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系统性转变，金融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问题。但现有研究存在两大理论盲点:一是在时间维度上，脱离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将金融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全新特征，忽视了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金融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化呈现不同的形态与特征。与历史上的金融化对比，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日常生活金融化。二是在空间维度上，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聚焦宏观与中观层面的金融化，也就是国家经济结构与企业经营活动的金融化。而当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新颖与强大之处在于，其触角全面侵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成功实现了微观层面，即日常生活的金融化。
一、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概念界定
所谓日常生活，按赫勒的界定，是在个人的直接环境中发生并与之相关联，“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它是处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等自觉的人类精神生产领域与政治管理、经济技术、社会化大生产等制度化领域之外，由最一般、最经常、最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思维习惯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和日常观念构成的生活世界。这些活动，对生活其中的人们是不可或缺的，具有高度的熟悉性、重复性、隐匿性、强制性与认同性。日常生活虽然受制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却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通过日常生活的塑造，特定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被再生产:“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金融化作为西方左翼学者用于分析与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的核心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按照爱泼斯坦的宽泛理解，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际及国内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具体体现在:虚拟的金融垄断资本取代产业资本成为资本主导形态;资本积累与利润模式由商品生产转向金融服务;公司的所有权越来越多地掌握在金融投资者手中;股东价值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核心理念;国家、企业与家庭个人的债务水平大幅攀升;债权、股权、期权等金融关系和金融资产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财富的主要形态;租金、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门收入增加，而工资份额下降;新食利者、金融精英等特定阶层的财富和权力的恢复与增强;等等。金融化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共同成为塑造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支配力量。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解，可以这样界定所谓的日常生活金融化，即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时代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日益增长的物质权力冲破常规的经济与金融边界，向过去很少存在资本套利增殖计算的日常生活领域全面渗透，组织与支配着家庭消费、生活资源、娱乐休闲、人际交往、教育养老、医疗保健、心理习惯等维系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活动，导致金融市场、金融技术、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金融话语、金融观念、金融动机、金融思维成为人们在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观念中的一种无意识的、自在的、持续性的存在方式或惯习系统，从而构成金融垄断资本实现价值增殖乃至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二、日常生活金融化的现实表达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凭借其作为政治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核心力量，像毛细血管一样向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全面扩张和深度渗透，迫使每一个人不断地接受、遵循和采纳金融化的活动方式、行为规则、思维理念，并将其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熟视无睹的存在方式。每个人的日常消费、日常交往与日常观念都深深地打上了金融的烙印，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感叹，“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是我们已生活在金融世界”。
第一，满足个人日常生活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如水、粮食、农产品、土地、空气环境等资源在它们被实际消费之前，都已经被金融垄断资本所掌控，并转化为全球期货交易市场中的标的物。除此之外，满足个体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其他社会物质条件——无论是住房、养老、教育、医疗，还是旅游、影视、健身、休闲——通过资产证券化、结构化等金融创新工具和途径，都被牢牢地吸附在金融垄断资本价值增殖的链条上:“如汽车、服装、化妆品、食品和娱乐电子产品以及服务市场，如身体保养、旅游和娱乐，都以前所未有的活跃方式爆炸式增长，并成为资本主义增长的发动机……与此同时，货币经济占领了越来越多的以往不必花钱的社会生活领域，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增殖开辟了新的空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体育运动，它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一个能创造数十亿美元产值的产业。”可见，这种日常消费资料的金融化，并不是偶然的、一时一地的，而是贯穿于每个人从孩童抚养、学龄教育、青年立业婚恋、中年家庭经营以及晚年养老保健的每个人生阶段。
