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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罗莎•卢森堡

保罗•马蒂克 · 2019-01-11 · 来源:女神读书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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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今的摧毁手段,资本主义也许会在另一场大灾难中自取灭亡。但是通过阶级斗争带来社会主义转型也许可以战胜这一厄运。罗莎•卢森堡所阐明的选择题——社会主义或野蛮——依然有效。当前的劳工运动缺乏任何革命倾向,这清晰意味着比起蕴含意识形态上期望未来的新兴革命组织,社会主义的命运更加依赖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自发行动。

  译者按:马蒂克是德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早年曾参加德共的活动。这篇文章是1978年为了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牺牲60周年而作。文章主要谈了几个问题,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启迪:一是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作者强调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只是研究现实问题的“过渡”手段,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刻画。因此比例失调理论乃至卢森堡和列宁的互相批驳,都未免跑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出发点始终是“利润率下降”导致价值积累的总崩溃。二是有关民族自决、农民和先锋党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态度从未调和过。布尔什维克的很多措施受制于历史局势,现在看来也是值得进行认真反思与批判的,但正如马蒂克所一直强调的,“建立社会主义不能靠随意试错的方法——在现实的‘迷雾’中分辨出未来——而要由当前的必需所决定,要采取确定的行动。”

  如果说现在来看,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错误的,民族自决和组织问题也存在偏差,那么她对我们今天有何意义呢?译者认为有三点:1.她的认知在现在来看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却反映了“时代”与历史形势。她的资本积累论也许错得离谱,但恰恰是当时帝国主义扩张、殖民地争夺白热化时代在理论上的一种不太成熟的反映。换言之,她的错误也是“蕴含着时代精神”的错误。正如齐泽克所言:“政治的真正艺术不在于逃避犯错,而是在于犯下正确的错误,在于选择正确(适当)的错误。”英雄所见略同,无论是卢卡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还是曼德尔(《罗莎·卢森堡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都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2.至于民族自决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问题,她的批评为我们留下了更多思考的空间。不盲从、不迷信、不为了辩护而辩护、为了批判而批判。她和李卜克内西的鲜血也许论证了组织问题的紧迫性、老社民党传统的无可救药,而布尔什维克本身的腐化变质堕落也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3. 罗莎•卢森堡始终是共产主义者、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无论是斯大林所谓的“卢森堡主义”,还是后来将卢森堡刻画为“社会民主主义”旗手的尝试,都是可耻的污蔑和背叛。卢森堡毫不留情地批判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但她始终是以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立场进行同志般的批评,正如列宁在卢森堡牺牲后的评价:“她始终是一只鹰”。

  此外,马蒂克历来对列宁和列宁主义颇有微词,拉雅·杜娜叶夫斯卡娅曾在1946年很不客气地批评他是“反列宁主义的卢森堡盲信者”。因此这篇文章也有一定篇幅“黑”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把,望读者自行辨析。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译者将原文里没有加粗的某些词句进行了加粗处理,希知悉。

  罗莎•卢森堡一生做出了很多贡献,也犯了很多错,她永远不是一尊无害的神像,而是一只和人民在一起呼啸蓝天,披荆斩棘的雄鹰。谨以此译文作为读书会翻译组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牺牲100周年的一部分。

  ——(女神读书会翻译组)小毛线

回望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in Retrospect

  1978年

  作者:保罗•马蒂克 Paul Mattick

  译者:(女神读书会翻译组)小毛线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杀害已经过去了快60年。尽管他们往往被人相提并论,尽管他们都代表着德国1918年政治革命的激进元素,但罗莎•卢森堡的名字承载着更大的重量,因为她的理论工作产生了更大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又一杰出人物;尽管自她死后,资本主义体系和工人运动出现了变化,但她的理论工作依然在政治上具有现实性。

  和其他人一样,罗莎•卢森堡也是时代的产物,必须通过她所身处的社会民主运动阶段的语境来理解她。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阶段,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在不断演变。而罗莎•卢森堡的活跃时期正是资本主义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抽象概括出的资本生产矛盾正以帝国主义竞争和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认为,无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批判,首先呈现在工人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标准的斗争中,为未来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准备。而在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中,“最后的”斗争不能被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而已经出现在阶级斗争的远方。社会改良的日常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密不可分。

  无需阅读罗莎•卢森堡的传记[1],我们就知道,她出身中产,很小的年纪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人一样,她被迫离开沙俄统治的波兰,求学瑞士。作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她的主要兴趣自然是政治经济学。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1898年)堪比一年后列宁为沙俄所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内容没有后者那么丰富。她在德国社民党党校所做的演讲广受欢迎,在她死后由保罗•列维出版(1925年),题为《“国民经济学”入门》。值得一提的是,罗莎•卢森堡在这本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一旦资本主义体系终结,它就会停止存在。她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结论当中说,波兰经济和俄国齐头发展,最终将会实现彻底的一体化。因此,波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抱负将随之终结。不过,经济的发展也会使得俄国与波兰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最终摧毁波兰-俄国资本主义。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能力和有限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断引发经济危机,加重工人阶级的痛苦,长此以往就会导致社会革命。

