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任何政治目的，也不会有任何政治意义，只是一种民间文字的收集。记录这种文字，是给1000年以后所谓的历史留下一点资料，就像我们现在看一千年以前的事
也说顺口溜
从小就看《七品芝麻官》，那时，因为电影的匮乏，《七品芝麻官》看了无数遍，因此记住了里面有一句十分豪气的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家喻户晓，童叟谙熟。
其实，这句话并非出自片中主人翁徐九经之口，而是当时民间盛传的一句顺口溜，作者写进剧本用台词的形式由“七品芝麻官”大人之口说出，是当时背景的写照，也反映了作者美好的愿望。
顺口溜始于何朝何代，前人记载不多，后人的研究也极少，千百年来，顺口溜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被人们所接受和喜欢。远古时代，老祖宗们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侃起了“顺口溜”，像《伐檀》、《硕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
南北朝梁武帝时代，十分重视民情，皇帝梁衍曾经下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毛泽东也效仿这种做法，要他身边的人到下边观政听言，这里的“谣”和“言”，相当程度就是指“顺口溜”。
汉高祖刘邦，算来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君主，然而就是这个汉高祖，返祖回乡时鸣罗开道、招摇过市引起民愤。元人睢景臣根据《史记•高祖本纪》中“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以及“沛中空县皆之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等资料，以极其辛辣的语言，漫画的手法，写了《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曲，通过一个乡巴佬的口,也就是用“谣”的形式，丑化象征皇帝天威的仪仗。本来是日、月、龙、凤、飞虎图案的旗帜，在老百姓的眼中都变成了兔子、乌鸦、蛇、鸡、狗一类的动物。还说是“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刘邦当了皇帝，返祖回乡，踌躇满志，当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过多的忧民欺民，民愤便会四起，民谣也就流行，皇帝的尊严自然会被撕破。
元明时代，民谣民曲多有记载。那首“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的《正宫•醉太平》，索性把“官”比做“贼”，说什么“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见陶宗仪《辍耕录》）当时社会上还流行这样一首民谣：“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这首民谣的流行，是因为豪绅强制老百姓敲锣打鼓去迎接官员，可见元明时代民间对以假巡视之名，行忧民之实的各级官员的憎恨。明代的大曲家王磐作了一首《中吕•朝天子•咏喇叭》的小曲，据蒋一揆《尧山堂外纪》所载：“正德间阉（宦）官当权，往业河下无虚日。每到动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命，西楼（即王磐）作《咏喇叭》以朝之。”曲是这样作的：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辩甚么真与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
这喇叭即是用来抬高官员们的身价，又是他们的肖像和化身，虚实相生，脱口成趣。
渗透这些有史可究的极为稀少的顺口溜、民谣来看，从一个截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也体现了这种民间文化的特殊作用。遗憾的是，这种民间的顺口溜、民谣、民谚，多已失传，对弘扬我国民间文化实在是一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也出现过一些顺口溜。比方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石油工作一声喊，老天也要矮一矮，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后来全民学雷锋，于是雷锋的日记便以顺口溜的形式流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总的来说，二十世纪50、60、70年代留下来的民谣、顺口溜不算太多。到了80年代，顺口溜如雨后春笋，妇孺皆知，以致风靡一时，顺口溜也就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调侃，特别是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出现的段子更是到了极点。
顺口溜的出现，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无法说得太清楚。总之它是一种心绪的反映。刚出现时，是一种发泄，一种无奈。同时，透过这些顺口溜便能窥见社会矛盾循序渐进的多层次来。譬如：“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十亿人民九亿捞，还有一亿正弯腰；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大倒作报告，中倒睡大觉，小倒带手扣，不倒听训导，最后都去倒”；“中央领导忙组阁，省里领导忙出国，县里领导忙开发（区），乡里领导忙吃喝。”这些都是不痛不痒的调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顺口溜便有了针对性。比如：“丢了三条裤子（水库、仓库、粮库），多了一条裙子（裙带关系）”；“父子局，夫妻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