第二，家庭作为日常交往活动的基本单位，愈发成为一个从事跨行业、跨时期、跨区域投资理财的金融决策单元。其一，家庭的日常消费活动表现为越来越多的金融规划与决策:家庭资产负债分析、收入支出管理、现金流预算、教育投资、住房投资、股票投资、健康保险、退休金与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其二，家庭还必须跨期化计算各种金融决策之间的平衡与竞争关系:将其本来就不多的现金收入用于购买投机性的金融资产，在预期收入中分配给房贷、消费信用卡、保险、养老的各自适当份额，以便在未来和今天的成本收益之间做最有效的配置。其三，家庭还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金融机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选择。“也就是说，家庭通常持有了全部金融市场的一个截断面，它们的财富与整个市场紧密联系而不是仅仅和某一个特定公司相联系。”在这些活动中，一种新的家庭资产结构由此展现:到2003年，美国家庭以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为核心的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为60%—70%之间，平均数为63.6%，即家庭金融资产约占家庭总资产的2/3弱。
第三，随着维持个人与家庭生产与再生产的日常活动的金融化，人们的日常观念也随之发生金融化。其一，金融投资理财知识成为人们日常知识的重要内容。由于个人与家庭的日常需要与交往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金融系统，这迫使人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参与金融系统的运作。于是，关于投资理财指南、技巧、策略的畅销书、网站、讲演、电视节目大行其道，成为人们日常阅读的重要对象与内容。其二，投资套利的金融化思维在日常思维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人们拥有的房子、车子、知识、工资等实物资产都可以成为融资套利的金融工具。人们的旅游健身、电影电视、文艺演出等休闲娱乐方式都可以变成一个金融产品。教育、工作、社区、人际交往都被视为具有潜在投资价值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其三，在金融化运作中重塑自我价值认同。资本主义日常消费与交往活动的金融化，迫使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一个单独的金融公司或微型金融家:将自身拥有的性格特点、知识、文凭、技能、经验、资源或社会关系视为能够在未来产生收益、规避风险的投资组合。各种各样的投资活动也被赋予个体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与风险时拥有自由与安全保障的象征意义。金融化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的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的日常想象机制:“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人们如何待人接物，人们通常能满足的期望，以及支撑着这些期望的更深层次的规范观念和形象。”由此可见，金融已经不仅仅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结构与运行机制，俨然是作为组织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方式的一整套构架而存在。
三、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动力机制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的结构特征及其转型则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生产方式的产物。日常生活金融化之所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重要标志，并非自发的过程，而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息息相关，是金融垄断资本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国家体制、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消费主义文化与生活方式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从根本上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克服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出现经济停滞、生产能力过剩、平均利润率下降等严重问题，传统的金融资本在全球化、信息化与新自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蜕变为金融垄断资本。金融垄断资本力图通过哈维所谓的“时空修复”机制，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则是金融垄断资本时空修复的衍生物。在时间修复中，金融垄断资本溢出直接的生产和消费的初级循环，不仅进入生产性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的第二级循环，还进入科研、教育、卫生保健、养老等维系个体再生产的第三级循环，以推迟金融垄断资本在未来重新进入生产领域的时间，使其在流通领域的自我循环中分割剩余价值。在空间修复中，金融垄断资本脱离生产与劳动的经济领域，渗入健康养老、休闲娱乐、婚姻家庭、抚养教育的日常生活空间，在这些领域开发新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以新的生产能力、新的技术手段与新的资源来进行空间转移，即金融垄断资本通过从全球、国家与企业向个人与家庭的自上而下的层级流动而实现剩余价值由底层劳动者向金融资本家自下而上的“剥夺性积累”。因此，日常生活金融化可以被视为“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金融垄断资本通过日常时间的延迟与日常空间的扩展实现资本增殖。
以市场万能论与全面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及其相关的金融实践、话语和工具日益将人们塑造为理性的、负责任的、自律的金融主体。他们被期望通过有效储蓄和积极投资来管理自己的金融资产，并为自己的福利承担个人责任。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呈现私有化、个体化与市场化趋势:一是在打着保障个人权利与私有财产的旗号下，在社会保障运作中引入个人账户，让个人把各种社保基金交给私人投资公司去管理，自由选择个人账户的开户公司，让个人承担起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责任。二是在所谓国家福利供给低效率的名义下，社会保障的管理与运作从政府转向非政府的营利性组织。例如职工的养老基金都交给各种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去投资。三是为追逐社会保障资金的高收益，高回报、高风险的金融市场成为其主要投资渠道。美国401k计划的养老资金大部分都投资于股票、基金、年金保险、债券、专项定期存款等金融产品。通过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社会职能的消解与重构，维系个人健康、教育、养老的日常生活领域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而成为金融垄断资本掠食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与通讯领域诞生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并没有充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环节，反而是在流通环节的金融系统中得到广泛运用。这种“技术错配”，通过金融交易网络化、金融服务一体化、金融对象精准化、金融操作简易化，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和价值评估的成本，提高了金融垄断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行速度与剩余价值的分割力度。