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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多重规定与研究意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许光伟 · 2018-10-30 ·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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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科学”来掌握,和与之相反的将经济科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掌握可能完全不是一码事!社会主义事业让《资本论》重新盛传,历史铭记《资本论》的功绩,切实强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感召力,使之变成经济学人的“澄明的行动”,或许是应有之义。为此,学人需要共同努力,须认识到,“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样任重而道远!

政治经济学批判多重规定与研究意蕴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许光伟*

〔在工作意蕴上,此文为《保卫<资本论>》修订版(2017)的一个学科方法论向度的意义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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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这是作者原稿)

  摘要:新时代条件下,《资本论》防止“庸俗化”的出路是建立历史向度的阅读行动,确立“经济学的文化自信”。然则在整全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内涵可归纳为知识逻辑的“四象”——“历史实践批判”、“社会总体批判”、“内在理论批判”以及“全面认识批判”。它们作为“批判工具”和“实体发展”之统一,目标是完成改变世界与理解世界意蕴的“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在这种高度上,可以说《资本论》提供了“真正的认识论”。表明:作为“澄明之行动”,本真意义的方法规定锁定于“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研究”(历史、科学、文化的统一),而批判作为“行动之根本”(规定)则有机统一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批判作为“思维”和“行动”,解决了中国人“事物合一”的认知问题;在阅读和理论建设上,它进一步要求从“知识的逻辑”转向“行动的逻辑”。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辩证法;学科;思维;方法论

一、引言

  《资本论》问世已逾150年,按常理说,我们应该对它的文本是越发明了的,但事实恰好相反。这自然是同研究者、布道者的“消费马克思主义”工作倾向性有关,但横亘在东西方间的文化差异、治学理念的对立或不同以及方法论的差异性(行动本位与知识本位的“对峙”),多少反映问题之所在。 尤其对中国人的阅读来说,不应过多寻求所谓和《资本论》的“思维差异”,认为自己“不得其法”原因在于《资本论》很难读懂:不仅是内容艰深,而且文法和句式特别是叙述方式,也让人(普通读者)很不习惯!但如果说到思维方式,相较而言,西方恰好是偏重了线性导向的思维发展路径,而中国人则偏重辩证思维导向的路数。据之,背后尤其反映了一种严重不同的理论认知观。

  新时代需要洗练的研究作风和清新的语言风格,然则,必须杜绝思维神秘主义。关切上述,可以说恰恰是落实“中国人的阅读资格”乃至“中国人的研究资格”,以正确的对待方式看待经典作品的继承发展,从中明确“读什么”、“用什么”以及“怎样读”、“怎样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据之看来,寻求思维和语言的“逻辑的无缝对接”仍旧在于对《资本论》进行深度的发掘,以期最终贯通“两个原创”——中华原创和《资本论》原创。然则,是需要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学科方法的规定,同时,是具有开放性内涵的学科工作规范。为什么中国人(尤其现在的青年学子)会感觉《资本论》越来越读不懂?在于不能正确运用好这种工作规范,往往相反地,陷入“逻辑自洽”的封闭型理解模式的追求。由于“研究”和“叙述”的工作统一关系普遍遭到割裂,致使人们既不能阅读《资本论》,也不能正确运用《资本论》,不了解研究对象从何而来,也就不能从历史的高度把握“批判”,看待世界物质的客观发展,不能把批判规定溶解在中国式“事理学”学科规定中。《资本论》建立了“物的科学”批判与“事的科学”批判的伟大统一,这就可能从过程规定上理解“历史对象”,从中崛起“科学高峰”,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和《资本论》四卷总结构在工作上实际就是历史向度的“科学取象”的关系。它对中国经济学的感召是,必须从洞悉经典文本逻辑的“何以炼成”切入历史,从“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研究与建设的同步性出发,追索统一学科的历史逻辑,以工作融入来建立对“中华科学”的创造性理解,以期获得“阅读性难题”的最终解决。

二、发生学路径的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起点规定解析

  黑格尔通过“逻辑学”把思维带向神秘。而以中国人观点看,起点规定即“太极”(始源的运动规定)。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线索考察商品社会,然则在工作内容上,《资本论》批判可判定为“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以及“全面地(认识)批判”,而统领以“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批判”构成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从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总起点”规定。其中,“历史地批判”指示客观行动,“辩证地批判”指示方法的规定。由此奠基大写字母“批判科学”之方法论。它描绘了“实践态”的辩证法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劳动二重性,将《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确定为三者的合一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据此可判定为“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之规定合成。并且可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规定性本义。[1]

  这样看来,和通俗阅读作品仍旧不同,《资本论》直接面对的不是事实现象,乃是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整理出来的立在事实背后的“真”“假”逻辑;从而也就与通常所说的教科书不同,所提供的不是直接应用的概念知识,而是“历史知识”。即依照发生学路径,《资本论》通过对“历史逻辑”的何以炼成的研究,把日常语言、专门性的学术用语融为一炉,创造性地控制住了讲坛话语的“解释学模式”,阻挡其全方位扩展的步伐。这需要方法论工作的巧妙介入。它不限于“对象是什么”的盘查,而是要深层探寻与认识把握“对象如何来和为什么”问题。同时在此处,亦需要拷问“什么是通俗”的问题。

