究转向东方社会,引发人们无穷猜想,对马克思相关的提示性表述做了各种各样的最大化阐释。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时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队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为历史的内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恩全集》第一版卷21,页29-30)

  恩格斯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撰写视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着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恩全集》第一版卷21,页29)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出版“说明”指出:

  “本书收入了1879-1882年间马克思所写的五篇读书笔记。马克思自70年代中期起就加紧进行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这五篇笔记是其中的一部分。……

  马克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这些研究的。在19世纪70年代,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西欧资本主义度过了革命危机,开始了所谓和平的发展时期,加紧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掠夺和渗透;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西欧,而且也在向一些带有宗法制社会遗存和公社土地所有制传统的东方国家传播,开始成为这些古老民族的先进分子观察本国社会发展的指针。时代提出了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科学地认识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在晚年倾注大量心血研究西欧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古老社会形态,也就是为解决这个时代课题做准备。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味着系统制定一部社会发展史;这也就是本书五篇笔记时间跨度空前广阔,上自原始社会形态下至近代殖民地现状的原因。”(《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这两段话显然主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待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的价值。

  马克思1881年二三月间指出:

  “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卡尔·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恩文集》八卷本卷3,页590)

  如果把恩格斯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的论述和马克思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的论述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内在必然,是从抽象的“资本一般”到最具体的“世界市场”的内在必然,其政治经济学意义更加显著。特别是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暨“全球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资本一般”的逻辑魅力焕发出特别耀眼的普照的光。把马克思晚年研究转向东方社会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结构中,可能更加具有价值。

  这极大地表现出《资本论》方法论的魅力。它不妨碍更广阔的历史材料被吸纳进来,也不妨碍最新的实践材料被吸纳进来。“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叙述,可以科学地指导实践,也可以被实践推动,继续向“更具体”发展。在这里,《资本论》叙述方法起着指导研究的作用。

  马克思来不及完成的东西,最终要由东方革命家来完成某些部分。列宁和毛泽东既以理论的形式,更以实践的形式,间接地完成马克思来不及完成的部分理论问题。包括殖民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和“全球帝国主义”等内容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理论将在后面阐述,这里不展开。

  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是从《资本论》成功“走出来”的典范。如果说十月革命发生在列强帝国主义边缘地带的落后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中国革命则是发生在列强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它们同属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但与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距离不同,这种空间差异成为这两次革命的具体形态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空间差异就需要世界各国土地所有制总和的历史变迁来解释。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于农民,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马恩全集》卷30页49,1995年第二版)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将这种通过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形态直接当做具体的历史过程和现实过程。这是典型的没有从《资本论》中“走出来”的表现。

  毛泽东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建构的理论形态所指示的方向和趋势,即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等,另一方面坚持在现实中所发现的“跳跃式的和曲折地前进”的历史,所发现的各种经济关系在现实过程中的“相继更替序列”,所发现的“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即农民的革命性质和主力性质、农村的革命根据地性质、游击战争的人民性质等。由此我们可以明白马克思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自己的理论主要是一种“方法论”。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是不懂资本,就不懂地租;在毛泽东这里,“不懂得地租”,便不懂得中国革命。

  从这里看,似乎毛泽东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就有点偏离,是否事实上就是如此呢?在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现象与本质、必然与偶然的论述中,本质和必然固然可以作为直接的现象出现,但现象和偶然主要是以对本质和必然一定偏离的方式存在。这种“一定的偏离”是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的。但这依然是哲学层面的解释,依然需要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给出理论解释。

  马克思指出:

  “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且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马全29页299-300)

  中国虽然因为西方帝国主义而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范围,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即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对中国土地的主权形式虽然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有了相当的主导力,但资本对中国内部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的主导性影响不仅没有普遍化,而且只有少量的存在。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在中国内部依然占据主导位置,但由于“自然条件”的主权形式被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不得不承受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逻辑,以致不断衰败和贫困化。

  “{例如,在一个国家现有的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达到迫切需要修筑铁路的时候,这种必要性可能更多地是由竞争引起的。关于各国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影响,属于国际交换那一篇。在这方面资本传播文明的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马恩全集》卷46下页23)

  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列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演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当时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工人阶级的普遍化,但这种必要性已经由国家之间的竞争引起。

  “自然条件”的主权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因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渗透而发生严重错位。在土地即“自然条件”的主权形式上,中国革命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才能真正地对抗帝国主义,也因此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上在革命过程中将中国农民塑造成现代无产阶级,使它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抗帝国主义,二是向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只有把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已经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瓦解封建地产,以创建工业化所需要的经济社会结构。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双重任务,可以说是由土地即“自然条件”的主权形式和所有制形式的错位所决定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封建主义国家的代理形式。在资本尚未主导的地产领域,把握住地租的封建性,就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朝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因素。

  由此也可知,“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对“资本”的制约性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代地产,也即资本主义地产,只要没有建立起来,“资本”作为“普照的光”就最终建不起来。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也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开端之一。《共产党宣言》就把“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大任务和措施。可以说“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为各种经济社会形态奠定基础和设定边界。

  社会化大生产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力,要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间接统一。这种间接统一可以是雇佣劳动式的,也可以是共同劳动式的。资本主义赖以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诞生于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但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的高级政治体,比如欧亚大陆封建帝国,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依靠建立在机器大工业之上的综合实力。然而,在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中是不可能预先产生适应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共同劳动制度的。这也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进程属性的一种表现。

  中国从1949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包括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土地全民所有制在内的土地公有制。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也是从土地的所有制变革开始的。资本主义地产制度在中国至今并未普遍建立,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绝对地位也就不会普遍建立。这种冲突和斗争无处不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方向决定于多种因素,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方向就是其中主要因素之一。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围绕土地所有制变革方向的斗争将越来越激烈。在这里我们尚未讨论人的再生产问题。政治经济学中揭示人与人基本关系的劳动方式,比如雇佣劳动,就属于人的再生产主题。

  这也给当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启发,即依然把土地所有制变革作为主要抓手之一对资本主义实现有效的反抗。比如当前农村土地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合作的实践,便可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的革命实践之一,从而大力投身进去。有一点必须指出,这种革命实践必须结合新生产力特别生产力发展趋势进行,而不能变成单纯地反抗资本主义的行动,否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便是“反动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最终也会是失败的。

  当前生产力的新趋势应是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相伴随的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研则是产业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研可能需要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农村土地的革命实践与生产力的新趋势的相结合,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有这样的意识和理论准备,在实践中探索和实现。

  由此从《资本论》“出得来”,一方面要求我们“处处跟随”历史的“跳跃”和“曲折”,捡拾和关注那些“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把握住“各种经济关系”在具体过程中的相继更替的序列。我们以此建构对具体时代的认知,建构具体的行动理论,建构具体的行动策略。我们既要发挥《资本论》的定海神针作用,又要适时地“偏离”《资本论》。这两者之间要求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建构相应的具体话语。

  从《资本论》“出得来”,另一方面并不要求我们时时跟随历史的跳跃和曲折。运用对结构和过程的本质的揭示指导行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尽力减少历史的曲折和代价,尽管这种“减少”可能是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在比较大的空间关联中才能比较显示出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很多人批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人主张补课论,认为中国应补资本主义这个课。这都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作教条。他们没有看到很多对本质的偏离其实和本质是一致的。对于已经发生的复辟历史,以“补课”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补课论”则只可能是教条主义的产物,因为所谓的“补课”是以背叛为前提和中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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