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森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京)2018年第20183期
内容提要：肇始于苏格拉底的为了消除恐惧、构筑绝对安全、封闭理性系统因而往往走向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因为追求绝对、纯粹而导致自否定和自悖谬的“辩证法”，以及对这两种辩证法保持批判反思态度并坚持开放性的“辩证法”，是《启蒙辩证法》依次反思过的三种辩证法，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思过的三种辩证法。尼采的辩证法批判，黑格尔对绝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在回归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意义上被整合、被克服。
关键词：辩证法/《启蒙辩证法》/《资本论》/开放性
辩证法在发展历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克服这些问题，它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质疑基督教、批评资产阶级文化方面与马克思同样尖锐的尼采，在批评苏格拉底哲学时也对(苏格拉底式)辩证法做了尖锐批评，认为它势必导向传统形而上学。如何回应尼采的批评，使辩证法回到正面发展的轨道，对于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回应了尼采的批评，批评了黑格尔对绝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努力使辩证法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正面发展轨道上。本文从《启蒙辩证法》中的三种“辩证法”概念出发，回溯到《资本论》，来检思辩证法主要在尼采那里遭遇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并获得完善。
一、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情感基础及其形而上学追求
“辩证法”在《资本论》和《启蒙辩证法》中都是极重要的甚或核心的概念。作为这样的概念，“辩证法”都体现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东西。一种存在或力量被纳入辩证法之中，经过辩证法的整合与调节，势必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不管是在《资本论》写作时代还是在《启蒙辩证法》写作时代，“辩证法”也都有被误解的“负面形象”。与《资本论》的辩证法被杜林误解为“拐杖”，即一种固定、僵化、机械套用的模式，或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谈到的叶·瓦·德·罗别尔提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资本论》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9页)相比，尼采对辩证法的批评更加尖刻，而《启蒙辩证法》中所讨论的“辩证法”的“负面形象”恰恰就是尼采提供的。跟杜林、叶·瓦·德·罗别尔提相比，尼采不仅仅在方法的意义上指责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还进一步在内在旨趣上指责辩证法是追求绝对的“形而上学”。尼采的指责更加值得重视、回应。
尼采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视为低等无能之人才会使用的一种方法，是跟犹太人、平民密切相关的东西。“苏格拉底，这个迫使人接受辩证法的平民(roturier)，就这样战胜了一种高贵的品味，贵族们的品味。辩证法的胜利意味着庶民(plèbe)的胜利。……辩证法仅仅是那些绝望者手中的自卫手段;一个人必须要强行获得自己本身的权力，否则，他不会求助于辩证法……犹太人是辩证论者，苏格拉底也是。”(尼采，2007年，第50页)所以，“一个人只是在别无他法时，才选择辩证法。……辩证法仅仅是那些不具备任何其他武器之人手中的自卫手段。”(同上，第48-49页)