  通俗,并非是将“对象”简单化,而旨在把“背后的东西”说出来,深层揭示对象何以成为对象(规定)。简言之,简约、通俗乃强调避免把握“死的对象”,要将对象建立为“活的对象规定”。以此察之,实现此项任务的关键之点就在于确立“正确的工作本位”以及妥当建立“发生学的诠释”,所谓简单之背后必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和行动真理之义。然则,纯逻辑起点说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工作依存的规定,又以寻求“科学的开端”为认识起点,因而把握的是“一般的抽象”思维形式。它受启发于这一认知:“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2]第二版序言10亦是说,“哲学的任务只在于使人类自古以来所相信于思维的性质,能得到显明的自觉而已”,“所以思维即在于揭示出对象的真理。”[2]78籍此思辨性认知活动,黑格尔成功解构了“历史”,赋予“绝对的抽象(规定)”以崇高之理论地位。所谓:“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通意义的反思……在这种方式下,思辨哲学的理念自将固执在抽象的定义里。(且)人们总以为一个定义必然是自身明白的、固定的,并且是只有根据它的前提才可以规定和证明的。”但是,“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2] 第二版序言7-8借助“辩证法工具”,黑格尔同样解构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替换以“纯粹存在批判”的工作路径,因为,“康德与黑格尔毕竟不同:后者实际致力于使抽象上升到具体,前者仅仅试图从抽象推出具体”,——以至于,“如果说黑格尔的理性是纯存在的规定,康德的理性则是纯知识的规定。”[3]45于是,黑格尔这样阐述存在论之于知识论的研究替换性:“纯粹存在构成开端,因为它既是纯粹的思想,也是单纯直接的东西,而最初的开端不可能是什么经过中介的和进一步得到规定的。”简言之,“绝对的东西是纯粹存在。”[4]33

  如果直接从研究对象出发寻求“科学的开端”,而不是相反地,坚持从对学科对象的工作搜寻出发,就容易形成“纯建构”路径,或作为“建构至上”之理论建构主义,此所谓“逻辑起点——体系构筑”说。它忽略了批判的起点、发展的起点、历史的起点与逻辑的起点的统一性。就工作实质而言,“优点是凸显了批判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不足之处则在于‘逻辑本体论’的预设性,而削弱了理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无论其强调‘历史第一位相应逻辑第二位’(通常在研究过程环节),或反过来的‘逻辑第一位相应历史第二位’(通常在叙述过程环节)都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唯物主义内涵的估计不足。”[5]一言以蔽之,起点的总体逻辑特征被严重忽略了。这一想法似乎可作为支持逻辑起点演绎说的思想根据。然则,“一般说来,逻辑必然性就在于事物的存在即是它的概念这一性质里。只有逻辑的必然性才是合理的东西,才是有机整体的节奏;它是内容的知识,正如内容是概念和本质一样,——换句话说,只有它才是思辨的东西。——具体形象在使自己运动的同时使自己变成为单纯的规定性;从而把自己提高为逻辑的形式,并存在于它自己的本质性之中,形态的实际存在仅仅就是这个运动,并且直接就是逻辑的实际存在。因此,根本不需要给具体的内容外加上一个形式主义;具体内容本身就是向形式主义的过渡,不过这里,形式主义不再是那种外在的形式主义了,因为形式就是具体内容自身所本有的形成过程。”[6]38-39

  一般而言,正是由于把《资本论》实体内容认定为“抽象上升到具体”,满足了上述“逻辑必然性”。这种哲学玄思丧失了对康德路径的研究解构性,也就不能确认:“马克思工作的全部意义并不能归结为对康德进行颠倒(使不可知的物自体变成可知的物自体)和对黑格尔进行颠倒(使思辨的运动变成现实的运动),而在于抛弃理性或理念预设,走彻底的实践批判之路。”[3]45要之,是认识到:“对康德而言,认识的根据根本取决于在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这样,认识对象就会被有效限定在认识条件所选定的范围内,认识什么、不认识什么全由认识者决定。”[3]23黑格尔解构康德之处是“存在置换知识”,马克思的进一步工作是——“事实上,‘抽象存在’是黑格尔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流’的产物,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抽象存在’,实现了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无情地批判和彻底地终结。”[7]同样从总体上看,这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工作解构”,由此,马克思果断终结了康德尚未走完的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知识构筑之旅”。因为,“固执于理论科学话语,康德势必产生理想的知识论工作诉求,而摒弃存在与认识统一,其结果势必根本丢掉真实的存在者(规定)。”[4]33马克思解构黑格尔的理论目的是“回归历史”,完结《资本论》实践态的工作批判,由此产生开篇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8]47

  其意味着马克思将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活动:这里决不是什么范畴的“演绎法”,相反导引向决定范畴的历史材料的研究,所以,《资本论》首章确定的是关键性历史的“若干工作条目”;它们分别代表着对黑格尔《逻辑学》及《精神现象学》的“解构”,据此引出商品的“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以及与拜物教活动有关的“精神现象学批判”议题。[9]这是批判性生产逻辑知识的基础。这样以“商品”为批判起点,杜绝了逻辑或叙述形式优先的做法,把对于“历史支架”的工作寻求相应提到首位。商品——资本,商品仅作为研究资本的“历史路标”规定性看待,而决不是以商品诠释资本,则构成“内在批判性”。鉴于此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学科方法的特殊规定在于:实现了 “历史实践的批判”(和“历史发生学”工作逻辑对应)、“社会总体的批判”(和“系统发生学”工作逻辑对应)、“内在理论的批判”(和“现象发生学”工作逻辑对应)以及 “全面认识的批判”,亦即实施了“全方位地认识批判”(和“认识发生学”工作逻辑对应),等等。[3]

