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1919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欧美一系列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之一振。然而，191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统治趋于稳定，革命形势逐步转入低潮。客观情况的改变要求各国共产党及时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积蓄力量，争取群众，以待再战。当时，一些新成立的共产党缺乏理论素养和斗争经验，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从而在许多问题上从一个极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例如：固守革命的“原则性”，否定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妥协的必要;因官方工会的改良主义而反对参加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做工作;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拒绝参加议会斗争和选举;等等。列宁把这股思潮称作“左派”幼稚病，认为它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在他看来，这股思潮虽然刚刚产生，却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导致新建立的共产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并葬送党的生存空间的危险。
为了总结俄国革命15年来(1903-1917)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和纠正共产党内部地“左派”幼稚病，列宁于1920年4月到5月间写作了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号召各国共产党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清醒地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冷静地制定行动策略，到一切有群众的机关和协会里进行宣传和鼓动(哪怕是官方的和反动的机关和协会)，以迎来最终的胜利。
列宁指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府以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疯狂迫害共产党人，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有必要(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
他认为，在西欧许多国家里新近出现的革命情绪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但革命不能只受情绪催动，“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所支配。当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过于长久的惨痛的血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他进而指出：“仅仅靠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靠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任务的办法。”
拒绝向官方和反动的机关、协会做妥协，拒绝在这些机构里进行工作，在革命低潮时期固守革命高潮时期的工作方式，以不合法斗争排斥合法斗争...这些特征在俄国的“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荷兰“左派”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等派别中都惊人相似的存在着，它们也被列宁称为“左倾学理主义”。
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经验时归纳出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或者说在正确的理论和旗帜下将先进分子统一起来;二是“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或者说号召和动员群众，将先锋队的立场和观点转化为群众的立场和观点。列宁认为，要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就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而要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则必须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影响。如果只解决了第一个任务而没有重视第二个任务，则必不能最广泛地发动群众，革命就可能成为少数先进分子的单独战斗。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
历史的经验是宝贵的，教训是惨痛的，导师的教诲也总能在我们遇到黑暗时给予我们明亮的指引，帮助我们拨开迷雾，找到正确的出路。1930年中国共产党纠正“立三路线”时周恩来曾对李立三等人讲到：“你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结合对中国及俄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思考，重读列宁在1920年的这本名著，相信会对读者们有别样的启发!
笔者不才，将这本原文六万三千字的著作删节摘录为四万八千多字，以助读者更便捷地了解列宁的思想;精简有局限，有需求的读者请寻找全书阅读。
破折号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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