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锈弦上弹奏
1976年后思想“解放”头几年，知识学人擦着眼泪欢呼获得新生，舔着伤口庆幸赶上新时期的好时光，之后便忙起了“拨乱反正”。伴随着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还有几场讨论也先后冲击着人们已然形成的信念。
1977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发表《伤痕》。这两篇小说是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成为文学史叙述无法绕开的名词。
“伤痕文学”所讲述的大多是一些在毛泽东时代受到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冲击的人的悲情故事，被称为关于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的第一次文学尝试。但是，由于“伤痕文学”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自其问世后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描写大胆反抗所谓“四人帮”的英雄作品问世，其代表作是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的话剧《于无声处》。
1978年5月，青年工人宗福先写完了话剧《于无声处》。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了。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
此时，远在北京的胡乔木关注着上海的报道。他的职务是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此时，他正在负责起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胡乔木读罢剧本，即飞赴上海。去机场接他的上海市领导问：你到上海有什么安排？他说：我就是来看一个戏———《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接见剧组全体人员，问：作者呢？宗福先赶忙走到他面前。他仔细打量了这位工人作者，平静地说：写得不错。之后，就没说什么话。其实，他返京后即指示有关部门作出调《于无声处》晋京演出的决定。11月14日，剧组抵京，没料到接见规格甚高，竟然是文化部副部长率群众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更没料到的是，北京的观众看《于无声处》是那么的激动！而以后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剧组所没有料到的：16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20多年后，人们才获知：这一切都是胡乔木同志奔走京沪两地潜心运作、推动的结果。
1978年11月19日，剧组到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演出……
《于无声处》在京热演期间，许多领导纷纷接见剧组，但胡乔木再也没露面。1978年12月18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就在同一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刘心武的《班主任》的发表已经引起了一些非议，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以后，非议就更为猛烈。但是，文艺界的多数人，包括周扬、张光年、林默涵、夏衍等文化官员则为这种现象拍手称快，为伤痕文学辩护。1979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转来的“晓风致陈荒煤的信”。晓风为近年来出现刘心武等新人新作表示高兴，提出“文革”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进步，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陈荒煤在致编辑部的信中，赞扬青年知识分子“确实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应当给广大青年开辟创作的园地，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创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文坛。
二十多年后，卢新华在北京举行的新书《紫禁女》媒体见面会上，在重审二十余年前曾经繁荣的“伤痕文学”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伤痕文学”因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篇篇作品充满了悲情主义色彩，再加上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他说：“尽管当年的‘伤痕文学’对当时民众造成的精神创伤给予了控诉，并使文学回到了‘人学’的正常轨道，但由于作家与时代的局限性，‘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寿终正寝。”
但是，在1979年，随着暴露和描写“文革政治灾难”的伤痕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讨论。
围绕应不应该“暴露”的争论越来越广泛。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向前看呵！文艺》的文章，作者把近两年来的文艺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作者认为，这三类作品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4月中旬以后，《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作品》等刊物就这篇文章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4月，《上海文艺》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淀清的《歌颂与暴露》两篇文艺短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尤其是《“歌德”与“缺德”》一文，一些人感到不寒而栗，从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李剑在《歌德与“缺德”》中把以前大家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批判。该文写道：
『据说，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那么，“歌德派”有什么罪呢？据说是他们的文章和作品长于“歌德”——歌颂是其文字的主要特色。这就有罪吗？这就应当批判吗？我看未必。当然，歌颂“四人帮”的哈巴狗文艺应当批判，一味地歌舞升平的空泛文字亦应指斥其弊。但是，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树碑立传，为四个现代化事业大声疾呼，这又有何不好？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晴，人民的手足，同党的事业同一命运。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给作家以充沛的革命激情，能使之象开闸的激流那样为人民的事业大声呼喊。有幸于为中国人民的现代生活创造精神财富的专业和业余作者，没有任何理由不为“四化”高歌。