  罗莎•卢森堡的经济理论在《资本积累论》(1912年)中出现了矛盾。她宣称这本书来自于她在国民经济学的著名演讲中遭遇的难题:她无法将资本主义再生产整体过程和假设中资本生产存在的客观限制联系到一起。不过,从书中可以明确看出,这本书也是为了批驳世纪之交肆虐社会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正主义有两种层面:原始的经验层面以爱德华•伯恩施坦[2]为代表,他仅仅将现实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推论相类比。而更为复杂的理论转向则来自于学术马克思主义,集大成者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3]及各类门徒对马克思的解释。

  马克思生前只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而第二、第三卷则是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马克思未审阅的手稿中编辑而成——尽管这些手稿在第一卷出版之前就已写好。第一卷关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第二卷考虑流通过程。第三卷则处理资本主义整体体系潜在的价值关系所决定的现象形态。由于再生产过程控制着生产过程,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认为,有必要通过抽象的再生产图式表现这一过程。再生产图式将社会总生产划分为两个部类:一类生产生产资料,另一类生产生活资料。他假设两部类之间的交换足以让社会总资本以原有规模或扩大规模进行再生产。但是这一再生产图式的前提条件是,在现实中,许多私人资本在盲目追逐剩余价值时,它们对社会劳动的分配能够满足再生产过程的需求。

  再生产图式并未区分价值和价格;它像处理价格那样处理价值。再生产图式的目的是让人们注意到,不同生产部类需要满足一定的比例。图式发挥了教育意义。它们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刻画,但是帮助了人们的理解。在这种层面上,生产和交换的关系是用价值还是价格表现无关紧要。因为价值的价格形式——像《资本论》第三卷——表现的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所以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假定均衡条件并不反映真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不过,马克思发现,有必要用最简单的形式看待再生产过程,从而摆脱晦涩的干扰和错误的欺骗。这些干扰和欺骗披着科学分析的伪装。要是从具体和复杂的形式入手,分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话,就很难摆脱这些干扰和欺骗。[4]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再生产过程不可能达到均衡,反而蕴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在这种生产的条件下,均衡才是偶然的”。[5]然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再生产图式。乍一看,再生产图式和资产阶级价格理论的主要工具——均衡理论——很类似。他得出结论,只要体系的发展符合再生产需要的比例,它就没有客观限制。危机是由于生产各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导致的,通过恢复比例就可以克服危机,确保资本的积累。罗莎•卢森堡认为这一想法令人不安,但是她不能否认马克思再生产图式蕴含着均衡。如果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对的,那么马克思就是错的,因为前者的解释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终结。

  有关马克思抽象的再生产图式的争论在俄国格外激烈,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很早就在有关俄国——落后,拥有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未来命运上出现分歧。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已经没有机会参与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的竞争,因而有可能在尚未解体的农民集体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走西方道路不可避免,这一发展将会在国内外产生所需的市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资本的生产,而非消费的满足,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消费上的限制将会阻碍资本积累;恰恰相反,消费的越少,资本就增长得越快。

  罗莎•卢森堡认为“为生产而生产”说不通——她当然知道资本主义生产背后有利润驱动,不断降低工人在社会生产中的所得份额。但是她不明白,被榨取的剩余价值如何像再生产图式所刻画的那样,在一个只由劳动和资本组成的市场中以货币形式得到实现。生产需要经历流通过程。它的起点是货币,投资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果是资本家获得数量更多的货币,再次投资于另一个生产循环中。多出来的货币来自于何处?在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中,它不可能来自资本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是剩余价值的获得者,而是需要用自己的钱支付等价商品。也不可能来自工人的购买,因为他们只会获得劳动力的价值,而把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留给资本家。为了让体系可以运转下去,必须得有个介于劳资交换之外的“第三方市场”,使得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能够转化为多出来的货币。

  罗莎•卢森堡发现马克思没有提到这一方面。她试图弥补其中的漏洞,以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审判是正确的。尽管《资本积累论》从历史角度出发处理价值实现问题——开始于古典经济学,结尾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及其许多模仿者,体现出这一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阿基琉斯之踵(天生的死穴。——译注),但她对问题的回答不过是对货币和资本之间关系的错误理解。她也误读了马克思的文本。但是她说得头头是道:资本扩张过程具有辩证性。资本摧毁前资本主义经济以实现扩张,最终必然扩张到整个世界。这一点在建立世界市场和帝国主义疯狂寻找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就可见一斑。世界经济最终转化为马克思再生产图式中的封闭体系。最终,资本主义由于无法实现剩余价值而不可避免走向崩溃。

