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观点的质疑

　　对“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观点的质疑

　　郝贵生

　　内容摘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之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核心和全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应用“与时俱进”说明社会历史问题不能脱离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基本观点即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特别不能脱离阶级斗争的实践。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特征不能离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当代确实存在过分和无限夸大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特征，由此否定、修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错误倾向。

　　党的十六大以来，“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这一观点在主流媒体、学术刊物上频频出现，甚至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学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绪论”部分也写了进去。某些权力者和部分学者认为今天中国和世界已经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与列宁时代、与毛泽东时代不同了，所以《宣言》应该“与时俱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与时俱进”，以他们所谓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

　　其实“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修正和歪曲，由歪曲和修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论证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就不可能推理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由此推论出来的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也是错误的。为什么说这个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歪曲和修正呢?

　　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之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核心和全部

　　大家都学习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实践论》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认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总结、丰富、深化，它基本囊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全部。毛泽东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多次阐发和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特别是他最著名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来来的?》一文。《实践论》的基本观点首先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或者说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实践决定认识。它又派生出四个基本观点即：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承认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正确的认识对实践有积极的反作用，推动实践的发展;错误的认识对实践有消极的反作用，阻碍实践的发展。由此得出认识发展的总规律思想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31页 )

　　“与时俱进”用《实践论》的术语表述，就是“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或者是“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由这个观点推论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伴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学说。用“与时俱进”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学说。以上所有观点、概括、提法都是正确的，没有任何疑议。

　　但是，把“与时俱进”上升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就不正确了。因为“理论品格”与“基本观点”不一样，不能等同起来。“理论品格”比“基本观点”更高一层次。是许多有内在联系的基本观点的一个总的概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观点都称之为“理论品格”。如果用“理论品格”概括马克思主义全部认识论思想，那么“实践第一”的观点，或者说“认识发展的总规律”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与时俱进”只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基本观点，而不是全部，更不是核心、根本、实质。用“与时俱进”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认识内容或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核心、根本即“理论品格”的地位和高度就是错误的了，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歪曲和修正。

　　二、应用“与时俱进”不能脱离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基本观点即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过，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不仅三个组成部分，而且所有基本观点之间都存在内在有机的联系，包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全部内容。因此，我们在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观点包括认识论的任何一个观点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其它的基本观点。如果把某一基本原理、观点与其它基本原理、观点割裂开来，无限夸大这一原理、观点的含义及作用，那么如列宁所讲的，真理跨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对待“与是俱进”观点的态度也是如此。

　　首先，应用“与时俱进”观点时，不能离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观点。“与时俱进”是强调认识随着实践的变化和发展而发展。那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实践是否“发展变化”?即使实践发生某些变化，认识是否一定改变?笔者认为，认识这一问题，还必须联系认识论四个基本观点中第一个观点即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论》中强调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感性认识十分丰富、合乎实际，二是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个过程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过程。那么在应用实践决定认识的第二点“认识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时，对“实践是否发展变化”?实践的变化是现象还是本质?也必须遵循上述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收集到的说明实践发展的感性材料是否完全，合乎实际。二是是否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材料进行分辨、筛选、论证。是否把表面现象的改变当做本质的改变?把偶然的改变看做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改变?把局部的改变当做整体的改变等等。如果把“现象”、“偶然”、“局部”的改变当做整体、本质、历史发展趋势的改变，那么由此做出“与时俱进”的结论就是错误的。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与“与时俱进”的含义基本相同。但人们在使用“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却做出相反的结论来。如敌我双方相互瓦解对方人员时，经常使用这句话。如革命者被敌人逮捕，并被严刑拷打。敌人就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再不招供，就死路一条。同理革命者做敌方工作时，也常使用这句话。如《兵临城下》电影中我方劝降敌方起义和投降时，也使用这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指出国民党大势已去，人民胜利在望，要认清历史发展趋势。根源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对“时务”的解读不同。前者解读为暂时的、局部的、一时的环境、条件，后者解读为“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所以前者是错误的，后者是正确的。同理，对“与时俱进”中的“时”解读不同，应用“与时俱进”做出的结论也必然不同。把“与时俱进”无限夸大和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地位、高度，自觉不自觉地就把“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其它基本观点特别是认识论中其它基本观点割裂和对立起来，必然导致做出非科学的甚至歪曲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来。

