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意识形态是一种象征性国家力量形态，包含着深刻的国家战略利益，是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与存在方式。不同国家的性质是由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定义的。现代国家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行为。意识形态安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由不同国家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与政策构成的国家力量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两大意识形态体系，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要制度性杠杆。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种新意识形态，正在演变发展为一种 “新冷战”趋势。中美经贸关系处于这种“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核心位置。
关键词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冷战;主动权
作 者 胡惠林，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二级教授(上海 200030)。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本次推送为本文下半部分。欲阅读上半部分请点击文字链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冷战”趋势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策论——兼论中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上)
四、创造性推进“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
意识形态包含着深刻的国家利益。捍卫国家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安全职能。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并且试图通过长期的、全方位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渗透改造中国，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民主国家”，构成了中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运动的基本动因。准确把握和科学认识这一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处理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要基础和首要前提。
人权问题一直是中美和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无论涉疆问题、涉藏问题还是互联网治理，人权问题始终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安全政策与战略。通过人权问题要挟中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讹诈，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以处理国内问题，转嫁国际危机和转移国际视线惯用的国家意识形态策略。人权问题与国家制度和社会性质密切相关，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权问题构成和人权问题解决是不一样的。把西方国家的人权定义和人权标准强加于非西方国家，进而通过人权问题干涉、控制甚至颠覆其国家政权，是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主要特征，也是它们借以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手段。不断地给他国制造意识形态事件和意识形态危机，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利益，并通过这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战略设计，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设置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应该说是美国极为成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战略。而中国则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在一个被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位置上。
然而，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集团并非在什么问题上都是以人权问题来处理与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当美国的更大的国家战略安全利益受到直接威胁，需要中国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力量的支持的时候，美国对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就会让位于新的更大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联华抗苏”和“9·11”事件后，中美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的改善，都凸显出美国对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现实主义——利己主义国家安全特征。而这也往往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人权问题转向经贸问题(这并不等于美国放弃了对华意识形态人权战略)，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是在全球化进程发生深刻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经济力量能够转化为政治优势和意识形态优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肯定，当然也构成了对现存不合理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挑战。当不能在经济上遏制住中国经济的战略性崛起，就不能有效地实现对中国的改造与遏制、进而牢牢掌握对于世界的控制权，甚至还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形象的时候，对华经贸政策的战略性转型，便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深刻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转型的战略与政策选择。
中国与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制度性、战略性、社会性和长期性特征。当今世界的国家安全概念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的，关于国家安全关系的认知及其处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后来的关于国家安全关系的认知及其处理，只是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的扩大而已，但其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改变，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体之间，也并未出现第三种社会文明形态。尽管也有冠之以各种名称的所谓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构成一个鲜明的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区别的文明意识形态，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根本性的转移和颠覆性的变化。因此，在全球化依然在本质上是工业文明和工业革命的一个发展的话，那么，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就依然是两种不同政治文明制度下的基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只要决定着这种关系的环境和条件依然存在，那么，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也就将长期存在，并且将同时影响分别处于这两种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下的国家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和冲突。区别只在于在不同的时间图谱上，鉴于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利益所表现和反映出来的矛盾和冲突的烈度强弱不同而已。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特征，适时地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识形态安全冲突烈度调整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寻求对本国安全利益关系的最大化，是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性和主动权的重要前提。正确认识新冷战趋势下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制度性、战略性、社会性和长期性特征，重建中国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及其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社会机制建设，应该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建设的新命题。
认真区分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不同动机与路径，分别采取不同防范与管控机制，是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
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当前及今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要战略手段。
一种是恶意渗透。其惯用手法是：编织谎言和谣言，以历史仿真性、史料挖掘性等，直接冲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底线和大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诋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进而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从而实现在中国全面实行受西方控制的制度改变的战略目标。这一类渗透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学和社科院所的知识分子，往往主动利用这一类所谓新史料和新观点、新学说，作为自己研究的新成果，成为美国及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学术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代言人、言说者、传播者。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严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这种恶意渗透产生的最直接的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后果，危害极大、威胁最大、最具有欺骗性，构成了当前和今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最主要的威胁来源和风险来源。对于这一类恶意意识形态渗透，应当坚决予以还击。在这个问题上对学术界持开放与鼓励态度，而不应该以外交的理由干涉学者的正当性、反激性争鸣。这只有对中国的外交形象有好处。