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还处于萌芽期，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安徽搞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尝试。尝试成功后，便有了著名的“要吃饭，找万里”。与此同时，赵紫阳在四川也在搞这种尝试，也就有了“要吃粮，找紫阳”。到了中叶，内陆出现了“十七十八，披头散发；二十七八，补习文化；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干也白搭；五十七八，种草养花”这种比较消极的顺口溜，而此时，深圳以世界瞩目的气魄展现了中国人的骄傲，创造了“深圳模式”。于是，深圳的街头巷尾流传着“十七十八，流水线下；二十七八，手拿电话；三十七八，早已提拔；四十七八，培养部下；五十七八，幕后策划”的与内陆截然相反的调子。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受益省，也是改革开放的产儿。随后，山东、上海相继崛起，便出现了“八十年代学广东，九十年代学山东，再过十年学浦东。”的说法。
改革开放给国人带来了实惠，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复苏，同时也给传统观念和社会风气带来了碰撞，这种矛盾的转变给滋生“顺口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环境中，一些领导干部对自己的要求松懈了，标准也放宽了：“不要装错兜（个人贪污受贿），不要上错床（生活作风问题），不要搞黑的（走私军火）、白的（毒品）、黄的（淫秽），除此外，干什么都行。”“检查团叫‘解馋团’，常委扩大会叫‘肠胃扩大会’，久经（酒精）考验的优秀（油袖子）干部”。
对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是顺口溜最为流行的，也是最为尖锐和苛刻的：
“下来像个办事的样子，进出像个贵宾的样子，吃喝像过年的样子，返回像打猎的样子。”
被大家背得滚瓜烂熟的如：“摸着二五八，搂着十七八，吃的大王八，喝的人头马，坐的桑塔纳，住的富丽达。”“喝酒一斤二斤不醉，跳舞三步四步都会，打麻将五夜六夜不睡，玩女人七个八个不多，收礼受贿成千上万不退。”
最早的矛盾在企业，因为国企改革是我国最难的尝试，对企业的某些干部，群众意见颇大。在某省，一位职工看不惯现状，怒而上书中央：“职工拼命干，挣了三十万，厂长拿去买了个乌龟蛋”；“别看厂子小，厂长有蓝鸟”；“工厂虽然不赚钱，厂长有辆大丰田”；“手拿大哥大，腰挂BP机，系的金利来，穿的高跟鞋，坐的进口车，玩的夜总会，搂的别人家女，进的桑拿浴。”企业的改革始为承包租赁制，时间一长，对一些企业承包商（者）便有了微言：“一年好，二年饱，三年跑。”
应当承认，改革确定给经济带了来腾飞，五六十年代，一个县能有三五辆吉普车就够阔的了，就是省里的头头们有辆伏尔加或红旗，那是绝对的风光和奢侈的了。如今大街小巷转转，“总统级座骑”随处可见。究竟是有钱了，还是公仆们的消费观念变了？无法道清楚，或许二者都有。然而也有“没钱靠贷款，也不坐国产”的公仆们。
尽管有些顺口溜过于偏激，但不能说没有道理。因此，老百姓特别喜欢，所以传播也就快。“远看没领章，近看没手枪，不管是穿绿的还是穿蓝的，都是向我们要钱的。”不仅辛辣，而且深刻。又如：“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酒足饭饱，政策了了。”在山东和河南，有一首歌到处唱：“老农民，穿黑的，都是农民所得的；当官的，穿蓝的，都是剥削社员的。”对某些官僚腐化现象，老百姓也有看法：“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餐饭，晚上夜总会聊聊天，拍拍肩膀说不错”；“屁股在讲台，声音在电台，接见在舞台，赴宴喝茅台，办点正事把蘑推”；“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上有烟头；乡长下田头，秘书在后头；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对某些单位办事难、难办事的现象，也有顺口溜：“香烟作介绍信，酒杯当大印，要想办成事，筷子作决定。”随后发展成：“红包作介绍信，‘戒指’当大印，要想发大财，帐号做决定”；“正儿八经难办事，没有好处办不了事，有了好处乱办事，歪门邪道好办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还有像诸如：“塘边喇叭响，来了一群官和长，中午撮一顿，下午撒一网。”湖南湘潭、浏阳等地出现请老百姓撒网而溺水身亡的事故。
二十几年前，顺口溜的出现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顶多也只是调侃或发发牢骚而已。随着民风的变化，也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言论的自由，人民无所顾忌地用民间文化的形式对社会积弊加以抨击和讽刺，愿望还是好的，同时也是中国民主文明的一大进步。“十字歌”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代代享清福；二等到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三等公民个体户，宰了张三坑李四；四等公民坐机关，中华、塔山、云雾茶；五等公民大益帽，吃了原告吃被告（现在是睡了原告睡被告）；六等公民手术刀，切开肚皮要红包；七等公民交警队，马路旁边吃车队；八等公民是律师，发财全靠打官司；九等公民是教师，尤鱼海生认不清（如今教育又成了最大的腐败，也有顺口溜：家庭摊派搞集资）；十等公民老百姓，任人宰来任人割。”对于医生的顺口溜，刚开始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工程师不如破鳝鱼丝。”随着时间后移，顺口溜也在原来基础上有所改变，目前关于医风的流传：“一百二百不出手（钱少拿不出手），三百四百水上走（还可能被拒绝），五百六百脸上看（把握不准要看脸色），七百何开八百蔫来（一般标准）？九百加一百回春盼妙手（这数才可办成事）。”足见变化之大之快。
前面谈到关于石油工人的口号，从小就熟悉，曾经影响过整整一代人，成为当时中国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强有力的精神武器。再看现在反映人民精神面貌的：“工人白相相，干活有阿乡（乡下临时工）；书记谈理想，厂长搞横向”；“没有金钱推着干，有了女人积极干，无钱无女靠边站”；“上班如拉纤，做事如磨面，领钱如聚宴，下班如射箭”。有人甚至写了对联，上联：“上午泡下午泡天天都泡”，下联：“今天熬明天熬天天都熬”，横批：“一不做（事）二不休（打麻将）。”
