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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工农联盟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吕新雨 · 2018-10-07 · 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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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自始至终就相互联系和影响,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中、俄这两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都处于一战前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压力之下,社会危机深重,有着共同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并由此卷入共同的历史逻辑。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中至为重大的事件,其巨大的历史漩涡所吞噬的历史意义,一直到今天并没有被真正深刻地被阐述和辨析。

  保马编者按:

  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国家政权。列宁曾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一段时间内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其后,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社会主义与工农联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路线斗争。布哈林延续列宁的思考,坚持“工农联盟”,藉以在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之下实现工业化。而托洛茨基认为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不可信任,主张对其采取严厉措施,无视农民问题,强调“不断革命”,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此,布哈林指出,托氏孤立地理解工业发展,其实质是欧洲中心主义。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斯大林掌权后实际上背离了布哈林的主张,以强硬的方式推行集体农庄,保证了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为之后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并非奉行孤立主义,为突破“一国社会主义”,苏联面向东方不发达地区输出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的解放联系了起来。在这种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创建和发展,并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作为两大传统农业大国,中俄在一战前后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压力之下,有着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并由此卷入共同的历史逻辑。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相互联系和影响,在今天依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而工农联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等诸多关乎社会主义命运的问题,有志之士或许也要有“争论一万年”的决心。

  本文原题《托洛茨基主义、工农联盟与“一国社会主义”——以苏联二、三十年代党内斗争为视角的历史考察》,曾发表于《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由于篇幅较长,本次推送的是其中第3、4、5节。

托洛茨基主义、工农联盟与“一国社会主义”

——以苏联二、三十年代党内斗争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作者:吕新雨

3, 1929年斯大林的大转变与全盘集体化:托洛茨基派的历史困境

  但是,情况在1927年开始逆转,这一年本是一个丰收年。由于苏联出现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低于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手中积存了大量纸币,因为买不到需要的工业品,因此,农民不急于向国家销售粮食,也是因为粮食收购价格很低,低于实际成本。国库中没有足够的储备粮,大多数农民要把粮食存到春天再卖个好价钱。1927年底到1928年初,苏联遭受了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城市和军队粮食告急,苏共党内对此爆发激烈争论。

  斯大林最初并不主张采取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激烈措施,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坚决拒绝对富裕农民多强征1·5亿普特粮食的主张。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现在向我们提出……强征1·5亿—2亿普特粮食……这一政策的人……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是工农联盟的敌人;他实行的是搞垮苏维埃的路线”,在速记报告上,斯大林在此喊道:“说得对”![1]

  但是会议结束没有多久,斯大林就突然改变,向各地下达了向农村中富裕阶层强征粮食的指示和指标,掀起了用暴力强征的浪潮。斯大林自己也承认:“我们从1月到3月收购了将近3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4月到6月我们连1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得国家的状况恶化……”[2]。有研究者认为,斯大林原初并不想使非常措施成为农村长期政策的基础,只是想吓唬一下富农,因为1928年夏给各地下达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指示:将收购价提高15%-20%,增加对农村的商品供应,立即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和任何违反革命法制的做法,开放各地刚刚关闭的集市。1928年7月,斯大林还表示说,希望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情况下,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转变,因为1927-1928年之交的非常措施,实际上已经是向富农宣战和对新经济政策终止的宣布,他已经无法单方面停火来中止战争。恶性循环开始,1928年春,富民以减少播种面积来回应非常措施,卖掉机器,藏匿财物,中农缺乏生产积极性怕成为富农。至1928年秋,粮食收购再次岌岌可危,各种经济作物数量减少,纺织业瘫痪,国家原料失衡,出口减少,外汇减少。1928年底,斯大林再次下达了对富农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的指示。由此,粮食收购量连续几个月有所增加,但到了1929年2、3月间,粮食收购进展再度停滞,4月间,所收购的粮食在总体上少于1928年同期的收购量。城市出现面包脱销,粮食投机猖獗的危机局面。而对富农的再次打击,再次使得播种面积减少,以及富农“自我消灭”的浪潮,促使贫农和中农扩大播种面积的努力却收效不大。1929年收成不错,但是情况却变得非常险恶,与富农的斗争使得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瘫痪,政府开始实行票证制度,对城市定量供应,而城乡关系则高度紧张。

