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志军，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资本内部的辩证法是资本在自身运动中所展开的逻辑，即资本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的辩证法。《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流通过程的研究创造性地建构了这一辩证法，进而揭露了资本所蕴藏的内在危机。资本循环中“货币的复归”、资本周转中“价值的转移”和社会再生产中“资本再生”等环节鲜明地揭示了资本自我推动和创造的过程，即资本“外化”与“收回”自身的逻辑。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洞悉了资本的运动规律及其基本特征，同时也明晰了资本主义产生危机的内在机理。
关键词：货币/价值/资本/辩证法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本质研究”(编号14CZX056)和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关于《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方兴未艾，这既是深化《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必然，同时也是推动马克思辩证法研究深入发展的反映。《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是，并不是所有研究《资本论》辩证法的著作都会冠以“辩证法”的字样，在一般意义上，对资本逻辑的揭示其实就是对资本的辩证法的展现。换句话说，所谓资本的辩证法，是资本自身运动所展开的逻辑，即资本“外化”和“收回”自身的逻辑，我们将此称为资本内部的辩证法。与此相对应，那些试图从《资本论》中抽象出辩证法一般形式的研究则被称为资本外部的辩证法研究。当然，这两者并非毫无关联，没有对辩证法一般形式的了解，我们自然无法探究资本内部的辩证法;但两者又不能相互混淆，需要强调的是，忽视资本内部的辩证法研究将使我们无法深入资本自身展开的逻辑，进而无法触及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的真谛以及从资本自身内部对其进行的批判。
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以《资本论》第二卷为对象来考察资本内部的辩证法。选择第二卷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由于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第二卷的主题是资本的流通过程，或者说是资本的循环过程，而不是第一卷所涉及的单纯的流通。资本自身展开的逻辑必然要在资本自身的流通中表现出来，或者说资本的流通过程更能反映资本的自我创造和推动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真正本性只有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10页)可以说，仅仅由于这一理由，我们就无法因为某些文本编辑因素而置《资本论》第二卷于不顾。由此，本文依据《资本论》第二卷的展开逻辑，对货币的复归、价值的转移和资本的再生等资本内部的辩证过程展开探讨，以此推进《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
一、货币的“复归”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采用复归概念来表达人对自我异化的扬弃，而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则没有用复归概念，而是采用了循环概念，用以说明资本实现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的过程。理解资本循环的哲学基础在于货币的“复归”。于此，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便是将复归视为循环概念的哲学基础，同时通过分析资本循环的过程及其条件进一步反思复归概念。
“复归”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概念，尤其是在他的异化概念中。复归这一行为标志着主体与实体之统一的最后也是关键的环节，这也被看成是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异化概念的实质区别所在。(参见韩立新)在黑格尔那里，主体将自身外化至客体当中，并将它自己从客体中领回来，进而复归自身，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可以说，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展开与完成。主体自身的复归在这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抽象能够上升到具体的完成环节。
借助于黑格尔的复归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向自身的复归”这一议题，即“异化——扬弃异化——复归”的辩证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马克思，第81页)这里至少表明人向自身复归的两个运动，即一个来回：一是异化，即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和表现;二是异化的扬弃，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何谓扬弃?马克思在异化这个规定内考察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时指出：“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同上，第112页)在这里，复归之意显然是主体对自身的重新占有或收回。按照黑格尔的逻辑设定，这里的异化是一种抽象，而复归则是一种具体，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主体向自身的复归意味着主体通过扬弃这种活动能够上升到具体中。
如果说马克思在此只是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还没有褪去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壳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复归概念在形式上确实是与黑格尔“同款”的。这里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指认的那个完全的、自觉的复归，即主体真的能通过外化完全收回或复归自身吗?按照费尔巴哈的见解，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自我意识的运动中，这种完全的复归是可能的，但如果按照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解释，这种复归则会受到自然、物质或客体的抵制而无法完全复归自身，甚至主体自身也会陷入客体之中无法自拔。就像费尔巴哈所指出的那样，犹太人会陷入卑污的利己主义活动中而无法获得自由和解放。当然，费尔巴哈后来被马克思指认为抽象的唯物主义，即他没有上升到具体中去，缺失了复归这一环节。因而在他那里，异化仅能在消极的意义上被拒斥。但是，费尔巴哈的说法并不是全无道理，至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以往不太受人关注的话题，即完全的复归是否可能的问题。进一步而言，这个问题如果只停留于复归的形式层面上是无法获得解答的，只有深入复归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即与实体性内容复归的环节和条件打交道时才能获得完备的理解。马克思的循环概念积极汲取了复归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的解释框架，同时他对资本循环可能遭遇到的中断或阻碍的分析为我们反思复归概念提供了存在论基础。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循环作为资本自身展开的过程是极为本质的一个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复归与外化活动相衔接的一个动作，是外化收回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但是，外化只有通过复归这一活动才能获得它的全部意义。换言之，主体、对象(客体)只有在复归中才能被赋予生命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复归其实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与此相应，《资本论》中的循环概念基本接受了这一框架。在“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一章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如果把这种回转中断，那就不是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复归点了。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117页)在此，循环作为总体性概念的神秘性被祛除了，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每一个单独的循环都作为一个总体，因为它内涵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脱离了任何一个其他循环都不可能实现自身的循环;二是三个相互表现为前提和结果的循环作为一个总体而存在，每一个都既是出发点，也是经过点，还是复归点。可以说，这正是资本逻辑的呈现方式，也正是资本定义自身和构成自身的逻辑，这一“隐藏”于资本内部的辩证法借助于复归获得了自身的显示。
