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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明斯基式危机,还是马克思式危机?

崔学东 · 2018-10-24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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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基回避了雇佣劳动剥削和阶级矛盾、国家的阶级性质,实质是将问题归结于金融而非资本主义本身,落入凯恩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国家拜物教和资本辩护的陷阱,导致明斯基基于华尔街银行家、马克思站在劳动者立场的分野。此外,虽然二者都接受货币的内生性和非中性,但有着不同的利润决定分析。

  【内容提要】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主要以金融危机形式呈现,明斯基的分析框架成为学术时尚。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前危机源自金融领域而非现实经济,危机更像明斯基式危机而非马克思式危机,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金融分析来自明斯基而非马克思。然而,明斯基的理论体系缺陷明显,对危机认识过于片面,对停滞—金融化缺乏有效解释,因而整合马克思和明斯基的理论体系,构建全面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也成为一种学术倾向。由于二者在方法论、理论体系、阶级立场的根本差异,这种折中主义的长期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结果。厘清二者关系,有助于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及危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  明斯基  金融危机  现实危机

  作者简介:崔学东(1970- ),南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天津  300071)。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现象,使得学术界热衷于用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设来解释危机。然而,停滞常态所反映的深层矛盾绝非金融层面,大衰退证实了明斯基分析的片面性、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当前国内外关于“明斯基时刻”再次逼近的炒作误导了对金融风险症结所在的认识。振兴实体经济,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快增长,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

马克思对现实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分析

  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没有系统完整的危机理论,只有危机的现实分析而没有金融分析。这显然是一种曲解。的确,马克思没有专辟危机分析,这或许是他未完成写作计划的一部分,或许是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周期性结果和强制平衡机制,危机分析已融为马克思理论的有机部分。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危机理论本身,正如医学是根据病理学来诊断病因一样,经济学对危机的判断取决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认识。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都从商品供求或流通领域出发来否认或解释危机。马克思批判了萨伊和李嘉图偷换概念,将资本主义等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甚至物物交换,从而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即便从简单商品流通来看,商品和货币的内在矛盾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货币使商业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谋取货币,谋取交换价值”。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货币分别使商品的买卖发生时空分离,在一定期限内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形成危机的两种抽象形式。由流通手段引起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根本性的,由支付手段引起的第二种形式是次要的。没有第一种可能性,不可能发生第二种可能性。尽管一切货币经济都有危机的可能性,但货币本身不是危机的根源,“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因此,马克思指出,在研究危机条件时“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形式,是完全多余的”。不仅如此,危机的可能性只是罩在危机现实性上的面纱,不是危机的根源。由货币所折射出的危机形式还停留在交换层面或流通领域,不能体现交换的目的、所植根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与流通统一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等一系列的关系。货币流通只是反映商品流通过程,其缓慢只是反映商品形态变换的停滞,至于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看不出来。蒲鲁东从商品流通中寻找不平等和危机的根源,荒谬地把危机归因于货币形式。穆勒则用简单商品形态变化的危机可能性代替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商品经济,所有商品都有转化为货币和剩余价值的必然性和困难,商品买卖分离的性质也转化为资本在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形式之间的转换,分工使不同资本的再生产或流通过程的交织和结合成为必然,生产的本质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从而使危机从偶然转化为必然。

  由于货币所反映的只是危机的形式而非根源,因而在马克思的学术语境中与现实危机(即工商业危机)对应的是货币危机(他仅在通信和报纸撰稿中使用“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有两类:一类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另一类是被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马克思并不否认独立的货币危机,但通过经济危机的考察,他更强调从社会再生产过程和世界市场来考察危机的根源、传导机制和性质,批判肤浅地认为“每次危机的最明显的导火线就是引起每次危机的唯一可能的原因”,将每次危机都解释成第一次在社会地平线上出现的孤立现象,特别是用过度投机、滥用信贷、滥发通货等金融条件来解释危机。危机有规则地重复发生绝非个别人的轻率冒失,而是这种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存在,危机的出现就像四季的更替一样。投机本身是结果和表现,而非终极原因和实质。金融恐慌只是普遍危机的预兆和先声,“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金融市场的波动决不反映贸易危机的强度和规模”。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预见到,随着大工业的集中与垄断,经常的停滞加轻微的波动将成为现代工业的常态,商业投机和交易所投机日趋普遍,这使人们热衷于从金融市场观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运动,用金融危机解释一切。但金融危机只是一种症候,金融市场只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对认识工业进程及其周期毫无用处。马克思还强调从世界市场而非一国出发考察资本主义危机。黄金输出(贸易逆差)只是危机现象,根源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在国与国之间形成的贸易失衡。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而在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这一分析视角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失衡的生产和积累体系来理解西方的反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战。马克思还揭示了为何滥用信用成为对任何危机过分简单却极受欢迎的解释,为何金融干预只会加重危机。货币和信用不是纯内生的经济范畴,源于它维护私人资本权威的上层建筑属性。资产阶级经济学懂得揭示这种生产方式矛盾的危险,把危机解释为滥用信用,就等于把危机解释为资本流通的表现形式,从而将危机化解转向银行法等金融改革。“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的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货币流通的调节,会更加加深当前的危机”。正像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这种金融贵族专制使“一切公共利益服从于他们的利益,他们把国家看作只是用来增加他们财产的工具”。