一种是非恶意的。对于非恶意的意识形态渗透，应该与之开展积极的意识形态对话与理论研讨和争鸣，充分阐述中国坚持的意识形态主张与中国历史发展、基本国情以及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善意对善意，以学术对学术，从而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对话平台和交流机制，赢得西方正直的学者对中国意识形态主张的包容和民主化态度，消解与克服西方恶意意识形态对我渗透所带来和造成的意识形态安全危害。
正确区分意识形态渗透与意识形态影响，建设积极而新型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渗透是基于某种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目的与目标，通过采取主动的战略性进攻手段、颠覆他国意识形态体系、进而实现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策略，是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它属于这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于核心地位。意识形态影响是一种非主观目的性的随机传播形态，属于非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运动。它是双向的、互相的。它的传播与影响渠道与路径是多样的。任何一种相互间的交往形式都可能对彼此产生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两个国家可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拥有很大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影响力，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对另一个国家产生关注力、注意力。这种关注力和注意力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影响力。它是通过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而形成的。与意识形态输出没有关系，主观上不具备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影响力会自然地导致他国对一国意识形态的关注，进而选择与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识形态路径。这是一种基于共同需求的“善”的意识形态。中国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涉及中国国家主权，与中国奉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因此，凡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才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影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关系。这种意识形态关系是建筑在对一个国家主权和主权历史的尊重。它具有超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具有普遍的国家意识形态正义性。
通过文化与学术交流而产生意识形态影响，是意识形态影响最普遍的形式。任何闭关锁国式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原则，都是不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原则，并不能作为一种永恒原则的依据。对此，中国对于“善的意识形态”应持开放性和包容性政策态度，而不能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相提并论。当然，也要对披着文化与学术交流外衣的巧妙的意识形态影响性渗透保持应有的识别与警惕。
人类从来不存在一个完全单质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也不存在一个单质化的意识形态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都是由多样性和多元化构成的。正是这种多样性与多元化，使得任何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都是极其复杂的。就其一个国家的内部的意识形态构成而言，每个国家也都存在着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两种既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关系。由于在物质生产资料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一般来说，在精神生产资料上也占主导地位。被剥削阶级的思想一般说是受剥削阶级影响的。这就使得民间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也深刻地融合了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在论述“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这一对意识形态关系型概念的时候，往往是指当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生态构成关系。诚如当下在欧美盛行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反建制派或反精英主义特征。而建制派或者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而代表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或政治势力登上一个国家政坛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原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格局带来和造成巨大的冲击。英国脱欧、特朗普“退群”等，无不反映出这一欧洲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给当今世界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与破坏。这就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界限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变得混沌起来。因此，当我们比较的关注以精英主义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有目的的体系性渗透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非官方意识形态的、非主观目的性的结构性渗透与非典型性影响。二者作用的群体对象不同，但都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发展态势和发展走向的能量。尤其是当某种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登上一个国家政治舞台，成为新统治者、并把民粹主义付诸实践的时候，本来的民间意识形态也可以转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构成原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结构性改变。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和英国“脱欧”给当下世界体系及其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原则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被普遍认为是民粹主义所带来的国际政治关系的深刻挑战。从一种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态转换，并且由此而建构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结构动力学，已经历史性地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的新特征。同时，也历史性地构成了中国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新命题。
“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化，是“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新特征。“国家安全”是在二战中形成的一项基于维护本国免遭强敌入侵、捍卫本国领土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国际政治概念与范畴。1947年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安全法》，从而使“国家安全”以及对“国家安全”的捍卫与维护具有法律的意义。维护国家安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因而是传统安全领域处理国家安全关系的重要原则。
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化。国家安全是美国的国策。美国的所有决策可以说都是基于“国家安全”做出的。因此，“国家安全”既是美国一切国家行为的理由，同时也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的原则。然而，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只是在传统安全领域里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而在今天，美国已经在一切美国所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切领域使用“国家安全”的概念。“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成为美国阻止、反对和干涉一切领域里它所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国家语言。“国家安全”的泛化正在被国家意识形态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止或禁止经济收购与技术转让，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手段与工具。2018年8月13日，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就是这样的一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外国在美投资设置障碍的法律。该法案不仅包括“禁止中国公司接触美国小企业计划”，还包括禁止国防部资助“中国共产党用来渗透进美国大学获取影响力并开展间谍活动”的孔子学院。把对两国教育交流项目的孔子学院，列为国防授权法案的“国家安全”范畴，凸显了该法案强烈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针对性。