　　其次，应用“与时俱进”的观点不能离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一个在实践获得的认识是否在新的实践中为新的认识“进”而所取代和深化，取决于原有的认识在新的实践中是否被检验是错误的或不完全的。如果新实践检验原有的认识是错误或不足，那必然产生出新的认识取代或深化旧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与时俱进”。如果实践发展变化了，那么根本不分析原有的认识是否在新的实践中被检验是错误或不足的，就主观武断原有的认识一定要“与时俱进”，为新的认识所取代。这样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离开了认识论理论中的又一基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还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用列宁的话就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用原有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实践中失败了，未必就证明原有的认识一定是错误的。列宁和毛泽东在他们的认识论思想中对此做了深入细致的阐发。如果实践失败了，那么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断定原有认识一定是错误的，而根本抛弃，用新的认识取代旧的认识。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思想和唯心主义思维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观点的错误应用。

　　再次，应用“与时俱进”的观点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阶级斗争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阶级斗争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其主要或核心内容就是1852年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一封信中阐发的三点内容)是《宣言》的核心思想，恩格斯《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讲得清清楚楚。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斗争观点比“与时俱进”观点理论地位和层次高得多。因此，讲“与时俱进”绝对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实践活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讲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同时，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还包括其它多种形式的活动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于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来来的?》一文讲：“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5页)“与时俱进”、“认识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的“时”和“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读在阶级社会中必须包括阶级斗争的实践。作为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离开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不仅解读不清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更解读不清“与时俱进”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因此，离开“阶级斗争”实践活动，任何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与时俱进”的理论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

　　三、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特征不能离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继承

　　 由“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推论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这种观点完全正确。但如果把“与时俱进”看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极容易过分强调和突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特征，而自觉不自觉忽略特别是抹杀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首先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进行的。离开坚持和继承，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歪曲和根本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坚持和发展的统一，继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整个一生对待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采取既坚持又发展、既继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就典型表现了他们对待自己学说的这种科学态度。这个“序言”第2段一开始讲了这样一段对《宣言》评价的极其重要的论述：“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这个“一般原理”包括阶级斗争观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两个绝大多数、两个必然、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等基本原理。而贯穿于所有基本原理的核心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就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客观讲，《宣言》之后的几十年期间与《宣言》相比，形势和情况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列宁时代和马恩时代相比，毛泽东时代和马恩时代、列宁时代相比，形势和情况发生了更为巨大的变化。但我们完全可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和今天的实践检验，断定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170年后的今天“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宣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代。虽然这个历史时代也在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也在变化，但对立的根本本质没有变化，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没有变化。因此《宣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不能改变，改变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但社会历史变化是绝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宣言》看得十全十美。他们在这个《序言》中也讲得清清楚楚。如他们说，“一般原理”应用时随时以历史条件为转移;有些措施、政策、策略也要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有些内容需要深化如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有些内容不完全，如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批判，需要继续深入批判。有个别提法需要修改，如《宣言》提到的“劳动”概念，实质是“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的。但需要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完全是在肯定《宣言》“一般原理”基础上的丰富、发展、深化、补充、完善、“与时俱进”，没有任何的对“一般原理”的否定和根本修改。

　　马恩以后，包括列宁、毛泽东对《宣言》也是采取坚持和发展、继承和“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的统一。从列宁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说明他们对《宣言》“一般原理”的否定和修正。列宁和毛泽东多次提到《宣言》的科学内容、理论和历史意义，列宁号召无产阶级要把《宣言》看做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毛泽东号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认真读《宣言》，精通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们遵循《宣言》中“一般原理”的运用要以社会历史条件为转移，结合变化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国情对《宣言》的“一般原理”“与时俱进”，所有才有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了他们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与时俱进”统一的代表作《帝国主义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等。毛泽东第一次读《宣言》就抓住了宣言中的“阶级斗争”这个“一般原理”和主线索。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但是他说，《宣言》讲的都是欧洲的阶级斗争，没有中国的阶级斗争，“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他要研究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事实。所有他又说，我“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也不深刻。”(《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毛泽东这种对待《宣言》的科学态度难道不是坚持和发展、继承和“与时俱进”的最典型的辩证统一吗?他晚年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同样是二者辩证统一的产物。