  简短小结:实践态的批判规定将商品作为“商品批判”看待,谋划商品生产的历史类型研究。从而可以说:如果“把简单商品生产看作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个生命有机体是从其他生命有机体发展而来的,否认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低级的社会形态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进化发展,这就错了。”“这是潜在地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立起来,割裂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联系。”[7]同时,又只有将上述二者视为同属于相同类型历史有机体之“社会生产规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会得到圆满的诠释。这委实是批判工作之需,总领该种规定的又恰恰是“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藉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确立为以“批判”为工作领衔的学科方法运用体系以及以“发生学”为工作展开的逻辑知识生产体系,总之,这是一开放型的历史构筑体系。“藉此,资本的‘多维’面相得以呈现出来。”“资本的逻辑(规定性)”从中突显出来,资本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的“绝对精神”,它试图“预设和安排着世间的一切”,“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着世界”,而又“可以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资本论》即是一部资本批判的著作。”并且,“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由资本逻辑在管控的社会”,“由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则是对资本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而非字面所示的对资本的批判。”[10]

三、历史实践批判——“拜物教批判”工作指向性及现有研究不足

  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规定之成功瓦解“商品逻辑起点说”,在于对实践批判工作路线的坚持,从中升华出“历史地批判”规定——对象、研究对象及其知识逻辑。这样,“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必须被视为和历史科学契合的“思维科学”规定,作为“总体思维”,是使各种思维的具体形式相互融合,达到统一,它所直接针对的即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它通过把商品界定为“历史性存在”,即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暂时范畴,揭示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历史秘密和认识秘密。

  政治经济学批判关注“关系中的人”,犹如中国史家之向来以史为表现“道”的一种工具。以实践着的商品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种工作规定,目的是形成“以历史为开端”的能动的理论研究体系。这是为了走出纯粹的哲学批判的工作域。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这么写道:“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因此,“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必然的不彻底性,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当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怯懦地和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11]219-221以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马克思一再提及这种工作原则,并最终溶汇于1857-1858年以研究探索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由于这些研究工作的奠基,马克思得以在1859年公开出版他的第一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名的理论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大纲》(伟大的启航)实际是对于《资本论》的一个正式的初写,是工作一开始进行时的那种尝试。在这一时候,把握材料之间的联系是主要的(两重对象结构的耦合),赋予材料生命是次要的。”[3]314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在一开始就要注意,论货币的章节被马克思编号为II。论述价值的第一章看起来是在先的。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论述价值的第一章就变成了关于商品的一章,这样就为《资本论》的材料的系统化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商品的章节,我们必须去问:这种缺席对于马克思的研究过程是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然而,“这种进路在《大纲》中是典型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突出了在任何范畴基础上的首要实践对立。”“因为在这种处理材料的方式下,有如此多的阶级仇恨。货币有一种益处:能立即呈现蕴涵在价值概念中的社会关系的可怕面孔;它立刻显示了价值在剥削过程中的功能:可以用来交换,并在此基础上价值可以作为指令,由此而形成一种组织。”[12]42-43

  马克思1857年制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五篇结构计划”篇目显然没有为“拜物教批判”预留专门的栏目。同样,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的六册巨著计划亦未做类似安排或打算。这样说来,《资本论》乃是一巨型的“资本条目”,而又以同样巨型的“商品条目”为基础,实现了逻辑批判意义的“史通”。盖言“资本论”,以商品批判资本也,复求商品批判之历史规定,于是得到“商品-资本批判”的全体理论。可见,《资本论》首章整个的商品论述以一个独立形态的“工作条目”出现,它把“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涵括其中,而工作超越了对于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批判。这解决了《资本论》研究对象“从何而来”的问题。即“从逻辑上看,研究对象的结构就是‘历史对象+社会对象’。因此,《导言》前两节可谓是完成了‘研究对象’的确立,第三节是运用这个成果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和认识生产,在此基础上提出和研究对象契合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13]但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乃“叙述方法”实指也,从而属于那种“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的工作规定,即从高度上完成“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14]123整体看,这是1857年《导言》后,马克思兼顾“以叙述为主”经济学建构之动机所在。以一个工作图式说明:

  I  对象(或研究内容)——学科规定——学科方法

  II  研究对象——科学规定——工作逻辑(或叙述形式)

  序列I、序列II的工作整体表明了“研究方法的诞生”,而叙述方法仅仅和序列II有关。这锁定了拜物教工作批判的指向性:突破资产阶级具体思维形式,寻求“总体思维”的批判形式。犹如马克思这样的告诫:“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8]93很显然,“拜物教批判”是对劳动二重性规定的直接呼应和工作加强,换言之,它防止了一种论调:“认为劳动二重性是对于拜物教的指认,而非批判,——在批判方面,劳动二重性实际什么也没做。”[3]92说到底,它杜绝了这种讲法:“马克思的上述说法,实际上想说明的是,劳动二重性理论对于理解他之前的经济学、尤其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与错误的重要性。而说到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建构,劳动的二重性学说就完全不够用了。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意义的‘尽头’,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了。”于是乎,竟然认为:“对于劳动的二重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事实上已经接触和运用到了,只是还不太明确和自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提出,是‘沿着古典经济学的思考路径想’,是一种‘接着讲’。”[15]但是,劳动二重性一旦不作为“批判”规定,作为“科学规定”的总体思维形式无论如何也就建立不起来,归根结底,以上错误认识是根本忽略“历史地批判”的工作在先性,其试图玩弄“二重性知识(理论)体系”,但“将‘起点规定’封装于封闭历史知识体系,玩弄逻辑起点这一认识推理,满足思想史上的有价值性演绎,结果,将二重性学说主观认识化,贬为单纯叙述逻辑——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其想要导引拜物教批判认识,却混同了社会存在上两种不同的批判: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本真化批判的精神,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原则和工作要求相抵触。”[3]569