首先，电子货币、网上银行、网络证券交易所等新型交易方式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在网上和手机上处理许多金融交易，由此导致金融交易的渗透面和参与人数都大大提升。其次，通过金融信息化、电子化，消费信贷、不动产抵押贷款、设备及财产租赁、房地产管理、旅游服务等不同的金融业务在同一家机构内整合起来，形成一站式服务的“金融超市”:“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再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使得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交范围、生活习惯、个人征信、消费倾向、交易数据等信息资源的收集与整理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设计的各种金融产品和工具实现了对不同收入水平、性别年龄、需求偏好、风险容忍度的个人的精准打击。最后，通过移动互联网金融技术，人们只要在手机等移动终端上按几个键就能实现资金转账、交易支付、股票交易、基金买卖、购买保险等金融功能。这些技术诱导更多的人更深入地卷入金融市场，加剧资本主义经济的“非理性繁荣”:“这些交互式的、新型的、有效的交流平台也许会再次起到扩大人际间信息传播的作用。如果没有它们，90年代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狂热也许就不会波及得如此广泛”。
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形成的通过汽车、耐用家电等物质商品来满足享乐欲望的商品消费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蜕化为通过股票、债券、期货、期指等虚拟商品来实现财富幻象的金融消费主义。这种文化与生活模式在三个层面催生了日常生活金融化。一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赤字财政和负债经济模式，营造极度宽松的信贷消费环境。加之金融资本家在利润至上的驱使下，向大量低收入人群大规模放贷，由此形成的消费信贷网络成为普通人实现所谓“美国梦”的重要融资渠道。二是将利息、股息、分红视为对风险的激励的股票文化，代替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与理性化，成长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精神:“每天股市上涨带来的巨额财富似乎暗示着传统资本主义财富创造的规律，即灵感、辛劳和忍耐已经被取而代之。现在，杠杆金融投机这种不劳而获的手段，成为实现一夜暴富的捷径。”这是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资本主义大变形”，也是金融活动得以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土壤。三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彭博资讯、汤森路透、CNN金融频道等英文主流财经媒体，通过宣扬金融市场迅速发家、一夜暴富的种种“金融神话”与“金融偶像”，将金融消费活动与家庭财务自由、个人事业成功、自我价值实现等生活愿景融合起来，成为向普通民众强化日常金融教育、灌输金融知识、重塑金融价值认知的宣传机器和造市工具。
四、日常生活金融化的主要后果
日常生活金融化既是当代资本主义整体性变革的产物，同时也对其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等各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正如列宁所言:“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这些层面的影响彼此互相加强，致使日常生活金融化成为塑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金融极权主义”的重要力量，从而再生产出以金融垄断资本为中心的当代资本主义总体秩序。
第一，日常生活金融化加强了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对普通民众的金融掠夺。所谓金融掠夺，是指区别于生产领域中的剥削，而在流通领域从工人和其他人的个人收入中获取剥夺性利润。在日常生活金融化中，个人对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不仅是流通手段)的依赖随着私有化背景下社会公共供给体系在住房、养老金、医疗和教育领域的萎缩而变得更强。广大劳动人民的个人收入由此成为金融垄断资本获取暴利的另一种重要途径。例如所谓养老基金的投资活动，“其目的是劝使工人将自己想象成小型的金融资本家，而不看作寻求更高工资的被雇佣者”。其结果往往是“当有足够多的养老金储备积累起来时，在一个离岸金融业和避税中心的银行或者类似的下属机构就将公司账户中的所有现金挪走，只留下一个破产的空壳。养老金储备就被‘一扫而光’，从工人那里转到了金融巨头手中”。通过对维系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生活基金的掠夺与分割，日常生活金融化强化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增殖逻辑。
第二，日常生活金融化展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化、寡头化的趋势。一方面，在日常生活金融化中，金融机构的主要利润已经不是来自工商业的融资信贷，而是不断扩张的家庭投资理财佣金和个人消费信贷。这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高度依赖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债务和赤字由此成为政府制定各种社会政策的关键性因素。资本主义由“税收国家变形为一个债务国家——一个通过负债而不是通过税收来得到其一大部分同时也是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支出的国家，其结果就是堆积如山的债务”。另一方面，债务国家的运转、民众日常生活的维护对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致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屈从于金融市场的秩序，从而也就屈从于以华尔街银行家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志。例如在次贷危机前，美联储和华盛顿之所以听任高风险私人住房信贷畸形发展，与其说是为了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毋宁说是适应了华尔街金融寡头获取垄断利润的要求。这正如布伦纳所言:“金融资本积累从根本上依赖于历史性的投机狂潮，国家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小心翼翼地扶持投机行为并公开地促使其合理化。”日常生活金融化绑架了资本主义国家政策，成为金融寡头加强其统治权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日常生活金融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与对立。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内部，投入到金融市场的工人工资、家庭储蓄、养老金、抵押贷款换来的住房等造成的利益复杂化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新的“劳动分割和工人阶级身份的分裂”:作为工人、消费者、股票基金持有者、房地产投资者和纳税人的身份交错。另一方面，在阶级之间，日常生活金融化对工人阶级的直接金融掠夺，导致社会阶级对立呈现出金融化:一极是拥有大量金融资产，依靠利息、股息等金融资本收益为生的食利者阶级崛起，并重新占据统治阶级的主导地位。另一极是在透支消费与借贷消费中负债累累的大众阶级。2000—2007年，美国的家庭债务急剧上升，七年间总量翻了一番，达到14万亿美元，并且家庭债务收入比从1.4攀升至2.1。很明显，日常生活金融化再生产出上层金融垄断资本家与下层大众阶级的阶级对立关系。