基于不同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性质，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安全战略博弈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但是，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剑拔弩张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发表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甚至公开指责中国试图“恢复朝贡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复制中国的“威权模式”。这些都是戴给中国的“意识形态帽子”。这是一种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做出的一种新价值判断，一种新的关于中美战略关系属性的意识形态定位与判断。这是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价值导向的引导下，特朗普政府开始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下手，在政治施压的同时，在经济上对中国施行贸易关税战略和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行阻断战略，试图通过强行干预中国国家战略进程而达到阻滞中国实现战略性崛起的时间表、甚至干脆阻止中国实现。这是一种通过极限施压而试图达到美国战略安全利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新意识形态治理逻辑。虽然在本质上特朗普政府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战略上没有根本不同，但是，相比较前几届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海盗式意识形态。“美国优先”的意识形态政策不仅丝毫不顾及已有的多边经贸体制和安全关系，而且，还直接通过“退群”的方式，极度蛮横无理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与国际社会。这种意识形态行事方式造成了中美之间国家意识形态沟通的极大混乱。严重干扰了中国意识形态战略安全的中国进程，危害了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利益。其所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危害和意识形态生产机制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损失将极为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它通过新冷战机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实施战略干扰的目的。
相比较于美国的进攻性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与政策是防御性的，属于防御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无论是在话语权大小，还是在自我表达空间范围，美国都有着超强的优势影响国际舆论的解读与价值风向。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要差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今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和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决定的。当这种不可变更的历史背景糅进了今天中国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之后，这就使得本来的不平衡的国际文化关系和文化差异也被意识形态化了，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美之间、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动机的安全战略误判和敌意。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施行前所未有的恶意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再一次再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西强我弱的安全战略失衡的显著特征。因此，对美国及西方政党政治运动规律及其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影响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谋定而后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中国古老的安全理论与安全智慧。因成为今天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建设的根本遵循。
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中国与美国以及其由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与运动的基本规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运动不可能偏离这一规律。区别只在于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影响。它的峰值运动是由此决定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各种不确定性导致的突发的战略性意识形态冲突，克服由于盲目自行而导致重大甚至是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失误。战术上的失误常常会转化为战略问题和战略优劣关系的改变。因此，准确把握美国及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变化的规律与特征，创造性重建和科学制定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对于维护和保障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五、建立不同的、以主动建构为核心的防范机制，加强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处置能力
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意识形态。它们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产生和发挥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有些意识形态分歧与对立是根深蒂固的，是基于西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形成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形态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决定的。即便如费正清、基辛格这样代表性的知华学者与著名人士，也会与我们存有意识形态分歧。这是不同文明之间建有的不同知识体系而形成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巨大的矛盾冲突一样。但是，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与非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和所谓“西马”之间，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与冲突。对这一类意识形态渗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冲突，我们既要深刻地了解它的本质、本意和本来，也要在坚守我们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同时，就他们所提出来的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给予深刻的研究，以期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我们的意识形态阐释话语和理论体系，从而通过与这些“善意的意识形态”之间开展深入而深刻的意识形态沟通，成为有效防范“恶意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安全防渗剂。混淆政治意识形态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随心所欲地把非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政治意识形态化，日渐成为西方国家处理国家间正常分歧的意识形态安全化手段。本来国家间正常的投资贸易一旦被冠之以“国家安全”，那么，所有的国际贸易也就都被意识形态安全化了。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或全面数字化时代，国家间竞争形态正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结构性变化和体系性转型。这种结构性变化，正在推进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深刻变化与治理现代化。除了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变化之外?虽然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处理国家间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矛盾，但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非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正在悄然改变并影响着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这种意识形态由于其非传统意识形态特征，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亚意识形态”。这种“亚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的非主流人群之中，但是却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渗透性，如同性恋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反传统伦理意识形态。这样一类非传统的“亚意识形态”正在呈现出一种演化和发展成为特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趋势，正在孕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成力量。它们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那种进攻性或防御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游走于社会边缘地带，在意识形态边界层构筑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主张和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形态性。这种“亚意识形态”同时挑战传统的以二元对立和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作为第三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理论所建构的 “软实力”安全战略解说，而是正在建构超越于现有关于“力量”定义和力量竞争的意识形态概念与范畴。因此，不要再一般地拿诸如“软实力”这样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学概念来阐释和表达我们的意识形态主张和建构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而是要不断地通过创造性提出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中国概念”和“中国提法”，来建构我们与西方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交往和交流话语方式，用西方主流社会难以排拒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巨大的包容性赢得全球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交往、沟通的主动权，从而将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动机和力量，化解于未形成之时。