　　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确实存在无限夸大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特征，否定、修正和歪曲《宣言》中“一般原理”的错误倾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也不完全相同。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应用中也确实要以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为转移，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宣言》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无可非议。但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某些人借口时代的某些具体变化，借口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和“与时俱进”，修正、歪曲和否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如187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有人(即三人团，其中包括后来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借口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谴责《宣言》中阶级斗争的理论，把“阶级斗争”看做令人不快的社会“粗野”现象，主张用“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取而代之。马克思恩格斯看后十分气愤，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写的一封信中再次阐明他们的阶级斗争观点。信中说：“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马恩表示，坚决要同这些人划清界限，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跟马恩时代没有的更新的现象和特征，于是伯恩施坦等人又开始“与时俱进”，鼓吹“时代变了”、“资本主义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已经“过时”。“在100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他们打着“反对教条主义”以及“消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公开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一个公式即“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他们提出了一整套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纲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只需要发展”。“一定水平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只要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诉诸暴力就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主张社会民主党应该改为“改良的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第二国际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考茨基鼓吹“超帝国主义论”思想，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散布帝国主义本性可以改变和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欺骗群众离开革命。说什么“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一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征服和吞并农业地区，而不管那里住的是什么民族。”帝国主义是“把农业地区归并于工业国家，作为他们的直接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各种政策中的“一种政策”。这种“超帝国主义论”力图掩饰三个矛盾：一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二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考茨基劝说帝国主义对“最重要的农业地区最好不用帝国主义的暴力办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来实现资本的扩张。这个“和平民主的办法”就是和殖民地国家建立频繁的交往友好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帮助铺设铁路、兴建水利工程、提高农业生产率等，这样就可以消除民族压迫，世界和平联盟就可以实现。考茨基认为，他的这种“超帝国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一种“新设想”、“新结论”。列宁并不否定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初的许多新的现象和变化。但《宣言》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没有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确实承认和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许多新的特征，如其腐朽、垄断、垂死的特征。指出这个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又提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区别于马恩时代不同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列宁依据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原理和现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落后国家实现。显然列宁也确实在“与时俱进”，但这种“与时俱进”是在真正坚持《宣言》和《资本论》一般原理的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绝不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与时俱进”。

　　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戈尔巴乔夫等人也是打着时代的变化要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推行他们的“新思维”。那个年代，我们党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九评”就是运用《宣言》的“一般原理”揭露和批判赫鲁晓夫的“与时俱进”的根本错误实质，同时也是真正坚持和继承《宣言》“一般原理”基础上，对《宣言》“与时俱进”，深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五、当代中国也存在借“与时俱进”的口号不同程度地否定、修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

　　不仅共运史上，当代中国也存在不同程度甚至极其严重的以“与时俱进”为依据对《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否定、歪曲和修正的错误倾向。如近几十年尤其是近几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从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某些变化的认识中说明他们已经对《宣言》的“一般原理”“与时俱进”，进行了修正。如北京大学某教授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通过对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发的“两个决不会”思想所谓“新”的阐释中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两个必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般原理进行了修正，特别是他认为，《宣言》的“两个必然”思想结论过早了，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生产力的强大生命力，没有发展到要灭亡的时代。苏联解体说明，过早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共产党人还应该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以此为中国当代搞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再如，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究竟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还会改变颜色?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泽东依据《宣言》的“一般原理”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毛泽东去世后，却遭到中国党内相当多的权力者和部分学者的攻击，认为毛泽东是僵化的“教条主义”，没有“与时俱进”。他们“与时俱进”的结果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搞早了，当今中国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把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改制为私有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改制为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则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开放”为名引进“外资”实则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当今，他们又不讲《宣言》的核心思想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不讲政党的阶级性，不讲消灭私有制、不讲两个决裂、不讲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更不研究当今社会生活中极其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实践，却大讲特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创新”的所谓“理论成果”。且用这种观念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作为“改革”的先锋和典型的小岗村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完全是把中国农民引向两极分化的罪恶滔天之路，却仍被当政者捧为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代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绝对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创新”，而是假“创新”，是以“创新”为名，实则偏离、修正和背叛。

　　当代中国和世界仍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时代。只要共产主义没有最终实现，这种根本对立就不会消失。对于正在从事伟大事业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首先是真正坚持和继承《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并把这种“一般原理”应用到中国当今的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都没有搞清楚，谈何“创新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实践中，只有人民群众自觉做社会主人，积极主动参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真正发展和“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歪曲和无限夸大“与时俱进”观点的意义，离开真正的坚持和继承，离开成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实践，离开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参与，不可能有任何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与时俱进”和“创新”的成果。

　　2019年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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