第四，日常生活金融化刺激了资本主义文化心理的投机化、食利化。日常生活金融化改变了个人与家庭通过劳动和社会再分配获得收入与财富积累的传统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通过购买债券、股票、抵押贷款等方式获得财富。这就导致追逐短期暴利的投机观念大行其道:“人们可以看到清洁女工和打短工的人在公共汽车站如何把他们费尽辛苦挣来的可怜兮兮的钱在‘赌博游戏机’中输掉。金融资本主义的模拟也再一次被模拟:学生整班整班地参加了由经济媒体或银行主办的‘交易所游戏’。使用网络的孤独交易者成为30岁人的‘冒险’典范:如同有关的中介公司所做的广告词那样:‘除了我和证券行情，其他什么都无所谓’。”伴随着投机文化而来的就是唯利是图、不劳而获、贪图享乐的食利文化。人们获取财富后不是直接投资于生产活动。而是投资于各种形式的资产，从股票、房地产、矿物资源、石油及其他商品期货到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再关心自己的投机投资活动与人类的真实财富创造之间还有什么关联，只希望尽快地买入卖出，从虚拟经济的投机性炒作中发财致富。这种金融幻象的实质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观念层面的再现，并赋予资本主义金融化合法性力量。
第五，日常生活金融化深化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原子化、碎片化与不确定性。一方面，它表现在作为原子化个人的投资者角色意识取代了曾经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人们逐渐退出公共领域与社会组织，转向私人生活领域。例如，美国参加工会的工人的百分比从1983年的20.1%下降到2000年的13.5%。这种下降趋势在私营部门更为显著，从1983年的16.5%下降到2000年的9.0%。这进一步导致社会互助关系的缺失、个人存在的孤立与集体性行动的碎片化:“作为被统治者躲避危机困境的最后避难所，‘退守私生活’表现出他们难以集体地重新把握其生存条件:劳动、空间、时间、文化、自由创造性。他们缺乏霸权行动，这导致了后现代经验领域的碎片化。在集体斗争实践、团结互助和独立自主中建构‘自我’遇到重重困难。”另一方面，表现在人们的自我中心感的膨胀与社会责任感的退化。个体存在价值不再是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与贡献，而是取决于在股票、债券的金融投资投机活动中价格、收益的暴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是关心市盈率、股价、市值、身家，而不是长期性、整体性的社会发展与福祉。正如斯特兰奇所言，当金融资本主义变成一个大赌场后，“人在这个过程中被彻底地改变了，都变成了不自觉的赌徒。人一旦成为赌徒，对于社会制度的忠诚和信心迅速消退”。在这里，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心理活动与行为模式的殖民，深化了自己的增殖逻辑。
第六，日常生活金融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日常化。日常生活金融化不仅强化了土地、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进程，而且通过期货、期指、债券等金融衍生工具将供水、粮食、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等物质生活资料卷入金融化旋涡，以金融资本的投机性、短期性、套利性剥夺了这些维系个人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态性、可持续性与公共性。其后果不仅在日常生活层面加剧了对环境与资源的过度性开采与浪费性消耗，“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同时也导致自然风险与环境污染的日常化与全球化，以至于“让他们吃下污染”赤裸裸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污染转移与风险转嫁的明确口号。因此，日常生活金融化通过将水、粮食、空气等生活资料纳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日常循环，从而成为其推行生态帝国主义与生态殖民主义的新机制。
五、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与内在矛盾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节的历史。因此，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是当代资本主义为摆脱资本积累严重过剩困境，缓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矛盾修复与资本增殖机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所做的新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日常生活金融化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一困境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危机，反而会以新的矛盾将经济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深化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生活方式危机、生态危机等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从而引发了日常生活政治层面的一系列金融抗争运动，预示着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已近极限。
如前所述，日常生活金融化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当代资本主义为克服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经济滞胀，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而转向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积累方式。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困境，大量剩余资本不仅涌入货币金融领域，同时借助于信息技术、财经传媒与金融知识生产等，更转向家庭与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以寻求更多利润来源。可以说，除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化外，日常生活金融化实质上是当代金融垄断资本缓解自身积累的危机与矛盾、实现资本增殖的“修复—增长”机制的集成:通过股市、房地产泡沫实现居民收入虚拟化的财富增长机制、基于收入预期大举借债实现家庭消费债务化的民众负债机制、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实现社会福利证券化的财政转移机制、依赖金融市场实现水、食物、土地等生活资源资产化的外部汲取机制以及凭借大众财经传媒与金融知识生产实现文化与生活方式符号化的认知清洗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日常生活金融化不仅致使劳动者赖以维生的生活基金遭受二次剥夺，巩固了金融寡头与新食利阶层对普通民众的权力地位与阶级统治，还建构出个体化的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借贷者形象以替代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与主体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再生产与合法化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