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观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这既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又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对别人满腔热情歌须“四化”的创作行为大吹冷风，开口闭口“你是‘歌德派”。这里，你不为人民“歌德”，要为谁“歌德”？需知，“歌德派”者，也在“歌”无产阶级之“德”时，于字里行间猛烈抨击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残余意识，并没有在笔端失去迅雷闪电。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着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们认为要全心全意地深入其中，透过他们明净的心窗摄取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有人说不，不能下去，下到那些手上有油污、脚上有牛粪的人中间实在苦也！既无“舞会’，又无“盛宴”，真真是“虚度年华”。怎么搞创作呢？这些人说，“上”，“上”到红地毯上去采写“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呜呼！中国九亿人口，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工农，拾绿纱明镜中之“珍珠”，真可谓“绝对真理”，比杜林高明十倍。诚然，“科学之宫’应当重笔描绘，表现科学工作者的壮美情怀。但是，只是“上”到科学家的楼上，并不能写出佳作。科学家是在楼内，而他的图纸却在三山五岳、江河大海中变成丰硕成果。你不“下”到江海之中、峰谷之内，不见科研的实际成果，科学家的壮美情怀又何以颂扬？即使是纯粹的理论研究，“研究’过程中也有着研究者的感情奔流；而这感情又来自何方？只能来自他所感触到的社会激流、时代脉搏；而这“激流”和“脉搏”，则不在楼上，而在楼下，在亿万工农之中。自诩高稚，不近工农，在悠悠的柳绿下苦思“惊人语”，又岂能撰出佳作？
“歌德”并非什么凭空的臆想，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勤劳的人民所给与作家们的真情实感。中国的三十年社会主义征途中，虽然“四害”造成了十年灾难，但从根本上讲，我国的历史是前进了的，祖国人民的生活较之旧社会是提高了的，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优，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而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
工人、农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历来被“文明”的地主资产阶级视为芸芸众生，开口闭口“小人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让人民翻身当了国家主人。文艺工作者应是“社会公仆”，为什么不去歌颂他们？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
还有那些“兵”，那些在自卫反击战中流血战斗的我们的阶级兄呆。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朴实、勤劳、勇敢、善良，对人民是“孺子牛”，对敌人是下山虎。为了民族，他们十八、九岁，二十几岁，用血肉之躯去冲开敌人的大面积雷区，用心中的热血去浇灌胜利之花。他们为什么不应歌颂？为什么不应“下”到他们中间。你吃着面包大叫着“我们太落后啦！”，他举着手榴弹喊着“向我开炮”，可见你比他们“高明”——生活水平“高”、电视屏面“明”，所以不必“下”到他们中间。对吗，尊贵的先生？
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陈毅、贺龙……，为战斗的工农兵，为科研、教育工作者，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大“歌”其“德”，大颂其功，这是阶级的呼声，时代的要求。让我们的文学艺术和着鲍狄埃所踏过的血泊，含着“四五”勇士们的战斗激情，去满腔热情地歌颂我国大地上的万里春光，去抨击形形色色的邪风浊气。让我们的题材、体裁、风格、形式，在生活的激流中更加多样。让我们的作品中充溢着泥土和油浪的芳香，闪烁着青春的火花。让我们伟大祖国的春天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这里，我们不搞一味地美化生活的歌舞升平，也不赞成一些人用灰色的心理对待中国的现实。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全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歌德”与“缺德”》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宽松和自由。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阎纲的文章，率先作出反应。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
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王若望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一文，言词更加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何等霸道！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经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理论，不过此文提出了两个文艺理论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暴露与歌颂？一个是文艺如何配合实现四化的中心任务？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法则”，实际上是扼杀文艺创作，导致文艺作品千篇一律、公式化、模式化。只要是生活真实，是典型，应该允许暴露和讽刺。暴露也好，讽刺也好，都是作者拥有的创作自由的必要手段。《“歌德”与“缺德”》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的英雄。在标榜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下，贩卖极左思潮，反对“双百”方针，这是决不能容忍的！
7月22日，《河北日报》第四版发表文章《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是广开文路还是划地为牢——也谈歌颂与暴露》。8月1日，第三版继续发表文章《也谈歌颂与暴露——与××同志商榷》、《等闲平地起波澜——评〈“歌德”与“缺德”〉》。8月7日，《河北日报》第一版发表全国各地报刊和文艺界广泛评论《“歌德”与“缺德”》一文的消息《批判极左思潮大胆鼓励文艺创作》。8月9日，第三版转载《人民日报》文章《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发表《温故而知新》、《歌德与毁瓜》等文章。8月24日，第三版发表全省许多地市文艺界纷纷座谈《“歌德”与“缺德”》的消息。9月5日，第一版发表消息《批判极左思潮端正思想路线》，报道省文联4单位联合召开会议，遵循“双百”方针，讨论《“歌德”与“缺德”》等文章和文艺理论问题。全省文艺理论工作者和各地市文联、宣传部代表六十余人参加讨论。省委宣传部领导发表讲话，要求河北文艺界认真补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这一课，继续深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消除阻力，繁荣文艺创作。
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河北文艺》第六期文章《“歌德”与“缺德”》展开讨论，并转载了《光明日报》王若望写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和新华社播发的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等文。随后，上海、北京等地纷纷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德”与“缺德”》的批评。