  马克思还从现实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去工业化和金融化趋势、危机的现实根源与金融形式。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是资本运动的两个方面,但资本的逐利性质使二者呈现出不平衡和错配趋势。货币资本有三种形式:职能资本运动过程中存在和游离出的货币资本,在生产过程以外不归职能资本家所有的借贷货币资本,以股票证券等形式存在的虚拟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积累反映了资本试图绕过生产过程在流通中谋求增殖的内在要求。其中,虚拟货币资本“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是现实或预期收入的资本化,是对未来生产的索取权证书,其积累总是比现实资本处于更大的扩张和收缩之中,更具投机和金融危机倾向。借贷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积累虽有联系,但二者的运动并不完全一致。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或是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因为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积累是后两种货币资本积累的基础;或与现实积累扩大相伴随但由完全不同因素造成的,如商业信用好转还不需要银行信用,甚至在没有现实积累的情况下,通过各种纯技术手段(如银行业务集中和准备金的增加,当代的抵押资产“证券化”手段)也能扩大借贷资本积累;或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即产业资本停滞收缩,过剩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借贷资本。总之,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并趋向长期停滞,信用制度的发展,货币资本积累有超越现实积累的发展趋势,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以信用为基础,并使资本主义整个机体对经济的周期波动高度过敏。

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及其局限

  作为一名凯恩斯主义学者,明斯基试图否定马克思的现实危机理论,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宣扬资本市场自动出清,为金融自由化辩护的“有效市场假设”。明斯基把资本主义危机归因于金融不稳定,称“资本主义是内在缺陷的——但金融不稳定不必然导致大萧条”,认为政府干预会阻止金融危机演变为现实危机。与主流经济学充斥均衡思维、缺乏危机预测和解释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相比,金融不稳定假设揭示了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广受学界推崇,但它没有揭示现实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关系,其政策建议更具误导性。

  明斯基的基本逻辑是“稳定化导致不稳定”,即金融不稳定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结果”。这里的正常运行是指实体经济,它基于卡莱茨基的垄断加价投资利润理论,包含固定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投资决定利润的实体经济超级均衡假设。金融不稳定是企业在“动物精神”预期支配下,随着投资和杠杆不断增长,财务状况不断恶化并最终导致债务违约危机。该假设首先受到后凯恩斯主义内部的“合成谬误”质疑,即投资企业的支出也是生产资本品企业的收入。即便投资是债务融资,企业部门的总债务和总收入是均衡的,杠杆率上升导致的不稳定只适用于微观而非宏观。换言之,金融不稳定的微观假设不存在宏观的必然性。投资决定利润,固定利润率和利润份额的假设与经验现实不符。利润被视为全部资本的产物,回避了雇佣劳动剥削,忽略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个和垄断程度无关,并导致投资和信贷波动的真正原因,使明斯基对生产停滞趋势选择性失明。与马克思的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的显著区别不同,明斯基双价投资体系中的资产既可以是生产资料也可以是金融债权,这使他模糊了金融与现实经济的联系。假定债务为生产投资融资也与现实经验不符。垄断使营利性投资机会稀少,利润无法再投资于生产领域,更不必说债务性质的生产融资。长期停滞使金融领域成为吸收剩余资本和资本积累金融化的根源。正是意识到明斯基理论体系的上述缺陷,西方左翼学界对其不断加以整合和形式化处理,试图实现“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金德尔伯格—明斯基综合”。但从过去的进展看,整合是肤浅的,融合各方思想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尚未出现,依然忽视阶级冲突和现实经济,片面关注金融。由于后凯恩斯主义否认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整合明斯基的金融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分析就缺乏可通约的理论基础。