就主流来说，“辩证法”在《启蒙辩证法》中是正面、积极的概念。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不赞成尼采对辩证法的批评。但他们也很重视尼采的这种意见，并致力于化解、回应它。尼采的看法是，辩证法本是苏格拉底的理性文化锻造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同更能正面应对人类生命无法彻底避免的焦虑、恐惧、挫折的悲剧文化相比，苏格拉底伊始的这种理性文化用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世界，相信这个世界是完全由严格的必然秩序规定着的理性主义世界。用充足的理性来对付生命中不时泛起、无法根除的焦虑、恐惧、挫败，甚至在人文、艺术领域也是如此。这使得苏格拉底式“辩证法”具有了一个掩盖不了的情感秘密：恐惧;而辩证法就是消除恐惧的方法。于是，这种辩证法所营造的世界，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密不透风的世界。它只要阿波罗元素(理性)，不要狄奥尼索斯元素，“是美德常用的手艺，因为它排除了对智力的一切损害，排除了一切感情冲动”。(尼采，2013年，第505-506页)并以此去追求必然性、按部就班、水到渠成，追求建立一个稳固、坚实的系统和程序，来保证希冀的安全与其它价值。所以尼采总是在问，“高级的理性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走向毁灭的种族的症状，是生命的贫困化”。(同上，第507页)在这里，苏格拉底式“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凝聚在一起。
虽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从根本上不同意尼采的“辩证法”观，但还是在个别地方表达了对尼采担忧的赞同。比如该书第一节第一部分，他们指出，由于辩证法致力于用一个抽象概念表达一类事物，使得这种表达既保留了对该事物的恰当认知，又存在对该事物内部不符合概念同一性的那些特质的遮蔽和否定，使得这种概念式规定“都是其所是，同时又向非其所是转化”。如果说尼采批评这种“辩证法”从苏格拉底开始，霍克海默、阿多诺则进一步从苏格拉底向前追溯到荷马时代，认为“这种形式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近代实证科学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辩证法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是从那种恐惧的嘶喊，以及恐惧本身所带来的二重性和同义性特征中发展起来的”(霍克海默、阿多诺，2003年，第12-13页)。由于荷马描述的奥德修斯被界定为“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同上，前言，第5页)，象征着资产阶级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的苏格拉底式辩证法有个恐惧的情感基础。它所孜孜追求建构的严密、安全、稳固的密不透风的同一性体系，就是为了消解被隐匿起来的恐惧、焦虑的。这个体系致力于封闭、安全、无风险，但最后却造就了更大的风险。这是一种辩证的自否定，一种对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嘲讽和否定，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的显示。
为了消除恐惧，为了追求绝对的安全和保险，这种辩证法就很容易追求一种具有绝对根基的东西，甚至牢靠、封闭的体系。于是，这种辩证法就很容易导致传统形而上学。宗教柏拉图主义是借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来构筑绝对安全和保险的“理想国”，而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辩证法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则借助理性发现和营造的严格、必然秩序来构筑这样的“理想国”。这种严密、绝对、纯粹的理性主义系统，与不断生成着、创造着的、复杂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脱节。跟“现实世界”相比，(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所追求的世界越来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这样一种追求也就势必导致苏格拉底式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一致化，甚至使这种辩证法走向传统形而上学。在这里，传统“形而上学”不仅仅是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片面、绝对、僵化的体系。尼采的这种担心引起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深深忧虑。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谈到黑格尔成功把形象转化为抽象符号的辩证法系统，并追求绝对者，破除犹太教禁呼“上帝”之名的禁忌。在“启蒙的概念”第二节第四段，苏格拉底式辩证法再次受到批评：它“更要把每个形象开显为文字”，即把具体事实用概念替代，并掩饰这种替代行为所隐含着的抽象阴谋。