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舞台上的国话
──看《失明的城市》
黄纪苏
一
《失明的城市》讲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寓言：有一天城里人纷纷瞎了，后来全都瞎了；城市一片混乱，乱成了侏罗纪公园；而侏罗纪公园，不正是这个世界的本相么？寓言对于社会，有点像《红楼梦》里瑞大叔对于凤姐，最爱干的就是用极端手段扒下裤子看明真相。当舞台的人世被扒到一丝不挂时，舞台下穿着戴着描着画着的世人估计会有些人跟我一样，觉得赤身裸体虽然爽，但已经有点凉了。
戏剧改编自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萨拉马戈是一位葡萄牙共产党员，那种国家的这种党员写的小说，一般都有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和社会批判气质，不像我们国家许多党员非党员所从事的文艺，与之最相近的行业左边是象牙微雕，右边是异性按摩。这样内容这样气质的一部作品，千里迢迢运到中国的戏剧舞台，会不会把原来的精气神运丢了呢——发站时一车挺然高唱的雄鸡，到站后一只只沉默寡言，全都在怀念故乡的鸡窝，故乡的黎明，甚至故乡的周扒皮？
搬演外国作品，文化的转换或水土的适应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戏剧生产链而言，首先面对这个问题的环节是策划，也就是剧目的选择。这个环节需要找到那出戏和这方水土的联系，找准它在新家里的位置。剧目的选择在我们这里有相当的随意性甚至盲目性。那边一部戏火了或是获了（奖），这边就立即上马。这比较符合八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和价值标准，那时的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基本属于上下游关系或上下级关系——上头的精神，上头的动静，便是下面的选择。但中国是一块上升的大陆，升了二十年，已经今非昔比了。这种随意性似乎还包含了一层接受主义美学：既然一千个观众一千种理解，那还选择什么剧目，无为就无不为了。这种美学的基础也是盛行于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过市场一登场，这两样东西的下场就明摆着了，因为市场就是要通过规模效应追求最大利益，也就是说，市场喜欢一个声音，不喜欢见仁见智。以搬演外国作品为主业的国家话剧院，在剧目的选择上瞄准了“经典”，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有了“经典”这道门坎，外国的武大郎还有开裆裤就知难而退了。但的确国话和非国话的一些经典让人看了会怀疑它们怎么就是经典，并进而怀疑经典就又怎么了。所以，初选来的经典还需再经过精选，精选是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是一个寻找转世灵童的过程。在这方面，国话肯定还有不小的改进空间。应该说，《失明》在国话的剧目中算是一个不差的选择。但舞台上的那个世界与舞台下的这个世界之间，的确感受不到那种两手握紧、一见如故的联系。
还有，这部作品的寓言本色和过于写实的表演形式不能融洽，这造成了节奏上的拖沓和层次上的琐碎。《失明》显然应该更写意，更灵动，更干净一些。还有，主要演员从头到尾声嘶力竭，这几乎是话剧舞台的通病。所有人都知道不该这样，但到头来，真没几个不是这样。知与行之间还隔着一路的跋涉。
二
通过这出戏，我们还看到了另一出戏，一出关于戏剧的戏。在那出戏里，政府、市场、商业、西方、意识形态、艺术、制作、评论、媒体、营销各色人等像问号一样在舞台半明半暗的弱光中时隐时现，飘移不定，上演着中国戏剧的未定之天。那种混沌的局面很像失明的城市，失明的原因则是中国社会由计划到市场的剧变，剧变相当于上帝闭上眼睛暂不视事。舞台上乱局中的众多角色里，我们看到了国话。相对于流变不居时代背景，这是一个稳健而稍嫌迟缓的身影。当别家把张人脸一缩再缩，缩成小狐狸的三角脸，再配上一双会招手的眼睛，她却是那张平铺直的“国”字脸；当别家都快把裤衩取消了，她还在放裤腿、熨裤线；当别家像热锅里的耗子，台上台下呆哪儿都觉得不对，恨不得改当飞鼠，她却走得不紧不慢，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那种走法。就这样，几年下来，国话在中国戏剧的变局中扮演了一个常量。这个常量无论是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传承的，都在客观上为中国戏剧的未来维持了一道值得维持的传统，即“知识分子戏剧”的传统。知识分子进剧场不是去东直门簋街一醉方休，而是参与社会、探讨文化。这个传统兴起于国难方殷的上世纪初，衰微于社会生活全面市场化的上世纪末。但它自有生生不息的理由：只有在中华民族彻底完成现代化重生再造的历史任务之后，知识分子才会转型为五行八作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戏剧才算走完自己的历史行程，变成一门纯粹的娱乐。这个知识分子戏剧的传统，对于国话这样的体制内院团来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为各种“一”——除了“六一”——张灯结彩才是她的应当应分。国话的剧目，从《狂飙》到《萨利姆女巫》到《哥本哈根》到《失明的城市》，都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话题，都跟日益庞大的消费主体新市民阶层的钱包岔着道。谁跟钱也无冤无仇，国话自不例外。但她却以本分实在的行动，撑起了一块谁也不愿意去撑的天地。有了这块天地，戏剧的未来舞台才不致被钱堆得满满的，堵得死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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