  金融不稳定假设针对的是企业而非家庭和银行的杠杆化,不能解释新自由主义阶段的实际情况以及家庭债务违约危机。拉沃和斯坦瑞秋对六个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经济增长与企业资产杠杆率间明显的稳定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企业出现利润增长速度超过资本支出的所谓“投资—利润关系”悖论,留存利润主要用于发放股息和股份回购、现金囤积而非生产投资,债务主要用于避税等金融目的,企业超过家庭成为发达国家最大的私人储蓄来源。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净债务/资本存量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90年代初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到2008年持续下降,不但净债务消失,还成为其他部门的净债权人。这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企业未必承担额外债务从而陷入财务脆弱性状况,实证不支持明斯基的假设,而是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与现实积累的分析。企业利润稳定并“过度储蓄”与持续的金融化、频繁的金融危机,表面上契合了金融不稳定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结果的结论,但在忽视生产、片面关注金融的情况下,这一笼统的结论妨碍了明斯基及其支持者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即便该框架被拓展到家庭、银行、政府和开放经济,仍限于从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和金融引导增长来解释金融危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停滞与金融化早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金融化不过是对生产停滞的修复,是共生现象而非现实经济正常运行的结果,即便金融危机结束也难以扭转衰退趋势。因此,长期停滞所反映的矛盾绝非金融层面,明斯基并没有澄清金融危机与这种长期停滞的关系。

  明斯基主张“大政府”(赤字支出)帮助企业恢复利润,防止经济萧条,以“大银行”(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向金融机构注资保护,防止金融崩溃。这种政策干预在凯恩斯主义/民族经济/工业增长/福特制下或许有短期效果,长期则引发“滞胀”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后福特制/金融资本主义下,没有对工人阶级产生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涓滴效应”,反而促进了企业和金融机构损失和风险的社会化,社会利益的私有化,助长了金融投机,金融脆弱性的固有倾向更趋强化。这一矛盾被称为“明斯基悖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财政赤字与公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力度都远高于凯恩斯主义时期,非但没能控制金融不稳定性,还强化了停滞—金融化困局。明斯基把危机片面归结于金融,开出的药方自然是治标不治本,尽管这更符合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由于回避了阶级分析,明斯基不能揭示新自由主义人为强化停滞来抑制物价和工资,通过社会保障私有化将家庭收入注入资本市场,从而使货币政策在通货紧缩形势下选择性地支持资产价格泡沫的动机,不懂得停滞与资产价格膨胀是金融化积累的需要。尽管明斯基反对“有效市场假设”,但视“创造性毁灭”为金融创新机制,政府干预只会加剧不稳定,因而更倾向于政府干预和放松金融管制的政策组合。这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银行家们所主张的放纵金融泡沫、待泡沫破灭后对问题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善后的“杰克逊霍尔共识”毫无本质区别,完全站在了金融资本立场上。对凯恩斯主义而言,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制度改良的一部分,是挽救资本主义。马克思不是资本主义改良派,他更关注资本主义的废除。因此,像贝洛菲奥这样的左翼经济学家,主张通过融合明斯基和马克思来揭示“劳动对金融的实际从属”则显得颇为荒诞。

停滞常态与金融危机倾向的结构性根源

  大衰退还原了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现实根源,但争议依然存在。这主要是由于危机发生在利润率上升期,一些人相信危机源自金融而非实体部门。西方媒体对杠杆率上升的“明斯基时刻”的关注也远大于停滞的现实经济。一些左翼学者虽然承认生产停滞,但认为是金融化挤占了产业利润和生产投资所致。在利润日益来自金融渠道而非生产领域的幻觉下,他们认为危机和生产无关,生产过剩危机不再适用。但是,利润率的疲软性恢复并不能作为否认危机现实根源的依据,且必须透视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正如马克思用“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的借喻一样,这些结构性因素是我们所熟悉的。