(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2008年，第48页)这里的意思有三点：其一，辩证法由此走向真理：“它教导我们从形象的性质去判读对其虚伪的自白，该自白会剥夺其权力，而把它交给真理。”(同上)真理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建立在统括一切、全盘通吃的基础上。这真理是值得质疑的。这就是说，辩证法由此走向更大的整体、真理，不再拘泥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从而变得更加理性主义系统化，变得更向往追求形而上学。这样的“辩证法”不是“形而上学”的对立面，而是内在的一致关系。其二，虽然如此，辩证法的语言不只是符号系统，它仍关切着符号背后的事物、事件和历史，并试图对之予以把控、统治。它对符号背后的真实存在物的关心是建立在统治、宰制它们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只是关心这些存在物是否逃出了自己掌控的手心，对它们的认知、把握仅仅出于宰制它们的目的。那些跟宰制无关的性质、方面都不会得到这种辩证法的操心。这种辩证法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它们，只会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宰制它们，并在宰制中实施遮蔽、追求绝对。其三，这种辩证法仍在追求一个绝对者、无限者甚至是神秘的不可感知者，不关切具体形象，却往往脱离开具体形象走向绝对、不可感觉的神秘。正是由于用绝对者统括、替代和标示了一切，继承了用一神论的思维模式对待整个世界的这种思维方式，黑格尔才“最后把整个否定的历程(体系和历史里的全体性)的已知结果规定为绝对者，自己便触犯了诫命，而沉陷在神话里”(同上，第48-49页)。
继承尼采对一神教万能之神的批评，霍克海默、阿多诺更加反感对整全、绝对的这种统归，认定这样的统归里蕴含着对众多异质性生命的否定和扼杀，以及异质性存在权利的被剥夺。他们痛恨本来应该是以否定和批判为底色的辩证法跟这样的神灵整合在一起，希望把辩证法与这种神灵诉求脱钩，还辩证法以本来的良好面目，让辩证法走向正道。按照这种理解，黑格尔显然是在被反思和否定批判之列的。因为他重新让辩证法走向了对整全和绝对的追求，让辩证法面临走向极致的危险。他呈现出了辩证法太多绝对的一面，相信总会有一种力量保证辩证法通过否定走向最终的真理。这种过度、极致的正面性塑造，显然是会导致走向自我否定性的动力和契机。而这种动力和契机反过来证明了辩证法的自我调适功能与力量，靠这种功能和力量，辩证法得以自我调适，向人们展示极端发展的恶果和可能性。与“历史”结合的“辩证法”尤其具有这种可能性。辩证法刚刚在古希腊诞生时的“历史”观念还是地区史和轮回式的，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普遍史意涵和不断进步性质，还不能靠历史变迁的积累来达到纯粹、绝对状态。一旦“历史”在现代成为普遍史和线性进步过程，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被整合进来，这个辩证历程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可能性空间。凭借它，辩证过程就会如虎添翼，获得无数瞬间的爆发，向纯粹、绝对、整全的完美本质所预示出的那种形态靠近。一旦失去内在反思和批判精神，辩证法通过这种普遍史和线性史的现代桥梁，得以穿过幽暗恐怖的本来不可能穿过的荒漠地带，得以成功地登上对岸的幸福大陆，开始陷入追求绝对的迷思之中难以自拔。黑格尔就代表了这种绝对追求的现代版本。
黑格尔的“历史”以及通过历史能够得以通达的“绝对者”是对犹太教的这种“禁呼”的反叛和否定，以此在有限性和无限性、假神与真神、谎言和真理之间开通了一条漫长的隧道，使得辩证法与绝对者勾连起来，走向对绝对者、上帝的追求。这是“辩证法”一词在《启蒙辩证法》中再一次遭受批评。这种批评与马克思得以关联起来，且取得一致性。
二、自否定、自悖谬的辩证法
正是由于不顾一切地追求绝对、纯粹、整全，只追求正面和积极的存在，而忘记了离开相对、杂多、部分，所谓的绝对、纯粹、整全就根本是不靠谱的，忘记了负面和消极的存在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正面和积极的存在，辩证法才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自否定和自悖谬，沦为形而上学。如果只是追求绝对、纯粹、整全、正面和积极的存在，极力掩饰甚至有意地取消其他存在，那被掩饰和力图取消的东西就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这正是辩证法的客观力量所在，是客观辩证法的展现。出于恐惧而拼命建构一个密不透风的、绝对的理性主义体系，力图把一切都统括起来，安全、保险最后不但建构不起来，反而可能造就更大的不安全和更大的风险。
