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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青山:“取消所有制分类”论远离了《宣言》十万八千里!

岳青山 · 2018-12-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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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上可知,《宣言》是国际共产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纲领。它的“核心基本原理”是确认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唯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指明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共产主义本质特征归结为“消灭私有制”。

  九月中旬,“50人论坛”在京隆重举行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专题学术研讨会。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杨先生发表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的演讲,提出新时代的“新使命”, 要“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认为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过去我们也注重了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他又说:“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的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都面临着一些活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这种“淡化并取消所有制分类”论,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原则问题。鉴于这位先生位居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他的这种“高论”是否正确?是不是合乎马克思主义?意欲何为?不可不争辩清楚。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宣言》是共产主义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不管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所发挥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就可能做某些修改”(《马恩选集》第1卷,第228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发表讲话明确指出: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仅以《宣言》这一“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而论,我认为这位先生提出的所谓“取消所有制分类”论,就远离了《宣言》十万八千里。

一、从《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来看

  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先后两次对《宣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或《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作出了经典概括,深刻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性质。

  他是这样说的:“《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唯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第232、327页)

  这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

  的经典表述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唯物史观“可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结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恩选集》)第2卷,第82页,)

  这里都是指明,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谓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所有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及产品的分配关系。因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归根到底,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

  这种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就是“《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一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一定社会的所有制经济基础,就规定着社会的性质,成了此一社会区别于另一社会的本质特征。

  《宣言》中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漫长的原始社会是以“原始土地公有制 ”为基础;“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奴隶主私有制基础的奴隶社会;在“封建的所有制”经济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是封建社会,乃至在“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 。

  这位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

  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这就是他所说的:“过去我们认为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是不对的。 “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 ”。“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

  这是在严重挑衅“《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

  第一、所有制关系是不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存在”?

  马克思说得好:“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结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表明各种“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或各种所有制关系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存在”。在我国,公有制,私有制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私有制,当然也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既“淡化”不了,更“取消”不了!

  这位先生却提出,要“淡化”以至“取消”所有制的分类。应当承认,单从主观上说,亦未尝不可。此人是可以从此以后再也不讲“公有、私有、外资”;彻底“取消”分类,并“创新”出新的美丽名字、概念。只是,这对于客观存在“公有、私有、外资”,并无一丝一毫的改变。

  第二、各个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或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

  如同每一事物都有其自身区别另一事物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一样,每一社会也是各有其自身内在的区别于他社会的质的规定性。 “《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揭明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的性质的决定因素,成各个社会区别于另一社会的最本质的特征。

  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的本质区别。

  “原始土地公有制”是原始社会内在的质的规定,使它同尔后各个私有制社会区别开来。奴隶主私有制是奴隶社会的本质规定,是它不同于早先的原始社会,以及尔后的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社会主义社会亦复如此。

  这位先生却说什么;“过去我们认为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其实不然。“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

  这里提出“所有制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岂不是把“《宣言》核心基本原理”否定得一干二净?

  那就试问: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 ?

  这是不能不打烂沙锅问到底的!

  第三、“所有制”和“产权”到底是什么关系?究竟哪个“更重要”?

  马克思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所谓“产权”也就是所有制的法律用语。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卫兴华指出:这位先生的发言,还流露了他在有关经济学范畴和理论知识上的短缺,不懂得“所有制”是经济学范畴,产权是法律范畴。“所有制”与“产权”不能对应。这里就不再赘述。

  重要的是,所有制、“所有权”与“产权”,究竟熟轻熟重?

  应当承认,所有制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的分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所有制基础上的法律体现,就有“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因之,所有制、“所有权”比起“产权”,无疑“更根本”、“更重要”。

  这是“癞子头上长虱子明摆的”道理。

  拿现代我国经济来说,无论“私企”,还是“外企”,生产资料都是资本家的私有制,老板把机器、 工具交给工人使用,工人也就有了所谓的“使用权”,或者叫“经营权”,也还有产品分配“受益权”(雇佣工资等)。只是,工人的这些“产权”都是老板给的,愛给则给,不愛给一声“走人”,所谓“产权”也就烟消云散。 所有制比产权无疑“更重要”。

  杨先生断言:“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如此轻重颠倒,实在令人惊詑!

  另外,这位先生自相矛盾,逻辑混乱,也着实让人费解。他一方面提出,“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这里所谓所有权“派生”出产权,婉如“皮”之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明明是说,相对“产权”来说,“所有权”是基础,“更重要”, 哪晓得另一方面,他又直截了当断言,“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还有,这位先生一方面提出,要“淡化”、“取消”所有制的分类;一方面又肯定我国现在已经形成“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 “强化”、“扎实”所有制的分类。这些,难道不是自己“打脸”自己!

