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意识形态是一种象征性国家力量形态，包含着深刻的国家战略利益，是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与存在方式。不同国家的性质是由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定义的。现代国家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行为。意识形态安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由不同国家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与政策构成的国家力量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两大意识形态体系，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要制度性杠杆。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种新意识形态，正在演变发展为一种 “新冷战”趋势。中美经贸关系处于这种“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核心位置。
关键词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冷战;主动权
作 者 胡惠林，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二级教授(上海 200030)。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本次推送为本文上半部分。
据2018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7月21日报道，美国中情局东亚任务中心副助理主任迈克尔·科林斯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言时称：中国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冷战”，目标是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超级大国。科林斯说：“按照定义它就是一场冷战。一个利用一切权力手段，包括合法和非法的、政府和私人的、经济和军事的，在不诉诸冲突的情况下削弱竞争对手相对于你自己的地位。”这是针对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战”而发表的一个具有声明性质的演说。“柯林斯的发言与其他与会美国官员的观点一致，它们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因此，这一声明性演讲实际上揭示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新冷战”本质。它标志着中美两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来到了一个拐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重构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因此，不必讳言这是一场“新冷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略界和国安界应该有一种敢于应战的战略坦然和从容。《环球时报》也大可不必谈“冷战”色变，仿佛一谈“冷战”或一提“新冷战”，地球就会被炸平一样。而是应该对“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这一新命题展开研究，回答全球化危机时代的挑战性安全战略问题。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一个国家文化政治安全的新议题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关系，也是最核心的国家安全关系。国家安全之间的战略冲突与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一关系的对抗性程度决定的。深入研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及其变动在当今世界国际安全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科学决策与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然而，在长期的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中，虽然，意识形态安全始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与研究论域，但是，却始终没有提出和缺乏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议题与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妨碍了我们对国家安全战略关系变动形势、发展走向和演变趋势的判断与决策，影响和妨碍了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形势的观察、分析、判断与决策。尤其给中美以及中欧乃至整个中国与西方国家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处理和国家安全关系的处理，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意想不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困境、冲突与误判。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西方理论的长期主导，使得中国的战略界不敢如西方战略界那样直面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博弈问题，主动设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议题，以致面对美国战略界抛出“锐实力”理论，对中国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攻击和敲诈时，中国的战略学界竟然没有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予以针锋相对的真理性学术辩驳。2018年7月6日，美国政府悍然发动了对华征收高额关税，中美两国开始了针对性的“贸易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不平衡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建构的。毫无疑问，在这一事关国家安全整体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中国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上：中国是应战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体系中，如何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这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重要的战略性命题，事关中国整体战略利益与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实现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指形成于二战以后，冷战期间以国家间意识形态差异所构成的、以各自确保自身意识形态安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意识形态安全状态和体系。冷战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不仅延续了冷战时期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间二元对立的安全关系，而且还形成了极端恐怖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以及它们与上述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多种和多重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交织叠加、错综复杂，互以对方依存和转移，构成了当今世界极为惊心动魄的国家安全形势和情势。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贸易战，实际上是一种以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为依托，以强权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为基础，以霸凌主义、政治讹诈和经济胁迫为特征，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新冷战”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植根于“欧洲的文明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所形成的西方文明优越感，是一种意识形态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形成于工业革命精神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殖民文化对世界的霸权。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尽管一战和二战实际上给予这种意识形态优越感以毁灭性的打击——纳粹德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这种优越感，但是，这种基于文明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丧失，相反，在美国的扶持下，这种优越感——美国式的优越感——在二战后又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尤其是在冷战中，不仅恢复，而且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上得到了美国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助推与扩张。由于美国本身就是欧洲文化和欧洲意识形态在北美的殖民主义扩张与延伸的产物，是延伸了的“欧洲”，因此，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以跨大西洋为轴心的、以西方整个制度体系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东方是它的意识形态安全对象。因此，这个体系的建构就是防范非西方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对它的挑战。这是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核心。