  拜物教批判满足于“假象”的揭露,但真正意义的对社会现实的呈现在于认识到:“《资本论》的核心逻辑是对资本逻辑的再现,而不是拜物教批判或物象化批判。资本逻辑是《资本论》的‘主’逻辑,而物象化是《资本论》的‘副’逻辑。”亦即是说,“资本逻辑是根源,而物象化是资本逻辑的效应:正是在资本逻辑从本质到表象转化生成的基础上,才发生了从本质到‘物象’的颠倒表现关系。”[16]说明主观批判始终隶属于客观批判的规定。其实,这种工作要点若是结合到《资本论》第四卷的写作,就显得非常清楚:“从工作形式上看,认识发生学II(作为‘逻辑的认识发生学’)好像是认识发生学I(作为‘历史的认识发生学’)的认识回归。这也决定了对资本形式的系统性批判以对价值形式的系统性批判为前提,而对它们的认识批判则以历史批判本身为奠基,这样得以全面展开拜物教工作批判。所以,商品章不是从内容上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货币章、资本章进行直接对应的,而在于着眼全局,是有关于全书四卷的根本性统一的一个特殊总论。”归根结底,“如前所论,这锁定马克思势必写作独立完整的《商品》的动机。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以及以拜物教批判为核心内容的精神现象学工作批判,它们系统一体,并且被处理为客观批判逻辑、主观批判逻辑之工作统一。”[3]495

四、社会总体批判——基于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关系域

  实践批判揭示了“原创思维”和“历史思维”,它揭示了总体思维的“同一性”,继之的总体批判则要揭示“系统思维”、“批判思维”——它的构造以及“总体思维”的本身。表明:“批判”之作为学科方法,需要发生学工作逻辑作为具体化或实践路径。如上所论,历史实践批判和发生学联系的逻辑中介就是历史实践活动本身,——在这里,实践必须视为“活的历史(规定)”。相应,“总体地批判”和发生学联系的工作逻辑中介可视为“社会系统”之规定。这样,虽则劳动二重性——这个规定本质上是将“对象”转化为“研究对象”——同时涉及到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但最终锁定的是“商品——资本批判”工作体系,从而建立了“内部客体批判”。

  《资本论》是关于客体批判的深层历史构境,由此奠基“批判科学”的大写字母的方法论。“总体地批判”继之“实践地批判”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种规定。在这“社会总体”批判的工作阶段和路径上,其着眼于“物的权力”路径。盖因“马克思以‘资本’为历史发展规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规定的标题主旨,寓意在于强调对‘物性科学’进行批判,由此释放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动力。”并且,“其实,这是‘客体批判’的学科定位问题。”[17]这就决定必须局限于劳动二重性的工作范围内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问题,从而,它的语义在《资本论》中被狭义化、被限定于“资本”总标题,但同时“历史和总体”始终是标题结构的基本意义。这又表明:“政治经济学遵循‘广义→狭义→总体’生长运动规律,遂遵循一致化的学科方法。然则,批判是对发展的诠释。”[18]

  于是,可先来看客体批判工作体系。《资本论》以对“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分析作为开端,盖寻求资本社会系统的学科基础,盖因“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19]79因此,它直接对应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并规定了那里的“总体范畴”。虽则,就本质而言,“《资本论》就是一部以资本为本体的著作。”[20]即是说,“《资本论》揭示出资本是一个结构化的形式体系,主体或者是资本的人格化,或者是资本增殖的工具。相比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资本才是真正的主体,或者说是绝对客体,这是与劳动本体论完全不同的哲学构架。”[21]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19]80盖因“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这个过程表现为一种社会-历史的过程,当无产阶级在它的阶级意识中达到了这一阶段,并因而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时,上述过程也就达到了顶点……这样,在逻辑上,异化便最终与对象性合为一体。因此,当同一的主体-客体扬弃异化时,它也必须同时扬弃对象性。”[19]18-19即是说,“将总体设定为批判的对象,又设定为批判的主体,这是确保批判科学和全面的必要环节。”同样,“在追求批判全面性的同时,要把批判的具体对象、过程和样态都纳入总体之中。在批判的进路中,具体对象是‘现实的概念复制品’,要求在具体的总体中认识和再现现实,决然不能从社会现实外去进行批判,否则将失去批判的方向。在批判的进路中,现实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将现实确证为一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方能确保批判应有的力度。尤为重要的是,强调总体地批判,并非要将世界的多姿多彩消融于无差别的同一性之中,而是相反——同一性以总体性为前提,各环节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之中。”[22]一言以蔽之,必须确证这一点:“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但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只有在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才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相反,“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和一切修正主义的方法论思想,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因此,“如果说理论作为对总体的认识,为克服这些矛盾、为扬弃它们指明道路,那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因为这些趋势注定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来真正扬弃社会现实中的这些矛盾。”[19]59-60因此,恩格斯强调:“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14]421