  再者,他提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是要“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改革”,同时又强调今后“取消所有制分类”。殊不知,这种“产权制度改革”,须以“所有制分类”为前提,才能确定究竟“改革”哪个?不“改革”哪个?否则,无法进行所谓“产权制度改革”。如果“取消所有制分类”,所谓“产权改革”,就只会是“瞎子摸象”,摸到哪就“改革”哪,那岂不会“误伤”及这位先生连作梦都不曾想过也要改革的“私企”和“外企”呢?

二、从《宣言》阐明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

    《宣言》揭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推动着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古今内外,概莫能外。

  正如《宣言》指出:在封建社会的末期,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打破了。”(第256页)

  起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

  无疑,“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253、256页)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占有制的不相容性也就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马恩选集》第3卷,第428页),这种曾经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已经在阻碍生产力而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了”。

  这就是《宣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 ,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一经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第257页)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厐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商业危机就够了。”(第256页)

  因而,曾经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第263页)

  “两个必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规律,成了共产党人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成共产党人的“灵魂”。如果失之,“魂”不附体,那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

  试问这位先生,“淡化”和“取消”了所有制的分类,取消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岂不是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岂不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淡化”和“取消所有制分类”论实际上是要“淡化”和“取消”《宣言》揭明的“两个必然”。

三、从《宣言》阐明的共产主义本质特征来看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每个党员入党之时,无不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呢?

  《宣言》振聋发聩地公告世界: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真是“天地之道,可一言百尽也”。

  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区别之所在。

  《宣言》为何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呢?因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基本要求,已于上述。此其一。

  其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无产阶级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被压迫的经济基础,是无产阶级受苦受难的经济根源,是资产阶级套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沉重“锁链”。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独占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财富聚焦到少数人手里。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第255页)

  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因而,“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象其他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第257页)“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维持其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第266页)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愈是公开地把发财致富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恶。”(第259页))

  马克思巨著《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的矛盾分析开始,经过严谨的科学剖析,最后逻辑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鐘响起来了。结论六个大字:“剥削者被剥夺”(《资本论》第1 卷,第964页)

  不消灭私有制,怎能砸碎无产阶级身上的“锁链”,又何来“工人的解放”?

  其三、私有制还是社会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在私有制经济里头,必然伴随两极分化,如影之随形。而它与共同富裕,则若冰炭不容。古今内外,无一例外。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集》第3卷,第139页)

  可见,《宣言》指明,共产主义的特征归结为“消灭私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共产党“共”字当头,只要取消了“共”字,共产党就变成了国民党。这位先生却提出“淡化”以至“取消”所有制的分类,究竟意欲何为呢?究竟要把中国推向何处呢?

  应当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四、从共产党同各反对政党的关系来看

  《宣言》的最后一章题为“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指明共产党人本着“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与长远的目标和利益辩证的统一,“在当前的运动”中,支持其他“工人政党”反对共同的“反动阶级”。 但同时,又着力划清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之间的界限。

  这就是《宣言》尖锐提出的:共产党“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第285页)

  《宣言》本身就是光辉典范。

  这种“特别”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恩格斯1890年《德文版序言》,反复公告世界:“《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灭亡”(第231、140页)

  这种“特别”还表现在,所有制这个“基本问题”像一条红线贯串于《宣言》的始终。只有抓住“所有制问题”,提纲振领,才能读懂和贯彻《宣言》。诸如:“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就进入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社会;封建社会为何灭亡?只是“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就束缚生产的桎梏”;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也只是由于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种“特别”也表现在,《宣言》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第272页)

  可见,《宣言》指明,共产党同其他工人党的界限在于,它“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这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而这位先生却主张“淡化”以至“取消”所有制分类,实际上是“淡化”和“取消”所有制问题。

  同一“所有制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宣言》是“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杨先生则“淡化、取消”所有制问题。

  这种南辕北辙,是多么尖锐的对立呀!

  须要指出的是,这种所谓“取消所有制分类”论,纯系欺人之谈。

  其实,他深知没有区分,就没有政策,因而在口头上、台面上鼓吹“取消所有制分类”,釜底抽薪,借以“突破”党纲、宪法关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等“思想束缚”。而内心里,实地里则是“强化”和“扎实”所有制分类。如其不然,为什么这些人总是一门心思消灭公有制,彻底实行私有化?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总上可知,《宣言》是国际共产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纲领。它的“核心基本原理”是确认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唯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指明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共产主义本质特征归结为“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同其他工人党的界限就在于它“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而这位先生身居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却主张“淡化”乃 至“取消”所有制的分类和所有制问题,这种“取消所有制分类”论,毫无疑问是远离了《宣言》十万八千里!

  除非你认定《宣言》所论述的“一般原理”已经“过时”,那就只好另当别论了。

  (2018年12月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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