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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资本论》系列第二讲 (中)| 从无产阶级立场理解《资本论》结构的科学性

南水 · 2018-09-14 · 来源:女神读书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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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因为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存在而成为学习《资本论》的幸运者,尽管也是被资本主义剥削和蹂躏的不幸者。我们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环境里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进而“实践地解释世界”地、批判地对待对待自己所处的当代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比80年代以前的马列研究者更有条件研究《资本论》。同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也容易迷失,陷入到被统治阶级强加的片面性中。

  女神按:南水老师《资本论》系列讲座第二讲将在今日(9.12)开始分三次刊发,有未读过第一讲的读者可以点击链接参考阅读。“第一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哲学清算,第二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清算”,这两讲近18万字的内容提出我们只有“不畏辛苦”,努力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在这个总结构中完整地熔铸无产阶级立场,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才可能从全球资本主义强加的碎片化的片面性中摆脱出来,真正地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将“实践地解释世界”与“实践地改造世界”结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左翼出场和“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到来,做好相应的的理论准备。

  南水老师按:这是2016年12月11日我在“女神读书会微信群”的《资本论》系列讲座第二讲。第一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哲学清算,第二讲是对中特做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清算,为进入《资本论》文本扫清意识迷障,确立必要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

  第二讲力图在《资本论》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角度来讲述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反过来说,力图从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理解《资本论》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的科学性。

  讲座时间较长,录音整理文字有4万多,经过扩展最后决定公布的近9万字。讲座前我对《资本论》方法、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比较清晰的思考,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只有比较宽泛的想法。当时认为作为一次线上讲座,这些宽泛的想法足以有助于理解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问题。然而在录音整理扩展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把这种宽泛的想法公布有害无益,决定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进行基本的理论思考。

  大约经过大半年的思考,在一次又一次灵感的突袭中,终于对“‘资本册’四篇”结构有了相对具体的理论建构,其中关键是处理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时间价值论和创造价值论的关系。当时就想发布扩展文稿,但考虑到在当代中国只是有完整的“资本批判理论”是不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认知和行动停滞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土地所有制”和“国家”等缺乏相对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接下来的一年多里,我断断续续地搜集土地主题方面的电子文献和购买土地主题方面的书籍,但一直不理想,突破点不多。同时也搜集“雇佣劳动册”和“国家册”的资料。资金和房间都很局促,搜购进展十分有限。

  这一拖就是将近两年时间过去。很多群友通过各种途径催促第二讲的文字稿和第三次《资本论》讲座。经过慎重思考,决定将目前的整理文字公布。大家会发现本讲文字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结构的阐述存在着篇幅极其不均衡和阐述方法极不一致的严重缺点。这直接反映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不足。

  总体来说,在整个论述中,《资本册》已经基本形成“资本批判总论”纲要。关于“土地所有制册”,最近形成一个判断,要有所进展,可能需要到前资本主义社会搜索资料,虽然资本主义使土地所有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但其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结构,基本上是历史产物,是在此前的历史中形成的,比如领土、民族、原住民等问题,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人口再生产等问题也应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地租资本化及随之而来的地价的资本化等,都是地租和地价的资本形式,地租和地价的一般形式则是此前的基本形态。因此,地租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形式必须在封建社会获得揭示,并进一步揭示地租的资本化过程。结合《资本册》,我们可以发现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关系。《雇佣劳动册》,则需要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的劳动情况,从那里发现奴役劳动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形式,如此探索奴役劳动的封建形式和资本形式。同理,《国家册》,要追溯到最早的国家形式,从那里探索国家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形式,并由此探索国家的奴隶主形式、封建主形式和资本主义形式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中的前四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王亚南所说的“《资本论》是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著作”这一观点才可能获得全面的展示。

  这一年多里,关于“土地所有制”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考,有一些令自己雀跃的进展,但系统性太弱,因此在这一次公布的文字里并没有体现。我的精神状态和生计状态一直不是太好,现实的纠缠更加让人伤神,后续思考会有什么样的进展不好说,因此公布这些文字也有抛砖引玉之想。

  前一阵子偶读佛书,不是从佛理角度而是从实修角度切入,额外获得两个启发,这对于处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很有助益。

  一是对所涉总体所有事物进行相互转化的全环节划分和描述,比如四谛、十二因缘、五蕴、五戒、十善、六波罗蜜、四念处、四禅八定、八正道,等等。这些全环节划分和描述基本上是建立在高僧大德反复修证的基础上,在其因缘内都具有相应的实修实效。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实践进行具有实践功能的总体性分析和描述也是必要的。只要在这一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就不能说人类已经抵达自为和自觉的初阶境界。迄今为止的现代分科教研和实证研究,事实上是进一步将人类的认知远离这种总体性,尽管随着全球一体化加速,这些支离破碎的研究又可能在新的结构中重新被系统地组织起来。

  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坚持“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立场,坚持整体性、全面性和历史性的辩证法,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反映人类社会总体结构的概念,并采取“从抽象到具体”和“逻辑与历史、实践统一”的辩证逻辑来建构叙述。这其实是对人类社会总体进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全环节划分和描述。历史事实并非是纯然的客观事实,心灵和主观也并非是纯然的心理事实,它们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这种相互生成提供彻底而有效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主要是为了批判地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由于自身独特的方法论而必然同时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总体和实践总体的一种揭示。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总结构的的初步建构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具体化,是对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一次系统而全面地揭示。在这一揭示过程中它还提供政治建筑和意识形态生成的基础性机制。

  一是对佛教内部争议不断、驳难不已的诸派所进行的圆融判教。比如中国佛学派别有八宗、十宗、十三宗之说,有禅、净、律、密之分,有三论、天台、华严、唯识之别。这种判教不仅没有制造佛教分裂,反而造就圆融境界。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判教及其所抵达的圆融境界都是少有的。然而佛教这种高超的判教方法主要是使用于佛教内部的派别分歧,尽管在中国也被一些高僧大德用于处理儒佛道的相处,但并未因此通过判教将它们建构为圆融整体。

  这是由他们的实修方式所及最大边界所决定的。“心灵解脱”(“内圣”)修炼的学说,必须找到处理与“外王”相处的方式,但绝不可能找到将“内圣”、“身体”和“外王”建构为圆融整体的判教方法。

  在全球化的今天,诸宗教、诸主义、诸学说的分歧和冲突更加波诡云谲,尽管它们所发生的具体冲突的实质,是对具体的经济基础层面的冲突的一种反映。这是“在其现实性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考察的必然结论。因为诸宗教、诸主义、诸学说具体的分歧和冲突总是“现实性”的,是主张者或信仰者“在其现实性上”的“社会关系总和”中地位的反映。