从而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用以替代福特主义的新的增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如同资本其他修复一样，日常生活金融化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反而以金融活动的社会化与金融资源占有的私有化之间的尖锐对立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动力机制看，日常生活金融化是信息科技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一系列金融知识、技术、制度创新，而且也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机会广泛参与多层面的金融活动，满足全方位的金融需求，获得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从而大大提升了金融活动的民主化、社会化、日常化程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金融资源、金融技术、金融财富的所有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金融的社会化、日常化反而成为资产阶级在当代创造出来的进一步剥削劳动、牟取暴利的新方式和途径。这必然在货币金融与日常生活两个领域激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间的矛盾。日常生活金融化是紧紧伴随着信息科技发展、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福利国家退却、金融技术过度创新等金融自由化浪潮而发生的。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垄断资本流动的规模速度、结构层级、时空边界、场域效应的复杂性、多样性、交叉性、冲击性大大增强。这就对资本主义国家监管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提出了严峻挑战。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矛盾。在日常生活金融化中，为迎合金融垄断资本利益需要，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资金被大量注入股票、债券市场用于金融投机炒作。政府、银行通过次级抵押贷款创造过量债务用于购买各种金融资产。这导致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迅速膨胀，实体经济严重萎缩。三是劳资矛盾的日常生活化。金融资本家利用房地产、股票债券、养老基金等金融手段使得劳动者个人收入与家庭资产金融化，通过金融掠夺方式将社会财富向金融资本家阶级进一步聚集。华尔街金融高管拥有的庞大的股票、债券、房产等金融资产与在日常借贷消费中负债累累的大众阶级形成鲜明对照。四是金融风险的日常生活化。当人们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都完全依赖于金融市场去满足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完全暴露在一系列金融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胀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信用风险中。统治金融世界的随机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正如斯特兰奇所描述的:“现在，不仅懒惰、能力不够或厄运都可能使你失业。因一些难以预料的变化，如利率、商品价格改变或另一些过去被认为稳定可靠的因素发生变化，可能使人一生的积蓄付诸东流、使在国外的度假费用加倍或减半、使企业遭到破产的厄运。”
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内在矛盾不但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扩展为常态化的社会文化危机，而且还催生了一系列以“另类货币”为内容的反抗金融霸权的日常斗争形式。一方面，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被认为不仅是自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更是危及政治制度、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其背后根源恰恰在于金融化及其内在矛盾已经全面渗透到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领域。这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由周期化、局部化转变为常态化、整体化，同时也激起反制金融垄断资本霸权的种种日常抗争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以轮换储蓄和信贷协会、地方交换与贸易系统、在地货币制度、时间货币制度、社区互助银行等为主要形式的“另类货币”运动正在欧美、墨西哥、阿根廷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涌现。这些游离于全球与国家货币金融体系之外的，以满足于中下层群众日常生活需要，建立“和谐社会的经济”为目标的“另类货币”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仅仅执行交换媒介职能，而被剥夺了投资生息或投机套利的衍生功能，以此反抗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重新夺回普通人的生活权利。可见，这种日常生活层面具有差异性、草根性、地方性的替代性金融抗争运动正在从根基处包围着、反噬着、动摇着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乃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六、启示与意义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作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一种全新方式，日常生活金融化成为这一新阶段的核心特征。因此，深入展开对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而全面地理解与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发展动向，而且对于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增强其分析当代世界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穿透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与理论意义。