  修正主义者认为,资本在理论上有可能实现和谐的发展。他们从而将社会主义转化为纯伦理问题,转化为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社会改良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的修正要比修正主义者还要彻底,她被自己建构的逻辑带偏了。另一方面,也不能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理解为萨伊定律供求一致的变种。和她的对手一样,罗莎•卢森堡未能认识到,再生产图式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行性之间并没有联系,它仅仅是在分析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运动规律时的一个中间步骤,一个方法。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来自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尽管资本主义的确在流通领域和剩余价值实现上出现困难,但它并不是马克思寻找——或找到的——理解资本主义对危机抵抗能力及必然灭亡的关键。即便剩余价值的实现没有问题,资本主义也依然在剩余价值生产上存在客观限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其他的困难都因它而起——来源于资本生产中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关系。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来源于使用价值形式的劳动力。劳动力在获得同等交换价值之后,为资本家产生了剩余价值。交换价值推动资本积累,使得对生产资料的投资增长速度要快于对劳动力的投资。随着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劳动生产率提高,投入劳动力的资本——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降低,从而降低资本的利润率。本文无法详细解释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是必须提到这一点,从而将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和罗莎•卢森堡的积累理论相区分。在马克思抽象的资本发展模型中,经济危机以及体系不可避免的崩溃,都来源于剩余价值或利润缺乏所导致的积累过程暂时——或最终的——总崩溃。

  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客观限制来自作为价值关系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尽管可以从前资本主义经济那里吸收剩余价值,但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存续。荒谬的一点是,落后国家货币形式的剩余足以满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如前所述,这一错误的想法是由于罗莎•卢森堡错误地认为,剩余价值必须产生等同的货币才能实现资本,进行积累。事实上,资本在某些时候以货币形式出现,而在其他时候表现为各种商品的形式——都以货币形式记录但不需要采用货币的形态。资本家的财富中,只有越来越小的一部分要以货币形式存在;大部分财富尽管以货币形式记录着,但依然以商品形态存在,从而实现剩余价值,成为多出来的资本。

  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被广泛认为偏离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毫无根据的批判。但是她的批评者和罗莎•卢森堡一样远离马克思的立场。绝大多数的批评者要么采用粗糙的消费不足理论,要么采用比例失调理论,要么是两者结合。比如,列宁——更别提修正主义者——认为比例失调的危机是由于资本家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特征,以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认为的工人消费不足。但是无论如何,列宁并不相信资本主义因固有矛盾而必然崩溃。只有到了一战及其引发的革命动荡之中,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才在社会主义运动激进派那里产生了更广泛的反响。但是她对资本积累的独特分析和对资本主义客观限制的坚持并没有得到这么多的呼应。帝国主义战争使她的理论获得了一点可信度,资本主义的终结似乎也真的近在眼前了。资本主义的崩溃成为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支撑着将政治动荡转化为社会革命的失败尝试。

  当然,罗莎•卢森堡理论的抽象程度不下于马克思。马克思有关利润率下降的假说并没有说清,到了什么时候,对越来越少的工人提高剥削率已经无法补偿下降的利润,也无法提高剩余价值足以维持资本进一步扩张的利润率。类似的,罗莎•卢森堡也说不清,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到了什么时候将会使得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不可能。资本的向外扩张仅仅是一种趋势,帝国主义更加骇人地争夺越来越少的领土,以实现剩余价值。帝国主义表明了体系的脆弱,在遭遇客观限制之前,它就会产生革命形势。马克思和罗莎•卢森堡的理论都论证了革命行动的可能性,不是出自他们有关资本主义发展抽象模型的逻辑推导,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都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体系遭遇的困难越来越严重,任何严重的危机都会将阶级斗争转变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战斗。

  尽管她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它依然具有革命性。因为她的理论和马克思一样,都得出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不可持续的结论。尽管论点站不住脚,但她还是面对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失去的立场:由于本身不可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注定灭亡。而资本主义的结局尽管是客观决定的,但它需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去实现。

  一旦资本主义被推翻,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理论都显得多余。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就要从资本主义自身历史出发检验理论的现实性。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了尝试,但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并没有吸收它。而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却在资产阶级理论内部获得了一些承认——尽管是以一种十分扭曲的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拒绝承认市场的均衡机制,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作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前身得到了一些人的接受。比如,迈克尔•卡莱茨基[6](Michael Kalecki)和琼•罗宾逊[7](Joan Robinson)将她的著作理解为“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的缺乏引发了资本主义不断面临的困难。罗莎•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战备通过将购买力从大众转移到国家手中,帮助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这就和现代凯恩斯主义一样,试图通过财政赤字和货币政策实现完全就业。然而,有可能暂时以这种方式实现完全就业,但是不可能一直如此。资本生产的运动定律不需要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分配方式,而是需要剩余价值的不断增长。有效需求的不足不过是积累不足的另一种说法。繁荣所需要的需求只能由资本扩张带来。不管怎样,凯恩斯主义在现实的破产使得无需在理论上推翻它。完全可以说,凯恩斯主义的荒谬表现在今天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无法遏制地同时增长。(注意本文发表年份1978年,此时是“滞涨”时期。——译注)