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资料图)

  正是这一切导致1929年秋,斯大林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口号,并使得这一年成为“大转变的一年”。[3]

  在多伊彻的描述中,向农村进攻在开始时使城市出身的无产者产生了极大的希望,但是农村出身的工人却极为愤怒,他们在城市传播发生在农村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托派反对派认为,正是斯大林时代使得数百万新工人来自农村,导致工人阶级水平大幅度下降,这不是使农民无产阶级化,而是使无产阶级农民化。新工人阶级处于涣散和缺乏政治意识的状态中。而农村中,富农领导着社区,当富农看到自己丧失了一切,决定让这国家失去粮食,他们屠宰牲畜,把自己的库房装满肉,以饿死敌人,“集体化”工作队被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吓退了,惊讶地看着中农和贫农也加入到屠宰牲口的行列中,直到整个俄国农村都变成屠宰场。[4]“大转变”实质是不归路。

  1930年之后,斯大林更是无法与农民取得和解,因为一旦宣布农民可以退出合作社,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就会崩溃,集体农庄也未必能够生存,并且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私人农业,这期间粮食的生产供应将进一步恶化,工业发展也会遭到大破坏。更有可能的是,按照多伊彻的描述:“大批农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体农庄。农民认为他们有权报复党和政府。和解则要求为被褫夺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给他们补偿损失。不难想象流放者从集中营乘火车返回故乡与亲人相聚时的情绪。集体农庄的解体将会释放出疯狂的激情。它同伴随集体化的疯狂毫无二致。也许由反对派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抚整个国家,不致于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门槛上,对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但是,这对于斯大林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杀。他的任何软弱表现都会使充溢在数百万间茅舍中的仇恨变成燎原大火。斯大林除了继续作战外,别无他路。许多年后他曾对丘吉尔承认,这场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更可怕”。这是因为苏联新的工业结构已经是战前工业结构的数倍,但是却建立在比战前旧制度更狭窄的农业基础上。革命后的大部分时间,饥饿一直威胁着城市,只要小农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加剧粮荒。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增产的城市人口只有极其匮乏的粮食供应,仅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千万激增到6千万,“任何政府都无力解决这样的比例失调,即任何政府都不会命令停止工业化或急剧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和接受经济停滞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1930年的任何时间内重新执政的话,他们也得考虑到农业的灾难性破坏和恶化局面的后果,由于他们必须实现工业化,他们也应使其政府适应这些情况,而当时的局势已设了硬性的框架”[5]。

  但是,它却伴随着屠杀、大清洗和大规模的流放,由此暴力与恐怖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后果,它迫使整个社会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上。按照托洛茨基的批判,它催生了寄身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工人阶级本身却处于消极和瘫痪的状态。[6]今天,究竟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意义上的暴力呢?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世纪难题,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视野一直(到今天)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各种批判和控诉的理论和道义的主要来源,但是其视野却又是无法剥离地纠缠与分享了斯大林主义,这既是悖论也是困境。

  托洛茨基一直批判布哈林没有看到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竭力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使自己富起来:他们付给雇工低工资,压榨贫苦农民,收购他们的土地,试图向他们和城市工人索取更高的粮价。他们逃避税收并把负担转移到贫民身上。他们竭力牺牲国家利益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因而延缓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积累。布哈林津津乐道的社会画面的各个阶级互相补充与和谐的关系,忽略了互相倾轧的阶级斗争。[7]只是后来这个指控的主体从托洛茨基变成了斯大林,内容并没有改变。