  只有对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进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全环节划分和描述,才有可能对诸宗教、诸主义、诸学说实现圆融的判教。这种追求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我想我的抛砖引玉还是值得有心人接手的。

  2018年9月5日定稿

  参考文献

  《区分科学实践观和庸俗实践观是学习<资本论>的首要前提》。不读第一讲定稿,听第二讲就会有点无厘头。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9卷·<资本论》结构形成研究》(刘元琪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5月版)或者《<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汤在新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9月,可点击“阅读原文”获取,密码:2i31)。重点是阅读著作对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结构的引述。

  《资本论》方法主题文章两三篇或者百度百科,了解“从抽象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统一”基本内容是什么。基本内容了解不难,难点是理解和运用。

五、无产阶级:科学立场、科学方法和科学原理的统一

  一)“无产阶级立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科学立场、科学方法和科学原理三者的统一,是这次讲座的关键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其他思想所具有的不同的鲜明特点。马克思主义自觉而公开地主张将这三者统一起来。这三者既可以统一到科学立场上,也可以统一到科学方法上,或者统一到科学原理上。

  第一讲立场鲜明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党性原则,即无产阶级立场和人类社会立场的统一,认为这种统一的实现需要三种想象力和三种具体性的统一。前面两节围绕《资本论》,讨论具体的科学方法,现在则将科学方法统一到科学立场上,着重讲科学的立场、科学方法和科学原理如何统一到科学立场上去。

  我们先来看第一讲提出什么问题需要第二讲进一步探讨。这里主要讲两个问题,即第二讲要回答从第一讲而来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如何阐释无产阶级立场和人类社会立场的统一。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人类社会立场的统一,是第一讲反复强调的。第一讲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

  第二个问题是从三位一体基础性结构到共产主义有多远?三位一体基础性结构是第一讲对“文革社会主义”内核的一个概括,即“从斯大林主义发展到文革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主义,现实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分工方式-社会关系总和’三位一体的基础性结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发展分工与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分工治理为基本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方式,以同志关系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基本关系。”

  第一讲指出它是“第一次现实社会主义”的事实性开端,也是“现实社会主义”的一般开端。这一开端离共产主义有多远?今天要对这个问题做初步回答。共产主义,是经济社会形态和实践主体形态的统一。第一讲指出,作为实践主体形态的共产主义,是没有对人的依附性的“温情脉脉”和没有对物的依赖性的“实质自由”的统一。要实现这种统一,我们还需要走多远?今天要做出初步回答。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科学地阐释“无产阶级立场”。如果说“无产阶级立场”在第一讲主要是作为哲学党性原则,那么在第二讲主要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

  “无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看到工人,各种各样的工人,各种类型的工人;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各种各样的农民,各种类型的农民;还有其他的从业人员,比如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研究人员,等等。我在《毛泽东论人民分析方法》一文曾经提出“无产阶级现实感”问题。现在看来,这个提法可能有问题,需要适当调整。

  《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使命之一,是熔铸“无产阶级立场”。然后通过社会运动和革命行动构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是“构造”出来的。这个“构造”表现为一系列主观性鲜明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行动,但其总体依然是一客观的历史过程。其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源自《资本论》第一卷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过程。

  王亚南曾撰写《<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典范,也是一部阶级学典范》一文,指出:

  “将近一百年来的社会阶级斗争史和政治经济学发展史,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谁要是不把《资本论》看作是革命行动的指南,谁也就不会把它看作是科学理论研究的指南,谁离开了《资本论》所指示的阶级学说的基本原则有多远,谁就离开了革命,离开了科学有多远,或者他陷入资产阶级庸俗思想的泥潭有多么深。”(页473)

  “抉去《资本论》的阶级学、阶级斗争学说的实质,仅把它看成是单纯经济理论,那是一切庸俗社会主义者玩弄的拿手好戏。”(《王亚南文选》卷二页47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行动主体意义上揭示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在社会经济结构层面上探索革命、改革、建设和发展之道。阶级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统一。没有“行动主体”维度的“社会经济结构”揭示,是死的学说;不是“社会经济结构”意义上的“行动主体”,既盲动,又无力。《资本论》就是为无产阶级这一“行动主体”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探索无产阶级觉醒和革命的道路。

  二)“无产阶级”的多层次含义

  “无产阶级”,作为概念,具有多层次含义;作为存在,具有多层次状态。

  首先,“无产阶级”,是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具有本质性意义、结构性意义、功能性意义、行动性意义、历史趋势性意义和现象性意义等。这些不同意义揭示它们不同层次的状态。甚至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时候它并不直接表现为一个类型,而是《资本论》第一卷通过分析揭示出来的某一类型。很多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中具有共同的本质性特征、结构性特征和历史趋势性特征,尽管在日常状态中,他们并不一定能够感觉到他们属于同一个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首先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这需要具体的阐释。

  其次,“无产阶级”,是相应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意义上的概念,是生产力意义上的概念。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直接与“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马恩全集》卷30页465,第二版)的生产区分开来。“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社会化分离和社会化统一,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结构。在这一般结构中,劳动者成为同劳动的物质前提——主要是生产资料——分离的“无产阶级”。这种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但并不能因此说它必然构成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

  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劳动就会分化为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的结构化整体,就会出现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或局部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对立,“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社会性分离就属于一种“分裂”行为,必然构成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在这种状态中,“无产阶级”主要处于自在状态。

  这一层含义可以在“实际占有”和“所有制”的矛盾中论述。无产阶级是在一种被支配的劳动过程中对生产资料进行某种程度的“实际占有”,但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他们不是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从而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占有者。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下,他们直接使用社会化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却是在一种被支配被分割的状态中直接使用社会化生产工具。换言之,在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和雇佣状态下,无产阶级这种对社会化生产工具的被支配被分割的“实际占有”,几乎不可能实现相应的“占有红利”,比如由独占的工作经验积累转化成具有竞争力的资源控制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是生产力意义上的,纯粹自在层面意义上的状态。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使这种分离不成为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关系必然既是分离的,又是统一的;社会劳动由局部劳动之间的协作而实现;无产阶级则处于自为层面。在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虽然依然存在,但无产阶级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对社会化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所产生的“占有红利”就会成为他们以主人翁身份共同主导生产、分配和国家的直接依据。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具有双重性。由于“劳动与劳动的物质前提”的统一不是天然的,“劳动与劳动物质前提”的必然统一是其力量所在,而将他们统一起来的主体并不是劳动者自己,而是雇佣他们的资本家,这是他们处于自在状态的根源。

  有一点要指出,在以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教育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无产阶级的这种“实际占有”状态似乎有新的变化,比如“知识资本”概念的出现正在模糊人们这方面的认识。这种新形势需要引起注意。

