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沸沸扬扬的社会事件引发公众对女性问题的讨论与思考。最近，某知名男星出轨并指控小三“敲诈勒索”事件引发热议。而在谴责与“渣男”谈恋爱需冒坐牢风险的声音之中，有这样一种意见渐成规模：小三该打，伤害正室，不值得同情，即使无辜坐牢也是活该。“小三原罪论”因编剧六六的发声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讨论，而六六所持的观点也让网友给予了她新的称号：“大奶教教主”。
从打着“传统文化”旗号实则兜售三从四德的丁璇“女德班”，到凭借“女利主义”收割智商税的Ayawawa;从个别明星滥用影响力声援、同情家暴施暴者，到在性侵事件中频频针对受害者的荡妇羞辱。这些现象无不表明，一种极度陈腐愚昧的性别观念披着各式外衣借尸还魂，并且广受认同。
上世纪初，诸多女性写作者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浪潮中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五四”时期弑父的一代。“两千多年始终蜷缩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她们的书写开创了女性生存空间的新纪元。
学者孟悦、戴锦华在著述《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第一次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以作家论形式深入阐释了冯沅君、苏青、张爱玲等九位现代著名女作家。出生于上世纪初的她们，所书写的女性观念，至今发人警醒。
春节将至，未婚未育的女青年们难逃一年一度的“年终盘问”，回顾一下先行者们的话，或许会给我们一些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与信念。
正文部分摘自孟悦、戴锦华所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沅君：爱情作为女性反抗途径
沅君的话：
关于逼婚：
“我发现人类是自私的，纵然物质上可以牺牲自己以为别人，而精神上不妨因为要实现自己由历史环境得来的成见，置别人于不顾。母女可算是世间最亲爱的了，然而他们也不能逃出这个公例。其他更不用说了。又发现人间的关系无论是谁，你受他的栽培，就要受他的制裁，你说对吗?”
关于自由意志：
“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无论如何我们总未向过我们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势力乞怜。我们开了为要求心爱自由而死的血路，我们应将此路的情形指示给青年们，希望他们成功。”
五四时期的反叛精神在冯沅君的作品中投下了浓厚而鲜明的时代色。1923年以来，她以反抗的青年女性的姿态登上文坛。在《创造周报》、《创造周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旅行》《慈母》《隔绝》《隔绝之后》，因笔触大胆而震动了一代读者。
在“五四”初年的女作家中，若没有冯沅君这位与父辈的礼教、观念、习俗及行为规范正面交锋的大家闺秀，那么，一代叛逆之女的形象或许就少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卷葹》中的几篇已成为历史留给今天的不可多得的时代铭迹：那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与传统战斗，又不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经饰悱恻之情”(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的青年们的真实写照，或许可以补充说，也是挣扎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将毅然逃出奴隶的死所，又怕毅然踏上新路，遂无形中寻觅于新旧生死之间的真实写照。从这一份写照中，我们可以读出所谓叛逆女儿在争取自身解放时勇敢、恐惧兼有的双重性。
冯沅君(1900-1974年)，现代著名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大学一级教授。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1923年登上文坛，著有短篇小说集《卷葹》，以大胆叛逆的形象反抗包办婚姻与世俗礼教。
如果说《旅行》《慈母》《隔绝》《隔绝之后》有什么惊世骇俗之处的话，那么，首先在于它们直写出对传统行为规范充满强烈蔑视和挑战意味的爱情。这一选材和主题使沅君在五四反封建的思潮中触动了时代的热点。
“爱情”这个字眼，同“民主”、“科学”、“人”等大概念一样，是新文化价值体系的一种标志。
在社会科学未及对封建体系作出有系统的批判和解释之前，文学作品(包括译作)所讴歌的崇高爱情，从感性方面启蒙、教化了反封建的一代青年。
不过，由于承负着这种意识形态功能，爱情不免成为一面光灿的大旗，其人性之光照彻了封建势力的污浊，但它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另一个目的——对家长们恪守的封建秩序封建伦理由怀疑而反抗的文化手段。
苏青：一个女人自毁性的讲述
苏青的话：
关于择偶：
“女人与男人不同：男人是地位愈高，学问愈好，金钱愈多，则娶亲的机会也与此等成正比例;而女人却必须成反比例。”
关于重男轻女：
“生产的是女人，被生的是女人，轻视产女的也是女人。”
关于女子教育：
“身为女子而受着男子的教育，教育出来以后社会却又要你做女子的事，其失败是一定的。”
关于生育：
“ 我以为生育问题一日不得合理的解决，女人就一天不会真正抬头的。女性的将来幸福是建筑在儿童公育上，而相当的节制生育也是必须的。”
关于正在被收编为一种新型男性审美观念的“独立之美”：
“唯有被家庭里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男人才会热烈地提倡女权运动，渴望男女能够平等，女子能够自谋生活。娜拉可是易卜生的理想，不是易卜生太太的理想。他们只希望把女子鼓吹出家庭便够了，以后的事谁管你娘的。”