  尽管罗莎•卢森堡在积累理论上表现不佳,但她在国际主义观点上却更为成功。当然,这与她将积累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有关。在她的观点中,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正将世界快速地转变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从而使得劳动和资本迎头碰撞。资产阶级的崛起恰逢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资本主义的成熟与衰落则暗含着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工人阶级真正的国际主义——如果他们想有效进行阶级斗争的话。无产阶级试图整合进入资产阶级体系的改良抱负产生了社会帝国主义,它是国家主义的另一面。客观的来说,狂热增长的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就需要彻底拒绝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哪怕是帝国主义侵略受害者的那种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密不可分,必须以同样的热情进行战斗。

  在工会运动中,最初隐藏的社会爱国主义逐渐赤裸裸起来。罗莎•卢森堡的国际主义代表这一运动的左翼——但不完全。在某种程度上,它概括了卢森堡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特殊经验。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分裂了。我们从《波兰工业的发展》可以看到,罗莎•卢森堡期望俄国与波兰的资本主义实现完全的一体化,从而使得各自社会主义组织联合起来。这既是实际事务,也是纲领性的思想。她难以设想一个以民族为导向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没想到一个限制在民族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对俄国与波兰正确的,也对世界是正确的:民族融合最终将以国际社会主义的统一而告终。

  俄国社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并不同意罗莎•卢森堡严格的国际主义。对于列宁而言,民族被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奴役会加深社会摩擦的裂痕,也许会转变为反抗统治的力量。如果我们纠结,列宁提倡民族自决权是反映了他在特殊民族需要和文化特点上抱有主观信念或民主态度,还是仅仅是对一切形式压迫的反感,那么我们就离题太远了。列宁首先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尽管他后来才能真正成为这一角色。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意识到俄罗斯帝国内部不同民族一直威胁着沙皇政权。

  当然,列宁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从世界革命角度出发看待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一革命必须从某处打响。他认为它将会首先摧毁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链条间最薄弱的连接处。在俄国语境下,支持民族自决权——最高可到分离——意味着在推翻沙皇制度的任何尝试中赢得“盟友”。这一战略的前提是,一旦获得解放,不同民族将会出于自身利益或者各自社会主义组织的呼吁而选择留在全新的俄罗斯共同体。

  然而,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在俄国革命之前一直都是纯学术层面上的。即使在革命之后,赋予俄国国内不同民族以民族自决权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大多数领土都被外国占领。不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依然推动民族自决权以削弱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从而尝试推动殖民地发起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威胁摧毁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国家。

  俄国革命爆发之时,罗莎•卢森堡正在德国的监狱中,她直到德国帝制被推翻才被放出来。但是她在狱中也可以了解俄国革命的进展。尽管她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喜悦,但她无法接受列宁对农民以及少数民族的政策。她在这两方面的担忧都是没有必要的。她正确预测到,赋予俄国不同民族以民族自决权,只会让新生国家被一群反动反革命国家所包围。但是这一情况存在时间并不长。罗莎•卢森堡没有看到,是布尔什维克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力量——而不是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决定了布尔什维克有关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布尔什维克一有机会就削弱民族自决权,将所有新独立的民族整合进入一个复原的俄罗斯帝国,此外,他们还在俄罗斯领土以外地区建立了利益范围。

  凭借她有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罗莎•卢森堡本应当意识到,在一个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世界中,列宁的理论是无法实现的。就算应当通过国际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他的理论也无需变成现实。俄罗斯帝国不是由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而解体,而是因为输掉了战争;它要是赢得另一场战争的话,就会收复丢掉的领土,复兴俄罗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扩张性的体系,从而必须走向帝国主义。它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或确保优势或支配地位,从而克服资本生产和集中的国界限制。帝国主义也会抵抗这一趋势;但是总体来说,它是资本积累不可避免的结果。

  正如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一体化”世界经济的事实,也无法改变强国通过控制世界市场对弱国的支配。这一局面使得民族真正的独立不过是幻想。政治独立充其量只会让工人不再受国际奴役,而被本国人所奴役。她承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能阻止——也没有理由阻止——殖民地和帝国主义语境下的民族自决。这些运动和帝国主义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出于社会主义目的去“利用”这些运动意味着,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坚定的国际主义消除这些运动带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尽管被压迫人民同情社会主义者,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新兴的民族主义,而是作为双重被压迫者的困境。他们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剥削。社会主义终结资本主义的使命包括支持反帝力量;不过,社会主义不是为了建立全新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而是通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让它的出现更加困难。