  金融化作为资本积累和营利性的修复手段,使西方国家的危机主要以金融形式爆发。由于生产停滞常态化,金融化的修复一是依靠金融自由化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信贷和虚拟资本扩张,实质是强化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主导角色,包括股东价值导向的公司治理,以资产回报率和股票行市作为企业和行业经营效率的标准,鼓励企业裁员、减薪、外包、并购、股份回购,而非扩大研发和生产投资。企业像金融机构一样从事金融投机而非专注生产活动。二是将一切公共资产、资源和服务私有化的“剥夺式积累”,以公共财政收入的私有化及其资本化来放大金融市场。例如,通过公私合伙制,公共基础设施转化为能给私人资本带来收入流的金融资产,并使公共预算更加依赖向私人部门举债。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将家庭收入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刺激信贷扩张和资产泡沫。这些措施本质上都是将劳动收入转化为资本利润特别是金融利润,来提高资本营利性。这又体现在金融部门利润比重上升,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以及公共债务的刚性增加。这些部分地解释了新自由主义的“投资—利润悖论”。但是,金融化修复不可持续,必然以金融危机形式崩溃。一是由于就业不稳定和工资停滞,家庭不堪负债,社会保障私有化提高了基本生活成本,金融资本对劳动收入的剥夺难以持续,必然引发家庭债务违约、去杠杆引起的资产泡沫破灭的金融危机;二是政府不断增加赤字和公债来帮助企业恢复利润,或抵消私人部门去杠杆的影响,或不断地将公共资产私有化来增大金融资产泡沫,最终都会引发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危机;三是金融化使职能资本利润的分割更有利于食利资本,从而推动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这又会引起马克思所揭示的产业资本家转向货币资本家,会加剧生产和投机资本过剩,进一步降低一般利润率和利息率的悖论。这是当前西方国家在超低利率下,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公司热衷于囤积现金而不愿从事生产投资的原因。

  资本全球化作为积累和营利性危机的空间修复手段,强化了西方国家的衰退趋势。垄断资本日益通过输出过剩资本和产能来克服营利性危机,本土利润率的下降更加依赖海外高利润率来弥补。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占比从1950年的5%增至2008年的35%,海外留存利润占比从1950年的2%一度增至2000年的113%。日本企业的海外利润比重从1997年的23.4%增至2008年的52.5%。由于避税等因素,西方国家的官方统计普遍低估了本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水平。产业资本的全球化日益采取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跨国公司凭借对技术标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垄断,离岸生产外包的控制,逐步剥离了直接生产过程和生产投入,资本结构趋于虚拟化。资本形式和价值主要体现在技术专利、商标品牌等无形资本,以及股票证券等虚拟资本的虚拟价值上,并由此获得了空间流动和领域投入的自由,强化了跨国公司全球资源、市场、管制、劳动等方面的套利优势。在没有增加生产投资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营利性得以提高,并通过利息/利润/外汇储备从外围国家回流到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支撑其金融化。因此,生产停滞绝非单纯的金融化挤压,或剩余价值在职能资本和生息资本之间的零和分配,这不能解释投资—利润悖论,以及“利润产生于金融渠道”的金融化幻觉。对流动性和增殖性的追求使得产业资本主动寻求资本结构的虚拟化,从而“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这也表明,生产积累对产业资本乃至金融资本主义并非不重要了。相反,中心资本主义积累的金融化和营利性的提高,更加依赖其跨国公司对外围生产更大规模的控制和价值提取。正是对高营利性的追求,资本结构的虚拟化,外包引起的生产功能剥离,加速了西方国家产业体系的连带流失效应,净投资率的持续下降,出现“技术进步与低生产力悖论”,加剧西方产业空洞化和生产停滞趋势。

  资本全球化也强化了外围国家的生产过剩和金融危机倾向。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特征是中心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以及跨国资本生产积累的外围化。这种积累体制在推动中心步入去工业化和停滞常态陷阱的同时,也将世界工业生产的重心和生产过剩压力转向广大外围世界,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或纳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分工的新兴与发展中国家。这种外资依附出口工业化的片面性在于:跨国资本将外围的关键制造业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隔绝对外围民族工业产业链的前后联系与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新“二元经济”,即先进和支配性的外资出口工业,以及相对落后、停滞和去工业化的外围民族经济。通过强制外围全面开放,执行完全市场化的产业政策,以订单价格天花板和工厂迁移威胁来压制工资成本,外资享受着外围“人口红利”优势,使其不能转化为外围民族工业的比较优势,但在外围产生了GDP增长、产业升级、技术密集出口和贸易顺差增加等统计幻觉。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对落后国家的双重作用:一是加速后者旧的传统生产方式的解体并将其纳入紧密的世界经济联系当中;二是阻碍落后国家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甚至加以摧毁,集中体现在他对印度和爱尔兰的分析。印度世界领先的棉纺织业被英国摧毁和取代。爱尔兰则在英国的工业打压下变成纯粹的农业国。1830年、1860年、1913年,非资本主义世界制造业产出的世界比重分别从60.5%降到36.6%和7.5%。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产生了同样的结果。由于“早熟去工业化”和缺乏生产投资机会,外围的过剩资本要么流向中心的金融市场或避税天堂,要么涌入外围的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经济日趋杠杆化,出现“从属金融化”现象,并使外围世界面临所谓“明斯基时刻”逼近的风险。这种依附工业化和从属金融化模式,一方面使外围国家的产能对世界市场的波动高度敏感,在全球经济停滞背景下面临持续的产能过剩压力,不能自主地执行民族产业发展规划和扩大内需;另一方面,随着外围的金融开放和跨国资本对外围金融部门的控制,以及利息/利润/外汇储备从外围向中心的回流超过中心对外围的净资本流入,外围国家将面临增长停滞、国际收支失衡、财政困难和主权债务危机,其金融市场更容易遭遇资本逃逸、国际游资冲击并爆发金融危机。这正是拉美、亚洲和东欧一些国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真实经历。