世界正在进入新百年战略转型期。百年大变局往往突显在意识形态的百年大转型，是突发性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发生期。如果说，过去的百年的工业文明革命带来和造成的是大工业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正在进入的新百年将是一个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带来和造成的大数据的意识形态。以智能化为导向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无定式发展方向，正在改写人类文明社会过往创造的所有意识形态;全球气候变化的综合影响更加凸显，人口分布面临大调整和再分布。世界秩序正在发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性变化，区域治理结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区域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治理形态与治理机制。从百年衰落到百年复兴，中国崛起恰如中国衰落一样，都是中国和世界意识形态变动的大事件。百年前中国缺乏有效应对国际重大事件变动的处置和治理能力，百年后，加强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处理能力，已经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大国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能力的重要标准。一个不能有效地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事件的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是无法正确应对和处理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也是无法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关系主动权的。而这样的国家，就不能认为是一个对国际意识形态关系走向具有重要战略影响力的国家。源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依然存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已经勃然生长。世界正朝着出现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演变。经济意识形态正在超越政治意识形态而直接成为干预国家间意识形态关系的意识形态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阵营性对抗”正在危险地死灰复燃。德国《商报》报道，德国外长马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声称：“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因此，德国应该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建立多边主义，而不是中国。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新的画地为牢的价值表述。而正是这样的表述，昭然若揭地把整个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揭示得一览无遗。重建冷战阵营对抗的思维。在这里，一切经济的都是政治的。而在政治上，整个西方国家集团和中国是不属于同一个体系的。这就是对正在出现中的“新冷战”趋势的又一直白阐述。
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复杂性。正确区分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类意识形态之间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分别建立不同的、以主动建构为核心的防范机制，加强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处置能力，成为“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使命。
政策是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明确表示国家赞成什么的反对什么的价值主张，因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的建构力量。同时，政策也会导致和造成一种强烈的反意识形态性。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攻击，为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战”寻找借口，利用政策进行国家意识形态竞争与意识形态博弈，构成了“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运动的常态化。原来的经济上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正在演化为赤裸裸的经济恐怖主义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原来的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被扩大化为一种泛化了的新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边界被消解，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处置能力与建构力量。
消极防御是一种被动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方针，积极防御是一种主动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政策。与其被动“防范”，不如主动建构。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主动权，在积极的建构中达到和实现积极的防范目的，是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建立健康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的关键，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志转化为国民意识形态安全的自主意识与行为，在防御性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建构中，努力实现将防御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历史转型，推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现代化。
中国已经通过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五国机制，建立和东盟的“6+1”关系，积累起了成功处理不同国家和社会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经验，但，仍尚未建立起成功处理与西方大国之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机制。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没有与西方大国之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互信机制。在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不能与西方大国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互信机制，要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全将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同时，也将妨碍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与西方大国、尤其是跨大西洋西方大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将必然构成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发展的重中之重的战略。没有与西方大国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互信，国内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发展将永无宁日。防御性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只能成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发展永远的政策与战略。而这与一个崛起和复兴的大国、期许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大国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期待是不相符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就具有特别重要的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单一安全诉求而具有普遍意义的、正确建立与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推进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安全政策与战略价值。
六、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层级社会化防渗漏系统