  普列奥布拉斯基认为社会主义中,农民市场只是从属作用,国有工业产品的出路在于工业本身,而工业却生活在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必须尽快通过这个过渡阶段。托洛茨基认为布哈林的根本困境在于他反对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因为他暗示说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任何有效替代物来替代利润的推动力,它最终只能从私有成分中活跃的利润动力中获得刺激,这是用准民粹主义的方式指望农民把国家从国有经济的垄断中搭救出来。农民的需求应该决定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步伐,这种想法更多是托尔斯泰式的,而不是马克思式的[8]。

  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开始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他们过去认为优柔寡断的斯大林一直是如影子般追随着布哈林的右派,而现在斯大林对富农的打击鼓舞了他们。当时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把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产生希望的事件:

  反对派完全有根据骄傲地认为自己是新政策的鼓舞者和首创者。不错,当反对派想到他们自己为别人摘走的成果所付出的代价时,在他们的骄傲中必然掺杂着难言的苦涩。但是,革命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不止一次用沉重和悲壮的自我牺牲为代价,迫使其他人乃至自己的敌人完成他们革命纲领中的一部分。……反对派与斯大林的左倾方针的相互关系可能也是这样:反对派可能被粉碎,可能看不到它的纲领完全实现,但它的斗争最起码使执政派无法在资本主义因素面前继续退却和倡导新的新经济政策。……反对派有责任批判地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政策。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联合布哈林和李可夫去反对这个方针。相反,我们应该鼓励摇摆不定的斯大林中间派与右派一刀两断,促使它与左派联合起来[9]。

  在反对派中,普列奥布拉斯基从其理论的“彻底性”出发,主张与斯大林妥协。他在《新经济学》中强调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危机的时期,必须尽快渡过这个时期,这对社会主义经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时它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优势中获益,也不能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中获益,它只能剥削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提供资金和积累,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他与托洛茨基的区别在于,《新经济学》并不排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可以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完成。他强调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迫使党和领导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路人。所有大型工业的国有化必然导致计划经济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对这一理论就是反对历史必然性,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和镇压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但是他们骗不过历史规律,“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比我们的经济领导体制更进步”,它最终将迫使他们去实现反对派的纲领。他相信斯大林绝不会从左倾方针后退,并且会愈加无情地与富农斗争下去,其结果必然将造成一种全新的局势。而国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剧变的门槛上:富农将继续拒绝出售粮食,用饥饿威胁城市,中农和贫农不足以提供粮食,但政府对富农的进攻将他们推到对立面,导致政府与基本农民群众的大规模冲突。[10]

  正因为斯大林实践了遭到镇压的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这导致左派反对派内部陷入了瓦解和崩溃,大批托洛茨基的主要骨干选择了与斯大林妥协。普列奥布拉斯基认为“客观力量”通过人的主观代表体现出来,而斯大林派正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尽管他们犯有错误甚至是罪行,但仍是十月革命的捍卫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左翼反对派的重要人物、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老革命家拉狄克认为,斯大林证明了他们远比反对派所想象的更有价值,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托派反对派是先锋,斯大林是后卫,两派之间不是敌对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同一阶级两支队伍之间的分歧,属于同一个堡垒。[11]

  但是,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登基对于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来说,既是对它的肯定,也是对它的否定,是一党统治向一派统治的转变,一派统治既是对一党统治的滥用,又是一党统治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力图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垄断与工人阶级民主结合在一起,不仅不想把铁的纪律强加于党,而且认为党内自由是理所应当的,并且也确实捍卫了它。而“斯大林主义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原始、古老、半亚洲式的东西——一方面是农民的无知、野蛮,另一方面是旧统治集团的专制传统——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与此相反,托洛茨基捍卫的是纯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理性力量和道义力量,也包括他的全部政治上的弱点——这弱点在于,它本身无法适应俄国的落后和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失败。斯大林驱逐了托洛茨基,也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驱逐出了俄国。……”[12]这是一个经典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表述。