  布尔什维克政权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此而言,它要结束一切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在罗莎•卢森堡眼中,在这种状况下,民族自决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诱发资产阶级复辟。她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都错误地为了暂时的策略优势而牺牲掉国际主义的原则。尽管这一点可能难以避免,但它不能作为一项社会主义的美德。当然,罗莎•卢森堡没有质疑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和推动世界革命的真诚。她在这一点是正确的。她认为,有可能通过革命向西延伸,而克服俄国社会主义转型时客观存在的早熟。她将布尔什维克面临的困难归咎于西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德国。这些困难迫使布尔什维克让步、妥协、采取机会主义行动。她相信革命的国际化将会去除列宁的民族主义需求,复苏革命运动中的国际主义。随着世界革命并没有成为现实,民族国家依然是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场域。俄国人支配下的第三国际“国际主义”只服务于俄国的利益,借口是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民族自决一样,这种“国际主义”是用来削弱新生俄国的敌人。然而,1920年之后,布尔什维克不再期望继续世界革命进程,转而巩固自己政权。他们的“国际主义”现在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正如资产阶级的经济国际主义只用来让国家组织的资本实体富起来。

  二战终结了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带来无数“独立”国家的诞生;与此同时,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战胜国俄罗斯和美国——领头的阵营。每个阵营都不存在真正的民族独立,而是名义上民族自决的国家服从于领头国家的帝国主义要求。经济和政治手段实现了服从,卫星国也有必要让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生活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现实。

  对于曾经的殖民地,这意味着一种新形式的服从和依赖,体现在术语“新殖民主义”当中。对于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战败国,这意味通过军事占领和傀儡政府的手段直接控制政治结构。这一局面自然带来了新“解放运动”,不仅在资本主义阵营出现,也出现在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这说明,在市场控制和国家控制的经济中,都没有所谓民族自决。

  不久后显而易见的是,在所有被解放的国家,民族主义确实成为了支撑统治阶级的工具。它为政治新贵提供了与宗主国统治阶级勾结并成为新统治阶级的工具。无论现在这些统治阶级忠于“自由世界”还是极权世界,它们的统治所依赖的民族形式都阻止向社会主义前进。无论在什么地方,民族主义都暗含着一种狂热、迷你版的帝国主义,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其他国家——包括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我们悲哀地看见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之间出现战争威胁。以及更小尺度上,“马克思主义的”埃塞俄比亚和“马克思主义的”索马里为控制欧加登(Ogaden)而爆发公开战斗。

  这套描绘当前世界政治局势的说辞,稍加修改就可以几乎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小国要么充当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要么为自身而战,最终不过是沦为两个阵营之一的受害者。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罗莎•卢森堡的论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有害于社会主义,只有坚定的国际主义才能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毫不动摇的国际主义是她对革命理论和实践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使得她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帝国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的机会主义概念——由伟大的“政治家”列宁所倡导——划清界限。

  和列宁一样,罗莎•卢森堡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完全依赖于国际局势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当时,无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这一观点。正如她所言,毕竟布尔什维克通过夺取权力,“第一次宣称实际政治直接纲领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8]他们“通过革命策略获得了人民多数的支持,而非等待后者演化出革命策略,从而第一次解决了如何赢得大多数人民的著名难题”。[9]在她的观点里,列宁的党通过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抓住了城市群众的真正利益,从而确保了革命的胜利。农业问题依然是革命的核心,布尔什维克在此暴露了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一样的机会主义政策。

  在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和罗莎•卢森堡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都认为土地必须国有化,因为它是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与工业社会化进程一致的前提条件。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列宁赞成社会革命党——是旧民粹主义运动的继承者——的纲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纲领。尽管罗莎•卢森堡认为这一转变是一项“绝妙的策略”,但她认为这与追求社会主义无关。土地所有权必须转交给国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起农业生产。布尔什维克 “立刻没收并将土地分给农民” 的口号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手段,而是创造了一种私有制的新形式,切断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的土地改革,”她写道,“给农村的社会主义制造了一个新的、强大的、敌对的人民阶层,他们的抵抗比贵族大地主的抵抗危险得多,顽强得多” 。[10]

  这一点变成了现实。它既阻碍了俄国经济恢复,也阻碍了工业的社会化。但是,正如民族自决一样,决定局势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环境。布尔什维克是农民运动的囚徒。没有农民的消极支持,他们就无法掌握权力。而由于农民,他们也无法向社会主义前进。此外,无论自身态度如何,布尔什维克狡猾的机会主义并非造成了农民对土地的掌握,而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当其他党派犹豫是否要在法律上批准分地行为时,布尔什维克支持了它,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巩固了他们在城市中心政变所赢得的权力。他们希望通过低税收政策维持农民的支持,而农民需要一个阻止地主反革命还乡的政府。