文化自信是一种对自己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肯定性心理状态，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自信的整体性民族精神心理基础。一个整天把他国的发展看作是对本国的安全威胁与挑战，事事都要“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除了霸权主义意识形态作祟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以文化自信为根基的意识形态自信。整天介疑神疑鬼“中国威胁”，除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策略之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信心不足的表现。中国也曾经有过文化自卑感，这才有了“拿来主义”，从西方“窃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火而使自己“浴火重生”。近7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华民族找回了文化自信，而且为自己的“四个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基石，为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渗漏系统构筑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撕裂”之后，正在进入一个抵御能力建设与自我修复能力建设相结合的新阶段。必须对“渗透”如何可能有一个十分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渗透”在这里透露出了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不自信的存在性危机。常识告诉我们，有“缝隙”才会有“渗透”，甚至发生“管涌”。所谓“苍蝇不叮无缝鸡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防微杜渐”，防渗透，首先要补“缝隙”，堵“管涌”。要修复已经出现的、仍然存在的旧有“缝隙”，积极建立预防新的“缝隙”发生机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理就是减轻“意识形态库存压力”，运用季候性杠杆机制——节日主题原理，调节“意识形态库容”，通过社会减压阀作用，宣泄那些最容易可能造成“恶意意识形态”攻击性的社会渗透的“社会情绪”，堵上那些利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时期所犯的一些错误，进行“恶意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管涌”缺口，尊重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历史感情和历史尊严，维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荣誉。把对党和国家领袖人物的名誉保护，纳入国家对烈士名誉保护法。从而从法律上建立起自我修复与防范体制和机制。这也是文化自信，而且是最根本的文化自信。在继续实施防御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同时，根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演化的特征，不断融入和提高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建构能力。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是有层级的。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层级关系，是由不同的社会安全主体定义的，其所承担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责任与义务是不一样的。虽然，就一般的中国国民的国家意识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真正的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层级体系中，参与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与政策形态生产与建构的主体，毫无疑问处在最高安全层级上，承担着相比较于普通国民更为重大的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我们的安全责任主体也存在着常常表现的不理直气壮，不自信，总怕被人说“左”了，有点“防左”的“意识形态恐惧症”和“恐左”的“意识形态后遗症”。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动不动就给“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扣上“左”的帽子，是这种“恐左意识形态后遗症”的典型表现。其实就是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意识形态打压。就是不让你开口，就是不让你讲意识形态安全。这恰恰就是美国及西方敌对势力分化中国在意识形态力量所采取的分化瓦解战略，恰恰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渗透”与“意识形态不自信”。这是一种通过内部人解除内部人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的心理战。这是一种远比直接的意识形态攻击危害更大的意识形态渗透。“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及今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最严峻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这是一种源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反对而虚构的一种意识形态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具有极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危害性与破坏性。
因此，在安全责任主体建立以“四个自信”为核心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观”，新的学术评价的价值导向机制和舆论环境，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学术评价标准的同时，实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化和发展，建立健全在学术评价体系和制度设计中的中国价值和中国导向，克服与超越在这一领域里对西方学术评价体系的盲从。通过对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的中国建构，重新唤起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和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把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接受，从而影响和建构、树立中国社会普遍的国家意识形态自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和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层级社会化防渗漏系统。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曾真诚的指出：“你们的大学和学科使用的都是我们的框架和我们的词汇，很多现代概念都来自西方，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按照西方的价值和文化结构去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一个美国的“西儒”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解决中国和西方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安全关系的不平衡问题。是一个中国亟待解决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困境问题：既要克服与超越意识形态局限，学习西方文明以发展自己，同时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而不使自己成为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附庸;让中国意识形态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并被西方理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重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表达系统的挑战。然而，唯有完成这样的一个历史性挑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不平衡现状，从而使得中国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构成为一种平等、公正、民主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
当前和今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风险的生成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危害、威胁与挑战，另一种是由新技术造成的文化内容生产与传播手段的改变形成的国家文化安全新风险，是一种由新技术生成的国家文化安全风险。审查制度的出现与发展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审查是国家体制下普遍的防范国家文化安全风险的制度设计。从书报审查、电影审查到互联网审查，都是技术发展造成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制度后果。在今天，当人工智能用明星照片训练出一套系统，进而生成数百张根本不存在的、但看起来很真实的人脸照片，不法分子可能利用此系类系统制造出图片甚至视频来混淆视听，给监管、安全领域带来新挑战。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给社会各领域带来深远影响，在对军事作战系统研发带来全新理念的同时，也给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以及文化另一领域的战略博弈，带来了新的创造性想象空间。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制造舆论、散布耸人听闻的谣言、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就不再是善良的人们所认为的天方夜谭。社交媒体已经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政策工具，确保其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需求，是西方国家用以定义国家安全利益和非民主国家的手段与工具，利用和运用这一工具实现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目的，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目的和实质。因此，它们既是政策工具，也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工具和传播平台，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存在形态与表现体系。2018年世界电信日把“推动人工智能的正当使用，造福全人类”确定为2018年的主题，警惕“杀手机器人”。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人类学命题，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和所有领域。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挑战。早做预案，就绝不是杞人忧天。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产生新的网络安全威胁，发展和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网络安全工具会得到快速发展，将构成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生成和威胁的新特征。因此，要逐步从防范外部意识形态入侵向具备监测未知新意识形态攻击(网络攻击)和自动采取识别防御措施的能力发展。这应该成为我国防范美国及西方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国家意识形态预警防范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国家文化安全政策方向。开展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威胁来源、新风险特征、新危险构成预见性研究，争取在未来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竞争中争取战略主动。