这里存在着消极的辩证法与积极的辩证法的明显区分。前者系指本是高大上追求的辩证法由于内在目的的缺陷以及对绝对的追求却导致了反面的东西。后者是指对此采取批判性态度，从而展现一种理性批判的潜能;这种潜能的实施正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通过自我批判来解决所面临难题的能力，是这种积极的辩证法中固有的，也是更为主要的辩证法含义。
就前者来说，自否定的辩证法跟排中律、自我保存内在相关。压制他者、成全自己，作为自我保存的根本原则，是一种典型的排中律原则：二者只能选择一个，不是我生就是你生，你我之间是生死存亡的关系。人和物之间就是如此：物化、理性化的系统与人之间越来越对立。于是，课堂上的逻辑促进和认可着工厂与机关里的物化(Versachlichung)：“在课堂中由逻辑衍生的思考批准了在工厂与办公室中人类的物化。于是禁忌侵蚀了禁忌的力量，正如启蒙侵蚀了精神，而精神自身就是启蒙。”(霍克海默、阿多诺，2008年，第55页)抱着你死我活的态度理解二者(如人与物化系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自己的行动，势必导致自我否定。本要排斥他者，反而可能成全他者，或受他者的支配决定。本是成就自己，反而陷自己于不利之中。禁忌侵蚀了自身，启蒙侵蚀了自身，造就了自否定的结果。这就是典型的启蒙辩证法：自否定的辩证法。
理论在追求统一性知识，相应地，实践也在追求大全。自我本来是要挣脱掉非人性力量的约束和奴役，现在却在文明化的自我重新被非人化中返回了原点：“完全被文明保卫的自我，被瓦解为非人性的元素，而那却是文明起初努力要挣脱的。以前人们总会害怕失去自己的名字，如今这个最古老的恐惧也成真了。”(同上，第55-56页)纯自然的东西本是可怕的、野蛮的、该超越和告别的，是想想也害怕的远古回忆，现在却以新的形式又回来了。启蒙导致了非理性，招致了灭亡。资产阶级快乐主义的节制，发展到了文化工业中漫无节制的快乐主义!这里未言明的意思是：资产阶级回归自然的理想，不再是回到混沌的(无形式的)原本的自然，而是现代中庸、平庸德行的那种“自然”，也可以说是马克思说的“第二自然”或尼采所痛恨的冒充“自然”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平庸的“非自然”。西方文明的各个阶段都在迫害神话，祛除神话，消除恐惧、迷信，但都成就了自己的反面。“而对于内在或外在自然的宰制，成为绝对的生命目的。自我保存最终被自动化了，而那些继承了理性而又害怕被剥夺继承的生产控制者，则是解雇了理性。启蒙的本质在于它有许多选项，而选择本身却是不可避免的，即宰制的必然性。”(同上，第57页)资产阶级计算理性要照亮神话，驱除黑暗，但这阳光并不温暖，而是冰冷无比。在它的照耀下，“新的野蛮种子正在成长。在宰制的强制下，人们的劳动脱离了神话，而在同样的宰制下，却一再落到神话的魔咒里。”(同上)本来是要照亮世界的资产阶级启蒙，却最终导致了新的黑暗，本来是驱除恐惧的理性，却最终招致了令人恐惧的非理性结局。
有待求解或尚未呈现求解之法的自否定，在《启蒙辩证法》中比比皆是：追求恐惧的解除最终却导致了更大的恐惧;追求知识和真理却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与意识形态;追求命令和统治自然却最后导致对自然更大的依赖;追求从神话到理性的蜕变却导致了启蒙理性脱变为新的神话。当初许诺的美好目标，都因为迫切需要反思、清除但仍未反思和清除的内在缺陷而脱变为自己的反面。这就是典型的辩证转换，是典型的辩证自否定。这是《启蒙辩证法》向我们呈现的第二种“辩证法”。虽然比可能走向追求绝对、纯粹的“形而上学”的“辩证法”更推进了一步，但仍然是初步显露的“辩证法”，尚不是最后确立的辩证法。由于《启蒙辩证法》立志于批评反省这种自否定的“辩证法”，而这种批评反省恰恰是一种积极的辩证法，积极的辩证力量之所在，所以，与自否定的“辩证法”相对立，也存在着自我揭露、自我批判、仍在积极追求自由和解放，也就是仍然可以通过启蒙内部潜力的挖掘把已招致负面倾向、已走向危险境地的“辩证法”重新扭转到原来的积极方向上来的更进一步的“辩证法”，存在仍然相信虽然一开始就有缺陷但终归被克服的积极辩证法的乐观主义信念。这种信念意味着，辩证法有能力从自我否定的漩涡中自我解脱出来，能够从危险之路上自我折返回来，走上富有希望的自由和解放。这样的自否定如何能借助某种方法和机制而自我蜕变?是自否定的辩证法走向进步和积极的关键。
在尚未获得这种方法和机制之前，资产阶级的工具理性明显体现为对辩证法的能动力量的窒息。资产阶级精神已经变成宰制的工具：现实越来越被系统化、固化，一切不合乎资产阶级理性要求的东西都被封杀和遮蔽，一切有危险的希望都被技术和管理系统封存起来。现实成了工具理性的一统天下：“思维自限于组织和管理，无论是狡猾的奥德修斯或是幼稚的总经理，其结果是强者在支配弱者时显现的困窘。其实精神已经变成宰制以及自我宰制的工具，而资产阶级的哲学对此总是判断错误。顺服的无产阶级自神话以降的耳聋，和使役者的呆滞不动差不了多少。社会的过渡成熟是基于被支配者的不成熟。社会、经济和科学器具越是复杂精密(生产体系早就要身体配合器具的条件)，身体所能接触的体验就越贫乏。”