  风险资本条件下的创新创业经济,正在使大量创业创新者成为被雇佣的资本家,资本不断地强化货币所有者在整个社会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体现出“股份资本”的层级化关系和交错性关系,而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无产阶级出现新的复杂性:部分劳动力(比如管理劳动、创新劳动、创业劳动等,特别是它们的融合,比如创新管理、创业管理等)的出售获得资本家的外在形式。

  由此而来的股份资本相对发达的形式也正在向其他生产部门传播,实现自身最大的普遍化,比如当前中国农村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实践,正参照股份资本结构中的权利资本化原则,使中国尚未完全资本化的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变革在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状态中展开,对其变革方向的判定也因此变得复杂和困难。这种变革将如何反啮城市资本主义,在即将到来的自动生产一体化时代将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引向何方,都值得重新考察。

  这些复杂性都需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能获得更准确的揭示。如果不能准确地揭示这些新变化,特别是这些变化的历史意义,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探索“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契机和道路。

  第三,“无产阶级”,是相应于资产阶级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意义上的概念,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概念。

  社会经济结构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统一。在生产领域中,“劳动与劳动物质前提”进行历史性的社会化分离,分离出来的“劳动物质前提”产生一个所有者阶级,即资产阶级;分离出来的“劳动”产生一个劳动者阶级,即无产阶级。它们的分离是历史性的,而它们的统一则具有某种自然性的,即无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它们的统一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在不同历史阶段改变的是统一的历史形式。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这种相互关系,可以被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即在经济社会结构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不能被理解为良心发现,而是有着深层的经济结构基础,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存在着比较鲜明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主要着力于统一面的建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应如何对待这一历史现象,值得认真对待。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并没有把“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视为“反动”的,而是视为“保守”的,比“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更具进步性。中国当前披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外衣的左翼,很多其实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一直持比较高的评价,甚至将林肯称为“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这主要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前提下他们所做的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但也仅仅是如此而已。这种对工人阶级的有利状态是否被工人阶级的最大化运用,则仰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水平。

  “无产阶级”这一层的含义,可以在“所有制”和“国家”的矛盾中论述。在社会经济结构层面的阶级关系,需要“国家”层面的呼应。相应的“国家”是这一阶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前提。相应的“国家”不断地再生产这种阶级关系及其前提,核心是维护和巩固相应的所有制结构,为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持续存在创造必要的条件。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私有制结构,在目前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需要资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前提的。

  在这个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仍然是属于自在层面的。他们需要加以分析和概括,才能发现他们自身存在本质的一致性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一定能感觉到自己是一群人,比如工人和农民、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中层管理和高层管理者,他们很难意识到是属于同一个阶级,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中他们确实属于同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

  在这一结构中,技术工人、企业管理者等职员型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一般表现为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在和平和危机的周期转换中,他们在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不断的摇摆性。在风险资本和股份资本条件下被雇佣的创新创业资本家,也存在这种随即的摇摆性。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之一。他们能否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前提之一,而他们的转向需要相应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第一讲明确指出,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中国大量知识分子自我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是基于民族和社会双重危机这样的客观条件。这一点对于“第二次现实社会主义”的到来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第四,“无产阶级”,是相应于资本主义危机或总危机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总危机状态下的概念,是社会经济危急意义上的概念。

  资本主义危机有多种类型,有局部危机,有总危机;有短期危机,有中长期危机;有小危机,有大危机;有深层危机,有浅层危机。资本主义危机是“无产阶级”的显影剂,但不是所有危机都能把“无产阶级”整体显影出来;大大小小的危机,都会不断地从不同角度将这些被分割雇佣的“无产阶级”的不同面向显影出来。在这种状态下,无论被雇佣的创新创业型资本家、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会面临直接的无产阶级化,劳动者就容易意识到自己是一群具有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的同一阶级,但对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不一定有清晰的认知。第一讲已经指出,无产阶级的具体利益受雇佣结构支配,往往与自身的根本利益相冲突。资本主义危机把他们根本利益显示出来,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在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努力重构自己的具体利益。

  在比较重大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无产阶级的命运因为其所处的政治形势而常常发生根本分叉。一种是跟随极右的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治,比如一战前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带领本国工人阶级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战争,比如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部分工人阶级跟随纳粹党,比如美国最近的总统选举,很多工人阶级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等等。在贫困化的绝望中,无产阶级容易跟着给予看得见的承诺的政治势力走。这是无产阶级在雇佣结构下的具体利益在经济危机面前的直接变异。另一种命运是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运动。这是无产阶级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觉醒。

  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认知有一定偏差,以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从后来的历史看,资本主义总危机不会只有一次。每一次总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崩溃,都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机会。但资本主义的崩溃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终止。一次大的崩溃,往往意味着生产力的大面积毁灭,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重建的基础。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固然催生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但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力毁灭、生产关系重建和社会关系重建等,也足以为资本主义重建提供新基础。这个新基础曾为美国资本主义创造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将近三十年的“黄金时代”,至今还被很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为“黄金时代模式”而怀念,希冀再次出现。

  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注定不会一帆风顺,“现实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注定要经历多番风雨。

  第五,“无产阶级”,是相应于自发性社会主义运动的,是自发性社会主义运动意义上的概念,是社会运动意义上的概念。

  在各种层次和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多多少少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的反抗运动。这些反抗运动大多具有广义的自发性社会主义运动性质。这些劳动者在这些社会运动中进行自发的反抗,在进行反抗过程中相互支持,有一定的团结。在这种团结中,他们知道他们是一伙的,是一个阶级或结成的;他们因此具有半自在半自为的性质。

  第六,“无产阶级”,是相应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意义上的概念,是“革命”意义上概念,也是“建设”意义上概念。

  如果说资本主义危机是“无产阶级”的显影剂,那么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的建构者。“无产阶级”最终是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建构起来的。这也是一个显现过程,起着显影剂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是自为的。换言之,劳动者要意识到自己是无产阶级,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对他们进行建构,进行宣传动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意识到在根本利益上他们是一致的。

  这一点不被很多人所注意,也曾经被我忽视。我在《论毛泽东人民分析方法》一文讲到“无产阶级现实感”的消失,就忽视这一点。没有共产主义运动,这些自在的无产阶级就被分割为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劳动者群体。这曾被我称为“无产阶级现实感的消失”。