中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对中美两国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存在的明显的优劣关系，必须要有十分清晰的安全关系评估。美国在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中将长期占据主动地位，改变这种位势之差，努力寻求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基本平衡，是中国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因此，必须对中国在对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工具和手段的缺乏，以及在规模上的不对等的情势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战略认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之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突发性战略冲突。克服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上由于盲目自信而导致的颠覆性战略失误。在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中的战术上的不重视，很有可能导致战略上的失误、以至败于战略对手。战术问题常常是可以转化为战略问题和战略优势，战略问题也常常隐藏于战术手段之中。必须看到，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动员能力都远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国际动员能力。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占据对中国的主动。如何化被动为主动，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将长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努力目标与实现方向。只要中国还是处在中美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被动地位上，那么，诸如美国对华的“贸易战”，就将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应该是一个非对称而平等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即互相尊重各自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互不干涉意识形态内政，更不以本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对方并依此来处理两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人类文明正在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转移。已经预示和显示出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许多方面和许多领域颠覆第三次工业革命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时候，人类文明社会又将面临全新的知识革命挑战。人类社会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关于国家间安全关系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认识，都将发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在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和智能创造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所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革命以及三者融合的时候，国家安全空间，无论是物理安全空间还是非物理安全空间，都将同时建构它的新意识形态安全空间关系。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将随着新意识形态空间安全关系的重建而重建。一个方面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很可能同时既是本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又不是本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本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很可能包含在他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之中，并且随着他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解构而解构。现有的、建立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文明之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不仅将随着国家权力关系的实现形态和实现力量而发生改变，而且还随着由此而率先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革命的主动力量的建构而改变。谁能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意识形态重建主动权，谁就能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这将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具有量子时代特征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主动权。中国理应掌握这样的主动权，防止诸如“特朗普经济恐怖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突然攻击，将中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主动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这样，中国要维护世界和平，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可实现的。
七、建立国内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相融合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保障体制
意识形态是一种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与表达。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处理国际关系，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原则。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中国是可以不讲、或者放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原则的，那就是在涉及和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时候，绝不拿民族和国家根本的核心战略利益作交换。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领域里是如此，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领域里也是如此。在国内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国际上要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国内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两个方面、两个领域、两个维度，互相影响，缺一不可，是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机整体和辩证建构。没有好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环境，国内的意识形态工作就会面对极大的风险与挑战，付出极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代价。
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500年历史，有成功也有失败。就其曾经影响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类实践历程而言，如果它是一种一无是处的意识形态的话，不可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不可能曾经得到全世界那么多政治力量和政治势力，把它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理想目标而拥护，并且至今还在中国等国家努力地实践着。毫无疑问，相比较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自我更新与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起跑线上是远远满足不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践需要的。中国与世界发展之间的国家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需要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理论来指导的新阶段。正如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建构那样，通过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满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理论，革除陈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弊端，以拯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新已经不能解释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给予资本主义社会以新的意识形态解释。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创造性更新，在历史的发展中超越历史的意识形态思维局限性，那么，面对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面的战略不确定时代而可能再次出现“贸易战”，甚至比“贸易战”更大的、对抗烈度更强、深度更深的新的“文化战”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将由于缺乏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手段而无招架之功，更遑论还手之力，面对比现在更少的战略应对手段。而这种缺少，是由于我们缺少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性准备、认识与把握造成的。因此，创造性重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思维，是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的关键。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应该成为重要内容与抓手。