(霍克海默、阿多诺，2008年，第61页，译文有改动;cf.Horkheimer,S.59)感性经验被收编、被排斥、被纳人体系，使得“现实”封杀新的经验和新的追求，一切都按照固有的逻辑和模式运转。以至于“使它渐渐类似于两栖动物的世界，现在，群众的退化在于无法以自己的耳朵去倾听那未被倾听者，无法以自己的手触摸那未被把握者，那是新的蒙昧形式，而取代了被打败的神话。经由全体性的、涵摄所有关系和活动的社会，人类被迫回到那与社会的发展以及自我的原理对立的方向：变成单纯的种属生物，在强制的集体性里，因为隔离而彼此相等”(霍克海默、阿多诺，2008年，第61-62页)。接下来强调的是，“就算是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盖棺定论的”，“宰制物化为法律和组织，因而必须自我设限。工具获得了自主性：精神的中介代理者独立于统治者的意志，而缓解了经济上的不义的直接性”。系统已形成独立的运转逻辑，这个逻辑也不完全等同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要控制一切的控制者，却“反而被一切控制”。(同上，第62页)工具思维成了真实主体。思维成了单纯被动的意识形态。
所以，不但起始于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辩证法有着一个恐惧的情感基础，并由此导人对绝对、纯粹本质的追求之中，陷入自否定，而且继承这个历史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所谓“自由”也只不过是自我保存。它在降低辩证法的目标追求，矮化现代性的境界，从而进一步强化辩证法的封闭性、平庸性。“资产阶级的启蒙……总是难免要把自由和自我保存的活动混为一谈。”(同上，第66页，译文有改动;cf.Horkheimer,S.64)工具理性为了自我保存不断制造谎言，谋求利益，远离真理。把思想变成报纸标题，把艺术变为文化工业，使谎言与真理混同，屏蔽辩证法的开放性。
三、扬弃自否定的积极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呈现的第一、二种“辩证法”概念是相互适应的，但与对其持批判态度、仍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积极辩证法存在着张力。两位作者如何在这种张力结构中运作，使得第一、二种“辩证法”成功地转变成第三种“辩证法”呢?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思考的。
《启蒙辩证法》绝对没有以自否定、自悖谬作为结局，虽然学界有很多“启蒙已死、启蒙已沦落为欺骗和谎言”就是《启蒙辩证法》启蒙批判的最终结论的断言。正像把《资本论》第一卷结尾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剥夺者被剥夺”的结论当做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结论很不合适一样，把《启蒙辩证法》第一节最后的“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霍克海默、阿多诺，2003年，第40页)当做全书的最终结论，也非常不合适。该书最后结尾才是最终结论：“恐惧(Grauen)还依然存在，谎言还在昭然过市，顽固不化。尽管欺骗不允许任何可以揭露它的真理存在，但真理仍旧在竭力反驳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否定力量;蒙蔽要想一劳永逸地驱除真理，就必须彻底剥夺掉思考的能力。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同上，第233页;cf.Horkheimer,S.238)《启蒙辩证法》绝没断言启蒙已死，反而强调对陷入自否定、自悖谬的启蒙进行批判反思，相信“如果启蒙没有对这一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它也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霍克海默、阿多诺，2003年，前言，第3页)。而只要还能自我反思，启蒙仍能辩证地导向富有希望的未来。
《启蒙辩证法》虽然尖锐地批评西方启蒙文化，但绝没有彻底否定它。批评和否定是针对它内在的、必须予以克服的问题，而揭示这些问题恰恰是为了认清并克服它。因而，这种批评和反省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批判的精神，就是明显的辩证力量之所在。它意味着，即使没有外在的催促和批评，辩证法也能展开自我批评，自我发现自身的问题。因而，《启蒙辩证法》引入尼采的辩证法批判，不是赞成尼采，而是化解、克服尼采提出的问题，是以马克思化解、整合尼采、黑格尔的关键步骤。