冷战是英美占主导的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在世界的扩张而发生的。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是对冷战发生的历史性的注释。这个核心在苏联解体之后并没有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而解散，相反，由于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终结”性胜利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强化到任何可能超越西方意识形态体系的国家发展道路创新尝试，都是他们所反对的，都会遭遇到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的跨大西洋意识形态体系的遏制、阻挠与打压。文明之间的本来差异，一旦遭遇到制度和意识形态——非西方主义的时候，单一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由于文明间差异的介入，而演变为双重属性的国家安全威胁与挑战。不仅阿拉伯国家不行，中国也不行。用亨廷顿的话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文明意识形态的、非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因此，不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关系行为中怎样基于规则地参与国际事务，发展自己的国家，在跨大西洋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看来，都是威胁。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对阿拉伯国家实行“颜色革命”以及中亚国家的“天鹅绒革命”，都是这种基于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及其思维的结果。由此而构成了西方与非西方两大文明体系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进入21世纪后的全球安全关系基本上是由这一组基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立的。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是起源于欧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产物，结果却都在实践中失败了。社会主义没有成为欧洲国家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反，却成为远在东方的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这一现实场景，无论如何构成了以跨大西洋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欧洲优越感的现实落差。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美之间国家安全关系的战略矛盾，常常会遭遇到整个跨大西洋西方国家的“群殴”的“意识形态原因”。这也是欧盟主体缺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因为，一个强大的欧洲，不愿意同时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这种“欧洲式的担心”与冷战的“零和思维”没有关系，但却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欧洲优越感”有关系。当文明的冲突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冲突两相融合的时候，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现实地构成了中美两个大国在贸易战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原则。其中既包含着深刻的基于文明的意识形态冲突，同时更加突出了基于政党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冲突。
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双重属性。它既属于政治范畴，政治意识形态是它的核心意义。在国家安全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概念时，主要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而往往具有强烈的对抗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属于文化范畴，文化意识形态是它的内容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具有广泛性和非对抗性特征。这种双重特征结构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复杂性：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和非政治的。二者之间不仅交织在一起，而且互为表现方式。这就使得在处理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时候，常常陷于“意识形态安全陷阱”，误入“意识形态安全困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在政治上会随着一个国家执政主体的变动而发生巨大的变动，属于外交范畴，而在文化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则具有长期的潜隐性和稳定性，并不会随着政权更迭而同步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如何区分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以及不同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是中国及国际社会在全球化转型进程中国家安全政策、战略与体系建设的新挑战。
冷战结束后，中美、中西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全球化进程中，当今世界体系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中国处在国家意识形态体系深刻转型与再建构的过程之中，相对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体系能够接受的“民主化国家”，始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根本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与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之间构成了体系性的战略矛盾和意识形态战略冲突。这一体系性安全战略矛盾，构成了中美、中西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通过结构性改变而能实现的系统性效果。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市场化的意识形态改造以实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改造中国的目的，是美国及西方国家集团的一项根本战略。这个战略并不因这些国家的政党轮替和政权更迭而改变。它是由中国与跨大西洋国家集团的根本价值主张和和实行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因此，如何处理和建立中美以及中国与整个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政策、战略和国家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义。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着的客观的国际关系：国际文化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但一直以来尚未作为一个重要学术范畴和学术命题得到认真的研究。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就不能不是关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这一全新命题的研究，可以为国家安全行为和国家安全战略寻求与提供基本原理，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持。
二、“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构成性质与特征
“新冷战”是相对于旧冷战而言的一种国际安全战略博弈的新形态，是在旧冷战基础上形成和出现的新型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展现形态与表达方式。旧冷战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冷战，新冷战是扩大了的意识形态冷战。旧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冷战，目的是争夺世界霸权;军备竞赛和阵营对抗是其典型性表现形态。“新冷战”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由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引发的扩大了的意识形态冷战，是强加给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冷战。虽然，“新冷战”尚在形成之中，还仅仅表现为一种趋势，但是，它引起了全球性意识形态的安全关注。这是由中美两个大国特殊的、区别于当年美苏两个大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决定的。
