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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阳:人的全面发展与分工的消灭——“消灭分工”理论再理解

葛浩阳 · 2018-10-28 · 来源:《改革与战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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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语境中的“消灭分工”并不是要笼统地消灭分工的具体形式,而是指消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自愿的分工”,其实现途径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现实地来看,由于时代差异和技术变革所导致的“丰裕社会”的到来,当代无产阶级的革命诉求似乎远不及19世纪的强烈,在这一新的实践基础上,重新认识并发展“消灭分工”的理论及其实现途径,对我们探索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途径无疑会有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此文作者葛浩阳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该文发表在《改革与战略》2016年第2期。

  一、引 言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自身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支撑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分工的消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这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P537)因此,辨析马克思对“消灭分工”的理解逻辑,对认识和探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本文试图从马克思提出“消灭分工”这一概念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出发,在考察其具体内涵和实现途径的基础上,也对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实践的演变做出相关的评价。

  《形态》中的“消灭分工”理论是马克思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基础。而对马克思的“消灭分工”理论,向来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些不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形态》中所说的“消灭分工”?二,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消灭分工的具体途径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形态》这一文本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此文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形态》这部著作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共同撰写而成,因此,在考察其中的分工理论时,结合马克思同一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等著作中的对分工的阐述,将会有助于我们对其形成一个更为整全的理解。事实上,如果将同期著作结合起来解读,我们会看到,马克思认为分工、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割裂地看待:“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P166)“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P536)

  而异化劳动导致了“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P157)的现实,因此,马克思提出“消灭分工”的根本旨归,也就是要消除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异化劳动,进而让“劳动”这种能体现人自身独特性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真正成为“劳动者”自觉自主的实践活动,而不是成为一种压迫劳动者自身发展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

  当然,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在阐述“消灭分工”的具体途径时也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正如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所说:“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1](P701)因此,在《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在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时提出了“消灭分工”的诉求和途径,但在对这一途径的科学认知上,还未达到其后期写作《资本论》时的深度和水平。而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也构成了我们对《形态》中“消灭分工”理论做进一步反思的基础。

  二、消灭分工:何种意义上的分工?

  (一)分工的不同类型

  对《形态》语境中“消灭分工”的理解,不能从字面“顾名思义”。马克思并未笼统地谈论分工,而是对不同的分工进行了区分。

  杨慧玲、张伟(2011)认为,“马克思对分工的分析,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的分工形态。他是第一个对分工进行分类研究的人。”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对分工的类型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区别了“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与工厂内部分工”。“马克思将产生于生理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称之为自然分工。”“与自然分工比较,马克思把以商品交换为前提条件和推动力的分工细分为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2](P15)

  对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徐国民(2010)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社会分工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说,社会分工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贯穿于人类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之中,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从狭义上来说,社会分工是‘真实的分工’,即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分工’的对象,它使人终生固定在特殊的狭窄的活动范围内,不断地支配着人,使人片面而又畸形发展,它是异化劳动的存在形式。”[3](P9)

  可以看出,对分工的不同类型马克思进行了区分,这是普遍认可的事实,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地谈论“消灭分工”的具体含义。当然,对分工类型的普遍理解,是将其区分为自然分工、社会分工与工厂内部的分工,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还提到另一种与自然分工相对立的分工:自愿分工,而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对现实中非自愿的分工进行了批判,并预言这种分工必将会被消灭的历史趋势。

  (二)消灭分工——何种分工以及为何消灭?