中国人是最讲究吃的，吃还可冠以“食文化”而居称于世。一些人把“吃”和“食文化”混为一谈，结果“吃掉了传统，吃穷了国库，吃散了纪律，吃坏了官民关系，吃出了人命。”媒体常有报道，某地某人因陪酒引起酒精中毒死亡的事儿屡屡。有则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仅1992年，我国利用公款吃喝达到810亿。而现在又是当年的多少倍？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现在用公款吃喝达到3700多亿，多么惊人的数字。
当官的说：“当官不敢受巨贿，总得落副好下水。”
为民者说：：“民以食为天，口要享福气。”
于是顺口溜烽起：“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会，书记说：‘能喝不喝也不对’”；“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不吃不喝，经济难搞活；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只吃不带，作风正派，又吃又带，不必见怪，不吃不带，那才见怪”。
在林林总总的顺口溜中，涉及面之广，流传之深，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无法相比，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从大的角度看，它归纳总结一个时代的风尚，社会利弊，腐化堕落，发泄积挹；从小的方面看，它又反映到家庭、恋爱、婚姻、升学、分房、人际以及观念的变化。“你老我不嫌，只要你有钱；你老我不怕，死后我又嫁”；“一嫁二嫁等于没嫁，三嫁四嫁等于才嫁，五嫁六嫁才算是嫁，七嫁八嫁那才真嫁。”区区几句话，对那些在婚恋方面采取极不严肃做法的青年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摹，入木三分。后来，一些人对年代烙印又写出：“50年代爱英雄，60年代爱贫农，70年代爱军营，80年代爱洋人，90年代爱经营。”在深圳，男女青年孜孜追求的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朝拥有。”
关于年代烙印的顺口溜还有：“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或全民下海），90年代全民奔小康（也有全民下岗，全民炒股一说）”；“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防人，70年代人欺人，80年代人骗人，90年代各人顾各人。”
曾被《文友》杂志评为十名不受欢迎的作家之一的贾平凹曾在《废都》一书中写到：“一等作家靠政界，跟上官员做幕僚；二等作家跳了槽，帮着企业编广告；三等作家入黑道，翻印淫秽换钞票；四等作家写文稿，饿着肚子要清高；五等作家潦倒了，X擦沟子自己把自己操。”
比方说反映大、中学生校园生活的有：“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抄、抄、抄——解决问题的绝招”；“语文课是老北京的叙说，自习课是大闹天宫，数学课是P4之谜，外语课是天方夜谭，地理课是九州方圆，回家是归心似箭，班主任是垂帘听政，同学之间是陌生的朋友，考试前是顾此失彼，考试后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宣布成绩是悲惨世界，家长会前是丹（担）心谱，家长会上杨三姐告状，家长会后是今夜有暴风雪。”
一个时期，青年人感到十分迷茫，就象一只迷途的羊羔，需要指点迷津，需要一只强硬的手拉一把，然而，文艺界这些年对青年倾听的心曲让青年人更加感到难辩西东：
最早的无常：“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再来》；最早的焦灼与浮躁：“你在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迟到》；焦灼与浮躁后，便是一种失意对得意的愤怒：“我抬头，向青天，寻找过去的以前，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也没有改变”《信天游》；这种愤怒很快变成一种失落感：“脚下这地在走，身边那水在流，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之后，深层的破灭也就油然而生：“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好人一生平安》；但得到的还是无边无际的迷惘：“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应该属于哪一个”《心中的太阳》；不久，一种更加不甘心的狂乱豁出来了：“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生多少忧愁，何不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然而外面的世界并不是那么好，年青人也只有落得一身沮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更有人改造为：“外面的世界也诱惑，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因为有了这些，一种被抛弃的飘忽感动荡起来：“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人亦沉湎于伤感，对外面的世界感到落寞，颓废之气便弥漫开来：“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星星点灯》；到了最后，一种深深的梦幻感笼罩住芸芸众生：“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里唯一的行李，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只是多了一个冬季”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以上是这些年流行的十大金曲，它是社会流淌的各种情绪，如果不是所谓的金曲，依我看它就是一种顺口溜。不禁要问：开放改革这些年，真的就只“多了一个冬季”么？显然不是。问题的实质是外部世界多了许多新的挑战，内部世界让人多了一种心曲。也是流行曲中所表达的无常、浮躁、愤怒、沦落、破灭、迷惘、狂乱、沮丧、伤感、颓废、梦幻组成的心曲，一阙莫名的虚幻之曲。