呈现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是全方位的复合型的意识形态冷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民族宗教等。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决定了中美意识形态之间的系统复杂性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系统性。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领域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都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中国面临和遭遇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危害、威胁主要来自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政治意识形态、学术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等。
政治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是来自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体系对中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而建立的意识形态制度的无休止的批评、否定与攻击。这种攻击尤其是通过和借助于互联网，对中国民众和整体性社会舆论心理产生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在港台不断制造“港独”和“台独”事件，都是美国和西方大国直接的通过和借助于所谓民主政制等话题，制造政治意识形态攻击的典型事件。其对内地民众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忽视的蛊惑性。所有这些，在互联网放大之后，其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力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与危害。
学术意识形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延伸扩散，在某种程度上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意识形态。利用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开展“历史虚无主义”战略，利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的缺点和失误，通过所谓史料挖掘和新史料发现等手段，混淆材料性质，颠倒材料秩序，甚至编造历史材料，罗织历史事件，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破坏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英雄烈士的名誉和形象，进而实现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美国和西方大国对中国实施的最极端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这一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核心就是试图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部，动摇和摧毁其合法性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主要集中在学术界，然后通过学术界渗透和影响中国社会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评价。
艺术意识形态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延伸和扩展。它是通过影响和重塑中国艺术创作的美学生态系统，重构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生态。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集中表现“丑陋的中国人”。通过种种夸张变形的现代主义的美学手段，颠覆中国艺术创作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导向，从而通过重塑中国艺术审美价值观，把西方的、对中国人“否思”性审美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给中国人。这是一种对社会意识形态审美生态系统的渗透与破坏，具有“艺术生物入侵”的显著特征。这与中国现代文艺在创建初期对来自西方文艺的主动“拿来”，具有本质的区别。而西方各种不同性质与形式的对中国所谓“先锋艺术家”的资助?艾未未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经济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极高的隐蔽性和蒙蔽性。经济和技术意识形态集中表现为所谓国际秩序、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规则的制度性刚性惩罚，通过制度性刚性惩罚机制，强迫中国在经济、技术领域里实行意识形态让渡，进而通过经济、技术霸权实现对中国实体经济心理干预。当科学技术成为打击战略性竞争对手的武器的时候，任何科学技术就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就都属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范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核心就是“技术冷战”。通过对中国发动“技术冷战”阻滞“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施和实现。
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竞争是激烈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出了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竞争的激烈性，事关究竟由谁来主导世界经济关系与全球化经济进程。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和对中兴通讯的惩罚，都属于这一类型，是一种试图通过阻断中国经济成长、科学技术创新机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强行改变中国发展道路和国家与社会发展制度体制的战略意识形态，阻止中国复兴进程。这一点也已为多名国际政要与西方战略分析家所点破。众所周知，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对中国进行直接的意识形态干预、挑拨，制造意识形态事件和事端，更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惯技。中美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分歧，源于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和“党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分歧的重点。在世贸组织会议上，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公开质疑和否定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揭示了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本质和“战略动机与目的”：那就是试图通过“贸易战”，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管理。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涉及到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性质。而表面上的对华发动贸易战实质上就是一场基于政治目的的经济和技术冷战。这是区别于旧冷战的一个重要特征。
冷战思维是美国的一种国家思维，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之一。由于它赢得了美苏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因此，“冷战”不仅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实现“冷战”的“历史的终结”，相反，“冷战”固化成一种“冷战思维”，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工具，成为美国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无论中国政府怎样呼吁“摒弃冷战思维”而始终没能奏效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美国把“冷战”转化和固化成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把它作为遏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的意识形态战略武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追求的依然是一种你输我赢的以零和关系为本质特征的“冷战思维”。以此思维作为他的国家安全政策与战略的出发点，所形成和制定的美国国家战略无法摆脱“冷战”的路径依赖。但这已经是一种发展了的“新冷战”。这是在一种已经发生了巨大历史变化条件下的冷战。其“历史终结”的形态与方式，同时给中美两个大国提出了挑战和必须给予创造性回答的历史新问题。
