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毛主席的话与工农兵结合始终如一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
延安是个革命的大熔炉，在这个大熔炉里，华君武同志无论在世界观的改造上还是在艺术的创作上都经受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为其以后的革命和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上海漫画界已小有名气的华君武来到延安不久，就发现自己的漫画作品并不受人们的欢迎。为什么？因为他的漫画还不适应工农兵的需要，脱离大众化。访谈中，华老深情地回忆：一次，他在桥儿沟搞了一个黑板报，他发现，年画、连环画老百姓都看，而他的漫画他们都不看，为什么？他们看不懂，因为他的表现手法是“外来”的，学外国的。后来，他从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有关政策上感觉到他的漫画应该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从此，他的漫画创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如何处理好“暴露”与“歌颂”、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上，他认真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自觉地树立唯物辩证思想，远离唯心论和片面性。访谈中，华老以十分仰慕之情回顾了他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三次接触和所受到的教育与启迪。
第一次，他和蔡若虹、张谔举办一个三人的漫画展，除了老百姓来观看之外，毛主席也来画展参观。华老说：毛主席看完画展后对他说：漫画要发展啊。华老对照自己的作品，反复琢磨毛主席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他认识到：“这个画展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举例说：“我们三个人就画了一个红军干部，钢笔插了五六根，那个时候红军干部一般都是农民出身，他接受了教育以后，他也要提高文化（水平），那么他就喜欢买支钢笔插一插，这也不算什么是不是，那么也要讲，文化水平是提高了，就是你插几根钢笔就提高了，其实还是很片面。”
第二次是1942年8月份，华老说：“毛主席邀了我们三个人到他家里去，请我们吃了顿饭。这当中，毛主席谈了我的一张讽刺（植树）的漫画，那张漫画登在《解放日报》上，主席看了，说这张漫画就是批评人种树不养树，什么树都砍掉了，那时候延河边确实是有的树都被马驴啃掉了。毛主席就说种树不去好好地保护，这是可以批评的，但是这样子讲就是像整个延安的种树都是不好，但是，比如说王家坪，种的不好，那就应该说王家坪植树怎么样怎么样。毛主席说一定要弄清楚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这就很明确地批评了我们的片面性。所以这个事情，一个这么伟大的领袖管我们的漫画展，恐怕世界上还没有。”这次谈话以后，华君武对自己的漫画作品和创作思想进一步做了反思和总结。笔者看到这里，不由得联想到许多事情。华老念念不忘毛主席教导的这个“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在当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就有那么一些共产党员，在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上，忘记了这个关系。他们或抓住“个别”，否定“一般”；或抓住“局部”否定“全局”；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或一叶遮目不见泰山。笔者手头就有一例：2007年3月19日《报刊文摘》刊登了一篇题为《高尚全编入课本的“改革语言”》。该文列举了这位高尚全先生三条把“个别”当“一般”的怪论。之一是：“在1956年，上海的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11个部门的审批，要盖11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之二是：“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大量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订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不行。”之三是：“城市，古代中国有，西方也有，市场+城堡，就出现了城市。我们不承认市场，但总不能把城市叫“城计”(城堡+计划)吧！”。前两个例子，在毛泽东时代，存在不存在呢？是可能存在的，就像华老在延安画的“植树”那种现象的存在一样，但它不是延安的普遍现象，同样道理，可以肯定的说，高尚全举的这两个例子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普遍现象。因为有事实为证：1949——1978年，我国的重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前增长90.6倍。轻工业总产值增长19.8倍，农业总产值增长2.4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20几倍。工农业生产总值，30年平均每年增长9．5％。我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样辉煌的成就，如果按高尚全先生所形容的那样可笑的例子代表全局，代表普遍，无论如何他是解释不通的！实际上，可笑的不是这样两个个别现象，可笑的是高先生自己！因为这样一来，他这个共产党员在宣扬什么，主张什么，就自我暴露了。至于第三个例子，更是无稽之谈。谁不承认“市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就没有取消过市场。当然，高尚全先生如果所指的“市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当然是反对的。高尚全先生所举的这三个例子并不简单，它里边包涵着一种不可告人的阴谋，那就是否定前3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笔者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去年3月4日，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不是大喊大叫什么经济上要私有化，政治上要实行“台湾模式”，并声称共产党“不合法”吗？！让人费解的是，高尚全的这些“改革语言”（实为“西化”、“分化”的陈词滥调），竟然“编入中学课本”！真乃咄咄怪事！