  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和提交的提纲,是苏联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文件,其中托洛茨基描绘了今后几十年的苏联经济远景,即苏联的演化取决于在一个不发达的,但却是大规模国有化的经济中强制形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那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当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观点中的那些术语”。[13]

  托洛茨基把布哈林称为“新民粹派”的思想家,是潜在的“社会革命党”,偏爱农民,不肯对农民做任何阶级区分,不认为农民争取私有财产的努力与社会主义相悖,“代表着城市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对立面——农业,一种社会主义的变体——准重农学派。很自然,在一个有4/5人口生活在土地上并依靠土地为生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曾经镇压了主张这种思想体系的党,但是却无法摧毁赋予它生气的那些利益、感情和情绪。”[14]问题正在于,这些赋予“民粹主义”以生气的作为社会现实的利益和情感,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蓝图中,究竟应该如何安置?它能够和应该靠武力摧毁吗?暴力的来源究竟为何?这已经是绵延了一个世纪的共运史中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直到今天。

  这就涉及到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当时所代表的正是两种不同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它们成为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的主要来源,——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

4,“民粹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决战

  在1927年前后危机而紧张的时刻,布哈林坚持论证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构建新型的互助的城乡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我们城乡间形成的崭新关系是同较快的发展速度联系着的。我们的工业化不是使我国农民破产的手段,而相反,它是使之繁荣的手段。正是这种情况产生了城乡间的完全不同的互助关系。”“在我国,由于有社会主义专政,有崭新的社会关系,工业化不是使农业破产,而是使之繁荣,它不是意味着农业市场的缩小,而相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的扩大,因此,发展速度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由于有崭新的城乡关系,我国的农业——这是我们手中的一张决定着更快发展速度的王牌。不言而喻,我们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的生产机构只好按照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建立,我们将很难摆脱所谓的商品荒,这一切都完全正确。还生产了一系列社会困难。我同意这一点,但尽管如此,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15]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不是抱着使自己得到最高份额收入的本位立场,而是交出一部分作为“积累基金”,是作为整个大工业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就必须关注同小农经济的关系,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将取决于在最快的城乡流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而不是取决于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托洛茨基主义不懂得消灭城乡对立,是要使得工业面向农业,是农业实现工业化,使之从历史的后台转到历史的前台。而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在不懂得农业的发展是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拖拉机、化学肥料,没有电气化,农业就会注定陷入停滞状态。工业是迅速改变农业的杠杆。因此,整个经济政策和计划的核心就是对国家工业化的关怀,党将同任何企图使之离开这条道路的人进行斗争。工业化是苏联的法律。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区别在于,它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目的而实现的,它对农民经济产生另一种影响,它对整个农业报另一种“态度”。资本主义使农业受轻视。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村来说不是寄生性过程,而是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和使农业得到巨大增长的手段。因此,国家工业化也就意味着农业工业化,这样就为城乡对立的消灭做了准备。[16]而这些论述已经是直接与斯大林主义短兵相接了。

  1929年1月,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布哈林做了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是与斯大林的最后决战,因为1月3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就做出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定性报告。布哈林在报告里再次从列宁出发,强调了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既有从国际形势方面看,一战后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分裂,以及东方各族人民的革命浪潮,更有在俄国国内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结合,这种特殊与独特的结合,是革命全部发展的基础;失去这种结合,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会丧失。列宁晚年《论合作制》的思考,被布哈林特别倚重,通过合作社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这里,列宁是把工业化计划与居民的合作化计划结合在一起的,人人都参加合作社,这就是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苏联国内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其社会制度是以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分歧,分裂就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密切注视和预防这种分裂。共和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还是让新资产阶级把他们与工人拆开。这两个阶级的分裂,意味着共和国的覆灭。要用最简便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吸引小农和最小农参加农民合作社。布哈林呼吁道:我们全党和党的一切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注意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分裂,并且随时发现危险,加以消灭。[17]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体”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布哈林则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意味着对托洛茨基的彻底投降,是瓦解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布哈林的讲话以及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的大部分速记没有在1929年公布,后来也未公布。斯大林的讲话甚至没有全文发表,而是从中删去了相当大批判布哈林及其纲领的部分,二十年后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害怕与布哈林公开论战,被认为是表现出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能否站住脚缺乏信心。[18]