  农民认为,革命包括扩展财产权。在这一意义上,这场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只会带来市场经济和俄国愈发资本化。对于产业工人以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而言,这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哪怕它爆发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产业工人只占人口极小的一部分,似乎或早或晚,革命的资产阶级元素将会占据上风。布尔什维克只有在这些相反的利益中达到平衡才能维持国家政权,但这将意味着同时否定革命中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愿景。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并没有预见到这一局面,它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应当在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地方出现,从而占群众多数的工人阶级能够决定历史进程。列宁对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感兴趣,除非这场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但是当他相信可以通过纯政治手段——一个政党的意志——改变社会之时,他就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唯心主义上的反动,物质发展不再产生意识,而是意识决定了物质发展。它实际上不过是复制了沙皇政权,独裁统治支配了整个社会。事实上,列宁坚持认为,如果沙皇能够在数十万官僚的帮助下统治俄国,那么布尔什维克通过人数更多的党也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做得更好。不管怎样,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权,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自保,从而维护自身的存在。一个国家机器渐渐诞生。它不仅用极权控制人民,而且用极权控制经济发展。它将私有制转变为国有制,却不改变生产的社会关系——维持劳资关系从而剥削工人阶级。这种新类型的资本主义——恰如其分地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一直延续到今天。

  1918年,罗莎•卢森堡没有预见到这一发展。这一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假设。对她而言,布尔什维克正在犯各种错误,也许会危及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如果说,在被孤立的俄国革命语境下,这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话,那么这些错误不应当被概括为未来各国仿效的革命策略。然而,至少为了拯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她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助地反对俄国的现实。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事实证明,私人控制的资本主义之后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政权,而是一个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老资产阶级被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所取代,它们的权力基础是对国家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她和列宁都不明白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后者实用地吸取国家战时控制资产阶级国家的经验,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家对一切经济活动的垄断。罗莎•卢森堡坚持认为,这种状况无法解放工人阶级。她没有想到,布尔什维克社会代表了一种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形态。但是她发现,这不过是社会主义原理的错误应用。她担心,未来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布尔什维主义的土地改革而实现复辟。

  事实证明,土地问题不断震动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最终导致农民的强制集体化。这是土地私有制和农业国有化之间的折中办法。它没有真正地推翻列宁的农民政策——后者的基础是必需性,而非信念。列宁只敢在键盘上大讲土地国有化,而斯大林至多只敢搞农民的强制集体化,而不剥夺他们的私人积极性,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和被剥削程度。即便如此,强制集体化也令人惊骇,几乎毁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如果罗莎•卢森堡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的反对是正确的话,她的论点依然偏离了主题。农民会在什么时候丢掉他们新获得的相对独立性,再一次落入极权主义政权的控制?这只取决于时间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小。

  从列宁有关党的概念,以及党在革命过程中的角色出发,就可以清楚看出,政党只能以独裁方式运作。并不是俄国的具体状况,而是党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意识的概念将一切决策权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国家机器之手。这一一般性假设在俄国革命中得到了更大的强调,分别出现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愿景当中。列宁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超脱工会意识(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为自己利益而斗争),那么他们也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因为后者的前提是在意识形态上与一切过往经验决裂。列宁呼应了卡尔•考茨基的观点,他相信社会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部通过受教育中产阶级的知识灌输给无产阶级。党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代表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尽管党也包括少许有知识的工人。哪怕只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因自身无知而遭遇失败,这些革命政治的专家也有必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既然党是为了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党的领导层就要通过半军事化的集中手段领导党员。

  列宁驱使他的党的傲慢态度让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可能结果持谨慎态度。她早在1904年就指责布尔什维克强行将革命先锋队和工人群众分离,以及布尔什维克普遍的过度集中——尤其是在党内事务上。她写道,“没有”什么比这种官僚紧身衣“更容易肯定地使还很年轻的工人运动受知识分子的统治欲望摆布的东西了”。官僚紧身衣将会使运动僵化,将其转变为一个受操控的中央委员会机器。[11]罗莎•卢森堡否认了列宁有关党的概念的革命性,她预言了布尔什维克直到今天的统治轨迹。诚然,她对列宁组织思想的指责基于列宁思想与社会民主党组织结构的对立。后者的结构虽然也高度集中,但是却试图争取广大的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党并不从夺取权力的角度出发,而满足于获得选举胜利、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促进自身成长。不管怎样,罗莎•卢森堡并不相信任何种类的党能够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党只能促进革命。革命依然是难得的,需要整个工人阶级的运动。她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政党是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者。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功能与利益没有差别。