8月2日，上海市文联就《歌德与“缺德”》一文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界50多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身体不适的巴金也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同一天，《戏剧艺术》编辑部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请上海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歌德与“缺德”》，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即“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与会者认为，“这篇文章的文风十分不正，挥舞棍子、帽子，采取泼妇骂街的语言，这也是近年所罕见的”。8月10日至24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上海市文学、戏剧、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的著名人士，文化部的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出席参加。会议再次批评《“歌德”与“缺德”》，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表达了文艺界的主流意见。
北京。8月17日。《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首都报刊编辑共约80人应邀出席。苏叔阳、白桦、张锲、苏予、马德波、孟伟哉、鄂华、陈骏涛、张洁、刘心武、王蒙、李陀、张弦、邵燕祥、张作光、杨志杰等在会上发言。座谈会以“深入批判《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与会者高度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也批评社会了一些人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归罪给文艺界的观点。与会者指出，《纪要》的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
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就是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在一些报刊上也时常能见到：有人认为李剑的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1979年第8期《河北文艺》刊登了署名陈良运的读者来信：《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全文如下：
『对前一阶段文艺界出现的一些言论，《河北文艺》第六期的文章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就文艺作品中歌颂领袖的问题发一点议论，以来助鸣。
有一种似乎是比较权威的说法，大意是我们以前大量出现的歌颂无产阶级领袖的诗，是与《国际歌》唱反调，因为《国际歌》否定救世主，否定神仙和皇帝，而我们一面在唱《国际歌》，一面歌颂救世主，这是提倡迷信，是“五四”运动的反动。
很明显，所指的歌颂救世主，就是指中国的诗人、业余诗作者、工农群众所创作的大量的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篇。
的确，自毛主席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以来，中国专业和业余的（还有外国的）诗人歌手，写下和吟唱了数以万计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毛主席领导中国劳动人民闹革命，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与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渴求解放和翻身的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就有最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事出必然。只有熬过黑夜的人才能体会到太阳的温暖和光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发自人民心灵深处的歌声，所以，当陕北农民李有源登高一唱，立刻引起亿万人民的共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歌颂毛主席就是等于歌颂救世主吗？否！革命人民歌颂毛主席，就是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是党的具体形象），歌颂中国伟大的革命事业（毛主席是这一伟大事业的象征），歌颂革命领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毛主席集中地表现出这种联系）。毛主席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行动的方向。正是领袖与人民思想的一致，行动的一致，领袖与人民有这种感情的交流，人民才产生这种歌颂领袖的愿望。这里既不是强加，也不是遵命写作，这与资产阶级、宗教徒赞美他们救世主的动机绝不能相提并论，而无产阶级的领袖与资产阶级救世主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名作《列宁》中写道：“阶级的头脑、阶级的事业、阶级的力量、阶级的光荣——这就是党。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的弟兄，在母亲——历史——看来，谁会比他更宝贵？我们说—一列宁，我们是在指看党，我们说——党，我们是在指着列宁。”综观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歌颂毛主席的文艺作品，也是这一主流和基调，能说是在歌颂纠世主吗？
歌颂毛主席就是搞个人迷信吗？否！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会歌颂他们杰出的领袖。华盛顿被人歌颂，惠特曼歌颂林肯的诗已成为传世名篇。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只要他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积极的贡献，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拥戴，那么歌颂他的文艺作品就有悠久的生命力。马雅可夫斯基歌颂列宁，有提倡个人迷信的副作用吗？没有！斯大林有搞个人迷信之嫌，但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歌颂他伟大功勋的诗篇，绝不能看成是个人迷信的产物。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错误出现在他的晚年。中国人民歌颂毛主席的诗与民歌（主要是民歌），则在二十年代末期的井冈山就出现了。因此，决说不上是受苏联个人迷信思潮的影响。歌颂领袖与个人迷信没有必然的联系，前者是自觉的“为事而作”，后者是盲目的崇拜。
歌颂革命领袖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吗？否！“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但是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政客胡适之之流追慕资产阶级的民主，最后滚到蒋介石法西斯政权的泥坑中去了，这就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以李大钊、毛泽东、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人们，为中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不屈不挠的奋斗，这是“五四”运动的主流。歌颂毛主席与提倡无产阶级民主是一致的，因为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民主起了总其成的伟大作用。鲁迅先生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文中提到毛主席之处，无不充满颂扬之情。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另一伟大旗手郭沫若同志，一生写过很多歌颂毛主席的诗篇。一九四五年毛主席的《沁园春·血》在重庆发表后，一群反动的御用文人攻击毛主席有帝王思想，郭老挥笔填词，一面热诚地歌颂毛主席和他的诗篇，一面痛斥反动文人“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们也都创作过歌颂毛主席的诗篇。