为什么辩证法有能力从自我否定的漩涡中自我解脱出来，能够从危险之路上自我折返回来，走上富有希望的自由大道?理性批判的力量是首要的。分析与批判是苏格拉底理性文化的优秀特质，籍此能够解释隐藏着、潜存着的问题，经过揭示，使之昭然于天下，就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就会想方设法求解这些问题。《启蒙辩证法》对西方启蒙如此尖锐的批判，本身就是启蒙批判精神的象征和体现。也意味着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希望仍然存在。由此，对第一、二种“辩证法”的批判，就是第三种正面的辩证法力量的表现，并在此意义上成为第三种辩证法的构成环节。理性批判精神、方法是启蒙精神中不可忘却的重要内涵，它与总是致力于以标准的理性进行思考存在明显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不能否认，却应明确地肯定下来。”(Kunneman & de Vries,S.14)《启蒙辩证法》就是要以理性批判精神限制、质疑已经工具化的标准理性，凸显启蒙内在的辩证结构、释放启蒙内在的批判潜力。理性批判精神是启蒙的可贵内涵，是内在于启蒙、常常被遗忘、遭排挤因而需要养护的可贵精神。所以，当马尔库塞建议霍克海默把《启蒙辩证法》写得更积极一些时，霍克海默以“第一章中完成的毫不妥协的分析，本身就是对理性思想(rational intelligence)的积极作用的一种更有效的肯定，这比为了淡化对传统逻辑及其相关哲学的攻击所能做的任何辩护都更有效”(维格豪斯，第425-426页)予以回应。就是说，无情地批判启蒙，正是唤醒沉睡的启蒙，展现启蒙的潜力，从而是启蒙的真切表现。同理，当哈贝马斯认定《启蒙辩证法》否定了启蒙，“把启蒙看作是摆脱命运力量的失败努力”(哈贝马斯，第132页)，“理性失去了采取‘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的批判能力，失去了区别有效命题和无效命题的能力，因为权力要求与有效性要求已经同流合污了”(哈贝马斯，第130页)，即使不是有意贬低老师，也是为了凸显自己而对老师的明显误解甚或有意曲解。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滞留于第一、二种意义上理解(启蒙)辩证法，没有提升到第三种意义，是不到位的，作为同行专家更是不应该的。后来者追随他们更是不应有的失误与偏差。
另外，物极必反的道理也在这里起着明显的作用。当启蒙演变为欺骗、神话，它就不得不折途而反。当消除恐惧的理性主义方略招致了更严重的恐惧，它就不得不停下来反思为何如此自否定?需要怎样才能回到原来的轨道?这恐怕不是什么道理的问题，而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智慧。而这也正是辩证法的基本含义：这个含义不只是追求真理的辩证法变成了欺骗，追求恐惧消除的方略招致了更复杂难解的恐惧，消除神话的启蒙本身成了一种神话，批评宗教信仰的启蒙呈现为对理想自身更无理由的信仰，也包括相反方向的含义：在文化工业中变成欺骗的启蒙已受到反思批判，法西斯主义制造的恐惧正在被追求正义的人们全力对抗，变为神话的启蒙也早已开始了激进的自我反思(《启蒙辩证法》这本书就是最好的代表)，对(工具)理性的批评在这种自我反思中早已出场。辩证法并不总是意味着追求正面和积极价值的活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也意味着当追求陷入反面时也能自我调整到对正面积极价值的追求上来。否则就只是单面的辩证法，最后必然失去辩证性。只有同时具有两个方面的转换运动，具有两个向度的方向自我调整，辩证法才能是全面的、双面的辩证法。辩证法所具有的复杂结构，所内生着的张力，才能适时地发挥作用，维持住自己的整体结构，靠自己内在越来越复杂多变、范围越来越延展着的海洋风浪，完成结构和方向的自我调整，从而不会沿着一个方向、不理睬其他向度、不受内在其他力量的调适而径直单向度地走向极端，不惜自我毁灭。
极致化之后的反思，及其获得的知识，是走向扭转的关键;这就是“他们终于从事物的力量那里学到如何放弃力量”(霍克海默、阿多诺，2008年，第67页)。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能够自我扭转：启蒙发现源初设定的控制支配事物的目标已经达成，而且问题百出时，才会意识到原本力图控制支配的自然才是发源地，应该倍加爱护：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解。这时，启蒙才会成就其顶峰而又自我扬弃。培根的理想是驾驭自然，当驾驭自然“那个乌托邦覆盖大地”，才终于“彰显出那无拘无束的自然所拥有的强制性本质”。自然的强制性才是真实的。真正的宰制是自然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尼采一再提醒现代人的就是这一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在这里说，宰制自然的历史努力最后呈现的却是自然才是宰制者!明白了这一点，培根所期望的知识，本来是支配工具的知识，“现在便可以瓦解宰制的力量”(同上，第68页)。