  这也给我们另一个启发,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显影剂效应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他们看到的也只是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不同的具体利益。换言之,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同的根本利益,并不是必然可直观的。这一点就会被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走资派直接利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无产阶级共同的根本利益变成可直观的方式之一,是将可能的资产阶级和潜藏的资产阶级显影出来。文革社会主义时期的“斗批改”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从事后看,这种方法不是十分理想。这还只一种间接的方法,是通过与敌人“互镜”的办法将自身的一致性显示出来。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运用直接的方法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成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可直观的东西,是需要探索的。“政治挂帅”可以说是文革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直接方法。“政治挂帅”的本质是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构来管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管理人对物的关系和促进生产;这种方式需要不断创新,但这种本质绝不能有丝毫动摇。我们需要在生产关系层面建构直接的显现方法。毛泽东发展分工和限制分工的辩证法,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存在,是一种自在的,缺乏自我意识的、缺乏自为的,他们具有的是统治阶级强加给他们的片面性,需要共产主义运动把他们建构起来。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经济形态的一种结构性阶级,处于自在状态时,是各种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处在自为状态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 ,他们成为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自为的无产阶级。这样来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是非常贴切的。

  很多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没有壮大,但他们完全忽视共产主义运动对无产阶级的建构,把自在的转化为自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民,具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当时的“列强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他们是当时中国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小生产阶级。这种双重性,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或成或败的客观性基础。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机器大工业化方向,则直接赋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民以无产阶级性质。这三者构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将中国农民统一到无产阶级上去。这是一个生成性概念或实践性概念,而不是一个现成性概念或实证性概念。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工人阶级曾经是无产阶级的主体构成,但不能因此将“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产业工人的占比会不断降低,科研人员、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等的占比会不断地升高,“总体工人”的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而被雇佣的不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劳动者,依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基本内涵。随着个体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加大,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日渐增多,在资本普遍化时代,这些消费资料逐渐产生财产性收益,这进一步使无产阶级的现实状况变得复杂。这都是新时代的新特点,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系统揭示。

  总体来说,《资本论》是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的关键的主观条件,因为它彻底而全面地揭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结构性意义,为无产阶级的觉悟提供彻底的科学依据。从这个角度看《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会发现,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解放意义上的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揭示和批判帮助无产阶级在所有层次上都成为自为的革命阶级,在生产力层面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层面都成为自为的革命阶级,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都成为自为的革命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成为自为的革命阶级,总之,就是帮助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阶级。

  三)“无产阶级立场”是共产主义修养的核心

  “无产阶级”在社会现象层面必须显现或显影为可直观的“一个阶级”,即作为“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及其实现所需要的共同行动在现实中是可以直观的。这对于普通的无产阶级成员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这种可直观的显现或显影,是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在相应社会条件不充分的前提下,“无产阶级立场”便成为观察、解释和行动最关键的主观条件。在这里科学立场、科学方法和科学原理是统一的。

  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自身成为可直观的,需要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和社会主义日常时期,“无产阶级”并不必然显现为“一个阶级”,反而被分割为各种具有不同具体利益的具体劳动者。另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的直观能力和直观活动。这需要一定的主观修养或修炼。在相应的历史社会条件不充分时,这种主观条件是非常重要的。直观的历史条件不充分,并不等于认知的历史条件不具备。

  我在第一讲探讨“共产主义者修炼之道”,没有指出“修炼之道”的核心是对“无产阶级”的直观能力和直观活动,这是第一讲的欠缺之处。信念只是一种必要的意志条件,而直观能力则是这种意志条件最有力的日常保障,也是日常行动惯性化的认知条件。对“无产阶级”的直观能力,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任何历史条件下都能透过各种具体现象直观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包括它根本的存在方式、根本的利益及各种相冲突的具体利益、它的根本利益的具体实现方式,等等。换言之,主要不是指对无产阶级的一般本质的直观,而是指对具体历史社会条件中具体的无产阶级的具体本质的直观。

  日常的可直观性,可以说是“现实感”的同义语。“现实感”并不等于“现实性”。只有把握到本质的“现实感”,才是“现实性”的。如果不区分“现实感”和“现实性”,而只是单纯地追随“现实感”,以为这样就能使行动纲领获得直接的现实性,这只会导致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由于人们的现实处境、具体利益和觉悟程度等的差异,对无产阶级的直观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但底线是在五花八门的现实中无产阶级成员和先进分子能够直观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而不只是一种理念。共产主义者制定政策所需采取的具体策略,则可能需要基于这种直观的具体状况。

  发现和发展各种对“无产阶级”直观的方式、直观的活动及其修炼方式和组织方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之一。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和实践能够训练对无产阶级的直观能力和直观活动?怎样的学习和实践能够训练对无产阶级起码的直观能力和直观活动?在“无产阶级立场”缺乏现实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无产阶级成员难以直观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通过怎样的活动或运动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显示出来?这些问题都值得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也是共产主义宣传和动员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的学习和实践,一定要围绕“无产阶级”的“显现”或“出场”展开。如何结合社会实践进行身心方面的直观训练,需要我们认真的探索,这无疑是精微的。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行动纲领的首要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显现和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首先是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显现和出场的活动、运动、行动和实践等,才可能是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运动。因为无产阶级能否作为“一个阶级”“显现”和“出场”,是决定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基本前提。没有无产阶级主体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践,是不可能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而最多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也是把客观性转化为主观性、把自在转化为自为的必由路径。

  当然,也有可能无法排除这样一种状况,即这种路径的获得十分艰难。由一定生产力的复杂性和对“殖民地”的高额利润而来的资产阶级统治的高明性或狡猾性,将无产阶级切割为各种碎片化的具体工种的被雇佣劳动者,让他们在雇佣结构中深陷于资产阶级许诺的各种碎片化利益中,而一时难以自拔。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面临难以将“无产阶级”显现为“一个阶级”的困境。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如何在无产阶级成员没有直观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制定既能够动员无产阶级参与又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行动纲领?这几乎是西欧共产党人长期以来的困境,而这种困境似乎已经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切地感觉到。

  假如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也必定是这样一种状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具有坚定而灵活的无产阶级立场,对现实变化具有高超的把握能力,能够将各种看似相互冲突、前后相反的行动策略组合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总过程。换言之,分开来看,不是共产主义的;合起来看,却是共产主义的。这种假设性状况是否具有现实性,对我们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它至少是以坚强而灵活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而这个坚强而灵活的无产阶级专政拥有一批高超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中这种局面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它的可持续性也往往是最可疑的。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几乎比登天还难。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努力,也不能被披上这种说辞外衣的假无产阶级政党所蒙蔽。在这里无疑应分析中特理论最近在政治话语上三个比较大的新提法:“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在国际共运史上,这种修正主义行为并不是新花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特别是列宁和类似的行为做过多次坚决的斗争,对这些行为进行过彻底的批判。