  但是此时,布哈林所代表的、被托洛茨基讽刺为蜗牛爬行的“民粹式”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消灭“资产阶级”小农的战役一旦打响,就已经没有退路。1928年布哈林曾建议从国外进口轻工业和粮食,不采取非常措施,可能危害要小一些。[19]但是客观条件是,西方的贷款太少,苏联的出口资源不足。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恰在此时爆发,西方市场上原料价格急剧下跌,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就要比原计划多出口1-1.5倍的原料和物资,而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20]今天的俄国历史学家披露的材料说明,“在1930-1932年的短时间内,斯大林几乎成了一位商人,为了从国外买到机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当时的苏联能够出售的商品只有粮食。斯大林可以从农民那里弄到粮食,但又不能把粮食分给饥荒的人们,因为这些粮食都是为了履行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而征集的。”,“当我们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时,可以看到其中充满了他们对未来的忧虑与不安。他们像一个公司的老板,总担心公司因资金不足而随时倒闭。有人认为斯大林更像冒险主义者,他并没有计划好一切。这种观点部分是正确的,但不能就此而指责斯大林没有考虑周全,斯大林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一套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建设的方案。问题是1929年12月,斯大林却突然对‘方案’做了重大的改变,变化最大的是大幅度提高了向农民征集粮食的数量。”“那么在1929年后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急剧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计划是紧密相连的,粮食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斯大林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斯大林已经无路可走,他开始感到恐慌,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他决定进行一个后来产生了悲剧性后果的大跃进,结果发生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21]在这个意义上,除了作为苏联工业化的惨痛代价,苏联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也是西方经济危机的一个延伸与后果,——这一点是需要重新建立理解的。

  斯大林最终完成的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却是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斯大林准确地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苏联作为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决战,这是苏联必须不顾一切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力量。促使他在不断地左右摇摆之后,最终走上这条激进的不归路正是出自对工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的信仰,即放弃了布哈林由小农经济自然长成社会主义的构想,转而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大农场来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用高压实施强购粮食的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集体农庄的设想,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因此,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成为集体农庄。必须使全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22]这标志着党的农业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也标志着斯大林开始在农业政策上实施托洛茨基主义,即要对农业不惜代价实现其现代化工业主义的转变。

  对此,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展望道: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大规模谷物工厂是扎不下根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忘记这个“小小的”区别。

  ……

  现在瞎子也看得见,如果不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如果不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我们今年既不会有今年粮食收购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不会有已经积蓄在国家手里的几千万普特常备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

  到即将到来的1930年的春天,我们的田野将要有六万多台拖拉机,再过一年将要有十万多台拖拉机,而再过两年就会有二十万多台拖拉机了。几年前认为是“幻想”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把它变为现实,而且绰绰有余了。[23]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紧贴着斯大林宣布的美好愿景,却是苏联历史上空前的三十年代“大饥荒”,构成了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极大挑战。那么,这场“大饥荒”背后的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究竟是亚细亚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后果,还是农业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专制逻辑的代价?这是今天需要重新探究的历史与现实的深重课题,是我们今天重访这段历史的使命。而正是凭借着这种“铁腕”工业化的过程,苏联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没有外援的严重危机情况下,顶住了德国纳粹铁骑长驱直入的强大攻势,扭转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被动局面,并成为战胜法西斯最重要的力量,这一史诗般的过程同样是残酷与充满了牺牲,这种残酷究竟该如何在一个更深刻和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呢?