四、开放性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追求绝对容易沦为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不但构成《启蒙辩证法》的反思对象，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思的对象。他声明，辩证法只能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不能指望有朝一日历史能达到完美和绝对的程度，而一旦人们陷入这种幻觉，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所以，不仅是尼采，马克思很早就已经充分揭示了辩证法的绝对化必然导致传统形而上学：一旦不正确地对待辩证法，它就极易蜕变为传统形而上学。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融通性，是马克思和尼采都直接、充分地认识到并自觉加以提防的。
马克思显然坚定地拆除了辩证法与那种绝对整体的关联，把辩证法导向了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把辩证法的关注重点从语言、符号系统，转向语言、符号背后的事物、事件和历史。对马克思来说，符号背后的事物、事件和历史，而不是语言、逻辑、符号，才是辩证法的真实基础。这种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变革所必然导致的辩证法的开放性，构成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诉求。作为辩证法基础的现实过程永远在生成，辩证法也必须永远保持开放性。同时，作为自己介入和追求着的辩证过程的记录仪，辩证法对自己的目标也保持这样的开放性，就像伯恩哈特·瓦登菲尔斯所说，辩证法的开放性是一种“仍未”，意味着一种面向未来和更高目标的不确定性：“整体仍未完全被确定;过程仍未达到其目标，主体和对象或主体和共同主体仍未彼此完全和解而且仍未完美地被实现。”(参见张庆熊，第264页)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说明：“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2页)
可是，人们却常常放弃辩证法的开放性，把辩证法追求的东西凝固化。最常见的就是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自由王国”理解为固定的、完美无缺的状态，一种有朝一日达到的什么也不缺、什么矛盾也没有、一切美好价值都融洽相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完美国度。实际上，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永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永远形影不离的关系。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纯粹的“自由王国”存在于唯物辩证法的尽头处。如果可以这样纯粹、绝对地去设想“自由王国”，辩证法就去拥抱绝对、纯粹、固化的存在了。可惜的是，马克思的任何文本也提供不出对这种“形而上学”阐释的任何支持。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6页)，不是一种达到某种状况就停滞下来、就此维持住的状态。同时，他也强调“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即使具有了社会物质基础，达到了基本的条件要求，也绝不是从此之后一了百了、一通百通、万事大吉、无需努力和费力了，而是一刻也不能停滞的、矛盾总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物质生产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7页)。物质生产活动总具有必然王国的特点，不能浪漫地理解为纯粹自由王国里的娱乐、消遣。相反，“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6页)他批评傅立叶把未来理想社会中的劳动浪漫化为纯粹的消遣。他指出，劳动之所以是令人厌恶的事情，是因为它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同上，第615-616页)显然，在马克思的眼里，任何社会中的劳动也不能是纯粹娱乐、消遣性的活动，都必须是严肃、认真的事情。而且，为了满足更多的人追求闲暇的需要，为了缩短劳动时间以增加劳动者自由支配的时间，劳动也必须是高效率的，需要打起精神、高效完成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理想社会中的劳动反而可能是效率很高、节奏很快、强度也很大的。在劳动者结束这种劳动进入自由支配的“自由王国”之前，他们总不免于一定时间内要在“必然王国”里从事这样的劳动。也就是说，“自由王国”对“必然王国”的依赖，“必然王国”对“自由王国”的奠基和支撑，即使不能说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也起码可以说是每月、每年必定会发生的事。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必然王国里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自由王国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自由王国就会坍塌掉的。”