  由于毛泽东对人民的论述特别丰富,“人民观”几乎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一些左翼每逢当局有人高喊“人民”口号就特别激动。正如我在《论毛泽东人民分析方法》所指出的,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具有阶级差序的政治概念。对于那种笼统的谈论“人民”的行为,列宁曾给予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多少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笼统的劳动者或笼统的工作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全部生活习惯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雇佣工人,即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版卷41页90)

  在批判的同时,列宁还明确“人民”一语在马克思那里的准确含义。这个准确含义也是毛泽东的人民观的核心含义,即“把革命进行到底”:

  “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补充说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6页,1995年版)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版卷41页92)

  四)当代中国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列主义研究

  “人民”含义空洞化,就会出现此“人民”非彼“人民”、此“为人民服务”非彼“为人民服务”的局面。针对这种状况,我曾在很多场合讲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马列主义研究著作,只可作参考,而不可成为阅读主体。

  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马列主义研究者,都是未经与工农相结合的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是没有熔铸锤炼无产阶级立场从而无力“实践地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

  在此以前的中国的马列主义研究者,多多少少都进行过与工农相结合的自我改造,多多少少有清晰的、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并不必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必须经过与工农相结合的自我改造,才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愿进行与工农相结合的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在毛时代,还会被强制接受改造,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功能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含义之一。

  在邓小平的改开时代,知识分子则直接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官方文件还会强调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的内容,但从实际的操作看,主要是指高级知识分子到地方挂职锻炼,而不再是与工农相结合的改造。知识分子挂职锻炼,显而易见,只能被视为“官僚知识分子”的培养机制,被视为促进“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有效手段。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量高级知识分子通过挂职锻炼,不仅因此获得大量体制资源,而且因此在具体经验层面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官僚体制的同情者,这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的接受程度和承认程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实践观和知识分子观,便如此地被修正了。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马列主义研究著作,大多否定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文革社会主义。

  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否定文革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无产阶级就成为被敲掉牙齿的一群狮子。只要文革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形象没有扭转过来,无产阶级就一直是被敲掉牙齿的一群狮子;文革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形象不扭转,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列宁的革命思想、马克思的革命思想都发挥不了实质性作用。人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他们一想起被妖魔化的文革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就会认为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列宁的革命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再怎么有指导意义,革命成功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变成文革社会主义,变成斯大林主义。失去目标和希望,革命就没有意义和动力;失去政治保障,目标和希望就没有实践主体和力量。

  从斯大林主义到文革社会主义,最后形成以三位一体的结构性基础为核心内容的“现实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关系到如何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实现工业化和发展生产力。文革社会主义关系到如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在生产方式领域运用发展分工和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方式来确立、保障和发展无产阶级民主,关系到如何在“社会关系总和”层面来确立、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同志关系。如果否定这些,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灵魂,研究者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根本原理和根本方式。

  托洛茨基分子整天鼓捣工人阶级民主,看起来很美,但没有斯大林主义和文革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民主就失去探索和实践的国家基础、经济社会基础,成为工人民主乌托邦。列宁指出:“没有纲领和诺言就不能发动世界革命。”(《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二版卷43页78)斯大林主义和文革社会主义一旦失去合法性,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失去“纲领和诺言”的能力,特别是“诺言”的能力,就会失去行动的能力和行动的力量。托洛茨基主义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戈尔巴乔夫主义,空喊美好的政治口号。

  未经发动和组织,直接主张工人自己管理自己,是工人民主乌托邦。而一旦需要发动和组织,就需要相应的先锋队组织,在形式上这又和这种工人民主乌托邦思想相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讨巧的办法,只能在先锋队发动工人组织工人和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统一中展开。这个统一在实践过程中非常艰难,要么容易蜕变为先锋队专制,要么蜕变为工人民主乌托邦也即无政府主义,但这种统一是惟一的道路,只能在艰难中探索、坚持和发展,通过不断革命来实现这种辩证统一。

  正因为如此,只要文革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遭到污名化,不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或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所理解,无产者阶级运动就软弱无力,就失去有力量的方向。它也会使得对无产阶级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停留在在对文革社会主义单纯的怀念、赞颂和辩解上,而不是更好地总结文革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这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会为文革社会主义辩解,但依然受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跟着否定斯大林主义,不知道斯大林主义是文革社会主义的基础;否定斯大林主义,文革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先锋队政治这双重保障,变成单纯的群众大众民主运动。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马列主义研究著作,几乎都至少有一章或一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证。

  这二三十年研究马列主义的著作,最末的标准章节是论证或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特时代的学术八股体。这种论证和启示几乎都采用同样的叙述方式,即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支离,从中寻章摘句。有些干脆直截了当,用独断论的叙述方式完成这一章节。

  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些有无产阶级立场、经过与工农相结合自我改造的马列研究者,也有一个根本缺陷,即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或者说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这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理解有巨大缺陷。

  我们今天因为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存在而成为学习《资本论》的幸运者,尽管也是被资本主义剥削和蹂躏的不幸者。我们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环境里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进而“实践地解释世界”地、批判地对待对待自己所处的当代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比80年代以前的马列研究者更有条件研究《资本论》。同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也容易迷失,陷入到被统治阶级强加的片面性中。

  这时,我们再来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庸俗的马科主义中国化,意义就比较重大。

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科学的马列主义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主导的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道路。在第一讲回答环节,我简略讲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过程。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共产主义运动最后都发生在相对落后国家。这就是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时代背景。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应该具有什么特征?我认为至少有三个特征。

  第一,它是国际无产阶级立场与中国无产阶级立场的统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

  国际无产阶级立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本质性东西。马克思比较早地自觉地采取“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8年稿本)立场进行思考和实践。马克思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抽象的高大上的甚至富有浪漫主义诗意的人类立场,而是在现实性的“社会关系总和”角度历史地确立“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立场。在这一表述中,“社会化”一词非常关键,表达了“社会关系总和”的动态性和历史性。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共产党宣言》)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扩大和加剧工人的自相竞争,使得“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更加稳固。

  可以说,国际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总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面观在无产阶级国际政治行动的体现。失去这个本质性的东西,无产阶级无论在民族国家内的行动还是在国际范围内的行动都可能是片面的,是剥削和压迫别国的行径。任何不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工人的革命联合,都摆脱不了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工人的自相竞争”。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化,要么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对内社会主义,对外帝国主义,最后外在形式内在化,全面蜕变为资本主义;要么挂羊头,卖狗肉,渐进式资本主义化,最后演变成特色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虽然国际无产阶级立场现实感的获得要比一国无产阶级立场现实感的获得困难得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发动也比一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困难得多,但事实上一国无产阶级立场依然必须建立在国际无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之上,一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建设必须嵌入到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中。换言之,即使缺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性背景,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依然是存在的,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出来的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是一种具体的普遍对立结构。