农民为苏联红军送粮

  在农业集体化和国营化运动的同时,是重工业投资的不断加速,《大转变的一年》中,斯大林论述说:“比较困难,更加重要的是重工业问题。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它需要大量投资,而且工业落后的国家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不发展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就不能实行任何工业化。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既没有得到长期的借款,也没有得到比较长期的信贷,所以问题的尖锐性对我们就非常明显了。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革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24]因此,斯大林宣布1929年苏联大工业的基本投资是16亿多卢布,其中约13亿投入了重工业,1930年大工业基本投资是34亿多卢布,其中25亿多将投向重工业。[25]

  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丘吉尔这句著名的评论正是从一个军事强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最高标准来衡量的,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完成了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正是十八世纪以来世界竞争格局的产物,它本身就包涵了暴力与残酷。它也论证了民族国家与暴力的内在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不排除把自己看成是彼得大帝的继承者,1928年11月,他在中央全会上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26]

1939年,毛泽东同志和延安杨家岭农民亲切交谈 (资料图片)

5,欧洲革命的幽灵与中国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主义的失败

  从一切历史的可能性出发,多伊彻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视野上努力为托洛茨基辩护。但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立场,使得多伊彻也对托洛茨基做了应有的批评和反思,并特别指出托洛茨基对俄国“欧洲化”的理解和诉求所导致的问题和错误,而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家,是站在俄罗斯自己的土地上[27]。在三卷本最后的跋中,多伊彻总结说,托洛茨基的力量和弱点都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即“他的失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运动陷入主要困境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看法与阶级斗争及革命的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

  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巨大胜利不是在先进的西方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实现的,是在那些以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为主的国家实现的。革命的首要目标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着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进程表上,只有当旧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所有制关系,以至于冲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时,革命才会发生;革命为充分发展的、先进的以及高效率的生产力创造出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而实际情况却是,革命为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创造了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围绕着不发达的、原始的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真空里建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构想因而被上下颠倒了。超越现存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同样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因此,革命政权不得不违反的多数人的意志去包围和发展自身。官僚独裁取代了苏维埃民主制度。国家不但没有趋向消亡,反而执掌了空前之大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和革命现实之间的冲突渗透了执政党的整个思想和行为。斯大林主义通过歪曲或抛弃这一规范来寻求冲突的解决。托洛茨基主义则要维护这一规范或者在规范与现实之间保持暂时的平衡,直至西方的革命来解决这一冲突和恢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和谐。西方革命的失败就集中体现在托洛茨基的失败之中。[28]

  多伊彻描述了当希特勒夸耀与斯大林签订的协约捞到了好处时,法国驻第三帝国的大使对他说:“您认为您是胜利者……但是您是否想到过另外一种可能——胜利者是托洛茨基?”希特勒仿佛心窝上挨了一拳,尖叫道:这种可能正是法国和英国最好不要跟第三帝国打仗的又一个原因。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对此评价道:“他们被革命的幽灵缠住了,并且给了它一个人的名字。”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的名字成为欧洲革命的幽灵。但是,当欧洲的革命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出现,这个革命的幽灵就一直没有能够从漫漫长夜中显形。多伊彻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论辩并不像理论那样分明,历史的发展更接近托洛茨基主义,因为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革命已经传播到了其他国家,“既然在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国际主义是与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相冲突的,因此高举胜利旗帜的肯定不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早已死亡了。另一方面,即使在孤立中,苏联的持久力也远比托洛茨基曾设想的要大得多;而且与他希望的相反,并不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使俄国革命免除了孤立。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不管斯大林主义愿意不愿意,正是它自己冲突了它的国家甲壳”。[29]这里,多伊彻自己也陷入了悖论中,应该说,正是苏联转向第三世界的新国际主义才是苏联突破西方对其封锁的孤立主义。

  1924年苏联开始对黄埔军校援助,1925年开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部办学费用,都是巨额款项。而由于苏联当时严酷的国际国内环境,其经费来源和数目都处于严格保密状态[30]。为了援助中国等各国革命力量,苏联本身在经济极度严峻的情况下,把没收的沙皇和贵族的各种金银财宝偷偷运到欧洲市场上换回货币,然后交给共产国际去使用。比如,苏联经过共产国际在1927年一年给予中国的财政援助,总数就不少于100万卢布,[31]如果特别考虑到1927年正是苏联遭受严重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刻。这就很难从狭隘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而更应该看到“一国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必然联系。

