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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计划经济

余斌 · 2019-03-03 · 来源:建国门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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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深刻指出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历史事实表明,新中国曾经消除过的一些陈腐污浊的东西如黄赌毒等,后来的确死灰复燃了。

摸索中前进

  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起源于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156项工程,不仅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中国学习前苏联推行计划经济打下了物质基础。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1]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到,“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2]他还提到,“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3]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明,中国特色计划经济虽然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但主要还是在摸索中前进。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远远不够。

  1938年10月,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4]虽然我们后来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列不出一百个完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的名单,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也列不出这样的一百个名单。自然地,这种状况也就大大拖累了我们在摸索中前进的步伐,也加大了我们在摸索中前进的代价。

  1964年6月,毛泽东曾经反思计划工作方法上的失误,他指出: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5]

  计划工作方法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恶果,说明需要改进工作方法,并不说明实践已经检验出计划经济本身不可行。正如航天飞机爆炸了,只能说明存在制造和发射航天飞机工作上的失误,而不能说明航天飞机本身不可行,不可以用来完成航天任务。

  通过摸索中前进,中国领导层认识到,重工业是中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中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6]

  在分配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再讲农民。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7]

  在中国特色计划经济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大特色。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8]

只争朝夕的成就与挫折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正值中苏分裂,两党展开论战。“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9]但是,撇开中苏论战不说,“只争朝夕”的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写照。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虽然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因为“大跃进”而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毛泽东仍然强调,“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10]

  新中国成立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的确很高。例如,中国的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困难时期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的大庆,青天一顶,草原一片,人烟稀少。几万人的石油会战队伍一下子拥到这片草原上,又是天寒地冻季节,吃、住都很困难。在生产上,器材不齐全,设备不配套,汽车吊车又不足,草原上还没有修公路,运到火车站的器材和成套设备,有些要靠人拉肩扛来搬运安装。面对巨大的困难,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党委决定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分析面临的重重困难和矛盾。一致认识到,眼前的困难和矛盾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而国家缺石油才是全局性的困难,国家需要石油才是主要矛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迎着困难上。大庆人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他们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劳,临危不惧,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国家和人民多找石油、多产石油的崇高精神,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11]

  但是,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不是万能的。毛泽东认为,“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12]从大庆油田的建设来看,的确没有依赖机械化、自动化,但是土法生产会延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做不到多快好省的。在“只争朝夕”的“大跃进”期间,中国用土法生产了大量生铁,以加速赶超英国,只争朝夕。但是,这些生铁的土法生产不仅破坏了环境,浪费了大量资源和劳动力,妨碍了农业生产,其生产出来的生铁也大多品质低下,不是不适合炼钢,成为纯粹的废物,就是加大了炼钢的成本,降低了钢材的品质,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这再次表明,列宁曾经提到的,不能依靠热情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的经验总结,是多么正确。

  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强行“大跃进”的后果是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局面。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通货膨胀严重,市场供应紧张。[13]为了扭转困难局面,不得不中止“大跃进”,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在大幅度调整经济过程中,中央领导层内部对形势和政策的看法产生了分歧,毛泽东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认为必须重新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14]这其实是急功近利地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与当年中央苏区发展后期,王明集团想用政治斗争解决军事斗争中遇到的问题,急功近利地要求尽快打下大城市取得全国军事胜利是类似的。后者这样做是不了解军事斗争的规律,前者这样做也是不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一旦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中遇到挫折和问题,往往不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掌握程度上反省自身,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而是匆匆忙忙地从思想上的“左”倾或右倾上找原因,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上去,以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搞阶级斗争,会出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急功近利,反而把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引向歧途,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拨乱反正,纠正所谓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中止使这个局面走到了顶端并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这个局面。但是,邓小平后来在1992年南巡讲话时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5]则说明我们还没有摆脱这个窠臼。

日益僵化的体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速轨道。真正的技术民主、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和高灵敏的统一协调机制,在文盲率很高、技术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16]没有剥削阶级攫取和非生产性地消耗掉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人民群众的剩余劳动直接转化成了国家的积累,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坚实基础,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外部环境压力太大,铁路、公路、水库等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的建设对积累的需求太大,加上背离实事求是的瞎指挥和计划工作等方面的一些失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还出现过十分困难的情况。

  一些政策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本来可以通过落实民主集中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体学习和研究来解决,但是一方面,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式不当,民主被破坏了,另一方面,由于王明的恶劣影响,党内对马列著作的学习重视不够,一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另一边生怕马列著作读多了,成为另一个王明。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17]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4年之久,新中国已经建立了20多年。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状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能不出现偏差?另外,群众运动本来是尊重群众意见,说服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后来发展成把上级的意志强加给群众的运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就是这样,从而违背了群众运动的本意,破坏了群众运动这种形式,使之日益脱离群众。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达到效果,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和制度。这些措施和制度原本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和制度本身取代了原来的中心,辅助手段取代了主要目标的位置,主辅异位,使得本来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应当因地制宜、弹性灵活的措施和制度成为了不可动摇的因素,进而从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一面,走向了僵化的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一面。例如,通过有计划的解决就业和分配工作,城市里的人口大多数由社会人变成了单位人,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自己工作的单位。这本来是一个方便组织社会劳动并对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机制,但是,发展到后来却成为了人对单位的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固化了劳动分工,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封建性质,并形成了等级制,不仅不利于人员之间的流动,造成人浮于事,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作用,难以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还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破坏了国有企业的公有性质,使其逐渐被少数人控制。再例如,按劳分配本来是消灭剥削、实现平等的一种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没有很好地对每个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核算,盲目强调平等,而逐渐沦为平均主义,成为所谓的大锅饭,违背了价值规律,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劳动效率,最终妨碍了经济建设和发展。按劳分配本来强调多劳多得,但是僵硬的计划方式,限制了人们通过额外劳动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把它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从而破坏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同时,由于计划工作缺乏足够的冗余准备,控制性太强,受到意外冲击或随机性波动干扰时,往往顾此失彼,陷入僵化的困境。

  最重要的是,政治等上层建筑本身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但却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首要方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错误观点盛行,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和经济基础的改善。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批判这种“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的蒲鲁东主义观点[18]。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深刻指出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9]历史事实表明,新中国曾经消除过的一些陈腐污浊的东西如黄赌毒等,后来的确死灰复燃了。

  本文摘自余斌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形成”的第二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6页。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18页。

  [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19页。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0页。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页。

  [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86-187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30-132页。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30-132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6] 《老田:文革期间科学技术还能快速进步的奥秘》,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7-01-12/128824.htm

  [17]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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