抛开这些陈词滥调，我们还是回到访谈上来。华老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他有幸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重要论述。从此以后，华老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中不断领会着《讲话》精神，世界观、文艺观和创作风格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毛主席号召大家下去熟悉人民的生活，他就学《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搜集来自百姓的漫画语言，慢慢体味主席关于文学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思想，他的作品越来越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闻乐见了。“群众是否看得懂”，成了他创作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以敏锐的眼睛和犀利的画笔观察社会，针砭时弊，成为绘画界的一面旗帜。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华老始终不忘毛主席对他的教诲，不忘延安对他的熏陶，不忘一个共产党员所肩负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重任和光荣使命。他说：“不到延安，没有党的教育，毛主席的教育，也就没有我的漫画，没有华君武的今天，这一点是感到非常深刻的。这是老话，但还是非说不可”。这个“非说不可”和“念念不忘”，真实地体现了华老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爱戴，也体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和可贵的品德。时下那些身为共产党员却昧着良心“念念不忘”攻击污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在华老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龌龊，多么卑鄙啊！
实事求是讲真话始终如一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华老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文革时，像许多老艺术家一样，他也被“触及灵魂”，受到批判。笔者在《文革史料》中看到这样一篇“大字报”，题目很是醒目：《砸烂“美术之霸”——华君武》。这篇“大字报”给华老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术界十恶不赦的大恶霸”、“把持美术界，干尽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等等几顶大帽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家贫知孝子，板荡识忠臣。40多年过去了，华老到底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大恶霸”？显然不是！这几顶帽子戴错了对象！回过头来看，有没有戴对的呢？有。谢韬、李锐、李慎之们就戴对了，他们今天的言行完全可以证明，当年给他们戴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比较合适和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华老还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段经历，华老的确吃了不少苦。然而，他直到今天还是毫无怨言，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请看下面这段对话，就很让人折服。
主持人问他：那个时候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被打击被迫害，你内心有没有动摇过放弃漫画？
华君武说：“没有，我在文革期间种地、养猪，我养猪（养了）四年，种地（种了）一年，种菜园两年，挑了有一万斤粪，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动摇。”
主持人又问：文革中下放劳动，那段生活是不是您人生中最痛苦的体验？
华君武毫不犹豫的说：“没什么痛苦啊！我养猪、种地，挑了10000斤粪，身体练的很好。”
主持人紧追不舍：您内心真的没有痛苦么？
华君武斩钉截铁：“真的没有！”在说这句话时，这位90岁高龄的老人脸上挂着自信、质朴的笑容。
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啊！华老这样短短的几句对话，就把他海一般的胸怀舒展开来，让人们去探望，去评论吧！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件大事。下放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在华老那里，没有什么“浩劫”的感觉，也没有什么“牛棚”的愤懑，更没有什么对党、对领袖、对群众的“怨恨”，他以一句“身体练的很好”一带而过。这样的胸怀，这样的境界，难道不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吗？笔者以为，值得，很值得！没有平地，就显不出高山。毛主席当年曾经批评过，有那么一些人，进城以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了。现在有人把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说成是蹲“牛棚”，笔者是不大赞同的。上世纪60年代，笔者曾经参加过农村的“四清”运动，文革时又到农村“干校”劳动一段时间。笔者切实感到，“干校”尽管比城里生活苦一些，但吃住都比农民兄弟的“待遇”好多了，劳动强度更是没法跟农民比。如果说我们这些人是蹲“牛棚”，那么几亿农民住的都是“牛棚”吗？显然，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眼中没有群众，就是脱离群众！的确，有那么一些所谓蹲过“牛棚”的人，他们的骨子里还是剥削阶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从骨子里就瞧不起劳动群众！这些人与华老这样的革命画家和共产党员相比，绝不是同类人！