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
“一般男人又多赞美她的好看，而不提及她的无知，有时还说无知更能显出娇憨，逗人爱怜。其实这句话可不知害坏了多少女子，于是她们只求娇憨，不敢多动脑筋，结果果然红颜了以后，薄命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美人不能思想之误。”
关于“智斗小三”：
“我觉得世人都有这种偏执观念，以为一个做丈夫的会有外遇，一定是喜欢妖媚，一定是甘心下流，因此做太太的欲图挽回，也必须从此着手。那也并不尽然。一味想以献媚手段来挽回丈夫的女人，不是看轻了丈夫，便是看轻了她自己。”
似乎是民间传说之中背解异国千结百锁的红罗包裹的少女，苏青出现在一个时代的背后，在一个血水浸染、烈火升腾的时代的阴影里，解开了历史与文化的新女性之结。
似乎是在时代鲜血的润滑之下，五四之女的历史狭隙尽头的第二扇门终于艰涩地裂开了一道缝，从那里传来了苏青的清朗的语流。
苏青(1914年～1982年)，早年发表作品时曾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中国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上世纪40年代，上海日据时期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中篇小说《歧途佳人》，散文集《浣锦集》《饮食男女》等。
她在女人——这个空洞的能指，这扇供男人通过的空明的门中，填充了一个不是所指的实存，填充了一张真实的面孔，一个女人裸露的、也许并不美丽的面孔。她在一种素朴而大胆的女性的自陈之中，完成了对男性世界与男性的女性虚构的重述。
苏青在极度苦闷与极度窒息的时代的低压槽中涌出的低低的辛辣的女性的述说，在一种男性象征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而一个女人自毁性的讲述行为，正是男性社会所必需的女性表象的轰毁。
这是历史地表之上的女性对其历史地表之下的生存的陈述。
张爱玲：书写幽闭恐怖的女性囚牢
张爱玲的话：
关于两性关系：
“再丑陋猥琐的‘成功’老男人，也希望贴上来的女人是为他的‘魅力’所吸引;就像小有姿色的女子总骗自己因灵魂被爱。”
“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关于催生：
“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
关于“女孩子该有的样子”：
“一个女人，太四平八稳了，端正的过分，始终是不可爱的。”
关于“女性堕落论”：
“男子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人。面貌体格在优生学上也是不可不讲究的。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只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说现今社会的症结全在男子之不会挑拣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那是过甚其词，可是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人的民族。”
在张爱玲的“国度”里，权威的统治者，是睡在内房床榻上的母亲。这是一个无父的世界。或许由于张爱玲的国度存在于五四——一个历史性的弑父行为之后;或许在无意识中她要以无父的世界隐喻秩序的颠覆与毁灭将临的现实。
然而，在张爱玲那里，母亲的统治亦不是一种女权的统治、或温和仁慈的统治;而是一种近于女巫与恶魔般的威慑。她将以父权社会最为暴虐的形式，玩味着支配他人(儿子)的权力，对他“施行种种绝密的精神上的虐待”。因为那是她报复父权社会的唯一方式与途径。
张爱玲(1920.9.30—1995.9)，中国现代女作家，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校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1943至1944年，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创作英文小说多部，但仅出版一部。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1995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去世，终年75岁。有《张爱玲全集》行世。
“绣在屏风上的鸟”，是张爱玲叙境中的核心隐喻。那是永远桎梏中的双翅，是永远于想象中的飞翔。
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于飞翔与逃遁的意象，不如说是一个关于死亡与囚禁的意象。张爱玲的国度，甚至不是一座冰冷的铁笼与死牢;她的女性，甚至不是笼中囚鸟。
笼门打开之时，囚鸟或许还可以振动残缺的翅膀，去完成她梦中的飞翔。而张爱玲叙境中的女性，却只是历史的地表之下，一片扁平的、鲜艳而了无生机的图样。
她们不仅没有真实的岁月，甚至被剥夺了一具血肉之躯。生命之于她们，只是时间对空间永恒的剥蚀与破损。
一百年后的今天，很不幸，这仍是一个女性处境日渐艰难的时代 。
此篇推文的最后，和书友们分享戴锦华老师在「2018年度面孔·女性力量盛典」的演讲。她提醒我们，当新技术革命来临时，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还在冲击着、改变着性别结构和性别想象。
戴锦华在「2018年度面孔·女性力量盛典」的演讲
在一个劳动生产结构的意义上说，性别的身体差异已经不再变得充分、重要、必要和作为前提性的条件之下，是否有一种新的性别文化已经发生，如果它已经发生了，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它究竟给女性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可能？我们究竟有怎样的文化的社会的实践空间可以让我们去获取，或者说有哪些新的可能性正在向我们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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