显然，如果我们仅停留于循环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的层面，那就远未深入资本运动的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重点分析的问题在于资本为实现自身所开辟的道路，即如何克服资本循环可能遭遇的中断或阻碍。只有把握了产生这些中断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循环的真谛。“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同上，第63页)正是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的过渡问题上，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同时也正是在资本循环可能中断或阻碍的分析上，他建构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性理论。在此，无须具体分析每一个过渡中断的可能性条件及其解决，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借助这些可能的中断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循环与复归概念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于：第一，与复归对总体概念的迷恋不同，资本循环过程中随时有可能产生总体自身的崩塌，“任一循环的中断都会对其他循环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作为总体的循环过程有发生多种危机的可能。”(哈维，第51页)①这也是马克思建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基本思想框架。第二，复归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逻辑运动，缺少实体性内容的支撑，所以一旦赋予它实体性内容，复归的各环节及其过渡则不再是一个概念问题，而是具有历史及现实内涵的存在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早期“人向自身的复归”思想难免会被打上人本主义的烙印，而到《资本论》时期则是采取了与之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三，与黑格尔以逻辑和观念的方式剪裁现实生活、赋予自我意识的复归以绝对的合法性不同，马克思对待资本循环的方式展现了资本主义波澜壮阔的现实画面，资本为实现自我推动和创造所展开的任何活动(如资本缩短周转时间的活动)都在其中被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
以资本循环这一存在论为基础对复归概念展开反思是极其必要的。其典型的形式就是货币主义眼中的“货币的复归”。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70页)同时，它也是最一般的形式，即货币以自身原来预付的价值形式复归于自身：G—W…P…W’—G’。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货币的复归“在形式上具有欺骗性，带有一种虚幻的性质，这是由预付的价值和增殖的价值都以货币这个等价形式存在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72页)。而这正是货币主义的那种没有概念的货币形式的表现，即它抹杀了预付的价值和增殖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使它们都表现为货币这一等价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深刻地戳穿了货币主义眼中货币复归的奇思妙想。
从形式上来说，货币以复归的模式实现了自我推动和创造的过程，但从内容上来说，货币所收回的那个自身不再是货币形式的货币，而是货币资本。在其本质上，“货币不是单纯的流通手段，而是货币资本，它按照最一般和最不合理的形式，以自己的运动表现出资本的实质——价值的自行增殖。”(卢森贝，第187页)卢森贝的这一判断显然将货币复归的虚幻性及其内在矛盾暴露无遗。
二、价值的“转移”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的资本循环中洞悉了资本主义潜在的危机，那么第二篇“资本周转”则阐述了他所把握到的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的内在机理。众所周知，这种内在机理的发现得益于马克思重新建构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或者说重新确立了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根据，即价值转移的方式，也就是资本外化自身和收回自身的方式。实际上，以往的《资本论》辩证法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值形式问题，而很少涉及资本周转中的价值转移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借助对价值转移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内部的辩证法，破除了古典经济学的知性思维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误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够彻底地批判斯密和李嘉图的相关理论，进而也为“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类似的思想运动”(卢卡奇，第24页)这一判断提供了有力证明。通过把价值转移方式即资本外化自身和收回自身的方式确立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根据，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内部辩证法的建构。虽然这是在资本周转这一特殊领域发生的，但显然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普遍意义。
