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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戴尔•怀斯福特专访:马克思、资本主义与技术

尼克·戴尔·怀斯福特 · 2019-01-05 · 来源:无产者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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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方面,阶级斗争是不均衡的:资本有优势,但决不是无所不能的。而且,资本通过新的网络战争来实现其数字主导权。这一方式可能产生混乱的结果。这一结果是极端危险的,同时也有造成社会革命的可能。我们应该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译者按:

  我们生活在技术发展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现代化的生产和流通体系正在经历全面数字化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所有技术革命一样,信息技术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变革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又为资本提供了新的控制和剥削工人的手段。“数字资本主义”、“数字无产阶级”等概念的提出,针对的就是信息技术带来的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和生活的界限是否已经消失?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还是否可能?如何看待全面基本收入的提议?关于这些重要问题,尼克·戴尔·怀斯福特在如下访谈中都有所触及。

  尼克·戴尔·怀斯福特是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信息和传媒研究学院的副教授。他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书名为《数字-马克思:高技术资本主义中的斗争周期和线路》(Cyber-Marx: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s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该书对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提出了一套分析方法。到了2015年,他还出版了《数字无产阶级:数字漩涡中的全球劳工》(Cyber-Proletariat.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一书。戴尔·怀斯福特揭示了科技的进步是如何加剧富裕精英和摇摇欲坠的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本次采访由蒂莫·达姆(Timo Daum)进行提问,他是一名大学教授,重点研究网络、媒体与数字经济。他也是《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汽车》(Das Auto im digitalen Kapitalismus)一书的作者。

  蒂莫:管理者曾经使用技术来调整工作和工人自身之间的分工。一方面,这种方法似乎仍然应用于如今的Uber司机。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数字社会如何寻求目标用户,则成了人们讨论控制、监视和监控的语境。把这两种现象联系起来有意义吗?你看到了其中的联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已经彻底地侵入了社会生活吗?

  尼克:的确,如今的资本主义不仅将工作场所,而且还把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其中。从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社会工厂”的概念发展到最近由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的构想,常被称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在马克思主义学派内得到广泛地认可。这一思潮塑造了我的思想。

  我认为这样一套分析方法要有用,就必须强调在这个广泛进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特性。是的,资本占领了生产、流通、金融,甚至是社会再生产领域,但是它是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可能是用目的明确的,或起码是流行的方法。例如监控问题:正如现在所广泛讨论的那样,两家公司以及国家安全局的数字监控系统无处不在:我们Facebook上的所有帖子(如果你还在使用Facebook的话)都是被监控的,被用来增加广告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为Facebook提供了无薪劳动。

  这一过程与比如说亚马逊仓库工人的经验既有相关之处,又有差别。亚马逊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数字系统的监控。资本家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生产率,工人如果表现不佳会遭到解雇。我们要能够把资本主义监控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

  蒂莫:工业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使曾经成分复杂而且难以统一的一群人,最终发展出有自己组织、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class)留下了什么?它是否发展成为了一个混杂的阶级(classes)?换句话说,以单数形式使用这个术语是否仍具有重大的意义?

  尼克:第一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倾向于夸大工人阶级的同质性。即使在福特制的工业时期,在半自动化、程序化的工厂工作的工人们和办公室的劳动者们所共同面对的状况形成了团结的特定基础。多亏了女权主义和非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家们,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如卡尔·海因茨·罗斯(Karl Heinz Roth)、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等分析人士所做的工作,我们今天才能知道,即便是在那样的时期,工人阶级也不是那么祥和与统一。

  在今天的全球资本重组的背景下,难以统一的劳动者的复杂性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但是这也只是意味着构建跨越不同成分和阶层的阶级联合一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蒂莫:如果阶级是通过个人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定义的,那么我们所有人,作为用户来说,不都是属于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海妖服务器工作的数字无产阶级吗?(译者注:海妖服务器是由计算机科学家杰伦·拉尼尔提出的概念。他将收集海量信息数据的情报部门和公司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这些技术海妖们收集海量数据,创造了一个一个封闭的、剥削性的循环链,使用户的免费劳动成为海妖公司的利润来源,它们用这些收入投入广告,吸引你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海妖公司)

  尼克:就像我早些时候所说的:是也不是。之所以“是”,是因为迄今为止很难在生活中找到不与商品化过程相联系,甚至说不浸入于商品化过程中的事物了。而说不是,则是因为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时刻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无论就在资本循环中的位置还是就资本寄生于其中的生命能量的循环而言,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在整个资本中的地位和经验是相同的,那么组织抵抗将会非常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整体上所处的环境比较复杂。

  蒂莫: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不断增长的被资本抛弃的全球失业人口群体,我们应该怎样描述这个新的全球过剩的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此外,如何看待全民基本收入(译者注:是指每个成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是否工作——都可以从政府拿到的一份固定收入)这个项目?为了安抚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数字资本可能会认为其有利吗?