  作为“历史路标”,产品和商品规定性的不同是区分两种经济形态的特质性规定。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商品或总商品资本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决定资本流通(或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范畴”;这迫使“商品-资本批判”既作为“历史支架”,亦同样作为“认识支架”的规定性,实现了“研究扣于历史”和“叙述扣于逻辑”的工作统一。由此,我们需要分析产品和商品的社会构造规范。从批判规定的角度看,产品的构造成分是“物质”(物质产品)和“身份”(社会产品),商品的构造成分是“物质”(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与前者对应的显然是“身份统治”历史世界,与后者对应的显然是“财产统治”历史世界。统一二者的则是“生产物”,或曰“社会生成物”(规定)。故此,产品和商品毋宁称作是“生成规定”,它们的区别仅仅是生成状况不同,两者的对立集中于“身份关系”(社会产品本身)和“财产关系”(社会总产品的生产规定)之社会关系的分野。这样看来,“以‘发展=批判’的语义项来了解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研究体系,必然涉及对‘主体侧的生产力’与‘客体侧的生产力’的表达”,以突出客观批判属性,例如,“对于主体侧的活动性质,以‘主体身份’命名,则更能把握其发展上的特质性。”因为,“劳动者作为身份主体主导物质生产活动,身份规定中同时包含了劳动关系;亦即,对劳动者而言,劳动本身并不分裂,他们把自己的物质个性放在自己的社会劳动过程中,只是身份的分裂运动(一方面作为‘物质身份’、一方面作为特定类型的‘社会身份’),使之感到自己主体地位的卑微。”[18]

  归根结底,在产品构造与商品构造并存的社会系统中,需要深层把握劳动规定的贯通性。贯通者,以通变求互系也。拿劳动为例,就是因为“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导致:“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23]22所以,商品生产劳动之“二重性”非劳动固有属性,乃贯通之变也。换言之,劳动二重性之“通变”,是作为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获得“互系性规定”的内在根据,由此,使二者合成为社会统一之规定:商品。即必须明确:二重性规定说到底是用来说明研究对象工作逻辑的,核心是说明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之工作链条。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确实能够通过对唯物史观的建设性的认识元素的把握,建立总体历史和理论范畴的统一。“这是有特别意蕴的。但同时要考虑到客体批判的总体历史任务没有变,主体批判仍然工作服从于客体批判,生产力体系从批判角度看仍然服从于‘财产生产关系’,特别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一句话,由于生产关系仍然整体处于‘必然性’之中,主体就不能够得到彻底解放,由生产力焕发出来的客体力量就仍然不能由主体自由地掌握。”[17]

五、内在理论批判——对学科规定的深层发掘

  实践的、批判的历史,同时是总体的、系统的建构过程,这是对“本质到现象”内在批判行动的最好诠释。从学科思维角度看,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过指的是价值形式体系的“发展思维”和“具体思维”,亦说明“第三种规定”乃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工作批判形态。然则,就《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实际内容而论,它集中于“真”“假”逻辑之辨析,以澄明合乎本质的现象规定。所谓:“很明显,《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理论工具意义上的批判,而是理论本质意义上的批判,即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本质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政治经济学以批判作为自己得以可能的根本规定而体现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这表明批判已经成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政治经济学与批判是内在结合的,如果失去了批判,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24]这里依旧秉持社会客观批判路径,因而和发生学工作逻辑发生“联系”的中介是“从本质到现象”的社会行动逻辑。在《资本论》理论部分的创作中,第一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盖因它奠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方法”,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工作方法和“资本”的论题牢牢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以研究为主的经济学”;相比之下,第二卷具有主题研究上的依附性,而从方法论路径上看,它又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系统性展开。这就决定了继承它们的工作规定的第三卷必然集中于“以叙述为主的经济学”的集中表述,以致恩格斯惊呼:“(第二卷)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而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14]461“因此,德国‘学术界’对这卷新书目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只是由于对后果的正常的恐惧,他们才不敢对它进行公开的批评,因此,官方的经济学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可是,第三卷会迫使他们开口的。”[14]465

  这里,恩格斯顺便也比较了理论部分最后两卷的不同特点,即一者“理论阐述得精辟高深”,一者“令资产阶级保持恐惧”。后者之不同或超出于前者之处在于超然纯熟地运用了“四段论法”(《资本论》法文版称之为“价值形式”的事物发展的一般理路)。所谓:年有春夏秋冬,事有甲乙丙丁。(1)“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价值是对生产结构予以定制的社会存在规定,体现时间意义的资本运动形式,生产价格是对分配结构予以定制的社会存在规定,体现货币意义的资本分配形式。生产价格最终实现了价值实体和货币实体的统一。”[3]417——在这里,“渐渐清楚的是,两个问题已经重叠了:时间的显现和历史的显现这两个问题重叠了。”[25]198可见,“生产价格当然不是纯粹的价值实体,作为货币实体,它是价值代码。并且,它仅仅代表与价值统治的分治,使资本统治分割在两种统治形态上。社会生产统治只能依靠价值进行,社会生活统治则依靠了生产价格。相应,货币由直接实体形式跃升为真正含义的社会实体形态。所以毫无疑问,生产价格是直接建立在货币上的,它以纸币本位制度为依托,内在地要求毁灭自己的货币制度母体——金本位制。”[3]418-419(2)“就产业和资本历史相遇这一点而言,如果坚持资本职能由产业活动设定,不如干脆言明是产业活动本身肯定了这种职能。这是职能的自我设定。同样,职能的自我设定运动也就意味着,产业活动本身对流通领域内经济实现活动的进一步肯定。”[3]422亦即,“一般利润率规律也必须理解成资本主义工厂立法活动的扩展秩序,即社会立法过程,它调节着个别资本运动。”[3]424(3)生成了:“第一个所有权设定行动:所有权为整体上的职能活动即自为的设定活动所设定,从而仍然是积极规定的社会设定活动。信用活动的结果是得到利息,垄断活动的结果是得到经营租金,它们从不同方向上协力完成这个过程。”[3]427(4)“继之的‘第二个行动’:经营权垄断的法则为所有权垄断的法则所替换,活动展开在部门间和全社会内部。任务是:完成抽象统治的具体化构型,实现财产权=分配权的生活过程拟制。”[3]430从而,“根据以上的概括,虚拟资本的出发点不是实体生产,即不是自我积累的发展——实体资本积聚……虚拟资本是因应总体需要——作为一个发展整体和作为名符其实的总资本的需要,而产生出的社会运作要求。出发点是虚拟生产的需要。它直接从资本集中出发,使得资本集中具有了虚拟态的工作形式。”[3]442

