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太奇：爱森斯坦的电影和人生
■龙飞
爱森斯坦
苏联于1925年拍摄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以磅礴的气势和惊人的独创性开创了世界电影的新纪元。该片导演、年仅27岁的爱森斯坦（1898-1948）从此名扬四海。他的主要贡献是创建了蒙太奇理论。
蒙太奇是法语的译音，为“剪辑”、“组合”之意。在电影创作中将许多分散的、不同的镜头，有机组接起来，形成各个有组织的片断、场面，直至一部完整的影片。这种技法能增强艺术感染力。爱森斯坦对蒙太奇原理的发现，在世界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0年爱森斯坦在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剧院担任导演及舞台美术工作。那期间，他发表了论文《杂耍蒙太奇》，主张将杂耍节目，即精彩的、出人意外的表演片断作为戏剧的基础，把这些具有独立性的片断顺畅地连接起来，用统一的主题加以贯穿，以引导观众走向导演所预期的方向。
爱森斯坦同摄影师基赛合作拍摄了影片《罢工》。该片初步实现了导演的艺术设想：他把一群安插在工人里的奸细，同猫头鹰、虎头狗的镜头穿插起来，将那些奸细比作灭绝人性的禽兽，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他又把军队屠杀工人的场面同一个屠宰场杀牛的镜头拼接在一起，作为对杀戮无辜的象征性批判。在巴黎艺术博览会上，《罢工》为苏联电影赢得了第一个国际奖项。
其实，发现蒙太奇原理的先驱是苏联电影导演库列肖夫。他曾做过实验：先拍下一个毫无表情的人的面孔，然后分别把他同一盆汤、一具尸体、一个孩子的镜头连接起来，结果使观众感到他有想喝汤、悲痛和喜悦的表情。这个实验证明，两个镜头相接就能产生新的含意。
事实上，蒙太奇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试图克服苏联早期电影业的最大困难——胶片匮乏，电影人不得不利用一些零碎胶片来拍摄，然后再加以剪辑。库列肖夫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他那微妙的实验的。而爱森斯坦则在这一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蒙太奇原理，成为这一理论的奠基人。
爱森斯坦对自己的处女作并不满意，他要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这时苏共中央号召电影工作者为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20周年拍摄优秀影片。爱森斯坦选择了黑海战舰“波将金号”起义这一历史题材。战舰波将金号起义发生于1905年。在革命洪流推动下，波将金号的水兵处决了反动军官，升起红旗，将军舰开到敖德萨海港，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但沙皇政府派来军队，向起义水兵和平民百姓进行屠杀，起义失败了。
爱森斯坦和基赛到克里米亚拍片时来到当年的沙皇行宫，看见石阶上的大理石狮子雕塑，一只狮子躺着熟睡，旁边一只醒了，第三只正在爬起……基赛对这三只狮子十分感兴趣，说只要拍摄三个石狮的片断，就能剪辑成一只石狮跳起来的镜头。他将三只石狮分别拍下，经过剪辑，果然三只没有生命的石狮变成一只跳起来的石狮。影片表现大屠杀场面时，曾切入一只石狮跳起的画面，给观众传达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连石头也要起来怒吼!
“屠杀”桥段——著名的“敖德萨阶梯”，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范例：一个镜头是沙皇军队的大皮靴沿着阶梯一步一步走下去，另一个镜头是惊慌失措的奔跑的群众；然后又是迈着整齐步伐的士兵举枪射击，然后再是人群中一个一个倒下的身影、沿着血迹斑斑的台阶滚下的婴儿车、抱着孩子沿台阶往上走的妇女……两组镜头交相冲击，产生了令人叹服的艺术效果。
《战舰波将金号》后，爱森斯坦开始考虑下一步的拍摄计划。他参加了苏共中央的十四次代表大会，领悟到应跟上时代，拍摄反映农村集体化的作品。1926年，他构思影片《总路线》，想把不断变化的农业情况纪录下来。而准备拍摄《总路线》的电影公司，发现本公司没有纪念十月革命的影片，便让爱森斯坦暂停《总路线》，赶拍另一部配合形势的片子。爱森斯坦只好中断手中的工作，上马拍摄根据美国记者里德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改编的影片《十月》。为使《十月》在1927年11月7日上映，他发疯般地工作，终于如期完成影片。可是到了十月革命节，《十月》却遭禁映。苏共中央内部出了大事：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而托洛茨基在《十月》里是作为一名英雄出现的。
爱森斯坦继续拍摄《总路线》。但因中断了很长时间，以前拍好的许多素材已远远落后于飞速发展的现实。他毫不犹豫地决定一切从头开始。《总路线》完成后被谴责为“崇拜技术，反现实主义”。他再次修改，片名改为《旧与新》。1929年，爱森斯坦应邀到柏林参加《旧与新》首映式。政府同意他与基赛在国外考察有声电影。在欧美期间，他进行了系统讲学，后来他将这些讲演整理成书，陆续在国外出版。
爱森斯坦想拍一部以墨西哥为背景的影片，卓别林建议他找作家辛克莱。在后者帮助下他们抵达墨西哥，准备拍摄史诗性的影片——《墨西哥万岁》。可是因拍摄时间过长，辛克莱无法再筹款支持。他们只好结束拍摄，回纽约进行剪辑。辛克莱同他商定：他俩先回国，随后即将底片送往莫斯科。但后来辛克莱违背诺言，将底片卖给了某电影公司以弥补自己的经济损失。爱森斯坦被这种行为所激怒，竭力想把底片弄回祖国，但直到逝世也未实现。
回国后爱森斯坦拍摄了《白静草原》。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少先队员与富农父亲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最后被父亲杀害的真实故事。但上级下令停拍，拍好的片子被销毁，并批评他把农业集体化中的阶级斗争写成父子间善与恶的斗争，指责他拍摄了一部有害的“形式主义”影片。他为此而停职反省。
直到1937年爱森斯坦才获准恢复工作，他振作精神，重新全身心地投入。他拍摄的历史巨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伊万雷帝》在叙事结构、声音运用上都有创新，成为世界电影的高峰之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表现的是13世纪俄国击溃德国侵略者的故事，但因为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影片显得不合时宜而被当局禁映，直到德军入侵才被解禁。三集片《伊万雷帝》第一集获斯大林奖一等奖。第二集刚剪辑完毕，爱森斯坦突发心脏病。1946年9月，苏共中央作出《关于电影〈灿烂的生活〉》的决议，批评《伊万雷帝》第二集“反历史主义”。爱森斯坦上书斯大林，斯大林接见了他，表示同情。
爱森斯坦的电影理论著述一部部在国外出版，而他的许多影片却没能完成。50岁生日刚过，他因宿疾发作，那颗锲而不舍、执著追求的心脏骤然停止了跳动。一代天才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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