  事实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在它面对西方工人阶级的期待失败之后。苏联对革命的传播是在东方不发达国家,而不是被期望的欧洲,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孤立主义的,而是面向东方不发达地区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二战之后对东欧的革命输出,恰恰是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突破。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解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源源不断的巨大财政支持。但是,托洛茨基所期望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恰恰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欧洲主义内部的“一国社会主义”,因为它期望的是欧洲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崛起。一战之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领袖号召本国的工人阶级为国家而战,揭开了这个欧洲社会主义的底色不过是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由此破产。

  二战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依靠转型而度过周期性经济危机,并有能力对本国工人阶级进行收买,与此同时,南北格局和殖民地与后殖民地问题却被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考排除在外,由此带来的是欧洲内部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工党都转型为“去阶级化”的“人民”议会党,即全民党,不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著名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59年11月德国社民党在哥德斯堡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党”,因为“一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剥削对象的无产者,现在已居于享有公认的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国家公民的地位”,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欧洲的古典哲学成为其“多元化”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来源,而不再明确提及马克思主义。德国社民党的转型带动了欧洲社民党纷纷转型,以适应选举政治的需求。而早在1921年10月的社民党卡塞尔代表大会上,布劳恩就认为:“今天我们的党已变成一个包括遍布在工业、商业、农业、航海等行业的职员和公务员在内的党,我们是各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党。”1925年《海德堡纲领》则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中层阶级是社会民主党建立和发展“经济民主”的力量,[32]这正是布哈林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所固有的欧洲(资本主义)中心主义批判的来源,布哈林批判的有效性在今天特别值得重申,——从亚洲的立场上重申,从苏联与中国的革命历史中重申。

  对于多伊彻来说,托洛茨基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作为理论与实践,或者说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严重脱节,是当革命不断涌离先进的、工业主义的西方,而在不发达的前工业社会发生和生长,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都遭到的困境。这尤其体现在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上。1920年,共产国际已经声明把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方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承认亚洲各国的独立斗争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也承认亚洲各国的农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资产阶级都是工人运动的同盟军。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1926年之前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并无异议。1926年4月,托洛茨基开始抗议将国民党吸收到共产国际中,认为孙中山是主张阶级调和的,与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名誉委员,是荒唐的玩笑,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中国革命要将自身局限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和反帝任务之中,即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比俄国更迟缓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必须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结盟。托洛茨基从不断革命论的主张出发,认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是合二为一的,犹如它们在俄国是合二为一,工人阶级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或是革命作为一场无产阶级运动而引来无产阶级专政,或是革命完全失败[33]。有意味的是,正是在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围绕中国革命的论辩中,毛泽东曾得到了布哈林的高度评价。1927年5月和6月,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以及《革命东方》杂志,先后转载、译载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刊印的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在共产国际能够享此殊荣的,毛泽东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这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五大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4]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极大地震动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解释和检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既是托派内部的争论交锋,更是苏联党内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进行生死斗争的重要内容,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革命党关于革命性质大辩论在中国历史语境下的重演。