  这根本是实践议题。“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编纂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即头一次使它‘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26]2(1)“第一形态是简单或个别的形式,是利润率的成长形态或生产价格作为价值转化形态的伊始。”[3]548(2)“第二形态是总和的或和特殊的资本成长形式,以产业资本(生成)为基础。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替换了历史上的简单再生产类型:这意味着,‘生产=分配’(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一条件固然保存着,但在实现上乃是通过社会。”[3]549(3)“第三成长形态(职能资本的生活的形态或一般形式)以货币实体的社会生成为基础。生活领域中,非资本主义规定的市场价值完全转化为资本主义规定的生产价格形式。意味着,严格意义的生产价格形式始终是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分配条件;竞争不局限在部门内部,而提升在部门之间进行,一般意义的生产条件竞争或垄断为产业结构(形成和不断变迁)范畴的资本竞争所撤换。意味着:生产各自进行,分配由社会施行;从一般利润率中生出平均利润率的行动,同时是‘生产=分配’对‘生产≠分配’这一社会分配设施条件的转换过程。毫无疑问,这是资本主义生活的形成,也是仿象(规定)的正式形成。”[3]552-553(4)由此,“显明了一种发展序列:经济形态的特定财产关系的生成→以经济关系为内容的财产关系的生成→商品社会的一般财产关系的生成→一般财产关系的工作转化形式。”总之,“这是一般利润率从而平均利润率以特殊方式而存在,也就取得了特殊的实现形式的经济规定。然则,生产价格具有虚拟(运动)形式意味着什么呢?平均利润率也要被虚拟!从中产生社会虚拟利润率(虚拟利润除以虚拟资本)。秘密在于对剩余价值的社会性拟制。”[3]554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在分析上的直接出发点即是研究对象的本身,从而需要整体动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学科类型,重新完成对“总商品”和“总剩余价值”规定的叙述。——这是一种“再研究”,盖因现象学批判,既是历史批判、实践批判,亦是社会系统批判,按本性而言,就需要实施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的规定的联合。例如说,资产阶级在统治手段上拥有三项仿真技术:“第一,是仿真货币;与虚拟经济关联的货币并非真实流通领域所需货币,与此相适应,虚拟资本亦非拥有真实货币实体,毋宁说是拥有了仿真的货币实体。这些货币,或因对仿真工作技术的依赖而获得社会分配权。第二,是仿真使用价值;由虚拟资本对应的经济物品或产品,并不需要劳动这样的使用价值进行规定涵容或加以造饰。支持这种神秘虚拟的力量的最终根据,在于该种物品在使用价值上的特殊的可虚拟性,从而使之具备虚拟性。第三,是仿真价值;严格来说,虚拟资本的商品并不具有实在的价值,它仅仅代表一种收益权,与实际的生产无关。但是,由于它对财产形式整体进行拟制,使之能够与资本的货币实体连通,具备了表面上的货币增殖性。这样一来,它是普遍的一种财产——资本财产。在虚拟制度下,一切财产(形式)皆可拟制,无论使用状态抑或直接消费状态,成就了一种神话:凡财产,皆资财(资本财)。”[3]442-443由此衍生资本主义现象学的工作逻辑的现实复杂性,对此,既需要从历史多路径上剖析“资本主义分配”,亦需要充分说明“资本主义虚拟”之广泛性学科来源。例如需要讲明使用价值类型对“消费社会”景观的形成具有直接性支撑作用的学科根据,等等。

  基于上述路径,资本主义内在批判的理路应确定为“由学科到科学”之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据此成为“学科方法”(批判学科方法)和特殊批判工作逻辑的一个规定的合成,这使其得以贯穿研究活动之全过程。然而某种意义上,“这个第三册的内容”确实预示了“科学的开端”,即它不能是对统一体的一般的考察,——犹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考察,相反地,其要揭示和说明的是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尤其资本运动总体和外表上表现出来的收入分配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按照所有制结构决定宏观经济运动的原理,这里的直接起点就是“剩余价值”,并且,它是“叙述起点”——作为认识形式的资本范畴。从而此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通常所说的批判学科规定,即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进行的批判。由此看来,《资本论》确实颠倒了原初的研究计划顺序,即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放到了理论阐述的结束部分,——但这样做的好处是,它说明了科学的辩证叙述的工作原则:“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23]43

六、全面认识批判——基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关系域

  如此,我们可以建立关于“历史世界”的思维知识,统一“研究方法”(思维)和“叙述方法”(思维)。然则,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资本论》二版跋必须被视为理解上的“制高点”,从方法论的缘起看,初步的成果完结在1850年以后马克思所撰写的一系列手稿中。但是,“真正前提是1857-1858年手稿。从1844年手稿到1857-1858年手稿,始点和归宿点各自均是庞大写作群,同时是孕育哲学-经济学批判的文献(发展)结构,密织出主观批判的总规定。”据此可以认为:“学科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的基础是从唯物主义即肯定存在的客观性,到辩证唯物主义即肯定存在者(一切东西都是长出来的),到历史唯物主义即肯定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和生成性(社会也是长出来的)的发展,学科方法则是历史的实践的批判方法工作性质,即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因而从根本上说,“它打破了哲学-经济学认识互译,将方法论带入实践议程,锁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质性的原生地。”[3]458