  这种嵌入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底线原则的表现,也是一国建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基本保障之一。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通过共产国际及其各国共产党,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很好地嵌入到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和革命结构中,并利用列强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机会将一国社会主义扩大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不仅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由于当时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赫鲁晓夫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的修正主义的世界时代理论(这一理论后来被邓小平发展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时代理论),团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世界性背景逐渐缺失。在这一情形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比较好地揭示当时世界的具体的普遍对立结构,为中国的“文革社会主义”嵌入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中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这也是“文革”之风同时席卷世界的客观性基础和主观性基础。

  第二,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时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时代理论的统一,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理论和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理论的统一。

  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时代理论,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理论,马克思的中国时代理论是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定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形成相应的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是对这一具体的世界历史的条件的科学揭示,具体的普遍对立结构便是其基本内容之一,而其核心是世界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条件中获得解放的前提、契机和道路。凡是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世界时代理论的,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不科学的,是庸俗的。

  人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普遍与特殊相结合。必须鲜明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普遍”,必然是有时代含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如果失去世界的时代性,就会或者变成僵化的教条的东西,或者变成机会主义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即对世界的具体时代的分析,是关于具体时代本质结构的一种科学抽象,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的时代理论,是关于具体时代本质结构的一个具体表现和一个环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直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否则会犯两个根本性错误。一个错误是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方法论的首要属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直接处理成普遍性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做“去历史化”的处理。一个错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全面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将“中国”从“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割裂出来,从而违背辩证法,也违背“社会化人类立场”或“人类社会立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必不可少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中介环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综合起来即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性的中介环节。

  如果绕开这个本质性的中介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庸俗化,就会堕入到要么社会帝国主义要么特色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还有一种现象,即虽然有关于世界的时代理论,但这时代理论的核心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中特常说时代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几乎从来不在“战争”、“革命”、“和平”和“发展”前面加上不可缺少的修饰语。如果加上修饰语,这种表述背后的阶级性就会显而易见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众所周知,所谓“战争与革命”,在列宁和毛泽东那里是指“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属性是鲜明的。“和平和发展”在中特理论这里是没有阶级属性的。由于“和平和发展”观抹杀阶级属性,具体叙述也会抹杀“战争与革命观”的阶级属性,从而“战争与革命”常常只是给人一种动荡不安的感觉,而无法给人一种“新世界”诞生的感觉。现在来看,我们可以这两个时代主题给出比较明确的修饰语。“战争与革命”是“列强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平与发展”是“全球资本主义”暨“全球帝国主义”的“和平与发展”。“全球资本主义”暨“全球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这种“和平与发展”的前景。

  第三,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坚持世界无产阶级立场与中国无产阶级立场的统一,是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与勇于合作、善于合作的统一,是反资反霸反殖与国家交往的统一。

  这一点主要强调一点,即前述的一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建设必须嵌入到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中。在这种嵌入的基础上灵活地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果缺失这个嵌入的基础,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就会失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我们来看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时期,它是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如果没有列宁主义,何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当时就不存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斯大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在文革时期,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与文革社会主义相结合。

  必须强调的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过程中,赫鲁晓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破坏者。他发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给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执政党和领袖带来普遍的合法性危机。比如中国毛泽东的合法性问题,比如朝鲜金日成的合法性问题。赫鲁晓夫发动斯大林主义批判运动,各国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不得不进行合法性重建。在合法性重建中,这些国家都不得不放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不得不从本国内部寻求全面的合法性。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理论”来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算是一个小小的补救。

  金日成在朝鲜镇压“延安派”,在一定意义上是斯大林主义被批判以后的一个合法性重建。被迫从共产主义阵营脱嵌的小国家,没有能力重建本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合法性背景,不得不走其他道路。金日成在朝鲜走的是家族世袭道路,以承担社会主义道统的家族世袭来延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在失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的历史条件下,这不失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其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家族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在其他国家主要是处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最核心的因素是家族对社会主义道统的承担。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都会发生严重的变异,变成半社会主义国家,局部地实现社会主义某些原则,直至全面变质。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和文革社会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突破。可惜的是,他也不能把这理论发展成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共产主义合法性背景,形成新的共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致命点。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践相结合所需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背景严重缺失。毛泽东想重建这个合法性背景,应该说不是很成功。这也是文革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三个世界”理论最后成为国际反殖反霸运动主要的思想路线之一。这可视为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抗结构的一种具体形式,即国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

  我们也要在这个背景中来看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共产主义消融于民族主义之中的民族主义、复辟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消融了,自为的国际无产阶级立场消融了,再也没有能力去思考和建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更别说国际共产主义实践,所以都走到民族主义、复辟主义上来。中国崛起,这种民族主义就直接变成中华帝国主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一般同时具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是因为特殊的国情而需要马克思主义话语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一种作用是因为特殊的国情而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发挥指导思想的功能。

  任何一种实践性比较强的思想都可能存在三种功能:第一种是被抽象化地发挥一般的指导思想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第二种是被它直接服务的实践主体用来作为指导思想。第三种是被它直接服务的实践主体的敌人用来作为指导思想。在实践中越有效的学术思想越具有这三种功能。人们难以理解的是第三种功能,即它何以被自己的敌人用来做指导思想。一般而言,实践性越有效的思想,往往也是对敌我双方揭示最深刻最准确的。在这种情形下,这种思想被敌我双方同时使用也就不足为奇。但如果被敌方高标高举拿来使用,则需要不一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契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高标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就是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情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揭示和彻底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拯救、发展资本主义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

  无论古典经济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20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一直没有形成自觉的资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相互关系。很多人似乎只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没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讴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其实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推动历史进步的机制,一部分是资本主义阻碍历史进步的机制。这两部分充分体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辩证性和历史性。这是由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决定的。也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和机制做了充分揭露,对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和机制也做了充分揭露。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揭示,超过一切资产阶级学者所做出的努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揭露它的历史性。这种批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对资本主义优势的充分揭示和对资本主义缺陷的充分揭示。把这两方面的机制都充分而彻底地揭示出来,就可以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优势、克服缺陷以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提供相对完整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一种历史现象。

  无论是美国流行的凯恩斯主义还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比较关键的理论资源之一。凯恩斯留下恶毒嘲笑马克思主义的说辞,他认为《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缺乏兴趣,不能应用于现代世界”(《劝说集》,转引自《凯恩斯革命》页130),但他的门徒们和研究他的学者们基本上认为凯恩斯在某些关键点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

  美国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克莱因,指出凯恩斯关于《资本论》的看法“是错误的”(页130),认为:

  “实际上所有消费不足论者的理论中都有凯恩斯体系的萌芽,马克思也不例外。”(页132,《凯恩斯革命》,克莱因著,薛蕃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11月版)

  “……马克思在利息理论和政策上很可能不会同意盖塞尔、蒲鲁东甚至凯恩斯的意见,然而也许会同意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储蓄转入有利投资过程而变动的学说。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没有也不能适当地发挥它的功能的理由,而凯恩斯则分析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体系没有但是能够适当地发挥它的功能的理由。凯恩斯想辩护,想保存,而马克思则想批评,想破坏。

  两位作者都把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总体看待,没有纠缠在细微的静态的无法澄清的混淆之中,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方法论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大不相同。凯恩斯的分析常常是极端古典的,而马克思则是非正统的。”(页130,《凯恩斯革命》,克莱因著,薛蕃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11月版)

  克莱因认为马克思“也许会同意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储蓄转入有利投资过程而变动的学说”,这其实就是表明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可以用来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也许会同意”的真实含义是,虽然根据马克思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看,马克思不一定会赞同这个观点,但马克思也会认为这个观点是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推论出来的。换言之,马克思会认为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的拯救作用,但最终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或者说马克思虽然认为这种观点最终拯救不了资本主义,但也会承认它对资本主义有一定的拯救作用。

  可以说,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几乎就是以克莱因所说的马克思“也许会同意”这一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拯救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和平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这种“也许会同意”,其根本点就是抹煞马克思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抹煞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将马克思的“批判”和“破坏”变成凯恩斯和修正主义的“辩护”和“保存”。研究马列的中特式著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证的末尾章,大多是马克思“也许会同意”的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专政自觉意识和自觉机制的资本主义,庸俗的马克思中国化成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义的广义凯恩斯主义。

  多年来,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成为偷运广义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方式之一。其实,一旦抛弃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直接成为广义凯恩斯主义的代名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批判的那些精彩内容就可以用马克思“也许会同意”的方式被理解为资本主义需要克服或控制的缺陷,并从马克思的批判中获得克服或控制缺陷的灵感。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驾驭资本”论、“领导资本家”论,等等,都是力图运用国家资本发挥资本优势、克服资本缺陷的主张。

  什么叫广义凯恩斯主义?无论新旧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凯恩斯主义,凡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运用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为资本再生产存在条件,拯救和发展以雇佣劳动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我都称之为广义凯恩斯主义。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和再生产者。我们要适当区分初次创造和再次创造。资本存在条件的初次创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自在性,即具有鲜明的不自觉性。这样一种过程特别容易使资产阶级学者忽视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历史条件,而认为它们是永恒的。马克思对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对这一点揭示得比较充分。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存在条件的再次创造,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后产生的问题。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存在条件的再次创造获得真正认知,需要经历多次危机。最后还是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总危机情形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启发下,凯恩斯才开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存在条件的再次创造的机制,其核心就是针对无产阶级贫困化而带来的生产过剩,强化国家资本在就业促进方面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断造就失业大军,增强工人之间的竞争,是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的基本方式之一。但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恩斯的就业促进机制,主要是为了消化失业大军,以创造资本存在的条件。换言之,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机制会造成资本存在条件的崩溃,而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之一就是再次创造资本存在的条件。这是后来所谓市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双层体制的核心意义,其他意义比如国家之间的竞争都是其副产品。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资本存在条件的初次创造,同样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自在性,即具有一定的不自觉性。城市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城市企业包干和引进外资等等,都具有不自觉地创造资本存在条件的功能,特别是土地承包到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被雇佣和解除工农联盟直接创造条件。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可以说是资本存在条件的一次小的“再次创造”。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资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原则——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直接写进执政党的政治决议,将资本存在的条件进一步完善,则属于资本存在条件比较大的“再次创造”。这两次“再次创造”都具有鲜明的自觉性。

  ,把《资本论》放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中,再来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理论实质就非常明朗。

  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樊纲写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这本书1989年出版,写作时间应更早一点。它是要把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核心是劳动价值论与边际价值论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什么呢?只可能是属于广义凯恩斯主义。樊纲把广义凯恩斯主义包装成马克思主义,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新综合”。

  1989年是个关键的时间概念。当时可以赤裸裸地提出把这三种体理论体系综合起来。1992年当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政治经济学,重建自身话语的政治合法性。在这种政治合法性中,樊纲的这种努力就不具备公开的合法性。但事实上,樊纲这本著作的理论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的理论基础。由于政治合法性重建,合法性话语已经改变面貌,即变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也不能直接宣称运用三大理论综合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但基础理论内容的实质是一致的。

  樊纲的导师是朱绍文,他在“序言”里讲得很清楚:

  “现在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樊纲又提出个颇为独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内容上的基本区别与相互关系在于它们对多侧面、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把人与物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以肯定,然后着重考察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身,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在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在将社会经济制度当作背景条件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的过程,并主要用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明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正是因为不同经济理论的差别主要是研究角度和分析侧面的差别,它们也就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正确认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就可以运用正确的方法将它们有机地综合起来(樊纲提出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新综合’),利用已有的各方面的理论,形成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加全面而科学地解释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变量,说明经济现象。”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只是“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而不是阶级立场的不同,因此可以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也许会同意”的方式。

  樊纲的导师朱绍文是个老右派。他们师徒俩的问题意识与方法具有第一代右派第二代右派相承的味道。朱绍文的理想从早年开始就一直想把马克思的经济学、李斯特的经济学和斯密的经济学综合起来。他指出:

  “一个国家在走向‘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面,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弗·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三大经典,可以说是天赐的理论法宝。因为这三大经典都是不同历史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结晶,而且经历了人类历史的实践的检验。”(《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自序》,朱绍文著)

  朱绍文认为将“这三大经典”综合起来,就可以实现中国的“近现代化”。而樊纲是想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综合,发展新的理论体系。这是典型的第一代第二代的关系。

  朱绍文一直强调自己是搞基础理论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一直缺乏基础理论部分,关键环节都是运用当局政治性语言糊弄过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合法性和理论实质性出现严重偏离,理论实质性无法获得公开表达,只能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地藏在公开的政治合法性话语(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背后,而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这种理论实质性则以不言自明的形式大行其道。在教育、研究和媒体领域,这种理论实质性则是赤裸裸全面上阵。

  今天换一个讲法,即国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只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尝试把马克思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部分,以抽掉“批判”的根本性实质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完成”只可能是为广义的凯恩斯主义。