我们知道，资本要实现的不仅是自我推动和创造，还要以尽可能快的方式推动和创造自我，从而最大可能地实现自我增殖。但其中的内在机理需要探究才能被发现。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中，马克思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成果研究了资本加快自身运动的秘密。在该问题上，魁奈最早以原预付和年预付来表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他“正确地把这种区别说成是生产资本即并入直接生产过程的资本内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11页)。可以说，魁奈的最大贡献在于，初步正确地确立了生产资本内部这两种要素的区别标准或根据，即以它们各自加入成品价值的不同方式作为根据来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原预付和年预付);另一个贡献在于，“他们正确地把它们列为生产资本而未列为流通中的资本”(卢森贝，第131页)。当然，魁奈的生产资本指的是农业上使用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同时它也是唯一的实际的生产资本。马克思对魁奈的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要超过斯密和李嘉图。无疑，重农学派的这一区分根据给了马克思莫大的启示，不过他们在理解生产资本时所处的狭窄视域使它们无法更进一步概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是历史的局限。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对此所做的唯一进步的地方在于他把仅限于租地农场主的生产资本扩展至每一种形式的生产资本，进而把年预付和原预付这对范畴普遍化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但是，他的进步只限于范畴的这种普遍化。他所做的说明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12页)那么，斯密在这个问题上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呢?我们可以将其概括如下：一是，斯密并未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定义为生产资本内部的区别，从而抛弃了重农学派的区别基础;二是，他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性质看作是物品固有的性质，而不是由这些物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特定职能产生的，进而归结为由物的价值转移方式决定，可以说，这是斯密犯的最大错误，是运用知性思维来分析资本所导致的结果，而李嘉图的理论更是将这种错误放大了;三是，他把流动资本与流通资本即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混为一谈，这一错误显然与第一个错误相关;四是，他没有将劳动力列为流动资本。当然，这四类错误是较为重要的，特别是前两类涉及根本性质的错误，后两类及其他的类似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由前两类引起的，即斯密一方面没有恰当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视为生产资本的范畴，另一方面没有把价值转移的方式而是把物品的固有性质视为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根据。
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方面，李嘉图基本照单全收了斯密的观点。李嘉图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他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并且把后两者的区别归结为前两者的区别，从而彻底失去了理解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真正区别的可能，也进一步掩盖了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来说，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44页)二是，李嘉图在理解固定资本时比斯密更为退步了，他认为界定固定资本的根据在于它的耐久性和坚固性，即在于物的自然属性。这相对于斯密把固定资本理解为带来利润的同时也不离开自己的所有者的观点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退步。其实不仅是对固定资本的界定，对流动资本的界定也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特征，“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同上，第251页)所以，问题不在于以某种标准将不同的物划为不同的资本类型，而在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如何理解物所扮演的职能，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其实，通过对魁奈、斯密和李嘉图等各自理论的评价，我们已经能够窥见马克思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问题上的洞见了。“在资本周转理论中，马克思制定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是他的重要理论贡献。马克思在手稿中把‘流通资本’和‘流动资本’作了明确的区分。”(张钟朴)这里只指出两个具有根本性的观点：其一，以价值转移的方式作为区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根据，就固定资本而言，其价值逐步地被转移出去，而其使用形式保持相对的固定性，即独立性;就流动资本来说，其价值一次性全部被转移出去，使用形式也没有独立性。进一步而言，价值转移的这些方式同时也是资本收回自身的方式，固定资本是逐步收回自身，而流动资本则是一次性收回自身。其二，马克思所确立的价值转移方式的这一根据，使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划分开，同时也使那些从物质属性方面理解的观点遭到反驳。简言之，马克思所担心的问题在于，划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根据即是否能创造剩余价值，会被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所混淆，从而遮蔽了资本的本质，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也就是说，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并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反而遮掩了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资本内部辩证法的实质所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具体展现了资本展开自身运动的过程，把价值转移方式作为这种区分的根据充分说明了资本辩证运动的内在驱动力和基本运行方式。同时，我们也能更清晰地看到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本体，而是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借助于这样的辩证法，马克思才能超越古典经济学，在资本内部确立界限，破除知性思维所带来的资本逻辑幻象。
三、资本的“再生”
《资本论》第二卷的“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篇在确立各资本形态过渡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自身的辩证运动，而“资本周转”篇则进一步将资本这种辩证运动的内在机理即资本运动的方式和节奏，通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正确区分建构起来。但无论如何，《资本论》第二卷前两篇所研究的是单个资本的运动，而第三篇研究的是社会资本的运动，即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研究单个资本时是以假定其他单个资本的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单个资本运动的条件是外在的，它需要借助于其他的单个资本的运动为自己创造条件;而社会资本则不同，它通过自身的运动，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单个资本需要借助外在条件才能实现自我的“再生”，而社会总资本却能够在自身内部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推动。也就是说，所谓“资本的再生”其实就是指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即社会资本收回自身、创造自身的过程。