诚然，过去在歌颂领袖题材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向和问题。一是歌颂毛主席的作品多，歌项其他革命领袖的作品少，特别“四人帮”横行时期，根本禁绝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艺作品中出现。那时，实际上“四人帮”也反对歌颂毛主席，他们不是提出了所谓“触及时事”的口号吗？在他们横行时期，根本没有出现一篇歌颂毛主席的优秀作品，而是用毛主席的名字去点缀他们的阴谋作品。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情况很快改变了，歌颂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多起来了，这是对以前偏向的纠正。领袖不是一个人，领袖是一个集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都应该歌颂。因为毛主席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具于首要的地位，歌颂他的作品相对说来多一些也是不足怪的，无可指责的。二是有些歌颂领袖的作品，把领袖人物神化，没行真情实感，堆集一些空洞的口号和虔诚的报恩词，没有写出抒情主人公与革命领袖之间的感情交流，没有塑造出可感性的形象。正如其他题材文艺作品中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常见病一样，这一类作品中存在这些缺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是整体中的局邻，主流中的支流。延安大学中文系编的《红太阳颂》中，绝大多数是有真情实色的好作品。如小叙事诗《毛主席看伤员》中毛主席的形象平易亲切，真实感人。
“四人帮”不准人民悼念周总理，歌颂周总理，那是强奸民意。现在，谁断定歌颂毛主席就是歌颂教世主，自己不写，也号召别人不要写，不也是违反民意吗？』
此间，《人民日报》还刊发了系列争论文章：
7月31日，转载《河北日报》7月22日的《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一文。
8月13日，署名“闻山”的文章：“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学习陈毅同志《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该文强调说：
『《河北文艺》六月号《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这两篇文章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两篇文章都短，但很惊人，因为这是“四人帮”垮台后所少见的。前一篇没有谩骂，但也把文艺理论这种学术问题的讨论，拉进政治斗争、敌我矛盾的范围里，把与它们持不同态度的文艺工作者推到敌人那边去。
……
更奇怪的是此文还有另一个新发现。据说，它看到有人对周总理的“讲话”，只是“择其所好”，把其他的抛在一边；也就是说，有人歪曲、割裂了周总理的原意为己所用。那末，这岂不是更应该严肃地提出来讨论，以维护周恩来同志论点的完整性？我们学习周总理的讲话还仅仅开始，多少年来就没认真学一学，现在刚一学就有那么大的毛病，难道不值得大家重视？』
8月20日，郑汶：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
8月20日，杜雨：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
8月31日，新华社：出席《文艺报》、《文学评论》座谈会消息。
9月3日，宗杰：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 ——评短篇小说《乔厂长任记》
1979年第8期的《山东文艺》上刊登的署名“益言”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短评则针锋相对地提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主张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看看是否合乎实际，思想是否真有道理。当遇到社会上某种思潮出现，应该把它放在党和人民利益这个最灵敏的天平上称一称，看看它是否与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如果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仅应当顺应潮流，而且应当推波助澜，大力支持。反之，则应当抵制，不受其干扰，更不能因其“新鲜”，就人云亦云，去赶这个“时髦”。什么是当前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最大愿望呢？这就是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要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条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抛弃了一切；动摇了这四条基本原则中的任何—条，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中国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坚持这四条基本原则，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从胜利走向胜利；反之，革命就要遭到挫折和失败。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党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一直是坚持这四条基本原则的。我们党号召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也是以这四条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可是，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却把这个“根本”给忘掉了。他们以转弯摸角地指责革命导师、发泄某种情绪为时髦，误认为这也属于”解放思想”、“破除精神枷锁”。我们说，革命导师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是他的战友、党和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他的思想的基本原理，已为我们的革命实践所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应该是我们永远坚持的行动指南。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要把革命导师的思想当作教条，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不问实际情况地去生搬硬套；更不是提倡搞“本本主义”，凡事都去翻语录。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逐步形成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对此，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至于个别论断的失误是在所难免的。因为革命导师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总会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人对事物的认识，都要经过由不认识到认识这样一个过程的。革命导师和领袖也不会超越这个规律。