  当怀着这一想法的罗莎•卢森堡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政策时,她只忠于她自己和马克思主义。尽管党通过鼓动性地呼吁“一切权力苏维埃”而获得支配地位。但它无意将权力转交给苏维埃——除非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苏维埃。在彼得格勒和一些城市,布尔什维克确实掌握了苏维埃的多数,但是局面也许会再次变化,党可能像二月革命之后数个月那样再次回到少数地位。布尔什维克并不将苏维埃视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而不过是组建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工具。列宁早在1905年苏维埃第一次出现时就看出了苏维埃的革命潜力,但这不过是让他更有理由加强自己的党,为接掌政权而做准备。对于列宁而言,苏维埃形式组织的革命潜力并没有改变它的自发性,它蕴含着权力分散在成效寥寥的活动的危险。在列宁的观点中,尽管自发运动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但它顶多对一个有目标导向的党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取代党。1917年10日,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问题不是选择苏维埃统治还是党统治,而是选择党统治还是立宪会议统治。由于没有机会在立宪会议上赢得多数,因此有必要甩开立宪会议,以实现党在无产阶级中的专政。

  尽管罗莎•卢森堡或多或少认为全体群众必须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但她并不认为苏维埃代表着实现这一愿景的组织形式。她被1905年俄国大规模群众罢工所震撼,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苏维埃组织形式。在她的眼中,苏维埃不过是由于其他工人常设组织的缺失而组建的罢工委员会。即便在1917年革命之后,她也觉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它的实际实现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12] 在巩固与发展新社会时,人们只知道整体方向,但不知道具体步骤。社会主义不能来源于现成的计划,也不能通过政府法令实现。工人必须有最广泛的参与,一个真正的民主。只有这种民主才能叫无产阶级专政。对她而言,党的专政不过是“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13]

  一般而言,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蕴含的资产阶级性——在意识形态上,也在实际上——反映了这次革命客观上的非社会主义性质。不能从沙皇政权的准封建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它好像某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一场没有足够多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个表面上反资产阶级的党通过政治权力发挥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甚至在修改后也不适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罗莎•卢森堡在批判布尔什维克、在抱怨布尔什维克无视立宪会议,面对左右反对派采取恐怖行动时显得空洞。她自己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议,无论多么正确,多么值得赞扬,都不适用于立宪会议,因为后者是一个资产阶级机构。她容忍一切观点,也容忍这些观点为影响事态发展而表达。但这一点在内战是无法实现的。建立社会主义不能靠随意试错的方法——在现实的“迷雾”中分辨出未来——而要由当前的必需所决定,要采取确定的行动。

  在面对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革命时,罗莎•卢森堡缺乏现实性,这也许可以追溯到她本人的模糊不清。她既是一位社民党人又是一位革命者。而这两个立场在当时出现了分裂。她以社民党人的视角看待俄国,而以革命者的视角看待社民党;她想要的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与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著名争论中[14],她拒绝在改良和革命之中选其一,而是试图以辩证的方式将两者融合到一个政策中。按她的观点,有可能同时在议会和街头进行阶级斗争。不仅通过党和工会,也要通过非组织的成员。群众在日常的工资斗争中采取的直接行动确保了在资产阶级民主中赢得的合法据点。然而,最重要的是群众行动,提高了群众对自身阶级地位的认识,从而增强了他们的革命意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直接斗争是“社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学校”。随着群众罢工——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愈演愈烈,她发现它是随之而来的革命的必要前提。革命将会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由阶级意识成熟的无产阶级所支持和控制的政府。[15]

  在一战爆发之前,罗莎•卢森堡并未看透社会民主党的真面目。社民党内部存在右派、中派和左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代表左派。这些派别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斗争,党的官僚容忍这一局面是因为斗争是纯粹意识形态上的。党的实践是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左派的话语就算没有间接促成这一局面,也没有对实践产生影响。但是有人幻想党可以做出改变,回到最初的革命性上。罗莎•卢森堡拒绝了分裂党的建议,她害怕与大量社会主义工人丧失接触。她对工人领导层失去了信心,可没有对这些工人失去信心。1914年展现出的社会沙文主义将领导人联合了起来,一起反对党的左派。她对此感到震惊。即便如此,她也没做好离开党的准备,直到党在1917年因战争目标议题而分裂、组建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斯巴达克同盟在此之中是一个小派别,它是一个围绕着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和约基希斯的小圈子。这一派别在独立行动时,就要考虑反战、反社民党阶级调和主义宣传的问题了。直到1918年年底,罗莎•卢森堡才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新革命党和新国际。