同理，关于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关于国家的消亡等，都应该杜绝极端、绝对的形而上学理解。就像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本人其实并没有寄希望于一个乌有之乡。在他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并没有摈弃以中央管理的方式建立国家的理念。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都需要这种方式。……马克思所希望的，是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能够消亡。”(伊格尔顿，第195-196页)
辩证法中本来就具有一种自我调适的力量：一旦走向极致化理解，就会呈现其负面性恶果，就会暴露、呈现这种极致化理解所希望的那种局面的不可能，并且还会进一步地提醒人们回向折返，走回正确的道路。这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结构所孕育和造就出来的力量。这种客观性，常常是带着痛苦代价的，对人是沉重的，是无奈的，是五味杂陈的。同时，这也是辩证法内在的主观能力。辩证法一开始就富有两面性，能够在两个极端中自我折返。关键是及时给它这样的提醒，及时给它一个正确的助推力，把它扭转到正确的方向上。要使辩证法从问题的客观呈现变为被意识到、被列入议事日程要求解的问题，主动、有意识的批判反思是至为关键的。推动辩证反思的推动力不能仅仅是外在的，只有成为不折不扣的内在的，一种靠启蒙者自身及时发现和及时释放的推动力，积极、正面的启蒙辩证法才能得以发生和完成。
走向绝对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自否定的“辩证法”，以及借助自我反思迈向开放性和积极性的“辩证法”，是《启蒙辩证法》依次处理、依次反思的三种辩证法，某种意义上也是《资本论》涉及、处理过的三种意义上的“辩证法”。第二种否定第一种，第三种否定第二种，前两种的出现及其被否定支撑起第三种。第三种对前两种的批判使得前两者也成为第三种辩证法的构成环节，从而使三者融为一体。由此，尼采对辩证法的否定，黑格尔对绝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在回归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上被克服、整合。
原文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2004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刘东译，译林出版社.
[2]霍克海默、阿多诺，2003年：《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启蒙的辩证》，林宏涛译，台北：商周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2001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5]尼采，2007年：《偶像的黄昏》，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重估一切价值》，维茨巴赫编，林茄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维格豪斯，2010年：《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7]伊格尔顿，2011年：《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
[8]张庆熊，2014年：《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9]Horkheimer,M.,1987,Dialektik der Aufklaerung und schriften 1940-1950,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5,Fischer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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