  在理论形态的逻辑特征上,凯恩斯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理论特征,在这一总体理论中,或“在这一更为普遍的理论中,古典理论是作为一个特例而存在的。”(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言》页2,宋韵声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7月)在这种总体理论中,各种理论都是作为“特例”而存在。根据琼·罗宾逊的说法,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这里也是作为“特例”存在的。“凯恩斯拆除了‘实物’理论和‘货币’理论的间隔。他表明在不能确知未来的经济中,货币是怎样一种必要的角色;他还证明货币金融制度在活跃‘实物’经济过程所起的作用的。现在,这些间隔在区分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中得到了恢复。”(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英美经济学评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75年7月版,页19)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凯恩斯主义的总体性是小巫见大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叫《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是一个根本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所需要的总体性是最高级的。总起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相对于凯恩斯主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彻底的总体性,二是彻底的批判性。彻底的总体性必然导致彻底的批判,彻底的批判性以彻底的总体性为前提。抛弃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便成为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是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变成“资本主义理论”,再变成“现代经济理论”;将完整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变成完整的“资本主义理论”,再变成完整的“现代经济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核。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优势所在,即因为马克思主义而拥有相对完整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比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少一些片面性。但这种相对完整性也会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完全确立而丧失掉,就像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拥有的某种全面性和革命性被西方资本主义抛弃,被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代替一样。

  习近平2001年在《东南学术》发表论文《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再认识》。在该文中,习近平两处评论樊纲这部著作的观点。

  第一处认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和综合来形成中国经济学这种观点,“虽然很有见地,但并不完整,只讲出了正确观点的一半”。理由是这三大经济理论体系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因此,

  “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无论怎样比较和综合,都只能停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换句话说,就是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现有成果无论怎样综合,都不可能综合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必须立足于现有的理论成果,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深入总结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及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过去的理论成果相综合。只有这样,才能综合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樊纲著作并未否定“实践”这一维度。作者其实只是在表述层面增加“实践”一维而已,即“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变成“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比较和综合”。在后一表述中,“市场经济实践”的修饰语“社会主义”是无需理论证明的。

  第二处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原成“西方经济学”。

  “从《资本论》这部巨著中所涉及的诸多经济理论流派来看,基本上都属于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作为一种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一样,必然要带有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辨的深深印痕。”

  在这一论述中作者由于没弄明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方法论而犯了一系列错误,把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概念混为一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一样,都尚未完全脱离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抽象人的框架。”

  作者首先基于狭隘而唯心的民族主义文化史观把“抽象人”概念和“经济人”概念做了空间化的非历史化理解,即把这本来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概念形态非历史地理解为西方传统性的东西。作者批判“抽象人”概念和“经济人”概念几乎是照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时代人对物的依赖性的观点,同时由于不明白《资本论》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把《资本论》所揭示和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物化世界当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进行批判,说《资本论》没有坚持“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这一观点和立场。

  从作者所罗列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例子——比如人的有预谋的商业欺诈行为——来看,可以知道作者并不能区分科学抽象法所概括出来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与感觉经验层面所感觉到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特别是人的主观性),将后者当做真理。最后作者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某些观念比如“天人合一”做非历史化、非阶级化的理解,以此确立非历史化的唯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史观,尽管作者所主张的中国传统关于人的论述并不能涵盖其用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例子,最终也只能强调那些非历史化的道德规范。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种感觉经验层面所感觉到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特别是人的主观主义,恰恰是“抽象人”概念层面的东西。奥地利经济学派恰恰是从人的主观主义出发建构起来的理论学派。

  习近平的这篇著作显然是中国80年代传统文化派和西化派的综合,基本上可以解释他十八大以来的基本政策。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容,在他看来是作为人的资本家出了问题,可以用中国传统道德来对治,便会出现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优势的结合。正因为如此,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决定性原则和十九大的民族主义政党原则。所谓道德优势,就是对人的治理,将对人的治理的系统化,便是所谓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抓住关键少数”、从严治党、监察委、高压反腐等内容。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发展到这一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彻底的批判性和彻底的总体性被反复“修正”之后残留的“总体性”,就彻底变成相互倒错的杂糅。

  有人会说,为什么资产阶级学者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第一讲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是没有根本利益的。他们的研究也必然带有这种片面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双重性,既有社会主义话语的双重性,也有资本主义话语的双重性。资本主义话语的双重性表现在:“资本家”的实质,却用“企业家”话语表达。社会主义话语的双重性表现在:“资本主义”的实质,却用“社会主义”话语表达。这样一来,社会的普遍对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是一个普遍对立的社会关系——与形式共同体即国家的结合点,就成为统治和治理的根本。一切治理体系的根本点就在这上面。

  中国学者黄宗智,有一个方法论,即“表达”和“实际”。社会的普遍对立与形式共同体即国家所构成的双重性,可以说是这种方法的真实根源。所谓“实际”,是针对普遍对立而形成的治理机制、治理现象和治理话语。所谓“表达”,是针对形式共同体而形成的治理机制、治理现象和治理话语。真正要害不在于“表达”与“实际”的对立,而是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治理机制、治理现象和治理话语。把这三者全部揭示出来,才算真正的把治理与统治完整地揭示清楚。黄宗智认为表达与实质是对立的,因此有时用“实际”来否定、批判和嘲笑“表达”。这表明他还没有完全地理解这种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和无效性,都在这一治理结构中。这一套统治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可持续性,在于“普遍对立”可能对“形式共同体”形成实质性威胁时,统治集团有能力实施熔断机制。比如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和从严治党,这就是一种熔断机制。它们的结合点就是具体的国家形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就是毛泽东时代创建的新国家形式。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改革与苏联改革的最大区别,是戈尔巴乔夫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所创建的新国家形式,跟着资产阶级学者的片面性走,而邓小平的改革是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新国家形式,来复辟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是不自觉的、被动的运用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新国家形式来发展资本主义。习近平时代开始自觉地创新和运用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新国家形式来拯救和发展资本主义,甚至创建和发展帝国主义。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强调新国家形式发展资本主义?这放到后面去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专政的自觉。资产阶级学者缺乏这种完整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反而拥有这种完整的资产阶级专政理论,尽管以批判的形式出现。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过程,今天没有详细分析,但是在进入今天的核心议题以前,必须强调两点。第一,《资本论》首先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理论”,而不只是所谓“资本主义理论”,更不只是所谓“现代经济理论”。第二,《资本论》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第一册的第一篇。从抽象到具体的历程,远远没有完成。我要讲的“《资本论》结构”,不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结构,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资本册’四篇、‘资本论’四卷”总结构。今天的重点是把《资本论》放到这个结构中理解。不放到这个结构中,就无法完整地理解《资本论》,无法完整地理解“无产阶级级立场”,无法完整理解“无产阶级解放理论”。

  在革命高潮时期,《资本论》第一卷就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立场建构的主观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它就显得不足够,而一定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中看。这是区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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