  《形态》首先阐述了自然分工的起源。“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1](P534)

  然后,又揭示了这种分工所产生的结果以及对劳动者所造成的影响。“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P535)“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P537)

  进而,马克思对自然分工这种分工形式进行了批判,同时,也提出了其持肯定态度的分工形式——自愿分工。“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者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P537)

  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分工”,并非指消灭“分工”这种具体的生产技术形式——这种形式在任何社会都会必然地存在,即,某个人从事某一项具体内容的工作,因此,这种分工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分工是否应该被消灭,在马克思看来主要取决于这种分工是否出于“自愿”,同样地,劳动是否应该被消灭,也取决于这种劳动是否是一种主体自觉自主地改造客体的能动性活动。

  我们认为,马克思在《形态》中对非自愿分工的批判,和同期的《44年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众所周知,在《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做了细致的阐述并推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第一,异化劳动使劳动者同劳动产品之间相异化;第二,异化劳动使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第三,异化劳动使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异化劳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而这种异化劳动,却正是“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P156-157)

  而工人在这种异化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1](P159-160)

  可见,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分工”并非是要笼统地消灭分工的具体形式,而是指消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自愿的分工”,同样,“消灭劳动”也并非是要笼统地消灭具体形式的劳动,而是指消灭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下的“异化劳动”。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的“消灭分工”理论,就其整个理论体系而言,与其对人类社会的理想愿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对此,林岗(1985)指出,“所谓消灭分工,并不是要消灭不同物质生产过程的专业划分,例如纺织业和汽车制造业。”[4](P9)刘军、解战原(2006)也提出,“马克思所讲的分工概念本身包含着使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合理化的‘技术性分工’和‘人的分化’两重涵义。所谓消灭分工应该是消灭‘人的分化’,而‘技术性分工’应该被发扬。”[5](P45)“马克思主要谈的要消灭的是分工产生人与人对立的关系,就是‘人的分化’,归根结底就是改变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的状况。”[5](P48)

  而郝孚逸(2006)则认为,“消灭分工”的真实含义,是要消灭“社会分工中那些人的职业分贵贱、人的地位分高低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尊卑等不良现象和观念。”“这是基于全面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类解放而提出的一种理想目标。”[6](P72)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的消灭途径

  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消灭分工要经历三个步骤: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第二,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真正的共同体——即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共同体的建立。

  首先,消灭分工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高度发展”,一方面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最后,“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而“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1](P538-539)

  其次,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消灭分工的必要前提,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会必然地导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这一现实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一般来说,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相同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因此,这必然地造成了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1](P567)

  最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马克思首先从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方面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他的一切东西。”[1](P581)

  接着,马克思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虚假的共同体,因为在这些所谓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而这种冒充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P571)

  然后,马克思对真正的共同体做了描绘:“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1](P573)

  那么,这种“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其真实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共同体而共同体,或者说,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马克思在阐述完“无产者联合占有的共同体”之后,在《形态》第一卷将近结尾处笔锋回转,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1](P582)

  我们认为,结合《44年手稿》来看,马克思从考察现实中的异化劳动出发,得出了分工、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三者是共生共存关系的深刻洞见,进而在《形态》中得出了生产力高度发展导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进而必然地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真正共同体”的建立(消灭非自愿分工)的结论。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之后其实又重新回到的逻辑的起点,即:这种经过革命最终建立的“真正共同体”,其根本旨归是要消除现实中制约人发展、限制人的异化劳动,进而是“劳动向自主活动转化”,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其逻辑图如图一所示:

  四、《形态》时期马克思视域局限性的历史反思

  不同于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家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马克思为现实中受异化劳动支配的人找到了解放自身的现实路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形态》中所展现的唯物史观的境界,已经远远超越了在精神领域凌空蹈虚的青年黑格尔派。然而,这并不是说,此一时期的马克思对“消灭分工”的具体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局限。结合马克思后期的理论著作以及现实中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形态》时期的马克思至少在两方面上仍存在时代的局限。

  第一,《形态》时期的马克思虽然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对资本主义运作机理的认识上,尚未达到后期《资本论》时期的深度。这一局限明显地表现在马克思对分工的看法上,在《形态》中,马克思虽然也区别了自然分工、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分工,并且预言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将日益贫困同时广泛联合起来的趋势,但针对其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这一生产力层面,而并未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剥削的发生这一层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要是对分工所造成的“异化劳动”这一现实进行了批判,而并未从分工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中对工人所带来的价值剥削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正如韩蒙(2014)指出,写作《形态》的时候,“马克思并未觉察到分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性质,即特殊的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所具有的不同于社会分工的剥削性质,从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无法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科学地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7](P48)