  尽管所有组织的成员都发挥了各种作用,1918年德国革命并不是任何左翼组织的产物。它不过是为了结束战争和推翻负有责任的君主的政治剧变。它是德国军事失败的结果,资产阶级和军方并没有严厉反抗革命,因为他们可以将战败的责任推到社会主义运动头上。这场革命让社会民主党参加了政府。社民党随后和军方站到了一起,镇压任何想把政治革命转化为社会革命的尝试。受传统和旧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大多数自发成立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支持社民党政府,宣称它们愿意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框架下的国民议会。这场革命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一场由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镇压的社会民主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少有其比”。[16]当然,也存在着革命的少数派,他们呼唤建立作为永久机构的工人委员会并为之而战;但是他们不就被军方系统性地镇压了。为了组织革命少数派进行长期斗争,斯巴达克同盟与其他革命组织一起组建德国共产党。罗莎•卢森堡起草了党的纲领。

  党的内部在成立大会上就显然分裂了。即便在最后时刻,罗莎•卢森堡也无法和社会民主党传统彻底决裂。尽管她声称不包括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已经不再适用,但她依然坚持着双重视角的政策——由于近期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确定性,需要在现有的社会机构和组织内思考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参加国民议会和工会。然而,大会上的大多数人投票反对议会主义,决定与工会作斗争。尽管不情不愿,但罗莎•卢森堡还是服从了这一决定,按照大会精神行动。她在两周后就被杀害了,我们很难说她是否会坚持这一立场。不管怎样,在列宁特使拉狄克的影响下,她的追随者分裂了新党,将议会部分和一部分独立社民党人合并,组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然而,这一次它们扮演的角色是社会民主党意义上的群众组织,与老社民党争夺工人的支持,从而保卫俄国布尔什维克。

  不过,这就是历史。中欧失败的革命、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帮助一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克服了政治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困境就没有得到克服,后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危机以及二战。因为统治阶级——新旧皆如此——记得一战引起的革命反响,他们通过军事占领的直接手段提前阻止了革命的归来。随着战争极大摧毁了资本以及带来资本进一步的集中,加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二战后出现了资本生产的大幅增长。这意味着革命愿景几乎消失殆尽,除了那些带有民族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色彩的革命。

  国内外“混合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恶化了局面。政府在“混合经济”中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与过去的一切类似,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了一门学科——这意味着它作为社会变革理论的衰退。社会民主党不再将自身视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而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履行政府职能跃跃欲试的全民党。共产党接过了社会民主党的经典角色——它也愿意组建或参与支撑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府。劳工运动——划分为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罗莎•卢森堡对此很关心——不再存在。

  资本主义依然易受危机和崩溃的影响。鉴于当今的摧毁手段,资本主义也许会在另一场大灾难中自取灭亡。但是通过阶级斗争带来社会主义转型也许可以战胜这一厄运。罗莎•卢森堡所阐明的选择题——社会主义或野蛮——依然有效。当前的劳工运动缺乏任何革命倾向,这清晰意味着比起蕴含意识形态上期望未来的新兴革命组织,社会主义的命运更加依赖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自发行动。在这种局面下,我们从过往经验可学之处不多,除了社民党或布尔什维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上的负面教训。虽然罗莎•卢森堡前后矛盾地反对这两者,但她还是为我们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条道路。她在理论上有错误,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存在幻想,但她的革命激情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最为所需的要素:毫不动摇的国际主义,工人阶级在组织和社会内的自决原则。她严肃地断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她将革命的过去与革命的未来连接到了一起。她的思想和革命理念一样历久弥新,而她在旧劳工运动中的对手早已变成腐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ttick-paul/1978/luxemburg.htm

  注释

  [1]传记信息, 参见John P. Nettl, “Rosa Luxemburg”, 2 vo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2]Eduard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translated as “Evolutionary Socialism”> (1899; NY: Schocken, 1961)(即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译注)

  [3]Mikhail I. Tugan-Baranowsky, “Die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905).

  [4]Karl Marx, Capital, vol. 2,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 (1885; Chicago: Charles Kerr, 1926), p. 532.

  [5]同上, p. 578.

  [6]Michael Kalecki,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with Tugan-Baranowsky and Rosa Luxemburg.’

  [7]Joan Robinson, Introduction to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1913;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1).(即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的前言。——译注)

  [8]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22), in“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p. 39. (即罗莎•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译注)

  [9]同上。

  [10]同上。

  [11]Luxemburg, “Organizational Questions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1904), 同上, p. 102.(即罗莎•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译注)

  [12]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bid.# p. 69.

  [13]同上, p. 72

  [14]Luxemburg, “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 (1899; NY: Pathfinder, 1973). (即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译注)

  [15]Luxemburg, “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 (1906; NY: Harper and Row, 1971). (即罗莎•卢森堡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译注)

  [16]Sebastian Haffner, “Failure of a Revolution” (NY: Library Press, 1972),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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