鉴于以上简略分析，准确把握和正确认识“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性质与特征，科学处理中美、中西国家间意识形态关系，对于中国和世界意识形态安全理论、政策与战略制定，维护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制度安全，都具有长期的安全战略价值。
每个国家都有两种国家意识形态：基于文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基于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基于文明的意识形态是一切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这个国家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体系。它是在这个国家以及与这个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这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确立主权身份进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世界体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所在，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征。基于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是在现代政党政治制度出现之后，由不同的执政党的政党信仰所形成的价值观、主要是政治价值观体系建构起来的价值观体系，具有鲜明的易变性特征。基于一个文明的意识形态国家，可以因不同执政党的政党政治意识形态，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奉行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建立不同的国家发展的社会道路、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比如俄罗斯，20世纪初因十月革命的成功，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走上了以列宁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又因20世纪末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而解体、恢复和重建，同时放弃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实行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尽管作为一个信奉东正教的民族与国家文明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作为政党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却在20世纪的整整一百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极大地影响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格局及其安全关系。这就为不同文明体系和政党政治体系中的国家处理和重建与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带来全新的挑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为美国重建美国与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而提出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论，并且用“文明的冲突”重新界定“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在这里，东正教文明重新成为基督教文明的意识形态对象。由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留下来的几乎所有战略安全遗产，因此，虽然俄罗斯在政党政治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转而采用了西方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所信仰和奉行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俄罗斯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在美国及西方世界看来，与当年苏联图谋称霸世界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在俄罗斯重新将克里米亚归入自己的版图之后，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冲突就不再是不同的政党政治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是两种基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冲突。普京正是由于将克里米亚重新收入俄罗斯的版图而得到了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俄罗斯民族的拥护。这里面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历史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需要做许多极为深入的研究。而俄罗斯把克里米亚重新收回俄罗斯版图，又恰恰是因为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东扩乌克兰，进而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国家战略安全利益的战略后果。当美国导演下的乌克兰“颜色革命”，推翻了亲苏的乌克兰政府，而扶持亲美的乌克兰政府上台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便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美俄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冲突便发生了。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以及种种保守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一群复杂的意识形态构成。它们具有超国家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又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运动以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甚至可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一种极端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颠覆性。就其对整个世界体系发展的影响而言，是一种否定主义的意识形态。
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由两国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生成发展与构成史决定的，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中，既有中美两国不同的执政党所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也有中美两国民众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来历所形成的民族主义的大众意识形态。就信仰而言，美国是一个以信仰基督教为主体的移民国家，且不分党派、不分阶层。虽然美国也有共产党和其他信仰的政党和社群存在，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是美国精神的核心共有，决定了美国社会共同的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一个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大众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精神和中华立场的核心共有，决定了中国社会共同的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构造体系。正是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构造体系，建构了中美两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性质、文明属性和价值伦理。因此，二者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二战期间，中美两国为了捍卫人类文明安全秩序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合作打击日本法西斯。有着合作共赢的战略基础。然而，冷战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美国奉行对华极端意识形态政策，最终导致了中美两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长期对立与冲突。