  而对分工更为科学和全面的认识,马克思只有到了后期才正式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带来的剥削的剩余价值的创造,给出了详尽、科学的阐述,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形式,“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第二,历史地来看,《形态》时期的马克思对当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及因此而造就的无产阶级运动抱有一种有局限性的乐观。

  林岗(1985)指出:“应当承认,传统机器工业的发展实践已经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传统机器生产中分工也失去了存在必要的论断。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消灭分工的全部思想的基础。”[4](P8)而张乐、刘溪(2014)则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有些夸大社会分化且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整合,即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有机体的观念。”[8](P44)他们进而认为,造成这种结果这并不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知识上的盲目,而是因为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他们并不是不重视社会协作和整合,而是在当时的状况下为了针锋相对地反对资产阶级,鼓舞被压迫的群众,必须有鲜明的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当时统治阶级的理论特色。”[8](P44)

  而我们认为,马克思在《形态》时期的局限性更多地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时代的原因。众所周知,在自由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其弊端越来越明显,两极分化、阶级对立、非人道的劳工制度、贫困、失业以及周期性的全面危机等越来越明显,这种现象在恩格斯于同一时期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展现得尤为清晰生动。而无产阶级的不断觉醒,有组织的罢工、抗议,革命浪潮的风起云涌......都是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陆不断上演着的活生生的现实,马克思对现实中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思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事实上,在40年代后期所著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更是以积极的态度亲自投身于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以达到其目的。

  而如果站在今天的时代回看,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迅速地灭亡,也没有被联合起来的无产者所推翻,反而在每次的危机中经过了新一阶段的调整之后,成功地延续了下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限度,或者说,对资本主义能够不断微调自身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这种结果,写作《形态》时期的马克思并未能完全地预料到——当然,这只不过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历史所造成的局限,在对资本主义的病理诊断和历史演变上,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洞察力依然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范围。

  其次,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变革的原因。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对工人阶级自身的生活状况同样造成了未预料到的影响。大工业的不断发展导致无产阶级日益贫困的现实,并未作为一种持续性的现象普遍地发生,而其中的一个原因可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马克思着重阐述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工人的剥削状况和相对失业所造成的影响,却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同样改变了工人阶级自身的生活状况和思维意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使得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创造出了一个物质高度发展的“丰裕社会”。在丰裕的社会里,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更多地被现实中舒适的物质生活本身所消磨,作为整个阶级联合起来的运动,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温和改良愿望逐渐代替了激进的革命诉求。

  因此,如果循着马克思“分工→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壮大→阶级联合及革命→共产主义的建立→消灭分工、消灭异化劳动”的逻辑线路,我们会看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并不仅仅在积极方面导致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和革命诉求,它也在消极方面导致了一个未被预料到的现实结果:无产阶级的革命诉求被日益丰裕的物质现实所消磨。而这一历史状况,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消灭分工”理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理论语境中的“消灭分工”并不是要笼统地消灭分工的具体形式,而是指消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自愿的分工”,其实现途径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现实地来看,由于时代差异和技术变革所导致的“丰裕社会”的到来,当代无产阶级的革命诉求似乎远不及19世纪的强烈,在这一新的实践基础上,重新认识并发展“消灭分工”的理论及其实现途径,对我们探索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途径无疑会有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杨慧玲,张伟.马克思分工理论体系研究[J].经济学家,2011(10)

  [3]徐国民.马克思“消灭分工”论断的内涵解读[J].求实,2010(5)

  [4]林岗.分工的消灭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科学假设[J].哲学研究,1985(10)

  [5]刘军,解战原.马克思分工概念的两重涵义[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2)

  [6]郝孚逸.弄清马克思“消灭分工”一说的真实含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6(12)

  [7]韩蒙.《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概念的历史局限性[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4(1)

  [8]张乐,刘溪.《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工理论及其局限[J].中共郑州市党委党校学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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