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在世界汉学大会上把中国当代文学比作廉价的“二锅头”，并指出中国作家的诸多缺陷，诸如不懂外语等等。一些现场记者调侃的把顾彬的话总结为，“顾彬站在‘世界’的前面，他已取消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户籍。”
一些中国学者激烈反对这种“外来和尚念经”的方式，认为顾彬的的发言太大而化之，不是针对具体的作品和作家。这种发言方式是媒体惯于采用的，太娱乐化。在诸多中国学者作家中，只有少数人有所保留的赞同顾彬的意见。北村说：“我同意顾彬的某些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确实不如中国现代文学，其致命伤在于中国文学有思想动机，但没有思想能力，不能像优秀的外国文学那样形成一个思想过程。”北村说这样的话是认真的，他本身就是一个偏爱思想、灵魂的
反观作者，我猜想余华在那个年代一定受过无数刺激，即使他自己未曾直接受过伤害，他敏感的心也一定被当年的愚蠢、专横、残酷所刺伤。而现在，在这个自由的年代，他要把自己当时未能表达的东西宣泄出来，他要把对于当年的诅咒从心中宣泄出来。小说中卑劣的人性、混乱的时代便是他的诅咒，他把他们写得越卑劣，他自己便诅咒的越厉害。这种从幼年养成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一直延续到现时代，他对于现时代混乱的价值观、道德观同样诅咒。
这种宣泄和诅咒的写作方式的确是很多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的特点。文革破坏了他们内心的平衡，他们缺乏对于美好的感受能力，缺乏对于人性中善的信心，缺乏伟大的精神，缺乏稳固的应对现实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自己首先信心不足，更没有办法对读者传达深挚的情感和伟大的精神。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曾遭遇悲惨的境遇，但是这些人却没有这样诅咒现实、在作品中无节制的宣泄人性卑劣面的例子。他们在建国之前已经具备一种健全的价值观。他们仍旧保持一种理性和客观对待现实的态度。和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比较，现时代的很多作家都是心灵残缺的人。他们被文革毁掉了。可以说，这类作家的写作对于社会是有害的。他们所集中展示的是人性的卑劣和迷茫，就像福克纳所说的，“他们所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情欲，他们所写的不是人的灵魂而是人的内分泌！”他们本来是要诅咒这些东西，可是客观效果上却是在打压读者的信心和热情，妨碍人们去追求人性的善和美。
当然，有人会说，“但是他们所写的也是现实啊，有些地方的现实比小说还要黑暗”。可是，难道在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在极权专政的前苏联就没有黑暗的事情？难道他们的时代是一片光明？为什么他们的时代留下了那么多经典之作，为什么他们的作品总是触动着我们的心弦，开阔着我们的心胸，让我们平静、安慰？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与玛格丽特》、《日瓦戈医生》？
回过头来仔细看，这个问题归结到根源，其实也还是一个老问题，小说写的究竟是“客观现实”还是作者的“心灵世界”？若是说《兄弟》是客观现实，那么特蕾莎修女、史怀哲博士、日瓦戈医生、巴金、三毛、林徽音、可可西里志愿者、天真的小孩子、朴实的老太太、心思简单过着小日子的邻家小两口也都是客观现实，为什么当代作家不去写这些人的故事？
可以说，所有的小说写的都是作家的心灵世界。作家只能写自己最关注的事物。他本能的选择自己的人物，这些人物能够直接、间接体现他的思想和感情，能够体现他对现实的态度。巴金绝不会选择《兄弟》的人物，巴金本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主人公或多或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沈从文也不会选择《兄弟》的人物，沈从文是一个田园诗般的美的追寻者，湘西才是他最好的题材。钱钟书也不会选择《兄弟》的人物，钱钟书虽然在《围城》里也写过一些卑鄙的人物，但是当他写这些人物时却始终隐含着对于人物的评判，隐含着一种揶揄的态度。而在在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人物已经不仅仅是卑鄙，而是肮脏龌龊，当作者写到放荡时，背后已经不是对于放荡的隐含的道德评判，而是与放荡混为一体的淫欲。当一个读者直接面对这样的恶和诱惑时，不可能不受伤害。
一个作家必须把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东西表达出来。若是他的心中具备深挚美好的情感，那么这种情感便会逼着他将美好写出来；若是他的心中具备伟大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便会逼着他将伟大写出来；若是他的心中具备坚定的信念，那么即使他遭遇过无数迷茫、痛苦、社会动荡，他也要穿过这一片迷雾，向人们指出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或许蒙上了阴翳，或许彷徨，或许迷惘，却依旧干净的让人为之动容的心。
只有这样的作品，才称得上好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家，才值得人们爱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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