从总体性视角看，资本主义是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等相互作用的整体。日常生活既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实现剩余价值、权力关系、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金融化转型，将人们在生产劳动以外的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观念全盘格式化，“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因此，日常生活金融化深深根植于全球维度的资本主义金融化过程之中，并充分体现出全球金融化时空扩张发展到极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反过来，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不只是来自上层金融垄断资本与国家的强行推动，其生产与再生产也依赖于每个人、每个家庭在每天所从事的每一个金融消费、金融交往与内化的金融观念:“家庭储蓄大规模流入投资基金是家庭影响金融化进程的重要方式，突出表现在股价上涨和大量中产阶级的储蓄通过家庭投资工具涌入市场，这同时导致机构投资者权力的不断扩大。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使金融化获得了一些合理性。”这一点已经从2007年末美国次贷危机的崩溃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次贷危机前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依赖于那些巨大的个人与家庭债务被隐藏与堆积在日常的薪金收入中，依赖于貌似顺利运转的日常社会生活。而一旦个人与家庭的日常资产与负债不再能产生持续性收益与现金流，就会对建立于其上的全球金融架构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日常生活金融化映射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宏观层面的全球金融化与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金融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总体性与弥散性交织的权力控制系统，因而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历史新特征、结构新要素与制度新力量。在此意义上，开展日常生活金融化批判将有助于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在直接生产领域通过剩余价值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如何与在日常生活领域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相互耦合、相互交织的互动机制，从而展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结构与运行规律。
在此时代背景下，日常生活批判与经济金融化研究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重要理论范式，并且各自取得了丰富成果。但是由于传统的学科区隔，日常生活批判与金融化批判相互脱离，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穿透力。
一方面，日常生活批判多在文化哲学层面展开，聚焦于对日常生活的内涵、特点、结构、类型等方面的概念阐释与理论推演，缺乏将日常生活置于特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并结合其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意识形态再生产，展开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使得日常生活批判在面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时，未能提出恰当而深刻的分析。“现实告诉我们，单纯地从事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不把这种批判与政治经济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不把这种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的层面，不把这种批判落实到政治经济的现实上来，那么这种批判往往会干扰我们对社会真正弊端的认识，无法真正抓住社会问题的要害，最终便不能实现我们作为批判者的最初宗旨。”而在马克思那里，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恰恰是建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的。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中的拜物教、神秘化、物化等日常意识的揭示，是通过对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货币的价值形式演变及其向资本转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实现的。因此，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研究中，我们必须注入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学校、物品、时尚、传媒、教育、休闲、消费、养老和娱乐都作为金融垄断资本增殖的承载方式与扩张途径来分析，以此提升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的现实针对性与理论解释力。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研究剥离了金融垄断资本对个人与家庭日常生活的高度渗透，孤立的分析全球、国家与企业层面的金融化，未能更充分彰显金融垄断资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以及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历史新特征。事实上，“金融化被看作是这10年的独特产物。金融化的‘新’体现在各个层面: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宏观经济，都与金融市场建立了新的联系，并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而金融化研究的日常生活维度的缺失，本身也折射出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多聚焦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国家制度、经济结构的宏观层面与直接生产领域，对于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与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关注不够。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强调要把“现实的生活生产”作为社会历史的基础，反对“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并非抽象地推演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而是在揭示劳动、商品、货币、生产、交换、流通、工资、技术、市场背后的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揭穿了资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工人借助自己智力和德行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的那种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的秘密”，精细地展现了资本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再生产过程，实现了对资本的生产逻辑与生活逻辑、资本主义本质结构与日常运作相结合的总体性分析。因此，从日常生活维度具体阐释当代金融垄断资本的运动机制，将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维度，充分发挥其解释现实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理论魅力，从而为不断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重要动力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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