国际意识形态关系演变必然要给国内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极为深刻的关联性影响，甚至改变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的结构与走向。世界正朝着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发展。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正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裂变。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仍然存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正在生长，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博弈与竞争的张力。这种博弈与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所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博弈与竞争，而且还深刻地表现为由此而造成的世界意识形态秩序的改变与重建。世界正朝着出现一种新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演变趋势发展。这一趋势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建立在冷战基础上的所谓“盟国”或“盟友意识形态”，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一种“新冷战”趋势。在这一趋势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具有哪些新特征?既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没有十分明确的图景。经济和技术意识形态正在其中发酵着、催化着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后果，并且最终将在观念意识形态上生成革命性后果。这一挑战的结果，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以极端利己主义的经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他不但挑战中国，而且也在瓦解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联盟，很有可能导致如世纪之交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解体一样，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体系联盟的解体。世界将因此而进入一个真正的“不结盟”或“无结盟”国家意识形态关系发展的历史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不仅将改变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轨迹，而且将重建后全球化进程。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社会的继续前进。一切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都将在这个过程中重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及其原则也将在这个过程中被创建。
统筹国际国内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两个大局，就是要处理好内外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有机协调关系，处理好内外两种不同性质的“官方”与“民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政治的与各种非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成为中国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中必须应对与处理的挑战。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可以在这个进程中获得全新的创造性建构与发展，从而真正奠定21世纪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新秩序。中国现有的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分析，大多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的。这是一种客观规律。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这是信心需要、稳定需要使然。没有一个自信的分析，不利于有效地凝聚国民的国家意识，集中全民的国家意志，共同抵抗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然而，当我们把困难分析得更充分一些，把问题从战略上看得更严重一些，是否更有利于凝炼国民的自觉的共赴国难的信心准备?这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需要认真考虑的。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一声震撼全民族的呐喊，才使得全民族团结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最终赢得了中华民族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总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形势或国际舆论分析，而不是把“贸易战”可能造成和带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危局揭示给人们看，容易导致和造成社会群体性误判和国家安全“去预警化”。而这往往与国民自身的社会安全体验是相矛盾的。尤其是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时代，信息渠道的去边界性，已经使得任何与实际情况相脱离的安全形势分析，都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时候，对事情真相的揭示与科学分析，是对国民精神心理能力的高度信任。抗战之所以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在于充分地估计了困难?持久战，不仅是战略预判，而且也是对国民心理能力的“预建”。正是由于科学的建立了困难与结果的国家安全关系，建立了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共同的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安全认知关系，这才使得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全民族的抵御外来入侵之敌的伟大胜利。其深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的历史经验，可为今天的中国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仿效。
对外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处理的重大变化形成的倒逼机制，是造成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和安全关系变动的重要动因。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与形式的复杂化与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处理原则的变革、创新构成了互动。建立起国内国际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紧紧抓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变动的主动权，主动创造有利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的良好环境，已经成为“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的新的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使命。
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遭遇到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挑战。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与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互相交织，正在构筑未来世界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这种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是由诸如恐怖主义发动的非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而是由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发展的结构性与体系性变动而生成和出现的“国家间”的非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退群”和“贸易战”是它的典型特征。尤其是在二者叠加形成的复杂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的时候，“剪不断，理还乱”，这就需要通过寻求建立新理论、新机制、新政策核心战略，来赢得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在这里，创建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为新机制、新政策核心战略提供原理性支持，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因此，在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还依然对当今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发生着深刻影响的同时，更要关注非传统国家意志形态安全关系提出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挑战。如何在和平崛起的大前提下向外部世界宣示中国坚决捍卫国家意志的主张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一致性，让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和致力于世界和平的责任感，与中国对战略挑衅决不姑息的觉醒产生合二为一的认识，这些都是在“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的重大战略课题。
美欧关系是建立在英美关系和战后冷战关系基础上的。英美关系具有联动性，从当年的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学，到今天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退群”的新民粹主义，都可以看到两国在意识形态关系上的“脉性”。虽然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历来存在战略竞争关系，但是，必须看到，欧美在经济意识形态上是有矛盾的。它们可以在经济意识形态上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而拥有维护各自不同利益的战略立场，分别站在不同的经济意识形态这一边。然而，源于共同的价值观，它们一定会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战略立场上保持一致，属于同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阵营。而它们与中国是属于两种不同价值观系统。只要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的“盟友”关系还存在，北约还存在，那么，这种来自不同系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竞争就会继续进行下去，直至新的国际秩序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出现和得到重建为止。在今天，虽然，它们不能在是否继续维护世界多边经贸体系、推进全球化进程保持一致，但是，它们却可以在传统安全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上保持一致。尤其是在对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上。因此，战略性科学区分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分别制定基于不同对象和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政策，是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的重要前提。