马克思与明斯基危机理论的兼容性问题

  马克思和明斯基的危机理论是否兼容互补,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这里既有构建超越不同经济学派的折中主义危机理论的期望,也有质疑和批判。马克思和明斯基的兼容性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兼容性问题。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反对“萨伊定律”,都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一交集产生了一批试图融合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西方左翼学者和学派,形成了反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霸权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多元主义联盟。但这不能否认两大学派在方法论、理论体系和阶级立场上无法调和的分歧。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凯恩斯主义相信政府干预使危机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解决,把矛盾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由此决定了二者的兼容仅限于反对新自由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本身,决定了马克思和明斯基危机理论兼容的极限。马克思主义是包容、开放、批判和发展的理论,坚持自身原则和目标的批判性兼容,虽不反对在资本主义现行制度下支持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进步理论和政策,但也指出了改良主义的局限性。

  马克思和明斯基的危机理论存在一致性的一面,都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内生的,都有货币的内生性与非中性的思想。尽管整合马克思的现实分析与明斯基的金融分析,是凯恩斯主义对抗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提高自身理论解释力的需要,但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同样重要。明斯基对现代资本主义金融详细而全面的分析,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金融分析,深化对资本主义金融化及其矛盾的认识,对抑制金融风险和防范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者整合的真正困难不在于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现实分析不排斥金融危机,能够揭示危机的现实根源及其金融形式的发展趋势,能够兼容明斯基的分析。明斯基的理论是片面的,完全集中在金融领域,排除了实体经济,其超级均衡框架使实体经济不能成为不稳定或危机的根源。整合的障碍也不是技术上的优势互补和求同存异,即便是激进的后凯恩斯主义也拒绝更系统的资本主义批判。明斯基回避了雇佣劳动剥削和阶级矛盾、国家的阶级性质,实质是将问题归结于金融而非资本主义本身,落入凯恩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国家拜物教和资本辩护的陷阱,导致明斯基基于华尔街银行家、马克思站在劳动者立场的分野。此外,虽然二者都接受货币的内生性和非中性,但有着不同的利润决定分析。马克思的货币与信用理论强调货币资本与现实积累的联系,揭示了生产停滞下信贷扩张不会增加生产投资,只是劳动占有权的虚拟资本的积累。明斯基的“双重价格体系”将产出价格与金融资产价格相互独立化,割裂了二者的内在联系,模糊了利润来源,屏蔽了劳资关系。折中主义整合的一些做法也并非马克思主义所期望的,譬如片面强调兼容,无视根本分歧,像结合哥特式建筑和古典建筑一样,将明斯基和马克思等同起来;或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等理论贡献,并视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分析为“缺陷”,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范畴来替代,而不考虑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任何基础,甚至与之相矛盾的情形;或是简单地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和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等理论元素拼凑在一起,而不考虑其内在逻辑的一致。

  参考文献:

  [1]赵磊、李节:《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2]〔美〕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W.迈克切斯尼:《结构凯恩斯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解释的局限性》,王静、许建康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3]〔英〕迈克尔·罗伯茨:《从全球大衰退到长期萧条》,宋阳旨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2期。

  [4]袁辉:《货币资本积累与现代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

  [5]崔学东:《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演变及其危机》,《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6期。

  [6]王璐、杨阳:《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与诠释:马克思和明斯基》,《海派经济学》2012年第2期。

  [7]〔英〕玛丽亚·N.伊万诺娃:《马克思、明斯基与大衰退》,张雪琴译,《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4年第2卷。

  [8]徐则荣、张一飞:《马克思与明斯基经济危机理论比较研究》,《经济纵横》2014年第8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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