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关系，是传统安全关系高于非传统安全关系，而中国与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同样处于高风险区。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遭遇战，具有战略摊牌性质和战略决战的意味。至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是如此。在这场关系两国根本意识形态战略利益的遭遇战中，中美都难以选择主动的战略退却。这关系到两种不同性质的执政集团的存亡，社会制度存废和国家与民族的前途。虽然，今天的俄罗斯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苏联偏见”。美国众议院院长保罗·瑞安就特朗普与普京会见一事明确表示：“必须认识到俄罗斯不是我们的盟友。俄罗斯始终敌视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和理念。”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和美俄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这种安全关系，在“新冷战”趋势下，既是结构性的，同时也是体系性的，并由此而建构了当今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复杂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三、“新冷战”趋势下中国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随着美苏之间的冷战结束，世界冷战格局的转移，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开始了。它是由美国实施的对华意识形态渗透、威胁和危害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主权揭示的。对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与自由主义民主化改造，是美国长期的对华意识形态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美国和西方对华最基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象征性国家力量，自古以来就是“不战而却人之兵”的重要战略战术。意识形态渗透是这一力量形态最主要的实现方式与实现手段。对华意识形态渗透，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改变与破坏和解构中国的意识形态结构，进而改造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是美国基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不因政府更替而改变。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经制定了这样的“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既有传统的宗教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又具有现代的冷战意识形态特征，是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这个过程是在一个长期演变的文明过程中形成的。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的传教行为，带有西方宗教文明的某种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神圣性。那种为宗教文明的传播而牺牲自我和入乡随俗的文明态度，并不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上构成对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威胁与挑战。然而，这一状况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战略性转变而发生了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转型。宗教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被结合在一起。政教合一，即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意识形态合一，成为西方列强处理与建构对华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特征。正是这种合一，使得美国与西方大国与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冲突，不再仅仅是不同执政主体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与冲突，而是基于两大不同文明系统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具有“亨廷顿式文明冲突特征”。由于处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战略主体都有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捍卫自己利益的本能性意识形态需求，因此，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性，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主体不宣扬自己主张和奉行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一旦这种意识形态价值观被社会主体接受，就会形成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力量几乎是每一个执政主体的意识形态安全政策与战略。这一特征，在二战后和冷战后被进一步增强了。“互相妖魔化”成为冷战时期最显著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博弈手段与表现形式。正是这种“互相妖魔化”建构了生活在不同文明体系下人们的意识形态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于是，中美关系、中西关系演变和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历史性建构了中美、中西之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美国及西方大国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社会制度性历史过程，将长期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走向。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国家文化安全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挑战和建设的困难。主流意识形态在不断遭遇国际社会仇华、恶华敌对势力的正面恶意攻击的同时，也还将进一步遭遇各种形式的反华意识形态力量的持续不断的群体性攻击。这种攻击将同时来自政府、媒体、大学研究机构和情报安全部门，对中国各个方面进行不间断的意识形态骚扰与攻击。2017年下半年开始的、由澳大利亚冲在前面对所谓“中国渗透”的舆论与政策攻击，已经非常突出地反映出了一个新特点：“反制意识形态渗透”，即所谓用中国“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集团对华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挑战、新特点。这一新特点新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措手不及，本来的意识形态理直气壮，陡然之间变得气馁起来。这首先表现为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集体性失声。仅有几篇对美国情报部门炮制的“锐实力”报告的反驳，缺乏应有的学术论辩力量。相比较于澳大利亚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群起而攻之，中国学术界似乎没有还手之力。这是不应该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些方面存在的突出的意识形态准备不足和离散倾向。
对中国快速崛起缺乏预判，陡然之间对于中国复兴战略目标的提出缺乏意识形态准备。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偏见，再加上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争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两种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了冷战结束后的失衡。中国实践的成功不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具有世界的榜样力量。经济上的号召力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颠覆性价值破坏力量，不仅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优势发生了东方世界的历史性转移，而且，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优势，也发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又一次历史性再现。源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两个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冲突，便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激烈地发生了。这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外部世界来源。只要中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动摇，那么，这样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就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不以中国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对立的。对中国的“民主化”的“软颠覆”，始终是美国及其西方国家集团的根本价值目标。对此必须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和长期的意识形态安全领域里的安全博弈准备。