如果把顺口溜只是看成一种民间文化，抑合一种牢骚的发泄，我们的心境也就平淡了。事实上，记录这种文字，只是给1000年以后所谓的历史留下一点资料，就像我们现在看1000年以前的事。基于这种原因，也就大胆的把一些过激的东西记录下来。比方：“为官者，定法，定法者，无法。为民者，守法，守法者，受罚”；“工商狼，税力虎，公安干警是流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个（省略3个字），他为个人谋幸福，他叫人民各搞各”；“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省略3个字），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或照着人民打麻将）”。又如广东最为流行的“出门想起毛泽东，进门想起邓小平。”说明老百姓不同时期的不同观念。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事实证明邓小平理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没有包产到户、没有解放生产力，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繁荣。至于某些执法部门，主流是好的，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主流形象。因此，我们不提倡也不赞成这种带有某些偏见或含有攻击味道的顺口溜，但也不能说这种顺口溜就是反动的，我们要以公正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种现象。
针对性的顺口溜还有不少。比方关于住房分配的：“一楼二楼，老弱病残，三楼四楼，有职有权，五楼六楼，傻冒青年”。关于投机者的有：“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富了投机倒把的，苦了奉公守法的，提了溜须拍马的，奖了弄虚作假的”。后来改成“四马”新说：“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爆发了单枪匹马的，苦了当牛做马的”。对联新闻界的顺口溜也有：“电视广告躺着做，报纸广告坐着做”。对学习雷锋也产生了怀疑：“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里走”。对保健品生产刻画最好：“一口大缸两小缸，三个打工来包装，四块五块瓶定价，七十八十进商场”；“要想保健品卖得好，说说疗效发发小报，专家学者胡说八道。”
像“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三（解放军）乱了营，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年所谓牛鬼蛇神）赚了钱”。“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元刚起步，百万元还马虎，千万元才算富。”这倒是事实，开放二十多年，确定出现了一大批爆发户，千万元确实算不了什么，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有更多的千万元户出现。而不希望在第三次经商浪潮风起云涌时，出现的“种地的撂了荒，做工的摆摊忙，教书的下课堂，当兵的出营房，掌权的做官商”、“物价菜价一天一价，公安保安天天不安”的现象。
“管它七毛、八毛，开个发票报销”。这是早些年在广东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其间主要是讥讽国有企业的领导享有的报销特权。如今：“管它飞机、大炮，打个发票照样儿能报”已成为见怪不怪的事儿。
进入2000年，这种东西已是铺天盖地，有人甚至出了书，各种段子各种版本形形色色，以致政府专门出台了法规进行约束，人们已经麻木了。这里也选录几首：“男人改革，不要堂客（爱人）；女人改革，到处接客；企业改革，工资冒得（没有）；交通改革，道路堵塞；公安改革，拼命杀黑；政府改革，干部缺德；麻将改革，不要东南西北。”关于三陪小姐的：“一不偷二不抢，怀里抱着共产党，不融资不贷款，自带设备求发展，不游行不上访，一张小床不下岗。”关于记者和妓女的比较：记者是捅篓子，妓女是篓子被捅。目的都是捞稿（搞）费。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咱们的国歌被改成：起来，还没有开户的人们，把你们的资金全部投入诱人的股市，中华民族到了最疯狂的时刻，每个人激情地发出买入卖出的吼声：快涨！快涨！快涨！我们万众一心，怀着暴富的梦想，前进，前进，前进进！
“顺口溜”古称为“风”，“风”又是“讽”的谐音。风的作用是上了文学史的，曰可：明世情，见风俗，辨得失。如今却变成了风俗的旗帜，社会的良知，生活的调料，剥苹果的匕首。
对于社会上流传的这些，我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可动辄就盖以丑化民族的形象加以限制。作者在整理该文时就说明，把它当作一种文化，民间文化！可以说，这种民间文化之一的顺口溜不少击中时弊，寓意还是深刻的，且以其短小精焊、通俗易懂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古人曰：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古人当且看重民谣、民言，呼吁“言者无罪闻者戒，下流上通上下泰”。那么，我们共产党的执政者为什么就不可以知弊而改呢？社会风气的好坏，国家的荣衰，在这些盛行的“顺口溜”中就可窥一斑而知其貌了。
最后，作者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党中国政府已提出了执政能力的问题，对腐败这个“肿瘤”已拿起了手术刀，“顺口溜”的滋生已无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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