我们的革命路程是曲折的，是经过了不断的失败才取得胜利的。建国以前的近三十年的历程是这样，建国后的三十年历程，也是这样。毛主席说：“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作，毛主席也曾说过“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事实也果真是这样，这用不着大谅小怪。何况革命导师的缺点和错误，在其伟大的一生中，与其丰功伟绩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南山篑土。我们既然承认世界上不会有“完人”，可是，有人却要求革命导师一定是“完人”，不许有任何缺点和错误，如有，就要将整个人加以否定，这岂不是仍要求他们是神吗？
我们主张对革命导师的功过，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对其是非，也不是不可以议论。但是，一定要以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一定要注意客观效果，特别是应持同志式的态度。绝不能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去随意做些有损于革命导师的事情，因那种做法与郑重的评论革命导师的是非功过不是一回事，这是很容易区分的。现在，个别刊物上出现了某些颇为“时髦”的文章和诗歌，借咏古谈史为由，大骂封建帝王。其感情色彩的浓郁，造词遣句的尖刻，早已超出了评论历史人物的范畴。人们看得出，他们一非摘历史学的研究，二非搞历史题材的创作，而是有所指的。也许他们会说：“不要扣帽子，干涉我们的写作自由。”我们说，话不能这样讲。如果你们真的想搞学术研究或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就应该从史料佐证入手，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认真的分析，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不仅没有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相反地，会欢迎你们从中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来以资后人借鉴。即使是追古抚今，抒写个人情怀的作品，只要没有别的意思，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可惜你们的大作，字里行间明鞭封建帝王，暗答革命导师，已经到了不暇掩饰的地步，这就不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慨。这难道还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吗？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四人帮”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四人帮”不但批宰相，批大儒，矛头有其所指，就是他们吹捧一批帝王后妃，亦不无其罪恶的政治目的。他们手段的卑鄙，伎俩的低劣，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深恶痛绝。如果你是我们的同志，又怎能使用敌人曾用过的方法呢？你看，都是用否定历史帝王人物的方法来否定我们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你自己也会看到你是用的和谁家相同的方法吧？其实，有话还是明说好，不要再搞什么影射术。更不要以为搞影射术是“时髦”中的时髦，广大读者对此是嗤之以鼻的。』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孙子健：《谈“影射”及“赶时髦”——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一文。该文指出，《河北文艺》发表的《“歌德”与“缺德”》与《山东文艺》发表的《这样的“时髦”赶不得》有异曲同工之妙。文章说：
『两篇文章都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歌》文讲到“诅咒红日”；《时》文则更为明显地讲到“现在，个别刊物”发表的诗文是：“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导师”，而且判之曰“影射史学”、“阴谋文艺”。还强拉硬扯地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说什么“你看，都是用否定历史帝王人物的方法来否定我们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并声称“如果你是我们的同志，又怎能使用敌人曾用过的方法呢？”这就更严重了，成了敌我性质的问题了。
……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革命领袖是人而不是神。现代迷信这股风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而刮起来的。许多是非问题，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和蒙昧主义、奴隶主义搞糊涂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流毒很深，至今阴魂不散。对于这些，《时》文的作者也该是明白的。为什么故意挑起“革命导师”作为幌子来吓人？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主张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更高地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当前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现代迷信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同志还不在少数。《歌》文和《时》文的出现，并不奇怪。冰冻三尺，岂止一日之寒？』
10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启治”的文章：《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推荐刘宾雁的特写〈人妖之间〉》。明确提出“是做粉饰生活的所谓‘歌德派’，还是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勇敢地‘干预生活’”的问题。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了白桦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针对“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再次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歌颂什么救世主。理由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歌德”与“缺德”》引出的风波越闹越大，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
此前不久，1979年5月9日中宣部例会交谈文化界情况，胡耀邦插话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口号不要强调了吧，也不批评，但不宣传”。
抱着对文艺创作应该怎样写“大家可以讨论”的态度，胡耀邦接受了陈荒煤的建议，批准发表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文艺报》的同志送来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有好处。周总理的这次讲话，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发展，现在总理的讲话已发表了18年，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要总结这18年的正反面经验，应该又有所前进，又有所发展。他还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随后，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文艺报》与有关刊物和上海的同志一起连续举行了学习周总理1961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文艺报》编辑部还在1979年3月举行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文艺界的领导与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一起，共同探讨了如何总结建国30年来文艺战线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理论的批评与评论。许多同志都指出，文艺界既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影响与流毒，也要正确认识建国17年来文艺界遭受右的和“左”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