全球化作为一种美国主导下的新全球意识形态进程，具有重新塑造全球经济意识形态、进而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是美国发现的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美国具有利用和借助于全球化重塑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全球意识形态格局和秩序。然而，令美国所没有战略预见到的是：全球化在使得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转移的同时，也使得全球资源和利益被重新分配。这对所有国家、社会阶层和个人都产生冲击。这个冲击的后果，出乎美国战略界的安全战略规划之外。这个分配的生态性演变超出了美国战略界的预期，巨大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是它的集中表现。经济战略意识形态的重大失误，必然导致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的极化思维。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一超独霸格局，仍在影响当今国际局势。这就使得美国政府与战略界至今深陷于此：美国利益神圣不可挑战。一旦出现了这种挑战，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极化思维”就必然在美国催生出经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特朗普现象”在时下美国的出现，有它的生态必然性。这名商人出身的总统强调美国至上、利益至上，导致美国在霸权道路上把利益看得越来越重。这符合美国人霸权主义意识和美国例外的自我优越意识。美国社会的左、右力量可以不同意特朗普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的做法，但是，在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上却是对此有着高度认同的。这也许就是特朗普一意孤行非要与中国打贸易战的底气。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既不是逆全球化的，也不是反全球化的，而是全球化的一次深刻转型。这种转型与它在美国主导下的历史性发生一样，是以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为转移的。当全球化不仅不能如美国之愿，继续朝着美国主导的方向发展，而越来越对全球经济和自由贸易发挥积极性作用的时候，改变这一全球化进程，并使之朝着美国主导的方向重建规则与秩序，也就自然地成为美国政府的根本选择。即便不是特朗普，换一个美国总统也还会发展这种转型。这是由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社会所发生的深刻的结构性转型推动和造成的。因此，当美国认定是中国占了它的“便宜”的时候，由此而形成的“贸易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发动的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关系对抗。
中国是在深刻总结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的历史经验，自主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是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一次深刻而历史性的意识形态自我革命。而美国则是出于自己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和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市场的占有而逼迫中国放开市场准入，加入世贸组织的。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次在冷战结束后影响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贸体系，重建国家经贸秩序和重建中美两个大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大的历史性努力，从而给予全球化进程以深刻的影响，使得全球化进程真正地具有了全球的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全球化进程使得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乃至整个全球化事业和人类文明的意识形态发展，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战略利益获得与进步。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关系处理经历了：(1)以开放重建中国与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关系?引进和重建中国大学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处理国家关系，主动在学术科学领域里开放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空域;(2)加入WTO，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调整中国相关领域里的法律制度与意识形态原则，重建中国经济制度及其国家经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这两个阶段，都属于被动调整与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阶段。
然而，动机与出发点的巨大差异，最终还是导致了历史结论的巨大差异。中美两国面对全球化的深刻转型，又一次做出了重大的、但却不同的战略选择：中国基于全球利益，坚决维护与捍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和贸易自由化体制，而美国则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的利己主义国家利益出发，实行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就是它的单边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也许是当初谁也没有预料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后果居然是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下发生的。这一意识形态的选择，使得中国在处理“新冷战”趋势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重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变被动为主动，这是面对“新冷战”趋势日益明显的中国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所谓根本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设，尤其是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关系治理的第三阶段：主动性建设阶段。
意识形态分歧与世界知识体系重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当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体系占据着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主要的话语形态和话语表达的主要来源的时候，不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处在一个被排斥和被挤压的地位。这种被排斥、被挤压的意识形态的任何努力都会遭到来自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本能性的打压。无论在学术议题设置上，还是在对全球进程中各种重大主题的设置上，中国都缺乏整体性意识形态安全关系议程设置能力，从而使得我们在应对重大事变所反映和揭示出来的安全关系问题上，缺乏主动性，没有主动权。这也是面对诸如“贸易战”这样突发性重大国家战略安全事件时，应对失措的重要原因。
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正在形成之中。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它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具有哪些新的特征?这些都需要我们给予极为认真的对待。尤其是当原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政策，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当今世界出现的一系列新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的时候，呼唤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的出现，正在成为“新冷战”趋势下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和期待。“新冷战”是一个尚在完成中的单方面的体系性意识形态建构。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并没有称霸全球的世界战略，也没有这样的企图。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中国的新世界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这一中国理念已经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并多次写入了联合国的决议性文件，正在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不同国家制度和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处理原则。因此，紧紧抓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统筹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和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两个大局，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理论与政策、以及统一的处置体制和机制，对于最大限度地改善中国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安全环境，优化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安全生态系统，对于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与战略，具有根本性的战略奠基价值。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问题上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大西洋国家意识形态围追堵截，疲于奔命地应对与防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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