2018年4月美国顶级学术期刊《外交事务》发表了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ell)和前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的联名文章《中国清算》，直截了当地提出：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文章从经济、政治、安全、国际秩序四个方面，指出美国想要改变、重塑中国的希望和中国实际的发展现实差距越来越大。基于这种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两位作者建议美国应重新反思和评估对华战略，并建议美国应该把焦点放到自己和盟友的建设上。这几乎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战略界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正是在这种战略看法之下，也才有了特朗普政府一反尼克松以来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一种战略图谋与这种战略图谋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根本性的战略矛盾。一种战略图谋未能实现，或者说离开这种实现遥遥无期的失望，是美国战略界试图进行“中国清算”的意识形态原因。这篇文章的好处，终于把美国战略界多年来的战略规划与战略意图公之于众了。这对我们更加清醒和科学地认识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战略博弈的本质，有着极大的帮助。这也就解释了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者”的原因。标志着中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进入了一个调整与重构的新阶段。隐蔽的渗透与公开的“意识形态讹诈”和“威胁与胁迫”相结合，构成了美国对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新特征，而这恰恰是“新冷战”趋势性发生的重要原因。
当今世界是一个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主导下的世界。美国之所以对改变中国的期望一再落空，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对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缺乏真理性认识。这是两大文明体系和文化体系之间的根本冲突和对立。把中国发展高科技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美国实施对华贸易战的借口，试图通过对中国高科技领域进行打击干预中国国内产业政策，进而实现对中国科技战略的全面阻击和对中国复兴的长期遏制，并借此重建全球经贸体制和秩序。从美国的价值观立场出发，这似乎是一个公平的历史逻辑的程序。问题是：美国为什么没有把对英、法、德等国家的高新技术转让看作是一种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把对中国的高新技术转让看成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代表的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美国战略界心知肚明，中国是不可能对美国发动什么“侵略”的。然而，想象和制造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从而为自己的战略行为提供“正当性”，以使自己得以站在“合法性”道义的高地，这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为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设计和提供的一个新框架。美国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其国内的政治原因之外，对外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宣示。尤其是在冷战之后，中国还是坚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的成功无论如何都证明了世界的发展除了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一条道路之外，也还有可以使自己走上繁荣发展的其他道路。这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一种极为深刻的历史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效用评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中国的立场与态度如何，在美国看来都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唯一正确性”的威胁与破坏。这种威胁不是不同国家之间主权的威胁，而是对某种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威胁”。对这种“威胁”的定义，恰恰源于对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两极对抗”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立场。
作为大国，中国当然不能满足于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复兴的约束性安排，当然不能满足于一个强加于中华民族头上的国际秩序。中国有自己的关于国际秩序的认识。从自己关于国际秩序的认识来争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正当权益，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何错之有。若说要挑战，挑战一个对自己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几乎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意志。把国际秩序分为自由秩序和非自由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非民主性的主观主义。把中国定义为非自由主义国家和非自由主义秩序的建构者，和自由秩序的破坏者，本身就是一种强权主义和基于强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今天的国际秩序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安排，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历史结果。中国参与了这个世界秩序的建设，并为此做出了重大牺牲与贡献。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依据本国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和处理对外关系，这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国试图按照它的目的和想象改变中国，那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的霸权主义错误，与中国无关。用西方的标准、严格意义上说是美国的标准来定义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如果说美国与中国之间事实上已经卷入了一场地缘战略竞争，中国一定是被动的，是由美国的战略霸权主义造成的。其结果将整体性地决定未来几十年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规范和机制。中国要得到与一个发展中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地位和发言权与制序权。这是中国应得的国家权利。
恐怖主义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它以某种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和偏执的价值观挑战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并且不惜以摧毁人类社会和国际规则已经建立起来的文明秩序以实现和达到自己摧毁别人、称霸世界的目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实施以加征关税为特征的“贸易战”就属于这样的“经济恐怖主义”。在这里，美国所要攻击和摧毁的是以WTO为核心框架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制度的全球化，而实现和达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意识形态目标。“让自己再次伟大”对于任何一个曾经伟大过的国家来说，都无可厚非。问题是，在一切问题上和一切方面都要“让自己优先”，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每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处处都要别国让自己“优先”，是否显得过于霸道呢?这显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国家在美国看来没有让美国优先，美国就要对它加征关税，打贸易战，不惜以讹诈相威胁，这难道不是强盗逻辑和恐怖主义行径吗?
以发动对华“贸易战”为形式的“新冷战”，是一次系统的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攻击与敲诈。这是中美两国近70年来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领域里具有战略摊牌意义的一次“贸易战”。从《美国安全战略报告》到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挑破性攻击，直到美国国会通过《2019财年国防预算报告》。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是一场全方位和体系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威胁与挑战。中国曾经深受冷战之害。中国不需要冷战，更不需要“新冷战”，更遑论中国对美发动了“新冷战”。这是恶人先告状，欲盖弥彰。中国唯有以牙还牙，坚定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中国坚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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