8月23日，胡耀邦会见广播局召开的电视节日会议代表并讲话：“要使人们革命理想、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奋斗目标、生产知识、欢悦的精神生活统一起来，浑然一体。……艺术品离开政治不行，但艺术品离开艺术就不是艺术品，那看‘毛选’好了，看电视干嘛？”
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歌德”与“缺德”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立即批示应予重视。在胡耀邦的倡导下，经和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9月4日和9月7日，在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中宣部邀请了河北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和这篇文章作者，以及全国文联的一些负责人和在京的文艺界理论评论家约20人参加。
胡耀邦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3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这是毛主席教育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内部思想上的争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躲开矛盾绕开矛盾是不对的。我们必须采取平等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
胡耀邦指出，《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党中央一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德与“缺德”》文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王若望同志的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对王若望这样文坛上的老同志，应提出严格要求。当然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主要责任在李剑同志。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今年春天，恰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较大。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键，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这个问题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胡耀邦的这番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局面。河北省委宣传部及文联表示，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准备以《河北文艺》的名义，写一篇由于《歌德与“缺德”》所引起的争论而吸取教训的文章。
1979年9月5日，第9期《河北文艺》编发了冯键男等人的署名批评文章，编者按说：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我们的毒害很深。为了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要排除“左”右干扰，特别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彻底肃清其流毒。
本刊今年第六期发表的《“歌德”与“缺德”》等文艺短文，引起了全国强烈的反响，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指出它是极左思潮的反映，其观点是有错误的，文风是不端正的。对此，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实践是检验算理的唯一标准。艺术和认识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讨论和实践去解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坚持“三不主义”。在讨论中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意见，推动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本期从大量的来稿中选发了四篇文章，希望大家就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帮助我们纠正缺点错误，端正思想路线，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
多年以后，2002年，前《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美国去世。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和观察人士在哈佛大学举行纪念王若水的研讨会，他们说，王若水生前以他研究政治问题的独到眼光和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精神，为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旅居美国的前《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刘宾雁对美国之音说，王若水在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时候，利用职权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评论和报道，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宾雁：“对中国政治的贡献，那应该说是很大的，而且是很特殊的。我1979年到《人民日报》的时候，斗争非常激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假如王若水不是在《人民日报》的话，中国的改革恐怕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人民日报》是共产党机关报，所以有极高的威望，很有权威性，大家都相信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但另一方面，《人民日报》实际上已经落到改革派的手里。”
刘宾雁举例说，在“右派”纠正的问题上，当时汪东兴主持起草的文件只允许给很小一部份人纠正，但是王若水主持发表了关于几个单位几乎给所有“右派”纠正的报道，各地党委以为这是中央的政策。结果，各地右派改正工作实际上是以这几篇报道而不是中央文件为指针。刘宾雁说，在许多拨乱反正工作中，王若水都利用《人民日报》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还有其他象包产到户啦，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啦，思想解放等等，在很多问题上《人民日报》都通过他的评论、社论或者他的报道，做了当时胡耀邦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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