  虽则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之间的工作关系能够大体说清楚“研究”与“叙述”的情况,然而,马克思总结性的论述却是在二版跋中完成的。盖因接续“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批判”的《资本论》第四卷,即执行“全面认识批判”的研究文本虽大体完成了,但是,“关于阶级理论科学,马克思恰当地留下工作沉默。”[3]507“三重批判”合璧为社会客观批判工作体系,彻底改造了资产阶级狭义经济学,这预示着全方位地进行认识批判的工作开端。仅仅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的工作领衔即对应着研究与叙述之“无缝对接”。它预示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作为“哲学的真精神”,一切都须经受批判![22]“第四重批判”统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第三、第四种规定,可以说是将现象批判和认识批判合而为一;所指示者亦决非“抽象的思想”,而是思想之前提批判,或者说,是关于思想本身的全面批判。并且,这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显然将意味着“资产阶级批判”类型工作的结束。唯有秉持此批判学科之认识论,方能贯彻列宁所说:作为“同一个东西”的“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它们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

  然则,在社会客观批判向社会主观批判工作过渡的地方,马克思确实保持了工作沉默。“马克思沉默”来源于两种原因:一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理论沉默,毕竟,从主观批判角度看,《资本论》是“批判他人”、“回应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直接产物,对于资产阶级尚未为或未能为之“事”,其保持了适当的工作沉默;二是历史之“沉默”使然,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研究以及撰写记录大量的“历史学笔记”,即是明证,又说明马克思对于“既成的范畴”怀有一种叙述上的谨慎性。“总之,马克思认为,由于历史方法的客观性,历史沉默是科学本身所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是范畴生产这一特殊工作的内在逻辑。”[3]564要之,是认识到:“批判既嵌入正面论述之中,又有一定独立性的存在。”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应当被狭隘化为关于“既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种体系批判。马克思实质是认为:“批判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它要反映客观对象历史进程中的阶段上升,即比较发展的阶段对比较不发展的阶段的取代”,故此,“它既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运动、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深刻的批判,也反映资本运动的自我批判,是全面的、全新的批判”。[27]

  根据以上阐述,《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以后,马克思没有急于总结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方法的诸规定”——如没有及时给出“资产阶级认识批判”(相反地认为这在最后一册是很容易做出的),而只限于写出《资本论》的一版序言(1867)和二版跋文(1873)。上述两个革命性文件均是为解决“方法论难题”而设,且用“倒叙的方式”(实则是作为了“解答难题”的顺序)分别说明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以及“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定)”。

  马克思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尤其采用了特殊的方式,可概述为:旨在通过提出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命题,间接说明“我的辩证方法”的工作规定性。这不仅是由于人们对方法进行了严重的误解(尤其严重误解“研究”和“叙述”的工作关系),是对误解本身的一种彻底澄清和扭转的努力,还出于以下考虑:资产阶级学者对“叙述形式”(即作为具体思维形式的“叙述方法”)的过度渲染与推崇,据此可能导致思维“派系主义”。盖因“研究-叙述的内容和形式的工作统合关系一经割裂,《资本论》即面临严重‘知识论问题’,要经历各种‘逻辑学考验’。”[3]130盖因研究方法乃是“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规定性之结合与统一。由此,从批判方面锁定了实践化的工作路径:从对象到研究对象、从学科到科学,以及相应地从“研究”到“叙述”,——而这基本就是二版跋内容所反映出来的题旨,所谓的“思想史的比较研究”实则是包含在马克思关于“方法论标准”的论断当中的。

  要之,马克思实际上是把《资本论》第二版跋文作为“方法论作品”来写的。要点有三:(1)通过宣告资产阶级方法论的破产,彻底宣告“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之破产;(2)强调研究在规定上包含着叙述,因而全部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承认研究方法本身,而在于是否承认研究对于叙述方法和叙述形式的工作领导性;(3)叙述方法之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从“形式的发展”角度说的,本质上是“呈现认识范畴”。一言以蔽之,叙述必须含于研究之中,而不能倒过来,叙述方法仅仅是狭义的“工作逻辑形式”,从而直接依从于研究对象的规定,这时候有所谓“概念即对象”的亦实证、亦批判的辩证讲述。而从研究方法的立场出发来规定叙述方法,不外乎是强调“论从史出”,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史论结合”、“寓论于史”、“以论带史”、“夹叙夹议”等等工作方法的相辅相成。[28]大象无形的逻辑意在统一“历史”和“行动”,形成对“理论范畴生产”的发生学意义的能动性思考。归根结底,以研究为基础和工作内容的“叙述”本质上是要求各种具体思维形式均具有“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并工作服从于“总体思维形式”,据此达成以改变世界为理想和工作意蕴的“历史批判”和“辩证批判”。

七、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性给予中国的工作启示

  正确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目的是有效防止对待《资本论》的一种庸俗化的读、用态度。有人认为,阅读是一种“文化事件”。其实,阅读行动亦必然是“科学事件”。近世社会以降,西方自然科学连同马克思主义一起,作为“文明之舶来”来到我华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西工作关系的深化,更为迫切需要立足发展实践寻求与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根”规定。然则,这种“中国感召”给予的启示是,必须将文化特性与思维方式的认知上升到世界历史格局的高度来把握(如中国人以“历史观”为世界观、以“行动观”为方法论,而成独具一格的“天下主义”),重新梳理中华“物的规定”和“事的规定”,在行动科学中建立对历史、科学、文化三者统一的自觉性,超越抽象关系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辩证法共舞”。