那么，社会资本是如何实现自身的再生产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追问何谓社会资本，或者说个别资本是如何过渡到社会资本的?其根据是什么?对社会资本的不同认识会导致不同的回答，这取决于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按照“斯密的教条”，每一个单个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部分组成。简单来说，斯密的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等于v+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但是，把社会资本与社会收入混淆起来的做法，即认为对一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人来说则是收入的看法，在根本上就取消了社会资本与社会收入的界限。试想一下，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被分解为各种收入，那么商品一旦在市场被实现，便立即转化为各种收入，那么这样一来，任何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都是不可能的。显然，斯密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又提出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办法虽然使再生产得以可能，即被消费仅是纯收入，剩下的部分可以继续从事再生产，但是，这意味着“商品价格不仅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且分解为垫支的资本价值”(卢森贝，第190页)。于此，斯密在千方百计避开自我设定的教条的同时也使得这一教条破产了。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失误在于他把不变资本排除在了产品的价值之外，因为当他把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等同起来的同时，其实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了起来。实际上，年产品价值不仅包括新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包括被转移至新产品中的旧价值，它们包括以往所存留的一切价值要素，而非仅仅是当年的价值。而所谓年价值产品则是指当年所生产的产品。虽然斯密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根源是深刻的，即“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而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18页)。显然，马克思是非常看重不变资本在资本再生产中的关键地位的。换言之，马克思从总体的观点看待社会资本决定了他能够恰当理解社会资本再生产，即自我创造和自我推动的问题。他说：“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同上，第390页)也就是说，斯密将不变资本撇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不能理解社会资本及其再生产问题。
另外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把社会资本仅仅看成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部分，而忽略可变资本部分。
马克思对上述两种观点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这是不能正确理解价值理论的结果。其实，斯密曾经很接近这个问题的本质，他由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本区别引申出了作为价值的一部分的收入和作为消费基金的收入之间的区别。正如后来列宁所指出的那样，“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关于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列宁全集》第3卷，第30页)由此，根据c和v+m之间的差别，马克思将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生产分为两个部类，即第I部类(生产资料)和第II部类(消费资料)，进一步将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可以说，正是借助于这一资本再生产内部的界限，马克思才得以合理地解释资本再生的问题。
由此，理解资本“再生”的根据在于正确区分社会总产品的内部区分，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区别。通过两部类之间的交换，即如果I(v+m)=IIc，那么简单再生产是能够实现的，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是可能的。这里无须对这两部类的具体交换即流通行为作进一步的分析。只需要指出，为什么只有在社会资本内部明确界限，进而对社会产品和社会生产作出区分才能理解资本的再生产问题。这其实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实质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既包括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即资本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即全部循环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89页)可以说，社会资本内部的运动，正是通过真正的流通过程来实现的，即通过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使得生产资料的部类能够满足对消费品的需求，消费资料的部类能够满足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进而生产资料部门能够继续从事新的生产。
这便是马克思在把握社会资本运动即社会资本再生产自身时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一方面揭示了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的辩证运动，即个别资本要过渡到社会资本，不是通过个别资本的总和相加，而是通过个别资本的循环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交织和错综流通来实现;另一方面准确把握了社会生产的内部区分，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生产与消费的辩证过程，以及社会资本要实现再生产需要在资本内部设定差别，并通过资本内部要素间的相互补充才能实现资本外化与收回这一辩证过程。
总言之，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重新对资本内部的基本要素进行划界与综合，进而建构了货币的“复归”、价值的“转移”和资本的“再生”等这些资本运动的辩证环节，即资本外化与收回自身的逻辑，揭示了资本自我推动和创造的过程。实际上，这就是《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所体现出来的资本内部的辩证法。
注释：
①与对《资本论》第二卷的传统解释不同，哈维对第二卷的解读紧扣了资本循环与危机这一议题，可以说深刻地把握了《资本论》第二卷，甚至是第三卷的思想通道。他认为，关于历史上的危机的理论大部分建立在此基础上，而这一点现在远未被我们所涉及或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论》更切中当今社会现实的部分是在第二卷和第三卷，而非以剩余价值理论生产为主题的第一卷。
原文参考文献：
[1]哈维，2016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谢富胜、李连波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韩立新，2009年：《从费尔巴哈的异化到黑格尔的异化：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一个解读》，载《思想战线》第6期。
[3]《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
[4]卢卡奇，1963年：《青年黑格尔》(节选)，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5]卢森贝，1963年：《〈资本论〉注释》(II)，赵木斋、瞿松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马克思，2000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2003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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