  尼克: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过剩人口”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不稳定”(precarity)的概念,就像不稳定工人阶级刚出现时一样,工人斗争受到各种各样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即便如此,我反对把“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定义为一个明确的阶级,或者是把“过剩人口”当作是革命进程中的灵丹妙药。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不稳定和过剩通常是无产阶级存在的特征。是的,我同意你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观点,它的创立也仅仅只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轻微缓解雇佣关系中的不稳定和危险。在不远的将来,就像我们在2011年看到的那样,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起义,资本家们很可能用“全民基本收入”作为重要的安抚措施。

  蒂莫: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分为两个阶段。十九世纪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马克思有大量的相关的论述。这种危机似乎已经被金融、国家控制、改进通信工具等手段抑制住了。资本控制了这些危机之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越来越转向“最终”的危机、利润率下降趋势等等概念。你同意这些评论吗,资本也能设法抑制后者吗?

  尼克:我拒绝这一问题的前提。华尔街2008年的危机以及之后的经济衰退表明了,资本并没有摆脱其危机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很多方面——包括生产过剩和利润率的问题——都与最终引爆灾难的资本向金融领域的逃逸相关。是的,资本通过巨量的国家干预幸存了下来。尽管这样,十年之后,那次干预引起的连锁反应仍然是不明确的。马克思认为的所有危机仍在发挥作用,除了生态灾害等问题外。仍将有更多的危机,只是我们无法知道它们何时发生。

  蒂莫:自从1999年出版了《数字-马克思》一书以来,围绕网络和数字资本主义的叙述有没有什么演变?将来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尼克:互联网的扩大超出其最初的军事目的之后,进入了大规模普及使用的时期。《数字-马克思》就是写作于这个时期。资本并不完全确定如何融入这个数字社会,2000年的互联网崩溃(译者注:指自1995年至2001年间的投机泡沫,在欧美及亚洲多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中,与科技及新兴的互联网相关企业股价高速上升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一段时间里,网络公司和网络共产主义(dot-communist)在这些网络中并存是可能的。反全球化运动激活了网络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并取得了一些成功。我的书正是来自于那样的背景和乐观主义。

  可是,这扇窗户关上了。2000年代(2000-2010年)中期 Google和Facebook的崛起标志着高度复杂化的网络商业化模型的到来,尼克·斯尔尼切克(Nick Srnicek)巧妙地将它称之为“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在2011年发生的事件说明,即使在这种新模式(建立在社会化媒体、搜索引擎和移动电话的模式)下,仍然可能孕育革命。正如所谓的“Facebook革命”(译者注:指的是2011年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在中东和北非爆发革命时,起到了传播信息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运动的发展)的爆发所展示的那样。但是它也暴露了这种尝试的问题。信息传播的速度超过了政治连贯性的速度,带来的关注度是优点,同时也是缺点。

  我最近的书《数字无产阶级》对这些困难提供了相当悲观的分析。这本书写于占领运动瓦解和埃及、叙利亚、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灾难性后果出现之后不久。也许这本书是过于灰暗了。自那以后,我的同事和同志们研究了各种“平台劳动者”(platform labour)利用数字网络在工作场所组织的新一波的活动中的标志事件。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研究的鼓舞。这也许给这些困难带来了新的转机。

  1999年,人们对于数字技术的极端可能性过度乐观。到2015年,人们对于这一话题又过度悲观。毋庸置疑,我认为现在自己处于一种完全平衡的现实主义的位置。在技术方面,阶级斗争是不均衡的:资本有优势,但决不是无所不能的。而且,资本通过新的网络战争(在我与Svitlana Matviyenko合著的即将发布的书中探究了这一问题)来实现其数字主导权。这一方式可能产生混乱的结果。这一结果是极端危险的,同时也有造成社会革命的可能。我们应该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2018年5月

  译者:阿喜

  来源: rosalux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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