  寻找学科,在于深入历史,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议题:按照行动观,《资本论》的副标题构成了对“资本”主题的内在限制,使经济学和历史联系起来,并进入批判的规定域;所谓批判,由此指的是发展之全部意义。这是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统一性,是以“批判”深层揭示与把握发展之历史和现实规定性。从而借助于“批判学科规定”的研究内置,马克思得以完成“伟大的定格”,从具有民族工作内涵的历史学科发展中整理和升华出“逻辑科学”,其克服了科学主义及结构主义等一切形式主义的认知科学的弊端,以“灵动的方式”展示了对历史-思维-语言工作体式的整体把握。从学科建设路径上看,这凸显了“总体意义的发展(规定)”。它引发我们对“科学意义的史书”和“史书意义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品形态的双重思考。因而是迫使中国全体经济工作者认识到:“以此审视《资本论》的‘中国之用’,则借鉴意义完全聚焦于‘副标题’之上,亦即在于体现中华经济形态史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结合,以促成研究上的‘中华资本论’向‘原创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29]

  说到底,中华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于“行动”,在于“主体批判”,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马克思沉默”所带来的认知空白,并且弥补其不足性。它要求以“行动一般”重建“知识一般”,而带来“中华逻辑”的时代巨变,犹如“四个自信”统一方法论所展示出来的那种状态。这是由“知行合一”重新进入“中国天人合一”的思考境界,这是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再融合的行动境界,换言之,也是《资本论》透过“史书研究品格”对中国辩证法产生诱致性作用之所在。由此观之,其目的委实在于凸显“对象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继承的思维遗产乃是《资本论》中蕴含的强大的研究工作规定。然则,《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究竟是什么呢?对中国人而言,一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定,一者是发生学工作逻辑,一者是以劳动二重性为核心内容的商品经济思维形式。三者差不多就是中国人能理解的由西方“舶来”有价值之“经济辩证法”的全部涵义。然而,不限于此!我们所要更加关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客观工作方式及其与总体思维形式的契合。进一步而言,需要寻找和中华经济形态社会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这就要求我们对“契合”本身进行研究,把握其内在的、总体的理论与方法形态。然则,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事”,形成批判行动规定,生成批判学科的诸种形态、发展阶段和工作形式,就如前文列举的“实践批判”、“总体批判”(系统批判)、“内在批判”(理论体系批判)以及“全方位地认识批判”等等,它们由于能够作为总体思维的构成形式,也就可以作为独立的批判工具。

  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规范”,在于寻找“中华历史行动”。历史处在无始无终的过程中,它作为一不可逆之运动发展过程,其间充满“事的规定”。这种事理学使得范畴成为历史性的理论存在,作为知识形式和概念形式的自我扬弃意义的统一规定。要以彻底的行动的“历史实证主义”对待各门历史学科,实现认识的“再出发”。然则,我们必须同时坚持从“中华原创”出发,把辩证法的对象同时视为“事的规定”,予以解剖;立足中国实践,以实践态的研究方法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劳动二重性”三者的工作统一,而能够不断揭示出马克思关于“两个区分”(如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对象和研究对象、学科和科学以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等等)的系列意义。说到底,这种“历史二重性”必须同时作为“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看待。在此构境下,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一般意义的学科方法上升为“工作状态的方法论”。这是一种特殊意蕴之工作规定,因此,必须基于广泛的意义予以理解。实际上,它的规定就是“研究方法”,——学科方法是研究方法的最硬的“工作内核”。据此搜寻研究的“学科基础”,而能寻求到最为有力的支撑,实现自然、社会、思维过程之统一。并且此这一工作路线图所指示者,恰恰是辩证法“实践态”的实现,它面向中华,“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而一旦丢开真实的历史,运动,辩证,现象逻辑,都会杂乱无章又自我建制,演绎自话自说的“无主体逻辑学”。

  故此,“中华科学”任重道远!因此在对待“历史认识”上,对我中华而言,“书写历史,要在显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工作逻辑。”并且唯有认识到:“历史和总体是《资本论》标题的总规定”,“由此,也才可能使副标题定位于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的联合。”[3]678这就是《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并着力展开中西对话意蕴“学术保卫”之工作意蕴。但同时,应当很坦诚地说,目前我国在对待“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工具形式上存有诸多的工作误区。表现在:(1)将其不是作为方法,乃至作为学科方法以及方法论的实践性规定,而仅仅作为理论认识意义的“批判工具”;(2)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的学科批判工作规定,仍然没有摆脱形式逻辑的束缚,或以理论为优先作为对批判的定义或认识规定性;(3)相应地,不能认识到“方法论规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学科汇集的意义,同时由于不能坚持把批判作为“事”和行动的规定来把握,就丧失了对科学的彻底理解,等等。客观而论,这些理解与运用上的“失误”或“偏差”导致人们无法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机理,而那些满足“叙述”、轻视“研究”的人,可以说恰好就是试图忘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这说明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科学”来掌握,和与之相反的将经济科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掌握可能完全不是一码事!社会主义事业让《资本论》重新盛传,历史铭记《资本论》的功绩,切实强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感召力,使之变成经济学人的“澄明的行动”,或许是应有之义。为此,学人需要共同努力,须认识到,“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样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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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15YJA790073)。

  作者简介:许光伟(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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