  当时,托洛茨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各自的流放地通过通信交换对广州起义的看法,托洛茨基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留下的启示是:中国的下一次革命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而应该建立苏维埃向社会主义迈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斯大林策划起义仅仅是为了向国民党一连串投降后挽回面子,是鲁莽冒险,广州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群众运动的有机产物,没有反映真正革命过程的内在逻辑。拉狄克断言,列宁提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更适合中国,因为它允许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间歇。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拉狄克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分别给共产国际大会写信,“一国社会主义”问题成为大会公开的论题。当时大会对斯大林和布哈林主管下的共产国际的局面表示失望,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冲突已经公开化,而那些受到信任的外国代表团预先得到通告:在与布哈林彻底决裂的情况下,斯大林认为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盟是可取的或必要的。[35]但是,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判断却更多是从其理论预设推导出来的,他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因此,当多伊彻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理睬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在1945-1948年还谋求与国民党和蒋介石搞交易,毛坚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而是遵循不断革命的逻辑完成了反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中国的十月’是托洛茨基身后的另一个胜利”。这个判断非常具有喜剧色彩,因为再没有比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更远离托洛茨基的理论预设了。但是,继续革命的确是毛泽东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这是另一个话题。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却依然是界定在以欧洲革命为前提的,“他期待西方工人阶级起义,正如它在1848、1871、1905和1917-1918年的起义一样。他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运用于中国,因而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民军队’,担心它会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军队一样变成反动的国家而去反对工人阶级,倘若后者未能将革命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尽管有陈独秀的警告,托洛茨基仍然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一条公理:现代一切阶级斗争,主导权都属于城市。革命运动可以在农村发生并领导城市的概念在他看来是不现实的和落后的。托洛茨基坚持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革命或者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或者什么都不是。”[36]托洛茨基曾断言,毛泽东的农民军队代替城市工人,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这些军队长久被限制在农村,他们就会被农民同化,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反对城市工人,反对社会主义,成为新的反动派,就如过去的农民起义以新王朝代替旧王朝。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观点如何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仍然阴魂不散。

  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自始至终就相互联系和影响,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中、俄这两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都处于一战前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压力之下,社会危机深重,有着共同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并由此卷入共同的历史逻辑。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中至为重大的事件,其巨大的历史漩涡所吞噬的历史意义,一直到今天并没有被真正深刻地被阐述和辨析,也正因此,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社会主义实践对世界共运史的贡献也并没有真正被阐述。

  因此,我们需要回到作为“中国道路”的世界共运史,或作为国际共运史的“中国道路”。

  注释:

  [1](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第229页,何宏江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2]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78页。

  [3]  (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第228-235页,何宏江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4](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9-1940》,第88-91页,施用勤、张冰、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5]同上,第83-84页。

  [6]  除了对农村的清洗,1929-1930年间,斯大林整批地改组工厂中的工会委员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和乌拉尔等主要的工业中心,工会委员被撤换的比例高达78%-85%之多,(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第21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7](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22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8]同上,第227页。

  [9](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368-36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10]同上,第374-376页。

  [11]同上,第379-380页。

  [12]同上,第414页。

  [13](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96-9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14]同上,第220页。

  [15]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发言》,见《布哈林文选》(中),第185-186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16]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见《布哈林文选》(中),第279-291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17]布哈林:《列宁的政治遗嘱》,见《布哈林文选》(中),第338-360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18](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第210-21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19]同上,第212页。

  [20]同上,第268页。

  [21](俄)A.B.舒宾:《俄罗斯学者对列宁、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新见解》,更详细的解释见同一作者《斯大林为什么“制造饥荒”?》,载《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第238页,第98-114页,李慎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2]斯大林:《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

  [23]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2-120页.

  [24]同上,第109页。

  [25]同上,第109-110页。

  [26](英)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张志明、朱振国、唐国强译,第27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

  [27](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 1879-1921》,王国龙译,第17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28]同上,第466页。

  [29](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9-1940》,第46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30]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49-6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据他的记载,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总是会被市民带有敌意地询问留学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同上,第34页。而且苏联当局还故意宣传说中大的办学经费中,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经费,同上,第61页。可见办学经费来源之敏感。

  [31]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161-16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32]参见刘玉安、蒋锐:《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第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33](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300-30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927年前后,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与苏联就中国革命而与托洛茨基派产生斗争的详尽描述,见第291-308页。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相关文献见: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26-1940book/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6-1940book-index.htm

  [34]丁晓平:《揭秘:共产国际到底赏不赏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8199663.html

  [35]  (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380-383、39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36](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9-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第38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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