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华老也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缺点、错误的“完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犯过许多错误的人。一个人在一生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知错必改。华老就是这样一个能够知错必改、勇于自我批评的人。访谈中，他以坦荡的胸怀毫不掩饰地说：以前我整别人，现在人家整我嘛。我画漫画讽刺过他们，不过是现在轮到我被整了嘛。他说：我其实很愚蠢啊。我现在用着一枚章就是：大愚若智，就是说我自己。为此，华老在其“文集”的前言中写道：“为漫画作了一点工作，也犯了错误”，“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画了错画，伤害了一些同志和朋友。”主持人也谈到，每次画展，华老都在自己撰写的展览《前言》中写下这样的话：“漫画历来是配合革命斗争的，有的配合较好，有的配合不好……”。华老还对画过丁玲、艾青、萧乾等人的漫画表示道歉。笔者认为，华老的自我批评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他画别人的漫画，进行一次次地道歉，可他从没有要求也没有提及过给他戴过“帽子”的人向他道歉。这或许就是对己严，对人宽，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的高风亮节吧！
笔者对华老道歉的几个知名人物之一的丁玲同志还是了解一点情况。笔者读过她早年的著作，也读过她晚年的著作。就像文革时给华老戴错“帽子”一样，给丁玲同志戴的“帽子”也戴错了。丁玲与华君武一样，始终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领袖、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仅举几例。丁玲早年秘书张凤珠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在读到１９７９年７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后，对丁玲作如此的“亮相”表示不理解。看望丁玲时，她问道：“我不能理解你经过二十多年致命的打击以后，怎么还能像苏联小说中，红军战士喊着为斯大林去冲锋那样，说自己是为毛主席而写作？”丁玲说：“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就是这种感情。”张凤珠说：“可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呵！”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南方周末》“左右说丁玲”文）1981年丁玲去过美国一次，在那里住了四个月。美国当权者以为，丁玲作为一个受过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打击、具有特殊经历的人物，更是可能积极争取的对象了。美国人很希望丁玲在美国洗洗脑，并希望听到丁玲骂骂毛泽东，骂骂共产党，骂骂社会主义什么的，即使发发牢骚也好——这对于“和平演变”中国是非常有用的。可是美国人估计错了，丁玲毕竟是丁玲，丁玲不是那些甘心出卖祖国的浅薄的“民运”骨干，也不是那些唯美国马首是瞻、主张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美国不仅没能改变她，反而使她更加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腐朽和没落，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立场，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她回国谈到她的美国之行与感受时说：“今天有些青年人，不太知道毛主席过去的伟大。有的外国人说我不可理解；有的青年人说我心有余悸，被整怕了，所以老说共产党的好活。我觉得这些人太不了解革命了。我当然要说共产党好，是共产党培养、教育了我，我怎能不说毛主席的好话呢?……不能因为自己吃了苦，上了北大荒，就在每篇文章里骂毛主席。”“我在美国参加不少会，差不多每次会都有人问我：谁打的你?为什么要打你?我的答复不令人满意。谁打我，我告诉你干什么！你是外国人，这是党内的问题，我跟一般群众都不说，跟外国人说干什么！”（《丁玲文集》第八卷第491~492页）1984年8月她在写给中央组织部并转党中央的信中说：“我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愚人，一个伶仃的孤女，是党长期地教育我、指示我，使我逐渐能够懂得做人的道理，使我没有白白地浪费我的一生。从1932年我在上海参加党那一天起，我就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党。我是属于党的！要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到底。52年来我得过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自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受到过一些惩罚。但我只愿从中引起我的反思，自省自问，不计其他。……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丁玲文集》第十卷第221~222页）
这就是华老要道歉的丁玲！华老能够向这样的人道歉，是应当的，也是值得的。道歉者和被道歉者同样都体现了人格的伟大和高尚！
在华君武和丁玲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革命老前辈身上，我们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气节！什么是高尚！什么是胸怀！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中国的脊梁！什么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什么是共产主义精神！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完稿于2007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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